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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七　十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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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8.18　　　　　　　　　　　　　　　　　　　　　（sd0108c）
　÷÷÷÷÷÷÷÷÷÷÷÷　本　期　目　录　÷÷÷÷÷÷÷÷÷÷÷÷
１、评　　论　公正善待法轮功信众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分水岭　　·包　谷·
　　　　　　　中国股市的“七七事变”　　　　　　　　　　　·李新华·
　　　　　　　南丹矿难黑幕道出哪些问题　　　　　　　　　　·孟　玄·
２、研究讨论　对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道德审视——与早期华人
　　　　　　　　　在美国社会境遇的比较　　　　　　·李远行，董颖鑫·
３、人　　物　通识·契合·敞开·放松
　　　　　　　　　——张光直先生访谈录（上）　　　　　　　·陈星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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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　公正善待法轮功信众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分水岭　◆

　　　　　　　　　　　　　　　　　　　　　　　　　　　　　·包　谷·

　　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国内法轮功信众人数
骤降。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将加入ＷＴＯ。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
行。中国社会进步的走向是什么，成为每一个华夏子孙不可能不注意的问题。
显然，两年前突然发动镇压法轮功运动的决策小圈子，指望在今后仍然执掌绝
对权力的日子里，或者在他们一手精心挑选的接班人掌权的日子里，能够将法
轮功彻底消灭，不仅得到今后几十年政权的稳定，还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
下“铲除邪教”的美名。５０年前，他们的前人不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样做
过吗？可是，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绝对封闭的国家，要想如５０
年前“镇压反革命”那样潇洒地放手镇压法轮功，已经做不到了。
　　镇压法轮功是错的，无论在法理上，还是政治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可以
断定，当今掌权的小圈子，没有起码的政治水平、道德勇气和制度工具来纠正
这个错误。他们只能自欺欺人地继续告诉自己、告诉世人，法轮功在残害生
命，而他们倒是大慈大悲在拯救苍生。他们利用一切舆论工具，使用戈培尔的
手段，一遍一遍地抹黑法轮功，指望法轮功信众最终烟消云散。在做不到这一
点的时候，他们调动专制和恐怖的国家镇压机器，扼杀一切不同的声音，不让
“法轮功”这三个字出现在任何地方，指望将来的人们忘记镇压法轮功这一冤
案，根本就不了解政府曾经非法违宪残害底层民众的犯罪行经。两年来中国政
府调动一切手段非法虐待法轮功信众，是跨世纪的最大的冤案。中国的政治制
度，注定了今日领导人不可能来纠正这个冤案，他们没有这个智慧和道德水
平，也没有这个机会。
　　法轮功一案，将留给未来的中国领导人，留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
民。不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如何，不论中国在未来世界上的地位如何，不论
ＷＴＯ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不论奥运会将带来多少成功，法轮功是中国社会未
来道路上的一个门槛。这个门槛是绕不过去的。在今天的世界上，不论你胆敢
杀多少人，囚禁多少人，开多少批判会，逼人做多少坦白检讨，制造多少人间
苦难家庭悲剧，不论你有多少权力，你想让属于大众信仰领域的法轮功彻底销
声匿迹是不可能的。不管是今天的决策者还是未来的领导人，不论你动用什么
手段来抹去“法轮功”这三个字，要全世界忘记法轮功遭遇镇压这一冤案，也
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总有一天必须正面面对法轮功。
　　如果未来中国政治要走向开明进步，未来中国社会要跟上人类文明，怎样
对待法轮功信众，就是未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就
在我们面前等着我们。我们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而往前走。因为，镇压法轮功
这一大规模政治运动，触及了中国社会的两大病根。

一、制度层面的病根无法回避

　　１９９９年７月开始的镇压法轮功，从上层小圈子的秘密决策突然发难，
层层发动，人人过关，全面开动电视广播报纸等宣传机器，到１０月人大“补
法”欲盖弥彰，开动公安法庭监狱等镇压机器，以国家的名义从事绑架讹诈，
怂容地方政府机关不良分子光天化日之下非法抓人关人打人甚至杀人，从单位
领导封堵法轮功的责任制，到老式的连坐联保惩罚，甚至动员组织一些小流氓
在因特网上专事漫骂抹黑法轮功信众，这一切，显示了中国政治制度层面的陈
旧、腐朽和落后。
　　中国政治制度层面的病根是，权力缺乏结构上的制衡。中国的国家权力分
配，缺乏合理性和清晰性，在最关键的关节点上，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权力的
分配和运作是黑箱式的，不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大法”《宪法》没有
关系，也不受任何成文法律和文件的制约。有一只背后的手来掌控我们这个国
家的庞大国家机器。这只手的权威性是从上到下的。有时候，这只手似乎无形
无踪，国家照着规章制度在运作，但是当这只手从上面伸下来的时候，它不受
任何质疑，不受任何制约，它只要求层层服从。这种暴力性的权力在中国政治
制度中的存在，表明这种权力来源于“枪杆子里面出合法性”的旧时代。这种
权力分配和运作方式，和任何现代宪政或共和国体制都无法配合一致。
　　由于这样的暴力性权力的掌控，中国政治制度层面上，存在着人们已经习
以为常的种种荒谬绝伦的事情。中国的《宪法》从来也没有人认真对待，所以
共和国的主席举着宪法也避免不了冤死的命运，所以１９９９年７月一党之中
央就可以发动一国之国力来镇压底层无辜民众，干了三个月才让“最高权力机
关”人大补一个“法”。如此大事，没有人能说一个“不”字，因为这个大国
的所有电视广播报刊甚至因特网，都必须听命于某党的一个部门，听命于在宪
法和法律上都没有注明的一位党的干部。在这样的制度下，公检法这三家堂而
皇之地接受某党一个委员会的领导，听命于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上都不存
在的一位党干。在这样的制度下，宪法规定的人民结社自由，蜕变成“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不嫌肉麻的民主党派制度，在这些党派里，权力最大的是执政
党派出的秘密党员。在这样的制度下，法律的至高无上，法庭的独立中立荡然
无存，只有对专制权力的言听计从的佣人占有着法官的称号。
　　这种从上到下运作的，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是蛮横的、傲慢的、愚钝
的，它会作出错到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决策，而且永远不会学得聪明起来，
错了还会错。它永远学不会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或民主政府打交道的能力，沦
为在世界上以不可理喻出名的笑柄。
　　就是这样的不受制约、缺乏清晰合理的结构的权力制度，几乎是必然地犯
下了镇压法轮功的错误。未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法轮功的处理，必然要触
及到制度的层面。如果死不认错，拖一天算一天，或者象以往一样，来个“落
实政策”，糊涂过关，不触及制度层面的病根，那么，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还是
陈旧、腐朽和落后的，这样的冤案就还会发生，中国就还在中世纪的黑暗隧道
里行走，就还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落后的大国。
　　如果当我们重新面对法轮功冤案，重新检讨这场非法违宪的政治运动的时
候，落实到制度层面的病根，开始学会尊重宪法，改革政治制度，建设现代文
明的宪政体制，建设起有内部合理制衡结构的权力体系，建设“以法治国”的
制度，做到司法独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置自己以法律之
上。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起受法律制约的决策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
重蹈前５０年的错误。
　　所以，当未来中国的道路上，重新面对法轮功冤案而绕不过去的时候，就
是这个国家政治进步面临分水岭的时候。

