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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六　十　七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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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7.31　　　　　　　　　　　　　　　　　　　　　（sd0107d）
　÷÷÷÷÷÷÷÷÷÷÷÷　本　期　目　录　÷÷÷÷÷÷÷÷÷÷÷÷
１、辩驳诘难　告别谁的浪漫主义？——读萧功秦先生《新保守
　　　　　　　　　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自序有感　　　　　　　·刘　伟·
２、评　　论　野蛮爱国法　　　　　　　　　　　　　　　　　·刘洪波·
　　　　　　　也谈情结　　　　　　　　　　　　　　　　　　·文　广·
３、聚焦报道　河南法警执行公务遭毒打　公安局竟然不立案
４、研究讨论　自由之路无坦途（下）　　　　　　　　　　　　·邓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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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驳诘难°

　　　　　　　　　　　◆　告别谁的浪漫主义？　◆
　　　　　——读萧功秦先生《新保守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自序有感

　　　　　　　　　　　　　　　　　　　　　　　　　　　　　·刘　伟·

　　近来在网上读到萧功秦先生《新保守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自序一文，很有
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坦率地说，笔者一向不喜欢萧先生，直到１９
９９年群情激昂萧先生挺身而出之时才对萧先生产生一丝敬意，但萧先生的观
点还是无法接受。
　　改革如治病，西医做手术是一种疗法，中医也是一种疗法，逻辑上不可能
分出高下。如果要以实践结果来断定高下，认为２０世纪革命的灾难要算在所
谓的“浪漫主义”者头上，那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账要算在谁的头上？
这两个国家不就是保守主义者最喜欢的权威主义改革，充分运用传统制度和文
化资源的样板吗？最近的印尼苏哈托不就是新权威主义理论最好的实践者吗？
印尼局势风云变幻，前途莫测，谁也不能保证它不走向分裂，不走向战争，印
尼华人的灾难更是令每一个中国人痛心。按照萧先生不切实际就是乌托邦的观
点，给人类造成如此巨大灾难的保守主义是否也应该算作浪漫主义彻底地予以
抛弃？当然，萧先生要是说德国的灾难就是因德国人没有遵循俾斯麦路线，印
尼的灾难就是他们不应该推翻苏哈托的话，笔者也无话可说。
　　萧先生的观点中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将所谓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视为
时间上并起的两个派别，仿佛社会的灾难就是激进主义者不听保守主义者的主
张而造成，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激进主义的鼻祖可以领先时代数十
年提出激进主义的观点的话，那激进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占据社会主导地位
从来都是在保守主义者的改良失败后才产生的。以晚清为例，到甲午战争之前
三十余年一直都由萧先生所称赞的的洋务派官僚控制着朝政，社会思潮也没有
所谓的激进主义的地盘。等到甲午战争失败，才有萧先生深恶痛觉的康梁的崛
起，虽然康梁能否算激进还大可以商榷（如雷颐先生就认为康梁算温和的改
良）。即使如此，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朝政也重新落入保守派手中。直到辛
丑之役，清政府的社会威望才丧失殆尽，陷入被动的局面，但辛丑年间的事变
不就是保守主义者自己一手制造的吗？纵使到这般田地，清政府还是搞了十年
的清末新政。孙中山虽然一直闹革命，但他的力量一直很小，不然就不会被袁
世凯戏弄。可以说中国自古推翻一个王朝没有象孙中山这样容易的，清政府的
衰败由此可见。
　　不止中国，世界其他诸大国的变革史均是如此。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其
实断断续续地改了几十年，最后一次是十八世纪的七十年代，被认为最有能力
的杜尔阁（此人也是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领导的改革。但法国的
统治者无可救药，即使这样的温和改良也为被贵族们所反对。杜尔阁下台后，
法国局势就再不可收拾。这笔帐要算在激进主义者头上还是要算在保守主义者
头上呢？保守主义改革最典型的要算俄国，从１８６１年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农
奴改革到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沙皇垮台，五十余年的时间激进主义者只是存在
而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一切都是在沙皇政权的主导下进行。１９０５的革命
实际上是一次和平请愿，只是俄政府的大屠杀彻底摧毁了沙皇仁慈的“小父
亲”形象，俄国才踏上不归之路。最后１０年的俄国在斯托雷平领导下突然呈
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惜同清末新政一样，不过是回光返照。但在表面
的繁荣中，激进派纷纷缴械，不少自由派人物向沙皇投降，连始终不妥协的列
宁都以为自己要终老国外。１９１７年的二月革命已为史家证明是一场没有阴
谋的革命，导致沙皇垮台的导火索不过是一些工人游行要求面包，沙皇的部队
拒绝开火而已。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这就是革命”。确实如此，军队不再执
行命令，对独裁政权来说就是一场革命。最终，军队哗变，沙皇退位。到这一
步，沙皇政权的崩溃是保守主义的过错还是激进主义的过错，不是一清二楚
吗？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列宁最大的作为，就是扭转了这个无法控制的局
面，将群情澎湃的无政府状态一转而为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所利用”。（《极端
的年代》８５页，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版）。真正令人痛心的是沙皇政权
平时专制，所有的反对党都成了政府的花瓶。东正教会力量也很弱，在天下大
乱时根本无人能收拾局面，陷入苏文先生所说的“不哗众不能取宠”的困境。
最后，其时力量很小的布尔什维克党凭借严密的组织、与沙皇从不妥协的形象
以及“土地、和平、面包”的口号，在半年内发展为一个强大的组织，夺取了
政权。要是当时俄国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东正教会平时跟政府跟得不是那么
紧，最后弄成“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局面，列宁不一定能成功。每一个球
队都要有替补，以便危难之际能派上用场。独裁者为一己之私利，不许合法的
反对党存在，企图造成没人可替代的局面而赢得诸如萧先生这样的保守主义者
的支持。遗憾的是，该来的还是要来，并不因为统治者高喊稳定，保守主义者
害怕动乱而避免。而每次旧的死去，新人又无，政权往往就落入极端主义者手
中。痛定思痛，这种局面的责任哪里能由萧先生批评的激进主义者来负，只能
由俾斯麦、慈禧、斯托雷平等权威主义者来承担。事实上，哪个民族愿意在动
乱中生活？没有对改良的绝望，不可能有革命。你怎么可能要求人们对一个总
是失败的事业保持无限的信心？这是违背人性的要求，是另一种毫无道理的浪
漫主义，是另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萧先生能举出历史上世界各大国发生过
没有权威主义改革直接进入革命的例证吗？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萧先生的新权威主义改革观，也还有一个新权威
和旧权威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世界诸大国的历史上在现政权军事扩张基本停
止后从无在旧统治者领导下改革成功的先例。英国有克伦威尔和１６４０年的
内战，美国有华盛顿领导的八年独立战争推翻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俄国有推
翻沙皇政权的二月革命，中国有辛亥革命。奇怪的是，日本经常被人当作权威
改革主义的榜样，但这样一个榜样也不是旧权威改良的样板。平安时代以后，
日本一直处于幕府统治之下。同我们一样，日本隔两三百年更换一个幕府。从
源氏到北条，从足利到德川，中间还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短暂统治时代，
天皇早就不掌握政权，一定程度上，天皇的地位不过是就我们的孔家和张天师
世家一样，处在政治的边缘地带。请注意，明治维新是在用暴力推翻有二百六
十多年历史的德川幕府后进行的。如按照萧先生的观点，日本的维新应在旧权
威德川庆喜将军的领导下进行才符合“新权威主义”的改革观。至于萧先生和
