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总理的原子弹之梦

    1945年 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莫斯阿拉莫斯大沙漠中心的核试验场上，一个安放在10余米高铁塔上的世界第一个核裂变装置被准时引爆。它在爆炸瞬间所发出的蓝白色的强烈光芒，甚至比太阳还要明亮和耀眼。它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更是令人胆战心惊，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人类第一次目睹了核能释放出的令人生畏的力量!

    1945年 8月6日和9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市和长崎市先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在这两座人口加起来不过60万人的小城市中，仅在核爆炸的瞬间，就有10万余人当场死亡，伤者则达23.7万余人。这是人类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惟一的一次使用核武器。

    以那以后，各大国竞相开展了核武器研究及核试验，而苏美两国之间更是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核竞赛。尽管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库中的核弹头足以将地球毁灭数十次，但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核国家胆敢再次使用核武器。于是，核武器几乎成为了一种只能拥有却不敢轻易使用的战略威慑力量 。一位核物理学家曾感慨地说道：“曾几何时，核爆炸的轰鸣成为了这个星球上一种最强硬的外交语言。”

    1953年秋季的一天，以色列总统哈依姆·魏茨曼来到了总理本一古里安的办公室。魏茨曼曾是一位世界水平的著名化学家，他此次拜访的话题也紧紧围绕着原子这一微观世界。

    他向本—古里安问道：“你知道以色列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几?”

    这位以色列开国总理被问得莫名其妙，他不明白此时总统先生提出这种常识性问题究竟是何用意。

    “不到百分之零点五。”总统自问自答道，“那么现在再请你猜一下，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犹太人究竟占了多少?不知道吗?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百分之二十!”

    “那么，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本—古里安问道。

    “这个问题还是靠你的想象力来回答吧。”魏茨曼总统说完，便离开了总理的办公室。

    于是，以色列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这次会见，便成为以色列核计划的诞生之日。

    本—古里安总理尽管没有魏茨曼那么专深的核专业知识，但对于核能重要性的认识却也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初，开展核研究就已成了本—古里安梦想的目标。不仅核能的和平利用可弥补以色列因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口稀少而造成的先天不足，核力量还代表着一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真正独立。他认为，以色列只有拥有了原子弹这张最具威慑力的“王牌”，才有可能在阿拉伯国家军事力量的包围之中，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1953年 ，以色列内阁成立了由8名成员组成的原子能委员会，核委员会主席由厄恩斯特·戴维·伯格曼但任。伯格曼是一位出色的化学家，30年代移居巴勒斯坦。伯格曼在研究癌症和其他课题的同时，还兼任着国防部科学机构的负责人，同时又是发展核武器计划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就这样，当世界上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三个国家拥有原子弹，而法国也只是在1952年底才刚刚提出发展核武器之时，建国才 5年、又是世界最小国家之一的以色列却也瞄准了这一崭新领域，并且雄心勃勃地准备跨进世界少数核国家之列了。

    只要有机会，本—古里安及其科学、军事和政治顾问就会考虑购买核反应堆的可能性。1955年，机会终于来了。以色列政府在和平使用原子能协议上签字后，便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原子能和平利用”工程手中，得到了一座5兆瓦的用于研究的小型核反应堆。反应堆被安装在了特拉维夫以南10英里处的索雷克河畔。不过，该反应堆一直受到美国人的监管且规模太小，因此根本不可能被派上军事用场。

    从那以后，本—古里安就一直在考虑购买一座大功率核反应堆的可能性，当然，这在当时美、苏、英三国实行核垄断的情况下决非易事。但是不久，他们便发现有一个国家可以帮助以色列实现核计划，它就是也正在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的法国人。

    以色列同法国早在美国人提供第一座核反应堆之前，就已经建立起了核合作关系。当时，法国人想尽快成为核国家，但却苦于得不到美、英两国的支持和帮助，而在核研究领域人才济济的以色列，则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以色列向法国人提供了一些他们感兴趣的研究成果，譬如从磷酸盐(以色列内格夫荒漠中蕴藏着大量的磷酸盐矿)中提炼铀的公式，以及生产不带电重水的公式。这些公式对于核研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法国人没有料到以色列竟然拥有如此之高的核研究水平，并且又表现得如此慷慨，作为回报，法国人破例允许以色列科学家以秘密观察员的身份，了解法国的核研究过程。在法国人看来，以色列人的兴趣不过仅限于核物理的理论研究而已。

    之后，以色列又试深着向法国人提出了帮助建立大功率核反应堆的请求，但却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拒绝。但以色列人却并未因此而气馁。而是继续寻找着机会。

    1956年 2月，法国社会党政府开始执政，总理居伊·摩勒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这样便与同样坚决反纳赛尔主义者的以色列有了许多共同的语言。本—古里安的主要助手、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看准了这是一个机会，便开始频繁往返于特拉维夫与巴黎之间。而他的每次巴黎之行，都要谈起购买核反应堆的可能性。

    9月21日，在巴黎以北100英里处的一幢乡间别墅里，佩雷斯会见了正忙于策划进攻埃及的法国国防部长莫里斯·布歇—莫努里。会谈中，法国人希望以色列军队能为英、法两国入侵埃及打头阵，而以色列人则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求帮助建立一个大型核反应堆的条件。法国人被以色列将会助战的许诺哄住了，布歇—莫努里在不提出任何保护条件和核查要求的情况下，就代表法国政府将核反应堆作为“蜜糖块”交给了以色列人。

    1957年 5月下旬，居伊·莫勒政府垮台，伯格曼·莫努里当上了法国新总理。苏伊士运河事件后，法国的政治局势一直不稳，内阁频繁换届，使以色列人感到庆幸的是，莫努里决心要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前实现他的承诺。在莫努里的干预下，法国内阁会议最终于1957年10月2日以投票方式就此问题作出了决定。10月3日，即莫努里执政的最后一天，他与皮诺外长代表法国政府，与佩雷斯和本—纳坦签署了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概述法、以两国间科技合作的政治条约；另一份则是关于法国向以色列提供一座24兆瓦大型反应堆所需技术和技术人员的协议。

    24兆瓦的功率仍不足以用于军事目的，用美国核专家的话来说，只属于“袖珍型”核反应堆。但按照法、以协议，这只是第一期工程的目标，之后该反应堆的功率还要再增加一倍。佩雷斯通过以色列大使馆将这一喜讯用密电发回国内后，本—古里安很快复电：“祝贺你们取得的重要成果。”

    遵照上述协议，30多名法国原子能专家和几百名法国技术人员和施工顾问陆续来到了以色列，工程工地被选在了内格夫沙漠之中，据《圣经》故事记载，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曾享受过这块沙漠中的绿洲。

    法国专家们在建造核反应堆工程中很卖力气，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犹太血统，不少人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很快，在迪莫纳郊外的内格夫荒漠的深处，出现了一座半球形拱顶的圆形建筑。而以色列则在其不远处，建立了本国的核研究中心。

    迪莫纳核中心从一开始就被定为以色列国家的最高机密，并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安全保卫措施。每当旅游者们问起这座像一只巨大足球的建筑是个什么设施时，以色列人总是搪塞说，那不过是我们新建起的一座“纺织厂”。可是，对这座“纺织厂”的戒备比对军火库还要严密，在它的四周不仅布满了军队和警察，甚至连场区上空都被划为绝对禁区。一次，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在训练飞行中迷航，误入迪莫纳上空。他驾驶的幻影式战斗机在未受到警告的情况下，即被布防的导弹击落。

“如果搞不到，那就去偷!”

