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中大學生報》141期，1993年11月

〈看不清的未來　學生會何去何從〉（節錄）

當中英雙方就政改問題爭持不下，中方藉委任香港大批顯
要為港事顧問以爭取談判實力，製造輿論聲勢。中大學生
會半途殺出，強烈質疑港顧的政治動機，成為其時社會最
積極質疑港顧代表性的組織。

從此次事件，我們見到學生會在後過渡期，將可能扮演一
重要角色。九一年立法局加入直選議席後，本港逐步由壓
力團體政治轉向政黨政治。換言之，不少政治團體，為爭
取更多選票，必會將其政黨利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愈
近九七，不少政治人物紛紛向中方示好，八九後反對中共
政權的聲音，亦幾乎銷聲匿跡。任何政客如欲在未來香港
的政治舞台上佔一席位，便不能不討好中方。例如兩批港
顧，民主派人士皆不獲委任；最近立法局議員能否坐直通
車的爭論，親中人士亦充滿了秋後算帳、排除異己的論調
。當香港大部份輿論權威受中方籠絡，甚至現在新聞界亦
出現明顯的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現象，可以預見
香港的社會輿論會愈趨單元。在這種情況，如果學生組織
能勇於提出與主流不同之見解，相信在社會上將會扮演一
很獨特角色。而大學生既沒有什麼個人利益考慮，又一向
被介定為富理想主義色彩，若能在大是大非的時刻站出來
，充當社會良知，在後過渡期變幻的政治局勢，更顯其意
義。

但城市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院長鄭宇碩則表示，隨
著政黨政治發展日趨成熟，不少社會議題皆會被政黨所掌
握，學生會很難提出新議題，同時不少行動亦缺乏同學參
與，在傳媒上將很難爭奪到詮釋權。

浸會學院經濟系講師曾澍基則認為，學生組織一向缺乏對
政治、經濟形勢較深入及全面的分析，常常只能作事件式
的回應。現在最迫切的是重建學生組織的理論基礎，等待
學運的另一次高潮。現屆學生會會長趙志芹認為，學生會
在介入社會學路上雖有較佳位置，但亦被視為代表全體中
大同學的組織，當學生會想提一些非主流的看法時，便常
常會面對同學的詰難。這矛盾愈來愈不可調和，更遑論組
織同學了。

學生會也有愈來愈邊緣化的趨勢，例如去年的「六五衝擊
」和今年的「高錕事件」，雖引起社會關注，但並沒得到
公眾輿論的相應支持，反而常常被標籤為一小撮偏激、衝
動的鬧事學生。在校園亦缺乏足夠的討論和動員同學。如
果學生會想在社會上取得更大的說話權，必然要得到更多
同學支持。正如八九年學生會外務副會長莊耀洸稱，日後
學生會在部署各種行動時，必須考慮公眾的反應，太多過
激的行動會影響學生會的公信力。

隨著政黨政治的興起，加上中英的政治角力，整體社會漸
趨於政治化，校園亦不例外。現在的校園表面風平浪靜，
但未來因政治立場不同，出現多閣角逐學生會的情況絕不
出奇，例如「高錕事件」中便有百多位同學聯署，向傳媒
聲稱學生會不能代表他們的立場。八七年學生會會長蔡子
強認為，學生會有其政治性意義（Political significance
），且極容易獲選，未來有「親中」學生入主學生會絕非
意外。據他所知，新華社一向有密切留意學生組織。政政
系翁松燃教授也認為，九七將近，中方在背後支持可讓其
利用的組織，十分正常，最重要的是所有學生組織都應遵
守共同的遊戲規則。

如果九五年立法局選舉合法投票年齡由21歲降至18歲，所
有大專界學生將是合格選民。各政黨未來會否介入校園將
是一十分有趣的課題。鄭宇碩教授表示，政黨未必會大規
模介入校園爭取選票，因各同學分屬不同選區，且各政黨
預計學生受教育較多，多數會支持民主派。現在大專界同
學且普遍政治冷感，極難動員他們。八七年學生會副會長
蔡耀昌則以為政黨短期內不會染指學生會，因其在社會及
校園的地位均不強，沒有太多利用價值。

如何在中國問題上重新定位，也是決定未來學生會走向的
重要課題。從七十年代到八九民運，「中國」幾乎是歷屆
政綱必不可少的題目。「六四」後，如何爭取中國民主化
成為學界一理念上認同，行動上卻不知如何實踐的困局。
每年除了在「六四」及「十一」國慶酒會到新華社示威外
，並沒找到新的出路。當中港關係越來越密切，主流看法
是要妥協、溝通，連校內的中國交流團也如雨後春筍，人
人標榜著要認識中國。學生會能否解開「六四」情意結，
重建對中國之具體分析，在後過渡期內嘗試抗衡主流詮釋
，便有其特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