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寫作課程、中大與香港 杜家祁 一 我是在八十年代初來到香港的，現在想來，那段日子可能 是香港的黃金歲月了。日子過得很悠閒，只有兩所大學， 兩大之間與其說是競爭，不如說是比較，社會普遍都認為 港大好些，除了歷史久遠之外，港大好像是有錢人讀的， 中大是窮人子弟的學校，另外港大畢業生擔任公務員的人 數較多──這實在是一種奇怪的標準，但當時大家也都習 以為常，或者這就是殖民地的價值標準。那時一棟房子只 賣二三十萬，也沒人特別想買房子……，除了「回歸」之 外，沒什麼是讓人特別擔心的。 那時的中國也和現在的中國很不同，文革在一九七七年結 束，一九八○年剛開辦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 濟特區，作為中國改革的出發點；北京、上海，都是很遙 遠的名字，雖然有個「回歸」的惘惘陰影存在，但大家從 未想到，這些地方後來和我們會有什麼密切的關係，甚至 想不到會是對香港地位的威脅。 我那時來到中大中文系研究院，讀的是古文字研究，我那 時也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寫新詩，甚至教新詩。那時好 像還沒怎麼聽說過有「香港文學」這檔子事，也沒聽說過 有哪個香港作家，研究院有其他的同學研究現代文學，但 大家談的，好像大部分都是台灣的作家和作品，比如說白 先勇、陳映真等等。除此之外，一年級生必修的「大學國 文」，現代部分課本也選了內地蔣子龍、劉心武、諶容等 作家的小說，內容大都是反映當時的中國社會，在新詩方 面則有卞之琳、聞一多等早期詩人的作品，對當時中國新 詩，大家都知道得很少。中國文學進入到我們生活之中， 我則記得是從戴厚英訪問過中大開始，在共產主義作為中 國指導性思想數十年之久後，她的小說《人啊，人﹗》重 新肯定了「人的價值」，對中國社會起了很大的衝擊，但 也和其他大陸作家一樣，她的作品常面臨被批鬥的命運， 卻也因此更為人所熟悉。後來在八十年代尾，有一位從澳 洲來的學者到中大來演講介紹北島的詩，那時我才知道了 「朦朧詩」。 那個時候的大學生還算很用功，晚上讀書讀到半夜三點好 像是很平常的事。可能因為還沒有電腦網絡，也沒有VCD， 課外活動大部分是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我記得有個朋友 參加社工隊，他說參加社工隊並不是只是做社會工作而已 ，同樣也是關心國家、民族等等。 二 我在中大所教的課，回過頭來看，和香港社會或是香港教 育發展原來也是有關連的。最先開始是教大一國文，那時 中大還是四年制，剛開始時每個大一的學生都要修大學國 文，後來又有了個甄別考試，考試中文獲得A等的同學可以 免修。雖然修讀的學生要交作文，但那還說不上是寫作， 反而是比較接近語文能力提升和文化修養。真正說得上是 寫作課程的，應該是在八十年代中的兼讀學士課程。兼讀 學士課程的設立也是為了配合社會的需要，在更早些的七 十年代，能夠上大學的人很少，有些人沒有讀大學的原因 是學額太少，到底那時只有兩間大學，但也有些人功課不 錯，本來可以讀大學的，卻因為家庭的生活壓力，被逼在 中學畢業後就到社會工作，賺錢養家，這些人到了社會後 還是想多讀些書，或是也是還個心願，或者是實際的需要 ，以免在學歷方面落後於輕易就有了大學文憑的後生，於 是就有了這樣的兼讀學士課程。這些學生白天上班，有的 還是公司裡的高層，夜晚還要長途跋涉跑到馬料水來上課 ，並且修讀六年才能畢業，毅力實在驚人。他們的學習態 度和日間部的同學也相當不同，並不因為白天工作而怠忽 學習，剛好相反，他們大部分都十分用功，而且他們最喜 歡的課程居然是通識課程，有些同學對我說，那些專業知 識等工作之後自然就學到了，反而通識課程那些文化知識 是在社會上學不到的，而且是更為有用的。