二、社会道德层面的缺失无可回避

　　两年来对法轮功的镇压，又一次暴露出中国社会缺乏道德凝聚力的事实。
人们的头上没有道德准则，面对事实就没有判断是非的勇气，就没有冒着风险
说出是非的力量，这个社会就没有正义。人们面对明明白白的社会不公，要么
扭过头去佯装不知，要么伪装中允指责受害者，要么乘机落井下石为虎作伥。
　　当今中国社会，弊病丛生，危机四伏。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长时段尺度来
看，中国这块土地上，文明的最大危机是全民道德层面的缺失。这种缺失，在
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居然没有什么东西是可
以让人信仰的。一切真的东西都闪着假的荧光，一切假的东西都涂着真的伪
装。一切劝善的言辞都可能是要人作恶，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已经悄悄地或者公
开地被弃置如弊履了。
　　这种道德缺失，从根子上追究，源自于近百年中国人对民族危机的应因。
从上世纪初对传统的批判，新文化的启蒙和兴起，灾难性地转向确立以阶级斗
争为理论基础的某党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上世纪后五十年里，整整两代人就是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中成长起来的。这是一种完全破坏了传统伦理的，
全新的闪着诱人的理想之光的道德体系。中国人就在那个时候完成了中国式的
“上帝死了，上帝万岁！”的过程。文革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发生的。
　　然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一以阶级学说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道德体
系，连同着作为其基础和支撑框架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打着世界上最漂亮
的旗号，干下了世界上最残酷、最卑鄙、最愚蠢的事情，死了不知多少人，害
了不知多少家庭，留下了不知多少人间苦难。它毁了两代人，也毁了这个国
家，终于被人们抛弃了。它的破灭是自作自受的必然结果。当它的理想之光褪
去的时候，它的荒唐也成了历史之最。
　　然而，在它之前的旧的道德体系，已经被彻底粉碎，事实上没有再造的能
力。中国人已经不可能重新拾起孔孟之道、重新让儒佛道的信仰风行。
　　就这样，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上帝死
了，上帝万岁，上帝又死了！”的过程。民众的道德心，从两个方向，遭到了
双重的摧毁。西方人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当他们的上帝死了的时候，他们
立即找到了新的上帝。在最暴风雨的时代，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他们的道德心
依附于他们的信仰。而当今的中国人，内心只有一片废墟。信什么呢？没有什
么可信的。孔孟早就死了，共产主义也已经死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切正经
的东西都已经死了。
　　一个民族什么也不信，社会哪里去找道德良心。没有了在生活中明是非的
能力，没有了寻找真理的勇气，没有社会公正，弊病丛生几乎是必然的。而执
掌权势的人，手中有强大宣传工具的人，不断提出种种通俗到庸俗地步的道德
指导，“五讲四美三热爱”，两个文明一手抓，到最近的三三体系，却毫无收
效，也是必然的。
　　就是在这种道德沦丧的时候，几百万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的法轮功信众遭
到了不公正的镇压。这两年里，中国社会道德的缺失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集中
到一点就是，人们面对整个社会充斥的不公正，面对自己生活处境里的不公
正，没有勇气正面对待，没有勇气对自己诚实，没有胆量以个人的名义对社会
的不公说一声“不”。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竟听凭底层的法轮功信众在如
狼似虎的公安的驱赶、关押和拷打下独自担当自己的信仰。
　　未来中华文明道德缺失的弥补，人心道德的火中涅盘，只能依赖人类内心
深处天生的自然的趋善避恶的能力。只有最原始的天生善恶心能够救中国人的
心，这是中国人唯一真正靠得住的永远不会死的道德资源。看到这一点，就能
够理解，为什么最近十几年的民间信仰能够行其道，竟让领袖的三三理论愧叹
不如。
　　几百万法轮功信众遭镇压，无论是从法理层面，还是从情理层面，都是不
公正的。不管政府把李洪志抹成怎样的妖魔鬼怪，说得多么的不堪，不管政府
对法轮功的宣传中有多少事实，底层法轮功信众断不该被抓、被关、被打甚至
被打死，信仰法轮功断不该是一种罪恶，断不能要信徒公开检讨忏悔，遭受精
神迫害。几百万信众所遭到的迫害，是一个有正义的社会、有良心的民族所不
能容忍的。只要我们中国人还容忍这样的社会不公正，我们这个民族就谈不上
道德重生，一个道德沦丧的民族就不会有光明的前程。

〖本刊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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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股市的“七七事变”　◆

　　　　　　　　　　　　　　　　　　　　　　　　　　　　　·李新华·

　　中国股市在“七月流火”时节，一连大跌七天，上证指数跌去２６０余
点。两市市值损失两千亿元以上，无数投资人（包括机构）被套，自１９９９
年“５．１９”行情以来，辛辛苦苦两三年，一朝回到“解放前”（指上证综
指１９４９点以下）。
　　我不是“股评家”，只是一个普通的投资人。对分析技术半懂不懂，对各
种股评将信将疑。我的文章试图探讨和揭示“七七事变”的社会原因，而这一
原因是不在财经类的股评文章的视野内的。

　　１９９９年４月，朱熔基总理访问美国，受到了远远超过国家元首待遇的
接待，这里既有朱熔基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口碑的原因，更与朱熔基此行的口
袋中装着中国“入世”的“让步方案”有关。从朱熔基在美短短的几天时间
内，两度光临纽约证交所，可以看出“５．１９”的行情已经“先验”地盘旋
在这位为国内经济改革而操劳的“一国之长”的脑中了。当时“纳斯达克综合
指数”如日中天，“道指”也节节攀升，美国经济在“克林顿时期”保持了连
续１３年的增长。此种“气温”与“晴雨表”同步现象，必定令朱熔基印象深
刻。于是在内部被称为“朱八条”的股市政策逐渐酝酿成型。
　　这真是“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利好。但是你不知，我不
知，天不知，地不知。股民们只知自１９９３年，当时的朱副总理主管金融工
作以来，朱熔基就是股市的“克星”。股民们认为朱熔基只要不再下禁令就是
上上大吉了，谁还敢奢望“朱八条”的重大利好呢！可见６０００万股民（１
９９９年时，还不到此数）资金卡上的数字游戏竟取决于一个人的“一念之
间”！难怪苏格兰的历史学家要竭力推崇英雄人物的“创世”作用了；也难怪
俄罗斯的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要来探讨偶然因素对历史的作用了。
　　话说回头，“朱八条”就是在以后一年时间内，渐渐出台的大家都熟知的
激励股市的政策。包括组建投资基金、培育战略投资者、允许三类企业买卖股
票、股权抵押，以及各类社保基金的入市之类。“朱八条”可以说基本上都已
兑现了，因此让中国这一高市盈率的证券市场走出了两年的大牛市。但只有一
个例外，即“朱八条”中的一条“降低印花税”至今没有出台。
　　如果我们要问：“朱八条”最受益者为谁？那实在是问出了中国股市的关
键问题，即所谓“三公”——公开、公平、公正的问题。能够接近决策层或有
各种“寻租”渠道的机构大户，在信号弹还未升起之前，就纷纷抢进，终于酿
成“５．１９”轧空加逼空的爆发性行情。

