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文獻＋原創文章 《同途殊歸》摘錄／莊耀洸、馮家強談六四 訪問：戴遠雄、鄧小樺 整理：鄧小樺 小結之一：群眾參與的短暫性 ﹝…﹞不少評論已經指出，相對於七十年代學運是透過校 園討論、學生組織推動及社會抗爭而令群眾內化學運的意 義，當代的學運則主要依靠「傳媒效應」；隨著中央性學 生組織在八十年代中後期走向衰落，大部分大專學生再沒 有恆常地參與較政治化的學生組織活動，是以群眾運動再 不能由學生組織帶導出來，反而傳媒所設下的「社會議題 」對一般學生的影響最大。因此，五月中旬當傳媒日復一 日大事報導北京學生絕食，便有效地「動員」起同學的參 與；而當「六四」過後，傳媒再沒有了報導的主線，同學 的參與便日趨退減。﹝…﹞[1] [1] 莊：我不覺得傳媒對紀念八九民運、六四有鼓動作用，有 時我們甚至批評傳媒淡化了紀念活動。實際上傳媒只會影 響同學所討論的內容，或者令後者多了對學運的質疑。例 如96年發行的《天安門》紀錄片，便引起不少同學對整個 學運質疑。校園內，於99年，甚至有人開始質疑舉辦悼念 六四的活動，也有同學質疑為甚麼中大學生報出版的《六 四特刊》在維園派發。 強：為了希望引起市民的關注，學生組織每年都舉辦紀念 六四的活動，而且中大學生會每年傾莊時都會討論這課題 ，其中的推動力並非來自傳媒，對傳媒也不會作過多的考 慮。 小結之二：民運本土化的難產 本來，在八九民運的過程中，香港學生組織內一直有聲音 指出不要老是作支援國內民運工作，而必須將香港的運動 「本土化」，即是要將支援國內民運的力量導引到爭取香 港本土民主化，這樣才能令運動得以持久；[2]然而，這樣 的觀點在整個過程中只流於理念層次，在理論及實踐策略 方面可謂空白一片，根本起不了作用。[3]﹝…﹞ [2] 莊：若香港民運只屬支援性質，內地的學運失敗，本地學 運也只會跟著沒落。因而本地學運需要建立其主體性。例 如每年的「六四特刊」大都只會報導有關北京的民運，其 實發生在香港以至其他各地的民運都很多，卻沒有報導， 這其實是很大的缺陷。另外，雖然香港仍容許悼念六四的 活動，但卻未能形成一有規模的運動，又不能持續地鼓動 群眾參與，這是組織與擴散的問題。 [3] 莊：94年幹事會的嚴潔心稱，她們那莊七成人上莊都是因 為六四的影響。到97年時氣氛已經差很遠，因為97年入學 的學生，89年時還是小學生。但97年政治氣氛比較濃厚。 也因為社會氣氛的影響，97年「砍莊」的兩個內閣都有提 到六四，而且立場相近。雖然都是口號，但「綠野仙蹤」 有提到「民主生活化」。99之後已近例行公事。港大上年 的政綱連提都沒提；中大還有，但對中國民運的具體分析 已經很少。對於六四的立場和討論，一般都是跟隨前人的 講法，然後每年再流失一點，最後只剩下一些綱領和道德 立場，沒有具體的實行方法，也談不上總結。 強：同意。近年一般少講「對運動的總結」，多講「延續 抗爭精神」、「支持八九民運的精神」之類。這某程度上 意味著（學生組織）希望將八九民運連結到本地的社會事 件。 莊：但我覺得這種「本土化」的基礎還是虛浮一點。例如 99年中大搞的六四十週年燭光晚會「六四．今天．我們」 ，有人提出在集會上講居港權的事，但有些人反對，認為 「紀念六四就該只講六四」，「六四以外」的就不行。我 覺得這樣很僵化，未能真正將民運本土化。何謂「以外」 ？居港權時我們面對的環境其實和八九時相當類似，民主 精神等課題可以在居港權處延續。要基礎不虛浮，未必是 要精闢的分析，但起碼要有實踐，實際地推動工作。即使 是上街搞簽名，也起碼可以知道人們的反應。民運本土化 的虛浮，正在於只得六四時的悼念，平時則無實際推動工 作。若只喊著高蹈的道德價值，根本不知大家所認同的是 什麼，轉﹝車太﹞也不難。通過實踐，可以深化對六四的 分析。政治運動對政治概念、綱領的影響是最大的，它可 以在理性、感性上作出深化。像選擇去不去衝擊，會令你 想得很深。另一種深化是教育，例如講座、工作坊、讀書 會、音樂會。 