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劉兆佳專訪
記者：鮑永健，洪翠蘭
訪問日期：2003年3月
（首次刊登）

任港事顧問惹風波

九十年代初，中英就回歸問題產生爭拗，中方遂於92年委
任了第一批港事顧問，希望藉此在港培植支持中方的勢力
。當年，劉兆佳也在第一批港事顧問的委任名單中，但他
沒有接受，以保學者中立地位，直至翌年才接受委任。

回歸前，背上親中之名，與支持六四屠城無異。身為學者
的劉兆佳，當時接受委任為港事顧問，也難逃被指為親中
的命運。

十年光景已過，劉兆佳今天談起香港過渡期間出現的臨立
會時，仍不忘力挺一番。

「我當時建議中方，不如另起爐灶吧。」（副題）

今天回想尤覺有趣，當時的人不信任中國共產黨，但其實
這才是出路。九七臨近，不少人認為香港沒有前途，不相
信「一國兩制」，認為是空中樓閣。但我看「一國兩制」
，會以一個宏觀歷史角度去分析。

文革後，新的中國領導層，考慮到中國未來發展的路向、
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香港對中國發展的作用，特別是中
國共產黨的工作重點由政治鬥爭轉向經濟建設，重新找一
個新的基礎研究中共的領袖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
管治和國家發展的需要，強化中共統治的威信、營造良好
的中西方國際政治環境的需要。我認為，當時中共是有誠
意落實「一國兩制」。

92年中方委任我做港事顧問，我推辭了，想保持中立的學
者身分。直至93年夏天，中英在政制合作上演化成中英對
抗，中國政府本來想通過對抗去威逼英國政府，但後來發
現不可行。我當時就建議中方，不如另起爐灶吧，因為中
英鬥爭始終對香港不利，倒不如集中精神，單方面處理好
過渡問題，減少對社會造成的震盪。在當時環境，我認為
當時的英國人為了光榮撤退起見，推翻了過往中英在合作
方面的共識，甚至假設中共會倒台。在這樣情況下，英方
加快推行民主改革步伐，以獲得更多港人支持，跟中央抗
衡，減低其干預香港的能力。我對英國政府感到相當遺憾
，所以那時，九三年中方邀我任港事顧問時，顧及以上考
慮，我就不再推辭，便答應了。

參與港事顧問，好處是可由自己提出對香港政治社會的看
法，提供理論性的分析，這對後來者肯定有影響，讓他們
了解當時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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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劉兆佳的痛苦抉擇＞節錄

（原刊於《中大學生》88期，1993年4月19日）

學生報記者：你怎樣評價中大學生會對港事顧問的理解，
如政治把戲，政治拉攏等？

劉兆佳：學生想法無疑有點道理。事實上，中方希望藉此
尋求香港更多人的支持，尤以精英為甚。另外，亦希望傳
達一個訊息：中方究竟願意接納哪類人為未來之合作對象
。再者，學生認為港顧不是以民主程序產生，此乃牽涉選
舉程序。香港由舊有的殖民地封閉政體走向民主化實屬漫
長的進程。其中，在體制裏，較不民主（委任）及較為民
主（直選）的現象同時並存，此種不協調情況仍會維持一
段時期。然而，最重要的問題卻在於通過兩個途徑取得政
治地位的領導者能否和衷共濟，是否同樣以香港和中國的
利益為依歸？以我而言，我知道受聘後可能有負面影響，
但仍相信通過港顧此等渠道能盡點綿力。今次的決定，可
以說是在百分之五十利，百分之四十九弊的衡量下作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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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立會是過渡期下策

談起另起爐灶，其實臨立會是個不必要的產品。你既然不
接受英國人的統治，就不能接受九五年產生的立法局。你
又不能在97年7月1日前進行立法會選舉，但我們又需要立
法機關來制訂法例，去應付香港可能出現的問題。在這樣
的情況下，只有成立臨立會可充當過渡措施。

我不否認這是下策，但當時沒有上策，上策就是中英雙方
通力合作。譬如，可以賦予行政長官有立法權，但這是不
合法的；或者可在97年7月1日之前按基本法在香港成立一
「政治立法機關」，但當時基本大家不合作，這方法自然
不可行；另一樣是由人大常委會，作緊急立法措施，但這
是驚人之作，又不可行。不要立法機構亦不可行，始終香
港要有本地立法機構通過立法，以免有人趁這段立法真空
的時段，興風作浪。

當時，不少人對香港前途憂慮、對六四事件記憶猶新、對
中國政府不信任，看事情時很多時候不能夠看得遠。當時
我即使被人指摘為親中，也支持成立臨立會，不是為自己
那麼簡單，而是為了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些事畢竟已成為
過去，我一直相信自己對「一國兩制」沒看錯，我亦無看
錯對中國政府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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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劉兆佳教授，請
你不要再做預委＞節錄
（原刊於《中大學生》95期，1994年10月29日）

港事顧問形同傀儡，不要說甚麼反映港人意見，只要少踩
香港人幾腳，少些昧著良心說話已是萬幸。至於預委政務
小組的工作，劉教授，請你撫心自問，有哪一些不是按中
方意旨辦事，有哪一些是對香港步上民主自由之路有利？

最近預委會政務小組提出的臨時立法會，是由推選特區行
政長官的推選委員會所推選產生，實質是變相委任，排斥
中方所不喜歡的人進入立法會，置香港市民普選的議員不
顧。劉教授不會不知這是香港政制發展的一大倒退吧，也
不會不知這決策會產生何種惡果吧。