　　我对股市风云历来是个不知不觉者（连后知后觉也说不上），对股指的上
上下下，涨涨跌跌也历来是“花开花落两由之”。面对天天狂飙的股指，按耐
不住的是我老婆，于是打电话给我一个作股票的“股仙”朋友。经指点在５月
２６日，不问高低满仓抢进“大唐电信（６０００９８）”，我老婆由于资金
被我“剥夺”，只能买５００股。结果一路持有，待到第二年“春暖花开”
——春节过后开市连续三个涨停板，悉数抛出，获利５０％。此后受利之惑，
在股市又滚了一年多，全为券商打工，分利未获，直到“七七事变”之第二
天，发现苗头不对（这回倒有点后知后觉，原因下述），斩仓出局，只留下若
干“老庙（６００６５５）”，准备抗战到底了。而我老婆历来不承认我是
“国宝”，所以死捂至今，不但“５．１９”的获利全部抹去，而且还深套其
中，所以才有“辛辛苦苦两三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之说。由此推断，大多数
小股民的命运大致如此罢！
　　股市的“三公”原则尽管重要，但不是我想说和我要说的问题。这一问题
世人皆知，而且有口皆碑。你想要入市，那你就已经有了机构大户赚１元，你
赚１分的“三不公”心理准备。从理论上说，只要是市场行为，就绝对没有
“三公”——水至清则无鱼也。交易费用决定着买卖行为。小股民的交易费用
是明摆着的，因而也就决定了其永远“三公”的地位。而大资金呢？就是出于
其最基本的安全性考虑也不可能是“三公”的。

　　我在“七七事变”中的后知后觉，不是因为股市的“三不公”，而是因为
警觉到，与股市有关的“三不公”已使社会性的“三公”问题达到了非常严重
的程度。
　　在“七七事变”后，我看到听到许多股民的苦衷，当然我除了深表同情
外，是无力回天的。但大家是否想过，在中国还有更多的无钱买卖股票的人。
人们常说，股民为股市、为上市公司作出了多少多少的贡献和牺牲。然而作股
票者还有资金可以“搏”一下，在贡献于牺牲于股市和上市公司的同时，还有
获利的可能，更不用说投资股票是一种理智的选择行为了。但大家是否想过，
在中国还有更多的人既无权作选择（因无钱），又在没有任何回报的情况下贡
献于牺牲于股市和上市公司。
　　公司发行股票上市“圈钱”，伪造报表配股“骗钱”，只要不像英国历史
上的“圈地”那样强行执行或导致“羊吃人”的结局，以及符合法律“名目”
的“骗钱”都只是一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问题。但是到了以国有股
减持的方式“公然”向股民“抢钱”，而且直接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
民的权益时，社会性的“公平”和“公正”的问题就醒目地彰显天下了。
　　什么是国有股？按照宪法，国有资产的每一分钱，都为全民所有。我们常
将国有企业称之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是这个意思。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腐败
丛生，国有资产每天都在以九位数的速率流失，这样大致就可以算出，三十年
的时间就会流失一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它们是怎样流失的，我们不知道，因为
是“黑箱操作”，政府缺乏公信力，媒体没有公开性，所以人们特别恨腐败也
就不足为奇了。以权谋私从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现在却要明目张胆地以法
律条规的方式腐败了。我不得不惊奇是谁想出了这么一个丧尽天良的腐败名目！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在学者们那里可以搞出很多普
通人永远也无法搞清楚的“界说”和“定义”。但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它是
自中国实行公有制以来，全国人民（也即宪法意义上的全体公民）辛辛苦苦积
累起来的财富。积累相对于消费而言，公有制即是以全民的低收入低消费，从
而达到高积累的目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才能相应地在医疗、教
育、住房、终身就业、退休养老等方面得到福利性的补偿。
　　年纪大一些的人，当会记得自己年轻时，所拿的低工资。学徒工是１８元，
满师后３６元，然后几十年一贯制，其中略有调整，最后是“４３元万岁”
（这是上海地区为例，全国各地情况不同，但上海已是高收入的“八类地区”
了）。我自己在“文革”前所拿过的最高工资是３４元，那时我已有七年的工
龄。再以我父母为例，他们自解放以来（１９４９年），直到去世，就从没长
过工资，我父亲还在国家困难时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割让了一级工
资。如果你是过来人，那么请你想想，你的辛勤劳作，或你的一生贡献，只值
那么一点点的钱么？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呢？钱被国家以公有的名义积累起来
了。在七十年代后期，我们国家的积累率已达国民收入的４０％，这真是一个
不可思议的数字。难怪华国锋在当时能够提出目标宏伟的“洋跃进”计划。
　　如此高的积累率，集中体现了“大锅饭”、“铁饭碗”等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它靠的不是欺诈，不是打“白条”，不是剥夺，不是腐败，也不是当今人
们熟知的财政来源主要渠道的各种税收。当时人们尽管天天喊“共产党万岁”，
但是共产党却不收老百姓一分钱的税，人们抱怨的只是共产党的会多。而国民
党政府在统治大陆期间，据说在四川某地，其税收已预收到了１９９３年。所
以当时的民谣说“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所以当时真正“万税”的是国
民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是靠着勒紧裤腰带的全民的默默奉献和牺牲，中
国才有了“两弹一星”，才有了那么一点可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家底，以
及可以进行改革开放的资本。
　　好吧，根据“三个代表”的思想，让我们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问
一问：几十年来，劳动人民所创造的高积累的财富，现今都到哪里去了呢？对
这样一个问题，有常识理性的人都能回答，即除了流失的外，全部积累在国有
资产中了。对上市企业而言，其国有股（或曰公股）也就是全体人民财富的一
部分。
　　由此可见，关于国有股的减持，一个多么复杂且利益攸关的问题啊！怎么
能说减就减了呢？怎么能说以什么方式减就以什么方式减了呢？这是老百姓几
十年的血汗钱啊！归根到底，我们要问的是：减持是否得到全民的授权？！
　　我平时也看些股评文章，关心手中股票的涨跌起落，也从投资者的利益出
发，考虑过公股流通的各种可能性。但现今看来，这都是狭隘的观念。公股流
通对股民或许是利好，或许是利空，其结果取决于国家政策。但以前我至少很
少考虑，公股流通本身，就是在剥夺全民的财富，所以谓之曰“抢钱”也！
　　人们常常以苏联、东欧的改革，将国有资产折股，无偿分给全民为例，说
中国的改革应该如何如何。不管苏东改革的结果如何，这一做法本身是公正和
公平的。因为国有资产这块“大蛋糕”是由全民做大的，应有他们的一份，至
少他们对怎样分“蛋糕”应有发言权。
　　不经人民同意，不与人民商量，就分“蛋糕”，就无异于“抢”了。我这
样说，只要看看谁在减持中获利，谁在减持中得利，就可以明白了。
　　以现在实施的减持试点看，于股民而言，每发行一个新股，就是增加了一
项１０％的“社保”税，即国家通过减持公股，从股市拿走１０％的钱用于
“社保基金”。于股民而言，由于是市场行为，你有权作出买卖的决定。但对
那些不是投资者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储蓄在国家那里的财富就白白流失了。有
人会说，“社保基金”不还是用于民吗？这话如果是在人民有监督权的国度
里，我还信七成，但中国的腐败那么厉害，谁知道这些钱又有多少流进贪官的
腰包。再说，管理层为给股市打气，承诺“社保基金”可以入市，中国市场规
则不全，比如在股市没有作空机制，大资金也会输钱。这样一来国有资产又流
失了。
　　更重要的是，如此减持，在中国有大部分的公民，无法分到“蛋糕”。这
部分人就是中国的农民。也就是说，这部分占中国人口８０％的公民，无法享
用“社保基金”的福利。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我们都知道“剪刀
差”这一说法，它在实质上，就是用剥夺和掠夺农业资源的方法，来加速国家
的工业化。苏联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因此，在我们现在所享用的物质文明
中，农民兄弟作出的贡献和牺牲，要远远超过“工人老大哥”。国有资产无疑
也有他们应得的部分。
　　由此可见，所谓国企改革，决不是一个什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或建立健
全的法人治理结构等简单的转轨问题，在它的背后隐含着一个事关每个人利益
的“三公”问题。当股市政策涉及这一雷区的时候，必然引起一系列的爆炸，
于是卢沟桥一声炮响，“七七事变”发生了。套牢的股民也许有“八年抗战”
的心理准备，但那些无援、无助，也无钱的老百姓，却在天天盼望国企改革的
成功，以便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可以部分拿回他们以前储蓄在国库中的治病的
钱、养老的钱和保命的钱！
　　想想中国的事情也挺有趣。１９９５年徐根宝创造了“抢逼围”，结果使
申花足球队荣登“双冠王”的宝座。自有股市试点以来，在各届证监会的“集
体智慧”下，也发明了一种“圈骗抢”炒股战略，结果使市盈率最高的中国股
市，在世界股市一片“无边落木萧萧下”的逆境下，荣登了“千禧年”发展之
最的称号。“以德治国”的社会公德无法约束这种行为，法治在“法不责众”
的重负下也疲软不堪，于是只能用脚投票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２００１．８．３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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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丹矿难黑幕道出哪些问题　◆