所以當我聽到 日間部的同學抱怨大學的課程「不實用」時，就忍不住想 起那些在社會上已有相當地位夜晚還跑回來上課的那些同 學。那時我好像教了一個寫作課，名稱我記不得了，但還 記得我要求同學「打好基本功」，每天寫一小段，而且每 週都要閱讀《現代散文選》若干頁，上課時我會抽問，還 好那時沒有學期末學生給老師「打分數」的制度，否則我 的要求那麼多，不被學生抱怨才怪。 真正教授文藝寫作課程，卻是要到八十年代末吧，和這個 課程相關的記憶是在八九年二月，中大的師生在百萬大道 烽火臺前誓師，然後到中環遊行，最後到政府合署前靜坐 抗議「四改三」。當時社會傾向大學一律改成四年制，港 大也認為三年的大學教育不足夠，特別是在語文方面能力 不足，要求和中大看齊改成四年制，沒想到港府反而更加 施壓要求中大四改三，理由是如果大學都改成四年制，香 港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就要增加了。那時的香港非常的 富裕，對這個理由我們相當不能理解，我們打死了也想不 到香港在二零零三年財政出現赤字的情況下，七所大學會 以要求加快三改四的腳步來換取香港政府不要削減大學經 費。 不管怎樣的抗議，中大終於還是改成三年制了，但美其名 稱為「學分制」，那時中大的校長是高錕，雖然他是「光 纖之父」，但對一些校友來說，他們會記得高校長的反而 是這一件事，這是讓他們痛心疾首的一件事，三年和四年 ，不只是一年的差別而已，也不只是美式制還是英式制的 問題，這包涵了一個文化性的問題，牽涉到當年中文大學 建校的宗旨，當年中文大學及前身三所書院在艱苦的環境 中所堅持的，好像就這樣被一筆鉤消了。 四改三後，大學一年級學生修讀的大學國文、大學英文也 隨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開放給同學選修的一些語文 課程。我除了教「行政事務中文」以外，也開始教授「文 藝寫作初階」，到九五年又開始教授「新詩欣賞與習作」 ，這才算開始了真正的文學寫作課程。 從古文字學到文藝寫作，甚至寫新詩，這條路走來可能比 較奇怪一點，但因為與本文題旨無關，就不在此細談。我 只想說，文藝寫作，可能有人會以為不過是「咬文嚼字」 ，或是「修辭」，就是把文章寫得漂亮一點、美一點就是 了，在此之外如果還能夠引經據典，表現出作者的博學多 聞就更趨完美。我知道有不少人持有這樣的看法，這種看 法，實際上是把寫作等同於「技巧」，但寫作並不是僅僅 是如此。就像一九九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爾蘭詩人謝 默斯．希尼所說的「寫作是對世界的回應」，他又說詩的 寫作： （寫作）不僅關係到作者處理文字的方式，對音步、節奏 和語言結構的安排，而且關係到詩人對生活態度的定義， 對自身現實的定義。寫作也關係到發現某些方法來走出作 者通常的認識界限以及衝擊某些無法言喻的事物。 所以可以說，在文字寫出來之前，還有一個認識、感知的 階段。同樣的，寫作不僅是表達自己，在寫作的過程中， 也同樣包涵了對未知事物的探索、對周遭世界的觀察與理 解，還有，對自己想法的整理、提煉。 三 我沒有教過其他院校的學生，無從比較中大的學生和其他 大專院校的不同，不過我在藝術中心也教過新詩及其他的 寫作課程，兩批學生相當不同。 到藝術中心上課的同學，既然是從「藝術中心」這個途徑 來的，往往都已具有相當的藝術修養，即使之前從未上過 文藝寫作的課程，往往也很快就能掌握。但是中大的同學 ，讓我很意外的，這個課可能是他們第一個與「藝術」接 觸的課程。