強：00年中大學生會曾嘗試過在六四以外的時間推動「中 國民主化隨想」，探討香港學生和市民怎樣看中國。計劃 收集市民的圖畫、文字，然後出版。但因為時間問題胎死 腹中。除此之外幾乎沒有特別關注民運的活動。 「民運本土化」的倡議者本身處於學生組織中較有利位置 ，不過，到了五月中時，隨著北京形勢急轉直下，學生組 織的人手不得不愈趨轉向全力進行支援工作，「民運本土 化」的理念最終也沒有落實。然而，事後回想，就算當時 學生組織中人有這樣的自覺並予以實踐，又是否能夠影響 群眾的關注呢？群眾運動也許就是「感性的消費」，要將 運動理性化絕對是知易行難的。[4] [4] （「群眾運動是感性的消費，要將運動理性化，知易行難 」，有否想過這句評論的作用或影響？會否對想將運動理 性化的人造成阻力？） 莊：合著時沒有考慮過這問題。除非與作者在立場和價值 有明顯分歧，否則，我們不會隨意改動文章。「群眾運動 是感性的消費，要將運動理性化，知易行難」，這說法大 抵是正確的。正確在於若宏觀看香港的政治文化，那些屬 時事性質的雜誌，它們走分析、理論的路線，幾乎全都沒 有市場，最終遭淘汰。反觀那些屬於感性消費的娛樂消閒 雜誌，卻很受歡迎。所以在香港，想把學運理性化，是很 困難的。有時是需要感性手法，鼓動群眾參與運動。但從 另一角度來講，運動不能只流於鼓動群眾上街。「理性」 亦指需要提出理由。學生運動也一向強調給理由和簡單理 據，但深入的分析則欠奉。不過若說現在的學運很不理性 ，則言過其實。 小結之三：忠誠反對派的消失 ﹝…﹞「忠誠反對派」對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的立場 是有一定程度的含糊性的：一方面，自七十年代末開始， 香港學界對於國內民主運動均是原則上予以支持，並對個 別民運行動作出聲援；但另方面，基於對中國開放改革的 信心，香港學界對中國政府壓制反對聲音的做法又有一定 程度的理解。八九以前，以上的矛盾並沒有產生太大的衝 突，主因並非「忠誠反對派」的論述經得起考驗，而主要 是由於當時的民運規模較小，且短時間已被壓制下來，香 港學界並未全面介入運動已終結；故此，香港學界與中方 的關係才不致因民運問題的分歧而決裂，而可以繼續其「 忠誠反對派」角色。 正由於「忠誠反對派」的背後理念是建基於中國社會正朝 理性開放的方向發展，當八九民運日益擴大了中國政府與 人民的矛盾對立，而官方轉而採取強硬行動對付反對力量 時，「忠誠反對派」所持的良性互動理論在當時的實踐上 再難站得住腳，到了民運後半期甚至是全面的破產。﹝… ﹞ 結果，「六四屠殺」使過往幾年建立起來的「忠誠反對派 」論述完全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反建制派」。 小結之四：危機管理經驗的不足 （編按：六四之後，曾有許多文章檢討香港學生在八九年 時、天安門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誤失，例如對國內情勢欠 缺理解、欠缺大型運動經驗、過度放大自我等等。這類文 章為數其實甚多，水準亦甚不俗，每篇的論點、角度亦頗 相異趣，至今仍有震撼力及啟發性。讀者可參看《八九民 運資料冊》，中大學生會出版，1990） 小結之五：學生組織的衰落 除了危機管理方面的問題，面對八九民運如此大型的群眾 運動，嚴重暴露出當時學生組織沒有能力帶領運動的組織 問題。﹝…﹞ 如前所述，自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學聯及個別院校學生 會出現缺莊現象，就算有人上莊的幹事會的行政經驗、政 治分析均不如前，而學生會的參與人手亦日見減少；﹝… ﹞。 事實上，當時學生組織的核心人物其實不多，面對如此大 規模的運動，就算原有組織者不眠不休也幹不了那麼多事 情，這亦一定程度解釋了為何「民運本土化」的理念一直 無法實踐。[5] [5] 強：學生會對「如何理性化運動」議題的討論並不多，分 析也不夠深入，遑論有全盤計劃。