亨廷顿先生津津乐道的土耳其凯末尔改革，更是在奥斯曼帝国浪费了整整一个
世纪的时间无力自我改良从而在一战中垮台后的事情，这样的局面不正是萧先
生最伤感的辛亥革命的局面吗，为何又能成为萧先生所称赞的样板呢？德国的
俾斯麦倒是能为萧先生理论增添一些光彩，不过想想后来的德国军国主义，俾
斯麦的权威主义不要也罢。即使我们不讨论俾斯麦和希特勒的关系问题，当时
的德国也有特殊情况：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
国家，奥地利而不是普鲁士是德意志民族的领袖。俾斯麦正是用铁与血，在隆
隆的炮声中将奥地利赶出了德意志帝国（现在奥地利还是一个独立的日耳曼国
家），击败法国，实现德国的统一，在此基础上才开始统一的德国的建设。当
最正统的奥地利被清理出德国范畴的时候，不知道这是新权威还是旧权威；当
德国军队在巴黎凯旋门示威的时候，不知这能否算和平变革。奥匈帝国垮台
了，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亡于英国人之手，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方获
独立。请注意印度是在１９４７年独立的，不是在１９３７年独立的，换句话
说二战摧毁英国的力量是印度独立的根本原因，是全人类的鲜血免去了印度人
民的流血。笔者看到的大帝国改良成功的先例只有彼得大帝的改革勉强算一
例。不过，当时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不过六七十年，彼得的改革不过是曾国藩似
的表面文章，并没有触动俄国的根基，当他的子孙开始改革农奴制时，我们见
到的就是一个崩溃的帝国。最关键的是，彼得改革时俄国还处于大规模对外扩
张期，彼得通过对外战争占领了彼得堡等波罗的海出海口。等到叶卡特琳娜二
世征服波兰和克里米亚半岛后，俄罗斯的大规模对外扩张才告一段落（严格
说，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征服中亚后，俄的扩张才告结束）。这样的案例不也
是流血的案例吗？不过流的是弱小民族的血，不是俄罗斯的血罢了。
　　其实，我们从系统的角度看问题，将大帝国改革视作水库泄洪，也许历史
的面目就更能澄清。帝国初期，社会矛盾并不尖锐，社会压力不大；在帝国中
期，虽然有一定的社会矛盾水位，但还在可拯救的范围；在帝国末期，由于长
时间的矛盾积累，社会矛盾水位已经很高，整个社会就面临危机。相应的，社
会改革就是一个释放社会压力的过程，如何释放压力成为任何一场改革都不可
避免要应对的局面。从理想状态上说，维持大堤安全，逐步开闸泄洪减小压力
无疑是最好的结局，但这样一种情况在１９８０年代前从未发生。一个社会的
水库为四道大堤，即对外扩张、统治集团内战、异族入侵、底层暴动所包围，
如果我们想要平稳改革，就必须确保四道大堤无一缺口，然后再慢慢泄洪，只
可惜理论书上的论证却没有历史经验的支持。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发现社会水
库决堤往往是先从对外扩张开始，到一个政权还能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时，这个
政权往往会先选择对外扩张；当对外扩张不能进行时，如果这个社会结构有足
够强大的地方军阀和诸侯，社会动乱往往表现为统治者内战，这就是我们看到
的中国春秋战国、欧洲的贵族、日本的诸侯间的争斗。这个时候，我们读到的
农民革命就少得可怜，整个春秋仿佛就一个跖，日本更是诸侯间变换大王旗，
最后的明治维新还要依靠长州、萨摩等藩的诸侯武士来推翻德川幕府。即使在
大帝国时代，如果皇帝决策错误造成有强大诸侯的局面，往往也先发生军阀内
战而不是农民革命，如汉之“七国之乱”，晋之“八王之乱”，唐之“安史之
乱”等等都是例证。如果没有对外军事扩张和军阀混战，最后发生的往往是底
层社会的暴动和／或是异族的入侵，如中国两三百年一次的朝代更迭，印度两
三百年一次的异族入侵（很奇怪这个民族总是通过异族入侵来改朝换代，没有
农民革命建立新王朝的例子，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许正是这个民族特性
的体现）。
　　当然，这是一个经验公式，并非每次变革都遵循这样一个秩序，但它在大
多数情况下还是适用的。当我们应用水库模型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容易解释。
从力学的应力理论来说，大水总是从大堤一个缝隙冲出，缝隙越来越大，最后
造成整个大堤的决堤。千里堤防，怎么可能没有缝隙？一个社会缝隙的形成需
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它在初期需要一定的合法性资源或说处在社会的盲
点区才能形成。简单地说，某个缝隙的形成的概率大小与缝隙所拥有的合法性
资源大小成正相关关系（当然缝隙的形成并不唯一由其合法性决定）。对外军
事扩张，极端民族主义是一个社会最不容易为社会所识别反而为大众津津乐道
的缝隙，上层下层都极容易陷入军事胜利和对外掠夺的喜悦之中，而且对外扩
张所获得利益可以使一个国家内部利益调整的麻烦，造成所谓一致对外的局面
，这就是我们看见一个政权往往首先选择军事扩张的原因。当帝国已经扩张到
饱和极限，对外只能采取防守态势后，已不可能通过“以外补内”的方法回避
艰苦的结构变革时，社会矛盾造成的社会缝隙往往发生在内部的诸侯和军阀之
中，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在一定的合法范围内积聚起可以动摇现政权的力
量。在帝国治理较好没有给统治集团内部的窥视者留下空间的时候，民间的造
反者和异族的入侵者则会乘机起事。由于造反往往都需要一定的力量，我们可
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往往采用宗教的形式，因为这是农民平时可能在
官府眼皮底下合法建立一套组织的唯一方法。要是没有组织，这时要么有异族
入侵，要么是社会情绪累积到极点而处于雪崩的临界状态，从而一呼百应，造
成社会秩序的解体，如秦末的陈胜起义，１９１７年的俄国二月革命等。
　　萧先生的改革要是能实行，最高统治集团必须在改革过程中防止任何决堤
的发生，但这是可能的吗？至少在公元１９８０年以前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虽然理论上不能证明，但历史事实已告诉我们统治集团手里的资源是有限的，
他们所能采取的措施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这里防住，那里就决堤了。笔者不
怀疑统治集团全力以赴总能堵住某道大堤的决口，但要防范所有的缺口却不是
已经腐败的统治集团力所能及。萧先生看见了革命的危害，以为只要把激进主
义骂倒，把革命防住，天下就万事大吉，却忘记防止革命的措施往往会为腐
败，为极端民族主义，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野心家或者一段时间不为统治者注意
的民间组织打开方便之门。历史上的例子不说，就以萧先生为例，前几年萧先
生不也高喊用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吗？萧先生现在亡羊补牢，大力反对民族主
义，效果如何虽不得而知，但却让人不得不问：连萧先生这样坚定不移地维护
现存秩序的权威主义者都会犯下鼓吹动乱，为战争打开方便之门的错误，那萧
先生的权威主义观点又如何让我们信服呢？在笔者看来，萧先生犯下此错误并
非偶然，而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真空，萧先生
这样的人或许可以在矛盾的价值观中怡然自乐，但一般的民众不行，他们需要
信仰，需要完整一致的价值观，而这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萧先生也正
是看到这一点才会在前几年鼓吹民族主义的。现在萧先生反对民族主义，在漫
长的改革时间里，萧先生又打算用什么来凝聚人心？更何况纵火容易灭火难，
萧先生以及余英时等现在极力反对也未必有用。不过萧先生比余英时强，萧先
生还有检讨自己错误的勇气，这令人肃然起敬，比起大骂新“纳粹运动”却从
不检讨自己鼓吹保守主义和新儒学从而对这场民族主义运动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的余英时强多了。
　　历史可以创新，最近这二十年和平的改革例证已经很多，表明人类历史已
经走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但是俄罗斯、印尼这两个大国的情况向我们揭示大
国变革凶险无比，并没有萧先生设想的田园牧歌，尤其是印尼的情况恐怕更给
萧先生泼一盆冷水，因为苏哈托正是萧先生理论的最好实践者。笔者对俄罗
斯、印尼人民深怀敬意，从不敢自以为高明对两国政治家和人民横加指责，因
为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台湾、韩国等国还可以通过大规模对美出口这种新时代
的和平“对外扩张”从而利用外界资源来回避或减弱内部利益调整的痛苦的
话，俄罗斯、印尼这种大国就得自己吞下结构调整的苦果。当萧先生批评戈尔
巴乔夫、叶利钦的时候，请萧先生不要忘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大帝国
未经战争而走向民主，就像当批评者批评一个医生给一个晚期癌症病人截去一
条手臂给病人带来巨大痛苦时，我们提请批评者注意在此以前的类似手术中不
是病人死了，就是病人的四肢都给截去了。至少在欧洲的那场大风暴中，欧洲
唯一生存下来的旧政权——米洛舍维奇政权给南斯拉夫人民带来的灾难大家有
目共睹。
　　萧先生的诚意无人怀疑，萧先生的拳拳赤子之心也令人敬佩，但萧先生能
否先回顾人类两千年来的诸大国改革史再来“告别浪漫主义”？
　　最后，在辛亥革命９０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向戊戌诸君子、向辛亥
烈士们致敬！

