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大黎加早期華人初探                                                             

 

一•前言

 

二○○○年八月十八日陳水扁總統正式訪問哥斯大黎加。哥總統羅德里格斯代表哥國在國家劇院頒贈勳章,並在致詞時曾指出,華人移民哥國歷史已近一百五十年,曾對哥國各界做出重大貢獻,尤其在文化、藝術與科技方面為然。同時舉出拉丁美洲第一位太空人張福林(Franklin Chang Díaz)、國立哥大榮譽教授著名史學家陳月靈(Hilda Chen Apuy)與名畫家吳廣威(Isidro Con Wong)等人為例。嗣據了解,該演講稿係出自哥總統府官員華裔哥人張瑪莉(Maritza Chang Acosta)之手筆。自此引起筆者研究動機。

隨著對本論題之了解漸多,發現眾多華人姓氏奇特。前述陳月靈教授之先翁名為陳培,其姓氏以粵語發音之外文譯音應為Chan,然而其後代竟均以Chen Apuy為姓。畫家吳廣威之外文姓氏竟為Con,而非粵語發音的Ng。哥國華裔前駐華大使高立輝的西文姓為Cob。另有華裔藥劑師,亦為哥國桌球冠軍二十年保持人侯建基,其外文姓名竟為Adolfo Chin Fong。嗣閱報發現一訃告出現一位名為吳浩文之華人長者,其外文名為Fernando Hong On。以上奇特現象進一步引起筆者研究興趣。此外,根據過去研究經驗獲致的直覺,上述現象似意味著哥國華人有著坎坷、鮮為人知的奮鬥歷程。

 

二•背景與起源

 

一五○二年九月哥倫布第四次遠航發現哥國,見其海岸優美,爰將其命名為「富庶海岸」(Costa Rica,為rich coast之意)。西班牙征服者發現該地印第安土著人數較鄰近中美洲地區為少,缺乏勞動力,不得不需要自西班牙直接引進勞工。嗣西北部陰冷多雨的Galicia地區成為目標,(另亦傳Cataluña地區亦然)此與多數拉美國家多為「熱情好客」的西班牙南部AndalucíaExtremadura地區之後裔的情形不大相同。該因素間接造成哥國日後成為中美洲各國中白人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也因為歐洲白人小農人數比例甚高,全國人口中社會經濟條件差異普遍不大,地位較為平等,終能打下今日哥國成為拉丁美洲「民主櫥窗」的基礎。

哥國一八二一年獨立後人數極為稀少。一八二四年總人口僅六五三九三人,加上政府廢除原有的殖民時期的黑奴,可使用的勞動人口就更加欠缺,難以應付農作的需要了。哥政府曾嘗試引進外國勞工,但是並未獲預期目標。其原因為執政者偏好歐洲白人,而移民拉美的白人多盼成為事業主人,而非工人。另哥政府為引進勞工所頒佈的鼓勵移民計畫也不能有效吸引外人前來。此外,白人菁英拒絕引進華人與黑人亦為原因之一。

早期抵達哥國的華人,一如拉美其他國家,多為「苦力貿易」下的產物。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七四年約有十三萬苦力華工被運往古巴從事熱帶作物種植的工作;另有十萬華工被運到祕魯從事鳥糞肥與甘蔗、棉花種植工作。勤勞苦幹的華工聲名逐漸遠播。一八五二年若干哥國農業界領袖有意自古巴引進兩百名華工,惟因故未果。三年後,三十二名華工自巴拿馬被引進泮大連省(Puntarenas);另四十五名亦於同年稍後抵達,均在莊園做工,是為哥國最早的七十七名華人。

一八七○年代哥國開始興建連接中央山谷與東部大西洋岸的鐵路,需要大量勞工。一八六○年代在祕魯利用華工興建鐵路大賺其錢的美國人Henry Meiggs於一八七二年到達哥國,夥同其他資本家向哥政府提出引進華工計畫。他們表示:

我們已組成一個機構以便自香港或其他鄰近地區引進一千名既健康、強壯、勤快、又習性良好,且耐寒的華工。

該計畫不但獲得採行而且他們每引進一名華工就可獲得哥政府三十元哥幣的獎助金。一八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六百八十五名粵民由澳門乘九四九噸的義大利船GLENSENNOX號在海上航行七十三天後,其中六百五十人於次年二月一日抵達哥國泮大連,另三十五人在中途亡故,抵達者部份隨即被運往中央山谷出售;另外亦有部份被賣給鐵路公司。據報導,連當時代的哥國總統Tomás Guardia也買了十二至十四名華工,足見華工確實被視為奴隸。

