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一　百　八　十　二　期　　　　　　　　　【】
　【】　　　　　　　　　　　　　　　　　　　　　　　　　　　　　　【】
　【】【】【】【】【】【】【】【】【】【】【】【】【】【】【】【】【】
　　　　　2002.01.27　　　　　　　　　　　　　　 　　　　（sd0201b）
　÷÷÷÷÷÷÷÷÷÷÷÷　本　期　目　录　÷÷÷÷÷÷÷÷÷÷÷÷
１、时论一束　在中国农民抗税的背后　　　　　　　　　　　　·程晓农·
　　　　　　　如果真的没有了讲理的地方　　　　　　　　　　·樊百华·
　　　　　　　真真假假听证会　　　　　　　　　　　　　　　·陈劲松·
　　　　　　　公务员价格何时听证　　　　　　　　　　　　　·文　刀·
　　　　　　　知识包装权利的腐败　　　　　　　　　　　　　·刘晓波·
２、专　　题　请您参与提名“天安门母亲”　
　　　　　　　　　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全美学自联·
　　　　　　　让我们推荐“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　　·茉　莉·
　　　　　　　她们理应得到的荣誉　　　　　　　　　　　　　·刘晓波·
　　　　　　　母爱的代价　　　　　　　　　　　　　　　　　·廖亦武·
３、侧观经济　解读大陆股市的新危机　　　　　　　　　　　　·梁　京·
　　　　　　　统计工作造假触目惊心　　　　　　　　　　　　·方霖秉·
　　　　　　　退出烟花业就能保证安全吗？　　　　　　　　　·时寒冰·
４、网上杂谈　关于当前政局和各主要阵营的一点看法　　　　　·莫之许·
　　　　　　　北京是怎样创造富翁的　　　　　　　　　　　　·拔　剑·
　　　　　　　江绵恒的能力和腐败　　　　　　　　　　　　　·佚　名·
５、外论参考　南水北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　　　　·时代周刊·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我们的发送地址回信，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　　　　　　　　　　　　　　【】　　　　　　　　　　　　　　【】
°时论一束°

　　　　　         　　◆　在中国农民抗税的背后　◆

　　　　　　　　　　　　　　　　　　　　　　　　　　　　·程晓农·

　　去年秋末冬初，农民因抗交苛捐杂税而与基层干部发生的小规模冲突此起
彼伏。近年来，这类现象呈逐年增多的态势。国内也有一些人对基层政府一味
弹压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去年《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就发表了一篇
文章“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主张要从民心的角度去关心民众的疾苦，
认为民众心不平气不顺的主要原因在干部行为不当，应当尽量顺应民意、化解
矛盾。确实，连年来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农民收入萎缩，而基层政府的腐败和
横征暴敛则逼得农民不得不挺而走险，冒死抗争。中央政府虽然在安徽试行了
“费改税”、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但这一努力却遇到当地干部的阻力而流产
了。国内有学者提出，应当“精兵简政”、裁减基层干部队伍，从根本上消除
乱摊派的根源。为什么这样的主张始终未得嘉纳？单用决策者的政治保守主义
或忽视民众利益来解释也许过于简单化了。更深层的原因是，在目前的政治和
干部管理体制下,农村基层精英向上流动的模式不可避免地使基层干部队伍急剧
膨胀，对这一点国内还从未讨论过。

　　农村基层精英是指农民子弟以及县城、乡镇居民子弟中希望并有条件在社
会结构的等级阶梯上从低等级向上攀登的人。他们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有比较
强的经营能力或技能，愿意通过从事私营经济或进城打工增加收入，经济上的
企图心比较强；另一类有一定的社会政治见识，活动能力较强，受过一些教育，
不满足于务农打工或经商挣钱，而更愿意当“人上人”，政治上的企图心比较
强，他们的父辈中很多人也是干部，当然希望儿女能“更上一层楼”。本文主
要分析这后一种人。这种现象其实在各国都相似。中国国情中的特殊之处是，
他们“当干部”的途径是由执政党垄断控制的，执政党通过掌握这类农村基层
精英的社会升迁管道、不断吸钠这批精英，而在农村建立了真正的社会基础和
依靠力量，并维持了农村基层精英的政治效忠。从土改时开始就一向如此，几
十年来，为了让这批精英能得其所求，每年县乡政府的干部队伍都必然不断扩
大。

　　近年来，随着全国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转向萧条，农村基层精英们从
大中专毕业或转业回乡后如不能谋到一个“官位”，就只有失业潦倒一途，这
就使得基层干部编内编外人数的膨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恰在此时，农村
经济的持续萧条却造成了一个经费“瓶颈”，农村基层精英向上升迁的管道因
而受阻。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局面：停止或减少吸纳新的基层精英，将把他们
逼到对立面去而影响社会稳定，同时动摇当局控制农村社会的基础；而继续大
量扩大基层干部队伍就必须进一步增加摊派，势必造成更多的农民抗税事件，
同样可能“官逼民反”。正是这个两难局面让中央政府在施行减轻农民负担的
政策上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
　　在任何正常的社会里，维持基层精英向上流动管道的畅通是社会稳定的基
本条件。中国的历代王朝如此，发达社会也概莫例外。中外的不同之处在于，
向上升迁的管道是公开竞争和民主选举，还是集权体制里自上而下地逐级“授
予”、“安排”。在中国，当干部的管道为执政党所垄断，既无竞争，也无公
开性，全由组织部门“黑箱”作业，只对上级负责。这种操作方式不但使“买
官”、买“职位”、买“文凭”等腐败现象四处蔓延，而且所吸纳的人良莠不
齐，“南郭先生”居多。通过这种管道当上干部的农村基层精英，往往眼睛
“向上”，一味邀宠，只要上司对他的荣宠不衰，他即使时常欺压百姓、搜刮
民财，也可保“乌纱”不坠，这样的干部对民众疾苦漠视不顾是不足怪的。

　　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最大区别是，基层政府的负责人由民众选举
产生，而不是由上级政府操纵指定；在竞选中胜选的人通常有相当大的民意基
础，而且不得不对选民负责；其政绩之好坏，要由选民来评判，而不是由上级
政府少数官员私下“打分”；他能否“更上一层楼”，取决于能否获得更大范
围选区选民的认同，而不是上级“领导”的“提拔”。

　　这两种基层精英向上流动模式的优劣高下，其实不难裁断。只有在现代体
制下，基层精英的向上流动才能反映民意、顺应民意；而在集权体制下，基层
精英的向上流动主要是满足主政者的需要，即“天下之权，操之于我”，事实
上会造成违饽民意的结果。中国历代王朝的“吏治不可为”，今天中国农村层
出不穷的农民抗税事件，其实源出于一。要缓解今天农村的官民冲突，单靠控
制基层干部人数是不行的，光是强调要“代表人民利益”也是混不过去的，问
题的核心在于究竟要如何选择和授权基层精英。集权体制不变，不但干部人数
还会继续膨胀，而且干部队伍势必“劣绅化”，因此可以预见，官民冲突的频
率还会进一步加大。

　　中国政府其实早已在原则上承认了现代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自80年代末开
始试行村民委员会选举以来，大部份乡村都定期办理村委会选举。但是，在旧
的集权体制的惯性和现有基层干部的既得利益主导下，却一直不愿意把民主选
举的层级向上提升。过去几年里，全国出现过几例由地方政府主办的乡镇长直
选的案例，虽然反响不错，当选、落选名单也基本上未违背上级组织部门的意
向，却仍然被封杀而不容推广。显然，集权体制的思维还占据上风。社会主义
国家的改革向来属于“危机推动型”，本文以上分析说明，农民抗税事件频发
实际上已经宣告集权体制在农村快拖不下去了，改革势在必行，拖延愈久，中
国的稳定就愈脆弱。



　　　　　　　　　　◆　如果没有了讲理的地方　◆

　　　　　　　　　　　　　　　　　　　　　　　　　　　　·樊百华·

　　不管现代化应当有几个，社会矛盾协调机制的现代化，也就是有真正可以
讲理的地方，总是不能够少的。自古以来，讲理用的是舌头（与笔头），不讲
理用的是拳头（石头以至弹头都是拳头的延伸），造反、革命或者镇压、屠杀
本身都是理讲不了或者根本不讲理的表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用舌头
排斥拳头。舌头会讲歪理呀，是的，但是不管讲的理是正是歪，只要坚持讲理，
时间长了不但正理越来越多，而且人们还能养成一种习惯于讲理的行为文明。

　　自古以来，最重要也最难解决的社会矛盾不在别处，而在官民之间。通常
的情形是民讲理而官不讲理，或者民讲正理而官讲歪理。官讲歪理不是因为官
本来就邪，而是官有权力、官的拳头大，官讲歪理是假，不想讲理才是真。现
代化最最深入的内容就是制定与实施一套明确、稳定、有效的办法，来逼使官
们也不得不习惯于老老实实坐下来，与民平等地讲理。在中国，就是要建设一
个现代人大，主要用来制定体现权利平等、体现人权与公民权正义的宪法与具
体法；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司执法系统，例如入世以来专家们频频呼吁的司法
独立就是最最核心的方面，以用了这个系统来特别有效地制约官员们的行为；
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行政系统，使得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平等保护人们的政
治、经济、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合法权益。

　　现在，上法院讨说法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了，但是，到什么时候，法院外的
矛盾协调总是更加经常、大量的，这样，如果不但去法院讨说法难而且法院外
难以找到适于说理的地方，社会矛盾就一定会积累、缠绕、演化下去，结果也
就很值得忧虑了。这就让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老百姓上访或者政府部门的信访
接待工作。的确，上访与接访对于协调现实矛盾，保持社会的安稳实在太重要
了。我赞成关于上访方面的现行规定，而且应当说不管是否出于自觉，上访的
老百姓绝大多数实际上也是能够按规定做的。但是，接访方面虽说也有一系列
还过得去的规定，可真正落到实处的未免比例甚小。从各类传媒报导和笔者了
解到的情况看，中央一级的部门接访工作比较认真，省市次之，市以下就很不
如人意了。

