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中大人身分的聚散：香港中文大學的意義
鄭漢文

一‧香港

我在香港出生、成長，並受教育至大學。我一九八零年考
入中大，當時考入中大的商學院，主修人事及企業管理，
兩年後轉到哲學系，八五年畢業。當時三間書院，選了崇
基學院，因為崇基是基督教書院。除了第一年住在赤坭坪
外，大學時期都住在崇基的宿舍。八五至八七年讀了兩年
碩士，主修哲學，同時做了兼職助教。八七至八九年去了
牛津大學的哲學系進修，先以碩士研究生身分讀起。八九
至九一年返回中大，做大學通識教育部的全職教學助理，
同時在哲學系任助教。兩年的教學經驗促成了我的教育轉
向──從哲學轉到教育哲學。跟著九一至九三年重返牛津
大學，在九三年的復活節後告別牛津、轉往倫敦大學教育
研究所，九四年年底完成教育哲學博士。於九五年一月返
回母校，在教育學院任教，一直至今。從一九八零年至二
零零三年這二十三年，我經歷過（本科生及研究生）學生
、教學助理和（學者）教員三種中大人身分，也同時體驗
到香港、中、文、大、學這五層的意義。正值中大四十年
，是時候一談中大人身分的聚合和消散。以下打算分為五
節述說「香港中文大學」這個名字對我的意義。一談「香
港」；二談「中」；三談「文」；四談「大」；五談「學
」。聽起來有點滑稽，不過容易記憶，也敘述了我的中大
人故事。

我是香港人，所以我入大學時的意識是香港人的意識。簡
單來說，香港人有的陋習我都可能有，香港人狹隘我都可
能是一樣，所以我不否認醜陋的香港人有的醜陋我都可能
有。然而歷過「香港」「中」「文」「大」「學」的人生
路後，我見證了更大的世界。如果中大能夠成為國際知名
的大學，我應該與有榮焉。但是，我的情感告訴我：內中
是有衝突和矛盾的，若想疏導，就只有對一個香港人怎樣
思考學問、學府、學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如果看
我的成長到事業的經歷，我似乎屬於學院派形態。即是說
，二十三年來，從沒有離開過校園──由中大校園去牛津
校園，由牛津校園往倫敦校園，然後重回中大校園。基本
上我一直都在校園生活，在這樣的意義下我似乎注定是學
院派。然而，我是不是真的很「學院中人」？我正在思考
這個問題。與此同時也在思考：香港究竟需要怎樣的大學
？中大要成為香港的一所怎樣的大學？

正如香港好像孤兒一樣，我所經歷的中大，好像一所收容
我且養育我成才的孤兒院。這個孤兒院分為七間學院和四
所書院，對於學院和書院，我都深有此感。初讀中大，因
為首兩年讀商學院不合自己，而要尋尋覓覓，為找新的主
修，感覺冷冷清清，有時更加是凄凄慘慘且戚戚，有一種
不知情歸何處的落寞。我打開課程概覽逐個學系考慮一次
，結果是這個不適，那個不合。當時只有文理社商四個學
院，還沒有工學院和醫學院，教育學院那時也只作師訓而
無本科。我高中雖然讀理科，入大學後卻不再有興趣於缺
乏人氣的事情，理學院因而不在考慮之中。最後選擇了主
修文學院的哲學，副修社會科學院的政治及公共行政學。
加上現在在教育學院任教。中大七個學院我經歷過四個。

較之學院，書院更像孤兒院，收容我這個孤兒，讓我安心
在孤兒院長大。這孤兒院中的老師，他們給我的情感是超
乎我過往作為香港人所曾經歷的。當時的老師不會因為你
，只不過是在香港這一時一地長大的學子而不教你，就算
是很有學問的學人，他依然會盡心教你。當然新亞書院的
唐君毅、牟宗三是典型的一時佳話，他們較為透明地被看
到。我所經歷的許多學者，以曾教我的崇基學院老師為例
，如從台灣去美國、然後來到香港的何秀煌老師，以及從
菲律賓來的沈宣仁教授，他們都來自五湖四海而共聚於中
大為中大努力。他們從不理會學生是甚麼出身，覺得只要
是有心學習的學生他們就會教，認為有機會就會提攜你，
給機會你操練，當中雖有期許亦有寬容。每一次我在犯錯
誤當中，都經歷了他們對我的寬容，感受到雖為本地學子
，孤兒也可慢慢成才。記得有一次我寫大字報罵崇基院長
強解書院精神，陳特老師看後勸我：「你所說雖然對，但
不過不用那麼兇。」還有不少老師對我的恩待，他日待我
寫我自己這《中大人的中半生》時再一一道明。