    1958年10月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后，为获得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法国的中东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以色列人被昔日的盟友疏远了。

    1960年 5月，戴高乐命令外交部长通知以色列驻法大使：法国将不再向迪莫纳反应堆提供铀。

    6 月13日，本—古里安接到临时通知后飞往巴黎，与戴高乐总统见面。法国总统直言不讳地问道：“以色列究竟为什么需要核反应堆?” 本—古里安许诺，反应堆将仅用于和平项目，迪莫纳将不再增加提取武器型钚元素的设施。

    回国之后，本—古里安发现来自法国、美国及新闻界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迪莫纳核反应堆本身也已无密可保，决定公开宣布以色列已经进入核时代。1960年12月21日，本—古里安在议会的讲坛上宣布，以色列正在建造第二个研究型核反应堆。随后又向议会保证，反应堆将仅仅用于和平目的。这种承诺正是戴高乐所需要得到的。

    为维持脆弱的以法关系，以色列人又做出了任何国家的情报机关都不肯做的事情：摩萨德忍痛交出了法国的重要情报提供人、素以“千面人”著称的克劳德·阿诺上校。阿诺曾向以色列驻巴黎大使馆武官纳基斯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其中包括他所参加的一个天主教派组织阴谋派人谋杀戴高乐总统的重要情报。法国人终于同意提供为完成迪莫纳反应堆工程所需要的最后一部分材料。以色列为实现核梦想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摩萨德不仅从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造密者，并因此背上了出卖朋友的丑名。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以色列的法国伙伴公司在政府的压力下，最终中止了向以色列的核原料供应。

    1962年10月，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

    如果仅从建筑物外观看，人们决不会想到这里隐藏着世界最著名情报机构的总部。这是一座完全不显眼的普通高楼，门口挂着一家大投资公司驻特拉维夫子公司的牌子。摩萨德总部设在建筑物的最高层，而其公开名称则是“××进出口公司”。总部人员都是从停车场经过一个专门通道来到一部秘密电梯口，随后直达顶层。通道口守卫极其严密，身份不明者根本不可能进入通道，更不可能知道里面的直通顶层的电梯了。

    摩萨德局长办公室里的气氛显得异常紧张——以色列刚刚起步的核计划正面临着中途夭折的危险。

    在制造原子弹工程上，以色列人所发愁的不是技术。被世界公认为智商最高的犹太民族，决不缺少攻克技术难关的科学家，美、苏、英、法等国研制成功原子弹，哪个没有犹太人科学家参与研制?

    眼下，以色列人最发愁的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浓缩铀。自从美、苏、英三大国决定垄断核武器后，一个权威性的国际垄断组织——国际原子能管理委员会及其核物质安全监督体系，根据联合国关于《防止核扩散协议》的精神宣布：制造原子弹的铀为世界第一战略物资，对世界各地商业性铀矿石原料的生产和销售必须实行最严密的管理和控制。

    “至今为止，我们都一直是从哪里搞到铀的?”发问者是当时任农业部长的摩西·达扬。他是知道这项绝密核计划的少数以色列领导人之一。

    “主要是从法国、加蓬和乍得。”一名负责核研究的专家回答说，“现在法国人已经指望不上了。而自从美国人进一步严格了国际规定后，从第三世界国家搞铀也很困难了。”

    “照此看来，我们的核计划就只好因此而中断了?”达扬反问道。

    专家回答道：“迪莫纳每年需要大量的浓缩铀，如果没有办法搞到，我们也只好就此罢休。”

    达扬站起身，用他那军人特有的果断口气说道：“我们必须寻找到其他渠道。如果还搞不到，那就去偷!”

    就在这次会议上，摩萨德领受了“偷”铀的任务。而实际上领受这一任务的不仅是摩萨德，拉卡姆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搞铀任务，只是不为人知罢了。

    会后，摩萨德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这个课题。

    三个月后，几个不同的方案呈到了摩萨德局长伊塞·哈雷尔的办公桌上。第一个方案：闯进美国某个生产浓缩铀的特别实验室行窃。虽然需冒极大的风险，但有可能得手。第二个方案：袭击运铀车辆。行动地点最好在美国，虽因防范极严而风险很大，但有可能成功。第三个方案：对某个特殊实验室主任进行“策反”，劝他为以色列“挪用”部分浓缩铀。此案风险最小，但“挪用者”则须为此承担较大的风险。

    方案出笼时，梅厄·阿米特已经接替哈雷尔出任摩萨德局长。他仔细审阅了上述建议后，大笔一挥，批示道：“拟择第三方案，集中全力物色对象。”

    摩萨德驻美国特工很快物色到了几个策反对象，其中“纽梅克”公司( 即核原料及核设备公司，简称NUMEC)的总经理扎尔曼·莫德凯·夏皮罗最为理想。因此，夏皮罗很快就被确定为重点策反对象。

    夏皮罗1922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坎顿市，父亲是来自立陶宛的一名正统犹太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夏皮罗在德国的很多亲戚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了命，即使在美国，夏皮罗也遭到了反犹太分子的侮辱。这一切都造成了他强烈的复仇心理，从此夏皮罗成为了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48年，获得了化学博士头衔的夏皮罗仍没有忘记为犹太事业而战，他成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和“美国技术学会”中的积极成员。“美国技术学会”同以色列海法技术研究所有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

    1949年，这位满头乌发、仪表堂堂的年轻人应聘到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工作。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美国第一艘、也是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号”研制艇用核反应堆。由于工作成绩显著，工程结束后他从公司老板手中得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但是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却并不想一辈子局限在技术领域，而想在商界闯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1957年12月，夏皮罗在宾夕法尼亚的阿波罗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纽梅克”公司。该公司将为美国日益增多的商业性核反应堆提供氧化铀。公司自开张伊始便门庭若市，不仅与许多私人企业签订了盈利丰厚的合同，而且争得了大宗政府订货。

    很快，“纽梅克”公司的主顾已不限于美国，它似乎还有一些数目不定的国外来客，主要来自法国和以色列。这些外国人的“纽梅克”之行，也没能躲过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眼睛。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文件表明，该公司早在1961年就被监督官员视为“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因为它在经营这种高度危险的物质时“没有十分严格地遵守”规章。

    1936年，夏皮罗又将其公司对外贸易拓展到了以色列，从此，“纽梅克”公司便成为以色列一个国营康采恩的“技术顾问”。两年后，“纽梅克”又成立了一个名叫ISORAD的子公司，而ISORAD公司的一半股份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据该公司的营业报告称，其经营项目是“研究使草莓和柠蒙果经辐射处理后利于贮存的设备”。从那以后，在夏皮罗的公司和住宅里，以色列的客人就没间断过，其中有一位名叫巴鲁克·西奈的原子能专家，还有一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负责科技事务的官员，名叫埃夫赖姆·拉哈夫。他们实际上都是摩萨德特工人员。

    夏皮罗还根本无视官方的禁令，擅自把根据政府合同存放在公司里的浓缩铀，同其他品种的铀“掺在一起”，使监督官员们也一时无法判断出铀235是否丢失。22 磅铀235就足以制造一枚小型原子弹。而22磅铀的体积并不大，只需一个购物袋即可装下。

    又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摩萨德总部正在举行每周例行的“情报局长碰头会”。近十年来，每周三下午4 点，以色列各情报机构的首脑都要在这里碰头，并由摩萨德局长主持会议，以协调整个情报工作。由于会议通常都是在咖啡桌旁进行，因此情报界头头们都喜欢称之为“咖啡桌会议”。

    “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些玩艺儿从美国运出来?”发问者是摩萨德的新任局长兹维·扎米尔。

    “没有问题，”摩萨德特别行动处处长答道，“我们已经说服‘埃勒·奥勒’航空公司的一名职员。后天，第一批42磅浓缩铀可以运到。”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各种途径一共搞到了多少货?”