　　2002年1月5日的《法制日报》、《中国妇女报》等等报纸同时发表了新华
社记者傅兴宇采写的报导，记者于2001年12月中旬在大连市政府西门的信访办
进行了三天零距离观察，记录表明平均每天的来访群众达150人次以上，记者
随机询问了其中40多位上访者：“上访有用吗？”只有两人回答“有用”，其
余全部回答“没用”。“记者注意到，多数上访者到信访接待窗口，几句话就
被打发走了。”几句什么话呢？笔者在省城工作，因为路熟仅去年一年就曾四
次带外地朋友到省里有关部门的信访办，亲闻过接访人员的“打发”语言：“
去旁边的邮局将材料寄给我们”─为什么辛辛苦苦几百里人来到这里却不能面
交材料呢？而勉强收下来材料的连个“收到”凭据也不肯给，只说“回去等答
复吧”；“你这个不归我们管？”“去哪儿？”“最好去……试试”；“你既
然去过北京了，应当直接将上面的意见去告诉县里。”“县里要是肯听上面的
我就不来你这里了”……对于新华社记者有关细节的叙述我是毫不生疏的。那
时我对朋友说：要是我是记者，我就经常跑各部门信访办。朋友苦笑说：那样
没几天你就要走人了。

　　关于上访，我光从报纸上获知的辛酸故事就有许多例了，昨天也就是2002
年1月7日，《现代快报》又报导泰州市戈衍三老人仅仅为热爱数学而上访19年
的遭遇了，我看了又只有想哭，记者何宜曾经写过“为数学受难16年”的长篇
报导，更有10余位记者数百家次传媒先后报导过的呀，曾经有300多位科学界
知名专家甚至联名为戈衍三鸣过不平的呀！这些年来，高勤荣的妻子多少个休
息日前夜赶往京城，休息日当夜赶回单位，又空付了多少辛劳啊……几次、十
几次甚至几十次地奔波在去京城、省城的上访路上的，又有多少呢？据估计，
全国平均每天去京城上访的有近万人次，（京城的公信率最高）每天去省城的
加起来有几万，那么，及至到村里上访的，全国每天应当有好几十万人次吧，
全年呢？起码一亿了。而加上与上访者有共通利益的呢？上访的不等于都是有
理的，但总不能说多数是无理取闹吧。

　　上说新华社记者在报导中这样分析道：“上访者对信访部门不信任，从根
本上说，是信访这个党与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在情
感、作风、机制和效率等方面，远不适应普通百姓告状、解难的要求。”但是，
多数人不信任了，可络绎不绝的人们还得到各级各类的信访办上访，为什么？
除了法院别无说理的地方啊！何况相似相同面很大的案子法院出于种种原因很
难受理呢，可见信访办对于全社会讲理风气的形成是多么重要了。多数人不信
任了，说明信访办这个本应有理可讲的地方，是一个不适于讲理的地方了，这
怎么可以、又怎么了得？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有理走遍天下的一天，但我知道使无理者捣鬼困难的办
法还是有的，这办法就是对权力实行多方面制约，也叫做现代民主政治。近前
德国政府一领导人，只因为在俄罗斯对他的秘书责问了一句“我的鱼子酱上飞
机了没有”，就让舆论之光照得辞了职，回敬他“这不属于我的职责”的秘书
似乎根本不担心什么歧视报复，更没有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上访，因为那里讲
理的地方交错如蛛网。由此可以断定，要使人们有讲理的地方，根本说来还得
靠民主自由的办法。20年前仅仅有了些民主气氛、民主作风，接访、平反工作
以及一系列拨乱反正，就生气勃勃、生机盎然了，很让人怀念啊。联想到曾为
上访者平反昭雪的“无愧”者自己后来却找不到说理的地方了，让人不胜唏嘘
啊。

　　在迫切需要通过现代化取向的制度改革，建构社会矛盾协调新机制的语境
面前，有几个学者却在用力指陈现代民主法治的局限，并认为需要重建乡绅、
族长、宗祠等传统协调机制。这些传统若真有助于讲理，但管恢复无碍。但如
果纯属自然生长的东西，好比枕头艺术，其实用不着学者们费心的，只需“无
为”（消极自由）二字即可。最近在《读书》上看到作家韩少功先生深情讴歌
乡土人情，想起了几年前韩先生打过一场官司，颇有斗转星移之感。文化中是
有珍贵的民族殊性的，连罗素对中国人种种找乐的办法也欣赏不已的，并且高
抬到英美文化不如的程度，但是罗素同时强调那些公共生活中的普适性办法，
中国还是要学。珍视传统的文化人很需要透过一些亦远亦近的老话看到乡愿难
去的糟粕，老话有：“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小人动手君子也动手”；“秀才
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无钱（权）莫进来”；“皇
帝口含天宪，有权就有一切”；“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
　　造反的人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找不到说理地方的人们。只要没有说理的地方，或
者表面看有实际上没有，治治乱乱的大历史循环就不可能终结。相反，有了说理的地
方，想造反的人就永远地失业了，那才是中国文明的福音。
2002/1/8深夜于南京一隅
　


　　　　　　　　　　◆　真真假假听证会　◆
　　　　　　　　　　　　　　　　　　　　　　　　　　　　·陈劲松·




　　1月12日，首次铁路价格听证会在北京举行，事关春节期间铁路运营是否
加价，听证会引起全国上下广泛关注。33名各类代表参加了听证会，对铁道部
提出的方案各抒己见。铁路行业，是国营垄断企业的“大哥大”，首次让公众
参加价格讨论，可谓意义不小。

　　据了解，类似听证会，在国内已经不乏先例，包括若干成功的例子。

　　1993年，深圳市率先实行价格审查制度，形成价格听证制度的雏形，之后，
全国共举行各类商业价格听证会二百多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60多次。
2001年12月8日，广东省举行了春节公路客运价格听证会，公路运输部门、物
价管理部门、专家代表和消费者代表等利益各方，共聚一堂，直接交流论证，
最后，公路运输部门决定在涨价方案的基础上，把价格下调35%。不久前，福
建省举行电力价格听证会，会上硬是将电力部门提出的调价方案当场推翻。

　　从国外引进听证会制度，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显然，对于这类听证会，
人们联想得最多的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能否和如何实现决策民主化、
科学化的问题。

　　以这次铁路价格听证会为例，能够面对公众，总算是一个进步。然而，听
证会却暴露出一系列人为的痕迹，令人生疑。比如：参加听证会的33名代表，
是如何产生的？主办方铁道部没有交代，代表名单也没有提前公开，各利益层
次的代表性是否全面？代表比例是否合理？都是一个问题；对于至关重要的听
证材料，也没有提前公开，连代表们本身都抱怨资料不全，说经营者没有披露
“真实而全面的信息”。铁路部门公布财务成本时，只说春运期间成本增大的
理由，却不提供客流增加带来的利润；听证地点在铁道部所属的铁道大厦，听
证地点明显不中立；听证过程没有全程直播；听证时间显得仓促；听证会现场
则显得斯文拘谨，过于有条不紊，很少辩论和冲突，很像是事先就安排好并审
查过的发言，观众觉得“不过瘾”、“没意思”。

　　所有这一切，表明，听证会仍然与“官办作风”、“政治干预”、“黑箱
作业”、“幕后交易”、等等名词，脱不了干系。一些参加听证会的代表，依
然流露出根深蒂固的奴性。一位代表说“珍惜你的话语权”，在他看来，这话
语权不是自己天赋的权利，倒是别人赐予的，受宠若惊，且感恩不尽；另一些
代表在发言时，竟随时需要引用“中央首长”的话，作为自己论证的根据，似
乎听证会也与“维护稳定大局”有着神秘关联；结果，听证会以大多数代表同
意铁道部提出的涨价方案、即所谓“政府指导价格”为结论。

　　在小心翼翼的听证会之外，仅有少数头脑清醒的代表忧心忡忡地表示：听
证会“流于形式、走过场，不仅使听证制度走样，更严重的是，以貌似合法的
程序制订一些不合理的价格，会破坏(听证会)这一先进制度的推行和运作。”
铁路价格听证会已经结束，春运调价方案还没有最后出来。但真真假假的听证
会，所暴露出来的假民主假科学的痕迹，值得人们警觉；也说明，从西方引进
的听证会制度，在中国，还远远没有迈上轨道。



　　　　　　　　　　　◆　公务员价格何时听政？　◆

　　　　　　　　　　　　　　　　　　　　　　　　　　　　·文　刀·

　　近段时间，铁路春运价格听政成为一时间的媒体热点，这是好事，表明我
们的政府在朝着民主的方向进步，我们的消费者在觉醒，开始知道怎样维护自
己的权利，当然首先要感谢的还是几位率先起诉春运涨价的律师，是他们在代
消费者行使国家已赋予、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漠视的消费者权益，并促使大家公
民意识的觉醒，重新看待思考那些本应当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公民权利。

　　在为我们政府的进步和公民权益意识觉醒高兴的同时，我又为我们更多更
重要的一些权益未能行使而遗憾。比如说，比铁路春运价格更能牵涉到千家万
户利益的国家公务员服务的价格问题，即公务员的工资问题，我们何曾表示过
关注？国家公务员的工作报酬全部取之于纳税人的税收，是我们雇请了他们，
因为需要他们给我们提供服务，我们经常称道的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但他们给我们提供多少服务，我该
支付多少税收（出多少价），似乎从来就没有过议价的过程，而且即使雇用他
们后提供给我的不是服务，而是管制、欺压、掠取，我们似乎对商品挑选的权
利也被剥夺。比如说，我们公民一直在抱怨政府服务不好，但雇用他们的价格
却不断上涨，有谁征询过我们纳税人的意见？工人农民花钱养活官员，他们反
而回过头来利用我们授予给他们权力，用手中控制的这证那证、这公章那审批，
卡压我们，有谁质疑过这种花钱买管制的交易的合理性？

　　中国已正式加入WTO，表明我们将奉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那么在市场
经济的框架下，政府主要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制订市场游
戏规则，维护社会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世贸框架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
再不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垄断社会一切资源的无限政府。政府的管理职能是公
民通过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授予政府官员，因此政府官员的存在是公民纳税雇
请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而设置，其价格自然应由纳税人来议定，在实行代议制
的国家则应由议会辩论决定。我没有考察过西方国家公务员工资的决定机制，
但是倘若政府官员自己决定自己的薪酬而不通过公民代议机构辩论表决，我想
那是绝对不符合现代政府构架理论的。