二‧中國

依大學生活的重心分，我自己認為我是三主修的：學業上
正式地說主修哲學，另外還有兩個非正式主修。第二主修
學生組織，還有第三主修愛情。大學的首兩三年，我視自
己主要是學生組織人。當時的氛圍，延續著七十年代學生
運動流行的「放認關爭」：放眼世界、認識中國（認識祖
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七十年代是學生運動的火紅
年代，能夠目睹那個風光的時代，可能大家都覺得與有榮
焉。無論你是國粹派或者社會派，都會覺得：「我生在一
個時代，那個時代就是反對殖民地政府。突然間顯示了作
為大學生可以有一個更大的意識。」當中流行的，就是所
謂中國情懷、中國意識。我八十年代初入來，可以說是學
生運動風光年代的式微，而想再復甦的時期，因此學生組
織不斷重新咀嚼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當中的中國的情懷
、中國意識亦再被喚起。

然而，這個「中國」是歧義的。當時的國粹派所指與所表
都很清晰，認同「中國」所指的是大陸這個政體，「中國
」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非國粹派就有意地曖昧了中國
的所指和所表。有些中大人都講中國，包括投閒置散不成
派的，他們認為「中國」所指的，應該比這個一時一地所
指的中國更加廣義，認為在這之前及之後都可以包括在內
。即是1949年以前已經有中國，所以當時的意識是，即使
「這個中國」消失，「中國」還是仍然存在。很有趣的是
中文大學其實是一間為中國人而建立的大學。中大在1963
年成立時，合三所書院而為一。而三所書院都是四九之後
的南方學者逃難來到香港，結合本地的一些新生力量而形
成，所以產生了所謂「難民大學」這個講法。亦因此中文
大學在成立之初就有她自己的一個歷史的任務，就是讓中
國人在香港都可以讀大學，所以中文（粵語和國語）反而
成為了理所當然的教學語言。可是到了近年，這個理念開
始難於堅持下去了。

譬如在李國章任校長的年代，就曾經出現過教學語言上的
大爭議：不斷要求以英語取代粵語開課。建議是：一個課
由中文（粵語）開課變成英語開課，系內能夠多拿十萬元
。建議鬧得滿城風雨，有人反對：「為什麼英語開課的轉
成中文（粵語），你不多給十萬呢？」會不會是放棄中英
兩文、粵國英三語的傳統？會不會有歧視中文教師之疑？
校方所給的理由是因為國際化，越來越多交換生、外來生
來中大，他們要用英語才能修課。後來這建議未能在本科
生中推行，轉而要求在研究院課程推行。所有研究院課都
要決定：究竟是以中文開課還是以英語開課？排次為英語
第一，普通話第二，粵語第三。這也許與「去粵」運動是
相關的，整個氣候就是要去除香港本土的粵語文化，要讓
港式粵語消失於高等教育的空間。若是如此，在香港成長
、講粵語入讀大學這個福份將會慢慢消散，大學從此不再
容納你們這些孤兒。從大世界來說，香港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孤兒，我是這樣經歷過，而我當年亦得享了在香港成長
、講粵語入讀大學這個福份。這個福份如今要不要堅持下
去給新來、後來的孤兒繼續享有呢？

回想當年剛踏入中文大學，中文大學出現的歷史本身，就
成為了我當時一個很重要的意識。簡要地說，就是從認識
中國到認同中國人的身分──即是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因
此這個中國人身分的認同，成為了中文大學教學的一部分
，並且是必然部分，即是說凡是在中大讀書的人，都會經
過這個洗禮。迎新輔導週（O' Camp）是洗禮的開始，因為
orientation就是給新生一個方向去認識中國。至於你認不
認同中國人的身分，這點就容讓每個人各自有所不同。有
趣的是，中大的傳統是不會強求人的，認同與否這個結論
由學生自己尋思。可是，這樣的教育歷程到現在還有沒有
呢？現在究竟是減弱了，還是完全消失了？

