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解龍先生二十年前的舊作，1981年l0月18日，由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PAUL LOONG 作了一篇專題報道，得以為世人所知，英文題為《烏托邦----黃金時代的預言書》。那時，正 是"西單民主牆"遭到鎮壓不久，中國思想界一片死寂，這篇文字當然是孤獨的。現在，十年，又九年 過去了，但此文所提思想，不僅沒有過時，反因時間的洗練而更有光采。今天辛亥革命即將89周年之際， 重讀辛亥70周年的這篇"祭文"，有特殊意義。也許你不同意其中的觀點，但衹要大腦還沒有完全喪失 自己的功能，就不得不為它而感到驕傲！】

  

引子：辛亥革命的"早產兒"

魯迅与毛澤東

   今年，辛亥革命70周年，也是魯迅誕辰100周年，官方予以紀念，并動用一切宣傳机器夾強 調對這紀念的重視。不論這些宣傳的動机是什么，不論這些宣傳的形式將怎樣，不論它們塞給辛亥革 命和魯迅的一生以多么歪曲性的陳述和意義----有一點卻無庸質疑，這兩個紀念將幫助我們回顧現代 中國的"身世浮沉雨打萍"，激發我們苦思"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誘使我們探索中國的未來。從中我 們還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确有同构的關系。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鴉揚諾夫（列宁同志）曾稱列夫﹒托爾斯泰為"俄國革命的鏡子"；在很大程 度上，魯迅則是"中國災難的影子"。雖然這兩位"靈魂的工程師"并不一樣，雖然中俄兩個社會具有不同 的未來，雖然中國人不可能永遠跟在俄國人后面慢慢爬。而魯迅的一生，是被辛亥革命而非被俄國革命 劈為兩半的：1911年他30歲，毫無作為；1911年后他又活了25年，社會影響深遠。從這張年表上，也許 可以猜想，為什么魯迅其人其作品對中國的社會文化會有一种近乎病態的影響。可以說，他在文化上仿 佛早產兒，是被辛亥革命給催生的。他的一生，始終宣傳著這樣一個思想：

   中國國民性中的某种特性，是中國積弱不振的最大根源。

   這個思想，其實不是魯迅的創造，而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個重要思潮。魯迅的貢獻在于，他終其一生在 炒作它；并用紹興師爺的刀筆藝術，把它發揮得淋灕盡致。作為一個傳統文人，他不可能開出救世之方 (當然更不可能去發現"共產党是中國未來的惟一希望")；但這就夠了！他那些半辛辣、半沉痛、半狂妄、 半虛無的作品，給時人以啟迪----我們沒有必要以圣徒或救世主的標准來衡量一位文人。

   魯迅很得毛澤東的喜愛(至少在宣傳上是這樣的)，除了個性上的偏愛，最大的理由可能在于是社會、文 化方面的:這兩人都對"中國國民性"中那些不适于"現代世界大爭霸格局的頑劣之處"，發生共鳴共識。 而且，這兩人的關系是又恰恰是互補的，而非競爭的:魯迅大力宣傳了病因，從而使毛澤東這位既沒有喝 過洋水、又沒有讀過現代書籍的農夫，受到鼓舞，從而自己動手，動刀宰牛(從猛開葯方到"發動革命")。 顯然，他的手術刀的方向，乃是源于魯迅乃至梁啟超們的思想誘導的。

   魯迅，梁啟超，以及那時代無數志士的文化使命之基礎，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谷底時代"。十九世紀的 中國，積弱、腐敗；二十世紀的中國，崩潰、受災。面對無法理喻的現實和"民族的劣根性"，他們有時 甚至失去了"對一個還沒有誕生的、新的中國民族的最后希望"。這种絕望狀態，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以后的 今天，都有深刻的表現。而且我敢說，即使毛澤東在"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際，心中依 然盤旋著同一個陰影！不過，那絕望這時采取了自大狂的表達方式而已。

   所以我們又敢說，衹要中國人還在 紀念魯迅，還在极有興趣地鑽研梁啟超們，就表明中國人尚未恢复自己的文化元气，民族复興的百年期待 也還是遙遙無期的。如果有一天，人們又開始"抬頭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那時，中國肯定是進 入了又一輪災難的漩渦。因為，毛澤東這位在傳統中國的政治崩潰(辛亥革命)中誕生的早產兒，在傳統中 國的文化崩潰(五四運動)中長大成人的過激派，命中注定要把傳統中國引向社會崩潰的最后階段("文化大 革命")----作為中國革命的极端變態反應，他衹會被"身陷深淵的人們"所接受。

