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常用的Utility一詞，國內譯為「功效」，但我認為「功用」比較恰當。問題不是誰對誰錯，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從來沒有Utility這個概念。文化不同，你有我沒有，翻譯就只能如瞎子過河，胡亂地摸索。有些因為文化不同而很難譯得恰當的字——例如Cost——我們要設法譯得好。但Utility這詞譯得不好不重要。
我說Utility譯得不好不重要，是因為曾經有百多年的時間，西方經濟學者也不清楚Utility是什麼。故老相傳，他們只是以為自己知道，自己明白，但其實大家都不清楚。西方經濟學要到二十世紀中葉才能給Utility一個明確的定義。話雖如此，到今天，好些經濟學者還不明白Utility（功用）的正確定義。這些學者中不乏聰明才智之士，所以不可能是因為生得蠢而不明白。他們是不願意明白：要是他們明白而又同意本章內所說的「功用」理念，他們就會失卻了改進社會之能，變得像我一樣，成為小人物了。
一七八九及一八○二年，英國經濟哲學大師邊沁（J.Bentham,1748-1832）提出了功用（Utility）的概念，對後人影響甚廣。邊沁的原意是有三方面的。其一是功用代表快樂或享受的指數；其二是每個人都爭取這指數愈高愈好。這後者給自私的假設數學化，一百年後微積分被引用到經濟學時，功用函數就變得大行其道了。今天，功用函數在經濟學上還是極為普及。這可不是因為功用的理念有不可或缺的解釋用途，而是適用於數學。不懂經濟但善於數學的，可以容易地大做文章。
邊沁的第三個原意，是一個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邊際上的功用就減少了。他跟假設每個人對收入的多少有相同的享受，那麼富人的邊際收入功用低，窮人的邊際收入功用高，社會整體最高的福利，是人與人之間的邊際收入相等。這是平均主義的理論基礎，也是今天還存在的福利經濟學的前身。
一個人的收入增加是否會導致收入在邊際上的功用下降，大有疑問，而今天經濟學者一致同意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功用指數不能相比。一個大富的人對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個街頭乞丐重要得多。單是這一點，福利經濟（Welfare economics）就大有問題。一九五○年，森穆遜（P.Samuelson,1915-）在一篇湛深的文章內指出，若一個社會的總國民收入增加，不管增加多少，只要有一些人（甚至一個人）的收入減少了，經濟學就不能證實社會福利有所長進。
森穆遜是福利經濟學的一個首要人物，連他自己也那樣說，為什麼福利經濟在今天還有那麼多的從事者呢？我認為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上文提到的經濟學者認為自己有改進社會之能。其二是經濟學者要改進他們自己的福利：可以改進社會，作個政府經濟顧問是會增加收入的。事實上，政府也樂於慷他人之慨，送給經濟學者納稅人的錢：政府官員為自己的利益要推行某項政策，總要找些經濟學者附和才來得順理成章。
從科學上看，最重要的功用問題是邊沁的第一點：功用是快樂指數。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樂還是不快樂，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樂一點？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好些經濟學者老是認為自己有超凡的本領，有上帝之能。功用被認為是一個快樂指數，今天在某程度上還是存在的。
一九一五年，一個無師自通的俄國經濟學者——E.E.Slusky（1880-1948）——用意大利文發表一篇舉足輕重的文章，後來在一九五二年被譯成英語。這篇偉大作品的一個要點，是指出如果我們要用功用的理論去解釋人的行為，那麼功用的理念要與主觀的快樂或享受脫離關係。可不是嗎？要解釋行為，我們需要的是推斷人的選擇，或在什麼情況下人的選擇會怎樣改變。至於人的選擇是否以增加快樂為依歸，是無關宏旨，完全不重要的。
邊沁之後，參與功用理論研究的，差不多包括所有重要的經濟學者，天才輩出，好不熱鬧。很不幸，屈指難算的理論天才的工作，只贏得一篇血淚史。一九五○年，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發表了題為《功用理論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的長文，追溯百多年來功用理論的思想史，學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結論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罵：他認為經濟學者不熱衷於理論的驗證，以致眾多高手在功用理論上的刻苦耕耘，獲得的對人類行為解釋的貢獻，微不足道！
我很喜愛史德拉在該文結論中的一段文字，一九六八年請他用墨水筆寫在白紙上，讓我放在書桌旁作為自己研究時的警句。墨色淡化了，但該稿今天還在。我把它刊登在這裡，好讓讀者能欣賞一下這位二十世紀天才的筆跡與風采。
其文如下：
"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sharpened-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e examined for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r. Not only were such implications not sought and tested, but there was a tendency, when there appeared to be athreat of an empirical test, to reformulate the theory to make the test ineffective. Economists did not anxiously seek the challenge of the facts."
翻譯過來是：
「與事實相符的準則是應該尖銳化的——尖銳地堅持理論的含意要受可以觀察到的行為的審查。然而，不僅這些含意沒有被找尋及驗證，而還有的傾向是，當一個含意受到事實驗證的威脅時，理論就被修改，使驗證無效。經濟學者不渴望事實的挑戰。」
無論怎樣說，功用理論今天還是大行其道，所以我不能不花些篇幅細說其重點。
一九七二年我寫了一篇關於中國傳統婚姻的文章，是關於「盲婚」及「童養媳」等現象的。在最後一節中我大肆抨擊功用理論，認為其用途不大，可以取締。英國的《經濟學報》要發表該文，但要減少五頁，我就簡單地把這最後一節取消。文章發表後，布格南（J.Buchanan）與托洛克（G.Tullock）來信譴責，說我不應該取消他們認為是最重要的一節。這節的文稿後來遍尋不獲。
我反對功用理論的主要原因，是「功用」只不過是經濟學者想出來的概念，是空中樓閣，在真實世界不存在，所以要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含意不僅困難，而且陷阱太多，以致推出來的很容易是套套邏輯，自欺欺人。
當時站在我那邊的是高斯（R.H.Coase），站在另一邊的有三個我拜服的人：佛利民（M.Friedman）、貝加（G.Becker），與老師艾智仁（A.A.Alchian）。他們要保留功用理論，因為好些經濟物品——如友情、聲望、天倫之樂等——是不可用金錢量度的。他們認為若不能用金錢量度，就要用「功用」數字來量度了。我將會解釋為什麼這三位師友的觀點我不苟同。但先讓我解釋我們大家同意的「功用」理念是什麼。
（《經濟解釋》之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