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上的第一個基礎假設是：「個人」（individual）是所有經濟分析的基本單位。這是說，任何經濟問題不可以從一群人、一個團體、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為起點來分析。每個人的任何行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是說，每個人在有局限的情況下都會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無論是勤奮、休息、欺騙、捐錢……都是以自私為出發點。
任何辯論都必然有一個起點，科學當然不會例外。假若我們在起點上就有爭議，那麼科學就難以成事了。所以在任何科學發展中，參與的人都遵守一個大家不言自明的規則：凡指明是基礎假設（postulate），或是公理（axiom），大家都不在這基礎上爭論。這不是說每個人都衷心同意這些假設或公理；是否認同不重要，重要的是同意不在起點上有所爭議。科學辯證的規則是：「且不要反對我在理論上必須有的起點，讓我從這起點以邏輯推出一套理論，有了可以用事實驗證的含意（testable or refutable implications），有了內容，到那時，你要反對才有所依憑的。事實上，假若可以驗證的含意被事實無情地推翻了，那我就不能不考慮我的基礎假設是錯了的。」
說起來，那些所謂不容許有爭議的基礎假設或公理，可能近於無稽，令人難以置信的。例如，在數學上一個重要假設是這樣說的：「假若一加一等於一個數字，這數字叫作二；又假若二加一等於另一個數字，這數字叫作三……」聽起來，這真的有點傻氣。但假若沒有這個基礎的假設，我們是無從知道一至二之間不可能有另一個數字。要是我們在這基礎上有紛爭，互不讓步，那麼數學的理論又怎能發展呢？舉另一個例子。在幾何學上，一條直線的定義是兩點之間的最近距離。這看來是近於令人難以接受的，但還遠不及「一點」的基礎假設來得抽象，彷彿說笑話似的。幾何學指明：「一點是不可以量度的！」一點既不能量度，那又怎會有可以量度的直線呢？但基於這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起點，幾何學使人類在古代建造了金字塔（雖然這些基礎假設當時尚未搞清楚），在今天建造了香港的中國銀行大廈。我們的結論是：近於無稽的基礎假設，可能導致令人嘆為觀止的學問。
經濟學上的第一個基礎假設是：「個人」（individual）是所有經濟分析的基本單位。這是說，任何經濟問題不可以從一群人、一個團體、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為起點來分析。說什麼宏觀經濟，社會福利，或什麼政府策劃，都一定要以個體或個人為分析單位。
經濟學沒有以集體為起點的理論。無論觀點是怎樣的「宏」，不管在分析中基本的起點有沒有提及，若非基於「個人」為起點的，都不是可取的經濟理論。這是說，高手分析宏觀經濟，腦子裡必然以個人為起點。當然，以集體或整個社會為起點的經濟理論有的是，但這些是低手之作。在香港及中國經濟學者的言論中，往往有人說什麼宏觀比微觀重要等等。那些言論，都是一些在經濟學上沒有基礎的人才會說的。宏觀是以個人為單位加起來的。宏觀與微觀之別，只不過是組合的或大或小罷了。在現代的經濟學中，宏觀與微觀之別，已不按組合的程度，而是按重視貨幣與否為依歸。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以「個人」為分析單位，是不論男女，無分長幼，也不管某些人的神經是否有毛病。不管某甲是天才，某乙是蠢材，我們都一視同仁地把個人作為分析單位。而「個人」者，是任何有觀察力的人都可以鑑辨的。同樣重要的是，凡是一個基礎上的假設，是不能朝令夕改的。「個人」的假設亦不例外。我們不可以將一些問題以個人為起點，而另一些問題卻以集體為起點。當然，好些問題是關乎集體而非個人的，但分析那集體問題時，還是要由個人為起點的。
為什麼「個人」是如此重要呢？答案是，所有取決或選擇都是由個人作主的。集體的取決，是由個人的取決集合而成。那是說，即使一個人在極權的政制下失卻了自由——被形勢所迫而沒有自由——這個人還是作了不自由的選擇。換句話說，天下間沒有絕對的不自由，也沒有絕對的自由；選擇是一定有局限的約束，而這選擇是由個人作主的。
經濟學的第一個基礎假設，是個人作決定，作取捨。所謂決定者，選擇是也。這其中有一個並不淺顯的哲理。經濟學是以推斷人的行為來解釋現象的科學。我們說人的任何行為都是經過選擇的。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假設人會作選擇。究竟在事實上人的任何行為是否因選擇而起，抑或是漫無目的、盲目而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一貫地遵守這個假設或公理。