第三批華工被引進的時間為一八八七年,也是為了興建大西洋岸的鐵路,但是人數則無數據可稽,不過人數應不會太多,因為自一八七五年起哥國政府開始強烈抨擊華人的「缺點」。據研究,承建該條鐵路的公司盼引進二千名華工,為期二年,承工期間華工被要求僅能在工地附近活動,不得超出限定範圍,否則一經查獲,承建公司需遭罰鍰。此外,為明確區分該批華工與原先即已定居的華人,哥政府要求後者在限期內前往有關機關登記,以憑發給證件。其著眼為該批鐵路華工在工程完工後將由承建鐵路公司出資遣送出境。

事實上該等限制措施並非新創,一八七○年代負責引進華工的公司即曾向哥政府作如此保證:

他們與非洲人一樣,將在鐵路完工後隨即被遣送離境,而在施工期間也將被限制居住在他們的工地營區內,不會與當地居民有任何接觸。

 

   三•華工的不幸際遇

 

抵哥華工中在太平洋沿岸的多來自廣東省中山縣,而在大西洋岸的則多為閩粵二省的客家人,年紀多在十八至四十歲之間。與前述古巴及在一八四九至一八七四年間抵達祕魯的十萬華工相似,他們契約期間多為八年,每月工資為五元,每日工作十二小時,全年僅在舊曆新年有三天假期,僱主承諾提供住宿、膳食與醫療照顧。引進華工的利潤十分可觀。除了可向哥政府領取三十元獎助金以外,扣除船運等費用,引進一名的淨利為三百至三百五十哥幣(約為同額美元),難怪不肖商人趨之若騖,不惜以欺騙,甚至綁架等傷天害理的方式取得苦力來源以賺取黑錢。

他們抵哥國後受到的待遇如何?哥政府在引進華工之初曾表示他們在哥國法律之前將享有與哥國人同等待遇。然而實情卻不盡然。哥國上下「忘卻」華工們作為人的基本尊嚴,也就是說,哥國把他們視同奴隸一般看待。

興建鐵路的華工抵哥後即被給予一個號碼用來取代其姓名。他們工作時幾乎赤身裸體,餐風露宿,安全上之保障有限,並不符合契約所載的待遇,此外,尚須面對蠻荒地區的瘟疫疾病。若干華工不滿如此待遇相率逃亡;承建鐵路當局則報官指控。官府為求遏阻,頒令要求華工需隨身攜帶請休假證明,否則一經拿獲即押解入獄。不少華工受凌虐與委屈,不堪其苦,以自殺作為解脫。由於受虐,在哥華人人數明顯減少。據哥國人口統計資料,一八五五年抵達的七十七人到一八六四年僅剩十三人。一八七三年間抵達的六、七百人,十年後僅剩二百十九人。

當時華人所受待遇尚且不如比他們先到的中美洲與加勒比海鄰近地區如來自巴拿馬、宏都拉斯、貝里斯與古拉所(Curazao)等地的「有色人種」。比起和他們一起興建鐵路的牙買加黑人,華工的待遇也不如,因為一八七○年代末期當鐵路陸續完工後華人即被要求遣送出境,並不准再入境,而牙買加黑人則可留下。後來他們多數定居在大西洋岸的檸檬省,該省遂成為哥國的僅有的「黑人省」。華人受到該等待遇乃因種族歧視。事實上,早在一八六二年哥國即通過《移民基本法》禁止華人與非洲人移民哥國,並在必要時可禁阻或限制上述二種民族入境。一八七五年哥國一紙行政命令指出:

華人的惡習對於我們的風俗來說具有破壞性;他們組織力極差,衛生習慣甚壞;嗜賭、好偷、不服從、殘忍,並且報復心極重。

該命令中所形容的華人顯然與短短數年前承建鐵路公司所允諾引進華工應具備的條件大相逕庭。當時在他們口中的華工「既健康、強壯、勤快、又習性良好」,曾幾何時卻變成惹人嫌惡的人種。一八九七年哥國國會通過第六號法律,視華人為「有害種族」,並禁止其入境。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個時代歐洲國家菁英心目中的華人與哥國行政命令中所形容的相去不遠。不但歐洲列強如此,嚮往歐陸文明的拉美國家如智利與阿根廷朝野的言論亦與之毫無軒輊。自認為中美洲唯一白人國的哥國,對華人抱持那種觀感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其原因乃是當時中國與華人在西方人的印象中是十分惡劣的。

 

   四•華人地位的提升與待遇的改善

 

二十世紀初期我國國勢仍然不振,海外華人地位難期提升。晚清雖在駐美伍廷芳公使建議下計畫陸續在中南美洲僑民較多的國家訂約、遣使與設領,但是仍因內外情勢交迫,該議尚未落實政權即已傾覆。

一九○九年九月間駐巴拿馬總領事歐陽庚曾向清廷外務部報告哥國僑民的情形,該報告指出:

