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發表於1997年5月中大中文系主辦的「香港中國語 文教學研討會——從預科到大專」，並刊登於該研討會的 發表結集：《香港中國語文教學論文集——從預科到大專 》。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香港。） 當前預科和大學學生的語文能力 鄧仕樑　香港中文大學中語言及文學系 教育界對語文能力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本文所謂語文能力 ，指對一般漢語聽、說、讀、寫的掌握，也包括用漢語學 習和處理專業事務的能力。 下面擬就四點提出一些意見。 一•語文能力下降？——表象的背後 今天香港教育界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很可能是香港學生的 語文水平低落。原因不難理解。作為現代都市和金融中心 ，香港需要高效能的語文；另一方面，香港社會正面臨重 大轉變，許多行業過去以英語為工作語言，如法律界百多 年來都以英語運作，今後無論立法、審理案件、簽署契約 ，中文至少佔同樣重要地位。社會人士關心學生的中文水 平，並作種種努力，是完全合乎時勢需要的。 然而，大家所說的低落，到底是甚麼回事呢？即使承認是 低落，但低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每個人的水平都下降一 點，自然是低落；達到一定水平的人數不足，也該算是低 落。所謂人數，是跟過去比較得來的數字。但這也有兩種 情況，第一是絕對數量不足，第二是按比例計算能掌握好 語文的人百分比偏低。[1] [1] 1997年初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舉辦了「提升語文水平研討 會（一月十一日在香港大學舉行）。其中一個小組是「中 文語文能力」小組，曾就語文水平問題討論，「與會者皆 認為，沒有足夠證據顯示本港學生的中文水平低於其他（ 地區）華人學生」（《報告書》中文部分頁7）。這可以代 表專業人士的意見。當然，所見即使不誤，堅持香港中學 生和大學生水平低落的人還可以說，所有地區的華人學生 ，水平都在下降之中。 平心而論，說每個人語文水平都下降了的人，不過是簡單 的退化論者。須知當前環境跟過去大異，今天香港的大學 生不必跟民國初年的北京大學生比，民初的北大學生也不 能跟科舉時代應考進士的舉子比。倘若真的一代不如一代 ，只能證明文化永遠在倒退之中，我們也不必考慮甚麼策 略去對付。 至說語文掌握得好的學生絕對人數低，也難有確證。近年 來從事跟語文有關的工作者如傳譯和翻譯人員、編輯、中 文主任等，從人數看大幅上升，相信今天香港中文掌握得 相當好的人，絕對數目不會比五十年前少。 那麼，按比例計算是不是偏低呢？不妨先看一下英語的情 況。考試局去年剛退休的副秘書Rex King先生負責英語水 平測試近二十年，據他說，英語水平多年來並沒有下降。 在香港中學會考英語課程乙考獲C級或上成績的，水平相當 於倫敦大學為海外考生而設的普通程度水平，其比率自考 試局成立以來，都維持在百分之七左右。但是，為甚麼我 們到處碰到英語蹩腳的學生呢？道理很簡單，在目前教育 制度下，有百分之八十七適齡青年參加中學會考，因此達 不到水平的會考生人數大增。但不要忘記，這些不夠水準 的青年，其中大部分過去是不會學英語，甚至不會進學校 的。至於就讀預科和大學的人數，自然相應上升。十餘年 來，香港的大學學額增加了好幾倍，同組年齡青年的入學 率，由以往百分之三增加到今天的百分之十八。如果目前 的大學生有六分之一語文水平可以接受，就表示了過去差 不多是全部可以接受的。再看中文的情況。根據95、96兩 年高級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考試數字，這兩 年大約有二萬七千人應考，考獲C級以上成的約為百分之十 七，即約為四千六百人。