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1974年的復興期, Forghini提升不少他對設計賽車的信心, 於是提出在後軸之前安裝橫向五前速波箱, 更建議把車身的重心移向中央, 以減輕車身的慣性不平衡; 但是Lauda卻把這些建議聯想到他在1972年駕駛的馬殊721X, 不禁感到為難而加以拒絕。 結果在Forghini的游說及他的親身測試後, 發現新車(即是後來的312T)在操控及馬力輸出上有一定的改進, 促使他的心理陰影得以解除。
法拉利立即把這輛經改良的312T安排在英國銀石(Sliverstone) 跑道上進行的國際盃賽中登場, Lauda在比賽中冒著引擎被報銷的危險, 關掉車上的馬力限制器(rev-limiter), 最後更擊倒尋求衛冕的麥拿倫(McLaren)車隊名將Emerson Fittipaldi, 奪得全場總冠軍, 事後他雖然向傳媒坦認自己的危險行徑, 但竟贏得意大利舉國上下的讚譽。 不久他更在摩納哥、比利時、瑞典及法國分站中勝出, 在其他分站比賽的成績相對地較為穩定, 從而可以不費吹灰之力, 就成為當年的世界冠軍車手。 不過, 於他而言, 當年有三站比賽卻令他印象深刻: 第一場是西班牙巴塞隆納站的比賽, 因為場地的安全問題而引發嚴重意外, 隊友Reggazoni的法拉利賽車和Mario Andretti的巴連尼(Parnelli)賽車相撞, 間接令效力希爾(Hill)車隊的Rolf Stommelen把戰車失控衝向圍欄, 撞死四名在附近的觀眾, 此事令他當時的女朋友 ~ 來自奧地利某啤酒世家的Mariella Reininghaus ~ 批評他和車隊上下對事件麻木不仁, 不久更向他提出分手; 第二場是荷蘭山打活(Zandvoort)站的比賽, 他在這場從雨天逐漸轉晴的比賽中, 僅敗在朋友James Hunt的赫斯基(Hesketh)賽車之下並取得亞軍, Lauda除了佩服Hunt和赫斯基車隊的先見之明外, 更意識到在形勢不穩定的比賽中, 爭取積分相對地更為重要; 第三場是他在祖國奧地利的比賽, 因為機件在賽道設定上的錯誤而浪費縱12引擎的優勢, 在比賽中只取得第六名, 幸好在意大利蒙沙(Monza)分站的季軍, 才可以把全年總冠軍手到擒來; 他更因此慨嘆:「…儘管我們在每場比賽中取得不少積分, 機械上的小問題往往揮之不去。 否則的話, 我們在1975年勝出比賽的次數應該會更多。」[Henry, 2005]
不過, Lauda勝出美國洛磯山峽(Watkins Glen)站的比賽後, 曾斷言世界上的所有榮譽已經歸於自己, 甚至於隱藏自己的私生活 ~ 尤其是他在和Reininghaus分手後, 和Marlene Knaus發展新的戀情 ~ 令不少意大利的傳媒對他有所微言; 他對這些批評只是淡然處之:「(如果我把自己的私隱公開)… 我自然會重估自己的市場價值… 否則一切不應因為我成為世界冠軍而轉變, 是絕對的不應該的… 我的認知至此已達到頂峰, 甚至像天堂般高。 任何提升自己的明星形象的做法根本毫無意義, 甚至是一種滋擾… 我不想成為雜誌上的封面人物; 我只希望人們知道我的駕駛技術, 而不是被塑造為任何社交名流、大情聖, 甚至於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東西。」[Botsford, 1988] 再加上他經常展示出自己在機械上的知識及才能比隊友Regazzoni優秀, 結果不但危害他們的隊友關係, (當時的Lauda從來不會視Regazzoni為朋友) 更令他在法拉利車隊中的地位開始步入危機。
在另一邊廂, 法拉利車隊的一大勁敵 ~ 麥拿倫車隊 ~ 在面對Fittipaldi轉投其家族車隊哥柏素卡(Copersucar)的打擊下, 邀得前赫斯基車隊車手, 亦即Lauda的友人 ~ James Hunt ~ 的加盟; 以Hunt驚人的鬥心和意志, 對法拉利車隊在衛冕車隊及車手總冠軍的路途, 足以造成不少的障礙。