僑寓葛士打喱國商民泮大嗹埠商民陳玉垣等聯名稟稱商民等經商葛國上無領事以保護又無商約以維持是以備受種種苛嚴頻加禁例惟以商業所在難以遽離故惟有呼籲上聞求力為保護()今何幸巴國得領事保護葛國忝屬鄰邦同歸治下()商民()一向安分貿易並無堂號又無結會等事去年因見人心渙散設立商會(

但保護無由東海泮大嗹埠一帶連各埠旅居者二百餘大小生理共一百間以廣東南番香山等縣人為多西海檸檬埠一帶旅居者亦有二百人大小生理共六十間以廣東恩開新等縣為多叩乞力為保護以維商業()。

該份報告證實當時哥國華人主要來自廣東省,多數聚居二埠經商,人數共約為四百餘人。根據哥國資料,他們確仍受苛例待遇。一九二○年的「護照條例」規定所有華人僅能從泮大連及檸檬埠二港出入境,而且一俟華人返哥,其所持護照應在核發該旅行文件三個主管機關派員監視下當場銷毀。

然而華人赴國外追求財富、改善生活的意志極為堅定,不惜採取各種途徑,有時甚至以非法手段來達成目的。變造護照為最普遍的作法。他們利用哥國當局不易辨認華人容貌,也難於區分其姓名,而重複使用護照;有的人則使用亡故者的護照。有的不惜以偷渡方式入境達到目的後再隨便弄一個姓名。華裔前駐華大使Francisco Tacsan即曾告訴筆者其家族在哥國的姓氏乃是當時其祖先「杜撰的」,其本姓應為盧(Lu)。若干與哥國女性結婚者則選擇以其妻的姓氏為小孩登記戶口以避免日後麻煩。影響所及,眾多華裔哥人擁有道地的西班牙姓,或者根本不易解釋出其緣由的奇異姓氏,甚至於同一家人中姓氏卻不同的情形。上述情形令吾人可大膽假設在哥國華裔人數應該比一般統計與想像的來得多。

陳月靈的父親陳培(José Chen Apuy)於一八七三年底(或次年初)抵哥國,嗣曾返廣東。據悉,經由其協助,約有二百名左右的廣東青年隨渠前往哥國。他們多自泮大連上岸,故他們家鄉所知道的哥國也僅止於該埠,他們鄉里也都以粵語發音「Pun-tai-lin」來稱呼哥國。不少粵籍青年得到陳培的協助,甚至有的人後來也用「Apuy」來作為其姓氏。此外,不少先抵達哥國者協助其親友在偏遠小港偷渡登岸以協助彼等達成抵哥國的心願。陳氏與上述華人所為可解釋後來縱使哥國政府頒佈嚴苛禁令華人仍能陸續不斷抵達哥國的原因。

二次大戰末期我國際地位提高,海外華人在僑居地所受待遇也隨之得以提升。哥國外交一向追隨美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哥國緊隨美國之後對日宣戰,成為我同盟國之一。次年,經由旅哥經商致富的僑領呂華昌(Luis Wachón)等的努力,透過友華人士,哥國法務部主任秘書 Ramón Jugo Limacq利用參加在墨西哥舉行的「取消種族歧視及待遇」大會的機會,提案取消對華人各種不公平待遇,並獲得大會通過,從而解除華人入境禁令。嗣哥國國會通過並發佈第五十一號法律,解除對華人一切歧視待遇,自此近百年間華人在哥國所受苛刻待遇終告解除。一九四三年七百名華人終獲入出境與居留之自由。

為回應對哥國友好態度,我政府旋於一九四二年七月間對哥國派使。駐巴拿馬兼駐哥公使涂允檀博士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呈遞到任國書。涂公使不在任所期間館務交由一等秘書王榮第博士代理。一等秘書陳承謨、參事徐澤繼之。《中哥友好條約》隨後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由涂公使代表簽訂,其中第五條載明締約國人民得自由出入彼此領土。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張道行博士奉派出任第一位專任駐哥全權公使。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張公使代表我政府與哥國簽署文化專約,自後中哥關係不斷增進。

令人不解的是,《中哥友好條約》的內容並未獲廣泛周知。因此直到一九七三年另一項由哥國會通過的五三六○號法律通過後旅居哥國華人所遭遇的困難才告完全解除。

一九五六年間旅哥華僑約為一千五百人,另亦有同數目僑胞與當地女子所生的土生子女,二項共計三千人。彼等主要仍定居在泮大連與檸檬埠,另定居西部Guanacaste省人數漸增。近來筆者發現鄰近Guanacaste省的Nicoya半島亦聚據居不少華人,該地華裔協會幹部中有姓YockchenSanchúnManzánAlíAtán等非中非西班牙的「怪姓」,足見其先祖的離奇際遇。

