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三大問題：
1. 我可以知道甚麼(What can
I know)？
2. 我可以做甚麼(What ought
I to do)？
3. 我能夠期望甚麼(What may
I hope)？1
而在Logic中，他提出第四個問題，認為這問題才是最根本的：
4. 人是甚麼(What is man)？2
這四個問題，可以說是康德哲學的根本旨趣及關懷所在--即知、情、意三大人類活動如何建立；而康德的最終關懷不是在於純料的學術知識，而是在於人的本身。康德哲學的獨特之處，正是與人類活動互相緊扣。康德批評傳統學院式的哲學與人的活動脫離，成為教條。康德再三強調：「哲學不須成為教條(doctrines)」3。教條被教化後，人們不會加以反省；但康德認為，真正的哲學不可被學習，「一個人運用理性，則最多只能學哲化（philosophizing，即學習如何做哲學思考）」4。
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簡稱《第一批判》，1781/1787），可以被理解為對於以上第一條問題的回應，《實踐理性批判》（簡稱《第二批判》，1788），則可以被理解為對於以上第二條問題的回應，而《判斷力之批判》（簡稱《第三批判》，1793），則可以被理解為對於以上第三條問題的回應。然而，《第一批判》所觸及的，不單只是討論人如何合法地使用純粹理性，也遇有涉及對於實踐理性的討論。例如康德在批判傳統神學同時，實際上亦在建立一套合法的道德神學(moral
theology)，這開始了關於實踐及道德等問題的討論，這要留待康德在《道德的形而上學基礎》(1785)及《第二批判》的進一步深入探討。
筆者認為，《純粹理性批判》的主要任務是改革形而上學。傳統形而上學的建立，往往忽略對人類認知架構的考慮。這些玄想式的形而上學(speculative
metaphysics)的最大錯誤，正正憑空想像了很多概念，即隨意地製造了很多概念的定義，康德批評此種形而上學引致所謂獨斷論(dogmatism)。康德自覺地意識到這個根本的錯誤，故此他沒有「再進一步」要去構想甚麼「超級概念」(ens
transcendans)，而是去訂立超驗哲學(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超驗哲學是純粹理性規則的系統」5。超驗哲學將問題帶回人類的認知能力(faculty
of cognition)之上。康德認為超驗哲學可以以一個問題表達：「綜合判斷如何先驗地可能？
」6 這個問題往往被理解為「先驗的綜合判斷如何可能」，因而產生誤解。其實，康德不是問一個判斷或命題如何可以同時具備先驗性及綜合的性質，而是探討知識的必要條件，而這些條件是先驗於我們的認知過程。我們通過這些先驗的條件，才能夠獲得必然及普遍的綜合知識（如純粹數學、科學及形而上學），因此這些知識才可以先驗地可能。康德所提出的形而上學，一方面要求純粹數學的系統性、普遍性與必然性，但卻必須像科學一樣，來自我們的經驗。雖然一切知識始於經驗，但康德沒有將經驗看作成一切知識的唯一來源，康德所尋求的，正正是這些經驗之所以可能的根據。
先驗哲學既然要討論人的認知條件，因此無可避免地要探討人的理性。以下的討論，正正是關於康德哲學（尤其是《第一批判》）的「理性」。
甚麼是理性？
理性是哲學史上最多義的字眼之一。從古希臘時代的logos
7，到中世紀拉丁文的ratio，直到現代所謂reason和rationality等等，實在不易把握。
從最廣義上說，理性是人類活動之的一種根據或原因，但此種說法頗為含糊，並且引起甚多爭論。休謨的情感理論(theory
of passion)就指出，我們做道德行為是不是基於理性，而只是因為愛惡(passion
of love or hate)。而日常生活所提及的「理性」，意義更為含混。人們喜歡將理性看成是「客觀」（集體的），感性是「主觀」（個人的），此種說常識的說法恐怕會產生更多的誤解，因為日常生活所謂的「客觀」和「主觀」顯然與康德哲學大異奇趣。
理性(Vernunft)是康德哲學的關鍵概念，在W.