    “据我估计 ，400磅只会多不会少。如果我们现在用它制造原子弹的话，这些铀足够18枚核弹头用的。”

    正当摩萨德为其行动而感到高兴之时，正如其事先所估计的那样，偷取浓缩铀的行动给“挪用者”带来了麻烦。

    1965年 4月30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一次例行调查中，偶然地获得了重大发现：“纽梅克”公司的账目表明，威斯汀豪斯公司向“纽梅克”公司提供的用于“阿波罗”空间计划的 134磅浓缩铀，竟然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于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立即对夏皮罗进行了严厉的盘问。

    夏皮罗在回答问题时闪烁其词。他声称“纽梅克”公司在特殊的生产过程中曾经埋掉了一部分报废的铀，而这种做法则属于十分正常的。但检察官却认为这个说法证据不足，坚持要把装有报废铀的容器从地下挖出来才可结案。果然，1965年10月21日的挖掘检查结果表明，埋掉的铀还不到“丢失”数量的百分之十。

    随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又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调查，结果又有了新的发现：“丢失”的浓缩铀竟多达391磅，远远超过了原先的估计。检察官在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从未有一家公司丢失过这么多的铀。

    但是夏皮罗却矢口否认自己的公司丢失过铀。他坚持说公司所有的交易都是手续完备的，只是一部分成交凭据在去年“保持工厂清洁”运动中不小心散失了。

    基于法律的原因，美国原子能检察官在草拟的报告中使用了措辞谨慎的典型官方语言：“尽管尚不能有把握地断言，未曾发生过该原料失窃或转让事件，但监督小组没有找到可支持这一结论的具体佐证。”言外之意，对于夏皮罗提不出任何犯罪证据。于是，他只需偿付损失。第二天，原子能委员会给他送来了一份92.9万美元的帐单。

    但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霍华德·布朗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求助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结论也依然是模棱两可：夏皮罗“并不一定是摩萨德间谍，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拥护者”。于是，“纽梅克”公司还是照常营业，而且居然重新获得了政府的大宗订货，并被原子能委员会划入“能够最为妥善地经营浓缩铀”的国家公司之列。但是饱尝苦头的夏皮罗却决定激流勇退，1966年底，他关闭了“纽梅克”公司。

    1986年，当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以色列拥有原子弹的消息后，他们就判断出迪莫纳正在使用的浓缩铀极可能是来自美国。但是直到今天，美国人也仍未能掌握足够的证据。有人怀疑，美国人即便是拿到了确凿的证据，也未必就愿意披露出来，因为这只能使他们在世人面前大丢其脸。

    例如，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就曾对《华盛顿明星报》的记者约翰· J·菲亚尔卡说过：“我们中的许多人宁可信其无，也不愿信其有。他们不愿意正视事实，就好像获悉最要好的朋友强奸了胞妹一样。我们正在逐步排除这个问题。”

    而秘密从事核武器研究的以色列人，也同样不愿将此事披露出来。30年后的今天，尽管摩萨德特工的许多杰作都作为炫耀而先后曝光，但60年代从美国窃取浓缩铀之事，却至今讳莫如深。

    不过，以色列并非对全部核秘密都保持缄默不语，例如其报端就曾披露过一件摩萨德一手操办的偷运铀矿石的“高酸铅盐”行动。

“高酸铅盐”行动

    尽管以色列的迪莫纳反应堆于1964年6月就已开炉运行，但制造原子弹的指令却迟迟没有下达。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内部对于以色列是否应拥有核武器，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

    摩西·达扬将军和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从一开始就是核计划最积极的赞成者。军人们主要是从国家防务和国家财力角度来考虑其必要性的。达扬在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自己的理由：

    “我们别无选择。我国因人口所限，无论在人力上还是财力上，都无法装备越来越多的坦克、越来越多的飞机。否则，用不了多久，我们所有的官兵都将忙于保养飞机和给坦克上油。”

    而以色列新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则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不同意制造核武器，并称本—古里安所制定的核计划是个“十足的劣作”。他的意见得到了以色列外交部长等人的拥护和支持。

    不过，以色列国民却普遍支持制造原子弹。1966年3月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每100个以色列人中 ，就有76人希望国家拥有原子弹，甚至还有六分之一的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军队实际上已经装备了核武器。

    “六天战争”的大获全胜，使得摩西·达扬成了以色列的传奇人物。国防部长达扬终于在内阁争论中获胜。1967年夏末秋初之际，以色列内阁通过了制造原子弹的秘密议案。但原子弹科学家们向政府提出了原料问题——他们急需大量的优质氧化铀，而此种物资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已无法买到。于是，任务再次交给了摩萨德。

    摩萨德局长梅厄·阿米特接受任务后，立即开始广泛搜寻目标。很快，他们就通过在国际原子能委员会里的“内线”了解到眼下比利时布鲁塞尔“矿业总公司”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氧化铀矿石。而这批从设在扎伊尔的一家姊妹公司手中接收下来的优质现货，此时正存放在荷兰安特卫普港附近的一个仓库里。

    不久，一个代号为“高酸铅盐”的行动计划炮制出笼了。

    “高酸铅盐”行动计划的核心，是设法找到一个既为国际原子能管理机构认可、又愿意秘密接受以色列委托的贸易伙伴，这批氧化铀矿石将由他们出面通过“正常途径”买下，然后再设法于运输途中将其劫持到以色列。

    这将是一项极端危险的特别行动，整个行动从始至终都必须绝对保密。因为自从“核俱乐部”成员增加后，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对核原料的管制更加严格了。美、苏、英、法等核大国为阻止以色列人制造原子弹，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27岁的摩萨德特工丹尼尔·艾贝尔(化名为丹尼尔·埃特)，为了寻找实施“高酸铅盐”行动的契机，奉命从特拉维夫总部紧急飞往西德，他将在那里拜会联邦德国威斯巴登州的一家化学公司的老板——赫伯特·舒尔岑。

    其实，艾贝尔与舒尔岑也仅有一面之交。1964年，艾贝尔在参观威斯巴登的美军基地时曾与之相遇。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曾向他介绍说，舒尔岑先生是个“有趣的人”。但通过摩萨德的秘密档案，他却已掌握了舒尔岑的全部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舒尔岑曾是纳粹空军飞行员，战后开始经商，现与人合办了一家“亚斯玛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设在威斯巴登，专门经营消除化学及放射性污染的化学剂。这位前纳粹飞行员酷爱金钱和美女，这便为使其就范提供了有利条件。只要安排巧妙，功夫做到，不愁他不替摩萨德效力。而艾贝尔将把舒尔岑拉下水，并负责策划买下这批铀矿石并最终运回以色列的整个行动。

    不久，另一名摩萨德特工——埃里亚胡·萨哈罗夫上校奉命来到了威斯巴登。不过，此时他的公开身份是特拉维夫“塔尔”胶合板厂的老板。经艾贝尔介绍，萨哈罗夫与舒尔岑认识了。萨哈罗夫表示很愿意与亚斯玛拉公司合作做些生意，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最后终于谈成了一笔可以使舒尔岑大有赚头的买卖。

    1945年，舒尔岑曾参加过丹麦上空的空战。他驾驶的战斗机被英国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击落，他在弃机跳伞时头部负伤，从此，他便留下了永久性的阵发性头痛病。一次，萨哈罗夫趁他犯病之机，向他建议去以色列进行一段疗养。