當然, 就算所有車手願意團結起來, 也未必可以抵抗他們的老闆 ~ 一眾車隊主席們的苛求: 紐堡寧跑道 - 一條長達14.19英里, 由177個彎角及不少上下斜坡組成, 兼且天氣又陰晴不定的跑道, 仍是當年的其中一個分站之一; 對於眾反對者來說, 未免是被澆了一桶冷水。 在排位賽完成後, Lauda僅僅敗於Hunt之下, 排在第二位, 一場長達14圈的「魔戒之戰」隨即展開: 麥拿倫車隊的第二車手Jochen Mass在熟悉賽道的天氣情況下, 立即在短時間內奪得首位, 而陷落在第20位的Lauda, 則在天氣逐漸轉晴的情況下立即更換乾地輪胎, 再次以時速120公里的速度投入賽道; 不料他的賽車發生故障, 筆直地衝破防撞欄和電線, 再折返賽道上, 全車本已被損毀不堪, 再加上汽車電池在撞擊中產生火花, 從而釀成嚴重的火災, 隨後的赫斯基車手Guy Edwards成功避過這團突如其來的火球, 但其後的隊友Harald Etrl和蘇迪士(Surtees)車隊的Brett Lunger卻一同撞進火堆中, 三人眼見情況嚴重, 立即離開自己的賽車, 立即趕往火場中搶救身陷火海的Lauda; 在附近的工作人員感到束手無策之際, Etrl搶來滅火筒進行撲救, Edwards和Lunger設法把Lauda拖出火場, 而剛趕到的威廉士(Williams)車隊的Arturo Merzario同時幫忙解開Lauda車上的安全帶。 Lauda在被搶救的過程中頭盔被掙脫, 期間更吸進不少的濃煙及滅火氣體, 造成嚴重的燒傷及中毒現象, 在被救出後雖然尚有知覺, 但協助搶救他的車手們在替他鬆開戰袍後, 竟發現自己的手上染滿鮮血!!! 賽會隨後把Lauda送往醫院進行搶救, 而賽事也重新開始, 在軍旗(Ensign)車隊的老將Chris Amon的罷戰聲下, Hunt在最後一次的紐堡寧賽站中取得冠軍。
到了Lauda昏迷後的第三天, 一名神父出現在他的床前, 為他進行臨終聖禮; 正在慢慢甦醒的他, 對如此的情境不禁勃然大怒:「他(神父)說著拉丁文, 內容像是一場審判:『你在接受塗聖油禮後, 將在震驚中離開這個世界!!!』這個神父的說話老實不慈悲, 從來沒有一句寬慰我仍有機會康復的說話, 這樣未免太糟糕了! 至少他們應該給予一些鼓勵的說話嘛! 我不禁想高聲叱責:『喂! 收口! 這是你一生中做過最混帳的壞事呀! 我根本沒有死掉!』」[Donaldson: 1994] 到了第四天, 儘管他的肺部尚未復原, 他已經憑著驚人的意志力, 渡過了漫長的危險期; 經過院方的努力不懈, Lauda完成了面部植皮的手術, 眼皮則透過整形外科手術加以復原, 但遺憾的是他在意外中被燒脫的半邊耳朵則無法回復原貌。 當他得以初步復原, 在看到一份德國的報章後, 才知道自己的情況原來有多嚴重: 「我的上帝啊! 他的面容到了哪裡去了? …他現在變得像一塊突出眼球的鮮肉般… 試問他在失去面子的情況下, 還可以怎樣面對自己的生命呢?」[Donaldson: 1994] 當然, 就算當時的醫學技術尚算高明, 他的臉上仍留著可怕的疤痕, 而遭燒傷的部份再也沒有長出頭髮及鬍子。
Lauda雖然面對這個永遠的缺憾, 但是他仍懂得積極樂觀地面對, 他和友人James Hunt通電話時, 常強調無法復原的耳朵, 令他在使用電話時更為方便; 同時他對支持者的恩惠也是非常感激:「支持者帶來的力量是非常偉大的。 99%的朋友是熱心的、鼓勵的, 甚至是感人的。 他們主動透過書信和電話來請求捐出自己的皮膚或耳朵來幫助我, 更主動的告訴我關於燒傷及皮膚移植的知識和經驗。 有一個小孩將他的玩具法拉利寄了給我。 因為他聽說我的被燒掉了。」[Weber, 1995] 到他在日後需要用帽子遮蓋頭部的傷痕時, 更欣然接受意大利奶品生產商Parmalat的「終身贊助」:「…我甚至和Parmalat簽約, 讓我戴著印有他們品牌的帽子去遮蓋我頭上的傷痕, 藉此來賺取贊助費。 直到我現在已退休了, 這頂帽子仍舊擁有同樣的宣傳價值。」[Weber, 1995]
不過, 奇蹟出現了。 Lauda在經過6星期的治療後, 終於出現在蒙沙賽車場上; 頭上仍包紮著繃帶的他可不是作壁上觀, 而是坐在他的1 號法拉利312T2賽車駕駛席裡, 與廿多名車手決一勝負。 在這場名譽攸關的比賽裡, 他雖然只取得殿軍, 但表現比兩名隊友更為出色; 在他完成賽事並脫下頭盔的一刻, 他的布製頭罩的表面竟滲滿了鮮血!!! 因為他在這站比賽的驚人表現, 令他在積分榜上可以稍勝Hunt一籌, 暫時可以居於首位。 對其他人來說, Lauda的回歸象徵他已克服紐堡寧跑道意外所帶來的恐懼:「紐堡寧之後, 我就已經不知道甚麼是畏懼了。」 [《中國賽車雜誌》, 2006年1月] 但在他的內心深處, 如此的所謂勇氣, 只不過是一派胡言:「我在蒙沙只是表面堅強, 但內心滿是恐懼: 我感到的只是害怕、腹瀉、心跳加速、感到氣餒...」 [Donaldson: 1994]