S. Pluhar的《純粹理性批判》英譯本中，單是Reason一字的索引已佔有五頁版面(p.973-977)。何謂「理性」？理性是在先驗認知的過程中，提供我們原則的能力8。在康德的哲學裡，我們可以把理性分為三個層面的使用(uses)：
（一） 通過「範疇」使人類綜合知識先驗地可能；
（二） 透過「自由」使人類建構出道德意欲；
（三） 使人類可以先驗地判斷宇宙是基於一目的。
而《純粹理性批判》之中的「純粹理性」，即包含先驗地認知原則的理性。人類透過「純粹理性」的使用，使人類綜合知識先驗地可能。以上三個不同層面的理性的使用其實緊扣著康德三大批判的主題：我可以知道甚麼？我可以做甚麼？我能夠期望甚麼？這三種活動，可被視為不同的遊戲，各遊戲有其規則及獨特之處，不能互相約化。「綜合知識先驗地可能」所針對的是知識，是純粹理性所處理的問題。但我們如果只從純粹理性的立場出發，則只能了解認知世界，純料理性既不適用於道德行為，也不能染指審美活動，更遑論處理仍未發生的未來。儘管如此，非認知的活動並不能因為純粹理性的不可以處理而被刪除。康德帶姶我們的訊息十分明確：純粹理性不是所有人類活動的根據，否則人類活動便等同於認知活動。
以上的分析似乎顯然易見，但往後的哲學史裡仍出現不少學者視理論知識為人類唯一合理的論說(discourse)。以本世紀初極盛一時的邏輯實證論者為例，他們認為只有邏輯、數學及科學等學科才可稱為知識，而將道德活動和審美判斷等都一律排除於嚴格知識之外。後現代哲學的其中一個主題是討論知識的合法性問題(legitimation
problem)。學者如李歐塔(Jean-Fran蔞is Lyotard)等不會同意知識(savoir)等同科學(connaissance)，而我們不能否定各種語言遊戲之間的不一致性(incommensurable)
，更不應以一個「共識」去涵概語言遊戲之間的差異。9
當然，康德不是後現代哲學家。他處身的歷史時空是十八世紀的普魯時帝國，而當時正是現代哲學的全盛時期。現代哲學的主旨，是將事物系統化，其中黑格爾(1770-1831)可算是這方面的典範。康德的哲學雖然提出了理性的的三種不同使用，但他亦明顯地提出了一個「公開的議程」--理性的統一(Unity
of Reason)。這個議程是根據一個重要的原則，即「完滿性原則」(Principle of
Completeness)，康德說明個這原則將所有經驗成素(component)都變成完整和可靠10。《第一批判》的工作，正是是將我們的經驗加以統合；對於《第二批判》，則是對關於自由的活動的統合。但是，這兩種不同的統合使《第一批判》與《第二批判》變成各自運作，互不相干。因此，身處現代的康德必須另覓一更高之原則去聯合(unify)理性的各種使用，而這工作要留待《第三批評》去調和上述兩部份的分歧。
在此我們回到《第一批判》，進一步探討純粹理性的三種能力(faculty)。此三種能力即感性(sensibility)、知性(understanding)與理性(faculty
of reason)。在超驗感性論(Transcendental Aesthetic)的部份，康德提出經驗的原理，經驗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感性的兩個純粹直觀(pure
intuition)，即時間和空間，先驗地運作於經驗之上，即被感性所「時空化」。但是，我們透過感性所得的雜多(manifold)，嚴格上不能成為合理的知識。嚴格的知識是透過超驗邏輯(Transcendental
Logic)的純粹概念運作於雜多之上，所謂純粹概念即知性的先驗十二範疇。人類經驗為知性所「範疇化」後，才變得合理。如此，我們對於世界的知識才可以先驗地可能。
有學者認為，我們在討論《純粹理性批判》時，經常只集中討論超驗感性論(Transcendental
Aesthetic)及超驗分析(Transcendental Analytic)11。這正正表示，我們在討論「時空論」和「範疇論」的時候，往往忘掉了康德改造形而上學的任務。康德在超驗邏輯(Transcendental
Logic)的最後一章，特別以「小島之喻」的方式來說明人類並不滿足於感性和知性所建立的嚴格知識，人類理性永不能完全制止對幻覺的衝動。幻覺之所以產生，正是由於人類理性不自覺地越過嚴格知識的界限，此種幻妄顯然就是引起以往形而上學錯誤的根源。經過此深刻的比喻，康德終於在超驗辯証法(Transcendental
Dialectic)中把主題放在理性能力(faculty of reason itself)之上。
在《任何一种能夠作為科學的未來形而上學序言》中，康德提出了超驗哲學最高原則的問題：「自然如何可能？」12筆者認為，自然之所以是可能，正正來自基於人類理性的能力。理性是人類推理的能力(capacity
for drawing inferences)，使表象限定於一個統一的原則13。通過人類的上下求索，人類通過這項原則使要求理性使科學定律與概念系統化，否則自然便沒有規律可言，而成為雜亂無常的混沌(chaos)。選言之，人類對於自然秩序的要求，是出自人類將雜亂(aggregates)統合為整全(unity)的理性能力，這種傾向正正顯示出人類對世界有一期待，期待得到普遍及必然知識。
從上文可見，我們不難了解為何康德提出辯証法(dialectic)這一概念。辯証法包含了正面及反面的意思。理性的正面使用使自然得以可能，而理性的反面使用則是指基於欠缺經驗的給予及知性的統一性，使主體陷於虛幻之中。康德哲學，的獨特之處，就是在主體性哲學的潮流中，沒有將理性的能力無限的擴大，而貫徹始終地強調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如此，未來形而上學才不致重犯以往的錯誤（有關心靈、宇宙及上帝的誤推），而能夠成為一種科學(metaphysics