    “听我说，老朋友。位于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间仙境。那里不仅阳光充沛、气候宜人，”说着，萨哈罗夫向他神秘地挤了挤眼，“更妙的是，那里还有许多妩媚迷人的欧亚混血姑娘。想想看，这将是多么妙不可言——住在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滨，又受着多情女郎们温柔、细心的照看，你的病体要是不很快康复那才怪呢。”

    看到舒尔岑已经动心，萨哈罗夫又加了把火：“我有一位朋友也得过你这种头疼病，而且比你还严重，但他现在已经彻底痊愈了。这类神经性疾病最重要的就是心理治疗，心情愉快是除百病的灵丹妙药。相信我吧，你的老朋友是不会骗你的。”

    最后，萨哈罗夫还表示：为了日后的继续合作，他愿意提供舒尔岑此行的全部费用。

    舒尔岑完全被打动了。在他放荡的半生经历中，惟一遗憾的就是还没有领略过兼有东西方风韵的阿拉伯女郎的滋味。如今真是天赐良机，他又怎肯轻易放过?几天后，他便在萨哈罗夫的“陪同”下，飞往以色列。

    萨哈罗夫安排舒尔岑住进了海法港一幢豪华别墅里。一名以色列脑神经专家每周为他做两次治疗，而在剩下的时间里，则由两名姿色秀美、热情风流的女郎轮换陪伴着他尽情嬉戏、游玩。

    完全沉醉入女色的舒尔岑，便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入了摩萨德设下的色情陷阱。他与妓女们纵欲交欢的种种丑态，已被隐蔽在房间暗处的摄像机全部录下，这些录像带将成为摩萨德的撒手锏。当然不到万不得已时，摩萨德还是尽量避免使用性讹诈手段。

    而舒尔岑此时却全然不知，他对萨哈罗夫的慷慨邀请和周到安排表示满意，并且一个劲地表示着感谢。随着两人感情的不断亲密，萨哈罗夫开始向舒尔岑亮出了底牌：他是代表以色列政府来请求舒尔岑帮助的，以色列目前最感兴趣的是管制最严格的战略物资——氧化铀。

    舒尔岑一听，吓得差点跳了起来。直到这时他才醒悟过来：整个以色列之行都是摩萨德精心策划的! 而摩萨德当年绑架艾希曼的特遣行动，至今令他心有余悸。他心中不禁暗暗叫苦不迭：作为一名前纳粹军官，怎么竟自投罗网地跑到犹太人国家来了!

    而此时，萨哈罗夫又不失时机地抛出了金钱诱饵。萨哈罗夫保证，只要舒尔岑肯合作，事成之后他会得到一笔巨额报酬。

    生命的威胁与金钱的诱惑，实在让舒尔岑难以抵挡。经过反复权衡和再三考虑，舒尔岑终于作出了决定：他愿意在摩萨德的帮助下铤而走险。从那以后，在摩萨德总部的雇用人员秘密档案里，又多了一个代号为“纳粹飞行员”的德国人的材料。

    1968年 3月21日，总部设在联邦德国威斯巴登的亚斯玛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比利时布鲁塞尔矿业公司发出了购买 200吨氧化铀的订货单。订货单上注明：本公司打算转入石油化工产品的成批生产，亟须铀作为铺助催化剂。不过，铀矿石必须经过一系列“加工”，才能作为“催化剂”。为此，公司打算将货先运到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希纳加”公司加工，而后再运回德国。

    布鲁塞尔矿业公司接到订单后，对于这桩生意十分重视。按照公司生意上的惯例，他们马上对买主亚斯玛拉公司的信誉进行了调查。而在此之前，舒尔岑早已将以色列提供的850万马克存入了瑞士一家银行。布鲁塞尔矿业总公司得到银行担保后，派副总裁德尼·德韦亲自前往威斯巴登，与舒尔岑进行商务洽谈。

    会谈中，德韦副总裁对于亚斯玛拉公司开出的价格表示满意。两天后，双方即在200 吨氧化铀矿石的买卖协议书上签了字。但到最后关头，一个事先没有考虑好的细节，却险些使“高酸铅盐”计划化为泡影。

    德韦副总裁把一切交易手续办妥后，他这才好心地提醒舒尔岑，请他注意一件小小的麻烦：摩洛哥不属于欧洲共同体市场的范围，而凡向欧共体以外的国家输出铀矿，除了须经“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监督机构的一般性审批外，还需经过特批。而他估计，这类特批是很难获准的。他最后说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敝公司就只能通过铁路将货直接发往德国。至于加工之事，只好请贵公司收到货后自行酌情处理了。”

    舒尔岑一听就傻眼了。摩萨德向他交待任务时，曾特意强调只将装货的船驶入地中海，剩下的事就不用他管了。正是为了将这批货装上船，他才坚持铀矿石必须经过加工才能使用，而且还特意选择了既非欧洲大陆又濒地中海的摩洛哥。显然，艾贝尔和他都忽略了特批这一关，使得原定方案行不通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阿米特听后大发雷霆，怒斥部下考虑不周，竟连这样重要的细节都忽略了。行动计划处处长不久也因此被撤职。

    艾贝尔只得与舒尔岑再想补救措施。他们决定由舒尔岑出面，在欧共体成员国中物色一个新的加工企业。不久，舒尔岑又找到了意大利米兰的生产染料的“赛卡”公司。

    “赛卡”的老板名叫弗朗西斯科·塞托里奥。当老朋友舒尔岑建议他做铀加工生意时，赛托里奥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的“赛卡”公司从未与铀打过交道。但有摩萨德作后盾的舒尔岑金钱开道，反正不需他自己掏一分钱。威斯巴登很快就汇来 4万马克的预付金，并且说明这只是用来购买铀加工设备资金的一小部分。见钱眼开的弗朗西斯科同意了这笔买卖。

    这头谈好后，舒尔岑便立刻用电话通知了德韦副总裁，说他已将铀矿石的加工业务改交给意大利米兰的一家公司承担了，为此，合同书也将做相应的修改。德韦听后认为这很正常，而且也为参与买卖的各方都是欧洲共同体内部的国家而感到高兴。他觉得这样的话，审批手续就要简单得多了，这笔大生意也就做成了。

    当这一切就绪后，艾贝尔也总算松了一口气，剩下的事情就是着手解决运货的船只了。通过一名驻苏黎士全权代表的斡旋，没用24小时，在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利比里亚注册的“比斯坎贸易海运公司”便成立了，艾贝尔和土耳其船舶经纪人哈姆·亚里萨尔成为了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随后，哈姆·亚里萨尔拜托汉堡的一位同事、经纪人乌韦·默勒，替他物色一艘货轮。三周后，毫不知情的默勒就介绍了汉堡奥古斯特·博尔滕船舶公司的一艘1062吨的货轮——“舍尔斯贝格”号，亚里萨尔也不讨价还价，便以1200万马克巨款买下了这艘长不过78米的船只。

    至此，摩萨德的“高酸铅盐”计划总算是万事俱备，只等布鲁塞尔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一道放行令牌了。

    与此同时，摩萨德为“舍尔贝斯格”号专备的船员已先期飞抵该船停泊地。这套船员班子都是清一色的摩萨德特工，他们的护照、海员证等都出自摩萨德证件伪造专家之手。船长名叫珀西·巴罗，现年53岁。他为了让这些特工们适应一下海上生活，利用等待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审批的一段时间，带领全体船员朝地中海方向进行了一次试航。

    负责审查亚斯玛拉公司这宗订货的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官员是费利克斯·奥卜西尔，他是位德国法学专家，因此对原子能及氧化铀的化学用途一窍不通。最让摩萨德感到开心的是，这位手握审批特权的大外行，居然想到了去请教这笔买卖的卖主德尼·德韦，问他：“氧化铀矿石是否真如该项申请所述的那样，可以用作催化剂?”