〖“问题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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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　野蛮爱国法　◆

　　　　　　　　　　　　　　　　　　　　　　　　　　　　　·刘洪波·

　　小时候老听到“气炸了肺”这个说法。经常的情况，是揭发出了一个什么
谬论，要请工农兵出来用朴素的感情加道理批驳，从批驳的发言看，似乎“气
炸了肺”的居多。
　　因此，小时候我有一种误见，以为肺是专门用于生气的，而且容易炸掉，
不过炸掉了也不要紧，过一段时间又会长还原，然后再生气地炸掉。
　　后来知道，肺是很紧要的器官，炸掉了肯定是生命不保。当然，就此也算
是知道了所谓“气炸了肺”，不过是表达“无比的愤怒”而已，并不真正要炸
掉的。但愤怒达到了非得以“气炸了肺”来表达的程度，难免会做出一些丧失
理智的事情来。
　　如今想起来，那些发表了谬论的人，既然把很多人的肺都气炸了，那么关
上几十年，大概也属于“平民愤”的必然举动。因为气炸了肺，所以五迷三
道，激于义愤，冲冲杀杀，文斗武斗，也自然不在话下。

　　回想起来，那时容易使人气炸肺的事情，主要有几个，一是破坏毛主席文
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二是对妄想复辟，三是里通外国、崇洋迷外。破坏毛主
席的部署，就是反对国家；妄想复辟，就是不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里通外
国，就是卖国主义。所以照现在的观点来归纳，这些特别让人生气的事情，都
属于不爱国。对这些不爱国的行为，爱国者把肺气炸了后，斗争起来是“不能
温良恭俭让”的。

　　龙应台曾有文章，问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而在我看来，中国人实在是太
爱生气的，至少从近代以来，生气乃至于炸了肺的情况真是不日有之。龙应台
要人生气，大抵是以为生气有利于解决冷漠症。我看到中国人一旦生了气，血
倒是热起来了，却是沸腾到理智不能保持的程度，对于国家社会的冷漠，又代
替为不负责任的野蛮破坏。

　　鸦片战争期间，两江总督裕谦上奏道光帝，他活捉了两名英兵，“先将两
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留作奴才马缰，再行凌迟枭示”。裕
谦后来因镇海陷落，投水而报国。论大节，裕谦算是做到了忠臣死节的。然
而，看细节，他将英兵活捉后剥皮抽筋做马缰，然后再枭首示众，这种气炸了
肺的行为，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呢？
　　野蛮可以走向文明，但耽于野蛮型的义愤而不自知，则必然会走向愚昧。
气愤可以冲毁理智，而理智丧失必然使人失去探究是非的愿望，以图以一时痛
快将义愤平息。轰轰烈烈的具有反帝救国倾向的义和团运动，演化为一场“杀
洋人，沉洋船，焚洋货”的排外运动，演一场“向世界宣战”的反文明闹剧，
一场给民族带来巨大不利后果的悲剧，是手段的野蛮化导致愚昧压倒理性的例
证。红卫兵以“砸料狗头”的痛快劲来清算封资修黑货，结果不仅清除了一切
历史文化，而且以另类方式走向思维奴化，是野蛮爱国走向害国的另一个例证。
　　十几年前香港导演李瀚祥的电影《火烧圆明园》上映。那时我还在大学读
书，电影展现出中国士兵与民众在国难面前的巨大惨痛，使人悲愤莫名，但我
注意到大学里观众仍然难以摆脱“气炸了肺”的套路，当英法代表与清政府代
表战后进行和谈时，僧格林沁这个王爷外交上毫无措置，连话也说不成句，却
以一身勇武将英国谈判代表推入水池中作为爱国的表现，这个细节是否有历史
依据，我直到现在仍然没弄清楚，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电影场上发出多么畅
快的笑声，好像这一掌出手足以抵销圆明园被烧和两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好
像这种玩劣的行为有助于痛苦的舒解。
　　每当面临民族与国家的巨大挑战时，如僧格林沁一般玩野路子，如义和团
一般玩粗路子，如红卫兵一般玩鄙路子，仿佛都可以得到喝彩。只要肺气炸
了，那么不负责任的叫嚣，自杀式的嚎叫，不虑后果的妄动，就声音越高越像
是爱国，然而这种爱国也往往最容易在复杂局势面前最先泄气，如同僧格林沁
王爷在外交折冲中放弃争取利益的努力而举手投降一般。
　　靠野蛮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爱国态度，来表明自己的报国热忱，无论是因为
气炸了肺，还是因为对自己处理复杂态势能力的绝望，并不能带来国家和人民
的利益，而只能使国家和人民受损蒙羞。