在比賽開始前, Lauda的形勢無疑比其他車手佔優的, 這點連在排位賽中奪得杆位的蓮花(Lotus)車手Mario Andretti也同意的:「Hunt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可能會敗北收場, 這點犯不著找精算師也可以總括出如此的結果。 Lauda在比賽中只消擊敗Hunt就可以成為世界冠軍; 而Hunt除了要擊倒Lauda, 還要勝過這裡的所有對手, 才可以得到這個榮耀。」[Donaldson: 1994]
可惜的是, 在面對如此大好的形勢下, Lauda卻選擇放棄了: 從第三位起步的他, 從比賽開始的一刻開始, 要面對傷口沾染濕氣造成的痛楚, 弄得連張大雙眼也感到吃力; 他在完成兩圈的比賽後, 立即把自己的法拉利駛進維修站, 宣佈退出比賽。 他在《To Hell & Back》一書回顧這場比賽時憶述道:「…我慢慢的駕駛自己的賽車, 嘗試躲開其他車輛來避免意外發生, 我正在想著參與這次比賽是一件多麼愚蠢的事情。 或者你們並不知道: 我在這刻像身處暴風雨的一隻小紙船般無助, 就算緩慢地飄浮, 也要擔心被沖走。 我在完成第二圈的比賽後立即駛進維修站, 我不想再駕駛下去了, 這樣簡直是瘋狂的… 外面的情況與謀殺沒有分別, 我真的不願意繼續比賽, 我連車子前進的方向也不知道, 這樣對我來說已是接近極限了! 在這刻, 我知道有東西比奪取世界冠軍更為重要的!」[Donaldson: 1994] 協助督戰的車隊設計師Forghini明白Lauda的難處, 規勸他表示因機件問題退出, 但他選擇拒絕撒謊, 堅持誠實地表達自己的立場。 他在事隔一年後, 接受賽車記者Alan Henry訪問時說:「你們十分清楚我們在當天的比賽中的表現有多瘋狂, 而奇蹟地當天沒有人意外身亡。 我正是在如此的情況下, 作出如此的決定。 如果我選擇置身事外, 甚至於幸運地取得世界冠軍, 我也不見得會因此成為一個天才。 在我的內心深處, 我已明白自己所作的決定是正確的。」[Henry, 1988]
因為Lauda的退出而間接成為世界冠軍的Hunt, 對他的決定也深感惋惜:「可憐的Niki! 在完美的世界裡我們會共同分享這個榮譽, 但現實卻往往事與願違; 現在不如希望沒有人會因此而責難他, 或利用這宗事件去大造文章。 他能夠從鬼門關中逃出生天本已是一大奇蹟了; 就算我對他的決定感到遺憾, 我同意他的做法是正確的。 同樣地, 我對任何堅持在這場荒謬的環境中比賽的朋友們, 也會同樣地感到遺憾的。」[Donaldson: 1994] 不少人認同及讚賞Lauda在日本站所作的決定及背後所付出的勇氣; 但是在意大利, 受法拉利車隊影響的傳媒, 皆異口同聲地批評Lauda是懦夫, 甚至於譴責他和Hunt互相勾結, 令法拉利車隊失去車手總冠軍的寶座; 對於做事公私分明的Lauda而言, 這是一個極端的侮辱。 Enzo Ferrari在Lauda回到意大利後, 更因為輿論的批評而表示有意擢升他為車隊經理。 Lauda已覺得Enzo Ferrari「以退為進」的手法並不對勁, 立即要求在自己的車手位置得以保障的情況下, 才再考慮這個決定, 否則他會考慮在John Hogan的協助下轉投麥拿倫車隊。 (實際上他和Hogan並未提及這個問題!)
他在當年的比賽中同樣要面對一名非常難纏的對手, 但這回並不是自己的朋友Hunt, 而是新加入一級方程式賽事的和特禾夫車隊(Walter Wolf Racing)和頗有相關比賽經驗的南非車手Jody Scheckter。 兩人在當時的比賽表現可謂不相伯仲; 不過Lauda憑藉在南非、德國及荷蘭分站冠軍, 並在大部份比賽中進入三甲位置, 才讓他以17分的優勢, 成為世界冠軍車手。
與此同時, 伯拉咸車隊的主力車手Carlos Pace在3月因空難身亡, 更令車隊領隊Bernie Ecclestone大失預算, 在聘用數名客席車手完成1977年賽季的比賽後, 亟希望聘請一位像Pace般出眾的車手, 從而造就Lauda成功「跳槽」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