「人會作選擇」是經濟學上的「慣例」（convention）。這慣例與其他自然科學的不同。解釋物體的現象時，物理學家不會說物體的行為是物體自己選擇的結果。在原則上，假若物理學要說物體自作選擇，也無不可，但物理學家沒有這樣做。重要的是任何科學都有其固定不變的起點，而這起點是不容爭議的。經濟學的「個人作選擇」的假設，接受的人多了，所有的經濟問題就成了選擇的問題。經濟學內最重要的一門理論——價格理論（Price Theory）——被稱為選擇理論（Choice Theory），是有其因。
以選擇理論來解釋人的行為，當然要假設人的行為是可以被推測的。比較嚴格一點說，經濟學的第一個公理是任何人的行為，都是由個人作出可以被推測的選擇（predictable choice）而起。這是公理，是經濟學一個基礎假設，不管是對還是錯，是不能有所爭議的。
不要忘記，有解釋力的理論，必然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論，半點用途也沒有。同樣重要的是，要將行為作推測，科學就一定要將行為加上約束。假若行為完全沒有約束，忽左忽右，像無定向的風那樣地吹，任何推測都不會錯，那麼理論就不可能被事實推翻了。
行為一定要有約束，比如指明在怎樣的情況下會向左而不會向右；這樣，行為才可以被推斷，被解釋。當然，指明是向右的，但也可能會向左。有解釋力的理論，是可能會被事實推翻，但沒有被推翻。這一點，在第一章內我解釋過了。約束行為會增加理論被推翻的可能性。約束越多，行為的推斷就一定越精確，但如此一來，被推翻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任何奇妙的科學都是玩一種冒險的遊戲。約束行為的基本假設，對行為的約束力越大越妙，但決不可伸展到被推翻的領域中。因此，科學高手會膽大心細，作大膽的假設，細心的體會，把約束的武斷推到僅僅不被推翻的邊沿去。
說人會一貫地作可以被推測的選擇（predictable choice）——經濟學的第一個假設
——已是一個約束。但這樣說還須補充：由於約束力尚嫌不足，因而我們要加上其他重要的約束。這裡要談的第二個基礎假設是：每個人的任何行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是說，每個人在有局限的情況下都會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無論是勤奮、休息、欺騙、捐錢……都是以自私為出發點。
作為一個基礎假設，任何人都不應有異議，而人的本質究竟是否自私卻無關宏旨：重要的不是人究竟是怎樣（那是心理學、生理學，或哲學上的事），而是我們要假設人是怎樣的。然而問題來了，假若我們說欺騙、捐錢……等等都是自私的行為，豈不是任何行為都可被「自私」解釋了，以致不能被事實或任何行為推翻？說是約束行為，但到頭來卻毫無約束，那又怎能自圓其說呢？這問題問得好。答案是：假若我們隨意說任何行為都是自私，像套套邏輯那樣不可能錯的，那麼這自私的假設就會變得沒有內容，空空如也，沒有用場。但假若我能指明一些局限條件，用以指定在怎樣的情況下人會因自私而作其某種選擇，而這局限條件的轉變會導致某一種行為的必然轉變，那又另作別論了。
例如，無緣無故的捐錢，幫助朋友，與自私扯不上關係，是解釋不了的。但假若我們說，在某些局限條件下，捐錢的費用比較低，或利益比較高，那麼捐錢的行為就比較多。這樣，自私這個假設就變得大有用場。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十多年前，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到香港來，一舉而得捐款港元五千萬。但我的兒子卻沒有這樣的本領。要是捐錢的人純是為捐錢而捐錢，那麼姑且不談我兒子的不濟，他們又何必隆重其事，何不在人們不知不覺中悄悄地將支票寄到慈善機構去？又或說，「無名氏」的捐者有的是。但在捐款可免稅的情形下，為什麼會增加捐錢的行為？「惻隱之心」這句話是怎樣來的？相信「好有好報」的「因果」之說從何而起？
在什麼局限條件下人會相信「因果報應」，會談仁義道德？在怎樣的局限條件下人會有較大的惻隱之心？怎樣的情況下人會為名而樂善好施？我很欣賞像邵逸夫那樣的人，對教育的捐助不遺餘力——將一所大學的建築物命名為「邵逸夫堂」是應該而適合的。說邵氏的捐錢是以爭取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是毫無貶低之意；要是我有他的財富，我不會像他那樣慷慨。但假若我們放棄了自私的假設，經濟學沒有其他途徑可以解釋邵逸夫捐錢去大學，不是隨便而是有選擇性的。行為並非漫無目的；捐錢的行為不能例外。
假若我們容許例外的存在，那麼任何難以解釋的事都可作例外來處理，經濟理論就不可能被事實或行為推翻了。這樣一來，整個經濟學的架構就會倒下來，潰不成軍，什麼解釋力也沒有。
困難的所在，並非自私這個假設是對還是錯，而是要怎樣指出在不同的局限條件下，圖私利會引致欺騙與捐錢的不同行為的並存。我在第一章內說過，局限條件的審核與界定，是經濟學上最費心思的事。很多關於人的行為，我們在今天還沒有滿意的解釋（這是經濟學的趣味所在；什麼也有好答案的科學是會壽終正寢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對局限條件的認識不足。
（《經濟解釋》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