　　　　　　　　　　　　　　　　　　　　　　　　　　　　　·孟　玄·

　　中国大陆广西南丹锡矿七月十七日发生渗水重大灾变。死亡人数至少超过
七十人，甚至可能高达二百人。出事以来，据称可能是广西首富的矿主黎东明
全力封锁消息。他一方面拿出大把钱“消灾”，另一方面出动两三百名持枪的
“护矿队”，严密封锁现场，并对有关知情人威胁利诱，严防矿难消息外泄。
而当地官员也全力配合消音，希望把这个特大矿难消弭于无形。在出事一周
後，消息才慢慢传出。但是地方官对外界打探的记者仍然称“不知道”“不清
楚”，甚至说“没有这样事”。直到实在掩盖不下去时，才改口为“是发生了
事故，但没有死人”。

　　现在事件越闹越大，不仅是死亡人数太多，而且企图掩盖矿难的手法太过
蛮横，激起采访记者群的公愤，震动中央。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率领的中央
调查组已到现场察看，而且公安部长贾春旺也到南丹督阵。李荣融公开感谢传
媒对南丹事故的监督，感谢媒体提供讯息和情况。目前来自北京、广州、上
海、武汉等大城市传媒云集南丹，各显神通，激烈竞争，要把黑幕彻底揭开。

　　国外观察这件矿灾新闻的发展，重点不在灾难的本身（虽然这样规模灾难
不是件小事，一定会出现在世界新闻的一角），反而放在消息如何逐步的外
泄，中国各家媒体如何的挖掘新闻，也就是从此案发展看中国的新闻自由度的
扩大。一般外界常常认为中国新闻报导完全受到各级政府的层层严格的管控，
极少有自由发挥的余地，根本谈不上起码的监督社会或官方失职滥权的责任。
但是处在日益开放的社会，媒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政治敏感度不高，可是
社会必然会关注的大案子上，大陆记者追踪、抢挖新闻的勇悍已经与外界相去
不远了。据说南丹案最早是由文汇报披露，虽经广西官方一再否认，但是一旦
露出蛛丝马迹，电脑网路的快速传播，很快的纸就包不住火，各路记者嗅到大
好发挥所长的机会，奋不顾身的冲击矿主和广西当局的封锁，把这条新闻炒得
热闹无比，既能满足记者们的职业尊严，也能彰显中央追究地方违失，绝不护
短宽怠的形象，皆大欢喜。无怪乎中央放手让新闻界大干，不加限制。

　　但是这件矿灾显出的问题绝非仅限于新闻界逮到了大好表现机会而已。如
果不是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矿主和地方官太想一手遮天，这件事情不会闹
大。因此对事件更深入的观察应该从中发觉，中国许多地方豪强与官员已经勾
结成铁桶一般，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一位上海社会学者曹锦清在河南省私下
想作社会调查，困难重重。他感叹道：中国地方县市乡镇区域是各级党政官员
独立的“封地”，在“封地”进出口，到处树着“非经同意，不得入内”的路
牌，私自进入是违禁的。而老百姓常会把外来作田野调查的学者当成中央“微
服私访”官员或记者，向他们告状，因而各地干部把问东问西的外来客看成外
国间谍一般的严加防范。“家丑不外扬”是他们的座右铭。因为家丑外扬结果
马上就会掉乌纱帽。但是层层相瞒，弄到中央根本与下面脱节，不知道下面的
真实状况。今年四月江西一间小学发生小学生生产炸药，炸死多人的惨案，江
西省政府拚命遮掩，谎言上报，使朱熔基总理都把肇事责任推到精神失常者身
上。最近朱熔基间接地承认他被骗了。