〖“问题与主义”〗

　　　　　　　　≌≌≌　　　　　≌≌≌　　　　　≌≌≌

　　　　　　　　　　　　　　◆　也谈情结　◆

　　　　　　　　　　　　　　　　　　　　　　　　　　　　　·文　广·

　　曾在网上读过一篇文章，说西方学者发现了一种“情结”（名字怪怪的，
忘了）。这种情结是说人质会爱上绑匪，尤其是在强盗恶棍等稍微显示出一点
人性，说了几句好话后。患上这种“情结”的人质会在法庭上为曾经强暴过他
们的绑匪辨护，有的姑娘甚至表示要等着绑匪出狱，以托付终身。
　　该文是分析为什么海外众多学生、学者在江泽民来访时是去欢迎而不是去
抗议，说有些是为了大使馆的红包，但很多是真心去欢迎。该文作者设想这些
从大陆千辛万苦跑出来的人是患上了这种“人质爱绑匪”情结。
　　在老一辈中，我确见许多表现和此情结类似。有一个小学教师，其父在土
改时被镇压，自己背着这样的成分，在共产党几十年的运动中受了无尽折磨，
退休后又是地方财政不景气，工资时有领不到，要不是儿女救济，温饱医药都
无法保证。但其听“政府工作报告”的热情，看“新闻联播”时的激动，却令
其儿女难受。儿女们给其分析、讲事实，冷静一会儿，但看几天电视报纸后又
会唠叨起党的光荣毛的伟大来。这种情结，和西方的“人质爱绑匪”有类似的
地方，在惧怕和奴役宣传中生活的太久，情感被异化了。
　　但我想现代海外学生学者们既然投奔到西方花花世界，自然要精明的多，
不大容易感染上这种“人质爱绑匪”情结。而另一种情结对海外才子们要实在
些，那就是网上闻人王伯庆君曾经盘算过的：“回国去，勾结官府、联络奸
商、伙同刁民，趁改革开放之际大捞一把”。那些摇着小五星红旗，以灿烂笑
脸欢迎“江主席”的海外华人中，有些是真心期盼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
强的；但内心中隐藏着这种“投靠发财”情结的，也不会没有。
　　对强盗恶棍巧笑倩兮的人中，还有一种情结让人目瞪口呆，叫“投怀送
报”。这是从台湾的大学者李敖那儿来的，他对台湾选民们说：一个美女被大
恶棍看上后，最好的办法是“投怀送报”，骗取恶棍的存款、再掏空恶棍的身
体，使恶棍早死然后自由从良。
　　明知是恶棍，还要投怀送抱，李大学者的算计，想起直恶心。而且，你算
计得过恶棍吗？恐怕没等你掏空恶棍的身体，恶棍早已将你糟蹋的不成人样；
还没等你将钱和存折编到手，恶棍早已把你打入冷宫或地牢，去霸占其他良家
妇女了。
　　连海外知识界都有众多“热爱者”、“投靠者”、以至“投怀送报”者，
难怪共产党领袖们是越来越气壮。现在是不用你提六四，江泽民会道给你听其
处理六四的英明正确；不用你提独裁，朱熔基会给你讲授“腐败和一党专制无
关”。
　　这样下去，该轮着李鹏袁木等写六四回忆录了。如果那时李敖大学者已投
怀送报过去，还得宠未被打入冷宫的话，是可以争争作序写跋的荣耀了。李敖
不是早就帮过腔：“共党处理六四是对的”吗。
　　不知李敖等为何在共产党强权面前如此奴妾像，看来是算计过了头。但在
这些聪明渊博的算计中，缺少一些根本的东西：良心和正义。
　　中国人民最大的一次民主呼吁——六四——过去已十年了。邓小平的坦克
碾碎的，不仅是学生的帐篷和民主女神的塑像，还有大陆的整个人心；随着六
四硝烟散去的，也不仅是十里长街上的学生和市民，还有社会的正义和良知。
　　十年过去了，整个社会无道德使统治阶层的独裁腐败愈演愈烈。看看黑箱
里暴露出来的贪污案，从万、百万、到百亿，是以什么样的级数在增长！贪官
的级别也从县长、专员、升到省长和国家领导人。被黑箱捂住的，更不知多少。
　　贪官敢贪，奸商敢干：四川新建綦江大桥垮掉；湖北省巴东县三峡移民工
程——２０９国道全线“豆腐渣”；钱塘江防洪工程重点基础沉井灌进的是烂
泥而不是水泥；北京的脸面——新火车站严重质量问题；……，太多了。——
愿回国“投靠发财”者，若抢得一两个项目，在打发掉官府奸商地痞流氓后，
还能管好你的工程质量。
　　苦难的是人民：工人因拿不到退休金游行，招来的是军警；市民因取不到
储蓄的钱抗议，招来的是军警；农民因层层收费太多抗议，被逮捕、判刑；
“法轮功”遭镇压，“民主党”被判刑。——愿“投怀送报”者，若在“人
大”“政协”封到一官半职，配合共产党镇压时，不要太狠。
　　十年过去了，良知和正义不在，使人心羡慕的是横行腐化的贪官污吏，瞧
不起的是流浪打工的农民和贫困下岗的工人。剩下的真诚善良的民众，无可奈
何只好忍受。也难怪“法轮功”能在昼夜间席卷千百万信徒，李洪志的“真、
善、忍”远比江泽民的“三讲”更切合社会实际，贴近苦难民心。
　　滚滚红尘、滔滔人生，在大陆倒是有身家性命之忧，但海外众才子们尤其
是网上诸君，何苦还有这种种投靠情结，何不珍惜自由身，用你们的才气和文
笔，为苦民们呼吁几句。
　　王朔感叹抗日战争打了八年之久、说：汉奸太多了！当我们的后代问起：
六四为何几十年才平反，腐败专制为何能统治如此之久？回答会是：才子们投
靠的太多了。

〖摘自《华夏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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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报道°

　　　　　◆　河南法警执行公务遭毒打　公安局竟然不立案　◆

　　在河南濮阳，法警依法执行公务，竟遭数十名歹徒暴力毒打，执法证件及
警服、手机、扣押财产被抢走，执行行为被迫中断。这一切不仅发生在大街
上，还发生在刑警队的办公室内：当着刑警的面，法警竟被打跪在地。更令人
难以置信的是，面对法律被亵渎、法警的权益被无端侵害，当地公安机关却
“不予立案”。而法院申请复议时，对复议作出决定的仍然是原受理单位。记
者问及此事，当地公安机关只有一句话：“弄错了。”

◇　法警执法遭遇暴力　证件被撕警服被扒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３日，由于河南省濮阳市益豪摩托车有限公司（下称
益豪公司）拒不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郑
州尚乘摩托车经销有限公司（下称尚乘公司）的申请而决定强制执行，依法扣
押在诉讼阶段保全的豫Ｊｕ２９９９９号奔驰６００汽车。
　　是日上午８时３０分左右，在濮阳市经济开发区黄河路西段，管城区法院
执行庭副庭长马新平、法警王同和等人发现那辆被保全的奔驰汽车，即将该车
拦截，并依法出示执行公务证、民事裁定书和扣押清单，要求司机配合执行。
司机任敬义在接收法律文书的同时，将奔驰汽车熄灭，锁定密码。执行干警尽
管掌握了汽车钥匙，但前后发动半个小时有余，仍未能将该车启动，而任敬义
始终不告知启动方法。
　　执行干警在启动汽车时，任敬义看到益豪公司职工路过执行现场，遂呼
喊：“赶快到公司叫人过来！”见此情形，执行干警当即向管城区法院汇报，
管城区法院即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联系，请求省法院协调濮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前往配合。
　　约有十几分钟后，益豪公司数十名职工和保安将执行现场围住。这时，任
敬义气势汹汹地叫嚣：“给我打，往死里打！”益豪公司的保安和职员立即将
执行干警分隔围住殴打。其中，任敬义抓住马新平的衣领，当胸就是几拳，接
着几名职工围追马新平殴打不停。与此同时，还有几名保安围住王同和拳打脚
踢，将王打翻在地后仍狂打不止。其中一名歹徒朝王的下身跺了几脚，另一名
歹徒手持斧头还往王的头上劈去，但被躲过。尽管这样，任敬义仍不解恨，厉
声又喊：“把他的老虎皮给他扒掉，公务证撕了！”于是，几名暴徒又冲上
去，将王同和不断向歹徒出示的执行公务证撕毁，又将王的上衣警服扒掉，手
机抢走。随后，任敬义将奔驰汽车启动，让几名歹徒将王抬到车上，飞奔而
去。几分钟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开一辆警车赶到，将马新平等解
救到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任敬义还不肯善罢甘休，又带领一帮人赶到濮阳中院，将他的西服脱掉，
领带解开，手机交给手下人，向濮阳法院执行庭的同志谎称：“我的胳膊被他
们打断了，西服、领带、手机还有口袋里的５０００元钱被他们抢跑了，他们
法院的人简直是一伙强盗。”