一，辛亥革命打開中國人脫胎換骨之門

   辛亥革命不僅是一個政權("大清朝")的結束，和另個政權("中華民國")的開始;且是傳統中國在承受了七十 年(1840----1911)的國際壓力之后再也承受不起的時刻，發生的一個斷裂与爆炸，這不是政治經濟的常規 爆炸，而是一場"社會人文性質的連鎖核裂變試驗"！所以從那時以來，世界上再沒有一個民族，象中國人 經歷了如此漫長的革命-----想一想，其間几乎沒有連續三年以上的政治穩定，毛澤東"反复進行多次，過 七八年再來一次"的革命讖言，實是基于這一現實！

   1911年辛亥革命

   1914年二次革命

   1915--1927年私人軍閥混戰

   1928--1937年党的軍閥混戰

   1937--1945年抗擊倭寇戰爭

   1946--1950年國共決戰

   1950--1976年：土改、抗美援朝、鎮反、三反正反、肅反、思想政造運動、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反右、大 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天安 門事件……

   l976---1981年：毛派分子被宮廷內部的軍事政變惟翻、民主牆運動、推翻毛派的軍事領袖被鄧小平取代、 大平反運動、鎮壓西單民主牆……

   這樣的災難記錄，已經足以令人汗流夾背，并且毫無疑問地還會并還在不斷加長，然而，這不過是整個傳 統中國在其解构過程中的政治痙攣罷了。其他方面的痙攣与苦難則是說也說不完的。看來，當年康梁維新 派的預言竟不幸而言中："法國革命，大亂八十年；中國如果革命，將大亂百年而不止。"關鍵在于，辛亥革 命一舉消解了中國的國家結构，卻未能拿出一個有效地替代品；中國的社會、文化，從此進入了一個失去 國家結构保護的"自然狀態"。自然狀態，常常是与反智的野蠻化過程相聯系的:它表現為----

   1，普遍的非禮態度；

   2，連綿不息的內戰；

   3，過河拆橋的急功近利；

   4，以破壞為法喜的狂人心理；

   -----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謂"革命立場"的實際中熔[！總的看，七十年來，這些癥狀的規模越演越烈，暴烈程 度有增無已。所以我們總是有理由說，"革命在深化、人民在覺醒！"其結果，國家徒有其表，禮法蕩然無存，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不加掩飾的暴力成了衡量是非真偽的惟一標准。軍閥，是這時代的驕子，党閥，是最高 的主宰，他們的劣行和貪欲，甚至使封建時代的暴君都會臉紅。他們隨心所欲的胡說八道，成了不可質疑的 最高指示。國家被瓦解，人民洗劫一空，知識份子在徬徨，政客們把神州大地當作賭馬的賽場。"試驗"被奉 為最高的理想，蕓蕓眾生，為試驗而生，為試驗而死，中國化為"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試驗室"；它的試驗品， 就是每一個活生生的人体……中國，在革命的名義下，進行著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活体解剖！人民，從這一切震 撼世界的犧牲中得到了什么可見的收獲?

   現代化？沒有！

   強大的民族國家？沒有！

   個人与家庭幸福？沒有！

   人格倫常的健全？沒有！

   什么也沒有！"一無所有"，于是成了這個時代的主題歌。我們現在不僅(物質)貧乏，而且(精神)貧窮；依然貧 窮、更加貪窮的厄運，仿佛纏住了這個"世界上最古老、最偉大的民族"。

   "摧毀一切"----就是我們這時代最表面的病癥。它的深刻病源是，結构的瓦解使一切成為游离物，經不起風吹 草動。結果，惟一的收獲衹是我們的"國民性"，已經遭到完全的异化；現在的中國人比之傳統的中國人，仿佛 兩個民族：這就是毛澤東"愚公移山、改造中國"的實際含義。不論中國人"變得好了"或"變得壞了"，反正他無可 挽回地變了。為此，付出的代价則是有形的、惊人的：八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這還不包括戰爭中几千萬人的犧 牲)和几億人口的心靈破碎。

   我們把這個"古典中國----未來中國"間的百年亂世，叫做"中國的無君世紀"。它破壞了古老的生態，生產了饑 餓的梟雄。毛澤東是這些梟雄的杰出代表。所以他說，"衹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因為衹有社會主義的极權 方式，才可以胜任這种有系統的摧毀！

