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1992年《中大學生報》，轉引至《叛逆歲月》 關於走出支運困境的一些看法 民之 八九民運已過去了三年，海外的支援民主運動日漸衰退， 在「無運可支」的情況下，群眾動員越來越困難。支運團 體也只能舉行諸如關注民運人士情況、釋放民運人士的示 威遊行，或在一些紀念日（如「六四」）舉行一些活動， 叫喊幾聲民主、自由、人權。但是，不僅這些活動的參與 群眾愈來愈少，甚至大多數支運團體除了提出一些民主、 人權的口號外，亦無法和中國的具體社會分析相結合。而 群眾的熱情卻不斷地消耗在疲累、無力的叫喊聲中，所謂 的民主被等同於西方的代議政制，人權被約化為政治人權 ，無視於政治人權與經濟人權之間的關係。因此跳出現在 的支運框框已是刻不容緩。本文將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愛國運動缺乏總結 自從八九年民運開始，焦點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 事情上，支運的規模也隨著北京民運形勢的發展而作出相 應的轉變，但支運本身卻缺乏了實質爭取的內容。 首先，民運並沒有和70年代香港本土的關心中國運動拉上 甚麼關係，60、70年代本土愛國運動把中國的希望寄托在 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領導上，而隨著文革結束，顯示出中共 政權內的官僚主義本質和激烈的內部政治鬥爭，打破了港 人的幻想。但是，這種經驗教訓並沒有被吸取，港人對於 中國政治的認識並沒有加深。在八九民運中，港人仍寄望 改革派的勝利。結果，這種幻想被血腥鎮壓所粉碎（可悲 的是鎮壓民運的主角鄧小平，現時仍被幻想成帶領改革開 放的「旋風」，屠夫身分好像已被遺忘了）。 經濟改革——神話背後 鄧小平南巡，提倡加快經濟開放，香港傳媒大肆渲染，輿 論歡呼，連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也表示歡迎。然而卻無視中 國經濟改革所面對的危機，無視於鄧小平講話中所隱伏的 危險性，唯經濟開放是好。然而，卻不去追問甚麼人在經 濟改革中得到好處。不過，這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 西方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和沿海省份表面上的經濟繁榮 所產生的影響。傳媒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簡單二分法取代 具體的中國問題分析，經濟開放產生的問題被視為副作用 而未受重視，地區發展的嚴重不平衡、社會民生問題被沿 海省份的表面繁榮所掩蓋。 大多數的支運團體，也只能舉出一些簡單的旗幟，如爭取 中國民主、自由，或不承認中共現政權等。而在這些旗幟 背後，缺乏具體的、實質的內容。這些旗幟雖然對中國現 況提供了模糊的警示作用，然而由於這些團體沒提出更多 的或更具體的政治綱領，因此也產生了一些消極的影響， 比如：由不承認中國政權推至否定中國自49年至經濟開放 前的發展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事實上，該段時期內中國 的經濟發展超越於同一起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當然也有 一些嚴重的失誤），甚至否定49年中國革命的進步意義， 且認為中國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均應走上資本主義的道 路。這種推論不單將中國問題簡單化，亦陷於盲目崇拜資 本主義的陷阱之內。 但是，若我們所追求的民主中國，是強調平等的政治參與 ；經濟上是均富，而不是貧富懸殊——也唯有如此平等的 政治參與才成為可能。那麼我們就不能不對西方主流的意 識形態——合理化社會上的貧富懸殊——提出批判。因此 ，進步的支運團體，就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政治綱領及對中 國問題的分析，以對抗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及中共意識形態 ，也就是要建立自己對中國的論述。如：對於中國引進市 場機制，我們關注的不僅是經濟發展，我們更加強調工人 、農民的權益。又例如，過甚的市場私有化不一定就對經 濟發展有利，而教育、社會保障也可能受到損害，財富的 分配是否合理？這些均是建立我們對中國的論述的課題。 「香港經驗」能否成為典範？ 此外，香港被中國大陸視為學習的典範，無論是中共政府 的官員乃至民間的知識份子，均過份神化了香港的經濟發 展經驗。而在香港本土的主流論述中，50、60年代的工人 苦況被忘卻，香港現時的貧富懸殊被忽視（顯示貧富差距 的堅尼系數近20年來不斷上升，香港的基層人民不能合理 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香港經濟發展所不可或缺的特 殊社會歷史環境被淡化，「積極不干預」的自由經濟放任 政策被視為香港的「成功」要素（然而實際上造成了現時 的工業萎縮）。香港的主流論述和中國大陸神化「香港模 式」是分不開的，因此建立一個基層人民對「香港經驗」 的論述，以對抗主流論述，對中國亦有重要的意義。 簡言之，在香港的輿論陣地上，爭奪對中國問題、「香港 經驗」的論述，應是進步的支運／民運團體的重要工作。 要注意的是，在香港關注中國問題、乃至促進中國的民主 化，絕大多數的團體不可能從事直接的中國民間組織工作 及群眾動員。因此在香港，輿論陣地的運用反而更為重要 ，這對中國大陸能否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是有一定影響的 。 基層接觸不容忽視 另一方面，自從八九民運遭受鎮壓後，三年以來，一些香 港的基層團體、學生組織便停止了和大陸的半官方組織交 往（如工會、學生會、知識份子組織），一方面可能由於 此類組織受官方嚴格控制及監督，也可能是基於政治原則 （不與官方控制的組織接觸）。可是，此類組織中有不少 人士對官方持批判態度，而且官方的控制也在鬆懈之中， 與之接觸對推動民主化亦有利。若然輕易放棄接觸，便等 於放棄對這些學生、工會和知識份子團體的影響，同時也 放棄從這些人士去了解大陸的現況。是以，香港基層團體 和學生組織應恢復跟他們的交往，以此推動人民民主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