更令人擔心的是，劉教授身為知名學者，每一發言，必讓
普通市民誤以為是客觀、公正、有遠見之論，不再細心分
析言論背後的得失。而劉教授身為中大社會學系系主任，
夫人為中大人事部主管，劉教授雖一向開明豁達，重視學
術自由，但身居高位，有如此鮮明的政治立場，兼有如此
高程度的政治參與，難免其他教師做研究及發表言論時，
心存戒懼。

劉教授，為你、為中大、為香港著想，請你一併辭去港顧
、預委之職吧。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劉教授，
請你三思！

中大學生
周明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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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圖片故事

每事為中方著想的劉兆佳，怎看自己的愛國情？他說：「
我某程度上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是理性的那一班。我中
學時已搞觸左派報紙，《大公報》、《文匯報》等等。後
來我對中文、中史發生興趣，特別是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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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叔已變了？

回歸後首五年，劉兆佳在傳媒的曝光率不斷提升。他差不
多隔天就以中大亞太研究所副所長身分，在電視鏡頭前作
評論。而他的評論文章仍見於各大報章，批評特首董建華
公關失策、政府行政失誤、高官施政失職。今天，他已出
任了港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為特首謀策略、集民意，
甚至保駕護航。

有人說：「佳叔已變了。」有人又說：「他已不是學者。
」連身為劉兆佳中四至中七同學的蕭若元也說：「他為五
斗米折腰！」

劉兆佳昔日正義之辭：
1998年10月──
「剛發表的施政報告，集中制訂長期的經濟措施，缺乏改
善目前社會問題的即時方案。政府大力促進經濟長遠發展
的同時，亦會涉及利益分配問題，可能會造成社會各階層
分化及不穩定局面，影響投資者信心，對長期經濟發展造
成負面影響。」

1998年10月──
「香港正處於非常時期，但政府工作進度報告宣稱九成六
的承諾得到落實，這明顯與市民心中對政府的評分，有很
大不同，市民只會感到諷刺，這就更不利建立官民互信的
關係。」

2000年10月──
「在政府威信低的時候，政府若要（以公安條例）向一直
甚得社會同情的學子開刀，政治上是十分不聰明的做法。
幸好政府至今仍沒有鐵定要告學生，還有退後的餘地。」

劉兆佳今天的護駕之辭：
2003年2月──
「（剛發表民調報告，質疑特首董建華民望偏低，甚至已
響起管治警號的）鍾庭耀所做的民意調查可笑、有政治動
機。」

2003年5月──
「董建華前日在立法會發言（大罵民主派膚淺、唱衰香港
），是有感香港正面對非典型肺炎，但反對派卻作出連串
政治行動，引發內部分化，不利社會穩定、官民合作、香
港的國際形象。隨著時間的累積，他的反感過了臨界點，
覺得忍無可忍。他也是人，他有情緒。人人覺得他脾氣好
，是好人一個，但對一些事情，他是非常執著的。越被鬧
得多，他越想做更多、更好，讓你們跌眼鏡。」

今天，外界怎樣看劉兆佳？

在《經濟日報》2003年3月3日一篇訪問中，蕭若元指：「
劉兆佳加入政府後，腦袋生在屁股上，為政府說不合理的
話，例如鍾庭耀民意調查指董建華得分達危險水平，劉即
批鍾有政治目的。他為五斗米折腰，我覺得很可惜。」

時事評論員王岸然在《蘋果日報》2003年3月13日寫下了一
篇＜劉兆佳已經不是學者＞。該文指：「近來批評劉兆佳
的文字多了，立論的一個重要地方，是為何他失去學者應
有的良心、偏幫權貴、為政府的不義行為說話。這些立論
其實是基於一個謬誤的假設：劉兆佳是學者。錯了，劉兆
佳出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之位，是全職高薪工作，不是
業餘貢獻些少意見的顧問，他已經是政府的一部分，理所
當然要為政府護航。因為政府的政策，他已經有份，有他
的影子在內了。難道他還可以和從前一樣，站到政府的對
立面做評論者？他已經是政客，不是學者。」

教學多年無風無浪

劉兆佳於68至71年在港大修讀社會經濟系，然後到美國修
讀博士，74年底畢業，在美國做了半年工，返中大教書，
直至2002年中出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現在，劉兆佳仍是中大社會學系講座教授，只是停薪留職
。由於在中大亞太研究所仍有研究計劃未完成，又住在沙
田，故他時常會返中大散步，並與社會學系保持溝通，但
凡校友會及社會學系有活動，他能抽身的，都會盡量出席
。

當年我返香港，有兩份工作給我揀。我揀中大，一來因為
中大的社會學系成立較港大早，歷史較久，且做關於社會
學的研究比港大積極；二來則是以前在港大讀書，若要和
以前的老師共事，會有些侷促，也限制了發展的空間。我
並不因為港大被認為是殖民地大學，而影響自己的決定，
畢竟以前我也曾在這間大學就讀過。

我教學多年來，無風無浪，沒甚麼特別。我不教得認真好
，也不認真差。研究一直是個人興趣，也鍥而不捨地從事
有關香港社會的研究，尤其集中於香港社會政治研究。加
上97年來到，我更多從政策上去考慮問題，不著重理論性
。到現在，自己研究的方向，都集中在香港社會政治方面
。

就算在晉升方面，也風平浪靜。雖然我晉升都要比拼返來
，但不用我自己去爭，每次都有人邀請我。我屬於舊那批
教授，再加上自己也頗有成就，時常受各界邀請，擔任各
項工作。以前，舊一批教授，不會主動去撰寫著作，只要
在研究方面有成績，自然有人提拔，抱有麝自然香的心態
。但新一代的教授就需要自我展示、強調自我增值。如果
我是新一批教授，也未必玩得掂新的遊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