   在早期，"救中國"是目的，"社會主義"還是方法----在他大腦硬化的晚年迷信以前，這主次的分野似乎清楚。 "救國"的思想(至少是口號)乃是自洋務派、維新派、革命党、共產党以來的"民族共識，盡管他們出于嫉妒， 而常常互不承認。但至于如何救國的"路線問題，各派就莫衷一是了。事實表明，現代中國人耗費在"路線斗爭" 上的精力，遠大于花在各种建設性的"救國行為"上的；結果，人們奉內戰為救國的极境----多么徹底的一場革命！ 結果，共產主義的天堂，變成了中國民族的地獄；人人幸福的無限許諾，化為人人挨整的超級恐怖。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如此陰陽倒錯？

   是因為多數中國人特別愚昧，連精英分子也易受擺布？

   不是的。

   這個道理其實簡單：中國革命的對象，其實不是外在的"物" ， 而是內在的"我"！----其"歷史功能"，在于形成 "适于現代生活的新國民性"。

   毛澤東因此是個并不自覺的革命者，因為他在從事革命的時候并未發現上面的道理。他倡言"与天斗"、"与地斗"、 "与人斗"，矛頭是指向外而非內；他呼吁“斗私批修"，但結果是衹讓小民們共修這個業，偉大領袖，卻把關鍵的 "我"輕輕閃在一旁，不加触動。反而縱"我"膨脹，無所不用其极。所以中國的革命，終于把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 痞子甩出了軌道。新的國民性，正是在新生力量對毛澤東本人的批判中成熟的。新的國民，不是在毛氏教誨中形 成的；而是在毛党的無情斗爭、嚴酷打擊下形成的，是通過強迫勞動、人格羞辱乃至饑餓、体罰、絕种等一系列 駭人聽聞的事件實現的。所以，它遠比教室里的知識，深刻、牢固得多。在此，人的生物性基因的變化，与人的 社會性文化的變化，被逼為"同步的運動"。

   這個運動的最終結果，我們迄今并不知道。

   然而，我們卻有足夠的經歷，來体會這段歷史的動因;然后再由中國歷史的考察，去推測其最終結果。

二，一個"中國"，兩個"朝代"

   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上，經歷過兩次外來文化的壓倒性胜利：

   一次是當前二十世紀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國---共党時代"的分裂；

   一次是西元四世紀至六世紀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時代"的分裂。

   所以，從中國歷史自身發展的觀點看，也可以把"國---共党時代"視為"第二次南---北朝時代"。它在政治上的新穎 之處，誠然是以"党國"'代替了"王朝，作為重新集合崩潰了的傳統文化与社會力量的支點。但這种"新穎"，實際上 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給強行帶入的，"党魁"的"全民科技運動"取代了"國王"的"全民佛教運動"，為社會發展注入"理 想社會"，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時代"的"樂土天國")的興奮劑；為重建國家提供了舶來的真理樣板。

   西方科技文明當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當它們先后作用于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時，由于對象的相似，"國--- 共党時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時代"的諸多特征：

   (一)在軍事和政治上對峙的雙方(第一南北朝時代是自奉正統的"宋齊梁陳"，与北魏、北齊、北周的蠻族政權之間的抗 衡；第二南北朝時代是尊崇"中華民國法統"的"東南沿海的國民革命党軍"与1912----1927年的北京北洋軍人政權、1949年 迄今的北京共產党人政權之間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齊梁陳基本上承襲了漢魏兩晉以來的中原傳統， 而北朝政權則受西域胡文化的极深影響。再如，國民革命的思想盡管受到西方啟發，但還強調民族的本位;而1912--- 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權，則有美、日等國的勢力背景；1949年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權，則有共產國際、蘇聯老大哥作為精 神支柱和戰略靠山。

   (二)對峙的雙方代表著不同的社會力量。如，第一南朝政權代表了中國農民和士紳們的既得利益，北朝政權代表了游牧 民及其貴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國民政府代表了東南沿海一帶工商業發展的膨脹力，兩個北京政府則利用了農村對這一 膨脹的疑慮和不滿，并先后兩次領導北方的農民軍，成功地扼殺了"沿海与內陸的兩极分化"的這一膨脹勢頭。

   (三)軍事与政治的對峙的持續化。

   (四)這一持續化的"合理性，是因為它代表了中國人地上的文化分裂(漢魏晉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中國文化与西方文化及 共產文化)和社會分裂(中原農民与西北方牧民的斗爭;東南沿海工商業力量与內陸農業勢力的角逐)。

