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6日---6月4日在北京發生、而后波及全國數百城市、最后以史無前例的街頭大屠殺 淹沒在血泊中的人民運動，以其悲壯性載入史冊，并被追悼為"民主運動"，評价為"一次規模更 大規模的五四運動"。

   然而，這并不是一次單純的五四運動，而是康有為的"公車上書"和"五四運動"的相加：5月19日 中共悍然宣布戒嚴前，這是和平請愿的公車上書。5月19日戒嚴后，演變為動亂的五四運動。這個性質 告訴我們：最后的"暴亂"乃是被激起的民變，正因為它是被當局者的"錯施"給挑動起來的，所以人民并 沒有形成自覺的"武裝意識”，也就不可能對血腥鎮壓作出有效反擊。

   公車上書是合法的，五四運動則非法，而且不是在一道政變式的《戒嚴令》下才變成非法的：五四運 動的宗旨是"打倒賣國政府"、"嚴懲賣國賊"----試問，1989年的人民運動何曾自覺提出這樣革命性的綱領: 相反，后者主要在懇求共產党政府"可怜可怜學生的愛國熱情"。成千上億的人民之所以"上街，衹是出 自一种同情；這就決定了，全國大多數人民不可能自覺反抗戒嚴令下的人屠殺。人們都在尋求合法性： 簽名、上書、呼吁召開人大會議、盼望趙紫陽出來……甚至戒嚴后，多數人依然如此"抱著美好的希望"。 再就運動的起因說，它是人民對"鄧小平的洋務運動"失敗(1988年"硬闖物价關"遭到慘敗)所作的 反應；正如公車上書是對"西太后的洋務運動"失敗(甲午戰爭的慘敗)所作的反應。這兩位"垂簾聽政者" 的不同態度，衹是由于"內憂"、"外患"的區別，鄧小平很气憤學生悼念他的政敵;西太后剛吃敗仗則不敢 鎮壓。但這兩次請愿的目的，都是在"改革失敗"的危机中，要求施行"改制"，以求現政權的變法圖存---- 這与五四運動的號召推翻政府，具有質的不同："改良"与"革命"。1989年5月19日至6月4日的"反政府"和 "六四大屠殺"之后的恐懼、忿恨、絕望是一致的：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臣民從改良走向革命的開始， 但它本身還不是革命。

   公車上書和"五十天自由"(下面我們將談到，它是一場"人民運動"，但不是"民主運動")，都是由 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科舉時代叫"太學生")發起的。事實上，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的末日，都是由這种"太 學生的抗議"而触發的。東漢(公元9----ZM年)末年的"党錮之禍"和明朝(公元1368---1644年)末年的 搜捕東林党人，是最為著名的事例。由于這种王朝末日現象的普遍性、規律性，"党錮之禍"已經可以抽象 為一個專有名詞，用以指代：

   1，統治集團的腐敗，造成知識階層的"清議橫溢"；

   2，制度危机增強了"改制"的壓力；

   3，統治階級(包括"社會名流"和太學生)的分裂，使最高統治者日益孤立；

   4，分裂的現狀，使得傳統的社會控制系統如道德、輿論等莫衷一是，從而癱瘓；

   5，最高統治者不得不動用最后的社會控制手段如警察、軍隊，施行"摘下面具的鎮壓"；

   6，逮捕、監禁、殺害書齋里的持不同政見者，把他們赶出統治階層，"禁錮不用”，甚至使他們逃亡或 失業，從而造成了大批的"職業革命家"；

   7，這种鎮壓解決不了動亂的原因，但能凍結抗議的局面，結果，使腐敗勢力更為囂張，使体制 改良更加遙遙無望，在使最高統治者進一步喪失人心的同時，逼使"新生的職業革命家"把不滿和矛盾向 社會下層不斷轉移；

   8，下層統治階級("文士")分化為"隱士"与"謀士"，前者拒絕支持統治集團，獨善其身;后者開始 与民間勢力結合，在下一個會合中，成為起義隊伍的智囊；

   9，統治机能日趨硬化:任何革新的企圖，都無法回避党錮之禍的死結"…… 誰能否認，"六四"以來的中國局勢，正与上述"王朝末現象"惊人的一致呢?

