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統一中的彷惶——走出殖民時代的香港中國觀 孔誥烽 時移世易 80年代回大陸旅行，常常可看到港客向當地旅館或商店的 服務員破口大罵，罵他們懶、罵他們沒禮貌、罵他們甚麼 都不懂。被罵的通常無言以對。 在最近一個電視新聞節目中，記者隨一名港客到深圳購物 ，將買賣過程錄影下來。當中港客與售貨員議價﹕「阿妹 ，算便宜一點罷，我給的是港幣！」售貨員的回應斬釘截 鐵：「港幣又怎麼樣，現在100元港幣只兌105、106人民幣 ，110也不到！」後來一位受訪店員說︰「你們香港經濟好 像真的很差，港客現在買東西一定殺價。」 小時侯回母親的故鄉廣州過新年或放暑假，愛上了越秀山 下的老平房與小巷子，也喜歡那邊的樸素悠閒與鄰里間的 人情味。對於空氣中或濃或淡的柴火氣味，更一直是記憶 猶新。這一切都與香港街道的混亂與無情很不一樣。 到了今天，外公的舊房子已不復存在，廣州的街頭變得像 香港一樣混亂與無情。長大後讀到一篇有關廣東改革前後 對比的文章，才知道自己一直嚮往的那個老廣州，原來叫 「極左派經營下的一潭死水」。 香港的新移民一直受到歧視。學校裡「語帶鄉音者」更是 常常成為被孤立或嘲笑的對象。影藝圈中有新移民背景者 ，都努力掩蓋自己的大陸背景。 現在，跟講國語的友人逛街，店員總會熱心地講國語，國 語仿乎成了購買力的象徵。也不知道從那時開始，有大陸 背景的藝人開始不再掩藏自己的來歷。黎明可以毫不尷尬 地高唱「I was born in Beijing」，後來更在兩套叫好叫 座的電影中演新移民。被認為最能體現香港意識的王家衛 ，亦在《花樣年華》中暗暗表達出自己對本地小上海的鄉 愁。 但一次居港權爭論，卻又證明了我們心底裡原來仍是那麼 瞧不起大陸人。 香港人對大陸的理解與想像，一直都錯綜複雜，一直都愛 恨交纏。回歸之後，中國成了香港的「老闆」，大陸的經 濟比香港更欣欣向榮。但港人的剩餘自豪感和港人看不起 大陸人的心態，卻仍然強烈。 今天的港人忽然發現大陸發展的勢頭比香港好，天天擔心 被上海等大陸城市追上。政府高官與商界則天天盤算著把 大陸的人流物流和資金吸引來港。當我們急著要擠上大陸 的高速經濟列車之時，我們又擔心與大陸進一步整合會帶 來貪污、傳染病和罪犯。今天香港人的大陸觀，同時體現 了自卑與傲慢、讚嘆與鄙視。這一矛盾的意識，並非單是 當下環境一時造成的結果，而更是香港漫長殖民歷史的沉 澱物。 要解開這個香港特有的後殖民情結，我們便先要回歸歷史 。 二戰前的香港與大陸：三城故事 由19世紀香港開埠到1949年之間，一個固定的香港人身份 認同從未存在。無論從商業經營、革命運動、文化發展抑 或人口流動的角度看，戰前的香港、廣州、上海與其他華 人聚居的海外城市都是一個緊密網絡的一部分。居於香港 的華人，或會把自己看成是廣府人、潮州人或客家人，但 絕不會把自己視作有別於國內華人和海外華人的特有族群 。 鴉片戰爭後，香港與上海的崛起令原來在清朝「一口通商 」下一枝獨秀的廣州失色，香港與上海成了此消彼長的競 爭對手。但這一城市間的競爭，並沒有帶來今天那種「廣 州人」、「香港人」與「上海人」間互比長短的情況—— 當年在大上海南京路上耀武揚威的﹐很多都是以香港為基 地的廣東商人。 當時的文人與政治家（如王韜、康有為､孫中山及後來的 左翼人士），也正是遊走於這一跨都市空間中。無論他們 在那一個城市活動，心裡牽掛著的，都是中國的前途。 香港在文化上脫離中國大陸，並產生出一個有別於中國的 本位主義身份認同，是1949年後東西方冷戰的結果。 冷戰下的香港與大陸﹕恐懼與憧憬 二戰後大量大陸難民來港定居，戰後嬰兒潮一代開始視香 港為家，催生香港意識的歷程，恐怕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 事。 特別的是，從1949年到1978年，香港與大陸處於幾乎完全 隔絕的狀態。學校教科書鮮會提及大陸的事情。「土生土 長」新一代的香港人要理解大陸，便只有透過父母的「口 述歷史」（通常都夾雜對共產黨的漫罵）和來自左面或右 面不盡不實的報道。一個以香港為本位，有別於一般中國 人的身份認同，很大程度是香港與大陸多年隔絕的結果。 大陸在地理上與血緣上離我們很近，但因冷戰而做成的社 會文化距離又如此巨大。大家都感覺到，大陸與香港是兩 個徹底不同的體系。當時的大陸對於香港人，就如登月計 劃前的月亮對於人類一樣﹕每晚舉頭都輕易看到，卻又遙 不可及，因此成了無限恐懼與幻想的對象。 當時香港市民對共產中國的恐懼，不難理解。本地反共文 人對中共的不停攻擊、有關大躍進與大飢荒的消息、文革 時從珠江口飄進香港水域的五花大綁屍體、1967年香港左 派「反英抗暴」鬥爭後期的恐怖主義與動亂平息後港英政 府與右派動員起的反共情緒，都令很多港人相信深圳河以 北存在著一頭時刻想把香港的繁榮生活吞噬的巨獸。 但若我們回顧1960、70年代的年青人刊物，便不難發現， 其實當時的年青人很多都對大陸充滿憧憬。他們的憧憬， 有些是基於樸素的鄉土情懷，有些則是基於對社會主義理 想與制度的嚮往。