　　撕破南丹黑幕的过程，凸显出巨变中的中国社会许多正面和负面表徵，其
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势力强大的把持能量，以及地方党政官员对自己“封
地”不容触碰的意识。

〖“大参考”转北美《世界日报》〗

【】　　　　　　　　　　　　　　【】　　　　　　　　　　　　　　【】
°研究讨论°

　　　　　　　　◆　对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道德审视　◆
　　　　　　　　——与早期华人在美国社会境遇的比较

　　　　　　　　　　　　　　　　　　　　　　　　　·李远行，董颖鑫·

　　笔者首先要申明的是，在这里对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分析仅限于经验分
析；其采纳的比较分析框架也只是经验借鉴。

一、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历史及现实依据

　　主国城市化进程，在中国现代以前，由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农轻商理
念，没能得到充分的发育。那时，城市基本上作为行政和军事要塞发挥其社会
功能；除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战备、发生自然灾害等情况外，城乡之间的人口
流毒基本上是自由的。近代以后至共和国建立之前，西方坚船利炮在打开中国
国门的同时，也强行输入了工业化过程，进而促成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一般来
说，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同时开始的。现代社会脱胎于传统社会，我们现在所谓
的现代化，究其本质就是指工业化。因此，城市化成为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主要
指标之一。但是，由于在这段期间，中国基本上只是外国商品市场，民族工业
还处于襁褓之中，从而无力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吸引进城市里来，城市化进程比
较缓慢。不过，从人口流动这个角度来看，城乡之间的人口互动的自由度还是
非常高的。
　　建国初期，受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牵制，政府把经济力量主要投向军事工业
的基础——重工业的政策，推进了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由于国外经济封锁所
导致的投资资金匮乏，只能利用有限的农业剩余来进行工业投资，从而形成了
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这就是导致粮食的统购统销，进而促成对城乡人口
流动进行控制（户籍制）的城乡分割政策出台的主要现实依据。中国城乡分割
政策至１９５８年得以制度化⑴。所谓城乡分割政策，就是指把城市工业作为
国家发展的主体，通过价格政策将农村资源调控至城市。在资源不变的情况
下，造成一种城市对农村实质上的剥削。同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建立身
份制，控制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身份转换。

二、一个个案：早期华人在美国的境遇

　　首批华人于１８４９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来到美国。和到那里的其他
大部分人一样，他们是来淘金的。在这片基本上无归属的土地上，人们在地上
插上标杆，就可以圈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然而，由于华人工作非常勤恳，
常常把一块看上去一文不值的矿地变成有利可图的宝地，因此，他们成了妒忌
的竞争者的骚扰对象。他们常被阻止在其领地上干活，某些地方当局甚至通过
了禁止华人拥有土地的法规。华人只好寻求其他的谋生方法。他们当中有些人
开始为白人工人洗衣服，另一些人开起了小餐馆。因为，那时加利福尼亚几乎
没有女人，而华人通过干“女人的活（ｗｏｍａｎ‘ｓ　ｗｏｒｋ）”满足了
这一实际需求。
　　到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更多的中国人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华人这次
是作为劳工来修建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迫切需要他们是因此这项工作
既艰苦又危险，而且施工地点在美国偏远地区，铁路公司找不到白人劳力来干
这份差事。如同他们的前辈，他们也遇到了极大的偏见。铁路完工后，白人对
华人的敌意变得更为强烈。这批输入劳工回到加利福尼亚无法找到工作。由于
这批华人人数众多，他们比首批华人更引人注目：外表方面，脑袋前部剃光，
背后却拖着一条长辫；语言方面，因为他们准备返回中国，几乎没人懂英语；
宗教方面，他们被斥之为“华人异教徒（ｈｅａｔｈ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因为在他们供神的屋子里供奉着众多的神像。
　　时事艰难时，白人指责华人愿干低薪活，抢了他们的饭碗。而在多数情况
下，这些白人自己也不过是新来的移民。几个城市里爆发了排华骚乱，最终演
变成流血事件。华人被禁止打官司，也无权常为美国公民。加利福尼亚人开始
要求禁止更多的华人进入加州。最终，于１８８２年，他们说服国会通过了
“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劳工移民。直到１９６５年，移民法作了全面修订，
华裔移民的不公正待遇才被废除。

三、中国当代城乡互动关系概述

　　随着１９５８年中国城市保护主义政策的制度化，城市人和农村人成为组
成中国社会结构的两大基本等级阶层。城市人身份和农村人身份在社会地位上
分殊极大⑵。农村除了要承担为城市工业发展积累资金的任务外，有时还得接
受城市转嫁而来的额外负担，如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中期的“上山下乡运
动”。城市人身份与农村人身份拥有了先天的特质。除了极少数农村人通过参
军提干、特殊招工成为城市人外，农村人身份就常了绝大部分农村人的永久性
身份标志，包括他们的子女和将来出生的子女的子女；而城市居民，在获得城
市人身份后，其终生及其后代都将永久性地拥有这一身份。城乡壁垒由此筑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必然带来生产力要素的
重新配置。而人力资源作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决定了其流动性。城乡之
间的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的客观需要为打破城乡壁垒奠定了基础。城市原先对
农村关闭的大门开始有所松动。恢复高考，雇佣农村合同工等方式使农村人进
入城市就业的机会大为增加。但是，这种松动还是建立在城市保护主义这个前
提条件上的。城市优先仍然是城乡关系的基本准则。虽然国家取消了对粮食的
统购统销政策的指令性计划，并通过对粮食收购的价格保护来缩短工农业产品
价格的剪刀差，以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并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城市户口的“高门槛”政策基本上没有松动，人为的等
级制度导致城乡人员互动时，农村人处于劣势地位⑶。当然，造成他们劣势地
位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例如受教育程度，技能素质等，但这些都不是根本原
因，更何况这些原因本来就与城市对农村的掠夺性剥削相关联。

四、个案比较：农民进城与早期华人在美国的遭遇

　　（一）两者之间的相似点：

　　（１）动因相似。早期华人无论是去美国淘金还是修建铁路都是出于谋生
计；当代中国农民进城也概莫能外。两者皆为利益驱动。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
利益驱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生产力诸基本要素。
　　（２）职业地位相似。早期华人从事的淘金业和铁路建筑业都是美国大多
数白人不愿干的体力活，或下等活，如洗衣服、开小餐馆等；当代中国农民进
城从事的职业类型与其相似，主要分布在建筑业、纺织服装业、城市卫生环保
业等以前“城里人”认为“下贱”的职业领域。
　　（３）乡土观念相似。早期华人穿着打扮与西方人不同，在宗教观念方
面，被斥之为“异教徒”，不学英语，因为他们终究要返回祖国；当代中国农
民进城与城市文明同样隔阂，他们常常自发地按来源地形成一个个城市中的
“村落”而且同样认为他们最终要回到故土。
　　（４）遭际相似。白人指责早期华人愿干低薪活，抢了他们的饭碗。而这
些白人自己也不过是新来的移民。华人无权成为美国公民。城里人同样指责进
城农民愿干低薪活，抢了他们的饭碗，给他们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而在多数
情况下，这些城里人自己也不过是“搭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车”成为城市公民的
农民。进城农民无权成为城市居民。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中国的某
些城市市政当局（如北京）出台了有关控制农民进城的政策法规。
　　（５）遭受排斥的原因相似。两者分别对白人和城里人形成生存竞争的威
胁。