這說起來有點奇怪，在中學的時間，每位同學 至少都讀過中文課、英文課吧，但是我們的中學課程裡， 即使有中文、英文甚至中國文學、英國文學的課目，但所 注重的，卻在於語文和知識，而不是「文學藝術」，也並 不注重什麼「創意」。特別是新詩，因為中學教科書的影 響，大部分的同學都以為必定要有風花雪月這些「浪漫」 的「道具」在裡面才算得上是「詩」。教這些科目，一開 始時就像是改造運動一樣，要先把學生在過去求學過程中 被刻上的「印記」消除了，讓他們用自己的心靈去觀察一 切，包括自己，而不是用大眾慣用的框框，包括了語言和 概念（比如說成語），去理解。 但是在香港，顯然社會為這些年輕人提供的藝術養分並不 多，甚至在大學內也是。我曾經懷疑過，即以中文大學來 說，每年有這麼多的畢業生，四十年了，如果每人每年都 買一本文學書籍，數字也相當可觀，但是在香港，最暢銷 的詩集也只不過賣出兩三百本；黃碧雲，也是中大的校友 ，在香港算是相當受歡迎的小說家，她也曾因為她的小說 銷量最高只有兩千多本，而覺得意興闌珊。香港，這樣一 個富裕的都市，優質的報刊雜誌又有幾份？我懷疑，對於 「文化沙漠」這個「美譽」，香港的大學校長們是不是覺 得完全與己無關呢？ 我剛來香港時接觸到香港的大學生曾很震驚，台灣的大學 有自己的文化，學生有自己的歌曲、語言，你只要一看便 能分得出哪些是大學生，但是在香港，大學生無論談吐、 舉止、喜好甚至思維，都和非大學生沒有什麼差別，大部 分也都說不上有什麼「文化修養」（港大社會系一位教授 也說，他的學生以為「弗洛伊德」是西藥名），甚至於如 果喜歡藝術什麼的，還會被人看成「怪物」。在台灣的大 學內，幾乎什麼講座都坐滿了人，在中大，無論多麼出名 的學者演講，除非動用「點名」機制，來聽的幾乎只是小 貓三四隻，而且其中大部分還是教員，唯一的例外是「媒 體紅人」，比如高行健，那次邵逸夫堂坐滿了人，當然其 中也有不少從外面來的，我問過一位也出席的同學：「你 看過高行健寫的書嗎？」「沒有﹗」「那你喜歡文學嗎？ 」「不喜歡﹗」「那你為什麼去聽他演講呢？」答案是： 「我想看看他長得什麼樣子﹗」 和高行健演講相映成趣的是另一位據說也是諾貝爾獎得獎 呼聲挺高的一位詩人，在相距不遠的時候應哲學系邀請來 中大演講，去聽的只有二三十人，而且據說有不少還是被 老師要求來捧場的。 四 在這種情況下教寫作課程的難度可想而知，那幾乎是從頭 到尾的一種改造。另一種障礙還來自大學與社會的脫節。 大學內所教的往往是已經被肯定的東西，所能接受的也只 是早已成經典、被肯定的東西，但創作講究創意，往往是 對固有思維，包括對固有美學觀念的挑戰，我在美國認識 一位從北京大學畢業的女詩人，和她談起類似的話題，她 說她在北大時就開始寫詩，常常被學院以外的詩人諷刺為 「沒有新意」、「保守」，但在學校內，老師和同事常常 問她說：「為什麼你寫的東西老讓人看不懂？」「為什麼 你那麼前衛？」在我所接觸的環境，其實也有很多類似的 情況。她現在在美國，改寫英文詩，我常常在網上看到她 得獎的消息，為她高興之餘也想到，一個人的才能是否能 得到發揮，往往也要看他身處的環境是否「容許」他發揮 。在文壇、藝壇，無論中外，「學院派」都是個負面的詞 ，代表著「平庸」、「保守」、「沒有才華」、「沒有創 意」等等。 當然，在教學過程中認識到的同學常常讓我大吃一驚，年 輕人的潛質到底是無可限量的，我也看到一些同學表現出 他們的才華，又或者是他們願意用新的角度看事物，又或 者他們願意去思考一些實際利益以外的事情。老實說，教 學時教師所花費的苦心，學生未必都能了解，但只要同學 顯示出多少改變的痕跡，我都高興老半天，覺得一切都是 值得的。寫作課程未必能讓每個學生都成為大作家、大詩 人，但是文學可以改變人生，讓人的生命更豐富、更有趣 。我很意外的發現，同學對很多事物都是很有興趣的，只 要你開了扇窗子，讓他看到外面的世界，但我們的教育真 的給他們看到外面的世界了嗎？ 