若我們追塑一下今天香港50多歲中年精 英（不只是在左派陣營，還包括政府高官、名嘴才子、文 化人、著名學者和民主派人士）的過去，便會發現他們不 少都在年青時或多或少經歷過認同中國社會主義的心路歷 程。 對於當時這些熱血青年來說，腐化和暴力的殖民體制（當 時公務員高高在上，中文受歧視，廉政公署還未上軌道， 皇家警察與「爛仔」無異，消防員更是「有水放水，無水 散水」）才是吃人的惡魔。能驅走殖民地不公義的，正是 深圳河以北的社會主義祖國。在這些年青人眼中，1967年 的反英抗暴，乃反抗殖民統治的正義之舉。 恐懼與憧憬，都是比較極端的情緒。這兩種情緒的基礎， 正是當時中國與香港在社會體制與價值上的極端差異。 後冷戰的香港與大陸︰人比人比死人 1970年代末開始，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冷戰開始緩和，中國 開始了市場化改革。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以迂迴的方 式將「一切向錢看」的價值奉為中國的正統意識形態。鄧 更表示要在大陸多建幾個香港。 香港與大陸在社會制度與文化價值上的絕對差異減退，港 人對大陸的極端恐懼與憧憬，也就失去了一個主要基礎。 大陸開始棄馬列而拜金銀，消融了不少市儈港人對中國的 恐懼。雖然在1980年代，不少港人仍擔心大陸的市場化發 展會有反覆，中共會走回頭路；但這些恐懼最後都隨改革 的深化而煙消雲散。市場改革與大陸新領導層對四人幫時 代各種謊言的揭露，則篤破了不少理想主義者的社會主義 美夢。他們當中，雖有部分在1980、90年代仍活躍於民主 運動與各種社會運動當中（不論是本地的運動還是支援國 內的運動），或成為入世的公共知識分子，但大部分都在 理想幻滅後，融進主流社會之中，成為安分守己的中產階 級，在各種公共議題中消失。 香港與大陸的絕對差異在減少，但在冷戰時期形成的，以 香港為本位的身份認同卻仍然堅固，港人仍傾向視大陸為 異邦。但香港與大陸的「我」與「他」之間，再不存在絕 對的差異。「我」與「他」，終於可被放在同一標尺上量 度。而財富和繁榮，自然成了這一標尺。 1980、90年代，正是香港金融地產泡沫擴張的年代，習慣 了炒股炒樓不勞而獲、金箔撈飯和紅酒混「七喜」的港人 見到國內同胞急忙賺錢卻不得其法的窩囊相，以及沙塵滾 滾、污糟邋遢的大陸城市，當然嗤之以鼻。於是大陸被香 港比了下去。於是港人可以在內地肆無忌諱地罵當地人， 一些本地知識分子也可以自戀地宣示「香港是中國現代性 的前鋒」。 1997年，我們經歷了一次激烈的時移勢易、重心轉移。我 講的不是97回歸，而是97金融風暴後香港（及其他「亞洲 小龍」）的陷落，與中國經濟的奇峰突出。 回歸以後，香港與大陸雖已同屬一國，但大部分港人，仍 擺脫不了視大陸為鄰邦，並時刻與之相比較的習慣。 在金融風暴後，我們再將香港與大陸放在同一標尺上量度 的結果是矛盾的。一方面我們看到大陸城市的生活水平還 遠不及香港，但另一方面我們卻看到大陸經濟發展的強勁 勢頭和香港像洩氣氣球般德頹勢。再而是大陸的領導人越 來越專業體面（從朱鎔基到胡錦濤、溫家寶和吳儀），香 港在回歸後的領導卻越來越庸碌無能，令我們蒙羞。 更糟糕的是，很多原本令港人感到自豪的制度——如新聞 自由、法治精神、與有效率的公務員系統——在回歸後不 斷被一些不能與大陸一起與時俱進的本地「愛國人士」破 壞。 這一矛盾的情況，令我們在拿自己跟大陸作比較時，產生 既自大、又自卑，既看不起別人、又看不起自己的複雜心 情。 揮之不去的後殖民情結？ 無論是對中國大陸的恐懼、憧憬，還是不斷與大陸的惡性 比較，其實都源自由冷戰遺留在我們心中的，視香港為有 別於中國的獨立個體之心態。解除這一生硬的文化界線， 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擺脫揮之不去的心魔。 解構中港之間在身份認同上的界限，並不等於要解構一國 中的兩制。20世紀初中港的模糊文化界線與鮮明制度界線 之間，並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相反地，正是這一中港 於統一（文化認同上）中見多元（政經制度上）的格局， 為中國帶來了推動清末民初時期的文化發展、商業繁榮與 政治轉型之巨大能量。 我們在殖民時代辛苦建立的特有生活方式，如新聞自由、 法治、專業精神等，不應只被看作香港在與其他中國城市 競爭時的優勢，亦應被視為香港能貢獻於中國健康發展的 重要因素。 事實上，今天不少香港商人已像100多年前以香港為基地的 廣東商人一樣，在上海與北京等地大展拳腳。大珠三角地 區的整合，已成了香港未來發展的長遠策略。自中國改革 以來，香港再次成為大陸批判知識人吸收養分與新鮮空氣 的窗口；不少在香港有相近志向者，亦開始了在大陸開展 舞台。 香港的後殖民情結，並非真的揮之不去；關鍵在於我們是 否願意走出狹隘的本位主義和對殖民統治的眷戀，積極回 應新的時代。 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