　　（二）两者之间的不同点：

　　（１）文化背景不同。早期华人加入的是异民族文化圈。文化观念上的差
异决定了他们作为少数民族难以融入美国社会的现实处境；中国农民进入的城
市文明虽然在生活观念上与农村有所差异，但农民与城市人仍处于同一个文化
母体中，无论是种族还是宗教信仰都是同源的。早期华人受到的是种族歧视；
当代中国农民受到的是等级歧视。
　　（２）流动区域不同。早期华人是跨国流动，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
形式（更多的属于自发形式），都属于一般的劳务输出。输入国政府在法律和
人权上不承担保护的责任和义务虽不尽然合乎道德，但是在民族－国家的观念
中还尚合理据；而当代中国农民进城是在同一块国土、同一个政体、同一部宪
法前提下的劳动力的自然流动，政府无论是在法律还是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上都
必须承担责任和义务。

五、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弊端

　　首先，城乡分割政策不利于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源的自然流动，从而影响生
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城乡分割政策人为地阻隔了城乡之间生产力市场对人力
资源的互补需求，并使资本积累成为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积累。同时，大量农
村剩余劳动力被限制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再者，
资本积累的单向过程导致农村经济的凋敝，城市工业因失去广大市场陷于停
顿，从而阻碍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合理的城乡政策模式应建立在满足城乡
的基本需求上，充分利用自然人力、制度资源，使其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在这
里，笔者要澄清几个概念：城乡分割政策、城市化与城市保护主义。城市化是
建立在城乡之间生产力要素互动基础上的，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和标志
性成果之一；而城市保护主义是建立在一种城市工业化对乡村资源剥削基础上
的，但并无城乡互动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城市保护主义的导向仍然是城市
化⑷；城乡分割政策是中国的城市保护主义，但城乡之间互动主体的关系是不
平等的，而且在导向上也与城市化无关了。城市保护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
进程中曾是普遍现象，而中国的城乡分割政策则为中国所独有。因此，我们不
应当笼统地说城市保护主义是形成中国社会和经济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而应
具体到城乡分割政策这一基本原因。
　　其次，城乡分割政策不利于建立社会公正。它使构成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
阶层，长期处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底层，并且剥夺了他们向上流动的任何机
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就取决于其所具有的是城市还是农村户
籍。因此，可以说，城乡分割政策是中国当代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直接原因，
是所有导致社会不公正原因之首。
　　再次，城乡分割政策与社会主义理念相悖。无论是“贫穷的社会主义”还
是“富裕的社会主义”，都比其他社会制度更强调社会公正，绝对与等级制度
无关。社会公正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市场经济也并非一定要以牺牲社会公正
为代价。个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每个社会主义公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是社
会主义理念的核心，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道德所支持。中国城乡
分割政策由形成初期的实用主义目的，逐渐蜕变成一部分人获取社会特权的手
段并最终形成中国社会两大社会等级的对峙，客观上导致了与社会主义理念相
悖的结果。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城市阶层和农民阶层应成为其他
社会阶层分化的结构分析基础，避开此点，毋谈其他。

六、对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道德审视

　　中国城乡分割政策是计划经济的直接产物。不可否认的是，该政策在形成
之初的确有其客观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合理性。但制定它时的初衷最多只是出于
一时的权宜之计，决非一项恒久的治国之策，更非要形成社会等级制度⑸。城
乡分割政策被延续至今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失去其合理性。从经
济上来说，作为产生城乡分割政策的直接原因的计划经济已转型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生产力要素自由流动，比必然要求打破城乡二元分割模
式；从政治上来说，社会等级制度已遭到彻底唾弃，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制定
任何社会政策的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延续了二十年之久的中国城乡分割政策首先遭到巨大的冲
击。靠联产承包制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按奈不住被刺激起来的欲
望，小心地同时也是义无反顾地向城市人的领地僭入。但是，由于长时间以来
形成的城乡分离格局造成的隔膜和心理落差，以及城乡分割政策的囊中法宝
——城市户籍制度的控制，农民进城除了与早期华人在美国落个相似的境遇
外，并无多少胜出之处。
　　中国城乡分割政策唯一可能的道德支持是来源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自我牺牲
和奉献精神。笔者从不怀疑这种精神的崇高和伟大。但是，这种以牺牲一部分
人的利益、片面强调农民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做法，实际上造成了一种社
会不公正。农民历来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化
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他们尤其承受更重的负荷：是在一种迫力下的强制性转
型。他们在生存和精神伦理上都比其他阶层受到更多的冲击。如果说这些都是
社会转型过程无法超越的必然现象，那么，一个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享受平等竞
争的最起码的权利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吧。在整个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中，虽
然也发生过农民利益受损害的情况，但剥夺他们平等竞争权利的情况却极为罕
见。当然，这里的平等是指机会均等。中国的城乡分割政策实际上是否认了这
种平等。城市人身份即城市人户口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农村人身份即农村户
口则一旦拥有，别无能求。社会主义事业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一代人或者几代
人共同奉献和付出牺牲去建设的，剥夺农民的平等权利既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
也不合道德要求。
　　在社会理论界，当下最时髦的话题无外乎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讨论。
这场讨论原本是西方语境中西方人自己的事。若一定要搬过来，最多只能是个
借鉴。国内后现代论者到底属激进论者还是属保守论者，自我尚未定位，笔者
更无法界定。但他们共有的一种倾向值得注意：道德意识弱化。所谓“政策无
道德”即为其通俗化的表达。应该承认的是，“去道德性”是西方当代社会现
实的特点和西方后现代论者的立论基础；“伦理社会”（而非“道德社会”）
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并且也是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之一，
伦理社会强调传统、血缘和等级。但是，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传承
中，强调自由、平等、正义的道德社会的理想才是其主流。道德理念是人类文
明传承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遗产之一，可以说，人类的福祉就是道德社会；人性
即德性。构成西方现代性内核的启蒙运动理想就是建构一个由道德支撑的社
会。这在卢梭和康德那里就已得到较完整的表述⑹。马克思笔下的共产主义理
想社会实质上也是道德社会⑺。西方后现代性基本上是由现代性中工具理性扩
张所导致的道德维度消蚀的结果，但这并不能成为后现代论者拒斥构成道德理
念核心的自由、平等、正义等所谓“宏伟叙事”⑻的理据。
　　道德既是我们在审视一定的社会规范（包括政策法规）是否合乎人性时不
可或缺的视角，同时也是我们在制订一定的社会规范时无法越过的起点。

