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強愈強的火鳳凰 ~ Niki Lauda
亢龍有悔 - 伯拉咸的兩年浩劫
就算在1977年為法拉利車隊奪得第二個世界冠軍寶座, Lauda和法拉利之間的芥蒂已經變得根深柢固。 他在當年的荷蘭站中秘密和伯拉咸車隊領隊Ecclestone簽訂合作協議, 預備在1978年帶著贊助者Parmalat加盟。 事件傳出後, 他的御用工程師Ermanno Cuoghi在美國站時因表達追隨Lauda的意向, 立即被法拉利施以即時解僱。 與此同時, 法拉利車隊已經成功邀請1976及1977年大西洋方程式賽事的總冠軍Gilles Villeneuve加盟, 並落實從加拿大站開始, 成為法拉利的第三車手; 雖然Lauda非常欣賞Villeneuve的才華, 但他質疑法拉利這樣做的動機: 他們何來有能力去照顧三名同場比賽的車手? 因著自己之前在美國站的比賽, 已足以讓他奪取第二個世界冠軍車手的寶座, 於是他在加拿大站的排位賽前夕, 提早向法拉利車隊解約, 並拒絕他們的高薪挽留:「我不想再留下來, 我所說的東西只有這麼多。」[Botsford, 1988] 隨即動身回到意大利收拾細軟, 回到自己居住的薩克斯堡(Salzburg)。
Lauda作出如此駭人的決定, 的確觸怒了不少人; Enzo Ferrari曾經如此批評他:「Lauda比猶大更糟糕! 他竟然用30條香腸的價錢, 把自己出賣給我們的對手。」[Weber, 1995]在他預備在博洛尼亞(Bologna)機場駕駛飛機離開時, 當地的航空交通控制員立即在廣播系統中向他作出譴責:「你將會被阻延兩小時, 不再有優先, 不再有貴賓優待。 你離開了法拉利, 你這個混蛋。」[Weber, 1995] 而傳媒對他也不客氣, 紛紛批評他自私的行徑, 剝奪了加拿大及日本的車迷觀賞世界冠軍車手風采的機會。 唯獨了解他心境的友人James Hunt卻對這些批評獨持異議:「(提早解約)對他來說可謂佔盡上風, 你們可以忍受的只會是更多的紛爭。」[Donaldson: 1994]
當時的伯拉咸車隊, 在Ecclestone的管理下, 擁有優秀的賽車設計師Gordon Murray, 在他筆下設計的賽車可謂一時佳作:「它擁有利於散熱的外型、固定嵌裝的車軸、接近數碼化的儀器、千變萬化的機械設置… 隨時可以令車子出現不同種類的錯誤! 不過這樣卻可以給他為車子撥亂反正的機會。」[Roebuck, 1986] 但是在Lauda加盟之初, 他竟然在這方面向新東主「擺架子」: 為了配合新車BT46和新贊助者Parmalat, 他們臨時聘請Peter Stevens, 負責車身圖案設計的工作。 在Stevens抵達車房時, Lauda面對一堆堆由綠、橙、金、白、紅及藍等顏色組成的圖樣, 口中不禁流露出焦躁和厭惡:「這些組合看來真該死! 我實在不想駕駛這樣的混蛋東西!」 [Heseltine, 2005] 最後還要經過Stevens的苦心設計, 才可以平息他的忿氣。(事後相信令Lauda最始料未及的, 正是Stevens及Parmalat自此成為伯拉咸的長期合作夥伴!)
