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六四作為一個起點前言
鄧小樺

起點與終點之分別，就在於前者身後還拖著一串事件的尾
巴。將六四視為一個起點，意味著把六四之後的連串發展
，放入我們的視野。於是，放眼望去，一切尚未結束，人
人因而有了重新自我定位、督勵，以至行動的要求與動力
。

六四作為一個起點——這完全不是一個石破天驚的新說法
。早在90年，劉健芝便已寫道：「如果視八九學運起點是
4月15日，終點是6月4日，是孤立的一個段落，那就只能說
它是失敗了。如果視民運為一個過程，八九民運便是承先
啟後的一個里程碑。」[1]可見在部分深切投入八九民運的
人士心目中，將八九民運視為孤立事件還是民主進程的一
部分，實是關係到如何評價八九民運的問題——評價八九
民運的時間定點不應只是89年春夏之交，評價的字眼亦不
應只成功失敗這樣簡單二分的字眼。正是由於重視八九民
運，不願其意義被六月四日的鎮壓全面抹殺，便需要將八
九民運與其他事物（例如中國民主進程）拉上關係，在中
間產生互動。在本部分輯錄的文章看來，這種互動的要求
，毋寧是背景和思考方式迥異的人——他們的共通點是都
對六四有長遠投身的取向——一個罕有的交集：六四（或
八九民運）必須有所延續，且不止是每年紀念。而本著同
樣的關心，他們有著不同的論述及實踐方式；我們相信，
後面所輯錄的各種論述，對每一個願意關心六四的人，都
會有所啟發。


[1]
劉健芝，〈八九民運——承先啟後的里程碑〉，《民運週
年專號》，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國是委員會出版，1990年5月
。轉引自《叛逆歲月》頁223。


《同途殊歸》可稱是近年公認的（主流）學運歷史書寫。
在書中，八九民運雖被稱為「借來的學運」，然而《同》
的著者們很有意識地檢視六四對香港學運原有議題（如忠
誠反對派、政制等等）的影響，書中「九十年代」一節更
莫不與八九民運千絲萬縷——而且書中概稱「八九民運」
而少稱「六四」，亦可側證著者們傾向採「民運」歷史發
展的視角，而拒將「六四」視為一獨立、已完結的事件。
我們選輯了《同》中對八九民運的部分總結，及其「九十
年代」的部分中提及「六四」的章節，以見《同》書所代
表的以院校學生會及學聯為中心的「典型學生組織視角」
。我們並訪問了《同》著者之一的莊耀洸（89年中大學生
會外務副會長），及馮家強（00年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
）。他們均長期關注六四，並參與中大學生會以及學聯之
工作。相信他們本身的觀察，可以為《同》的觀察作闡釋
及歷史維度上的補充（《同》書的跨度為80年代至97年）
。

《同》指出，八九民運催生了「民間社會理論」，學運中
人尤其中大學生並有「落基層」的實踐。（關於中大關注
基層的實踐，詳見本書基工icon）民之的〈關於走出支運
困境的一些看法〉，則可引證此種基層關注如何與八九民
運及中大歷來的左派關社認祖傳統緊緊相扣，從中吸取養
料。此文發表於92年，明顯流露出對中共政權尤其鄧小平
相當的戒心及反感；但文中表現出對具體中國分析之渴求
，對中國人民生活的關注，均甚鮮明及具前瞻性——值得
留意的是，〈關〉文並非以「先進者」的角度對「落後」
的中國大陸進行啟蒙和拯救，而是堅持以左派的立場，對
香港的社會狀況提出批判，特別省詢了香港的經濟發展模
式能否作為大陸民主化的範式。這種批判性承上啟下，尤
為難得。而從文中對「政治人權」涵蓋「經濟人權」的反
對，則可理解部分學生組織中人為何將對政制的關心轉移
到基層民生。

