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從英國學運看香港學運轉型
丘梓勤

筆者在中大學生會傾莊的歲月裏，就一直對外國的學生運
動充滿憧憬。從一九六八年，法國反對總統戴高樂專制統
治的那場一千萬人參與的大罷工、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的反越戰及爭取黑人平權的運動、以至南韓的民主運動等
等，學生都站在運動的最前線，成為社會運動重要的一環
，連結其它各類型的社運組織與民間力量，帶領社會的討
論議題及改革方向。然憧憬歸於憧憬，筆者在英國留學數
載，所觀察到的學生組織與之前所想卻有一段距離，這不
知是不是因為外國的政治社會環境變了，還是我們對外國
學運的了解只是一段被美化了的歷史？

英國的學運並沒有我想像中的活躍，不客氣點說就是十分
僵化。英國學生組織的運作很制度化，不同的政黨及壓力
團體都在大學進行滲透的工作。他們好些會設立大學青年
分部以吸納新血，他們亦會在大學裏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如邀請該黨的國會議員來校演說，一方面宣傳自己的政
見，一方面訓練未來的幹部。另外，他們會推薦青年黨員
競選大學學生會的幹事會，以至全英學聯（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各政黨可謂各據山頭，為未來議會選舉吸
納更多政治精英為其服務。這些年青黨員大都對政治有興
趣，畢業後或有志從政，參與這些大學政黨分部正好為未
來的政途鋪路。不少現時的工黨和保守黨的國會議員，大
學時代都積極投入學生組織工作，就好像支持侵略伊拉克
的外相施仲弘，就曾經當上當年反越戰的全英學聯的主席
！他們把學生組織當作一個學生政府，從學生組織的日常
運作中學習如何去辯論、演說、競選、處理大量行政文件
、與學校官僚打交道等等。學生組織在政黨政治建制吸納
下，成為一個龐大的學生官僚機構，變得僵化而難以自我
反省，更遑論去批判社會建制了。

但在大量政黨參與下，很諷刺地英國大學的學生會卻很非
政治化，學生組織由一個壓力團體變成一個利益團體，爭
取社會公義只是學生組織的次要任務，她們大部份精力都
是集中處理文康體福、校政或大學經費問題上。當然學生
會作為一個民主的組織，學生會有如此的取向決不可只歸
因於政黨的把持，問題在於英國的大學生對學生會沒有爭
取公義的期望和要求。英國作為一個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
，不同的壓力及利益團體發展成熟，加上行之以久的民主
選舉，不同的聲音及社會矛盾可以通過這些渠道有效反映
，不用學生組織代為爭取或聲援，學運因此在社會運動中
日漸被邊緣化。另外，英國作為一個成熟的福利國家，物
質條件富裕，貧富懸殊相對不嚴重，社會矛盾亦相對緩和
，這使學生失去反省社會現象與不公的動力。更重要的是
，大學生在精英制度下的優越社會地位及衍生之社會責任
感，一直是學運的重要運動資源。而現在英國大學教育普
及化，在十八至三十歲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三曾接受大
學教育。在這情況下，大學生已不再是社會的精英，學運
亦失去其最重要的動力來源。

當然，英國的大學裏並非一片死寂，大學生仍通過不同的
非建制化的小組織去關注不同的國際及社會議題，如環境
污染及國際貧窮問題、全球化、英美對伊拉克動武等等，
好像今年二月倫敦反對侵伊的大示威就動員上百萬人，學
生當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而每年都舉辦的勞動節示威
（May Day Protest）動輒都可動員一二萬人參加，這些都
可見學運的重心只是由學生會建制轉到較機動的小組織而
已。雖然小組織這種運動模式較能較接近同學、機動性亦
較強，但由於其受制於英國整個社會及社運環境的改變，
小組織始終都未能帶領學運走出上述的困局。英國歷史上
曾經歷過很多大大小小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所以英國社
會亦已發展出一套社會習慣去回應及面對社會運動，結果
社運亦被當作為一種普通的社會行為，而納入日常社會結
構及角色之中，巿民大界把社運當作一些異見者的一種慣
性動作。社運的意義就僅為英國社會粉飾「自由民主」這
個櫥窗，運動的內容卻乏人問津，社運因此被定型以至失
去了通過「造反」而帶動社會進步的可能。最後這些小組
織亦很大程度上被邊緣化，社運變成只是一種參加者一次
式的消費性的理念宣洩，未能真正把議題深化至參加者日
常生活的體現中，而社會對運動所提出的議題及論點實際
上都不感興趣，社運既如是，學運就更不用說了。與此同
時，這些小組織漸漸與主流學生的生活割裂，主流根本沒
有打算跟他們討論溝通，他們的理念只被當作是純粹一種
個人的生活態度及人生觀，他們的存在只是作為證明大學
是一個多元開放包容的地方。然而，面對這困局，小組織
亦未能有效地回應及打破跟主流的隔膜，有些更變得孤芳
自賞，自娛地活在那個自己的小烏托邦裏。當然，在這全
球化的大論述下，英國社會還能有如此的文化及物質條件
去容下這些「異數」，亦已十分難得，但問題是我們會否
滿足於這種「包容」罷了。