五 我也不諱言，近年來我察覺到的一些現象。本來修讀寫作 課程的同學應該都是不太功利的，因為老實說，在香港社 會，學會寫作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好處，但是很奇怪的， 有些同學就只想很快的學習「技巧」，我問他們：「你們 對什麼事情好奇呢？你們關心什麼事情呢？」「我們在成 長過程中曾經對美國好奇過，對日本好奇過，你們有麼？ 」他們搖頭。「現在有上海熱，你們對上海好奇嗎？」他 們搖頭。如果沒有感受、沒有思考，光有技巧又有什麼用 呢？不只是我，其他老師都有類似的觀察所得，現在的學 生缺乏好奇心，除了對成績、談戀愛和未來找工作之外， 幾乎對任何事物都無動於衷。還有些想早些出書，想成名 （當然他們還不知道這在香港近於不可能）；也有些只喜 歡寫，不喜歡讀書（如果大家都是這樣，他們出書又有誰 去讀呢？不讀書怎麼可能會提高自己的寫作能力呢？）。 在八十年代，可能只注重台灣及大陸的文學是種缺失，但 現在也有些學生只讀香港作家的作品，更或者，什麼書都 不讀。我相信「視野」是很重要的，偏偏在愈是通訊發達 的時代，學生們的視野反而愈小了，這恐怕是未來香港的 隱憂，指出這一點的不只我一個人。而我相信，學生這種 傾向，和我們的教育是有密切的關連的，正如我們的教育 路向，也和社會有密切的關連一樣。 到了03/04學年，無論是「文藝寫作初階」還是「新詩欣賞 與習作」都將消失了，據我們部門的領導人告知，香港財 政出現赤字，許多部門都要削減經費，包括大學，大學當 局檢討課程，或者是因為發現這類文藝寫作課程和語文沒 有太大的關係，或者是因為修讀人數不多，不合乎經濟效 益，於是取消，同樣遭遇的還有「對聯寫作」、「散文欣 賞與習作」等，這類課程唯一留下的，是一個課程名稱中 有「創意」字樣的課程，很難不聯想到數年前，一些商人 對現今大學生的批評：不但語文能力不足，連基本的求職 信都寫不好，而且沒有創意，不能隨著世界走向全球化的 知識型經濟體系發展，為僱主發展新的範式，以透過知識 來創造財富。 我常常在想，做為一個教師，我能為學生做些什麼呢？我 也常常在想，做為一個所謂的「知識份子」，我又能為社 會做什麼呢？當香港的大學從殖民地的「海闊天空任鳥飛 」（不太清楚怎樣海闊天空）進入到有UPGC的「以撥款控 制大學」的階段，我們是不是真的要放下以前所相信的「 教育理想」而轉變到「配合社會」、「社會要什麼，我們 給什麼呢？」如果社會要的不是營養均衡的餐點，而是要 速食食物──即使裡面沒有多少營養，甚至糖份、脂肪過 高，容易導致癡肥，我們是否依然照章炮製？我基本上是 贊成教育改革甚至大學改革的，中大內部的確有不少問題 ，有些是歷史留下來的，有些是人事的問題，的確需要改 變，就像以前有許多老師，教材二十年如一日，教課時也 不敬業，但是現在以「教學評估」方式是否杜絕了過往的 問題呢？是否又製造出新的問題呢？作為中大的一員，我 更想知道的是，在以前中大或許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但 在那時我們知道中大有文化上的傳承責任，我們知道我們 的方向是什麼，現在中大的領導人要帶著師生們走向哪個 方向呢？內中有任何對於文化的關懷嗎？ 有一次在范克廉樓飯堂見到一份學生油印刊物，上面譏諷 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唔得都變得，在親僱主，在止於世 界第一」，這倒是我在中文大學所見過的少數有創意、有 思考過的作品之一。幸好我們中大還有這樣的學生，教育 還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