大學錄取新生當然不能只看語文 成績，但試把中文科孤立起來看，倘若在八十年代港大中 大每家只錄取千餘人，這四千六百人還有選擇的餘地，可 是，九七年預計香港各大學畢業生約為一萬五千人，入學 新生應該接近這個數目。 由此觀之，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制度 把過去不會進學校唸書的青年吸納到學校裡去。這包括中 學、預科、大學；是需求的問題——過去社會大概有百分 之十七青年能好好掌握中文就足夠了，今天的需求遠過於 此數；是期望的問題——社會人士期望預科和大學生中文 一定要通順，不然不配做大學生。 我覺得就需求的角度看問題，可以看出新的前景。通常我 們說某些東西不足夠，往往指符合質量的東西在數量上不 能滿足當前的需要。那麼，說香港學生水平不足，正表示 了香港當前需要的語文人才，遠比學校所能提供的多。假 如七十年代香港每年需要二千個中文人才，兩所大學的畢 業生已以應付，九十年代後期卻需要一萬個，而勝任的大 學生還是四千之數，那就遠遠不能滿足需求。不過，需求 愈大，挑戰愈大，對從事教育者，與其說面臨困境，倒不 如說，是面對新的機遇。著名翻譯學者Eugene A. Nida四 月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翻譯理論研討會發表專題演講，總結 時提到在香港從事翻譯工作、教學的有四五千人，堪稱全 世界最大的翻譯隊伍。翻譯必須兼通兩種語文，可見香港 語文人才需求之大。有需求，自然值得投入大量資源。我 們不妨把香港定位為以服務業為主導的金融貿易中心，資 訊發達，對外溝通頻密，與大陸尤有唇齒相依的關係。據 商學院老師說，他們畢業生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作跟內 陸有種種聯繫。我們先得考察這樣的環境，需要怎樣的中 文人才，需要多少這樣的人才，然後才能具體討論中文水 平是否真的不足，不足在哪些地方，要用甚麼策略去對付 等問題。 二•有困擾，但不是崩潰 多少人來說起學生語文水平不行，總不免大檢討一番：是 不是課程出了問題？是不是教學法有所偏差？甚至有人懷 疑教師的語文水平，要設立基準試等等。教育事業是責任 重大的專業，我們固然應該不斷自我反省，但這並不是說 當前的語文教學崩潰了。我看今天語文教師的士氣不太高 ，甚至有點無奈。近幾個月母語教學大受關注，從報刊看 到不少人提出質疑：母語究竟怎樣界定？是廣州話還是普 通話？更嚴重的是，不能用普通話教學，能不能當語文教 師？這些困擾，我以為對語言有進一步的理解就可以澄清 。 母語和教學語言的問題，在當前的香港，應該不難有共識 。母語當然指我們在孩提時期跟周圍的人接觸，在正常情 況下習得的語言，不需要進學校學習。香港絕大部分人的 母語是廣州話，用母語教學，自然指用廣州話教學，包括 教語文。張洪年教授五月十四日在中文大學的演講中，說 到我們不能也不應該要求學生放棄自己的母語廣東話[2]。 有人指出香港學生寫作表現低劣，是由於不會說普通話， 普通話言文一致，學了就能解決問題。最近一期《亞洲週 刊》報導香港一位中學副校長質疑以廣東話作為教學媒介 是否適當，因為口語與書面語始終有差別。[3]其實，在任 何語言裡，口語跟書面語是兩個不同的媒介，屬於兩個系 統，言文合一的觀念在語言學上是不能成立的。[4] [2] 見張洪年：〈從語言自覺看香港中文教育的發展〉，香港 中文大學黃澤森語文教育訪問教授公開講座講辭。1997年 5月14日。 [3] 見《亞洲週刊》，1997年5月11日，頁73。 [4] 語言學家朱德熙說過：「不管在哪種語言裡，書面語和口 語之間總是有一定距離的。就漢語來說，書面話和口語的 區別一直相當大。」（見朱德熙：〈現在書面漢語〉，載 《普通話》1987年第1期。（又英國著名語言學家Randolph Quirk在其著作中引述一百多年前漢學家Thomas Wade立志 開始學中文的時候，要找位好教師，別人就問他：「請問 你要學哪一種中文？有古代典籍用的中文，有往來書信用 的中文，還有中文口語，包括好多種方言。」