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思》53期，1998年1月

略論公民抗命與社會運動的關係
羅永生

八十年代香港民主發展的焦點集中在民選議會和政黨的建
立，《基本法》和中英關於政制改革的爭議成為主導課題
，民主運動變成議會改革運動。然而這個議會改革運動，
在社會權勢集團的壓制下，並沒有取得太大的成就，但市
民對自己所應享有權利的認識，卻已大大提高，以權利為
訴求的社會抗議此起彼落。而「公民抗命」的理念，在九
十年代之後，就更漸受關注及被反覆援引。

香港有不少人在援引公民抗命的概念時，都不自覺地將它
和諸如「抗爭」、「社會運動」等概念相提並論。在大眾
傳媒，公民抗命就往往被視為「激烈」行為的別稱。筆者
認為，這些混淆毫無益處，我們實有必要對上述概念作出
仔細區分。本文要處理的，只是公民抗命和社會運動兩者
關係的一些問題。

公民抗命建基於更為廣泛的「公民權利」的理念，它在理
論上和實踐上的前提是人們對自己的「公民身分」（citizenship
）的認識。公民抗命的理念試圖界劃出公民以行動來改變
不善政令和法律的條件，在鞏固法律權威和法治精神的同
時，說明公民可以在哪些限度內挑戰法律。訴諸公民抗命
的目的是引起更為強大關注和社會壓力，使政治機關和法
律體系對社會需求有否被恰當滿足，正義原則有否被充分
秉持等問題，有更佳的回應。公民抗命的理念源自西方社
會，出發點是以個人主義為根基的權利概念。它對社會政
治體制的基本前設，是認為社會是由互相競爭的利益集團
所構成。憲法是這個自由、多元和競爭性社會的基石。法
律可能偶有不善，但它可以透過各種方式「自我完善」，
公民抗命就是這自我完善的方式之一。

公民抗命理念有時可以為改革社會的社會行動和抗爭活動
提供解釋。但不要忘記，它始終是以社會的既成體制為最
終的價值參照，它的有效性，在乎政治和司法體制具備一
套合符正義的憲法原則。從對社會的基本性質和假設來比
較，我們可見它和社會運動的理念，有著巨大的分別。

社會運動的理念並不相信社會現狀是自由競爭著的利益團
體所構成，相反地，利益競爭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是以
公正的遊戲規則進行，而是被社會根本性的壓制性質所主
宰，社會運動的出發點就是社會體系的扭曲和宰制。所以
社會運動不單只關心個人和個別群體的權利，更要面對這
些權利之所以被剝奪背後的深遠體制性原因。社會運動所
關心的，是如何改造這些表現在制度和意識層面上的壓制
性社會關係。由於社會運動最終是要改變社會體制內不平
等的權力分配狀況，所以個別抗議行動的價值，均須放到
更廣闊的歷史脈絡裏去，才能加以估量和評價。從意識覺
醒的角度來說，社會抗議的合理性，在乎宰制社會階層對
弱勢者的愚弄和蒙騙，會否被抗議行動所暴露、揭發；從
工具性的角度看，反抗行動的合理性，則在乎揭露了社會
體制內藏的不義之後，弱勢者是否增進了自強能力（empowered
），使下一步的反抗行動或被壓迫者的動員，可以更有力
地進行。

總之公民抗爭的出發點是，社會上存在著一套顯而易見的
關於社會基本原則的共識，但社會運動則深深懷疑這套共
識是否存在。而就算它被不斷引用，它又是否只是一種以
有利於權勢集團最終宰制的模式而被模塑出來的意識霸權
。公民抗命只針對個別行為作出評斷，為個別行為找尋理
據，但社會運動則嘗試以全局的觀點，建立批判社會的分
析工具和方法。

在香港，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有比較鮮明的批判傳統，不
斷有人提出社會運動的綱領，辯論社會運動的方向。但在
九十年代，人們對社會體制的反省力漸降，社會運動變成
只是一種口號或回憶。再加上自發性的社會抗爭減少，而
由社會工作者所組織的社會行動，反而成為一種主流，社
會抗議活動的合法性（legitimacy）就要找尋一套與主流
社會意識契合的理據。以個人基本權利為出發點的公民抗
命理念日漸普及，便顯得順理成章。然而，不可忽略的是
，香港過去是在殖民體制底下存在。十多年的過渡期，香
港都活在一種對憲法地位的危機感和不信任感之中，公民
抗命所假設的原則共識，其實只是一種假想中的存在，在
教育體制內就更談不上對公民權利有根深柢固的認識。在
這個情況下，公民抗命的理念並不具備多大實質操作上的
意義，反而是一種口號和呼召，為社會抗議行動在主流話
語中建立合法性。