在課程哲學上看，中大一直堅持通識教育的理想，中國文
明亦一直是通識教育的必修科（範圍）。我曾經就中大通
識教育的歷史發展寫過一篇文章，發覺中大的通識教育無
論怎樣改變都好，有一個環節一直沒消失過，那就是對中
國文化的修習。這是一定要修的，無論是中國文明也好，
中國文化也好，都是一定要修的。由書院做也好，由大學
做也好。現在由大學通識堅持為必修的一個範圍。對中國
文化的認識，成為中國人身分認同的一個條件。這就轉到
「文」這個觀念。

三‧文

也許因為我的名字：鄭重看待漢語文化，「文」字是我另
一點中大人的體會。可以分為兩個層次，先講文化，後講
文心。我所經歷的中大，一直都是以中西文化交流為己任
的。好像眾星拱月般，中間的月亮是中國文化，眾星代表
其他文化。除了中國文化是必修外，也可以修其他文化─
─如歐洲、美國、印度及日本文化等。學習不同的文化傳
統，所強調的是一個文化交流的精神。簡單來說在這中西
文化交流的背後有一個使命：將中國文化優秀的一面在世
界文化配景上展現出來。這點從我的老師勞思光教授身上
有深刻的體現。勞老師在我前往牛津大學留學前給了我一
點叮嚀：在哲學上言，就是如何在一個世界的哲學景象中
，把中國哲學優越的一面給顯示出來。他當時特別重視「
心性學」，後來我把「心性學」轉化成教育哲學的主張：
「心性之教」、「心性教育」──以對比「才力教育」。
即是由心性哲學轉成為心性教育的傳統，重現「心教」。

第二就是中大的校訓：「博文」、「約禮」。對於很多人
來說，校訓是拿來背誦，甚至拿來取笑、拿來裝飾的。對
我而言，中大人身分與「博文約禮」關係密切。在中大的
歲月裡，我花了不少時間思考：甚麼叫「博文」？甚麼叫
「約禮」？「博文約禮」源出於孔子，箇中隱藏著教育哲
學的「心、力」二分法，所以我轉入教育哲學的領域後發
展的主張：「教育在於培育心力並養、群己兼顧的公民和
人才」，跟這個傳統可說是一脈相承。如果「文」代表著
因文化而在能力、才藝上有所增長，「禮」代表因心、因
性而起的秩序，那麼這個「心性與才力」的二分法是一早
便有了的。從校訓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中大人在文化上
固然要精深，然而不斷開展達至博大卻尤其重要。這個「
博文」的精神就是「大」的精神──大之為大就是有容乃
大。「約禮」是自己緊張自己的操守和品行，因應心性而
照明一個可欲的秩序。所以，常繞中大人心間的是這句話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這是我所經歷的校風，是人對自己要怎樣存活的
要求。

當時我所經歷的學生群體領袖，他們都對社會關懷很有意
識。在文化實踐上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爭取
權益。我當時見到的精神，是一種能夠身體力行，有道德
勇氣的精神。大學生會要求自己走進社會，為那些弱勢社
群代言發聲──例如四大屬會的國是學會和社會工作隊便
是。正如古語所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的心為心」。
當時的學生組織傳統，就是這樣一個傳統。就算非學生組
織人，他們在校園的文化生活上也比現在的學生豐厚充實
得多，不單中文系會注重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修養，中大
同學普遍都甚為「好文」──由文字、到文學、到文化都
很重視。例如四大屬會會有文社和青年文學獎，各系時有
讀書會，飯堂也有偶遇的書話，同學一般對自己的中文運
用都會有要求。這是我經歷過的，一個到處都瀰漫著「博
文」精神的校園。

我初入中大所見到的，是還未有工學院、醫學院的校園。
醫學院1986年出現，工學院1991年才出現。教育學院一早
已經存在，不過教育學院不是一個Faculty，而是一個師訓
的部門School，到1991才成為Faculty。所以我見到的學院
，是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商學院和理學院這四個。這樣
比較近似一個Liberal Arts College。但後來來了一個醫
學院，我們在1981年出現了一個所謂醫學院運動，反對醫
學院入學放寬中文要求以及不需要修通識教育，當時爭論
得很劇烈。普遍認為這樣的醫學院與中大精神不配合。這
是我作大學生時一個很大的爭論。當時的馬臨校長被看成
是醫學院的催生者，同時亦是放棄中大精神的其中一位校
長。學生運動當中多數認為馬臨校長放棄了中大理想，所
以反對五年制的醫學院，認為應該是六年制，正如大學讀
通識要加多一年，醫學院亦應該在五年之上多讀一年通識
，共讀六年。可不可以不修通識教育？這成為了中大一個
連鎖性捍衛：「醫學院五必改六、中大三不改四」，既捍
衛四年制，就要捍衛通識教育。雖然同學當中的評價，很
多都認為通識教育搞得不太好，但一到危難關頭，就覺得
這就是中大的特色，缺之不成中大。通識教育為何令中大
之為大？