　　我经常看到国外报纸报导在经济不景气时削减政府开支裁员降薪的消息，
象中国这样经济不景气，反而给公务人员大加特加工资的做法的确是具有中国
社会主义特色的创举。我们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有这么一个前
缀，一些人往往把一些不合国际惯例、不合情理的做法，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加以包容，允许其堂皇存在，暴虐公民，这是我们这一特色理论给社会额外增
加的巨大政治成本。在国家经济陷入通货紧缩，需求不旺，民间投资不振的情
况下，借用西方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我们的措施应当是在扩大国家投资建设
的同时，缩减政府开支，削减公务员工资，压缩公务员队伍，但我们的一些利
益集团编造了所谓积极财政政策的新名词，在一边税收大增长的同时，一边大
规模增加国债，从不考虑台薄徭轻赋的利民政策，同时还三番五次增加公务员
工资和财政开支，说什么拉动消费，增加社会的消费预期，敦促官员带头花钱，
似乎官员带了头，工人农民就有了钱似的。这样国内消费市场就能启动？一派
闭着眼睛说瞎话的胡言。

　　纳税人纳税，是要向政府购买个人所不能生产的公共产品，尽管这种购买
行为价格不便计算，是否公平交易也不像其他实物产品交易一样好估量，因此
民主社会往往通过自己投票选举的职业政治家来辩论判别这些事情，所以税收
增减问题、政府开支高低问题、公务员薪酬问题等往往是总统、议员竞选、拉
选票的热门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也是西方议会长期辩论争执的最主要问题之
一。我们都熟知的美国削减税负问题，就是小布什政府上台的重要施政措施，
约两年前布什就开始大喊“减税”口号，吸引了众多的选民，上任后他的十年
削减1.5万亿税收的措施迅速出笼，经参众两院反复辩论、投票表决，最后得以
实施。而我们政府在所谓积极财政政策的口实下，连续五次给公务人员加工资，
没有辩论，没有人大代表大会的讨论表决，更没有所谓的社会公开听政，一切
都是在暗箱操作，作为机密传达，到了决定形成、加薪文件下达，社会媒体才
有报导，公众才知晓。

　　国家公务员是我们每个纳税人必须强制购买的最大宗服务商品，我们国家
既然已把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作为追求目标，就应当归还我们公民应有的参与购
买公务员服务价格（包括税费征收政策、公务员工资政策、公务人员编制等）
的权利，这是比铁路春运涨价更值得辩论听政的更大的事，不知我们何时才有
这种听政的机会？



　　　　　　　　　　　◆　知识包装权力的腐败　◆
　　　　　　　　　　　　　　　　　　　　　　　　　　　·刘晓波·

　　最近，中国大陆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名人的假文凭丑闻，但《中国青年
报》揭露的高官们的假学历才更让人震惊。该报指出：现在的官员们一窝蜂地
「攻读博士」，一些手握重权的省长、市长、司局长们从以权谋钱谋色扩展为
以权谋学位，要用高学历的知识标志来包装。反正在中国大陆，没有一个领域
是权力无法染指的，高校和学术界也就不可能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保持清高！


干部知识化潮流中的造假

　　一九九八年，江总书记出席北大百年校庆，要求把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名校，
　北大的领导立即发誓不辜负总书记的厚望。只是不知道总书记和北大领导们
是否了解，胡长清，作为第一个被处死的腐败高官，有北京大学的法学学士学
位。这学位的来历不用我介绍，每一个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心知肚明。无论当
年的胡副省长采用怎样的手段得到这学位，但他这样做是响应党中央的干部知
识化的号召；北大给他学位也是顺应干部知识化的时代潮流，用现在时髦的说
辞就叫做「与时俱进」。两者的动机都很纯正，手段卑劣点也无损大节。

　　一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喝茶，陪他来的是个做药品推销的人。药商的手机
不断响，他接听电话的声音，时而牛气时而谦卑，口气谦卑时，定是有求于人。
「ｘｘｘ主任，你放心，没问题！我一定尽快办，保证误不了你的大事。」我
没想到，这次是别人求他办事，他的口气还如此谦卑。

　　药商接完这个电话后，突然问我：「刘哥，你在大学里混了那么长时间，
认识医学院的博士或教授吗？」

　　我说：「我离开大学已经十多年了。就是还在大学，教中文的也很难认识
医学院的人。干吗？」

　　他说：「嗨！还不是卖药。这电话是从山东青岛打来的，一个药剂科主任。
最近他们医院正在评职称，如果能拿出一篇论文，发在北京的一级医学刊物上
的，不但可以免去参加考试，而且肯定评上。」

　　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这容易，给他买呗！他能主动来求我办
事，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呢！」

　　我说：「听你接他电话的口气，恐怕不是他求你吧，我怎么觉得是在命令
你干什么。」

　　他说：「药剂科主任，是我卖药的关键人物。只要他肯进我的药，无论如
何都得给他办。」

　　千里之外的一个电话，药剂科主任就给自己搞定一篇评职称用的医学论文，
这年头的学问和学术职称也太容易了点。以前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倒卖假文凭的
报导，而眼前的交易则是买真职称。可见，官员们想用知识包装自己，是不必
到街头买假文凭的，只靠权力就能为自己弄个真的学位或职称。与这类以权交
换真文凭的腐败相比，那些在街头倒卖文凭的造假，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从以权谋钱谋色到谋学位

　　大陆媒体上经常有跑官买官卖官的官场丑闻，还有一些女人靠出卖色相，
当上了某一级政权的宣传部长、法院院长、国营大公司的局级董事长的新闻，
但是对官员们以权谋文凭谋职称的现象，却很少有具体的案例报导。大概，这
在中纪委的眼中，根本算不上以权谋私的腐败吧。胡长清行贿受贿的证据一大
堆，却没人追问他的北大学位是怎么来的。而在现实中，如今的官员们进行知
识化包装，就像包二奶一样时尚，而且专挑博士这样响亮的学位或职称，如同
他们找的小姐和包的二奶必须让男人色眼发亮一样。

　　最近，大陆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著名商人和文化人的假文凭丑闻，但与
这些商人和文化人的造假比起来，《中国青年报》揭露的高官们的假学历才更
让人震惊。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现在的官员们一窝蜂地「攻读博士」，那
些手握重权的省长、市长、司局长、县处长们……什么都不放过，从以权谋钱
谋色扩展为以权谋学位，要用高学历的知识标志来包装，这样才算真正的功德
圆满，至于由此造成的「学术腐败」，则不在他们的关心之列。反正腐败已经
深入和普及到所有领域，没有一个领域是权力无法染指的，高校和学术界凭什
么拒绝！有什么理由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保持清高！

　　官员们读学位、拿博士文凭，决不会「十年寒窗」，而是轻松加愉快，只
要报上名，被学校列入博士生名单，就算大功告成。他们既不用参加统一的正
式考试，也不用按时上课和埋头于学术，更不用为毕业论文发愁。党和国家的
大事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准备考试、上课、读书、写论文。毕业时，想找个
操刀手简直太容易了，有太多的饱学之士愿意效劳，作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而且不用像一般人那样为了考试付出经济代价--花钱雇「枪手」（大陆考试
「枪手」的酬金有多种等级，英语四级400元，六级600-800元；成人自学考试
500元；中级、高级职称考试1500元；各类出国考试如托福、GRE等3000至上万
元。中介费大多为10%）。至于学术尊严和学者良知，怎么能比得上权力好用！


把权势者伪造成博士人

　　也巧了，前几天见到一个朋友，闲聊中提起某位熟人Ｍ君，正好为高官以
权谋学位提供了个案例证。朋友对我说，Ｍ君在东北Ｊ省可是个永远吃香的饱
学之士。此人在六四前一直红得发紫，得过某届万元的霍英东奖金，这在「搞
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八十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他还内定为第三梯队
人选，准备突击提拔为副校长，接着……肯定前途无量。可他偏偏在八九年热
血沸腾了一把，八九运动被血腥镇压，他也在大好的仕途上一落千丈，所有的
职务都丢了。在被冷落了那段时间里，他为自己一时冲动而追悔莫及。九三年
我和他见面时，他就大讲特讲自己在六四前的光明前途和六四后的倒霉，并列
举出一串不如他的同学，现在都混得比他强。但是，没过几年，Ｍ君紧跟潮流
之嗅觉，蓬勃向上的野心和顽强不屈的韧性，再一次得到了高官们的赏识，如
今已结成了正果，不但当上了博导，还是省委的高级幕僚。

　　几年前，东北Ｊ省的在任省委书记想读哲学博士学位，选中的导师就是Ｍ
君。Ｍ博导正值年富力强、大有希望的中年，决不会放过这样高贵的学生。也
许是给省委书记当导师的自豪感太过强烈，学生和导师之间从来没有谈过什么
条件，一切安排皆心照不宣：书记学生不必考试，也从来不会去学校听课，更
不必为论文发愁。书记学生至多偶尔约导师来家中聊聊天，时间限制在一小时
内，因为他的工作太忙。Ｍ博导知道这个特殊学生具有免考的资格，也从来不
会要求学生来听课。至于毕业论文，Ｍ博导会自觉为书记学生写好并进行缺席
答辩，校学位委员会也会自觉授予书记学生以博士学位，并委托Ｍ博导把学位
证书转给书记学生。如果书记学生不太忙，就会亲自接待自己的名誉导师，客
气地感谢一番，说不定还会请Ｍ博导吃一顿；如果太忙，就只好委屈一下博导，
由秘书出面致谢了。但是，Ｍ博导不在乎书记学生怎样对他，即便书记学生不
能为导师谋到副校长或校长的职位或其它好处，那种当过某某省委书记的导师
之资历，也足以成为难得的无形资源。

　　这种权力与知识的交易性共谋，绝非福科的知识权力理论所能涵盖，而是
绝对的中国特色：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统治者和高级幕僚之间的合谋。最大
的作假还不是伪造历史或时间，也不是高科技的整容术，更不是商业上的造假，
而是用知识包装权力，进行伪造「人」的交易，把一个权势者伪造成一位博士
人。只要默认了伪造的人，其它的一切伪造看上去就都是真的，甚至不是逼真
或以假乱真，而是伪造即真。


