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轉過來，我們要問：聖經為什麼會有十誡？中國傳統為什麼要論忠孝，要講禮法？我們為什麼教自己的孩子要誠實，要負責任？答案是我們的社會要以教育或宗教或倫理來減低交易費用。
讓我們回到自助餐的例子那裡去。
上文分析，自助餐以一個固定的價格收費，沒有食量的約束，食品的邊際成本高於顧客的邊際用值，是明顯的「浪費」。但自助餐不需要量度顧客吃多少及分食品算價等，減少了交易費用。如果後者的節省大於前者的浪費，選用自助餐的安排就不是浪費了：柏拉圖情況安寢無憂。
現在假設所有顧客都知書識禮，言而有信，餐室的老闆怎樣說他們就怎樣做。這是個美麗的世界。再簡單地假設食品的平均成本與邊際成本相等，二者是同一平線。這樣，餐室的老闆就把每樣食品的每口平均成本以告示掛在牆上，每個顧客要交一個遠比先前自助餐收費為低的上頭成本「租值」，然後看牆上告示的平均成本，以自己的邊際用值等之來決定每樣食品吃多少。餐後結賬，每個顧客就誠實地說出自己吃了的每樣食品之量，以平均成本算價，加上上述的個人「租值」費用。這樣做，既沒有邊際的明顯「浪費」，也沒有「非自助」的交易費用。同樣食品與食量，顧客的總付價會是最低的，而餐室老闆也笑逐顏開。
困難是吃自助餐的君子不容易「知書識禮」：不打算大吃特吃，他們不會選吃自助餐。老闆掛出平均成本的告示不會有效：若有效，這種告示老早就掛了出來。是的，人的自私，不斷地圖私利，會大幅度地增加交易費用。
七十年代初期，托洛克（G.Tullock）發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他問：盜竊何害之有？盜者得而物主失，一得一失，是財富的轉移，何害之有？他的答案是：因為有盜竊的存在，物主把家的大門裝上鎖，而這裝鎖的費用若沒有盜竊是不需要付出的──盜竊於是引起浪費，違反了柏拉圖情況。
因為盜竊而裝鎖是對的，但何浪費之有？人的自私會增加生產，經過史密斯的無形之手（invisible hand），在市場交易使社會得益。但人的自私也會帶來盜竊、欺騙、卸責、恐嚇種種行為，增加交易費用。自私對社會有利也有害，要是害大於利，我們早已滅亡。利與害的差距大小，一般來說，是以制度決定的。這是卷三的話題，按下不表。
回頭說托洛克的盜竊論點，我們不能說自私對社會有益就是有效率，有害就是無效率。自私就是自私，是一般性的「局限下爭取極大化」。要是每個人會為社會有利而自私，為社會有害就不自私，社會當然會比現實的富有得多。
是的，如果每個人都遵守聖經的十誡，交易費用會下降而使社會財富增加。然而，從解釋行為的角度看，經濟學不能用自私的假設附帶聖經十誡的例外。倒轉過來，我們要問：聖經為什麼會有十誡？中國傳統為什麼要論忠孝，要講禮法？我們為什麼教自己的孩子要誠實，要負責任？答案是我們的社會要以教育或宗教或倫理來減低交易費用。可以減一點，不減很多，因為減低交易費用也要受到局限的約束。
從社會的整體看，「局限下利益極大化」的假設是含意交易費用是可減則減的最低水平。不同的制度會有很大的水平差距，但那是因為局限不同，也是卷三的後話了。
想想吧。如果每個人都言而有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律師就要轉業；如果沒有盜竊之類的行為，大部分的公安人員就要另謀高就；如果每個工人都盡責，經理的生活就不會好過──這一大群的人轉向物品生產，社會財富增加勢所必然。然而，無信、盜竊、卸責等大幅度地增加了交易費用的行為，是一般性的自私的結果。
史密斯（A.Smith）一七七六年發表的巨著──《原富》──高舉自私給社會帶來的利益。他那石破天驚的「無形之手」及有關的論證，觀察入微而又深入淺出，令人嘆服。本書卷一提及，我與史前輩的不同之處，是我重視自私給社會帶來的損害。這損害主要是大大地增加了交易費用。是重要的，因為我們可以藉此而解釋數之不盡的行為。
卸責（shirking）的問題是我在一九六九年首先以文字提出的。近二十年來博弈理論大行其道，這提點是導火線。在師友之間我以口述提出卸責的問題，是一九六七年初。跟在六八及七○年我先後舉出兩個例子，提出兩個問題，經濟學就或多或少地改變了，但改變的方向我是反對的。
在《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那長文中，那兩個例子與問題的回顧是這樣的：
