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對學生說，要學經濟理論，學今天的就可以了。說了這句話之後，我通常作點補充：有些理念，不追溯經濟思想史，我們不容易明白今天的。租值的理念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要真的明白今天經濟學上所說的「租值」，了解一下前賢的思想大有幫助。
今天經濟學上所說的「租值」（rent），可不限於房子或土地的收入。不談土地或房子也論租值，而又不談租用工具，「租值」這一詞很容易引起混淆。經濟學者於是發明了另一用詞，叫作「經濟租值」（economic rent）。我這裡要談的租值是經濟租值。但經濟學行內的人一提起租值，大家都知道所指的是經濟租值。因此這裡所說的租值，其實是經濟租值，而其中與房地產無關的，叫作「準租值」（quasi rent）；quasi者，一半也。一半可解作類似。
經濟學鼻祖史密斯（A.Smith）一七七六年發表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所定下來的分析架構，今天仍在。他把經濟問題分為資源的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與收入的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兩大類。前者是「微觀」，後者是「宏觀」，雖然他的宏觀與今天的不同。其實史前輩還分析了第三類問題，那是關於勞工與地主的生產制度安排。他認為制度的安排會演變，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這個適者生存的觀點影響了後來的達爾文，後者提出了重要的進化論。
另一方面，適者生存的觀點也影響了辯證法唯物論的發展，使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必被淘汰。現有的制度既然被視作會被淘汰，不同制度的分析就著重於優劣之分，漠視了解釋不同制度的共存。不同合約的安排，不同機構的組織，在經濟學課本中從來沒有重視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興起而跟著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經濟學，雖然在今天的經濟學課本中還未能普及，某程度上有復古的意識──回復到史密斯的制度分析再搞起來。
關於租值，史密斯當年是指土地的收入。他有兩種看法。其一是微觀的資源使用，他認為租值是一項成本，因為土地有不同的用途。成本是放棄了的代價，這個重要而正確的概念，始於史密斯。
其二是宏觀的收入分配。史前輩認為土地是上蒼賜予的，給強權搶來佔為己有。這樣，租值是多餘的（surplus）。地主強人不事生產也有租值的收入，而若沒有這項收入，土地還會存在。宏觀而言，史前輩認為土地沒有其他用途，所以地租不是成本。這個觀點一代一代地傳下來，到了佐治（H.George,1839-1897），就建議單一稅制（只抽地稅）。我們的孫中山先生讀到佐治的《進步與貧窮》（Progressand Poverty,1879），搬義過紙，寫成了三民主義。
到李嘉圖（1817）分析租值時，主要是從史密斯的「宏觀」的收入分配那方面看。他把生產的總收入分為工資（勞工的收入）、利潤（商人或資本家的收入）與租值（土地的收入）。他的租值看法繼承了史密斯的傳統：租值是多餘的，因為沒有租值收入土地的供應量不變。但李前輩加上一項有爭議的觀點：他認為土地之所以有租值，是因為不同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differential rent是也。爭議的起因，是李氏既假設土地有限，又假設肥沃不同，重複了租值的成因。正確的看法，是土地若有限（因而缺乏），肥沃相同也有租值；若土地無限，則要有不同肥沃程度才有租值可言。無論怎樣說，李嘉圖認為租值不是成本：他沒有史密斯的微觀的土地有使用代價的概念。
到米爾（1848）分析租值時，他的重點卻又是史密斯的微觀看法：土地有不同的使用，有放棄其他使用的代價，所以租值是成本，不是多餘的。但難倒米爾的，是在觀察上不管租值如何，土地的供應不變。這不變與任何行業的勞工供應可以大變很不相同。
為了解決米爾的困境及其他有關的問題，馬歇爾（1890）提出了長線（long run）與短線（short run）的概念。他認為長線而言，什麼都可以變，但短線就只是某些生產要素可以變。他認為若在短線內收入變時而供應量不變的，收入是租值。因為這種看法不限於土地，馬歇爾提出了那重要的準租值（quasi rent）理念。今天，一般而言，準租值是指土地之外的其他類似地租的收入：收入變而供應不變的。準租值後來又稱經濟租值（economic rent），或簡稱租值（rent）。那是說，馬歇爾的看法，租值再不限於土地的收入，而是指在短線內任何收入變動而供應不變的收入。可惜馬歇爾棋差一著，他認為土地的總供應永遠不變，所以地租不是成本。