知识包装术的盛行

　　大陆人一提起造假，总爱说：有什么呀！现在，人都是造出来的、假的，
还有什么不能造假呢！知识包装术如同处女膜修复术，也是大陆的后极权加后
现代之时代的最新潮流。有些妓女决定从良，伪造处女膜，嫁人时，毕竟可以
坦称是黄花姑娘，显得体面和正经，没有被轻视或自轻自贱的心理负担。在要
求官员知识化的时代，官员们也要补偿在知识荒漠中度过的青春岁月，为继续
高升和满足虚荣而进行知识修复术。一旦他们决定攻读高学历，就一定有高校
和博导自愿伪造出博士书记、博士市长、博士司局长……

　　中国最大的无耻就是政治权力的无耻，与政治权力的无耻相比，商业上的
无信誉，做人上的厚黑术，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国人就是在不断的政治上的阴
谋诡计、翻云覆雨、落井下石、编造诬陷、出卖良心、践踏生命……之中煎熬
著，其它方面的无耻都是政治无耻教出来的，只有彻底放下道德包袱，学会做
一个寡言廉耻、心狠手辣的人，才能摆脱贫贱的地位，成为人上人。


「立功」「立言」不费吹灰之力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乃中国古代精英们追求的人生三不朽。
如果三者皆立，便是完满；只立其中一、二，也不失有所作为。而在当代中国，
精英们的追求变得极为单纯：太上立权、其次立权、再次还是立权。因为官本
位是最鲜明的中国特色，只要有权，立功（政绩）和立言（博士头衔）便不费
吹灰之力，还要外加立钱和立色。这种人生追求很实惠，没有虚幻的不朽光环，
而只有当下的现世享受，其境界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升华：太上立权、
再次立钱、再次立色、再再次立言，就是对立功（政治成就）没有真正的兴趣。
顶头上司所要的政绩，只要在溜须拍马上作作功，在场面上作作秀，在统计数
字上作作假，即便不能平步青云，起码保住当下的权力不成问题。

　　至于立德，用现在通行的表述就是：算了吧，哥们！别跟我讲大道理！道
德能当权使、当饭吃、当钱花、当色餐、当文凭？呸！整个一傻帽！
【】　　　　　　　　　　　　　　【】　　　　　　　　　　　　　　【】
°专　　题°

　　　◆　请您参与提名“天安门母亲”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

　　　　　　　　　　　　　　　　　　　　　　　　　　·全美学自联·

　　每一年的二月一日之前，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都会在世界
范围征集和平奖的候选人选，同年十二月十日颁奖，以表彰该年度对世界和平
和人权事业有杰出贡献的人士或团体。今年距离提名截止日期只剩下三个星期，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应“天安门母亲”支持者的要求，在此紧急呼吁
各界人士参与提名“天安门母亲”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活动。

　　“天安门母亲”是一个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期间失去儿子或亲
人的母亲组成的群体，于一九九三年由同为失去儿子的丁子霖和张先玲在“六
四”难属中组织自助开始，直至发展成今天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
在丁子霖和张先玲的领导下，她们不畏强权及高压，主要从事着以下等活动：
1.收集、整理“六四”死难者的名单和记叙他们被屠杀的经过；2.向“六四”
难属分发人道救援款；3.要求全国人大组织特别委员会全面调查大屠杀；4.起
诉“六四”屠杀元凶李鹏。

　　这些事迹中，以她们在中共专制极权的层层阻扰下，艰难地收集和整理
“六四”死难者名单的活动尤为突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的里程碑。在中
国的历史上，人从来就是不平等的，而无论生或者死都历来被忽视，尤其是社
会底层和贫穷的人。其结果就是：普通人的死亡往往不会被正式记录。例如，
在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军犯下的“南京大屠杀”中，中国政府估算的死亡人数
大约是三十万，但从来就没有收集过一份死难者的名单，更不用说日本侵华期
间死亡的三千万中国人了。而在中共执政的五十多年里，“大跃进”三年期间，
官方的统计是三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这也没有死亡名单；另外，中共当局声
称十年“文革”中大约一百万人死于政治迫害，也没有死亡名单。这种无论是
出于政治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对个人死亡没有记录的历史，反应出中国的政府
和文化都普遍缺乏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因此，丁子霖和张先玲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收集名单的活动之所以称
得上史无前例，其表现如下：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她们的努力是中国普通百姓
对政府所犯下的屠杀中，唯一的一次将个人死亡整理成文字的尝试。她们收集
“六四”死难者名单的尝试，代表着普通中国人对忽视个人生命传统的挑战和
对政府强权的反抗，并且自己第一次开始接受生命的普世价值。虽然她们的死
难者名单由于政府的干扰而未能完整，但这个名单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和年龄
层次。一百七十三人的名单中，最年轻的死者只有九岁，年纪最大的是五十六
岁。如果没有“天安门母亲”的努力，他们的死亡很可能就会被完全遗忘。这
个名单将不单单提醒中国人，也将使世人牢记：每一个生命，无论其生还是死，
都是有价值的；这个名单也将昭示：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而至少在死亡
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授予“天安门母亲”诺贝尔和平奖将带给中国人、尤
其是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的人们一个重要信息：在新世纪里，中国忽视个人生
命的传统与生命的普世价值观格格不入。尊重死者将仅仅是对生者尊重的开始。

　　全美学自联为推动提名“天安门母亲”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活动，特
地准备了一套英文资料，包括：“天安门母亲”的介绍、提名理由、丁子霖简
介及其他相关文件。有心参与此项活动的人士均可以在学自联网站的首页上免
费下载，网址如下： http://www.ifcss.org

　　按照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规定，主要有三种人可以提名候选人：1.各个
国家议会的议员；2.大学里的法律、政治、哲学及历史学教授；3.历届诺贝尔
和平奖的得奖人。全美学自联建议，如果参与人自己就是符合资格的提名人，
请将本人的提名信和学自联准备的英文资料一同邮寄到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
地址如下：

Dr. Geir Lundestad, Secretary & Director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The 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
Drammensveien 19 NO-0255 Oslo, Norway
Tel: +47 22 12 93 00 Fax: +47 22 12 93 10

　　如果参与人不具提名资格，请尽快找一位符合资格的人选，帮助提名人将
资料和提名信邮寄到以上同一地址；如果建议中有任何考虑不周的地方，请立
即与全美学自联联系，总部的电子邮件地址是：HQ@ifcss.org,电话是202-347-
0017。

　　全美学自联 2002年1月10日



　　　　　　◆　让我们推荐“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　◆
　　　　　　　　　　　──请支持全美学自联的行动
　　　　　　　　　　　　　　　　　　　　　　　　　　　　·茉　莉·

　　一百年了，诺贝尔和平奖长长的名单上，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名字：一百年
来，我们中国人在为和平与人权的抗争中，留下多少志士仁人、豪杰英雄的身
影。不是我们没有具备诺贝尔和平奖资格的人选，而是我们不曾向世界努力推
荐。

　　前不久正值诺奖百年庆典，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公开表示，未来
的诺贝尔和平奖要关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诺贝尔和平奖被认为是“这个地球
上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我们亿万炎黄子孙，谁最有资格摘取这一众人瞩
目的花环？

　　只有以丁子霖、张先玲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那一群直接孕育出生命、
捍卫人性尊严的女性。

　　尽管她们的儿女被暴力所摧毁，但她们仍然坚持和平与正义。“六四”十
二年来，她们为孩子的生命被残害而哀哭，泪水几近枯竭。但她们不曾被痛苦
所击垮，在儿女倒下的地方，她们站起来，誓言“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她
们千辛万苦搜集受难者名单，然后从对“六四”血案的单一关注，发展到对人
权与和平的追求、对道义与责任的承担。一群因共同命运而聚集起来的悲愤母
亲，业已成为杰出的人权活动人士。

　　世界上，和天安门母亲一样优秀的，还有阿根廷母亲、南韩母亲和菲律宾
母亲。但那些国家早就结束了极权专制，那些母亲享有相对的自由民主，只有
我们中国的天安门母亲，仍然被监视、被威胁，受尽欺凌，却仍然在艰苦卓绝
的高压环境下坚持。她们的功绩，因而更令人起敬。

　　过去，她们苦痛的呼喊震动着我们：今天，她们不屈的抗争激励着我们。
她们最有资格得奖，但她们的自由被扼杀，她们的权利被剥夺，她们无法为自
己争取。让我们把自己的声音借给她们，让我们代她们向世界呼吁：给天安门
母亲一个机会！

　　她们的获奖对中国的意义将无与伦比：这既是给中国政治改革争取一个契
机，也是点拨昭雪“六四”一个枢纽。天安门母亲代表一个民族的伤痛，抚慰
她们的伤口，意味着开创中国未来的人权前景。我们不要锦上添花，我们要雪
中送炭！中国人不应该妄自菲薄，我们要学会向世界表达自己的良知，要使六
四的鲜血变为永久的精神价值。只有受难母亲的泪水化为微笑，中国才能成为
一个伟大国家。

　　为此，我们提议：在新的世纪里，请求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这个高
贵的奖项颁发给中国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支持这样一个正义的人性的提案，我
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在今年二月一日之前，我们要尽可能争取到为天安门母
亲的提名，目前，全美学自联和各位人权人士合作，正在准备一个“推荐天安
门母亲获奖”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

　　亲爱的同胞，这一切与你有关。当你和全美学自联合作，参与这个推荐天
安门母亲获奖的活动之中，你既是在为中国争取荣誉，也是在为你自己捍卫尊
严。歌德说：“只有那个为他们天天而战的人，才配享有自由和生命。”当我
们运用我们在海外的自由，为那些受难的母亲争取她们应该得到的荣誉，我们
的自由也就更具价值。



　　　　◆　她们理应得到的荣誉──有感于全美学自联的提名呼吁　◆

　　　　　　　　　　　　　　　　　　　　　　　　　　　　·刘晓波·

　　我以谦卑的敬意，全力支持“天安门母亲运动”角逐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在孩子们倒下的地方，母亲们站起来，面对恐怖，见证死亡。而且，
她们是在倒下就不允许再站起来的地方站起来的。她们的泪，一直在恐怖中流。
恐怖没有消失过 ，泪也没有流干过。

