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中大學生》141期，1993年11月

〈中大往何處去？——政治氣候對學界的衝擊〉（節錄）

九七回歸後，香港大專界能否依舊保持學術自由？這是一
很令人擔憂的問題。

中共建國以來，一向對意識形態控制甚嚴，從無任何集會
、言論、新聞自由可言，而教育最重要一環便是政治思想
的灌輸。尤其是各所高等院校，由於常常是萌發各種新思
想和反對政府統治的溫床，政府更用盡各種方法對大學教
師及學生加以控制。

在香港，新華社便有不同的部門專門負責大專界學生及教
師的統戰工作。政政系翁松燃教授認為，對於中共這一類
獨裁政府，任何一所大學都會是它的頭號敵人。道理很簡
單，因為「真理在你這邊，權力在她手中。你用真理和她
鬥，她自然不容許。」而且學術界的思想言論在社會上常
常有一定的權威性，不少知識分子又有較強的道德感，對
不公義之事常會敢於作出批評，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當權
者自然會對臣服者加以籠絡，甚至委以重任，對於「死不
悔改」的，亦自然會用種種方法加以打擊。

城市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院長鄭宇碩教授相信，中
共在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均已設有黨組織，種種統戰工作
亦一直在進行，但內裡詳情他則稱不便透露。

宗教系沈宣仁教授分析，在探討學術自由能否得以保持之
時，不能將大學和社會整體的政治氣候分開。換言之，如
果社會上最基本的思想、信仰自由，以至言論、出版自由
皆受到種種限制的時候，便遑論學術自由了。對於未來香
港的發展，他認為和中國的政局變化有很大關係。他個人
則抱比較悲觀的態度，因為從過去歷史中吸取教訓，中國
當局從不曾真正尊重過知識分子，故九七後設置各種機構
控制大專界毫不出奇，甚至他稱屆時香港人能否有出入境
自由也成疑問。

今年三月，正值中英政府就彭定康政改方案爭持不下之際
，中方委任第二批港事顧問，其中赫然包括中大、科大、
浸會學院校長及港大副校長。雖然他們均稱只以個人身分
出任，且亦只會反映對專上教育的意見。但在本報的問卷
調查中，近六成教師認為此乃中方對學術界的一種政治籠
絡。雖然仍有不少人認為此乃不可避免之事，且不失為一
和中方溝通的渠道。但我們仍不得不擔心，校長此種明顯
的政治表態對中大長遠發展有何好處？對中大教師又會否
構成壓力？這種渠道又是否唯一及較好的溝通渠道？所以
很多教師認為此乃為中大的學術自由敲響了警鐘。[1]

事實上，中大一直和中方的關係相當密切。去年高錕校長
率中大代表團訪京，獲江澤民及教委主任李鐵映接見，可
見中方對中大之重視。[2]而據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香
港聯合報》的回憶錄中透露，在他未到新華社任社長之前
，即中大的馬臨時代，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中大博文講座
教授楊振寧便向中國政府最高層建議，由於新華社有不受
控制的情況，建議在中大派「訪問學者」駐港直接向中央
匯報香港情況。最後還得已故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兒子喬宗
淮來中大任「研究員」，據聞喬對中大的情況亦十分關注
，離開中大後便出任新華社副社長。楊振寧教授在八九「
六四」後，以國際知名學者身分上訪北京，即獲鄧小平親
自接見，可想而知他如何受中方重視。而在第二批港事顧
問名單中，同是物理系的退休教授陳耀華亦榜上有名。此
外，原任物理系系主任的楊剛凱教授近年亦扶搖直上，現
為理學院兼研究院院長。據校方人士透露，楊教授極可能
有繼續晉升的機會，如此種種實在耐人尋味。

愈近九七，中方便會逐步加緊對新聞界、學術界的控制，
製造有利的輿論，這已十分明顯。中大如何在這種轉變中
保持其獨立自主，似乎十分困難。而中大的發展，實權又
握在政府及校方高層手上，普通教職員及學生並無任何話
事權。中大往何處去？這將是一無可選擇的問題！[3]


註腳

中大學生報曾就中大講師對後過渡期學術自由會否受到干
預，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逾六成教師擔心中方會對
中大進行政治干預，當中更有一成半教師稱當時已有政治
壓力而影響學系內的發展方向及學術自由。問卷亦一併調
查了中大講師對前校長高錕出任港顧的意見，當中有六成
人認為該類政治參與會影響大學教育的自主性及對外形象
。

[1]
翁教授在接受學生報訪問時說九七臨近，系內教授在進行
研究時有無形的自律，乃心照不宣之事。教育行政及政策
學系的某些教授亦表示，因財政壓力，他們更會多做與中
國有關的研究。

[2]
前校長高錕在學生報訪問中被問及中國在中大的政治介入
的意見，他說中大不會因任何壓力改變學術方針，更表示
要保持學術自由大學一定要達國際水準。他曾就學術自由
的重要向江澤民和魯平提出意見，二人都保證根據基本法
，大學方面並不需要徵詢中方意見。

[3]
校長高錕在同一個訪問中就中大的發展提出意見，他認為
中大的優點是雙語並重，因此和國內大學多溝通很自然。
又表示中大作為世界性大學，與國外大學關係密切，這有
助中國發展，又說中國政府明白中大在這方面的功能並會
予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