Quirk接著指 出，其實在英語，情況也相類似。「英語」跟「中文」一 樣是一個抽象概念，包括了各種形式不同而部分又能獨立 自足的語言媒介。文中也有提到某些口語形式可見之於書 面語，有些口語的變體則甚少在書面出現。（Randolph Quirk, 'Looking at English in use', 收在Language in Education (London, 1975)書中，頁31-37。） 當然，普通話詞匯和語法結構，跟白話文接近，學會普通 話對寫作有幫助，何況為了跟十二億人易於溝通，香港學 生也必須學普通話，但以為學會了普通話，或者能用普通 話教學，就解決了語文問題，顯然不切實際的，不然，北 京的學生就不用上語文課了。事實上，過去二千年書面語 用文言，讀書人不但能掌握，而且有輝煌的成果，這問題 我在別的文章裡談過，這裡不在討論。 再從學理上分析這個問題。廣州話與北方話，有語言學家 視為漢語的兩種「方言」，而不是兩種「語言」。譬如浦 立本（Pulleybank）承認廣州話跟普通話，有如英語跟德 語，不能互相溝通。但前二者和後二者的社會語言環境很 不相同，一則是廣州話跟普通話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二則 是大家有一致的書寫符號，因此他認為普通話和廣州話都 應視為漢語方言。[5]我們大可不必視自己為南蠻，我們使 用的語言跟其他方言區的同胞無異，都是漢語的一支。 [5] 參考William S.Y. Wang, 'Languages or Dialects?' 收 在the CUHK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ume 1, 1997，頁 54-62。文中引用了徐通鏘：《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 1991）書中表列的漢語方言中基本詞匯的相同百分比。語 言學家嘗試以共同基本詞匯的數量，作為兩種語言或方言 相異程度的指標。根據徐通鏘的研究，廣州話與北京話基 本詞匯和相同者佔百分之74，在北京以外六大方言區屬中 等，廈門話和梅縣的比例要少一些，南昌話則為百分之76 ，跟廣州話接近。 近年不少語文教師努力學習普通話，是好現象。兩三年前 我曾參與香港教育學院招聘教師工作。應徵者須在表格上 填報專業特長，其中有不少在這一欄填報「普通話教學」 ，有些是我們的畢業生。當然我很高興他們勇於開發專業 上的領域，但再細想，他們在中國語言文學上受過嚴格訓 練，有些還持有高級學位，語言或文學至少是個專業範圍 ，為甚麼浸淫多年得來的學養不算特長，學了幾個月的普 通話教學法倒成了特長呢？這也許有工作上的需要，且不 討論。但香港的語文教師，受過專業訓練，用廣州話教語 文正是他們的專長，這個專長是其他方言區教師無法取代 的。中國大陸的語文政策，據來訪者報導，正要配合開放 的步伐，邁向多語多元文化的方向。香港正是發展雙語（ 指中文英語）、多方言、多元文化的理想環境，我們不但 不該以此為憾，更應該積極去面對，再說，教育當局剛發 出了母語教學的強力指引，怎麼教語文倒不是用母語呢？ 上面主要針對表象的背象加以分析，並沒有試圖把現象合 理化，也不是說教師都該安於現狀，不作甚麼努力。光說 水平低落沒有積極意義，了解了處境，我們可以作相應的 配合，但不必以為正面臨崩潰。當前最需要的，是教師的 信心和積極性。 三•延續與配合——預科和大學的取向 香港目前預科兩年，大學三年的制度，直接影響了語文教 學的策略。中文大學由四年制改為三年制，表示大學一年 級的課程，移到預科裡去。自一九九四年全面實行三年學 制，中大取消了一年級學生必修大學國文和大學英文的規 定。這項規定，從中大成立開始，實行了三十一年。取消 的理據，第一是三年學制容納不下共佔十二學分的語文課 程；第二過去取錄的新生，大部分在中五以後不再修讀中 文，但近年設立高級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文化」課程， 中大要求學生修讀兩年，所得到的訓練不會比修習一年大 學國文少；第三是強制修讀，學習動機不會很強，不如讓 學生自由選修，配合個人的興趣和需要。