梁文道〈廣場密碼〉一文，是99年《打開》六四十週年專
號的卷首語，為該期整個專號作總體宣言。〈廣〉文毫不
猶豫地肯定「誰都沒有忘記六四」，進而將焦點放到如何
講述六四記憶之上，並且強調記憶的差異性。講述這種紛
雜的集體記憶可以使六四記憶「重新回到每個人的生活裏
」，並對兩方面發生作用：一是恢復六四記憶以運動（無
論是支運、社運）「再往前進的活力」，二是通過講述六
四記憶這香港人的集體經驗，探尋／召喚香港此一社群之
認同。在第二點上，〈廣〉文與《同》及〈關〉可以說是
有相當大的差異。〈廣〉立論之與眾不同及激進處正正在
於，文中對六四這「香港社會史上的里程碑」「無可避免
地與中國民運掛鉤」感到隱隱不滿，而呼籲「將六四記憶
定位為一次本土事件」。這種本土化的訴求，恐怕與97年
前後香港所掀起的身分追尋思潮有不可忽視的關係。無論
是哪間大學所出版的六四特刊，都會有許多以個人視角及
經驗出發的抒情文章，表達個人的經驗、感受與「公眾」
論述之間的差異，並為此感到惴惴不安，遂強調文章作者
們對「被公眾同化」的嚮往。〈廣〉文當然未必是直接回
應這類抒情文章；但〈廣〉行文相對這類文章而言頗為理
性，卻是對「差異」最處之泰然、心安理得甚至大聲疾呼
的——這可稱是一個有趣而具啟發性的弔詭。

〈你未必需要同意我〉和〈六四，你會說它是怎樣的一塊
石頭〉是兩篇將六四置於中大歷史框架中來論述的嘗試—
—如果〈廣〉是希望將六四本土化，這兩篇文章便可視為
將六四「中大化」的啟動零件。前者討論的是中大所舉辦
的六四十週年燭光晚會「六四．今天．我們」，記述當時
的情況，並希望同時討論「六四」的紀念形式，又旁及中
大學生組織的歷史、走向，因為是對談而富（兩）個人色
彩，但又因為是個別意見而具備具體語境，能夠顯示出對
談者個人經歷和性格對他們的啟發與制約，賦讀者以思考
、質疑對談者的餘地。一般關注六四的文章都是視六四為
「責任」，〈石頭〉一文卻是亟欲從「著數」的角度陳述
六四，其目的乃是希望將中大歷年以來對六四議題的關注
延續下去。

事實上，中大學生會是全港唯一政綱迄今仍每年提到六四
的學生會，這個現象或許並非偶然，或許是中大早已有一
定程度上的潛在素質，冀以理性審視運動、追求延續，除
了我們所錄輯者外，尚有大量文獻可作旁證。96年紀錄片
《天安門》上映，據說裡面針對民運的反思、披露的學運
領袖的弱點，一定程度上打擊了香港人對六四的支持度。
但其實反觀89-93年許多中大人的文章，其論點、觀察都和
《天安門》有相似之處。我們可以想像，《天安門》所擊
碎的民運「神話」，在中大早已有揚棄的傾向，是以中大
並沒有感受到強大的「神話與現實」之落差，而對六四冷
淡。倘若中大真有這個傳統，中大就有一個可被肯定的高
度。

本輯所有文章都有兩個對話的潛對象：一是年年如是的「
放下包袱」論，一是認為「搞六四就只應講六四」的保守
論。對於六四，香港的官方歷史亦不知將如何書寫，遑論
大陸官方的了。因此，可能，六四只能在民間的歷史論述
中輾轉存活。或者如羅貴祥所說，一座紀念碑的功能便是
為我們承載那些難以忘懷的過去，而六四，連它的紀念碑
，也是臨時性而不穩定的——或許正因如此，香港社會對
六四，始終未能放下。而假如，這本《中大四十年》是一
本學生組織的「官方歷史書寫」，把「六四作為一個起點
」這個觀點寫進來，與其是要把它正統化，更不如說是讓
它被超越。這不是一個高瞻遠矚的專輯，它仍然只是整理
性和發掘性的，對自身被超越之後的景象，它無能想像。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自身必須被超越，我們才有一個前
進的歷史。

「詮釋就是創造的動力，我們為了今天才寫歷史。」[2]


[2]
徐陽雁，〈請討論批判怎樣的反省？——為「那天」？還
是為了「今天」？〉，《學聯報》，1990年9月20日，轉引
自《叛逆歲月》頁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