　　因为──母亲们的泪是呐喊：罪恶的枪声还未完全停止，大逮捕、大清查、
大谎言，接踵而至，快得让人难以喘息。这一切，以决不次于子弹的残暴，把
血腥后无孔不入的恐怖，射入每个人的灵魂和难属心中那鲜淋的伤口。 但是，
失去亲人的母亲们，面对中共的暴力强权的恐怖威吓和无耻谎言，那终生不会
消失的悲痛，那对刽子手洋洋得意的愤怒，那无处伸冤的屈辱，唤醒了她们讨
还正义的良知，给了她们揭穿谎言的勇气，向全世界公开大屠杀的真相，向拥
有全部国家权力和专政机器的中共发出挑战。 当丁子霖教授家里为年仅17岁的
殉难儿子蒋捷连设立的灵堂，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上时，全世界看到她
那张悲愤的脸，听到她叙述儿子被屠戮的经过，声音中浸满止不住的泪。但她
不再恐惧，因为她知道，她们知道，屈从恐怖和忍受谎言，是对恐怖和谎言的
制造者的纵容。即便仅仅为一己亲人讨还公道，也决不能继续沉默；即便只是
一个人也必须发出真实的声音。

　　因为──母亲们的泪是见证：无尽头的噩梦，让她们懂得了一个常识：保
卫每一个人的人权，就是保卫自己的人权；任何一个人的人权受到非法侵犯，
都是对每一个人的侵犯。保卫人权与所有人相关。如果自由是天赋人权，那么
保卫人权就是每一个公民的天赋责任。于是，慢慢地，一个母亲、两个母亲、
三个母亲、一群母亲在泪水中相互搀扶着、关怀着、鼓励着，一个正义群体出
现了！

　　1991年，只有丁子霖老师和张先玲女士接受境外媒体采访；1993年，也只
有丁老师和周淑庄女士面对境外记者，一直持续到1999年周女士因病无法起床；
1993年，六四难属送交给联合国人权大会的公开信上，只有丁老师一个人的签
名；1995年，丁老师和蒋培坤老师被中共当局拘捕，16位难属毅然站出来向中
共当局提出抗议。至今，丁子霖夫妇每次讲到难属群体时，都要动情地谈起这
件事。同时，苏冰娴老师成了难属群体的骨干之一。1998年，中共政权无理查
扣和冻结国际社会捐给六四难属群体的德国马克，63位难属站出来向当局表示
抗议，她们先后两次去中共安全部分交涉、递交抗议书；1999年，六四十周年
忌日，难属群体起诉李鹏的起诉书上，已经有105人的签名；同时，《见证死
亡寻求正义》一书已经出版，记载了155名死者和65名伤者的名单及27位难属
的证词；到2000年新纪元开始之六四忌日，已经有110多位难属公开了身份，
“天安门母亲运 动”诞生了。

　　她们有勇敢和智慧，更有爱心、耐心和信心，与威吓、监控、跟踪、拘留、
查扣人道捐款……相周旋相抗争。她们一个个寻访，一点点积累，不放过每一
点线索，让血的事实变成活生生的具体细节，让这些血淋淋的细节变成人们的
记忆，见证八九运动，见证六四大屠杀，见证这个社会的灵魂，见证这十二年
来中共政权的种种倒行逆施。而这事实的见证，对还原历史和伸张正义，比泪
水、比愤怒、比呐喊，更加有力。

　　因为──六四后，母亲们在恐怖政治中所进行的人道救助，是大陆民间的
最具道义感召力和最有成效的人权事业，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持和赞
誉。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捐款，从她们公开站出来后就从未中断过，斯诺夫人也
给予了巨大的道义支持；每年六四忌日，世界各地都要举行悼念活动。以丁子
霖老师为代表的难属群体，荣获了一系列“人权奖”。丁子霖老师获得如下奖
项：1994年获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杰出民主人士奖，1995年获格利莱兹曼公
民成就奖和纽约科学院的科学家人权奖，1996获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同年丁子
霖夫妇共同获法兰西自由基金会的记忆奖，1998年获瑞士自由与人权 基金会奖，
1999年获意大利亚历山大兰格基金会奖。新世纪来临的2000年，第二届世界民
主大会在巴西圣保罗召开，颁发给“天安门母亲运动”民主勇敢奖。

　　美国历史学家埃利．威赛尔是种族灭绝中的犹太幸存者，他的母亲和妹妹
都死于纳粹集中营。二战后，他在一位老作家的激励下，为自己确定了见证种
族大屠杀的责任，他出 版了一系列著作，发表了无数次演讲，并因此而获得了
1986年度奖。一个人的见证尚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肯定，而中国的母亲的见
证则是一个群体。而且威塞尔远比母亲群体幸运，因为他不必再面对一个仍然
独裁的政府，这个政府非但不认罪，还在不断制造新的罪恶；他也不必在仍然
充满恐怖的无法公开的秘密状态中寻找见证。

　　而且，母亲们并不知道这条艰难的路还有多长，她们冤屈的泪还要流多久，
有些母亲已经看不到冤魂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了，比如苏冰娴老师就带着还未伸
张的冤屈，也许还将 有母亲倒在寻找见证的路上。

　　在此意义上，天安门母亲的见证历史，就更为悲壮，也更为伟大，应该得
到更有力的关注和支持。天安门母亲见证死亡，寻求正义，呼唤和平，不只是
为了让世界只关注她们或只关注中国，更是为了让世界变得人性。

　　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天安门母亲运动”，就是对中国人民争取人权、自
由和民主的最大国际支持。



　　　　　　　　　　◆　母爱的代价　　◆
　　　　　──呼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与天安门母亲运动　
　　　　　　　　　　　　　　　　　　　　　　　　　　　　·廖亦武·

　　在专制监狱里，母亲是个很日常的话题，哪怕即将命归黄泉的盗贼，一提
到“母亲”这个字眼，也会有热泪盈眶的时候。与我同一牢室的某个重刑犯，
坐牢20余年，漫漫铁窗使他逐渐失去了妻儿、家庭、弟兄、朋友甚至故乡，只
剩下一个白发苍苍的妈妈，还记得每年春节前夕，柱着拐杖探监。母亲一贫如
洗，每次只能捎给他几句话，最后，话尽了，母子俩就隔着铁栅互相凝视。终
于有一天，这个重刑犯得急病死去，仍然只有母亲前来探监，并柱着拐杖，带
回儿子的骨灰。

　　这是一个罪犯的母亲，也许她与丁子霖先生和众多在六四屠杀中失去孩子
的母亲有天壤之别，但我却情不自禁将两种情景混淆。母亲是超越罪恶的，不
管这种罪恶是虐杀还是被虐杀；母亲甚至以宽恕某些具体的个人去惩罚罪恶。
从某种意义上，天安门母亲运动不仅仅是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的长久追念，而
是一群母亲对所有在血腥镇压之下的受难孩子的抚慰，它包含死者，也包含我
们这些生者；它包含这次惨案中的死者，也包含这次惨案之前和之后的所有成
为暴政祭品的冤魂。上千年了，这个民族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母亲从坟墓前站
起来，直面冷漠与遗忘，以年复一年的无畏倾诉，指出刽子手脸上的血污。你
们洗脸吧，对着镜子一个劲地揩擦吧！已经12年了，你们觉得脸皮已乾净，还
是群众的脑子已被钱、媒体和虚妄的爱国主义洗白？

　　新的创口盖住了旧的疤痕，近的迫害淹没了远的暴行，从古至今，我们就
这样被驱赶着、宰割着繁衍，在普天的黑暗中，尊严在哪里？人权或狗权在哪
里？被当朝政府钦定的手无寸铁的“暴徒”们，杀就杀了，忘就望了，连吭也
不准吭一声么？中国加入WTO之后，不同色彩的国家之间，交易显得迫切、重
大，“在商言商”的世界，天安门母亲运动不合时宜……不合时宜，正如艺术、
思想、情感、宗教与文学，正如奥斯维辛，也正如法国著名的巴黎公社纪念浮
雕：一个母亲张开双臂，挡在遍体鳞伤的孩子们的前面，我们迄今还能在岁月
的此岸，听见彼岸密集的枪声。

　　我想起了前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卢宾卡监狱大墙外排几里路的长队探
望儿子，当她身后一位老妇人认出她，并询问“你将来能否如实地描绘这一切”
时，女诗人回答：“是的，我会试一试。”我还想起许多平凡的母亲，想起我
自己的妈妈，当我因写作《屠杀》和《安魂》而身陷囹圄，她寄了这样一封短
信到牢里：“二毛，提起笔又不知说什么，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妈妈想念
你。”

　　我哭了，同室的刑事犯们也感到心酸。丁子霖先生和六四母亲们，也会给
冥界的孩子写这种信么？阴阳相隔，我知道有个叫苏冰娴的妈妈已撒手尘寰，
与她的孩子作伴去了。

　　随着专制暴政的延长，还会有更多的妈妈因思念过度，愤懑过度而死去。
瑞典科学院的评委先生们，请按照诺贝尔先生有关人类理想的遗愿，将本年度
和平奖授予天安门母亲运动，以此给这个在深渊里沉沦得麻木的民族一点记忆
之光。

　　让我们迷失人生路途的后代懂得自由、正义和耻辱，懂得母爱的代价，并
学会有尊严地活下去。     2002年1月11日深夜于成都
【】　　　　　　　　　　　　　　【】　　　　　　　　　　　　　　【】
°侧观经济°

　　　　　　　　　　◆　解读中国大陆股市的新危机　◆

　　　　　　　　　　　　　　　　　　　　　　　　　　　　·梁　京·

　　新年依始，大陆的股市就连连受挫。尤其是在朱熔基出访南亚的以后，几
日内沪深两市的股票指数下跌近百分十，而且突破了大陆股民所谓的“铁底线”
──上海证券指数1500点，甚至一度跌破1400点。而今天(元月21日，股市开盘
即跌破1400点，以1367的低点收市。人们甚至已经在谈论股市跌到1000点也不
是不可能的。

　　北京信报17日刊登股评人刘景德的文章指出：失守1500点以后，市场人气
已经极度低迷，投资者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中国股市从1996年以来形成的上升
趋势被破坏，如果近期不能回到1500点以上，一旦信心崩溃，股市就有蹦盘的
危险。

　　从网上舆论来看，刘景德所言，并非耸人听闻。一些网站已经在议论大陆
股市与“推倒重来”有多远的问题。而一些陷于绝望的股民，更把满腹的怨气
直接指向中共当局。在美国华人办的多维网上，吉林的一位股民隋冼峰，竟然
贴上了一篇给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洋洋数千言，指名批评了朱熔基，呼吁江
泽民出来救市。