現今在哥國的華裔多為專業人士,從事醫藥、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與中小學教師等行業的人數特別多,多年前他們成立一個「華僑專業協會」,經常聚會連絡感情並促進對中華歷史文化之了解。從政的人數較為有限,除了三位國會議員(僅一位為現任由Guanacaste省選出的Emanuel Ajoy Chan),三位駐華大使(前述二位外,另一位為呂華昌之女呂愛蓮,Elena Wachón)、一位總領事Mario Acón,及現任總統府人事局長Guillermo Lee Ching以外,人數並不多。擔任一般公務員的人數也許較多,只是不易確知其人數。

他們多數為天主教徒,並且自認為哥國人,不過儘管如此,他們多有一種屬於少數族裔的感覺。雖然他們的祖先都來自廣東,而且他們多不諳中文與粵語,但是對於其先祖歸屬的中華文化仍深感孺慕,並因而對我駐哥國大使館至為友好與支持。

 

五•結語

 

(一)、一九九四年經由一群包括華裔人士,關心哥國種族問題的文化學術界人士奔走下,哥國通過第七四二六號法律,以「多樣文化節」取代沿用多年的「西班牙節」(或名「種族節」),特別將亞洲與非洲文化也當作哥國文化的組成部份,並要求在國家慶典中不應忽略這兩種文化。自後哥國長久以來以歐洲白種人文化為唯一中心的做法終得到初步的思考與討論。

(二)、國家是千萬海外僑胞的後盾。沒有強大富足的祖國以及關懷他們的政府,他們在海外是不可能得到僑居國家尊重與善待的。  v

 

參考書目

 

Ameringer, Charles D., Democracy in Costa Rica. New York: Praeger, 1982, 138 pp.

Bermúdez V., Quendy, “El contexto internacional de la inmigración china a Costa Rica”, Tesis de

Magister en Historia, U. de Costa Rica, 2000, 68 pp. + anexo.

Chen Apuy, Hilda, “La minoría china en Costa Rica”, Reflexiones (U. de Costa Rica), diciembre 1992, pp. 11-19.

Crow, John A., Parorama de las Américas, 5 th. Edi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0, 239 pp. 

Fonseca H., Zaida M., “Los chinos en Costa Rica en el siglo XIX”, en 4o Simposio Internacional sobre América Latin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Jun., 1996, pp.65-72.

La Gaceta (San José, Costa Rica), 21 de septiembre de 1994, No. 179.

Lao Obando, Juan José, “¿Fuimos esclavistas? La inmigración china en Costa Rica”, Sinorama de Costa Rica, mayo de 1993.

Revista Los Chinos, Año 1, No. 1, julio-agosto de 1992.

Marbán, Ediberto, El Mundo Iberoamericano. Sus pueblos y sus tierras, (reprint), 台北中央圖書出版社1981, 343 pp.

Meagher A., Joseph,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Laborers to Latin Amerca: The ‘Coolie Trade’, 1847-1874”, Ph.D. Diss., U. of California at Davis, 1975, 492 pp.

Murillo Ch., Carmen, Identidades de hierro y humo: la construcción del ferrocarril al Atlántico. 1870-1890, San José: Ed. Porvenir, 1995, 158 pp.

Loría Chaves, Marlen & Rodríguez Chaves, Alonso, “Los inmigrantes chinos dentro de la comunidad costarricense (1870-1910)”, Tesis de Licenciatura en Historia, U. de Costa Rica, 2000, 293 pp.

Rodríguez B, José A., Borge C., Víctor G., “El ferrocaril al Atlático en Costa Rica”, Tesis de Licenciatura en Antropología, U. de Costa Rica, 1979, 366 pp.

Rojas V., Carlos y Joaquín Vargas V., “Inmigración china a Costa Rica: Relaciones Políticas, comerciales y culturales con Taiwán” en 4° Simposio Internacional sobre América Latina en la Rep. de China, Taipéi, U. Tamkang, 1996, pp. 87-102.

Ulloa H., Herberth, “Modernización económica y mano de obra china en Costa Rica del siglo XIX “, en 4° Simposio Internaciona sobre América Latina en la Rep. de China, Taipéi, U. Tamkang, 1996, pp. 73-86.

*張道行,〈哥斯大黎加與中國〉,編於黃正銘,《中國外交史論集(二)》,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4611月,頁1-6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彙編,《外交檔案》,〈旅居無約國華僑請保護〉,02-23/4 (7),〈外務部1901-1911〉,51 pp.

*外交部檔案資訊處編,《中國駐外各大公使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增訂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786月增訂1版。

 

業於下列台灣刊物中登載

1.《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49期(913月)

2.《僑協雜誌》,第76期,915月號

3.《宏觀報週刊》,915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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