近年，因為學生組織根 本沒有機會發起群眾運動，甚至欠缺人力組織，所以對這 說法很難作結論。個人而言，在策劃時已出現太多突發事 件，並沒有時間和精神作這樣的思考。可能在進行合作社 的工作上，會有多點這類想法。譬如居港權、廿三條、公 安法，當談及要發起教育群眾的工作時，往往不了了之。 近年對運動理性化的傾向並不強。通常只會在運動的尾聲 ，才有人提出，甚少在運動的高潮作這類的追求。說「想 加入教育工作」，即意味著事件已沒什麼人理會。可能在 中大學生組織內，理性的討論會多點。在其他院校有關理 性的討論，並不適用於分析議題，他們的理性是形式上、 策略上的理性。 八九民運的影響 無論如何，八九民運對香港學運的影響是異常巨大的，這 至少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民運過程中過萬大專生的參與投入對個別人的衝擊 不容低估，[6]這至少令參與者對中國民運（或清楚一點是 對民主）產生了抽象的認同，九零年三月學聯發起的「反 對不民主基本法」集會高達五千多學生參與即為一例。 [6] （怎樣看運動中，其實甚被重視的個人改造，並沒有很具 體地在主流論述中被陳述？） 莊：因為這是要實際地去做的，而不是講出來的。個人改 造當然重要，但在處理實際議題時，議題本身最重要，因 為個人改造可以通過不同途徑。在我參與組織時，我們所 抱持的想法是，莊員之間要先能互相影響，才能影響其他 同學，而其實能夠影響的可能只有幾十人。要影響人，除 了透過實踐之外，就是透過人際相處。我住在中大附近， 譚生住報社，東叔留在中大學生會，可能都是覺得因為這 樣相處才能互相改造。但我自己也覺得要總結那些影響是 很難的。學生組織是會有一種集體主義的思想，但也有另 一種不同的傾向。兩者之間的拉力是存在的，例如學生報 會對這種問題多點思考，幹事會則視學生會為推動工作的 地方，做都來不及，哪有時間談這些。我自己選擇加入學 生會時，是有強烈的傾向想改造自己；到我上莊時，就很 想改變他人。 強：我上幹事會時，大家都已做過一年書院學生會，所以 沒有怎樣想到要改變自己。至於第一年上書院學生會時， 則真是接觸新事物；不過因為之前的一年，五個學生會都 缺莊，所以大家都有一種「重新上路」的希望。00年之後 則比較不同，兩種傾向的人都有。 第二，參與八九民運的熱情帶來了學生組織的短時間「中 興」現象。九零及九一年時所有大專院校學生會均有足夠 人手上莊，各院校學生會幹事，大多是因為八九民運而促 使他們願意投身學生會工作，而由於他們大多均曾參與八 九民運支援工作，有著不少理性及感性的共同經歷，因此 他們對中國問題的共識較大。甚至，八九民運期間成立的 一些中學生組織的組織者，後來入讀大專後相繼參與學生 會工作，成為九十年代學生組織的中堅。 第三，反建制式的民間社會理論在八九後一段時間內或多 或少地影響著學運路向。（編按：本書「新舊學運」一專 題中有更詳細之探討。） 第四，相對於八十年代學界的精英運作，經歷了八九民運 的一代較自覺要動員群眾，甚至發展為「走向基層」的方 向。[7] [7] 莊：八九民運時不止重視西方代議政制，同時覺得民間社 會理論很重要。但94之後，我覺得學生組織中很多人所講 的「民間社會理論」，已經只剩空殼。以前提倡的人會有 較多理論支持，之後就只剩口號。基層的問題也一樣，學 生組織搞民生、搞基層是一種「關懷民間疾苦」的取向和 情懷，多於分析。近期就會加上一些經濟分析的包裝，但 再問學生會中人，什麼是社區經濟、什麼是合作社，可能 他們已不甚了了。校外的人也還有理論，但學生則多半沒 有，只視之為公義問題。 第五，因著「六四屠殺」，香港學界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走 向決裂，大大改變了學界處理中國事務的方向及手法。（ 編按：參見後文，並「昇旗禮」icon。） 第六，由於八九民運引發的問題，令學界與民主派的夥伴 關係日漸消失。 變動一：不承認中國現政權 學聯「不承認鄧李楊政權」的立場，在「六四」過後愈來 愈為強化；到了九零年，當香港社會其他團體逐漸不再高 呼不承認中國現政權時，學聯堅持的立場的行徑便更為突 出。