當然，對公民抗命理念的訴求不一定會與社會運動的目標
發生衝突，更者，在舊制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日漸失去吸
引力，一些新型社會運動更要借托公民權利的話語以開拓
空間的情況下，公民權利反是一種有動員力量的口號。但
由於公民抗命的理念缺乏了社會運動的全局觀，往往抽離
了社會力量相互抗衡的大脈絡，只嘗試去對抗議行為作「
超然客觀」的仲裁，就好像社會學家按離軌行為的角度去
了解所謂社會「抗爭」，劃定「可以接受」的離軌行為一
樣。這種審視形式所操持的是自由主義的措辭，背後未經
檢討的卻是保守的社會學「功能主義」，它往往隱藏著一
種危險的傾向，就是將抗議行動個別化，了解為個人或局
部利益的申訴。雖然以公民抗命的姿態提出的這些訴求，
目的是將個人受到的不善對待上升到社會層面，援引社會
公義良知的標準以作裁決，但這些社會公義的標準卻沒有
納入批判範圍，而是作為一些理所當然的原則加以引用。

筆者提出要區分公民抗命和社會運動，是想指出社會活動
的參與者（social activist），如果要對社會環境和自身
有真確的反省，就要明白自己和自己的行為，是永遠被置
放在特定的論述場域當中。所以，在接納一種理論概念為
判斷準則時，要同時意覺其限度和歷史適切性。公民抗命
這項論述是以首肯一些「既有的」良知或公義準則為出發
點，那我們在區分甚麼才是公民抗命之時，就不期然迫著
要同時界定甚麼不是公民抗命，甚麼離開了公民權利的範
圍，甚麼是既有／主流的價值，甚麼是邊緣／小眾的價值
。在輿論往往冒充為所謂社會共識的文化霸權底下，這種
審定往往強化著社會的主流觀念，在肯定抗議行為在挑戰
一項個別政策或法令的同時，代價就是對一系列的社會「
常識」抱默認的態度。相反地，如果同一個行為給放置到
社會運動的脈絡，從如何改造壓制性的社會關係角度考慮
，我們就會以不同尺度去衡量成敗得失。而所謂「社會／
民間抗爭」所指的，實應包括質疑這些既有的準則，而不
單是這些行為是否在社會常識的容忍範圍，或哲學家劃定
的原則之內。

或許有人會以為，上述的說法是將社會運動的說辭神秘化
，將激進的行為排在理性思辯和檢討之外，更有人會擔心
，抗命或抗爭如果脫離了公民權利的範疇，拒絕以此仲裁
其恰當性和合法性的話，則會變成一種激進的獨斷論。應
該承認的是，這些危險是存在的，目前香港的社會活動（
social activism）也的確有某種將肢體行為上的抗爭浪漫
化的誘因，但問題不在如何去以社會良知、抗命的條件等
抽離社會運動脈絡的聲音作「中立」評判，以便重新規範
社會抗議應如何進行，而是重新深化「社會抗爭」概念，
使抗爭活動有更豐富的內容和持久的意義。所以，社運的
觀念並非盲目激進行為的通行證。同樣地，它也不會將抗
爭運動偏狹地等同為「抗命行為」，單單著眼於人們究竟
有沒有權去進行某項（抗命）活動，卻失掉了以自省的態
度，持全局、多元而長遠的眼光去推進社會運動。

公民抗命的理論論述不斷建構著公民身分。但從社會運動
的觀點，公民抗命理念的弊端，正是沒有將這個身分建構
的過程「問題化」（problematize），沒有將公民權利視
為歷史和政治抗爭過程的產物，置放進社會運動的脈絡，
將固有的政治含義顯露出來。公民抗命理論所關切的是對
權力壓制的抗議，但卻忽視了建構公民身分的過程本身就
充滿了權力和政治。而只有將這種政治內容都付諸公眾，
在具體的社會運動脈絡下進行辯論質疑，真正的對壓制力
量的挑戰和抗命才可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