    德尼·德韦自然要极力促成这笔大有赚头的交易。他不仅给予了肯定回答，还列举出一项类似的贸易加以证实：“荷兰政府就曾为同一目的购买过氧化铀矿石。”1968年10月30日，奥卜西尔糊里糊涂地批准了这份购铀合同盖上了欧洲最高能源保护机构的公章。

    1968年11月15日，荷兰安特卫普港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从德国赶来的舒尔岑，正在亲自指挥着装船。200吨优质氧化铀矿石早已被分别装入560个密封的大圆桶里，在圆桶外面还贴上了“高酸铅盐”的剧毒符号。在舒尔岑连续几个小时的严密监视下，它们全部被装上了“舍尔斯贝格”号的货舱。

    运货单上看不出一点破绽。深夜一点半，“舍尔斯贝格”号起锚出海了。《船行日志》上记载着：方向，热那亚。但是全体船员们心里都很清楚，这艘船永远到不了意大利的热那亚港了。

    “舍尔斯贝格”号穿过英吉利海峡，沿葡萄牙西海岸继续向南，并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随后便一直向正东方向驶去。

    11月29日午夜时分，该船驶抵塞浦路斯附近公海海域时，以色列的一艘油轮已经等候在海上。“舍尔斯贝格”号在油轮舷侧停机靠帮，接下来便是一阵紧张的突击装卸。4小时后，560个装满氧化铀矿石的圆桶全部转装完华。

    油轮随即向以色列全速开去。油轮停靠海法港后，圆桶又被装上了等候在那里的几十辆大卡车上。接着这些珍贵的原料，都被送到了位于内格夫沙漠中的迪莫纳核中心。在以色列内阁拍板定夺后仅14个月，摩萨德即已圆满地完成找铀任务。

    直到7 个月后，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才发现自己受了骗，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德国原子能机构关于收到和加工铀矿石的业务报告。于是赶紧追查这批铀的下落，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世界第一战略物资——200吨铀矿石神秘地失踪了。

    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惊恐万分，他们撤换了疏于职守的审批官奥卜西尔，并且派出安全处处长、意大利核专家恩科里·耶契亚追查铀矿石的下落。但被追问的几家有关公司都一问三不知，最后都推到了亚斯玛拉公司的舒尔岑身上。而舒尔岑则让他的律师代他回答：“顾客身份属于商务秘密。依据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章程，委员会当局也无权强令业务公司公开商务秘密。”

    耶契亚只好向欧共体成员国及其秘密情报机构作了如实的汇报。随后，欧洲各国秘密情报机构便开始了一系列调查，但最终也一无所获。不过，他们已经猜出这一切都极可能是以色列人干的。当他们在小范围内谈及此事时，总是以钦佩的口气夸赞道：“这可真算得上一次独具匠心的出色行动。”

    1969年 3月，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得到捷报：以色列的原子弹已经处于随时可以起爆状态。达扬立刻将他几位最亲密的朋友请到自己家里。他亲手打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苏格兰威士忌，为大家一一斟满，然后举杯说道：

    “我想荣幸地通知诸位，从今天起，世界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核国家，这就是以色列。”

    从始至终领导原子弹研制并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的西蒙·佩雷斯，1984年出任以色列总理后，仍为当年实现核计划的往事激动不已。当以色列拥有原子弹已不再是秘密时，西蒙·佩雷斯撰写出版了一部专著——《大卫的原子弹》。书中以其亲身的经历，向世人讲述了以色列迈进核国家的艰辛而又惊险的历程。

“我有可以，你有不行!”

    拥有原子弹后，以色列成了中东地区的“超级军事大国”，它那日益膨胀的军事力量已使阿拉伯邻国感到了无穷的忧虑。埃及一家报纸就评论说：“作为犹太人，爱因斯坦的理论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但是他的后代以色列人掌握了核武器，却是阿拉伯世界的灾难。”

    如果说，中东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对此还仅限于口诛笔伐的话，那么，伊拉克总统萨这姆·侯赛因则在采取行动了。萨达妈·侯赛因自从1968年政变上台后，就一直把以色列视为阿拉伯世界最危险的敌人。他一心想征服这个地区中惟一的异教徒国家，并认为最好是干脆把以色列国从地图上抹掉。为此，伊拉克多年来一直在默默地推行着本国的核计划。

    1975年 8月下旬，伊拉克政府的一个贸易代表团来到了巴黎，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要同法国政府签订一项购买先进武器的协议。

    列奥纳多是摩萨德驻巴黎站站长，但公开身份却是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馆上校武官。对于好战的伊拉克人，尤其是涉及到他们军事方面的情报，列奥纳多自然是不肯轻易放过。此时此刻，他正通过在巴黎的10余名特工，密切地关注着代表团的一举一动。

    9 月初，伊拉克代表团同法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军火贸易协议。据透露，法国将向伊拉克出售30架“幻影”歼击轰炸机、20架“小羚羊”直升机、150辆AMX—30型主战坦克和200枚“米兰”反坦克导弹，以及一些大口径火炮，总价值达6亿马克。

    但是，这位以色列武官最关心也可以说是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些常规武器的贸易，他要求其助手副武官拉尔中校，尽快搞清楚伊拉克代表团此行的全部内容。

    当天晚上，一名小个子法国人悄悄地来到了拉尔中校的寓所，这是一名隐藏很深的摩萨德间谍，他为拉尔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当天下午，法国政府同伊拉克代表团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法国已原则上同意向伊拉克提供一座70兆瓦商业用核研究反应堆。拟议中的核反应堆将建在距离巴格达10.5英里的图威查克地区。

    法国人离去后，拉尔副武官立刻赶到大使馆，向列奥纳多作了汇报。上校也被这个情报震惊了。因为稍有核物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只要拥有了大型核反应堆，就能生产出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放射性核原料。他随即向特拉维夫总部报告了这一消息。

    1975年11月，法国正式同意向伊拉克提供两座核反应堆，其中小的那座用于科研，70兆瓦的那座大反应堆则用于“发电”。该工程被称为“塔穆兹”。

    “塔穆兹”原本是一位迦南神的名字，后来逐渐演绎成阿拉伯语 7月份的代称。而萨达姆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正是在1968年的7月发动政变而上台执政的， 因此特意为其钟爱的核工程命名为“塔穆兹”：大型核反应堆被称作“塔穆兹1号”， 小的则为“塔穆兹2号”。

    摩萨德最为关注的自然是那座70兆瓦的“塔穆兹1号” 。随后有关情报陆续汇集到特拉维夫总部： 其总价值高达2.75亿美元，法国政府将派出150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援建，并向伊拉克提供75公斤浓缩铀；根据协议，核反应堆将在1982年以前全部完工；伊拉克已派出多个技术代表团，前往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进行核设施考察；伊拉克方面为了感谢法国政府的慷慨援助，特意借用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的名字，又称之为“希拉克反应堆”……

    伊拉克向法国购买核反应堆的意图使以色列领导人深感不安。尽管以色列自己已拥有了核武器，但却不允许阿拉伯国家拥有它。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马上展开了秘密外交攻势，试图说服法国、意大利和巴西，取消向伊拉克提供“塔穆兹”工程所需的设备、铀和技术的计划。另外，以色列还请出美国人进行干预，希望卡特总统发起的防止核扩散运动能够影响法国。

    以色列人的努力多少有了点结果。1976年，法国总理希拉克与总统德斯坦出现政见分歧，希拉克随之下台。德斯坦在华盛顿方面不断指责的压力下，于当年改变了法国的核政策。他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并公开宣布反对任何可能导致核扩散的售铀项目。

    之后，法国开始同伊拉克进行谈判，提议用一种浓度较低的被称作“焦糖”的核燃料代替浓缩铀——这种物质虽然也可以产生原子能，却不能用来制造原子弹。然而，伊拉克方面却表现出极为强硬的态度： 我们只要浓缩铀!要么成立，要么干脆取消合同!