事實上，﹝…﹞不承認中國現政權及不與中國官方接 觸在當時是有其策略意義的，即除了表達香港學界對「六 四鎮壓」的不滿外，亦反映出學界希望藉堅持高舉「不承 認現政權」的旗幟，企圖在社會逐步轉向「不得不承認李 鵬政權」時作為民運最後一股清流。﹝…﹞ 毫無疑問，從形勢分析來看，在可見的將來很難想像香港 學界（新興愛國學生組織除外）與中方能恢復八九年以前 的關係。本來，在沒有積極進取的互動想法時，有沒有溝 通也許沒有多大分別；問題是，八九、九零年時與中方的 抗爭的歷史定位，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有何新的、現實的 意義呢？這似乎是香港學界所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變動二：與民主派夥伴關係的消亡 「六四」前香港學界跟民主派可說是堅定夥伴關係，這在 八九民運後期支聯會成立時仍沒有多大改變，而學界亦樂 於成為支聯會的一分子，與民主派一起作全港性的支運工 作。但「六四」過後，因著對中國問題及香港社運定位的 不同理解，學界及民主派的分歧表面化，雖然彼此分歧主 要在於分析及策略考慮不同的「人民內部矛盾」而非「敵 我矛盾」，但過往的夥伴關係卻日漸消亡。﹝…﹞ 學界與民主派的分歧主要源於兩方面：第一，對於中國民 運的問題，經歷八九民運後的學界每以民運為最高綱領， 反對作出任何妥協，但民主派考慮問題卻較為「策略」， 隨著形勢發展而漸次降低其抗爭層次；第二，民主派全面 組黨及參與九一直選，使學界更自覺民主派本身在民運工 作中已有一定利益考慮，因而令學界再難全情跟民主派進 行合作。[8] [8] 莊：90年中大學生會聯同其他民間團體要求支聯會召開特 別會員大會，討論支聯會對中國問題的定位。那次我是主 要發起人，發起原因是陰謀論地認為民主派將中國民主運 動化為自己的選舉本錢，於是提出兩個動議：一是支聯會 應以中國的利益為大前提（支聯會有個原則是「以不影響 香港的利益會大前提」，我們認為若要推動中國民運當然 是以中國利益為大前提，香港有些許犧牲也是必要的。） ；二是提出要限制支聯會常委的發言不應違反支聯會立場 。這兩條動議都是很「正路」的，但也無法通過，被「擱 置討論」這種程序取消了。不過該動議受到「匯點」等很 多團體支持，只差幾票就可通過。民主派也感受到威脅。 強：2000年的特別之處是對是否參與支聯會會員大會及燭 光晚會的討論。中大學生會曾經幾年沒有參與，我做中大 學生會時，支聯會的中大代表名字仍是97年的會長翁曉娟 。00年時，中大學生會和學聯都有參與支聯會會議。其中 的想法是，我們作為會員，即便對組織的某些做法有保留 ，亦應在裡面發表意見，解決分歧。例如支聯會的常委選 舉用等額選舉制，學聯就此投了反對票。 基於以上事件的立場分歧、基於學界與民主派在中港民運 問題上的不同定位、基於學界漸漸發展出來的民間社會分 析等等，使學界和民主派過往的夥伴關係開始消失。往後 幾年，更由於學界人事的轉變，其領導層與民主派中人不 單全無合作經驗，甚至可以說是互不認識，因而所謂夥伴 關係更無從談起。 二•由八九民運到民間社會的尋覓 延續八九民運 八九民運期間，不少香港學生直接上京參與，這固然是香 港學運的一大突破。同時，八九民運期間同學參與之廣也 是香港學運自七十年代以來所僅見。從前，學生組織者慨 嘆的是同學漠不關心，只顧自己的生活；八九年四至六月 間，組織者要擔心的是如何找工作給數以千計自發起來要 參與運動的同學。 八九民運以流血及被鎮壓結束卻給他們帶來莫大的衝擊。 因此，八九民運後，香港學生運動其中一個重要方向就是 總結八九民運的經驗及在香港進一步推動中國及香港的民 主化。 從前一章的文獻選輯中，我們已看到無論如何總結及評價 北京學生領袖的策略，很多人都認同建立民間力量的重要 性。事實上，很多學生也視此為在香港繼續爭取民主化及 支援國內民運的首要工作。例如有學生在一篇訪問中提到 ，「為何民運失敗？