　　不到三个月前，也就是在APEC会议期间，大陆股市曾经发生过一次危机，
迫使大陆当局宣布，停止实行国有股减持。消息一出，大陆股市全面涨停板，
创下了世界股票市场的奇观。但是，为什么现在情势又再度急转直下了呢？

　　了解大陆股市的人都知道，大陆股市与一般国家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大
陆的股票投资者（或投机者）与大陆当局之间的游戏。大陆当局希望通过股市
吸纳百姓的储蓄发展或挽救国有企业，既然如此，股民们则希望大陆当局不至
于让他们吃亏，如果自己运气好，还可能发财。如果股民发现当局只想圈百姓
的钱，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去年大陆当局公布国有股减持的方案以后，股
市连连下跌，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与民争利的意图十分露骨。

　　大陆当局一开始自欺欺人，不承认伤害投资者利益，无奈事实不留情，最
后只好把原方案收回。大陆股民看到当局回心转意，信心有所恢复，于是有了
去年十月的那一次全面涨停板。但是，这次为什么股市又狂跌不已呢？直接的
原因是大陆当局关于国有股减持的新方案迟迟不能出台。

　　大陆当局现在终于认识到，老百姓并不傻，继续打他们的主意搞不好会搬
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政治稳定的目的出发，他们希望能够拿出一个让多数股
民满意的方案，即使意味着国家对老百姓让利，也在所不惜。但是，有让利之
心并不等于能够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

　　要化解大陆股市的危机，简单地向股民让利并不能解决问题。大陆当局面
临的难题是什么呢？一是要建立一套新的游戏规则，特别是要去除大陆股市弊
端的重要来源：股票分裂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

　　同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被人为地分裂为可以流通和不可以流通的股票，原
本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特权，保护国家对国有企业控制的一个手段。这是大陆
股市所特有的不公平的规则。由于百姓只能用自己的储蓄购买有限的流通股，
造成了大陆股市的价格扭曲，市盈率远高于正常的水平。原来的国有股减持方
案，想乘国有股减持卖高价，占老百姓的便宜。现在，这一招被老百姓看穿，
搞不下去了。于是，非流通的国有股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但是，要让全部国有股自由流通，就意味着国有企业更容易被私营企业吃
掉。大陆的当权者对此并没有思想准备。要他们一下子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难度相当大。即便大陆当局能够很快拿出一个取消非流通股的新的游戏规则，
也未必能迅速化解当前股市的危机。

　　社会生活与真正的游戏不同，重大规则的改变会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以及由
此而引起的风险。旧的游戏虽然不公平，但至少大家都知道怎样去玩，而新的
游戏规则，一方面未必公平，另一方面大家还不知道如何去玩。目前大陆股市
巨大的下跌压力，与新游戏规则的不明朗不确定有极大的关系。

　　在股民不满的压力之下，大陆当局正在紧张地制定新的国有股减持方案。
不过，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公平的，让投资者有信心的新游戏规则将很快诞生，
中国大陆在整体上并不具备FAIRPLAY的条件。但是，大陆的股市也不会很快蹦
盘，因为这样对大陆当局极为不利，大陆当局也还有能力阻止股市全面蹦盘。
因此，最大的可能是大陆股市将继续随政策的改变而震荡，并呼唤更全面更深
刻的制度变革。



　　　　　　　　　　　◆　统计工作造假触目惊心　◆
　　　　　　　　　　　　　　　　　　　　　　　　　　　　·方霖秉·

　　假米、假油、假烟、假酒、假瓜子、假棉花、假发票、假证件种种假东西
让人深恶痛绝，但它们的危害恐怕都没有假数字来得大，尤其是反映社会发展
状况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统计年报也有作假的时候。有鉴于此，湖北省英山县一
位从事多年统计工作的干部挺身而出──戳穿“数字造假”内幕
　　
　　南方日报报道，不久前，湖北省英山县石头咀镇“老统计”方霖秉笔直书，
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反映他们那里一些干部“数字造假”骗取“政绩”等问题。
　　
　　2000年12月17、18日，笔者专赴英山县石头咀镇采访。方霖心情沉重地说，
统计本是国家获取数据信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手段。国家要求数据提供者
反映真实、准确的数据统计资料，人民也呼唤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得以贯彻，
然而我们英山县、乃至更大的范围，十几年来，在统计工作中，年年玩数字游
戏，天文数字无限膨大，“假大空”花招层出不穷，50年代的浮夸风死灰复燃，
越刮越猛，人们所编的“统计加估计，一级骗一级”等顺口溜，是对我县统计
工作的真实反映。
　　
　　位于大别山区的英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现年40岁的方霖农民出身，1984
年入党，自修大专文凭，会计师职称，1986年至1994年在石头咀镇乡镇企业管
委会负责财务、统计工作，1994年至1997年任镇办企业湖北升降器厂副厂长，
1996年转为国家干部，1998年调镇经管站任经管员，现留职停薪。
　　
　　方霖说，20世纪80年代末，乡以上企业单位的统计数据和资料还较为真实，
村及村以下乡镇企业的数据由村主管会计估报、填列报表资料，虽然不真实准
确，但还不大离谱。到了90年代，统计程序颠倒头，年初上级定计划，年末下
级超完成，领导定指标、企业填报表。基层单位（企业、村、乡镇）一年增几
倍，全县仅乡镇企业产值一年净增几个亿。我参加过1991、1992、1993年三年
全县乡镇企业年报汇编，乡镇企业局计财股安排我们汇编人员把各乡镇上报的
各项指标数字汇总成草案，待乡企局局长向主管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汇报后，
由副书记、副县长召集乡企、统计局长开会定案，确定一些重要指标，再反馈
给我们进行分解调整、编制定案。
　　
　　每年元月上旬临近年报时，镇委书记、镇长安排主管副书记带队，将我们
企业统计员、镇统计站站长、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等几人，用专车送到县政府
招待所住一星期左右，要我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解其它镇的统计数据，
“水涨船高”地随时调整各方面的数字，直至能保证全镇综合位次达到全县前
三名才收兵。为此我们有时还得使用“贿请”、“刺探”等手段，以完成这一
使命。
　　
　　方霖说，1986年至1993年搞统计时，我直接参与了“作假”，开始觉得大
家都这样，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比较麻木，以后尽管抵制过，并曾要求辞去
统计工作，但未获准，其间，得过表扬，也挨过批评。我曾多次获英山县和黄
冈市“优秀统计工作者”称号；1995年底，我在湖北升降器厂工作时，本来700
多万元的产值却报为2000多万元，可仍比不上邻镇一600多万元产值而虚报为
2500万元的企业，结果他们得了全县十强工业企业第一名，获奖几万元，而我
们排在3-4位，得奖几千元，因此，当时的镇委书记还批评我：“你搞工作搞不
过别人，报数字怎么也报不赢人家？”
　　
　　统计作假，不仅误国，而且害民。“假”、“大”统计数字，增加了农民
负担。石头咀镇24个行政村，农民5982户，农业人口20605人，2000年镇政府
确定征收牲猪屠宰税327432元，户平负税55元，人平负税15.89元。按照国务
院《牲猪屠宰税条例》的规定计算，户平均摊屠宰出栏牲猪七头、人平屠宰牲
猪二头，比实际出栏牲猪多定多报33956头（实际上全镇年屠宰牲猪7000头左右，
农民户平出栏宰杀1.2头），仅此一项加重农民负担27.2万余元。此外，还通过
虚报农副产品产量和人为确定人平纯收入标准等途径，加重农民负担特产税、
三提五统的数额。
　　
　　方霖说，我所以敢斗胆向上反映本地"数字造假"问题，主要是到镇经管站
工作后，看到“数字造假”加重了农民负担，侵害了农民利益。同时也看到，
因弄虚作假、骗取“政绩”，近几年来，我镇不少主要领导先后都得以提拔和
重用。另外，现在国家虽对农村统计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有的地方作法更邪门了。以前镇里搞年报时，给基层单位发两套
表，一套是草表，一套是正式表，明确规定，草表只能用铅笔填，以便镇里统
计汇总时可根据需要随时修改，然后等镇总体年报报出后，各村再根据正式报
表中分解给村的数据填报正式报表。现在的情况是，有的连草表都不用再填，
因镇统计汇总时还要修改草表，嫌麻烦，而直接让基层单位盖好公章、填好报
表人名，交空白表给镇里，待全镇总体年报报出后，让村里再来抄分解到村的
表。乡村干部对“数字造假”见惯不怪──先填草表领导审定弄虚作假天衣无
缝　　