◇　刑警面前再度行凶　法警竟被打跪在地

　　上午１０时许，也就在河南省和濮阳市两级法院就此事积极组织救援时，
被殴打导致昏迷的王同和，由益豪公司十几名保安和职工“押送”到濮阳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办公室。在这里，任敬义等人不仅无视王同和的伤痛，反而恶人
先告状，诬告身着警裤（上衣警服已被抢走，不知去向）的王同和是“抢车歹
徒”，并当着公安人员的面又对王一顿拳脚，勒令王跪着承认抢车。当清醒过
来的王同和断然反驳，任敬义等人遂上去朝王腿上连踹数脚，将王强行踢跪在
地板上。直到王同和向公安人员讲明身份后，这伙人才停住手脚，值班人员知
道王同和是法院干警后，忙把他扶起来。
　　刑侦支队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取得联系后，马新平和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执行庭赵某等人迅速赶到刑侦支队，在马新平请求刑侦支队给予配合，缉拿
任敬义等凶手时，公安人员解释说，他们把你们的人送到后就走了，我们一时
无法寻找，你们赶紧把受伤的人拉到医院治疗。
　　就在王同和被送到医院后，任敬义又带领十几个人赶到医院，意欲行凶。
因王同和在接受抢救，经医护人员极力劝阻，任敬义等人未能得逞。但是，他
们并未善罢甘休，又把将王送到医院的尚乘公司董事长尚五成等人殴打一番，
打得尚五成等人躲在医院办公室不敢出来。
　　当日上午，考虑到医院门口仍不时有几十人在走动徘徊，为安全起见，法
院请医院派救护车将王同和送到郑州。下午２时４８分，在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警车护送下，救护车把王同和拉至郑州住院治疗。经会诊，王同和的伤势
为：颅外挫裂伤，下身睾丸浮肿。其他两干警身上亦有体外伤。
　　耐人寻味的是，事发当日，濮阳市公安局１１０指挥中心收到了两条与此
事相关的报警记录：一条是自称是某油厂的人用手机报警，说郑州法院的人到
益豪公司扣押车子，要求派人挡一挡，但１１０答复说法院执行案件，只要手
续合法就应积极配合，不能妨碍法院执行。对方闻言即挂断了电话；另一条报
警的声音中夹有污言秽语，还称“就说他们是假公安，是来抢车的”。显而易
见，当时的歹徒已知道其行凶对象是法院执行公务的干警。

◇　抗法歹徒所在的公司　“抗法事件与我无关”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河南多家新闻媒体对这起暴力抗法事件予以公开报道。
之后，社会各界反响非常强烈，纷纷要求严惩凶手，维护法律尊严。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也迅即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迅速查明事实真相，妥善处
理此事。
　　但在１２月初，益豪公司向各新闻媒体专送的署有其法人代表张雪芝名字
的《案情简介》中称，益豪公司对１１月２３日发生的情况“一概不知”，他
们（管城区法院）来执行时既没有通知益豪公司，也没有到益豪公司来执行，
连益豪公司的大门都没进。而是在阴天大雾的情况下与案外人任敬义在路上发
生冲突，报纸上所登载的经过即便是事实与益豪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
　　与“简介”一起送至的还有“案外人”任敬义到管城区法院的《控告书》。
任敬义指责管城区法院个别工作人员“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殴打无辜者”。

◇　当地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日，管城区法院以“任敬义等人的暴行已涉嫌妨害公
务罪请警方缉拿凶手”为由，向濮阳市公安局报了案。
　　２００１年１月３日濮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在对这一案件的汇报材料中
称：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日１６时，我局接到马新平报案，说他们在濮阳
　执行公务时遭任敬义等人殴打，致使公务无法进行，要求我局立即缉拿凶
　手，并对其依法严惩。次日上午１０时，我局又接到任敬义报案，称他遭
　到管城区法院工作人员抢劫，要求依法对抢劫者依法严惩，并公开向他们
　赔礼道歉。接到报案后，我局谢局长深感案情重大，及时向市公安局、市
　委等上级领导进行了汇报，市政法委张炳如书记、市委徐教科副书记批
　示，要求我局立即对此案展开调查。我局根据双方所述，针对本案焦点
　——任敬义是否具有妨害公务行为，管城区法院工作人员是否具有抢劫行
　为展开调查。现已将案情基本调查清楚，结果如下：

　１、马新平、王同和等人是受其所在法院指派来濮阳执行公务的。
　２、任敬义不是益豪公司的员工。任敬义原属益豪公司员工，后任敬义于
　　　２０００年９月设立濮阳市益龙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任经理，该公司
　　　代售益豪公司产品，但与益豪公司无隶属关系。
　３、豫Ｊ－２９９９９号奔驰车属李林会私人所有，该车应不在法院执行
　　　之列。
　４、该奔驰车系李林会于１９９９年５月抵债于任敬义的，由任敬义使用。
　５、管城区法院来濮阳执行未到濮阳各级人民法院请求协助执行。
　６、王同和在执行过程中，被殴致伤的法医鉴定结论为轻微伤，任敬义在
　　　此过程中手臂也受伤，但其伤情未经法医鉴定。就二人伤情何人所致
　　　问题，我们走访了在现场植树的市园林处职工和益豪公司职工，因无
　　　人作证无法查清。
　７、在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城法院实习生周某先朝任敬义踹了一脚，
　　　其后本人亦被任敬义一方人员殴打。
　８、在扣车过程中，是否出示证件及相关的法律文书，马新平与王同和陈
　　　述不一。任敬义予以否认。
　　　综上所述，我局认为该案不宜立为刑事案件，理由为：第一，该案不
　具备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任敬义具有妨害执行公务的故意，
　且管城区法院执行对象错误；第二，该案不具有抢劫行为；第三，王同和
　伤情为轻微伤，任敬义伤情轻微，该案不宜按伤害案立案。
　　２００１年１月８日，濮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
告知管城区法院：你提出控告的任敬义妨害公务案，我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
罪事实，依法决定不予立案。

