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心的這本集子，在去年秋天曾經由廢名兄帶到上海來，要我們給它找一個出版家，而且「派定」我作一篇序文。但結果到今年春間這原稿還是寄回北平去了，而我的序文也就始終沒有寫，曾日月之幾何，如今只落得個物在人亡了。他的死實不僅是在友誼上一個可悲的損失而已。

　　回憶我們在大學的時候，雖則是同級，同系，又同宿舍，可是除了熟悉彼此的面孔和知道彼此的姓名外，我們之間並沒有甚麼來往。有時在外面碰著，不知怎的彼此都彷彿有點不好意思似的望一望就過去，很少點頭招呼過，更不用說談過甚麼話了。那時他所給與我的印象只是一個年少翩翩頗有富貴氣象的公子哥兒罷了。到了畢業的那一年，因為借書的關係我才開始和他發生交涉。記得我第一次招呼他和他攀話時，他的臉上簡直有點赧紅哩。後來漸漸地熟了，我才知道他是一個最爽快最熱忱不過的人。厥後來滬，他在真茹（那時有人嘲笑地稱他為「口含煙斗的白面教授」，其實他只是一個助教而已。）而我則住在租界的中心，他鄉遇故知，自然格外覺得親熱。雖則相距頗遠，我們每星期總是要來往一次的。他是一個健談的人，每次見面真是如他自己所談的「口談手談」。有時讀了甚麼得意的文章，或寫了甚麼得意的文章，總是很高興地翻出來給我看，桌上上大抵堆滿了他所翻開的書本，而我當時卻幾乎是「束書不觀」的。他於書可以說是無所不讀，而且他的理解和心得是很足以使姝姝自悅的我自愧弗如了。往往在對談之際，自己自一個思想在腦子裡模糊得不能明白地表達，因而口頭上吞吞吐吐覺得很窘的時候，他大抵能夠猜出我的意思，而給我點破一下或竟直截地代我說了出來。那一年餘的友誼生活在我實在是平生快事。但不久他便北平去了。他之往北平，據他自己說，主要地是因為在暨南「無事幹，白拿錢，自己深覺無味」，可是到了那兒事情可又太煩了；除了在北大圖書館辦公室作事外他還要教課，而教課卻是他深以為苦的。那時他的一封來信中便有一段說到這個：

　　　　「昔Cowper因友人薦彼為議院中書記，但要試驗一下，彼一面怕考試，一面又覺友人盛意難卻，想到沒有法子，頓萌短見，拿根繩子上吊去了，後來被月房東救活。弟弟常有Cowper同類之心情。做教員是現在中國智識階級唯一路子，弟又這樣畏講台如猛虎，這個事實的悲哀，既無Poetical Halo圍在四旁，像精神的悲哀那樣，還可以慰情，只是死板板地壓在心上，真是無話可說。」

　　以後頻頻的來信往往總不免訴說牢愁－－也許可以說是「尋愁覓恨」罷。然而以他的氣質和學養，他卻始終保持著他的瀟灑的情趣，這也是可以從他所有的來信中看得出來的。去秋廢名兄自北平來，告訴我說他年來樣子上雖則老了一點，卻還是生氣勃勃的，這不能不叫眼前所擺的只是些鐵板的事實，而始終苦於不能超脫的我感著慚愧，羡慕和佩服。不過我讀到他後來在「駱駝草」上發表的一些文章，雖則在文字上是比以前精鍊的多，而且在思想上也更為邃密些，然而卻似乎開始染上了一種陰沉的情調，很少以前那樣發揚的爽朗的青春氣象了。尤其是最近在「新月」上看到他的一篇遺稿「又是一年春草綠」，我真嘆息那不應該是像他那樣一個青年人的寫，為甚麼這樣悽涼呢！如果我們把他的這篇文章拿來和「春醪集」中的「春朝一刻值千金」或「談流浪漢」對讀，恐怕這三年的間隔應當抵上三十年罷。難道他的靈魂已經預感到死的陰影了？

　　如今這個集子終於快要出版了。在所謂學問文章上，自知不足以論秋心，只好把數月前在某雜誌上發表過我所作以紀念他的一篇小文略為刪改附在這裡，聊以表示「掛劍」之意而已。

　　　　　　　　　　　　　　　　　　 　石民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