取消大學國文後 的語文教學模式，中文系自九十年代初期即已著手規劃， 陸續增加語文選修科。到了九四年，全面開設十科，其中 包括專門語文科目如商用中文、行政事務中文，也有照顧 同學需要的文藝寫作初階，對聯習作等。此外，三年前我 們成立語文自學中心中文部，為全校學生服務。 看預科的情況。這年推行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從教學目 標和設計看，是構思周密、切合實用的課程。教學節數， 中六中七兩學年可用週次為50週，250教節，而大學一學期 課程，不超過13週，39教節。比較之下，誰都看出預科做 不到的，要在大學完成，談何容易！因此，當前的急務， 是確定我們需要做些甚麼，或者更實際的說，是認清可做 些甚麼。 今天香港大專院校的語文教學，有兩個共通的特點，第一 是趨向功能化，第二是強調語文的服務性，為其他學科服 務。因此，各院校都開設實用而專門的語文課，如「專業 中文」、「現代中文傳意」、「商用中文」、「法律中文 」、「會計中文」、「行政事務中文」等等。關於專門語 文教學的構思，我在另一篇文章裡討論過。簡單地說，語 言學與有共同語（Common Language）和專門語（Special Language）的概念。共同語指語言集團中大多數人日常生 活中使用的語言，專門語是在特定範圍中使用的語言變體 ，如法律、會計、醫療使用的語言，是在共同語的基礎上 發展起來的。無論是甚麼變體，總還是有語言學上所謂共 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學習語言，自然先得學共同 語。然而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由於基礎尚未穩固，共同語 沒有掌握得好，卻要用速成的方法學專門語。[6] [6] 參考鄧仕樑，〈專門語文教學的構思和前景〉，見《中國 語文通訊》41期，1997年3月，頁1-6。 設計專門語教學，當然得先了解學生學了些甚麼。但即使 預科訂定了目標，教學一定有效果，也不能保證學生都掌 握同樣能力。試舉一個例子。高級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 文化」科課程綱要中有「語文基本知識的教學項目」一節 ，其中第三項目是標點符號，而「句號」是第一項教學內 容。有幾句說明的話： 「中學階段除了要鞏固學生在小學已學過的標符號外，還 要學生進一步熟習各種標點符號的不同用法。」[7] [7] 見《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課程綱要頁51。 看來經過小學和中學的學習，再在預科進一步鞏固，學生 對句號的使用應該不成問題了吧。可是，1995年香港高級 程度會考中國文學科目考試報告有一節這樣說： 「標點符號運用仍注意不足。有一段十餘行僅用一句號者 ，亦有文句未完而用句號，造成結構殘缺者。」[8] [8] 見《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報告》（1995），香港，香港考試 局，頁178。 近年其他公開考試告中，也有類似評語。我們不能把責任 推到小學和中學老師身上去。事上，中文系畢業生的畢業 論文裡，也找出不會用句號的毛病。我在一篇文章裡曾舉 出實例，並且在報紙上隨便找到幾則新聞報導，其中一則 長達一百六十字，包括好幾個主語不同的主謂結構，全不 用句號分隔，只在整段之末用一句號。可見這是香港書面 語的通病，學生不免受影響，著名語言學家朱德熙說過： 「目前的傾向是句號用得太少，該用句號的地方，用了逗 號。」[9] [9] 見朱德熙：〈標點符號的用法〉，收在朱德熙：《語法、 修辭、作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頁49-74。 