注释：
⑴Ｓｈｕｅ，　Ｖｉｖｉｎｎｅ。《Ｐｅａｓａ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１９４９
－１９６５》。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７８。
⑵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
版，第１７８页。
⑶马若云：《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４页。
⑷Ｏｉ，Ｊ．，《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１１２。
⑸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６页。
⑹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７页。
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年版，第３９７页。
⑻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第１０８页。

〔作者简介：李远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９９级博士生；董颖鑫，南京大学政
治学系９８级硕士生。〕

〖据《学术界》２００１年第三期输入，论文摘要略〗

【】　　　　　　　　　　　　　　【】　　　　　　　　　　　　　　【】
°人　　物°

　　　　　　　　　　◆　通识·契合·敞开·放松　◆
　　　　　　　　　　　——张光直先生访谈录（上）

　　　　　　　　　　　　　　　　　　　　　　　　　　　　　·陈星灿·

〖我的朋友罗泰在把他的博士论文《悬挂起来的音乐：中国青铜时代的编钟》
（加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献给张光直先生的时候，曾引用了《礼记·
乐记》里的一段话比喻先生：“善待问者如撞钟，扣之以小者则小鸣，扣之以
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此皆进学之道也。”以我个人言之，国际
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对此应当说当之无愧。我受业张先生门下经年，学
期结束后，有暇整理自己的思想，并就一些个人关心的问题，集中提出来请
教。虽然讨教的时间断断续续，问题芜杂而没有系统，但是事后发现我们始终
都在围绕着一个主题进行，那便是：中国考古向何处去？经张先生同意，我把
讨教的问题以访谈录的形式整理成文，公开发表。这里发表的是较少涉及考古
专门问题而又可供其他学科的朋友们参考的部分。〗

问：记得张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建议把从旧石器时代到秦汉以降的中国考
古学划分为四个阶段，因为各个阶段的内容不同，所以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也
不一样。我由此想到，从中国考古学现状出发，能否请您结合哈佛大学的情况
谈谈在我们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答：中国的教育制度我不很熟悉，我不能谈存在的问题。我只能拿哈佛大学和
一般美国大学的教学和中国的比较一下。美国的本科教育是通识教育（ｇｅｎ－
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目的是训练学生作为一个社会上有知识的
人，即所谓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所以他们虽然有专业，但专业
不是职业性的，只是比较深入的研究。通识教育有核心课程（ｃｏｒ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这是相信知识里面有中心的、核心的东西，每个学
生都应该掌握的。核心课程分成五组，包括历史、科学、文学和艺术、社会分
析和道德伦理以及外国文化。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在五组里选八门课才能毕
业。在专业课里一般选十二门。除了专业、通识以外，还有其他很多的选择，
四年大约共修三十二门功课。所以美国的大学生毕业以后，一般的常识比中国
的大学毕业生要广泛得多，但在专业方面的深度远不如中国的学生。
　　他们的专业教育是在研究生院学的。念考古的研究生一般是到人类学系，
方向是非西方考古学。西方的考古学则在美术史系、古典研究系和近东系。研
究生的教育也要先通再专，博士资格考试有专业（ｓｐｅｃｉａｌ）和一般
（ｇｅｎｅｒａｌ）之分。五十年代我念书的时候，人类学系研究生的一般考
试，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六十年代以后，资
料增加，学科分化严重，考古学以外的课程不再包括进考古专业的一般考试，
但必须修一到三门。在哈佛一般上三年课，三年内要念完必修课，包括考古学
的理论和方法、考古学一般的、自己研究的区域的和外部区域的大约五、六门
课。社会人类学二门，体质人类学二门，有骨骼学和统计学。一般考试在第二
年初，专业考试在第二年之后。还要求学二门外国语，因研究的方向和地区选
择语种，一般是德、法，远东地方则要求汉、日语或者法、俄语。研究生的专
业取向伸缩性很大，一般是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长短，为他们设计训练的计划，
导师也不固定。这是和中国很大的区别。中国的研究生是考某个先生的学生，
美国的研究生则是系里所有教授的学生。他也有一个主要的导师，具体视专业
而定。假如说你的专业是中国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那主要导师就不是我，
而是巴尔约瑟夫（Ｂａｒ－Ｙｏｓｅｆ）。因为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没有国界，
没有国家性和民族性。我不是说旧石器的文化不是我们的祖先，是说在研究上
没有办法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做文化和族群上的分类，它是世界性的。这包括
人类的演化问题，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人类还没有达到智人（Ｈｏｍｏ
ｓａｐｉｅｎｓ）阶段；到了智人阶段，旧石器文化达到高峰，然后很快农业
就产生了。假如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国家的起源、社会的变
化，一般是由我做主要导师。学生到系里来，把所有先生的精华都学到肚里，
消化一番，成为他们学问的基础，形成自己的见解，应该比老师强。所以，我
有机会就在国内鼓吹推动这种带学生的方法，我认为中国传统的师徒相承的方
法不是最好的方法。中国的方法当然也有优点，就是把一个老师学得比较彻
底，就像学武术那样。但是学武术的人，纵使把他的先生学的很精，也很难超
过先生；除非他从别的学派，比如少林派的学点太极和武当，武当派的学点少
林什么的，与师承揉合在一起，才能进步，念书也是一样。

问：就我在哈佛听课的经验，有些教授对中国的考古材料持怀疑态度，但是他
们或者不搞中国考古或者根本看不懂中文材料，这种对中国考古材料的怀疑态
度在国际上是否普遍存在？原因何在？日本的情况怎样？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
又如何？

答：我觉得不是怀疑的态度，是不知道的态度。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不敢信
任。但是即使是他们看得懂的东西，他们往往也不信任，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我有一个很强的感受，中国考古学的材料很多，应该给外国人作介绍。主要是
介绍给非专门研究中国的西方一般的学者，我们不希望这些人会看中文，所以
最好我们给他们翻译出来。但是现在某些中文期刊的英文介绍，英文水平很不
够。我不是批评翻译的人，因为英文的确很难，要把英文写得和以英语为母语
的人一样根本不可能。我在美国待了四十年，我的英文还是中国人的英文。翻
译很有必要，但是如果英文太差，翻译反映不了中文原著的精华，其效果更
差。翻译好比一面窗户，如果玻璃上涂抹的利害，根本看不见外面的风景，那
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现在说一句也许是很绝的话，假如你的英文不好，最
好不要翻译，因为翻出来没有把握，有害无益。希望这些做考古和做一般社会
科学的人，把好的东西给真正懂英文最好是以英文为母语的人翻，自己留着精
力做研究。我说的是中译英，英译中那是另一回事。英文懂，中文基础又好，
把英文译成中文就会有很大贡献。我鼓励翻译，日本学界对国外重要的书一般
都有翻译，国民对世界的知识比我们要多。
　　说到日本，日本现在的材料不会被西方人怀疑。因为他们现在的翻译做得
很好，他们的英语并非都很好，也有错误；但是，他们做事很彻底，一般是全
翻，包括各种地图、剖面和照片等，很具科学性。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差别很
大。比如印度，有的考古学家的工作让人信任，有的则不然。一般说来，第三
世界国家的科学研究不够标准，如果翻成外文的水平再降一格，给人的印象就
是你的研究做得很坏。