例一：「兩位仁兄要從山上把碎石搬到山下（是昔日香港西灣河山上石礦的例子了），每個人分開來搬，一次可搬五十磅，二人加起來是一百磅。若二人合作抬碎石下山，一次可抬一百二十磅。然而，合作之下，甲方要將重量推到乙方（是卸責），而乙方也要把重量推到甲方（也是卸責），那麼二人合作的一次重量，必定少於一百二十磅。但不會低於一百磅，因為低於一百磅，他們分開來搬石的收入會增加。我問：假若二人合作，一次下山所搬的重量是一百一十磅，在有多人搬石的競爭下，這重量是從何而定的？」
例二：「抗戰期間，我和母親在廣西逃難，坐船江上行，見到船是由岸上的多個勞工用繩拉行的。每個拉船的人都意圖卸責，大作用力之狀，其實把船的重量推到他方去。因此，有一個拿鞭子的人，判斷誰有卸責之意，揮鞭而下。我問：這個揮鞭的人可能是由被鞭的勞工聘請的，究竟誰是僱主，誰是被僱？」
這卸責問題當年在芝加哥大學與高斯研討了一段日子，到最後大家同意不管用，需要放棄。我的觀點，是卸責與盜竊等是同類的行為，都是自私範疇內的表現。說人自私（爭取極大化），又說卸責，豈不是重複了？還有另一個問題。說人會卸責雖然十分可信，但在觀察上我們怎可以鑑定哪一種行為是卸責呢？像說謊那樣，不是絕對不可以鑑定，起碼法庭可以那樣說，但要眾所認同就會有困難。
當年我想，卸責是因為有交易費用而起，驗證假說我們可選「卸責」或交易費用。二者可選其一，但不可二者兼選。我選交易費用。這些費用是約束行為的局限，雖然考查其高低或轉變往往不容易，但可以做到。卸責不是局限，而是行為本身的自私假設。像自私一樣，其或大或小或轉變就不容易考證了。
七十年代中期，與卸責類同的術語──如opportunism、holdup等──在經濟學急升。把這些概念數學化，就是博弈理論（theory of games）。這理論起於四○年代初，主要的貢獻者是數學大師溫紐曼（J.vonNeumann,19031957）。是一門精彩的學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了協助戰略而興起的。一九六二年我拜讀過溫紐曼與經濟學者摩根斯坦（O.Morganstern,19021977）的經典名著，《博弈理論與經濟行為》。當時該書還是洛陽紙貴，但過了幾年行內就失卻了興趣。今天博弈理論在經濟學大行其道，是捲土重來。
毋庸置疑，博弈理論可以解決某些問題，但解釋行為是另一回事。我認為博弈理論是不可以用作解釋行為的──到今天，我還沒有見過一個以博弈理論為基礎而又驗證過的解釋行為的假說。有時一些「卸責」的假說看來是解釋了行為的，但其實是利用了局限條件的轉變。
我認為今天博弈理論的盛行，主要是因為考查交易費用的轉變很困難，有時花幾年工夫也一無所獲。一九九八年我說過一句今天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常被引用的話：「交易費用這回事，不是一個希望拿得終生僱用合約的年青助理教授有膽染指的。」我說經濟學可以解釋世事，可沒有說可以容易地解釋。
且讓我以《博弈理論的爭議》一文內提出的賀泰倫反論（Hotelling paradox，是博弈遊戲）來解釋一下。我寫道：
「這個反論說，一條很長的路，住宅在兩旁平均分佈。要開一家超級市場，為了節省顧客的交通費用，當然要開在長路的中間點。要是開兩家，為了節省顧客的交通費用，理應一家開在路一端的四分之一，另一家開在另一端的四分之一。但為了搶生意，一家往中移，另一家也往中移，結果是兩家都開在長路的中間，增加了顧客的交通費用。
「這個兩家在長路中間的結論有問題姑且不談，但若是有三家，同樣推理，他們會轉來轉去，轉個不停，搬呀搬的，生意不做也罷。這是博弈遊戲了。但我們就是沒有見過永遠不停地搬遷的行為。」
數十年前，玩這個遊戲的人把數字加加減減，或把直路改為彎路、球形等，這些都是遊戲。
解釋上述的地點選擇的行為，經濟學的方法只有兩點。第一、我們要問：依照需求定律，節省交通費用是不是唯一的考慮？第二、兩家或更多的超級市場之間的協議費用究竟是怎樣的？一家可以收購另一家，或者大家合併，或者不言自明地各自選取顧客交通費用最低的地點，又或者集中在一起，使交通費用增加。
只要你讓我隨意假設交易（協議）費用是如此這般，你要我把多少家超級市場安定地放在什麼地點我也可以做到。困難是考查真實世界的交易費用究竟是怎樣的。
（《經濟解釋》之四十七；第四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