就是因為沒有群眾組織，沒有長期堅 持的目標，只有短時期的自發行動。」因此當時中大的學 生組織中有人提議要走出校園落基層，希望可以建立起強 大的民間力量，為日後的民主運動奠下基礎。八九年九月 的《中大學生報》有作者這樣分析香港在中國民主化中的 角色： ﹝…﹞壯大本土社會運動，對香港來說當有其自足的價值 。利用香港現有的空間及中、港雙方的緊張勢態，應發動 本土的抗爭運動，作為重新凝聚香港社會力量，帶動社會 向前的浪潮。 ﹝…﹞加強各個社會部門的自主性和主動性，以非建制力 量的姿態，準備九七以後的「反控制」抗爭是為一途。修 憲運動、人權運動，或會是未來社運重點所在，但其他層 面的抗爭亦是不可缺乏，各種社會力量如工會、學生、傳 媒、文化工作者、知識份子、基層組織等，都應自覺本身 的社會位置，極大化本身的社會影響力。 港人在這個抗爭的過程中，將會發覺我們是直接或間接地 與中共政權交手，這方面的張力，是港人保持對中國的關 注及介入的最有力的現實基礎。 最後，這應是一個追尋及建立一個更為合理的社會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多元化的局面，民間力量 的蓬勃生機，正正挑戰著中共對某些範疇的壟斷性詮釋： 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政黨與國家的關係、政治領域與文化 領域的關係、黨與人民的關係﹝…﹞香港應以它的實踐過 程，打破中共對上述問題的一元化理解，而這就是真正的 「示範作用」。 衝擊、公民抗命及公安條例 公民抗命（即以不遵守某些法例的形式來突顯問題）的方 法來爭取人權肯定是九十年代學運不同於八十年代的地方 。這些衝擊行動亦令到學聯及學界被貼上激進及街頭戰士 的標籤。事實上，衝擊警權本身雖然是一個本地問題，但 是從學生運動內部的討論中，我們也可以看見衝擊是被了 解為對八九民運的繼承。﹝…﹞ （九零年六四一週年，學聯在新華社外的）衝擊在學界內 部引起很大的反響。不少院校的代表都認為衝擊有損學聯 及學界的形象，令到同學與學聯更疏離。另外，有同學指 出衝擊轉移了社會大眾及傳媒的視線，由原來紀念六四及 爭取民主變成對衝突場面的報導。這些同學認為，若果人 們對警權不滿，應該在別的場合提出有關問題，而不應該 利用紀念民運的機會來宣傳別的議題。再者，部份同學指 堅持衝擊的同學，忽視組織紀律及其他院校的意見，強逼 學聯跟從自己的立場。 至於贊成衝擊的同學則認為衝擊是體現八九民運精神—— 反強權、反壓迫的方式。因為紀念民運就是為了承繼民運 的精神，而當示威者的合法權利（集會及表達意見的自由 ）受到《公安條例》無理踐踏的時候，如果同學不去反抗 ，就是空喊「爭民主、爭自由」的口號。衝擊在這些同學 的理解中是有著很崇高的道德意義。所以，傳媒的誤解及 同學的疏離等論調並不能根本地動搖他們對衝擊的執著。 「悶蛋」與「過癮」的政治 我們用「悶蛋」及「過癮」作為本節的標題是想突出學生 是如何理解這些政治實踐及自己的經驗。所謂「悶蛋」是 指學生對於日趨僵化的活動形式及內容感到厭倦；其實這 也是九十年代初學運份子堅持衝擊的其中一個理由。例如 ，六四燭光晚會整個氣氛、程序安排以至宣言內容都不斷 突出「沉痛哀悼」、「死難同胞」、「壯烈犧牲」及「堅 持到底」等元素。在這種安排下，每年的燭光晚會便只有 「哀悼」一條主線，而參與者也只能以「哀悼者」的形象 出現，等待著台上的「領袖」召喚他們的「參與」（如高 舉拳頭或洋燭）。我們無意否定以上種種都可以是紀念六 四的主題，但是如果在社會運動中只有一種聲音、一種姿 態，那又是否健康呢？ 因此，「新學生運動」在形式及議題上的創新只是希望為 社會運動注入一些新的活力。透過本身的創造，參與者更 能在社會行動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及突破社會規範的愉悅 （即「過癮」）。這些看似無關痛癢的感覺其實也是一種 政治實踐。