　　方霖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乡、村干部如何看待当前的“统计年报”？记
者采访了石头咀镇的一些乡、村干部。
　　
　　62岁、现已退休的黄丙乾担任石头咀镇经管站站长15年。他说，现在统计
数字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但大到什么程度我说不准。1999年，镇统计站上报
全镇农村人均纯收入是2800元，而经管站上报的数字是1860元。即使这样，经
管站的数字也有不少水分。另外，牲猪屠宰税上级下达的任务太大，与实际相
差太大，正因数字太大，不能按实际屠宰猪的数量来算，而是平摊。上报农业
特产税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与实际不符。
　　
　　石头咀镇苞茅冲村委会主任余仲兵1993年至1999年一直是村会计。他说，
对粮食总产、茶叶、牲畜等都是镇里定总指标，分解到村，村据此来报，每年
还要有一定幅度的上升。填报统计年报时，总指标已定好，上面分解下来，下
面又据此报上去，先用铅笔填草表，镇同意后，再报正式表，尽管虚假，但天
衣无缝。
　　
　　负责2000年统计报表的现任村会计周祥说，听说方霖向上面写了信，2000
年镇里没强调要报多少，但往年都强调了，已形成习惯，村里要下调指标不可
能，调了报上去也通不过。2000年报表也是先用铅笔填草表，报到镇里通过后
再报正式表。草表是2000年12月1日报到镇里，正式表是12月3日交上去的，对
12月份的数字是估算的。
　　
　　村党支部书记王勇说，全村2000年人均纯收入实际上800元左右，而村上报
数为1800元，为什么不报800元？主要是镇给村定了指标，如稻谷平均亩产只有600-700
斤，可让上报1100斤，小麦亩产最多300斤，可要报500斤。产业结构调
整后，种粮少了，种茶多了，可粮食总产没有相应调下来，且比以前还有新增
长，农业税也未调减。茶叶还未见收，可茶叶产量则让报了上去，特产税任务
随之也下来了，2000年村里的全部"特产"只能卖20多万元，可要交特产税2.28万
元。现在人均纯收入有几个数字：农民实际800元左右，村报到镇1800元，镇报
到县2800元。
　　
　　王勇说，现在对下要搞村民自治，对上要听领导的，容易产生矛盾，上级
的不少要求与中央和国家的规定相违背，村干部左右为难。如镇里要求每年4-5
月份交清全年的镇以上所收的税费，我们只有提前向农民强行征收，已这样搞
了5-6年，全县都是这样，如果完不成，要受到很多制裁，所以只有凭讲狠、说
好话，软硬兼施，实在不行，只好由村干部借高利贷来完成任务上交。我们村
负债在全镇比较起来算轻的，但也仍有近20万元，村民人均300元，而有的村人
均负债过千元。
　　
　　王勇说，2000年村里上报了10万元的“工业产值”，可我们这个穷山村除
了大米加工房外，哪有什么”工业“？全镇90%的村都没有”工业“，可都得
报“假数"。我当了18年村干部，是县两届党代表、镇10年的人大代表，接待
上级领导和新闻记者不少，对农村的问题也反映了无数次，可就是不见解决！
农民对’数字造假”无可奈何-劳作一年入不敷出官方统计收入翻番
　　
　　记者赴石头咀镇苞茅冲村采访中，恰遇该村小长岗组农民胡介英，胡介英
到村委会交77.96元的村组提留(农业税及五项统筹已被要求提前于2000年4、5月
份交清)，这位75岁的老人介绍了他家2000年的收支情况。
　　
　　胡介英有一个50岁有些痴呆的儿子，父子俩种地2.1亩，2000年产稻谷1260
斤、小麦400斤，全部自食，当地综合平均价稻谷为0.48元／斤、小麦0.5元／斤，
种地收入折款804.8元；收"特产"桐子100斤，一直无人收购，按1999年价格可卖
20元，木梓100斤，卖了40元；养了一头猪250斤，准备过年自食，折价1000元；
到山上采挖小药材，全年收入450元。以上几项合计折款2314.8元，是胡家全年
劳动所得，但现金收入只有490元。支出情况：生产投入化肥150元，农药20元，
种子24元，共194元；上缴国家税金225.86元(农业税49.56元，特产税147.85元，
生猪屠宰税28.45元)；上交乡、村组集体三提五统款112.92元(乡统筹34.96元，
村组提留77.96元)；上交集资摊派92.85元(教育集资24.05元，镇修路石子款14.8
元，县修318国道54元)。以上几项合计支出625.63元。另外，胡介英的儿子要
投义务工30个，折款150元(胡介英已过60岁，不投义务工)。
　　
　　按照统计部门计算口径，胡介英家全年收入1539.17元。胡家2000年人均纯
收入约为770元。而实际情况是，胡介英父子劳作一年，不计工，维持基本生活
(吃粮1660斤，自食一头250斤猪)，2000年还要倒亏265.63元。
　　
　　胡介英说，收支难以平衡，我只有东拼西凑，打头顾头，打脚顾脚。村民
们介绍说，胡家没有小孩，人情往来也少些，所以减少了很多开支，但就是这
样，家里也经常没有油盐钱，一年到头难得添一件新衣服。村干部说，尽管胡
介英家具有特殊性，但其收入基本反映了全村的平均水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什么?子──我真的是不敢想???啊。
【】　　　　　　　　　　　　　　【】　　　　　　　　　　　　　　【】
°网上杂谈°

　　　　　　　　　　　◆　退出烟花业，就能保证安全？　◆

　　　　　　　　　　　　　　　　　　　　　　　　　　　　·时寒冰·

　　在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12月30日，江西万载攀达烟花制造有限公
司却发生了惨烈的爆炸事故，这为新年增添了血腥和伤感的气氛。死者和伤者
的亲属沉浸在痛苦和悲哀之中难以自拔。江西省痛定思痛，决心用两年左右的
时间退出烟花爆竹生产领域，以“从根本上避免震惊海内外的烟花爆竹重大安
全事故的再次发生”。

万载大爆炸，到底谁之过

　　江西万载大爆炸惨剧中，到底死了14人，还是更多的人，由于当地政府极
力封锁消息，阻挠记者的采访，至今我们不得而知，但只要数字上面已经粘染
了无辜生命的鲜血，数字本身的大小就已经不重要了，这是近两年来江西发生
的第4起和烟花爆竹有关的重大安全事故。此前，2000年的“3·11”萍乡上栗
县特大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12人受伤；2000年的“8·4”萍乡上栗县重
大爆炸事故，造成27人死亡、26人受伤；2001年的“3·6”万载芳林村小学重
大爆炸事件，造成42人死亡、27人受伤。

　　这次事故发生后，江西省及时地进行深刻反省和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是非
常必要的，但是退出烟花爆竹生产领域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极端了呢？这又有
什么法律依据呢？退出烟花爆竹的生产能从根本上杜绝安全隐患吗？我们必须
从根源上进行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江西连续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跟生产烟花爆竹这种高危产业有一定的联
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一，生产烟花爆竹的绝大部份企业并没有出
现过如此重大的事故，这种事故仍在少数，也就是说，这种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其二，从去年12月下旬以来，江西省连续发生的事故，并不仅限于烟花爆竹爆
炸，还有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煤矿瓦斯泄露等多起事故和事件。这些事故的频
繁发生，并不是行业本身的过错，而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问题，如果认识不到
这一点，江西省即使真的退出烟花爆竹生产领域，还会继续被以后发生的事故
所困扰。

　　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其一，万载大爆炸案当地政府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据村民讲，攀达公司1992年建厂时，当地群众就因安全受到威胁而阻
拦，结果数十人被警方抓走。此后该公司厂房先后发生了4次爆炸，每次爆炸
之后，群众都向当地政府反映，有关部门也答应处理，但直至此次事故发生，
也没有结果。其二，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一方面给记者的采访设置种种障碍，
掩盖真相，一方面把万载县特大爆炸定性为意外事故，由于漏洞百出而广受社
会各界的置疑。从态度上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并没有很好地认识自己的错误。

人治还是法治，江西省的尴尬

　　面对鲜血涂写的惨剧，江西省有关方面的表现不能不令人震惊。中国已经
成为WTO的会员国，中国政府将在规则、制度尤其是法律的约束下，走向健康
发展的轨道，江西省的做法恰恰是违反这一原则的，他们又一次拿起了人治的
法宝而置法律于不顾。我请教了一些法律专家，中国至今为止颁布的法律，并
没有给江西省要求企业退出某个合法生产领域的权力，也就是说，江西省即将
采取的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他们试图以自己的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

　　退一步说，即便是烟花爆竹的生产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进行裁决的也不应
该是江西省政府，应是司法机关，根据裁决去执行的也不应该是江西省政府，
而是司法机构。

　　合法进行烟花爆竹生产、销售的企业，肯定得到了相关的手续，他们的生
产、经营、销售等权力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能以任何非法律的理由进行
剥夺，否则，就要担负起法律的责任，就要给利益被损害的相关企业和个人进
行相应的赔偿。

　　当然，江西省政府也有他们自己的难处，中央三令五申，要严抓安全生产，
朱éF基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江西小学爆炸事件时，更是郑重做出承诺，
如果再因此导致生命的损失，一定将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依法追究
其刑事责任，对省长也应该给予行政处份。作为父母官，江西省的官员当然希
望事故越少越好。

　　问题的核心在于，退出烟花爆竹生产并不是杜绝安全隐患的好办法，这只
能暴露出他们管理的无能和逃避应有责任的企图。其实，他们最应该做的倒是
更加认真和严格地进行安全生产的管理工作。近几年，江西省发生了数起重大
安全事故，江西省也开展了数起全省性的安全隐患大检查，问题继续出现只能
说明他们的工作太流于形式，并没有从根本上重视起来。

炸死或饿死，艰难的选择

　　江西省决定退出烟花爆竹的生产，只能是他们的一相情愿，他们忽略了烟
花爆竹生产客观存在的基础。以万载县为例，当地政府在宣传资料上这样写道：
全县现有人口达46万。199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17亿元。全县乡及乡以上工
业企业达215个,初步形成了以花炮……为主的工业体系，涌现出了……攀达公
司等一批重点企业。花炮生产在我县历史悠久，是我县的一大传统支柱产业。
目前，全县拥有大小花炮厂家300多家,厂房面积50多万平方米，从业人员超过
10万人，花炮品种达3000多个，1999年花炮产量完成208万件，销售收入突破
2.5亿元，税收达5080多万元。

　　万载县的烟花生产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烟花与表芯、夏布成为该县的三大
特产。万载的烟花以其脆响、香味儿著名，远销欧美和日本等地。烟花生产这
一传统产业是该县的支柱产业，高峰期的八十年代，家庭作坊式的生产企业遍
布各家各户，乡镇也开办了不少花炮厂。

　　由此可见，烟花爆竹的生产对当地是多么重要。炸死或饿死，这种选择对
当地的农民来说，是痛苦的也是残酷的。但毕竟烟花爆竹有国际上广大的需求
空间，这个延续千年的产业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江西省的农民在不能找到
更好出路的情况下，只能继续从事这个行业。这种社会需求和自身生存需求共
同支配的行业，是不能被轻易取消的。只要这种需求的基础不改变，江西省政
府的做法就不会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而当这种客观需求的基础改变以后，
政府不干涉，农民也会自动退出烟花爆竹这种危险的行业，谁愿意做在火药桶
上挣养命钱呢？

　　如果江西省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只会使更多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由公开转
入地下，这样更不利于管理，甚至可能导致更多的灾难性事故的发生。随着科
技的进步，人们已经在对传统的行业做出重大的改变，比如，新加坡利用压缩
的空气来代替传统的火药，研制成功了“科技爆竹”。除此还有更多的无火药、
无爆源、无毒害、无污染的烟花爆竹在陆续研制出来并投放市场，这样的高科
技产品在万载也有生产，以这样的产品取代传统的产品不是一个很好的过渡吗？