四‧大

大學何以為「大」呢？大學之為「大」，大在有容。我感
覺的大學，是一座「宇宙城」（City of Universe）。大
學是一座宇宙的城市，倒影著宇宙，因此在其中無有不問
，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大學裏問。大學之道，正是上承「有
容乃大」的精神。這個「容」是容受宇宙所有的關懷──
求真也好，明德也好，盡皆可以倒影在大學裏。談到在大
學的理念中，為什麼要有大學存在的問題，其中一派我是
比較服膺的。就是我經歷的第四任校長金耀基，他在《大
學之理念》裡面所談到的大學觀。對比之下，讓我們首先
反思一些大學的「小」觀：按現時的流行想法，認為大學
既在一個社會存在，自然要為這個社會服務，大學順理成
章地成為了訓練人才（勞工）的職業訓練所或訓練工場。
現在不斷地說，既然我們的社會正在供養大學，大學就應
該為這個社會服務。譬如在某時某地的某大學，當然要為
當時當地培養莘莘學子，以及將來的人才。所以很多人會
說：「既然給了那麼多錢給你培養我的孩子，他們出來就
自然能夠在此時此地就業發財。」這樣看待大學，會不會
太「小」？

我成長中所見到的大學是很「大」的大學。大學的物理空
間就是這麼大，中大的地界其實改動很少，最多只是後山
部份改動了，基本上劃地為界就是那麼多。如果是為了滿
足一時一地社會的需要，那麼這大學就會變成「小」的大
學了。我看見的大學是可以涵天蓋地的。以我自己在大學
的經驗及思考所得，我相信大學的存在不可單為所在的那
個社會服務。甚至可以說，沒有一間大學，需要只向一時
一地的社會服務。但是，她存在於一個社會，她所服務的
自然就涵蓋了一時一地的需要。放眼世界，最偉大的大學
沒有一間是這樣的，最偉大的大學不是為一時一地造人才
，而是為普世造人才，所以她培養出來的人才，是國際公
民，是世界公民，是宇宙公民。大學甚至不是為地球上任
何的一個國家服務，而是為這個宇宙服務。很有趣地說，
一個社會有責任供養大學到一個水平，但是這個大學的存
在，卻不是為了這個社會。這個理念在現今流行的意識中
，是有點難以明白的，這個亦是中大人身分消散的一部份
。即使我後來有機會成為教員，這個信念也有點難以堅持
下去（no longer sustainable）。

舉例而言，如果宇宙有一個真相要向人倘開的話，她會在
哪裡倘開呢？會在一間大學裡的某一個學系，讓一個教員
或者一個研究生，讓一個很有學問、很有尋真精神的知識
分子，去明解這個真相。宇宙的真相展露的時候，她會打
開給一些人看。打開給甚麼人看呢？最好的種籽就在大學
。這是群善裡面一個很重要的立場。能夠讓真相在一間大
學的學者心中展開，discovery的原意就是這個意思。她原
本是隱藏的covered，現在discovery讓你發現。所謂「發
現」是所發現的物事本來就有，成為現象而在呈現給你看
的意思。大學是一個這樣的地方，所以大學是一個宇宙真
相的祭壇，日日都在獻祭。祭到一些煙在薰，突然間有所
顯靈。宇宙的真相就好像顯靈般，但你不會知道她甚麼時
候會向你靈光一剎地顯靈。我見到的大學每天都在獻祭，
獻祭不是無所事事，而是書本讀完一次又一次，自己讀不
明白，於是計劃大家一齊開讀書組讀書。讀經典更要求如
此，尤其是人文科，越讀就越好像祈雨舞般，祈求上天賜
我靈光一現，這是西方大學的基本精神。中國大學的形成
有點相反，官學、太學的產生，與「學而優則仕」的關係
密切，在根本上是通過科舉產生或提拔人才的一個傳統。
有趣的是，現在我們所經歷的大學，大眾社會的期望都較
接近傳統中國人的觀點，認為讀書是為了謀取功名，有功
名就能為官。總的而言，是希望在社會上有較好的社會經
濟地位。與西方大學精神以真理為名，每天像在開設祭壇
的觀念很不同。你在香港中文大學就可以看到這兩種大學
觀的有趣組合。