   至于說到"民主運動"，則情況完全不同。它的主流必須是以"民主政治"為最高价值本位，而不是其它。

   但"五十天自由"的主流動力和最能號召人心的，卻是"反腐敗";當時，"民主"的口號衹是作為反腐敗的 方法、手段提出的(既然如此，反腐敗當然還有其它的方法、其它的手段，"犯不著為它去死”）。這一 區別，導致1989年的中國与l989--1991年間東歐、蘇聯局勢的不同結局。即使在"利用民主"(作為手段 當然衹是"利用"，而不是"獻身”）的層次，"五十天自由"也衹是提出了"開放報禁"、"新聞自由"；而沒 有提出"開放党禁"、"自由選舉"這些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而開放報禁的新聞自由，恰巧是与"王朝末 現象"中的党人們“開放清議"、"自由品評人物"的要求，如出一轍！因為"結党"的要求，不僅會触犯共 產党一党專政的天條，而且也是中國的傳統所不齒的。所以八九學生一再拒絕政治解決危机的方案， 不愿意“做交易”；而民主政治的基本方法就是做交易。"君子不党"、"狐群狗党"的成語很能說明這种 心理。但剝奪說話的自由，卻被中國的傳統視為暴政；所以，"五十天自由"要求新聞自由而不要求政党 自由，恰恰不能証明它是民主運動，而衹能証明它是清議者的請愿，而它被鎮壓就是党錮之禍。

   至於有些八九學生衹身逃竄美國后大叫“未完成的革命”，那衹是欺人之談，是為了拍電影而造作的噱頭。

   清議者的請愿和爭民主的運動，由于西方輿論的錯覺而被混為一談。我們今天可以不去爭議這錯覺 的起因，但卻無法回避它的預后。

   1，如果八九民運是一場民主運動，那么無疑，中國在鄧小平王朝結束以后，將可以由現代民主政 治的机制，來加以整合；

   2，如果"五十天自由"是一場党錮之禍，那么無疑，中國將不可以馬上由現代民主的机制來整合， 因為缺乏支持性的后衛力量。

   可見，我們今天提出"是民主運動，還是党錮之禍"的問題，決不是爭寵的筆墨官司，不是企圖日后論功 行賞或是現在欺世盜名；而牽涉到中國在"后共產主義時代的走向，是關系到每一個中國人命運的根本問 題。中國人號稱是一個講究實效的民族，群眾不關心抽象的理論与正義問題，因此，衹要能"整合"的， 就是善的。以什么方式能夠整合中國，那么就以什么方式整合。所以，一個真正的中國民族的代言人， 他所關心的是"怎樣才能整合”，而不是"必須怎樣整合"----這也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与西方效顰者如 中國共產党人(即現代漢奸)之間的最大區別。

   按"党錮之禍"的觀點看中國的政治發展，"八九民運為什么會失敗"這樣的問題，就提得毫無价值了。要知 道，名士們的清議、太學生們的聚會，哪有一次不"失敗"的?退一步說，沒有他們的"失敗，便不會有反 抗腐朽王朝的起義，不會有新的气象降臨大地。如果他們"成功"了，那倒無异于是對舊王朝的修修補補， 使其多一次苟延的机會，從而推遲社會萬象更新的到來。

   當然我承認，党錮之禍的慘狀落在每個人頭上是很痛苦，但我們總不能因為痛苦就模糊了洞察未 來的眼！總不能因為自己的痛苦就抱怨整個民族，沒有起來響應我們這些"被犧牲者”！

   "救世主受難的時代，是他取得偉大胜利的時代！"

   我們并不是救世主，但我們的失敗卻是一次巨大的民族召喚----還有什么比這更偉大的胜利呢？

   一九九一年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