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非「傳統」:Zygmunt Bauman的當代思考
Community :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Zygmunt Bauman
London: Polity, 2001


多年前在大學唸「社會學導論」,老師總抬出「社會」(society)與「社群/社區」(community)來作對比,前者現代,後者傳統,現代社會的故事是這樣的:從前人類相親相愛,生活在「社群/社區」之中,「社群/社區」瓦解,人類便離開這個古老王國,飛向現代「社會」。

頭痛的是,我們社會的語言含混不清,community這個詞在現代生活隨處可見,community center不見得有很親密的人際關係,「社區教育」不是古老而是時興產物,現在社會學系教授如何再講述這個概念,該是頗為有趣卻又費煞思量的課題。波曼(Zygmunt Bauman)寫這本小書,也許正是要補救社會學過去對「社群」簡單的理解。

波曼是一位波蘭裔的社會學家,在英國University of Leeds教書,是近年十分多產的社會學家,一年往往出版好幾本論著,環繞著現代性及後現代的母題,論及各種各樣的題目:納粹屠殺猶太人、工作倫理、全球化、社群等等,不停轉換話題,本身便是他的寫作風格;他這次寫「社群」這個題目,剛好與他去年《全球化》(Globalization)呼應,一大一小,一宏觀一在地,都體現了他對現代性及後現代性的看法。

書開首還是以傳統社會學中「社群瓦解」入手,他指出,這正是現代社會的爆破點,但他對社群的討論已脫離了「社群/社會」的二元對立,傳統社群的瓦解並不是簡單直接邁向個人化、原子化的社會,現代社會積極尋求各類理性制度來把人整合,不乏類追求社群的願望,因為人類不單需要「自由」,還需要「安全保障」(security):工廠不僅透過科學管理把工人組織起來,還強調工作倫理,取代工匠及行會制度;學校負責應付兒童及青少年,監獄把罪犯組織化地囚禁,進行社會訓育;社會福利照顧國民生計,維持國家穩定。簡言之,這一切正是現代性的計劃(modernity project),在社會分崩離析的情形下嘗試進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大手術。

因此,波曼補充波蘭尼(Karl Polanyi)的書名「鉅變」(great transformation)的意涵;波蘭尼研究英國工業革命,發現所謂「自律性的勞動市場」(self-regulating labour market)是一連串社會制度所促成的,沒有各種土地制度的變化,沒有貧窮救濟法例的變動,根本沒有這麼多人要離開土地,脫離農村社區,跑到工業城鎮當無產階級,這絕不是社會經濟的自然發展結果。

波曼同意波蘭尼的分析之餘,同時指出現代性的計劃亦是「鉅大的投入」(great engagement),使各類人投進不同的理性化組織:工廠、學校、國家等等,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是個人主義,卻也強調工作倫理、家庭倫理、愛國主義,使人整合到新的社會制度中去;可是,現代性計劃不見得很成功,錯漏百出,理性制度並沒有把人完全整合,亦沒有帶來令人滿意的「安全」;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各種變型社群的出現,所以在每個城市都出現各自分裂的文化族群,自立門戶,這亦形成歐美社會所說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在這個背景下,亦出現了「自由主義vs社群主義」的爭辯。

對波曼來說,這些都是具有後現代味道的混亂爭辯,但他採取的方法不是去進行哲學思辯,從理論上判定誰是誰非,而是把討論放回當代全球化的背景去思考。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單單回到社群認同是無濟於事,因為當代的不少所謂「社群」,其實是一種「ghetto」,這字本來指貧民窟,由於階級低下,備受歧視,以至聚集在殘破之地,與其他階層人士分隔開來,但波曼觀察到這種分隔式的社群,也開始出現在中產階級身上,全球人口及經濟流動,使階級及族群衝突高漲,比較有能力的階級各自建圍牆及僱用警衛或佩帶武器,自我封閉起來,與外界敵我分明,這便是美國無止境的種族衝突的溫床,今年四月份美國辛辛那提剛發生黑人暴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隔離式社區化」(ghettoization)仿如全球化的鏡像倒影,在此情此景,回到各自社群認同只會惡性循環,為了「安全」躲起來,只令自己每日生活在更多的恐懼之下,而真正的社會問題沒有被解決;在全球經濟網絡下,階級越加不平等,教育就業機會缺乏,種族歧視更難消除。社群各據一方,互相混戰,並沒有帶來社會改革,反而正合國家政權的口胃,他們早想退出社會福利的大工程,推行自由化政策。

前景頗為暗淡,波曼亦沒有給予清晰的答案,他只提醒我們,在尊重社群文化多元的同時,更應關注社會公義,進行社會資源的再分配,不同的草根社群之間需要互相認識與對話,而不是漠不關心,或沒完沒了的對抗。

也許香港還算幸運,沒有歐美城市那樣激烈的族群衝突,但我們也有所謂「香港人」與「內地來港人士」之爭,鬧出破世界紀錄的官司訴訟,有人怪內地人貪得無厭,侵害「港人」利益;波曼對社群的當代分析,正好給予我們一個新視角去檢視問題,各地方群體已不是最原始傳統的社群了,早已被現代社會制度以及全球化力量穿透,每個社群要講「自我認同」之外,也要講道理,香港人不能只講「香港利益」、「香港文化」,也要跟人談一下公平原則、文化交流、社群共處,更要反省所謂「香港利益」、「香港認同」是如何構造出來的,不能照單全收,否則,我們只會龜縮在自己日益狹窄的世界裡。

波曼從社會學角度點出,社群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東西,但卻不是「傳統」的,更非「純潔」的。如何有一種開放的社群生活?大概是這個世紀的一大迫切難題,香港自詡為一個開放自由的城市,這更是我們社會生活的核心,如果香港要生存下去,這並不比提升競爭力來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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