朱先生針對的是大陸書面語的現象，可見這也是當前漢語 書面語的普遍毛病。句號的使用關乎句子結構概念，用得 不當，表示不能掌握完整句子的語法結構。中大中文系主 修生，在一年級必須修讀「實用語法」一科，畢業生對句 子的概念不應該陌生，可是下筆往往出現毛病。可見無論 教學上設計得怎樣完美，效果不見得可以保證。任何階段 的教師，都只能因應學生需要施教，不要把責任推給上個 階段的教師。 如果必須界定預科和大學的分工，理想的是尚在預科打好 基礎，進入大學，可以根據專業需要加強應用技能。有些 基本知識，可能在預科掌握更適當。當然，知識並不等於 語文能力，但預科生年齡在十七八歲，記憶力好，精力旺 盛，如果能夠花點氣力，熟習一些中國文化、文學、語文 上的基本知識，以三百條甚至五百條為指標，務求所有預 科生都能掌握，那不單是進一步研習的基礎，甚至會終身 受用。至於甚麼是必要的知識，當然要由教師共同參酌決 定。 有學者認為大學語文是中學語文課的有機延續。[10]這個 說法對不對，關乎我們怎樣理解「有機」一詞。在語文訓 練的立場說，預科可以有明確的教學內容，大專則應該保 持靈活性和機動性。這與甚說是延續，不如說是配合。我 們期望有這麼一天，大學不必再設一般語文課，可以專注 於文學、文化、人文精神的探討，這就有賴預科教師的努 力了。 [10] 舒武志認為大專語文課應該是中學語文課的有機延續。見 舒武志：《大學語文課的教學目的》，該文為1996年10月 31日至11月3日在深圳舉行的「廣東省第八屆大學語文教育 研討宣讀論文。 四、大學和大學以後 香港過去差不多半個世紀，大學國文可以說是隨著社會的 急刻變遷而應變的。請容許我用中文大學作為例子說明。 中文大學在中國語文教學投入的資源最多。早在中文大學 成立之先，成員書院不單有大一國文，文科學生還要唸大 二甚至大三國文。中文大學成立的時候，在成為立法文件 的《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中，弁言明確的寫上「其主要授 課語言為中文」一句。[11]致力提高學生中文水平，對中 大來說是責無旁貸的。 [11] 見香港政府法案1190章《香港中文大學條例》頁2。 四十多年來，語文課程經歷了急劇的變革。五六十年代， 成員書院有的用四十年代初國立編譯館編選的《大學國文 選》為課本。當時的教學目標，包括培養學生閱讀古今典 籍的能力，了解學術源流等等。到了六十年代中後期，這 樣的目標已顯得不設實際，於是改用王力主編的《古代漢 語》，嘗試讓學生有系統地掌握漢語的傳統，同時另加現 代篇章。七十年代，發覺全面介紹古代漢語也非易事，於 是另行編選教材，分成若干單元，每單元選錄古代至現代 若干篇章（包括一般論說、科技、社會科學等單元）。到 了七十年代中期，大學把幾家書院的大學國文統一起來。 統一後的教材和教學模式，持續有所更新，譬如注意介紹 現代漢語的特徵和語文學習的方法，加強小組教學等等。 回顧這許多年來，從以辨章學術源流為宗旨，到九四年取 消大學國文，全面開設專門語文選修科，其間變化之大， 可能在教學史上鮮有先例。這些變化除了見之於課程設計 和教學模式，還關乎基本理念。教學目標由著重學術思想 、倫理道德、文學文化，而至於功能化、技能化、專門化 、工具化，是教育取向的改變。這自然也經歷了許多爭論 。關心文化學術這些高層次目標的教育工作者，不免批評 這個趨向捨本逐末，支離破碎。不過從今天的實際情況看 ，似乎再沒有爭論的必要。在整個社會趨向功利的年代， 語文教師當然應該有文化使命感，使學生能內省外顧，高 瞻遠囑。目前不少大學力求加強學生的文化素養，是完全 正確的方向。中文大學的通識課程表裡，列在「中國文明 」項目下的學科，自「中國文化要義」至「中國文化名著 選讀」，達二十科，其化選修科目超過一百三十科。[12] 現代社會的精神，是講求效率，因此教學上必須把目標訂 得明確。有經驗的教師，當然可以通過語文教學讓學生體 認文化，提升氣質，但一般來說，語文課跟加強文化認知 的課程，在今天不得不加以分工。 [12] 資料見1996/97年度《香港中文大學本科生手冊》。 其實，大學生如果在大學還需要修讀中文，應該是他們學 語文的最後一個階段，我們不能期望畢業生日後還要上語 文課。但我以為最關鍵的，卻是要使學生明白，語文跟每 個人生活息息相關，大學生應該在不斷使用之中，努力使 語文能力在一定範圍內自我完善化。因此，學好語文是終 生的事。以為修讀完了一個課程，就此結束學習，可大大 違背了大學教育的精神。 大學教育應該培養自我探索的精神和方法。知識是無盡的 ，任何一專業不可能在幾年間灌輸全部知識；環境是變動 的，不可能預設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法。從這個意義說，我 以為在中國語文方面，可以期望於大學生者有下列三點。 第一，大學生應加強自我反省意識，自覺地尋求改進語文 能力。未來資訊愈趨方便，大型的字典辭書，絕對可以包 容在多媒體的軟件裡，檢索讀音、意義、使用習慣非常容 易，對自學提供了空前的條件，問題是先得養成查考的習 慣。中文大學來年起設立短期語文課程，訓練學生掌握讀 書、拼音、基本語法等知識。我們期望這些課程只是個起 點，掌握了方法，不難解決疑問。語文自學中心有語文諮 詢服務，但使用的人不算多，許多學生還不自覺有這個需 要。還有值得注意的，是比較積極參與語文活動的學生， 從公開考試成績看，一般是水平較高的，這倒是個矛盾。 當前的策略，是通過某種形式的測試，使學生知道自己有 甚麼不足。倘若能夠養成批判的眼光，對周遭和自己使用 的語文，有一定的敏感和自覺，就能夠在不斷使用過程中 求進步。 第二，大學生對自身的行為，應該了解而且負責。語言行 為是非常重要的活動，大學生要有一定的認識。語言使用 者本來毋須懂得語言學，語文知識也不一定能幫助提高語 文能力。這裡提出對語言行為的認識，不是指狹義的語文 知識。語言是思維和溝通的工具，其本質、功能、使用原 則、發展方向，大學生應該視作常識去吸收、觀察、思考 。比方說，怎樣對待方言、怎樣看語言變異、在某種場合 怎樣選擇適當的語言風格、對書面上文白和中英夾雜現象 採取甚麼態度、應用文是否應謹守一定格式、規範化和地 方色彩可否兼容、漢語是否不宜撰寫科學論文，這許多許 多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大學生應該從使用中進行積極 探索，從而培養信心，駕御語言以為己用。 第三，大學生業後不一定都埋首書堆，從事學術，但大學 生肯定一輩子要讀書。中學和預科時期，要應付公開試， 爭取大學入學，沒有多少時間留下來看書，還可以理解。 但到了大學階段還不看書的人，只能算是從事某一專業的 學徒。書沒有絕對好壞，但大學生的閱讀，總得把眼光放 遠一點，關心面擴大一些。去年有報章進行了一項「大學 生課外閱讀調查」，在幾所大學用問卷形式請大學生填寫 最常讀的雜誌、報章、書藉。規模不算大，完成的問卷剛 過三百份。以雜誌為例，結果顯示在最愛閱讀的雜誌中， 前三種是《壹週刊》、《壹本便利》、《東週刊》，合共 起來228票，即三分之二以上接受調查者常看這些週刊。看 這些雜誌沒有不好，但今天香港能看到的出版物可謂不豐 富，大學生跟一般市民沒有兩樣，倒叫人有點意外。我們 期望大學生畢業後，有自己的想法和品味，至少是個狹義 的「讀書人」。對語文有了基本的認知和自覺，加之以不 斷閱讀則語文能力日漸提升，是可以期待的。 上面幾點期望，不必看成某些學科的目標。大學教育是個 整體，除了修讀學科，得有許多活動和安排去配合，以期 在專業上、學術上、文化上，乃至品格氣質，都有適當的 發展。這些發展，大部分還是見之於大學以後的。語言可 以說是每一個人的印記，倘若我們畢業生在口頭或書面的 語言，跟天天看流行週刊的市民沒有兩樣，在語文教育的 立場看，總不能說很成功。如果能夠培養對語言有適當的 敏感，關心使用情況，善於反省，提高讀書興趣，使學生 在預科以後，大學以後，語言隨著智慧，得以日益長進， 那才是語文教育成功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