至於當年的車手組合方面, 他的準隊友 - 來自北愛爾蘭的John Watson - 在表現上無疑是日趨進步, 但奈何Ecclestone對他的表現不太滿意, 所以只能居於第二車手的位置, 這樣對Lauda總有一定的好處; 不過, 最大的問題卻來自他們使用的 ~ 由愛快羅密歐(Alfa Romeo)提供的「縱12」引擎, 雖然它和法拉利的「縱12」引擎同出一轍, 但明顯地稍遜於後者; 再加上負責研發引擎的Carlo Chiti耽於逸樂, (Lauda曾批評他寧願照料在車廠流連的野狗, 也不會關心引擎是否運作正常。[Botsford, 1988]) 結果引擎經常因為一些輕微的問題而造成故障, 從而影響到比賽的表現及成績。
在1978年季初的比賽中, Lauda尚有能力與蓮花車隊的Andretti和法拉利車隊的Reutemann鼎足三立, 但是自從蓮花車隊在季中完全掌握「地面效應」(ground effect)的技術後, Andretti已經在之後的多數分站比賽中穩操勝��, 成為當年的世界冠軍車手。 而伯拉咸車隊在無法解決引擎問題的情況下, Murray立即轉向發展「地面效應」之技術, 盼望可以「青出於藍勝於藍」。 在瑞典站比賽前夕, 更在BT46型賽車的基礎上加以改進, 發明了利用吸塵機抽走空氣之原理去增強下壓力的「風扇車」 (Fan car), 結果Lauda在比賽中果然輕鬆奪冠, 但他的「風扇車」在賽會的投訴下, 在下場比賽起即時被禁止使用。 到了意大利蒙沙分站, 更因Andretti和法拉利車隊的Villeneuve犯規而遭加時的懲罰, 從而讓Lauda和Watson可以穩佔全場的冠亞軍; 此事對Lauda而言可算是吐氣揚眉, 因為他們能夠以非法拉利車隊及車手的身份, 在法拉利的主場賽道中連中兩元, 可謂丟盡不少法拉利支持者的面子。
但是, 也許連Lauda本人造夢也沒法想像到, 1979年 - 即是他加盟伯拉咸車隊的第二年, 正是他的惡夢之開端: 首先, 車隊找來1978年英國三級方程式總冠軍Nelson Piquet, 來取代Watson的位置; 其次, 愛快羅密歐的「縱12」引擎所衍生的問題不但無法解決, 還變得越來越層出不窮, 至於車隊的新車BT48型的表現更是差強人意, 可見他們對「地面效應」技術的掌握, 自從「風扇車事件」後仍未發展成熟。 在如此的情況下, Lauda不但難以發揮自己的實力, 更可悲的是, 連新晉的隊友Piquet的表現比他更為優秀。 在全年度只得4分的打擊下, 他對自己的賽車事業已經感到心灰意冷; 到了加拿大蒙特利爾(Montreal)站前夕, 伯拉咸已經換上全新的福特告士禾夫(Cosworth)引擎, 滿以為可以改善車隊的成績; 但Lauda在這個下雨的自由練習中, 試駕這輛「新鮮」的BT49型賽車後, 竟直截了當地向Ecclestone表示對「團團轉」的工作感到厭倦, 放棄了車隊提供年薪2百萬的新合約, 還有跟他共同征戰多年的頭盔及防火賽車服, (後來由他的好友Sante Ghedini接收) 正式離開了這個同時令他名利雙收及險死還生的賽車事業。 Ecclestone在經歷這場令他啞口無言的打擊後, 立即找來試車手Riccardo Zunino取代他的空缺。
賽車記者Botsford在事件發生後主動陪伴Lauda, 嘗試了解他作出如此駭人的決定之原因:「他在此刻變得輕鬆、耐心、謙恭和自在, 並且非常明確地表達(自己退休的)原因。 他經常說, 只要他不再享受賽車的樂趣, 那就是他決定退休的時候, 他在這刻已是如此。 他不再享受賽車的原因, 既不是那場令他(在1976年紐堡寧發生的)險死的意外, 也不是他在伯拉咸車隊中的投資失誤, 而是自己的決定。 他在當天清早, 從酒店窗外看著外面的雨水, 在極疲憊的心態下想著面前所走的, 同時看似毫無價值的前路: 他熱愛航空和飛行事業, 他熱愛在伊微沙島(Ibiza)的新居, 他熱愛他的妻兒, 但他在此刻已厭倦賽車; 他究竟對甚麼感到厭倦? 他對在這運動中的剝削和被剝削感到厭倦; 他在此刻最盼望的是得到應有的私隱, 而不是在車隊裡或賽車場裡的勾心鬥角; 他想成為另一個人, 處理不同的事情。 面對如此的抉擇, 除了替他的決定感到喝采外, 還可以做些甚麼呢?」[Botsford,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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