◇　当地公安机关的复议怪圈　自己复议自己

　　对于濮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的“通知书”，管城区法院负责人说：“我
院认为，该公安分局决定不予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
　　这位负责人说，有无犯罪事实，是靠证据来证明的，法律规定，证据有多
种，这包括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法官作为执法主体，其对执法经过的陈
述，本身就是证据，而且法官的言词证据的证明效力不同于普通言词证据。更
何况没有相反的证据。除外，还有很多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
　　这位负责人接着谈到：我院干警在濮阳市开发区依法执行公务，遭到任敬
义组织的不法之徒的暴力伤害，有在执行现场数以百计的围观群众所看到的任
敬义等暴力殴打执行干警的惨痛场面；有路过现场询问的公安执勤巡逻车的几
名公安人员可以佐证；有任敬义等人无视王同和伤痛，将王押到濮阳市刑侦支
队，当着公安干警的面殴打王的情景；有刑侦支队人员和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人员及马新平驱车到益豪公司寻找警服、手机、公务证的事实经过；有任敬义
等人到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大闹法庭的事实；濮阳市公安局１１０报警指挥中
心的录音；法警王同和的伤情鉴定；申请执行人尚五成的证人证言等等。任敬
义妨害人民法院执行公务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后果是严重的，该案已被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列入典型的特大暴力抗法事件。我院认为，任敬义等已涉嫌犯
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在当前人民法院执行环境异常恶劣，屡遭地方
保护主义暗算的情况下，我院希望公安机关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此案
件作客观公正的处理。
　　对于濮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的那份“汇报材料”，管城区法院难以认
同。该院负责人告诉记者，首先，我院执行人员当天是在执行公务，这一点已
被“汇报材料”认定；其次，关于“不能认定任敬义具有妨害执行公务的故
意”的结论是草率而盲目的。２０００年９月１日，任敬义曾以益豪公司董事
长张雪芝朋友身份到管城法院与马新平、王同和协商执行之事。其明知是法院
依法执行公务，依然唆使不法之徒以暴力阻挠法院执行，怎能说没有犯罪故
意？再次，该“材料”说任敬义驾驶车辆是因为李林会已把该车抵账给他，这
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该车已被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在采取保全措施时，该车无任何“抵
账”式产权转移事实。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被保全的车辆所有权不应也不能转
移。况且，被保全车辆自始至终未向法院提出异议。在法院财产保全裁定未经
法定程序撤消之前，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任何人不得阻挠、妨
害。最后，“汇报材料”中所说我法院执行对象错误，这一说法既不严肃也没
有法律依据，因为法院执行是否有误，须经法律有关程序确认，而不是由公安
部门认定，公安部门无权认定法院执行对象是否有误。上述情况，我院报案材
料已详列，不知公安机关因何视而不见？

　　１月１６日，管城区法院对濮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的这一不予立案决
定，向濮阳市公安局申请复议，请求依法撤销该决定，严惩犯罪分子，以维护
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半个月后，管城法院得到答复：不予立案。但《不予立案通知书》却仍是
由濮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决定。理由同前。
　　管城法院是向濮阳市公安局申请复议的，而对复议作出决定的单位却为何
是濮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３日，记者赴濮阳市公安局采访该局法制科科长王占平
说，是他们（濮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弄错了”。当记者询问是怎么弄错
了及如何认定任敬义没有妨害公务时，这位刚调到濮阳市公安局尚不满一月，
当时的案件承办人却借故离开，不再露面。
　　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执行车辆的权属问题是引发此次事件的祸
根”这一说法。当地主管政法部门负责人也说：法院执行时存在问题。

◇　强制执行申请者尚乘公司　“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

　　“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尚乘公司董事长尚五成获知不予立案的有关情
况后，怒不可遏。他说：我当时在执行现场不远处，亲眼看见了益豪公司的员
工和保安殴打执行人员的暴行，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至于任敬义所说他不是
益豪公司职工，所驾车辆是李林会抵账给他的更是自欺欺人，因为任敬义不但
曾是益豪公司职工，而且其所办益龙公司也是益豪公司的子公司，这一点从益
龙公司在工商局申请执照时所出具的有关材料上就足以证明。况且，不论任敬
义是何方人氏，其组织暴力抗法行为就要受到国法严惩。另外，如果真如任敬
义所说，他受到拦路抢劫，那么，从抗法事件发生一直到报案之日，在这中间
长达十几天的时间内不去报案，为何选择马新平伤情转好即去报案的次日才去
报案？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河南商报》供稿《南方都市报》。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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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讨论°

　　　　　　　　　　　◆　自由之路无坦途（下）　◆

　　　　　　　　　　　　　　　　　　　　　　　　　　　　　·邓　广·

●　“今天与昨天有何不同？”