而且當時的大學學生會流行在迎新營時寫一些字句在白扇
上，例如：「望道而驚天地寬」。所以當時所體會到的大
學氣魄是向外伸展的。西方主張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
）其中一個意思就是liberation from the present and the
particular不受現在的時代、特定的關懷所綑綁，從而得
到解放。只要能打破那「囿」限的方框，對萬有的探索就
能不斷向外伸展，而不會牢於一時一地。因此大學教育有
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幫你拆解牢困。牢困可能來自出身，
來自時代，甚至可能來自自己內在的個人信念和性格。這
些牢困若能一一打破，人就有百川匯海的可能。好像氣功
所言，讓氣流入自己的氣海。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
民／在親民，在至於止善」，所講的也是一些大事情、大
氣魄，這就是我所經歷的大學。我視大學為一個「容器的
蛻變」。所謂蛻變是指蟲在蟲繭中蛻變成為蝴蝶，這隱喻
很貼切。最初可能一如蟲在攀爬，匍匐於地上，看不到天
是何等大，亦不知天空海闊可任你飛，因此要破這綑綁，
從而蛻繭，成為會自由高飛的蝴蝶。破了以後，這容器就
開始吞吐。我所領受的大學不但相信這回事，亦經歷這回
事。我自己本身就成了一個說明。

五‧學

最後要談談「學」，與「學」相關的是我從學生（本科生
和研究生）、到教學助理（助教）、到學者（教授）經歷
了三種中大人身分，二十三年共經歷了四任校長。1995年
再回中大，除了教育學院和崇基學院的正規工作外，我一
直期許自已能夠繼承中大學統，例如：養育孤兒的傳統。
孤兒有許多種，大分為三：學問上、情感上和信仰上的孤
兒。以下只談學習上有家無歸的遺孤。有一種學生不知為
何，他讀的主修總是讀不入，這是一種孤兒。其實不是他
讀得不好，而是在該學系未能讀通。所以你把他抽出來，
鬆了筋以後，再返回去，他就會發現原來可以這樣讀通。
因為每一學科（discipline）的構成有一定的理由──才
力上，其代價就是需要很強的紀律（discipline）──心
性上。如果不合那紀律是不會破關的。這是一種學業上的
孤兒。通識教育可以成為他們的「教外別傳」，至少我是
這樣看待中大的通識教育的。它是各學科的「教外別傳」
，讓學生在系外打通自己的學習，讓困者有破、通者有突
破。所以我每年都任教通識教育課，例如：「教育思想」
這個課，讓同學思考教育的意義，從而明解大學生的身分
和大學教育的意義。

有些孤兒對於他們的主修科，一旦怎樣也讀不入時，就要
抽離出來與他「練內功」。練的時候他未必知道有什麼關
係，因此他先要有一種十分大的能耐。就像金庸武俠小說
裡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郭靖幼時受教於江南七怪，但是武
功一直沒有什麼大長進。全真教的馬道長覺得郭靖比較單
純渾厚，與江南七怪變化萬千的武功路數不合。於是他私
底下教授郭靖修習內功。若不是馬道長這兩年傳功，郭靖
後來遇上洪七公也就學不到降龍十八掌了。學會降龍十八
掌以後，過往所有雜學都因而融入這大氣中，以至搏鬥時
能對付千變萬化的招式。當然如果不是遇上黃蓉也不會有
機會學到降龍十八掌，這當中靠的也是因緣際會加上他的
功底修為。馬道長要他答應不可將此事告訴任何人，郭靖
不單能守口如瓶，而且還有跟馬道長坐著練兩年氣的能耐
。於是郭靖就這樣與全真派結上了淵源，後來他將楊過送
往全真派，就是因為他曾受惠於全真派。而楊過又是另一
類的孤兒。