   (五)正是由于文化与社會的分裂，支持著軍事和政治的對峙，所以，第一南北朝長達兩個世紀﹔第二南北朝到目前為止已 長達七十年，而在未來的三十年中也很難"統一"，因此至少要有"先后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分裂"。不論是古代的南北朝還 是現代的國共党，其最終的軍事与政治統一的內在基礎，衹能是文化与社會的先行統合，否則，即使暫時合歡也還將反目 成仇。關于這一點，衹要看一看古代，就可以印証現代了。

   (六)兩個南北朝的分庭抗禮，采取了不同的名目:第一南北朝叫做"兩個朝廷，第二南北朝先是"兩個政府"----廣州政府和 北洋政府;后是"兩個党國"----國民党和共產党。這种時代的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雙方的文化的特性決定的;它們代表 了中國本土的不同力量正在朝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

   一百年過去了。由于西方的壓力而逐漸激發起來的野蠻精神和"解凍狀態"，正在反過來使西方文明本身感到惴惴不安。所 謂"解凍狀態"是指:中王國后期元明清三朝六百年的社會大一統和道學大催眠，使中國進入了人性意義的"千里冰封"、文明 意義的"萬里雪飄"；但"野蠻的西方侵略"則以其鐵的暴力打碎了這一催眠的冰封，以其火的煽動攪亂了這一沉靜的雪飄。

   一百年過去了。現在的問題己經不是"野蠻化的必要性"（這個問題在一百年以前還有意義，但今天野蠻化不再是一個可能的 必要，而是一個确鑿的事實)；而是"如何把握野蠻化的火候"以及"在恰當的時机結束野蠻"，不結束"近代化野蠻"，則開辟不了"現代化的文明"。 而事實上，中國近代史上大部分"路線斗爭(從"洋務"到"變法，從"改良"到"革命，從"國民党" 到"共產党"，以及共產党"党內十次路線斗爭")激發的殘酷內戰，無不直接導源于"火候之爭"。而新起的 革命勢力又總是以更大的熱忱投身更大的野蠻。斗爭越演越烈，直到把整個社會投入火海，中國成了"人 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動幅最大的社會試驗場"。

   火候的問題，成了近代中國人的生死結。

   火候的問題，挑起各派政治力量的仇殺，"不斗則垮"成為野蠻化的最高綱領----但它的伏筆，早在 "文革"前的四十年就埋下了：中國式的私刑濫用，在1927年就有了藍圖性的記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 動考察報告》）。后來居上的更野蠻的勢力，總是指責"既得利益集團企圖中止革命，甚至"反革命，從而一舉奪取 了"革命的正統性"，革命的正統性在近現代的中國，仿佛古代的"天命皇權的正統性"----它可以"使醜 的變成美的、錯誤變成正确、造反變成道理、社會的災難變成建國的綱領"！

   后來居上的野蠻勢力，他們的"革命要求"還沒有磨足。但他們的革命要求本身，卻又是含糊不清、 模棱兩可，最后達到了漫無止境的地步！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那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而發展的"。而其 內核卻無非是，野蠻、野蠻、再野蠻！

   可以預測的是，這個"火候問題，還將繼續成為中國內爭的焦點之一。

   有人說，"革命已經夠了！現在應該和平地建設了！"說這些話的，大多是坐在上風的人。

   有人說，"不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說這些話的，大多是坐在下風的人。

   他們的利益比他們的理想更難協調。其實，他們都對。中國近現代史已經証明，所謂"建設，不過是 一個革命階段到另一個革命階段的喘息罷了"；所謂建設，不過是在准備更大的爆炸力罷了！所以，滿 怀信心地建設一段以后，突然發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輪回。于是心情更急切，革命的 行動更暴烈。

   "他們的革命已經結束，我們的革命剛剛開始。"

   這里有一個"革命的過程"需要完成。也就是說，人的惰性不僅体現為"反革命"，也体現為"革命"， 所以，便形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怪圈：中國革命的過程，注定要把一切自認為徹底的革 命者，統統打入"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地獄。其必然結果，是中國社會在繼續革命、繼續野蠻的道路上越 走越遠，達到駭人聽聞的深度。盡管，它的標語口號將一再改變。

   它在內心深處，已經接受了這樣一种新的催眠：

   野蠻----活力的象征。

   越野蠻越好！衹有打破一切限制的野蠻，方能召喚人類最高的想象力、理解力和記憶力！野蠻精神，不 僅應是社會重建的法寶，也該是個人生活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