　　经过九十年代头三年的沉寂与失语，中国社会的各基础力量调整着自己的
位置：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分野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欢呼市民社会的扩
展和大众文化难道不是“进步”吗之类的话，无异于甘做“幸福的奴隶”，亦
或是表现出知识上的贫困。商品生产和技术，新型利益集团和旧有意识形态话
语体系对大众的控制，造成中国人民深刻的精神分裂症，并延宕了社会演化的
进程。商品生产和技术统治作为启蒙理性的合理结果，表明“现代性统治”有
多种面孔和多重后果。“自由”、“个人”、“民主”、“公正”等价值理念
应既包含对前现代宗法共同体社会的批判，也包含对全球资本主义内鄯化现代
性统治、大众文化的批判。另外，社会与国家的各自演化和互动间的具体情况
不是自然过程，其间必然有种种结构性、利益性、偶然性的缺失，这些也都在
“进步”之外，需要常深入进去，详加辨析与批判反思。
　　令人遗憾的是，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发展轨迹与此不同，在“告别革
命”、“告别乌托邦”、批判激进理想主义的先声中形成了一套广有市场，代
表着新兴资产阶级，无视十几亿平民的保守主义话语体系。又由于地方与大城
市学术的不平等发展，传统经院哲学的国家主义背景，媒体与学院政治的消极
面使大陆学术界结构性畸形发展。全面深入地探讨恐怕不是我们有限的篇幅和
写作者的学术洞见所能达到，这里只能就相关问题做简约化地可能并不恰当的
批判。这个话语系统有一个保守主义理论话语为基础，表现为具体的保守主义
历史话语、保守主义文化话语、保守主义政治话语，它们的方方面面并非彼此
完全协调，更非什么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毋宁说更多是一种约定俗成或心照不
宣的情绪，也正因为如此，它反倒更能形成某种四面呼应，八方笼罩的文化氛
围。有人估计，这种保守主义将成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主导意识形态，
如果说顾准的独立思考为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面子，那么九十年代中
国知识分子恐怕只能带着羞辱封存于史册。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话语极大遮蔽
了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八十年代具体历史事件、对于阶
级和许多具体相关历史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
　　当１９９５年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为重新发现伯林关于两种自由的
论述而欣喜若狂的时候，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可以为其辩护的合
法性判据——他们忘记了甘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读书》上发表的两篇
文章《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自由的敌人：真善美统一说》。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最应该反思积极自由的岁月没有反思之声（九十年
代最初三年），而在最应该警惕消极自由之时大唱积极自由的挽歌？与九十年
代初的沉寂相比，现在的喧嚣显然是拾了自由的余唾。但中国大陆的知识界似
乎以为这些自由已经很充分了，而没有更大的嗜求，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获得了
优越于普通民众的社会经济地位，还是怕过多的要求会危及自己现在的既得利
益。这里我只能提醒他们注意江泽民同志对世贸组织说的一段话：中国在三
年、五年、十年内分别开放音像、传媒、出版市场。与其说这是一种开放的姿
态，不如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易手与大众传媒、消费主义和全球资本主
义文化的统治。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之所以在双重挤压面前依然能气定神闲，
无非是找到了吃饭的生计；但同样因为害怕丢掉吃饭的生计，做一名犬儒主义
者便是其交换条件。
　　九十年代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该清理队伍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主义？一条值得强调的底线是：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
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否定卢梭，更拒绝以中
国传统之名或九十年代消费主义大众文化之名否定西方启蒙以及中国“五四”
以来的现代性传统，拒绝以王朔、王蒙来否定鲁迅、闻一多。自由是为了高尚
的道德目的可以做一切事，还是允许存在不受他人强制的行为和思想偏好，其
实并不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亦或只是个假问题。如果说九十年代
头三年中国知识分子群被其特有的政治迫害恐怖症所威胁，那么九十年代中期
对“两种自由”的青睐是其身份地位转换的结果，从而演变成革命恐怖症。大
部分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官的帮闲，商的帮忙，只有极少数几个
人自觉站在民间或人民的立场上。
　　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的想象中染上了激进理想主义的色彩。其实，八十年
代是妥协与共谋的时代。不说其主流思想家李泽厚哲学与中国式教条主义哲学
有着多么亲和的关系，也不说许多八十年代的行动者多么渴望成为权力的拥有
者；“十分明显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启蒙主义话语已经开始沿着自由的逻
辑展开：看似下滑，实则突进——‘钱是好的’，‘性是好的’——赚钱和功
利主义纳入到人性和人文主义之中”（韩毓海语）。两种自由的重新发现也不
是对于法国革命或“托克维尔突出地强调了所谓‘民主’并非只是一个政治范
畴，而同时甚至首先是社会、文化、习俗、家庭、婚姻以至知性活动方式、感
性生活方式，及基本心态结构等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范畴。他特别敏感
地指出，民主将永不会在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就停步不前，而将成为对现代人
和现代社会的永无止境的挑战过程。他说‘难道谁会认为，民主在摧毁了封建
制度和打倒了国王以后，就会在中产阶级和有钱人面前退却？’”（甘阳语）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应有什么疑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站在“五四”启蒙
运动一边，站在八十年代思想启蒙一边同时批判其内在的不彻底和思想混乱性。
　　简单地把革命等同于极权或得利集团而不是人民群众，而这种所谓情感司
理智的背反可能会使自由主义者很痛苦。说到底，两种自由新论在中国的意义
与伯林提出的意义并没有太多关联，真正的关联是中国传播者们的身份与地位。
　　关于两种自由的话语遮蔽的另一问题是由秦晖教授最早提出来的，中国现
在不是缺少自由主义的理论，而是缺少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实践者。“‘消极’
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
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
自由主义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中国的两种自由论
者显然代表了市民社会的主体的意见，他们希望不参与执政的权利，而拥有其
他的平等权利，过平等的生活，平等地发财，平等地享乐，平等地从事职业，
平等地居住，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积极自由既然不被允许，也极易造成事
与愿违的效果，而没有什么直接的实惠，反之对许多人并不觉得缺少了什么。
社会生活“过度私人化”也使消极自由兴盛，使越来越少的人为乌托邦理想牺
牲，现世的幸福，使更多更多的人以现实主义的名义放弃一切理念。因为“革
命后的厌倦，激情的衰退，以及那么多的高尚理念与那么多的巨大希望之被滥
用，都已经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极端：在以为我们能把自己造成新人以后，我们
现在觉得我们根本无能改造自己；在过度的自高自大以后，我们现在又陷入过
度的自哀自怜；我们曾经以为我们无所不能，现在我们则认为一切都无能为
力；我们由此倾向于认为一切奋斗与努力都是白费力气。这真是我们时代的大
悲哀，这与我们的父辈何等的不同？”（这恰好是二十世纪末的世界图景，与
十九世纪末的末世论宛如隔世。）
　　九十年代头三年中国知识界出人意料的沉寂与现实真空互为因果。可也就
在这时候，一些八十年代就跃跃欲试的“小伙计”开始对八十年代精英知识分
子的启蒙话语的话语霸权大加挞伐。这三年也是中国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年
代。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些学术新秀占据了话语中心。关于这段换场戏，韩毓
海在１９９８年第３期《读书》上作了九十年代以来最为精当的辨析：“九十
年代初文坛上后现代的饶舌，只不过是八十年代启蒙主义话式衰败到不忍卒视
的一种表征。后现代文坛小伙计们对于学院和文坛政治的热衷，体现的却是对
权力的渴望和顺从。（他们不是有话没法好好说）而是黑说白说黑白说，它之
所以在一团搅的之后直奔‘话语霸权’的原因，正在于一开始争的就是‘话语
霸权’。”其实也谈不上“争”，因为学术新锐的对手早就默不作声了，这完
全是场独角戏，有趣的是对于这批人的批评往往是不恰当或十分混乱。譬如，
张颐武被海外民主派和国内启蒙精英看成与官方“合谋”的典型，而完全忽视
其对八十年代启蒙话语的合理批判，也就失去了一次反省自身的机会。把张颐
武指认为“合谋”的典型只不过是给他带高帽子，他还承担不起，而那些真正
的合谋者早就隐在幕后。
　　不反思的启蒙主义是另一种保守主义，而不是激进主义回溯，这点尤其要
区别清楚。因为没有脱离具体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也没有可以一劳永逸成立的
理念或命题。现代性的逻辑和现实中经济环境的两重挤压给启蒙主义提出了许
多新的问题，回避是条死路。
　　张颐武们所处的学术环境——大学和研究院催化了他们一种新的文体写作
方式，这种方式与八十年代的不同可以称之为修辞学的转换。长句子、欧化句
子、从句套从句、繁复的修饰语、短小的概念语词（如“时间的种子”，这些
短语可能是中外大师文章中的个案或比喻性警示概括用语，现在被用来再度作
为能指）是这种文体的一般特征。刊行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专业性学术
刊物的文章则以宏篇巨制为多，行文多蜻蜒点水般地简短引用或转述，给人目
不暇接之感，而在这些文字的肩膀上往往有引文的标识，指向一个更为庞大的
语义场网络，所以要吃透一篇文章的含义或判断其论题的真伪往往要阅读整个
知识库中的文献。学术论文本是要求清晰，现在变得含混和似是而非，这是十
分有趣的。这种含混和似是而非是以一种多重限定词，强调句式来达到的。
　　“九十年代，一套知识生产和消费的机制正在生长和形成。学术规范是知
识合法化的喇叭。在知识的市场上，知识的消费，品牌的竞争以及资本的竞争
已经很明显。知识分子成了学者，他们沦为大学体制的配件，成为固定的齿轮
和螺丝钉，丧失灵性和性情，为了消费而自动生产更多的知识，并通过品牌去