像我這樣曾經領受「孤兒院」恩臨的中大人，不知會否感
到「吾道甚孤」？本來大學整體是要拆解種種的困框和囿
限，讓大學生接通萬有，以能明善察理。現在反而每個人
自成一個框，每個系亦自成一個框。對學生要求賣身兼賣
心──把所有大學時光花在一科一系的專門訓練而不知大
學之大。以前中大僱用教員時，待你好像植物讓你慢慢成
長，期待你長出來的是鐵樹，榕樹，或楊柳。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養一個教員讓他顯示自己的風格，給予足夠的
時間讓他在學問造詣上浸淫。實任制就是在這種理念下被
採用的，讓一個學者有充裕的時間「磨劍」，不用畏懼權
貴。近年的中大，合約制取代實任制的比例越來越大。合
約制下人人都很緊張自己的維生，維生固然高貴，不過只
顧經營這事情，就不會再有人照顧孤兒。教學的動機已經
變了，自由追求學問和開放論學的風氣也沒有了。

沒有了自由治學的學風，究竟大學為何還要存在？當我們
回顧中大，一方面覺得難得地走過四十年，另一方面亦面
臨一個問題，就是中大可能會變。其中一個引起最大爭論
的就是中大可能會與其他大學（例如科大）合併，或是吞
併也未可知。就算中大是在優勢下作吞併，也只會是大網
蛇吞併毒蝎子，既不會好受，也消化不來。正如就算娶了
美人，也難以消受美人恩般。可能會吞併一些跟中大很異
質的因素入來，究竟能否消化得來固然是一個問題，中大
的發展亦會因此而變化很快。急功近利的思想會迅速漫延
，說得好聽是：中文大學對於社會、對於國際的貢獻明顯
可見。這點會越來越要求在短時間中看到，聘請一個人一
兩年就要看到表現，因此會出現只爭朝夕的現象。養才的
想法亦會消散，不可能等你研究，慢慢十年磨一劍，更加
不再相信養才需要時間。不單用才會受一時一地影響，識
才的鑑別也越來越弱，因為普及化，最後就只會以成績作
判斷。現在的人才觀越來越受表現為本（performance led）
的指標影響，自然成為市場導向（market oriented）。所
以中大人帶來的歸屬感，要捍衛中大傳統的力量，隨著這
發展我覺得越來越薄弱。所有的不過是一些曾經在這裡戀
棧過的舊生。但這些舊生又能夠發揮什麼影響呢。

金耀基作校長其實是很偶然的過渡性質，高錕校長未上任
前已有人邀請金教授出任。所以我看成如今是過渡期。我
相信，也都預期，金耀基離去以後，中大會有很大的變遷
。我不樂觀，不認為會是脫胎換骨，更加不會是一種容器
的蛻變。是一種什麼？我不敢說。但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
覺，以上所說我所經歷的中大人身分的所有要素都將會漸
漸消散。究竟消散了什麼？明確地說我有一種感覺，感覺
到中大人這身分正漸漸消散。作為一個教員很難再堅持下
去，若再堅持就會有一種過於懷舊的感覺。所以緬懷的是
一段歷史，但這歷史已漸被看為不能與時並進。提出要繼
續的理由，它們中好像有些又流於膚淺。我不會那樣簡單
地說：「慘了！中大被這一輩人出賣了。」我看到了一個
組織，一個體制，一個故事的發展。這個組織的故事（organizational narrative
）是香港中文大學有她自己的生命，而她正經歷四十歲。
正如一個人正經歷四十歲，她以往所積存的，可能會因著
一個突然的變化而快速地消散。作為一個生命，在個人的
敘事體（personal narrative）中，四十是催命的數字，
對一個存在的組織也是。要不就破關將以往四十年所聚合
的福份，以新的形態存在下去，否則就要消散。這是一種
頗有趣的比照，算是「中大四十」這題目的一個注釋。這
篇文章先口述後筆錄，口述之時正是二千零三年六月三日
在中大校園，六四的前一個傍晚。窗外看似夕陽西下，其
實整天灰暗一片，夕陽從未出現過。可能因為感受是又到
六四了，不知是紀念十四年前的天安門好，還是紀念遠古
的屈原好──今年的六月四日正好是端陽節。這篇特為中
大四十而寫的文章，完成於七月一日五十萬香港人上街遊
行要求「反對廿三、還政於民」之後，看來香港人也挻可
愛。也許，未來會有一天我們一起慶祝火浴以後的鳳凰重
生。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口述、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七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