廿三條扼殺香港活力

二十三條立法的爭論繼續，不少人卻繼續冷漠，包括我的學生，但我不是要指責他們；去年，我在課堂與學生討論二十三條，有學生表明不關心，因為他覺得即使沒有二十三條，政府要整人一樣有許多辦法，他說，這就是「政治」。

政府近日的立法舉動，的確予人「政治」就是這般陰險與猾詐：亂把意見分類，小冊子是廣告術語，具體條文卻又另一回事，「缺席審訊」不是「秘密審訊」；學生冷感，我還是要熱情地跟他們討論，不過，我想，冷感有一定道理，香港的「政治」令我們都很無力。

我想，德國猶太裔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這種現代「政治」的分析最有洞見，學者蔡英文的新書《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重新介紹了鄂蘭對政治與「公共」的分析，甚為合時。

鄂蘭懷緬古希臘人對「政治」的理解，政治是由每一位合資格的公民共處商議的空間，即所謂公共領域，是超出私人生活，體現個體實踐說話與行動能力的地方，參與政治是追求美好生活以及展現勇氣，因為政治是不確定，所以政治應該是很有趣與變化多端的，這便是希臘城邦民主的真義。

懷有古典政治理想的鄂蘭，對現代國家擴張深痛惡絕，因為它吞噬了公共與政治領域，空間被政府霸佔，政治變成了官僚精英管治與管理，一切都是命定與可預測，所以不能以「公眾利益」作抗辯，因為太不能預測了，這正好是香港的文官最拿手的把戲；難怪對一般人民來說，政治是無趣與疏離的，根本無從表現辯論的能力，行動的自由，而且，資本主義的擴張，使物質生活及經濟增長成為集體最主要關心所在，難怪葉太說普羅大眾不會太關心廿三條，因為她正是要強化狹窄勢利的公眾眼光。

人說香港缺乏活力，缺乏的不是九十年代投機炒賣、利字當頭的狂暴，也不是保守政治文化精英虛構出來的「獅子山下」精神，而是七、八十年代的活力，香港新生代七十年代對社會改革的理想，化成社會運動、反殖鬥爭，八十年代區議會成立、政制改革帶來的憧憬，市民團體紛現的眾聲喧嘩，那個時代不少香港人對自己的力量充滿信心，他們關心本地社會政治改革，以至中國的變動（如八九年的學生運動），甚至世界大勢，這種活力帶著鄂蘭推崇的實踐行動色彩，而這亦是今天最缺乏，它自九十年代持續消減，直到現在持續被特區政府扼殺。

香港衰落的不只是數字上的經濟增長，還是活生生的公共政治空間，所謂「空間」，不只是議員的直選席位，不只是新聞言論自由，不只是二十三條是否及如何立法，而是我們，特別是年輕的人政治實踐的自信心，政府繼續在政治上出術打茅招，恐怕不只搞出廿三條巨獸，也令香港人更無趣、更沒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