    石油是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伊拉克对于法国来说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最重要的石油供给国。法国人被逼得别无选择，最终以妥协和让步结束了谈判。伊拉克凭借着滚滚的石油财富，又一次战胜了以色列的外交攻势。

    从那以后，在巴格达附近的一个秘密地点，“塔穆兹 1号”核反应堆正在飞速地建设之中。而摩萨德和阿穆恩一直在密切监视和耐心等待着。

    1977年 5月，梅纳赫姆·贝京当选为以色列总理。新总理对伊拉克的核计划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对策：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阿拉伯国家发展和拥有核力量。贝京召来情报机构的领导人 ，命令他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弄清“塔穆兹1号”反应堆的全部情况，包括它的建设进度及伊拉克与其他国家合作的程度。随后以色列总理又郑重宣布：摧毁伊拉克具有生产核武器潜力的大反应堆，已被列为以色列 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以色列的态度就是这样明确：核武器我有可以，你有不行；中东只许有一个核国家!”

发生在法国的两起恐怖事件

    为将伊拉克的核武器扼杀在摇篮中，摩萨德特工对伊拉克的核工程实施首次打击：行动地点：法国；行动代号：“空运行动”。

    1979年4月4日，3名年轻的“ 法国游客”从巴黎乘晚班客机，飞抵法国南部城市土伦，并分头住进了三家旅馆。

    当晚11点左右，他们离开各自的旅馆，来到火车站附近的一条黑暗小巷里会合。随后，他们乘坐停在小巷里的一辆“雷诺12“型小轿车，又来到了位于土伦北效的一座孤零零的别墅，与等在别墅里的4名伙伴会合。

    这7人都是持有假护照的摩萨德特工。

    此时，法国为伊拉克的“塔穆兹1号”和“塔穆兹2号”所制造的关键部件——两组核反应堆芯片正存放在海滨小镇塞恩的一个大仓库里，不久，它们就将装船运往伊拉克。

    这座仓库属于塞恩最大的工厂——“地中海海军造船厂”。由于仓库所存放的大都是即将出口的货物，因此这里的安全防范并不十分严密。一名化名为“吉尔贝特”打入仓库的摩萨德特工，早已将内部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此刻，他正在向从巴黎赶来的行动负责人汇报情况：

    “法国为伊拉克制造的芯片存放在 3号库房里。今天，厂方已同一家私人安全服务机构预订了几辆装甲卡车，准备在4月8日夜间装车运往马赛港。另外，还有法国为比利时和卡尔卡(莱茵河下游的一个小国家)反应堆制造的部件，也都存放在这间仓库里。”

    “根据现在情况，你们倾向于哪个方案?”巴黎客人问道。

    吉尔贝特回答道：“我们还是主张第一方案——去偷。力争将芯片从装置上卸下来，再设法运回国内。我已为此准备好了两辆卡车。不过我们也已做好执行第二方案的准备，一旦条件不允许就彻底炸掉它。”

    “你们考虑什么时间动手?”

    “准备就在今天晚上。天气预报说今晚阴天。夜黑无月，正好动手。”吉尔贝特胸有成竹地答道，“具体时间为午夜零点至凌晨3点之间。每天的这段时间，哨兵都停止巡逻。”吉尔贝特随后指着在桌上摊开的造船厂仓库平面图，详细地介绍了库区情况和他们设想的行动方案。行动负责人听后表示满意，并与众人研究起行动路线和人员分配的初步方案。

    4月5日上午10时 ，3名巴黎来的客人乘车来到塞恩。他们像一般游客一样漫步到造船厂外，进行现地勘察。他们首先注意观察了三个被涂成蓝、白、红三色的大厂棚的精确位置 ，接着又打量了厂区四周约1.8米高的围墙。整个踩点过程时间很短，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当晚11时40分左右，从土伦市郊的这座别墅里驶出两辆载重大卡车，朝塞恩方向开去。城内，万籁俱寂，空中没有一点星光。两辆卡车快到造船厂仓库时，司机熄灭了车灯，摸黑靠近仓库。司机留在车上放风，其余5个人向围墙扑去。只见3个黑影踩在蹲下的人肩上，像猫一样灵活地翻过了围墙。他们直奔靠右边的那个蓝白红三色工棚，随后用预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大门。其中一个人破坏了报警装置后 ，3名特工绕过为比利时和卡尔卡制造的反应堆装置，径直来到了他们的目标前 。3人揭去覆盖在上面的帆布，在手电筒光亮的照射下开始拆卸芯片。

    然而这套装置实在是太复杂了，加上光线又暗，因此进展极为缓慢。40分钟过去了，尽管3 名特工已经累得满身大汗，但还是没能将芯片拆卸下来。吉尔贝特看了下夜光手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必须为执行第二方案以及安全撤离留下时间。

    于是，特工们最终放弃了第一方案，开始在伊拉克人的两个芯片上安放炸药，接上定时引信。随后，他们迅速撤出，翻过围墙，跳上卡车，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4 月6日凌晨3时整，当哨兵正准备开始下一轮巡逻时，忽听得一声巨响从工厂仓库传出，随即便燃起了大火。哨兵立即鸣枪报警，救火车迅速赶到并开始灭火。不久，核专家也闻讯赶来。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属于伊拉克人的两座反应堆装置已被炸毁，损失高达4000万马克。

    法国安全部门的官员勘察现场后发现，这些不知名的破坏者的手段实在高明：炸药用量十分精确，既达到了摧毁这两座反应堆装置的目的，又没有殃及比利时和卡尔卡的反应堆部件。这一杰作显然出自爆破“行家”之手，那么会是谁干的呢?

    几天后，土伦警察局接到了“法国自然生态保护组织”的一个电话，承认对此次爆炸负责，并且声称“反核力量”还将采取此类行动。

    但是法国安全部门对这一电话却深表怀疑，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组织。法国外国情报及反间谍局断定，摧毁核部件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采取的一个行动，十有八九是由摩萨德干的。当然，这些只是推断和猜测，因为法国人并没有拿到任何证据。

    爆炸发生后，德斯坦总统自然明白其中的微妙，法国政府随即以“为避免更大的暴力行动”为理由，并“怀着极为惋惜的心情”向伊拉克人表示，今后几年内将不可能再考虑向伊拉克提供反应堆。而这一切，恰恰是贝京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不过，以色列人还没高兴一年，爱丽舍宫便传出了令人失望的消息。

    1980年 3月，法国政府突然宣布：法国将信守它与伊拉克达成的协议，不仅为他们重新制造两套反应堆芯片，而且还将在巴黎为此项工程培训600名伊拉克科技人员。与此同时，伊拉克还从意大利得到了价值上亿马克的核研究设施。不久，巴西政府也宣布，愿向伊拉克出售反应堆所需的铀。