最後一位在租值的理念上對我有影響的，是女性，魯賓遜夫人（Mrs. J.Robinson，1903-1983）是也。在她一九三三年的名著（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中，有一章題為《租值閒話》（A Digression on Rent），很有意思。夫人承受了馬歇爾的準租值傳統，但又追溯到史密斯的微觀與宏觀那方面去。
夫人不著重土地，而是一般性地分析收入的租值性。她認為從微觀的角度看，因為個人有選擇，所以沒有租值可言。然而，從社會整體的角度看，所有收入都是租值。說個人（微觀）沒有租值，社會（宏觀）全是租值，是史密斯的傳統，但她帶到非土地那方面去。
我作學生時，老師談租值最常用的例子，是歌星貓王Elvis Presley。這個後來成為二十世紀收入最高的歌星，在賣唱及作明星之前是一位貨車駕駛員，每月的收入只數百美元。工餘之暇，他試唱，被發現了，一舉成名，過不了多久每年的收入以千萬美元計！
問題是這樣的。貓王唱歌的收入若大幅度地減少了，他還會繼續作歌星。要貓王回復舊職，重操貨車駕駛員，他的歌星收入要下降很多、很多才會那樣做。這是說，像土地一樣，貓王作歌星不會因為收入下降一個大數字就改變了。這樣，成了歌星，要貓王另謀高就──作貨車駕駛員──其收入要有很大的變動他才會考慮。因此，貓王作歌星的大部分收入是準租值，不是成本。
這個傳統的看法不對，因為從貓王個人角度看，東家不唱唱西家，東家的收入就是西家的成本；不登台演唱而去拍電影，登台的收入就是拍電影的成本。是的，從個人的角度看，選擇數之不盡，就算同樣登台演唱，改換了一首歌也是選擇，「機會」所在皆是，皆成本也，租值從何而來？
然而，從社會的角度看，貓王的準租值的確很高：把他的歌星或明星的收入大幅度削減，他還不會回頭作貨車駕駛員。在大幅的收入轉變中，他作歌星的職業不變。收入轉變而行業或職業不變，其收入可看作租值。
想深一層，貨車駕駛員也是工作。貓王若不作歌星，回頭作駕駛員，他還是在工作。不論行業，單論工作，他的收入要下降至近於零才不工作的。從社會的角度看：只論工作收入，貓王這個人就像一塊土地，工作生產去也。不論行業，貓王怎樣也工作，他的收入全是租值，一命嗚呼才是他的成本。
準租值或租值的理念，是指收入有所轉變而某些供應不變。這是指某些可變的選擇，在收入的轉變中不存在，所以可作為租值看。然而，說有某些選擇不存在，可不是說完全沒有其他選擇存在。事實上，其他選擇永遠是存在的。因此，從沒有選擇的不變角度看，收入是租值；從有選擇而可變的角度看，放棄了的收入是成本。
多舉一個例子吧。在香港大學工作時，到了六十退休之齡，我續約兩年再做下去，薪酬照舊。但六十二歲再續約時，校方有新例，凡越退休之齡續約的教授，薪酬要減至高級講師的頂點水平。這樣，我的薪酬被減了大約百分之四十五。我續約一年，教授之職不變。從教授之職不變的角度看，我被減去的百分之四十五可以說是薪酬未減時的租值。
有趣的問題來了。減了百分之四十五的薪酬，我教授之職不變，那麼多年以來，香港的納稅人豈不是給了我太多的錢？從教授之職不變的角度看，是對的。但事實上，我見減了薪酬，就推卻了不少可以讓同事們做的行政工作，多把時間放於整理自己生平的論著。這是變，而多作行政工作時的較高薪酬，放棄整理論著的代價就是成本。
當然，減了教授薪酬，我可以工作散漫，脫課頻頻！（天曉得，我可以，但沒有那樣做。）這些也是變：較高薪時，不散漫是成本。收入變了，不容易想像工作在任何邊際上完全不變，雖然有時變得較多，有時變得很少，或微不足道。租值是指收入變了而某角度資源使用不變的收入。因為資源使用不變與選擇不變相同，沒有選擇就沒有成本，所以這種收入被稱為租值，是史密斯的傳統了。然而，只要我們能真的考慮所有的選擇，不是成本的租值不存在。
舉另一個例。假如香港政府送給我經營電視的專利權，沒有任何其他人可經營電視，而又假設電視節目及廣播時間皆不容有變。這樣，廣告收入下降我還會完全不變地經營電視。這些廣告收入是租值，但也可看為成本，因為我可以將電視台賣出去。賣出整盤生意也是一個選擇，而賣出之價是繼續經營的成本。
專利所賺到的、在生產要素成本以上的錢，因為不會被競爭者消滅，稱為專利租值（monopoly rent）。佛利民（M.Friedman）稱之為非合約成本，高見也。這是後話。
一九六八年，史德拉（G.J.Stigler）和我討論租值與成本時，提出了如下的一個例子。太平洋有某荒島，只可用作飛機下降加油，沒有任何其他用途，其收入是租值。是成本嗎？當然也是。賣出荒島姑且不論，不同跑道的選擇，不同汽油供應商的選擇，等等，皆有成本的意念。
說租值不是成本是錯的，但那是另一種成本。租值或準租值的用途，是讓我們能把可變或不變的邊際供應分開來處理。租值是漠視了某些資源使用的可變選擇的成本。
（《經濟解釋》之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