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典型前言 鄧小樺 所謂「典型」，大概指我們聯想、描述某一群體時，所採 用的概括性形象、傾向、表現等等（在本專輯中，被描述 群體就是「中大生」、「大學生」、「年青人」）。這當 然是一種知識，它幫助我們在無限的表象與符號中，抽取 部分，成就論述，作出批判。然而，它也必然是簡化的， 「典型」即使作為一種洞見，是在（各種程度的）無視被 描述群體的例外例子的情況下，才能產生的；於是，便有 可能在遇上例外情況時，無法理解，以至造成錯失。但我 們又始終需要著作為典型的知識。這該怎麼辦呢？ 馬傑偉面對這問題的方式最徹底：他沒有採取編者向他約 稿時的題目「CU仔女年代差異」，而是以自己讀書時（70 年代）的親身經歷，一個個別故事中的男子和女子形象， 去概括自己對「中大生」的印象、「中大記憶」。這種善 意、感性的方式無疑是馬氏近年的一貫取向。這既是一種 正面的形象（且是一個朦朧的愛情故事），其簡化也就不 那麼礙眼和令人如坐針氈。 與此相反的是小門報的「標準CU仔」，其諷刺極端化、極 端漫畫化、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所立足處正是「典型」 論述中最暴烈的部分。本來，自魯迅的「國民性」批判始 ，「典型」論述多數都是意在批判的。在90年代中的小報 潮裡，我們能看到的，或者是五四時期知識份子的正統血 液——那種策略性的極端，及對出版事業作用的信仰。 李少南的文章無疑也意在批判，但李文是本輯文章中，最 小心翼翼的。文首先以傳播學的概念，反省了典型論述必 然具有成見的部分；此後，李氏對大學生的批評與建議， 都是一步一回顧的——直至文末，談到大學生拍畢業照時 開始手抱鮮花、毛公仔，李氏大概再想不到如何為自己的 「成見」作平衡（但又不吐不快），於是便稱自己無法理 解，轉向其友呂大樂教授求救，請之作社會分析——換言 之，李氏在批判九十年代的大學生的種種情狀之餘，始終 不願訴諸「一代不如一代」、「人的素質」這樣單純的結 論。如果小門報式「典型」論述面對著千夫所指的艱難， 李氏瞻前顧後的文章也讓我們看見另一種艱難。 呂大樂的文章比李少南的文章晚上差不多十年，且不知兩 文之間是否真的存在直接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不過也是一個小心翼翼地批判年青人和大學生的範例。呂 文還隱隱觸及了另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就是批判者本身的 位置（position）何在。批判者的批判，會不會只是為了 抬高自己——像呂氏文中引出的各種成年人搞的年青人調 查，調查報告把年青人踩得一錢不值，只為了把成年人自 己放到一個超然的高位，可以永遠對年青人耳提面命？呂 氏本身面對這個問題的方式，就是批判年青人不夠反叛， 叫年青人更努力地脫出成年人的權力網。有趣的是，這種 說法是因為作者呂氏意識到本身的權力位置（成年人）而 作的反省（或開脫？），於是正造成了兩種現象：一是令 呂氏個人添上了一種時時想要掙脫成年人身分的超然物外 般的氣質；二是呂氏作為一個成年人的形象非常突出、甚 至公眾化了。這就像呂氏作為社會上最常作公眾性父親論 述的人，說「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他同時成就著自 己「大眾父親」的形象，又時時顯示著外於這種身分位置 的思考方式。 另一種（更）常見的反省自身權力位置的批判方式是，將 自身放入被批判者群中，藉批判自身而批判群體中的常見 現象。遠草的〈非我．非非我〉寫於93年，詩作諧擬﹝亞 ﹞弦名篇〈如歌的行板〉，取的正是〈如〉中一再重複的 「必要」二字。遠草希望表達的是，一個唸哲學的人，在 日常的瑣碎生活中，感到無所適從，無法找到重心，可重 視、執著的事物一一被分解（連1997也只是「大無聊」） 。遠草可被視為呂大樂所說的「fluke」，她對自身的描述 乃是從頹廢中反彈的嘗試。 蘇湘的〈關於典型（和非典型）〉寫於2003年（非典型肺 炎洗禮香港之後，所以便有了「非典型」一詞）。驟眼看 來，〈關〉與〈非〉非常相似；不過，兩者的決定性分別 是，〈非〉詩中提及的名牌（當時社會上具代表性的名牌 是Esprit、Benetton、無印良品等），是構成日常生活之 瑣碎的元素之一；而在〈關〉中，名牌（姑慈，應指Gucci ，想想它和Benetton等在價錢上的分別）被突出，代表著 商品化社會的無限複製（同時自稱是個性化的），個人已 不能具有個別面貌甚至不能被認識，所以在這個層次上來 說，並無所謂典型和非典型的分別。由於焦點清晰，蘇文 能夠得出較積極的結論，並賦該文的隨筆式文體以社會批 判式的視角。〈非〉與〈關〉的比較還可提示我們思考典 型的另一角度——90年代至21世紀以來，香港社會的商品 化大概是愈演愈烈；因而我們應更能警醒到社會商品化的 病徵——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典型論述」，能夠怎樣 地描畫出當時社會的什麼特徵？這些論述本身有多大程度 上是典型的？再進一步，這些作者有沒有、如何地嘗試提 高或者迴避自己的典型性？ 這個專輯，尤其是這篇前言，不知是否應該負起探究社會 結構演變的責任。然而，因為編者（同時是本文作者）並 不能承擔自己的盲點以及缺乏概括、簡化演變過程的能力 和勇氣，於是也沒有形成有關的洞見。於此，讀者應可更 能體味到那些作出負責任的批判的典型論述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