as a science)。
總結：康德與啟蒙運動
康德一篇較少被討論的文章是〈答客問：甚麼是啟蒙運動？〉(1784)14。此文討論《純粹理性批判》，但為何以上文作結？
筆者認為，要了解任何一種哲學，不能忽略其歷史文化背景。康德所處的啟蒙時代，正正是理性的全盛年代，他認為啟蒙運動是人類脫離不成熟的階段，所謂不成熟是指不能使用自己的知識。康德對於啟蒙運動提出了一個口號："Sapere
Aude!"（拿出勇氣去使用自己知識！）。
如果這個口號得以成立，即我們真的有勇氣去使用自己知識，則我們必須重新認清楚的「理性」。我們討論人類的認知架構，不能離開《純粹理性批判》。這正正是《第一批判》之歷史地位，我們亦再一次引証，康德哲學實不能離開人類的生命處境來講。
康德的《第一批判》，實際是他日後的倫理學及政治哲學的立足點。我們一再重申康德在《第一批判》不是向我們推銷甚麼新的知識，而是一再強調理性的有限性。知識不是從「監護人」(guardians)而來，否則我們便不用思考。這正正是「哥白尼革命」的本來意思：我們不是位於宇宙中心的靜止觀察者，宇宙與自然之所以合理，我們是要實際參與其認知活動。康德對於感性與知性的區分，實在是人類理性史上一個重要的反省。康德的所提出的批判哲學，將人類從他世界(otherworldness)、獨斷與懷疑之中，重回到人類自身。康德哲學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探求人類理性的限制之餘，人類生命仍有活力。
可是康德哲學的理想是否能夠達成？人類即使認真楚自己理性的限制，「目的王國」和「永久和平」是否真的可以達成？康德以為是實現了的啟蒙國土--普魯時帝國如今已不存在。人類的處境日新月異，社會上出現各種鬥爭，民族主義帶來戰事，到底理性是否足以達成「地上天國」？如果康德的理論運用於人類社會上共不成功，這是否表示康德哲學的內容存在著被隱蔽了的理論問題？如果不是任何理論問題，則哲學根本上能不能處理人生問題？
有一點肯定的，就是我們不會相信世界其實是最完美(Best
Possible)，相信康德也不會同意，被受人類宰制的自然是「先定的和諧」(pre-established
harmony)。
【註】
1 I.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W. S. Pluhar, Indianapolis, Ind.: Hackett Pub. Co.,
1996,（以下簡稱C.）B833.
2 I. Kant, Logic,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X, p.25.
3 C., B174.
4 Ibid., B865.
5 C., B27.
6 Ibid., B19.
7 logos的字源是legein，即言談。哲學史上最先提到logos的是Heraclitus，他視「邏各斯」為宇宙恆常之道；後來，亞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動物，此說法將是理性作為人的本質看待。
8 C., B24.
9 見Jean-Fran蔞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translation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 C., B27.
11 見Susan Neiman, The Unity of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
12 I. Kant,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that will be able to present itself as a Sci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6, � 36, p.79.
13 C., B359.
14 I. Kan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nd What is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Lewis White Beck, New York: Liberal Arts Press, 1959.
【參考資料】
* P. W. Kitcher, Introduction of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C. pp. xxv-lix）.
* H. M. Baumgarter著•李明輝譯：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 關子尹：《從哲學的觀點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
* ---：〈判斷力批判與康德超驗哲學之完成〉，刊於《鵝湖雜誌》，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