    伊拉克人的核反应堆建设又开始运转起来，整个工程都是在一位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核专家——叶海亚·马什哈德领导下进行的。据专有估计，伊拉克人至迟在1984年即可制造出原子弹。

    核威胁的阴云再次使以色列领导人深感不安。贝京总理要求情报机构务必设法迟滞伊拉克人的核计划进程。

    巴黎，1980年6月14日下午，古维翁圣西尔大街“子午”旅馆。

    一名清洁女工打扫完了她负责的楼层的各个房间，就只剩下922房间没有打扫了。房间门上一直挂着“请勿打扰”牌子，所以她几次经过都没敢进去。时间已是下午2点半钟了，她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反应。

    女清洁工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突然映入眼帘的恐怖场面差点让她晕过去：床边血泊中躺着一名男子，头颅似乎已被砸得变了形，整个身体都浸泡在血水之中……她尖叫一声，立刻逃了出来。

    警察很快赶到凶杀现场。死者系因头部遭受重击致死，时间大约在凌晨4时左右。根据现场判断，他在被击毙之前曾进行过反抗。死者的身份也已得到确认：此人是埃及公民，目前正在伊拉克生活和工作，名叫叶海亚·马什哈德。

    经过查询，巴黎警察局很快搞清了马什哈德的身份和来历。他以伊拉克核能源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来巴黎，是专门就供货问题与法国政府进行谈判和签订协议的。凶杀案发生的前一天，即 6月13日上午，谈判任务已经完成，双方业已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

    至于杀人动机，警察排除了抢劫杀人的可能，因为他们在马什哈德的钱包里找到了1300法郎，而且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也发现了更大数量的现金。凶手完全有充分的时间将现金拿手。

    “子午”旅馆的房间隔音效果很好，因此，负责此案调查的警官福尔说：“隔音的现场使得凶手没有冒很大的风险，也无法为我们破案留下更多的线索。说实在的，我们不知道调查该从何处入手，所以叶海亚·马什哈德谋杀案，很有可能将被长期悬挂起来。”

    这位替伊拉克工作的核专家的死讯，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满意的反响。一名科学家在以色列电台节目中甚至幸灾乐祸道：“马什哈德之死，至少使得伊拉克的核计划推迟了两年的时间。”

一举摧毁核“巴比伦塔”

    发生在土伦的爆炸案和发生在巴黎的谋杀案，不过是摩萨德为阻滞伊拉克核计划所采取的两次小行动，只要伊拉克一天不放弃核计划，以色列就不敢高枕无忧。果然，摩萨德不久得到了新的情报：伊拉克失去叶海亚，马什哈德教授后，很快又为核计划找到了新的负责人，整个核计划不但进展顺利，而且进展速度也已加快。

    1980年 8月，摩萨德局长向贝京总理报告：德国“努克姆股份有限公司”已向加拿大订购了11350公斤铀矿石，打算偷偷转售给伊拉克。贝京立刻命令摩萨德想办法阻止这笔交易。摩萨德与加拿大情报部门进行了联系，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协助。加拿大政府得到以色列方面的暗示后，很快作出反应，该国原子能机构以“最后的收货人不详”为理由，最终撤销了与德国签订的合同。

    不过此时，法国和巴西却仍在向伊拉克提供着浓缩铀，意大利也向伊拉克提供了研究设备。在迟滞行动受阻后，以色列上层及情报部门已在开始考虑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 。1980年9月爆发的两伊战争对于以色列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特拉维夫眼看着自己的宿敌伊拉克打得如此热闹，真是乐不可支。于是，一个混水摸鱼的计划酝酿成熟了。

    开战不久 ，伊拉克占领了伊朗近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在空战中，伊拉克人却并不占有优势，伊朗空军一次又一次地对巴格达进行着猛烈的空袭。

    就在此时，一位以色列将军说出了一番非同寻常的话。阿穆恩局长耶霍舍阿·萨盖伊将军在接受特拉维夫《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德黑兰至今没有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堆感到很不理解。随后将军又猜测道，估计这类打击很快就会实施的。

    9 月30日，距离巴格达东南17公里处的图瓦伊特核中心，最终遭到了作战飞机的轰炸。这似乎证实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长的预见。事后，巴格达方面立刻把此举归罪于德黑兰，而伊朗方面则断然否认他们的飞行员曾执行过这类任务。

    实际上这次对伊拉克核设施的轰炸，完全是以色列飞行员偷偷干的。阿穆恩局长上述公开谈话，正是为转移视线所作的铺垫。以色列人不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还让倒霉的伊朗人替自己背了黑锅。

    不过这次轰炸损失有限，核反应堆的核心部位并未被击中。究竟是飞行员未能精确地击中目标，还是以色列方面有意降低破坏程度，以作为对法国人的“最后警告”?这至今仍然是个谜。

    如果真的属于后一种情况，那么以色列人就要大失所望了。因为法国并没有因这次袭击而撤出一名技术人员，相反，“塔穆兹1号”核反应堆的建设仍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着。

    就在这时，伊拉克领导人也已意识到了必须尽早结束两伊战争，以便将斗争矛头迅速转向可恶的以色列人。而随着法国援建的“塔穆兹1号”核反应堆即将竣工 ，侯赛因总统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强硬起来：

    “阿拉伯民族不会永远软弱，他们将在适当的时机，一劳永逸地回击犹太侵略者!”萨达姆·侯赛因的威胁使以色列人感到严重不安——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即将拥有原子弹的美国罗斯福总统，也曾这样警告过纳粹德国——以色列总理贝京已从中听出了某种弦外之音。

    其实，早在摩萨德奉命在法国土伦执行“空运行动”之前，极富冒险精神的贝京，就已经开始考虑对伊拉克本土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了。他在征得总参谋长拉夫勒·艾坦同意后，就曾让情报机构就直接使用地面部队攻击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可能性进行过研究。

    摩萨德与阿穆恩经研究后认为，虽说派人潜入伊拉克实施爆破要比空袭准确得多，但行动的难度也比空袭大得多，且不说行动小组很难接近安全防范极为严密的“塔穆兹1号”，就算是能够得手，也还存在着一个如何安全撤离返回的问题。

    以色列军方从未放弃过远程轰炸的方案，艾坦将军指示空军依据摩萨德所提供的精确情报，建造一个与“塔穆兹1号”核反应堆大小一样的模型，以便进行高精度轰炸演习。两伊战争爆发后，随着第一次空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空袭方案遂被上升为首选方案。

    转眼到了1981年5月中旬，距离7月初的全国大选投票已为时不远了，政治上的考虑影响到军事行动的决策 ，围绕着是否对“塔穆兹1号”采取行动问题，在以色列决策者之间形成了重大分歧。

    反对派领袖西蒙·佩雷斯等人敦促贝京放弃这一计划，理由是伊拉克仍需很长时间才能使其反应堆真正运转起来，而在两伊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之际轰炸伊拉克，不仅有可能促使伊朗和伊拉克提前结束战争，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以色列，同时还将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但贝京却认为，袭击行动将会提高利库德集团在选民中的声望，从而有可能使本集团再次连任总理。以沙龙将军领导的利库德内阁成员完全站在艾坦将军一边，而摩萨德局长霍菲和阿穆恩局长萨盖伊，不仅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并且早就制定出了一套周密的行动方案——代号“巴比伦行动”。这些无疑都是对贝京的最大支持。

    不过贝京还希望能够得到华盛顿方面的支持。多少年来，以色列每逢作出重大决定之前，都要向其重要同盟和主要支持者美国汇报。而以色列作为美国利益在中东地区的体现者，几乎每次都能得到华盛顿的公开支持或默许。

