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政制前言

或讓我們以「回歸過渡」作為衡量歷史的支點，看看中大
，在過去十年香港政制轉接過程中，它的參與和所處的位
置。

當討論和香港前途的決策權全掌握在中方和英方手上時，
為了爭取港人的發聲空間，學界在九三年發起了有關「九
五政制」的學界全投（見〈九五政制　學界全民投票〉）
。同年，北京政府在九三年委任一批本地精英為港事顧問
，當中包括了中大校長高錕，校園內對這次任命各有理解
。學生組織大肆抨擊這傀儡般的組織，只是中方的政治把
戲，並沒有誠意聆聽港人的聲音（見〈高錕獲委港事顧問
　校園反對浪潮迭起〉）。政政系李詠怡教授，再把這看
作北京往後治港的方向——是「建立一偏重資本家利益、
保守及不民主的治港政權」（見〈老師點回應？〉）。

中共向來對學術和新聞自由進行干預及控制，六四過後，
社會各界以至學術界開始憂慮九七後，香港能否繼續保存
學術自主的空間（見〈政治氣候對學界的衝擊〉）。《明
報》記者席陽被捕事件，再令不少人為香港未來的言論及
新聞自由感到惶恐（見〈席揚事件敲響警鐘　新聞自由備
受威脅〉），也對「一國兩制」充滿懷疑。在〈與戴晴的
一席話〉裡，中國異見份子戴晴更推測九七後，「校園裡
會有一個『中國共產黨香港委員會區委』的『教育部』，
裡面便很可能有個『黨書記』負責校內的黨務」。這種想
像，現在看來，未免令人感到過敏。但是，這多少也體現
了當時社會存在的焦慮和恐懼。

學生組織也在這過渡時期，嘗試重新確定自己的在香港政
制轉變中的位置和角色。從〈看不清的未來　學生會何去
何從〉，可發現學生組織在對當時不同政治團體位置和利
益的審視，定位自己是最能在「大是大非的時刻站出來，
充當社會良知」。學生組織除肯定自己在社會的重要位置
外，也同時意識到自己的立場欠缺同學以至公眾的認同，
但它們卻忽略了如何得到更多的支持和認同作為立場的基
礎。這種態度，似乎更應反省——如果民主政治不只是投
票表態的話。

中英的政制談判破裂後，中方一意孤行決定在九七年設立
臨立會，社會各界包括學界，齊聲反對（見〈學聯堅決反
對成立「臨時立法會」〉）。當年曾表示支持臨立會的劉
兆佳，現在又如何理解當時的決定？劉在本刊的專訪中，
除了回應過去曾受過的種種指責，也總結了香港社會自回
歸後的現況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