雖然英國跟香港的社會發展脈絡不一樣，但總體而言，英
國的社會發展遠較香港成熟，香港學生組織很多時只是步
英國的後塵而已。當英國面對著學運被建制吸納的問題，
香港學運亦隨著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濟開始起飛，及港英政
府把施政合理化而日漸被邊緣化。以往在殖民政府的高壓
統治下，民間社會長期受打壓，而大專校園的環境卻相對
寬鬆，因此學生組織很容易「壟斷」了各樣社會運動，成
為一個全能型的社運壓力團體，特別是在七十年代初期，
學生組織在很多社會運動中都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如保釣
、中文運動等等。但自一九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後，港英政府開始推行代議政制改革，香港的民間組織就
如雨後春筍。這些民間組織很多都是由關注特定議題的人
士發起的，能較長期穩定地投入，加上較貼近被壓迫的群
眾，更了解他們的需要，因此就很容易將學生組織比下去
了。在歷年的抗爭運動中，學生組織在運動中的角色卻越
來越被淡化。只有在一些直接與大學有關的事務上，學生
組織才有較大的發言權，而同學亦會較關心學生會的立場
取態。就好像鍾庭耀民調事件，特首的特別助理路祥安涉
嫌干預港大對特首民望的民調，各學生組織群起責難，要
求追查事件的始末，最後事件以港大校長鄭耀宗辭職告終
。其中港大學生會更在事件中成功扮演著核心的角色，然
而這不代表學生組織能擺脫邊緣化的局面，相反只再一次
證明了這個情況。因為民調事件發生在港大，而且直接關
係到大學學術自由，因此學生組織才較有發言權。相反，
在爭取落實居港權事件中，各學生組織雖然也有不同程度
上的投入，但由於不是直接關係到大學事務，學生組織就
相對不易找到一個有利的抗爭位置，所以學生組織在居權
運動中所發揮的影響力，就明顯比民調事件少得多了。

當然，學生運動及其他社運組織的發展不是一種零和遊戲
的關係，有了較強大的民間力量，學生組織就能有更好的
合作伙伴，幫助整個社會運動的發展。但長遠來說，當學
生組織在社運的角色被其他社運組織取代，學生組織在運
動中日益邊緣化，這無可避免地打擊同學投入學生會抗爭
行動的興趣和積極性，學運最後變成只有數十同學參與的
「活動」，全面空洞化。再者，在學生組織的社運影響力
日減下，同學在日常認知中就難以感受到學生會社運工作
的存在及成果，他們最終會質疑學生會參與社會抗爭運動
的意義，使學生會的外務工作面對很大的壓力。雖然，中
大學生會至今還保留著很強的社運傳統，但好像在非典型
肺炎爆發後，中大學生會要求大學立即停課，學生會就很
容易獲得同學的支持和肯定；可是，在其他社運議題上，
學生會的行動往往受到同學的冷淡對待，而且其代表性更
常受到同學質疑。從這裏可見，隨著香港民間社會發展日
趨成熟，學生組織在社運中的角色日漸被邊緣化，學生會
幹事對學生會的角色定位，與同學對學生會的期望的差距
越來越大。

事實上，現在的學生組織就是在壓力團體及利益團體兩個
角色之間徘徊：一方面，要作為壓力團體積極爭取社會公
義卻有心無力；另一方面，要作為利益團體關心同學切身
的特殊利益，又違背了我們對大學教育理想的期望，這個
矛盾角色實是兩面不討好。有人或指出這兩種角色可以並
存，學生會有很多工作是既可伸張公義，又可爭取學生利
益，可是這想法卻有點兒一廂情願。以往大學生本身最關
心的是爭取公義，學生會爭取公義就是爭取同學利益，但
現在當同學不再將爭取公義放作他們最切身的利益，他們
現在最關心的是就業前途及大專教育，學生會會員的利益
（特別是在物質上）就很容易就與社會公義發生衝突。最
近港大學生會解僱職員事件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事件起因
於港大學生會單方面解僱三位學生會辦公室職員，同時削
減在職員工的薪金福利。這事的對錯暫不談，若以同學利
益為優先考慮，這種私人公司式的無情裁員減薪實無可厚
非；然而若以社會公義，勞工權益的標準來看，學生會的
做法就很難說得過去了。又例如，學生會若要求政府增加
對大學教育的開支（同學利益），在政府開支有限下，亦
可能與要求政府增加社會福利開支，以改善弱勢社群的生
活有衝突（公義）。幸好，這個矛盾至今還不十分突出，
因為香港的民主化要走的路還有很遠，政黨政治及民間社
會亦未成熟，中大各學生組織作為社運壓力團體在一段時
間內還有很大的存在意義，因此要求轉型成為利益團體還
未成為同學的強烈訴求。但是《基本法》中定明立法會及
行政長官最終由普選產生，加上中共對香港民主化的戒心
隨著中共的自信增加而減輕，因此香港政治社會全面民主
化制度化只是時間的問題。當民間組織日漸成熟，上述的
兩難局面便會越來越明顯。在同學改變對學生會的期望下
，學生會若堅持走社會公義優先的壓力團體路線，學生會
便會漸漸失去同學的支持和認同，一個缺乏同學支持的學
生會就喪失其最基本存在的條件，最後被矮化成中大一個
興趣學會。過去四十年，中大各個學生組織曾在爭取社會
公義上作出不同程度的參與，這亦是中大學生民主自治及
中大抗爭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英國學運被建制吸
納喪失運動資源已是前車，我們在回顧過去時亦必須作好
思想準備，去面對學生組織方向轉型的挑戰，更何況這轉
型的需要已經在十多年前慢慢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