再以六四遊行為例，九七年的六四週年遊行中 ，有學生歌唱流行曲「友情歲月」而不是支聯會「建議」 的「血染的風采」或「祭好漢」，便正是要在「平反六四 」及「放低包袱」此兩種可能外創造新的實踐空間及意義 。正因為參與者在過程中覺得是做著「自己」的事情，而 不是由上方攤派下來的任務，他們才有動力繼續以後的行 動。於是乎，我們可以發現有部份「新學生運動」的參與 者在校政問題上也強調要自主參與，並批評學生會的代議 政制扼殺了校園民主。[9] [9] （六四這個事件似乎特別強調個人經驗？市民和學生對六 四經驗似乎求之不竭？有沒有泛濫的感覺？） 強：我覺得是學生因為本身的年齡問題，所以希望知道更 多以前的事。傾莊時常有問「實情當時係點架？」 莊：我覺得民眾對六四並沒有這樣強的求知慾。我一向都 很贊成將六四本土化，我常提議六四特刊應該做口述歷史 ，找當時的學生、老師、工友一起講。現在各處都有很多 口述歷史計劃，但很少涉及這種政治事件。如果以中大為 本位，作一次口述歷史是很有意思的。我講了好幾年，但 大家都是當一個工作計劃，視六月四日為出版底線，最後 就輯舊文。我常認為，若要做口述歷史，大可年底出版， 不必趕六月四日。年年出一本類似的東西我覺得意義不大 。 強：我知有些團體希望做這類工作，例如職工盟出版了一 本六四對香港勞工的影響的口述歷史。這件事比較費工夫 和心思，學生組織往往一來未必能負擔，二來未必有這種 視野，構想比較例行工序式。 （會不會覺得這種強調個人經驗的論述分散力量？） 莊：學聯的「八樓」（社運資源中心）想在今年六四期間 搞一個音樂會，但因為場地問題，只訂到六四當晚的場地 。學聯的常委很反對，因為這樣會減少到維園的人數。爭 論了四小時之後，「八樓」收回構想。這反映了現在的人 對六四雖然沒有具體分析，但還有情意結。我個人覺得最 少應該在六四當日團結一晚，預留時間到維園，不要分散 人流。學生組織在這方面有點分歧，大家都覺得支聯會的 集會只懂叫口號，但有些罵的人也會去，因為那裡人多， 人多可以顯示力量。有些是因為在集會之後還有衝擊、集 會等活動。「八樓」可能也不是不關心六四，但他們可能 覺得沒必要為維園預留時間，搞音樂會可能更有意思。這 裡反映了兩種考慮角度。以前馮繼遠曾想約六四當晚開會 （因為約不到別的時間），我說這是「專打民主運動荷包 」——當晚大家都有空，是因為大家都留了時間到維園。 我說你不如到維園開會吧。他和「八樓」的看法又有不同 ，他參加這些集體聚會，都是因為可以在裡面推動其他工 作，例如在廿三條遊行賣基層大學的書；他這類人是比較 重視基層、民生的議題，對政治性的議題看得較輕。 強：00年學聯曾就是否六四晚會時上台發言而爭拗過，當 時還討論了支聯會過去搞活動的方式、運作模式和性別問 題等，並曾邀請麥海華列席；01年沒有上台是因為那是一 個申請了的集會，而學聯反對公安法；其後就至於要爭取 上台發言，某程度上視之為一種宣傳。我想學生組織中人 都認同燭光晚會的作用是很局限的，我自己不會希望能在 那一晚特得到什麼的啟發。思考可以在別的時候，那只是 一個「悼念的日子」。 莊：在家點燭光當然有意義，但去維園又有另一種意義。 我覺得二者未必一定互相排斥，我覺得最好是又能將六四 融入生活，又能去維園。我不認為這種強調個人的論述將 運動非政治化或對之有什麼損害，它們反而是一種推動。 強：現在很多市民和學生都對政治化的東西很反感，想迴 避。所以這類論述是將政治議題生活化，令許多人有更多 機會參與。而大家支持這種論述，恰是認同這種作用。比 如反戰，你在襟上掛一條綠布，這樣簡單的動作就可以反 戰，這是非常吸引的。 莊：我想這種論述的作用是提醒，多於那種淺嚐即止心安 理得的作用。因為很多人是什麼都沒做又很心安理得的。 做一點點我也覺得是功德無量了。另一方面，就算六四變 成一個節日，我也覺得不太壞。中秋節、端午節以前可能 也是很重要的紀念，但現在大家都只吃東西不講這些了； 不過，若成為一種習俗，當日會講一些從前的故事，可能 就會一百年兩百年的傳下去。不像聯合國每年提出今年是 XX年，不講就沒人知，因為和生活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