问：除了金石学传统，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
主义），大部分是从西方特别是英美学来的，应该说“根正苗红”。经过半个
多世纪的惨淡经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方法上也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然而由于长时期地和西方学术界处于隔离状态，我们对他们在理
论、方法和技术的进步所知甚少，他们对我们的研究也不甚了了，从西方学术
发展的背景，能否请您谈谈我国考古界在发掘技术、研究手段、课题选择方面
的长短？

答：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我在中国考古现场的时间并不多，发掘技术、研
究手段大都是从报告里间接得来的，所以只能谈一点感受。就技术说，美国的
技术固然也有应用的多少和好坏之分，但最好的技术比我们要多，也比较细，
因此古代的信息遗漏的少。在过去，我们的发掘不筛土，不用浮选法，所以土
壤中很多宝贵的资料都丢掉了。近几年来，中国考古学者认识到筛土和浮选法
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在做。研究的方法也很难一概而论，只能说我们还是使用
四十年代以前的方法，就是类型学和地层学。中国考古学者对类型学和地层学
的着重是完全合理的，但除此之外，国外还有许多方法。中国从五十年代起跟
西方的科学基本隔绝，而六、七十年代西方在考古技术方法上的变化最大。因
此研究方法上应该多向他们学习，还要注意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说用人
类学的材料作考古学的比较研究，是很重要的方法。中国学者也用这个方法，
但用起来比较原始。就是拿人类学的材料和在考古遗址里发现的在现象上一致
的材料做对比，如果相似，就说我们的古代民族也可作如此解释。但是我们知
道，同样形式的东西，在社会中不一定扮演同样的角色。所以要使用人类学的
材料，必须先把它在现代民族的社会里的角度了解清楚，换言之，要对它做一
番功能性系统性的研究，这样才能把它跟古代社会里的各方面契合（ａｒｔｉ－
ｃｕｌａｔｅ）起来。把所解释的对象与它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广泛的联系
起来，解释的说服力就增强了。国内的很多研究是作一个陈述，即ｍａｋｅ　
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就是说Ａ就是Ｂ，而缺乏进一步的证明。研究的根
据往往是马、恩的唯物史观的教条，这当然也是我们的考古和社会科学的研究
不被信任的原因之一。作一个陈述容易，比如说某器物是做什么用的，某个社
会是母系社会等，但这还不够，还要做进一步的证明。要把研究对象的特征和
文化社会的接触点都找出来，接触点越多，就越令人信服。
　　课题选择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国外关心的题目也在国内开展起来，
比如农业的起源、现代人种的起源、国家的形成以及文明的动力等等都在研
究。中国人感兴趣的文明起源问题，在国外反而不是热点。因为文明起源的研
究涉及到族群和文化的认位问题，这在西方是一个不大谈的问题。西方的文明
不大容易定位，不像中国那样。比如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全世界的文化都是它
的来源；欧洲也是这样，它有所谓的“野蛮人”，有一重重文明从地中海到北
欧的传播，然而讲到族群的定位，一般只能讲到一个地区比如爱尔兰、德国人
等等。但是另一方面，西方文明是一个大的文明，讲起源，不能讲英国文明或
德国文明的起源，因为他们只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他们定位为西方文明，我
们定位为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规模是可以相比的，都很大。

问：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能拿西方或任何一个地方的既有模式往我
们自己的研究上套；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又有趋同的趋
势，那么，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是否有与西方考古学接轨的必要？中国的考古学
家特别是新一代的考古学者如何承担起与世界同行对话的责任？
答：我想中国考古学者在今后几十年的最大任务之一，就是去了解世界考古学
家的工作。看我们能够学些什么，又能贡献些什么。中国学者的一个习惯，是
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中国过去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是研究中国历史出名的，
历史学家也基本上是这样。夏鼐先生在埃及做过发掘，但后来研究的还是中国
的东西。不过因为他有外国的知识，做了许多中西交通的研究；其他人因为没
有受过西方的训练，更是把视野局限在中国的某一区域。以我教书的体会，对
其他不同类型文明的了解越多，对你所专门研究的文明的探讨就越深入。我对
学生的要求是，你要学习中国考古学，很欢迎；但要对中国以外的至少一个地
区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我有一个学生，现在已经做教授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是
关于古代玛雅的建筑，后来专门研究中国。还有一位，他的第一篇文章是研究
美国东部考古学的一个学者的传记。所以我尽量鼓励同学在研究中国考古学之
先，把世界考古的大纲了解一下。当然，这不能深入，是浅尝，要到中国文明
里去求深知。
　　我还觉得应该有一部分中国的学者专门做世界考古学，比如法国、墨西
哥、洪都拉斯、西伯利亚、大洋洲等的考古。因为要不参加进去，没有第一手
的经验，就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希望在大学里有世界各地的考古学课程，不
能用一门世界史前史来代替。中国没人教，应该从世界上请，总之课程要世界
化。我们将来的中国考古专家当然还是最多，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外国的
考古学家，比如埃及考古的专家、中美考古的专家。希望外国人讲到埃及、中
美或其他地区的考古时，引用中国学者的文献，而不是讲中国考古学的时候，
才提到中国的学者。我还没有看到过在西方一般的史前史和考古学的理论和方
法的著作中，引用过中国考古学家的著作。这不是中国没有贡献，而是他们不
知道。所以我希望把研究局限在中国圈子里面的习惯打破。这不是文化帝国主
义，而是去学习。我相信中国人成为英国或中美的考古学家才是中国人的骄
傲，中国人做中国的考古学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还要建立外国文物的博物馆。中国的文物全世界都有，外国文物在中国就
没有。我在国内走了那么多的地方，没有发现世界史或世界考古的博物馆，外
国文物很少有人有兴趣收藏。一九七五年我第一次到殷墟的时候，就给考古所
安阳队的杨锡璋杨宝成先生建议，把地面上俯拾皆是的殷墟四期的陶片收集起
来，同国外交换。但由于制度不允许，所以至今没有成功。保护中国文物的主
权是绝对必要的，现在大量的文物流到国外，国家没有办法，而把无用的地面
上的陶片收集起来用作交换，又受到文物法的限制，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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