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地位。他们忠于既成秩序，他们所忧虑的是找不到
学术时尚的韵脚。”（旷新年《读书》１９９８年第３期第３４页），这种学
者化现象既有思想上对消极自由的认同，也有以新的学术规范夺取旧有僵死御
用学术领导权的意图。可是学者们恰恰忽略了“九十年代的情况已经非常不
同，那些被八十年代视为向旧秩序迂回进攻的战术、经验、习惯、功利，已经
变成了九十年代社会整合与控制（包括将启蒙者自身体制化的社会合理化）的
理由，在九十年代，当这些战术的最真诚的发明者（包括顾准在内）也许都不
再忍心认出自己当年的发明时，学术洁癖却成了某些学者唯一的追求。”（引
文出自韩毓海，１９９８年第３期《读书》第４１页）九十年代热闹了一阵子
的“海德格尔纳粹命案”包含着学术与人生分离与结合的困扰，也体现了历史
情境错乱的症候。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否因为海氏的纳粹经历而显得不学术了，
而包藏危险思想的隐患了呢？回答应该是否。但这是否表明学者的学术可以和
他的生活、政治、社会身份剥离呢？回答也是否。其真正的原因是，海氏哲学
思想深远，甚至就包含了纳粹问题，海氏是一个极特殊的个例，并不能为九十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愚昧提供合法性依据。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现代化便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
现代化的迟到者——外发型国家，中国必须作出相当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
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结构调整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
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得
合法性和社会支持力量，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这一挑战
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于学理层面上讲，上述转型过程的顺利进行，
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避免基于原有结构的政府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
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避免因政治危机而
引起的社会失序和动乱，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政府权威因其
不具外部社会制约或因社会失序而出现的向传统‘回归’。”这两段文字是邓
正来先生发表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香港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建构
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的开头。一方面这段文字似乎与１９９２年中国兴起的
自发市民社会建构进程相呼应，另一方面它又隐隐约约指归于八十年代后期某
些知识分子行动者的社会想象。虽然市民社会的建构是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
而不必是学理上的合法性证明，但是知识分子提出自己的理想化方案和在学术
上敲敲边鼓也未尝不可，关键是从来没有什么纯学术的社会知识学考察方案，
你的学术探讨研究有无创见性往往与你对社会的理解相勾联。这样看来邓先生
的市民社会一开始便在传统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下动作，为什么必须依仗传统
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的力量呢？从苏东的演化来看，似乎并不一定如此。“基
于原有结构的政府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是否一定会引起“社会失序和动
乱”呢？避免前者是否一定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呢？这
些答案恐怕都不一定。社会应该成立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的战略思考无
疑很好，但如果这一领域的主体是新老分利集团、企业家、政客、报业集团老
总们等等，我觉得对大多数公民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所以中国在九十年代的关
键问题不是要不要建立市民社会，这种自发进程自八十年代以一直未有间断，
而是建立一个怎样的良性的市民社会，这恐怕不能在原有社会构架内达成。市
民社会中的多元主体也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价值与利益领域的诸种冲突今
天已经十分明显。市民社会中的各种价值之间乃是彼此冲突，相互抵牾，难以
调和的，因此实现某一价值几乎总是会有损于其它价值，而并非带动和促进其
它价值。诸种同等重要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可兼容性”首先就在
精英知识分子中呈现出来。１９９８年７月份《读书》杂志的“编辑手记”中
有这样的句子：“在前一期的《读书》中，我们发表了秦晖、樊纲和王希的文
章，他们对当代社会进程的理解，对于知识的意义、看法都相当歧异。”更重
要的，也是多次强调的，传统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并不是铁板一块，它的漂移
和再定位先于知识分子对其的想象性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必然面对现代性和
既得利益集团的联手挤压。
　　市民社会是西方十七世纪以来发展出来的概念，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
论。现代民主所需要的市民社会，是托克维尔提出的“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这个复数的社会指的是民间组合、民间社团，如民营企业、私立学校、独立媒
体、社区自治、教会等。这个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而且能进入政治过程的现
代民间社会似乎能，其实未必能克服两项民主的吊诡：一是民主突破了个人君
主专制，扩大了行政官僚系统，官僚系统将威胁个人自由；二是民主是多数上
述概念不同的历史际遇，不具备上述概念中的公共性格。中国今天的社会还是
一个宗法共同体式的私性社会。九十年代中国的市民社会是贪污、腐化、走后
门，是帮会、地方势力等“私”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温床，几乎一切事物皆须依
靠私人或虚拟的私人关系。在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下，公共领域，即人民或
公民共同关心的事务和关系得以充分展开的空间，几乎没有存在的余地。“中
产阶级的兴起并不必然能够促进民主政治的改革，关键在于中产阶级在哪些条
件下兴起……当前中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结构……很难发展具有公共精神的
公民意识和公共道德……未来的改革大概主要限制在行政方面；结构性的革
新，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是相当渺茫的。”（林毓生语，转引自朱学勤《从一
支烟到一本书》，《读书》１９９７年第６期第５３页。）
　　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市民社会说有如文化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说呈现着多重
面貌。同样，不是去证明财产权（私有制）姓“富”还是姓“穷”，而是如何
设计一种财产权制度（必须经过清算）保证广大平民而不是少数既得利益集团
和利益。为了让读者看清保守主义者的面目，我们不妨引用其中的一段：“在
财产权受保障的社会中，财产是流动的，财产是永恒的，富人可能变穷，穷人
可能变富。在穷人的财产权得不到承认的社会中，财产和财产权都静止地停留
在少数权势者手中。由于财富难以流动，结果是富人永远富，穷人永远穷。在
财产权成为普遍权利的社会中，即便是无产者仍然是财产权的所有者。正是这
一权利有了保障，仍然是财产权的所有者。正是这一权利有了保障，我们才有
机会听到无数个白手起家，由贫变富的动人故事。”（刘军宁《风能进，雨能
进，国王不能进！》，《公共论从》第四期，第１５１页）我想刘先生最好还
是能拿出些历史资料或调查报告来证明这一宏大叙事吧。
　　其实，在中国这个病态社会中，普通公民从自己经历中（如王海打假，碰
到纠纷不愿打上法庭，不是法制意识淡泊而是因为打官司成本高，法院离老百
姓太远等等），越来越觉得国家的无动于衷，而国家越来越受到自己内卷的权
力运作、官僚程序或精英政治的左右。政府机关已经与普通公民脱节了。公民
觉得自己越来越无力影响政府的作为，也无法使自己的声音为政府所倾听。国
家领导人定期的下基层视察的电视镜头，恰是这种距离的能指。
　　九十年代对于政治与革命史的文化消费一直经久不衰，从《走下神坛的毛
泽东》到《交锋》、《呼吸》、《政治中国》、《言论中国》。然而这仅仅是
消费官方既定的说法，你可以填加些视听的材料，但绝对没有自己的思想，而
读者还能从阅读中获得一种了解内幕，看到真相的快感。文化大革命自七十年
代末被官方否定后，这段历史就有了固定的形象，这一形象已经大大取代了这
段历史的繁芜性本身。奸人作崇导致兄弟间的残杀，领导人的风流帐等等重写
历史不但没有以批判态度正视文革提出的问题，反而以大事化小和道德遣责的
民间故事手法抹掉对历史事件的记忆。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有可能对社会主义的
历史命运进行重新思考。但在九十年代也被忽略了。

●　结语

　　当下，新自由主义其实是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它有三条路可以走。其
一，由于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有自由主义原则的共同基石（第一部分所反复论
证的），新自由主义可以成为人民权利的代言人，启发教育帮助人民；其二，
坚持自由主义，正象苏文先生指出过的那样，可能会失去而不是获得历史机
遇；其三，靠向新保守主义，他们的共同点可以在私有制上找到，但是不是不
要强制的完全市场化呢？恐怕就不好说了。新保守主义是最有市场、力量最强
大，以至于他们无须在热闹的争论中占据有利地位，他们一直牢靠地掌握着政
治经济、文化的领导权。新左派依据的是实践哲学，他们需要争夺文化领导权
的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人是专家并且政治化，但最重要的是他了解人民的
需要，能和人民打成一片，而不是受科层制官僚或同构的学术制度、知识生产
方式禁锢。现代史上的鲁迅，闻一多甚至胡适都是有机的知识分子。新左派有
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真正的研究工作还未展开，新左派的成功不在于学术上把
道理讲透，而在于实践中改变局面。这是条漫漫长路，对于知识分子我们只能
呼唤出现集道义与理智、勇气与宽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和各行各业的有机知
识分子。

〖网友推荐，原刊处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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