    然而，这一次却是例外。访美特使很快传回了令贝京失望的信息。美国国际事务助理明白无误地告诉以色列特使：

    “美国支持以色列对直接危害其生存的敌方目标实行有限度的打击，并乐于提供这方面的帮助。但是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目前尚未运转，即便是该反应堆投入运转并开始生产核原料，数年内也不会影响该地区的军备均势。

    “美国政府目前无意改变既定的对伊政策，因此也不能同意以色列利用美国情报和技术，去做刺激伊拉克情绪的事情。毕竟伊拉克拥有巨大的石油资源，此点务必使以色列政府能够理解。”

    1981年 6月7日下午4时，一次进行最高决策的核心内阁会议正在特拉维夫的总理官邸进行。会议的议题是：以色列是否应对伊拉克核反应堆实施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但内阁部长们也同时被告知作战机群已经起飞并向东飞去。贝京一再解释，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密的需要，只要核心内阁做出了否定的决定，空中编队将立即撤回。但内阁部长们对于贝京先斩后奏的目的自然心领神会，他们除了对由摩萨德拟定、贝京批准的计划点头认可外，又还能说什么呢?

    于是，贝京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最后拍板：“为了以色列的安全和犹太人的生存权利，我们的空军必须彻底摧毁伊拉克的核设施!”

    以色列埃拉德港湾附近的“月亮山谷”中的埃齐拉翁机场。

    6月的中东骄阳似火，热浪蒸腾。准备执行“巴比伦行动”的8架F—16 战斗轰炸机和6架F—15战斗机已经做好了起飞准备，正一字排列在机场跑道尽头。为掩人耳目，在14架飞机的机身上都漆上了约旦空军的徽记，而电子战王国的“千里眼”—— E—2C预警飞行已经升空待命。

    “‘巴比伦行动’现在开始!”

    耶路撒冷时间下午 4时，以色列各海、空军基地，各战区司令部，摩萨德驻海外各情报站，担任奇袭任务的空军第二飞行大队，同时接到了空军司令艾弗里将军下达的命令。

    14架世界最先进的喷气战斗机的28台涡轮发动机同时发动，整个机场立时被震耳欲聋的巨响所笼罩，机尾喷射出的强烈气流使机场沙飞石走。

    作为第一梯次，6架外挂导弹和副油箱的担任战斗掩护的F—15战斗机起飞了。

    接下来，8架各载着一枚900公斤激光制导穿甲爆破弹的F—16战斗轰炸机起飞了。

    最后，满载高辛烷航空油的大型空中加油飞机KC—10A 如同一头不堪重负的老牛一般，在4台功率强劲的发动机的推动下，也升空了。

    8架F—16战斗轰炸机升空之后，随即在空中再次加油。尔后，机群在空中完成编队，爬上8000米高空。

    巴哈里上校开始率领这支可怕的战争机器，从将沙特阿拉伯与西奈半岛分开的亚喀巴湾的最北端，沿着约旦——沙特的曲折边界，向沙特与伊拉克边界方向接近。

    由于实行全航程无线电静默，耳机里，只有在机群左侧2000米上空飞行的电了干扰机发出的“咝咝”的电流声。它那功率强大的电子吊舱中发出的有源干扰信号，将会使叙利亚和约旦所有的苏制雷达出现“迟钝”。此刻，他们的雷达即使对准以色列机群，显示屏上所看到的也仅是一块带电的高空积雨云。

    但是，巴哈里知道，这些电子干扰只能蒙蔽约旦和叙利亚，而对于引进了美国最先进雷达监测系统的沙特则无济于事。果然，不久就在国际通用的应答频道上，出现了沙特空中管制官员的英语询问。

    “约旦空军。例行训练。”早有准备的巴哈里用流利的英语答道。

    沙特空中管制官员显然信以为真。沙约两国素来友好，军用飞机互入国境也是常有的事情。当巴哈里确认沙特已不再注意他们时，便用“黄沙丘”这句暗语，向总部发出了表示飞行顺利的密电。

    机群编队飞过沙特的图赖夫市上空后不久，前方将到达沙特与伊朗边境。巴哈里驾机飞行在全队最前面，只见他一推操纵杆飞机突然急速下降，整个机群紧随其后骤然降低高度，进入伊拉克雷达“盲区”，紧贴着近千公里长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边界南侧低空飞行。

    他们沿沙伊边界飞行大约一半路程后，再次降低高度折转向北。随后，以60米左右的“树梢”高度，进入伊拉克领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躲开伊拉克雷达，也才能避开致命的苏制“萨姆”地对空导弹的攻击。

    当攻击机群正在隐蔽地接近目标的时候，三名摩萨德特工也正在一个隐蔽的制高点上，通过一架西德“蔡司”公司制造的高倍望远镜，监视着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周围的一切。特拉维夫已经收到了他们发回的“一切正常”的密码电报。

    与此同时，一支精干的特别爆破小分队也已出发，正在向目标接近。万一飞机轰炸没能彻底解决反应堆，那么，剩下的“活儿”也就只能靠他们乘乱完成了。

    经过千里奔袭的以色列轰炸机群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尽管核设施自1980年 9月遭受空袭后便进行了精心伪装，但以色列飞行员凭借着准确的情报，一眼便认出了那个长32米、宽25米的大工棚，“塔穆兹1号”核反应堆就在里面。

    直到这时，伊拉克防空部队才发现了敌情，并首先用高射炮发起攻击。以色列的6架F—15截击机首先拉起，在目标与最近的伊拉克空军基地之间的空域遂行警戒任务。而8架F—16轰炸机群则迅速爬升，自西向东地用俯冲姿态进入目标区投弹轰炸。以色列飞行员们习惯地看了一眼手表：17时37分。

    攻击的第一枚炸弹是由巴哈里上校驾驶的飞机投下的。这枚高爆激光制导的炸弹，从距反应堆体550米的高空飞速落下。由于重力加速度产生的巨大动能， 使炸弹垂直贯穿了反应堆体顶端数米厚的水泥隔层，引起了反应堆内部的猛烈爆炸。

    其余的7架F—16战斗轰炸机紧随队长之后，将全部炸弹都准确地投向了目标。“塔穆兹1号”核反应堆已被完全炸毁，一个秘密的地下研究室也被高爆炸弹摧毁殆尽。整个空袭过程仅用了107秒。

    1981年6月7日17时45分，以色列空军参谋长拉富尔·艾坦自豪地向翘首以待的内阁官员们通报了“巴比伦行动”的战果。18时20分，参战飞机全部安全返回以色列。

    整个空袭行动完美无缺，而以色列情报机构则为这一史无前例的袭击行动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巴比伦行动”为利库德集团赢得了宝贵的选票。1981年7月5日，利库德集团在第十届议会大选中赢得胜利，贝京连任总理。

    虽然华盛顿事先没有同意这次行动，但当伊拉克人的核“巴比伦塔”被夷为平地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却均未作出过于强烈的反应。或许它们对于意大利、法国帮助伊拉克建设核反应堆早就暗中感到担忧，现在借以色列人之手除去这一隐患，它们反倒可以放心了。

    空袭发生之后，法国新当选的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以这次袭击为借口，减少了同伊拉克的合作。法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帮助伊拉克重新建造被以色列摧毁了的核反应堆。伊拉克原子弹的话题就此一笔勾销。

    以色列至今仍然是中东地区惟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忙碌了一通之后，他们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

    摘自《世纪档案》，由【阿美工作室】录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