　　总之，不论是在安全的管理上，还是产品的更新换代上，都有可供江西省
政府避免重大灾难性事故的措施可以选择，而不是一退了之，更何况你退不出
来，也了却不了呢？

2002年1月9日



　　　　　　◆关于当前中国政局和各主要阵营的一点看法　◆

　　　　　　　　　　　　　　　　　　　　　　　　　　　　·莫之许·

　　目前国内的情况持续在变化之中，在我们原来的想法中，这种变化将只是
静悄悄的演化，直到现实经济、金融和财政这三位一体的体制支撑出现重大突
变。但是，2001年给予我们的教训是，现实中国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利益变化的
积累性后果，也包含体制性压迫的后果，因此，即使在经济大局尚能运行的时
候，由于个人恩怨、豪门逼迫、体制压迫等因素，非理性的发泄反抗已经大量
涌现。

　　对于当前的变化，国内反应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阵营：

　　拥护当前改革方向的既得利益派：坚持对外开放，坚持法制的进一步落实，
拥护三个代表为标志的体制范围内的政治参与扩大化，但不追求放开言论，放
开结社。这一部份支持力量主要来自社会中上层，政府官员、私营企业主、收
入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与开放事业相联系的外向性经济中人。

　　拥护当前改革开放但认为还不够的民主派：也支持既得利益派所支持的改
革目标之外，但要求开放言论和结社，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这部份人所属社
会阶层比较复杂，从信仰自由主义的小青年到位置尚可的社会中上层，主要是
因为观念的作用而集合在一起，经历过10多年前风波的那一代人是这派力量的
主力。由于其在部份上与当局立场有重合，而其与当局立场不重合的部份又很
难在公开媒体上发表，所以这一立场往往通过迂回的方式而表达，直接说也就
是学界自由主义的立场。表面上看这一派的声音并不大，但其实很深入人心。

　　彻底否定当前改革方向的回头派，这主要是一帮老左、文革三种人、以及
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等，20多岁年轻人有相信所谓纯正马克思主义的，但主要是
跟风而已。这部份人反对市场经济、反对对外开放，所以很难获得社会中上层
的同情，但他们那种要求消灭贫富的思想，很对中下层的胃口。

　　四、民族主义的，这个部份更为复杂，基本可以分为几个亚种：

1、民族主义+支持改革开放
2、民族主义+反对改革开放
3、泛民族主义

　　可以说，当代中国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民族主义，而是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
混杂着不同的国内政治主张。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支持政治民主化的追
求。

　　五、新左派，新左派对改革开放持怀疑而不彻底否定的暧昧立场，主要以
批判为主，所以尽管有些声势，但并未走出学院的圈子。

　　综观上述各派别，可以发现，除了第一种之外，后面几种基本上都对体制
有一定的解构作用，要说以否定当前体制的彻底性而言，要以回头派为最，此
外民族主义、新左派等，也都有具体的批判对象，所以显得声音比较大。

　　相反，民主派因为与当局在市场、开放和法制上的重合，反倒显得否定性
并不强。当然，这种否定性不强更多地是由于其开放言论和结社的声音不能充
份表达的缘故，而这也正是民主派的根本问题之所在。在目前情况下，民主派
必须加大这种声音的表达力度，有勇气彻底凸现出与当局的距离。并且，民主
派还需要尽量争取除老左派之外的其他派别中同情政治改革的人群的支持，以
建立最大可能的共识。

　　当前中国的言论争论中，民主派的策略是错误的，与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者
的争论，往往表现在和这些派别中极端话语的争论，但又采用的是全称判断，
不利于在当前中国形成最大范围的最低纲领──也就是对开放言论、开放结社
的共识。这种情况必须尽早得到扭转。
【转自<世纪中国>】



　　　　　　　　　　　◆　北京是怎样创造富翁的　◆

　　　　　　　　　　　　　　　　　　　　　　　　　　　　·拔剑·

　　和朋友吃饭，冷不丁提起一个话题：北京富翁户均资产达236万。朋友不信，
于是我拿了新闻周刊给他瞧，他一边看一边喷着冷气，嘟哝着荒唐，最后却仿
佛是信了。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个白领，年轻有为，这样的数字给他震撼之余，
也激发了他的干劲，所以他握着拳，狠狠地喊着：“加油啊。”
　　
　　我祝福他得偿所愿，却又感到一丝悲凉，我不经意地问他：“记得我们以
前说过，如果发达了，会去农村资助一所小学，办一个基金。”他笑了笑，有
点无奈地答道：“等有了钱再说吧。”
　　
　　我无意去提醒他一所小学和一个基金不过是他目前一个月的工资，正如我
也极力回避着自己的道德水准。 直上青云的云梯并不太多，挤撞冲顶推的竞争
下，如何又能强求他频频下顾呢？
　　
　　然而，更为无奈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富翁们又有多少是自己冒着臭汗和
拳脚爬上去的呢？在北京，有多少人是依靠自己劳动和资金的积累一步步发达
的呢？我们唯一可以大胆猜测的是，北京高干多，大官多，于是他们的有钱亲
戚就多，和他们关联的企业项目资产运作也就更多。有一份政府官方的调查资
料“中国人的富裕轨迹”中对致富作出了几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解释。

　　解释一：在80年代末期利用国家经济的双轨制，倒卖钢材木材等工业资料
赚取高额原始利润。

　　解释二：在90年代初金融市场化的过程中，赚取了高额利润的首先是上市
公司成员极其相关行业如券商，律师和会计等，主要原因在于其容易取得企业
的原始股份。其次为上市资格的审批者。再其次才是股市上的风云人物，如杨
百万等。

　　解释三：“拥有资源者在权力寻租过程中形成了富裕。极而言之，也就是
我们经常所说的腐败”。
　　
　　看了这样的解释，我们隐约能感到北京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首富了，
与此相呼应的是，在政府性的中国富裕家庭调查中，北京的入户调查拒绝率位
居全国首位。或许我们可以把问题看得更具体一些。从官方统计数据中不难看
出，北京富人的资产构成中房产比例占六成以上，这固然是北京房价居高不下
所致，但耐人寻味的是，这其中有多少是市场行为的消费呢？连“新闻周刊”
中那位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作者也只估计为“购买的房产不足10%”。而另外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北京所谓的“经济适用房”政策，限价4000元人民币，
并限定中低收入者购买。然而实际情况是，购买者是变换了身份的富人阶层，
这一政策没有给中低收入家庭带来任何市场机遇，只是使北京富人们又一次抓
住了国家折价提供的致富机会。
　　
　　比北京富户均资产236万更骇人的是一位经济学家的断言：十年后中国将
出现2000万个百万富翁。我能够理解他充满乐观情绪的理由，因为他似乎看到
了入关后中国中小企业的美好未来。然而我看到的现实却是，在中小企业的发
展风暴背后，是无数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面临被出售和改制的尴尬，而在这风
平浪静的私有化运动中，无数的厂长和直属行政领导们有了自己的厂房和股份
，同时也拥有了百万，千万富翁的身份证。以中国的国有资产总额，如喷井般
地创造百万富翁岂是什么难事？

　　两年前，我独身去四川云南旅游，在去中甸的路上车辆熄火修理，那时我
看到路边山上不远处几个少数民族的小孩，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我旁边
一位同路的自治县干部告诉我，他们是住在山里的贫困户，他经常下去发救济
粮，进屋一看，一家人象是坐以待毙，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问他估
计能有多少财产，他想了想说：大概就一百块吧。
　　
　　20年改革了，难想再有10年，我们有了两千万个百万富翁，两百万个千万
富翁时，那些山里的人会有怎样的改变。诚然，如果他们都甘于老老实实地坐
以待毙，那个富翁辈出香车美人的黄金时代并非虚妄，甚至那些暴富们通过
“助贫”和“教育基金”之类的洗钱行为还会披上道义的外衣。但中国会有这
样的未来吗？哼！
【转自<天涯-关天茶舍>】



　　　　　　　　　　　◆　江绵恒的能力和腐败　◆
　　　　　　　　　　　　　　　　　　　　　　　　　　　　·佚　名·

　　有时我的好奇心忍不住发作，想知道江泽民安排公子江绵恒就任中科院副
院长时心中想的是什么。从我们平头百姓的角度想，中科院副院长，副部长级
别，管着那么多研究所，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研究项目，经费，实在是不小
的官，别说副院长，给副院长当个秘书就让我辈高兴得睡不着觉了。但是，身
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江，管理这么大的中国，中科院一
个副院长，实在是无足轻重太小的职位。全国部级干部，算上副部长待遇的，
总有几千，江身为一国之君，平庸之辈见多了，绵恒在中南海探望老父，隔窗
眺望南海，陪着乃父品着顶级毛尖之余，纵谈天下大事，绝不比江手下的平庸
之辈差，绵恒好歹也是个美国的留洋博士，安排个中科院副院长当当，有何不
可？

　　江公子上任之后的政绩，还要有劳中科院的臭知识分子泄露一点国家机密。
如果那位用人民日报描述其乃父的词汇描述江公子，我绝不会说他擦鞋。太子
党除了出身和咱们平头百姓不一样，受点父荫，享点福，多点见识，其它和咱
们草民没什么区别。韶山冲的农民能养个日后成为伟大领袖的儿子，前总统蒋
公把自己的儿子安排接了班，广大台湾人民到现在不是还在怀念？从概率上讲，
当个好领导人的机会对谁都一样小，和你是不是太子党无关。咱们对江公子不
了解，就不能瞎说他无能或者是旷世奇才。毛主席教导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

　　这么说，江公子这副院长就该当了？否也。关键是他如何当上的副院长。
江公子在美国得了博士，回国，在上海的研究所当个所长，升的快了点，如果
是人才，还说得过去。毕竟还有陈章良这样的例子。当中科院的副院长，
COMMON，如果没有乃父总书记的关怀，中组部和科学院拍马屁，门也没有。
中国的官的一是靠爬二是靠熬。江绵恒身为太子有个好爸爸，爬那道手续免了，
怎么也得一点点熬几年再说吧，看看中科院几个院长，那个不是一点点熬出来
的。更何况这是中科院，和江总的保镖不一样，打点好了就是个办公厅的副厅
长，在中科院学术上没点本事，当了院长也让人看不起。江公子学术上怎样自
有专业人士评价，他那个博士学位，比巴灵顿的DR吴征强点也强不到哪去，如
果吴博士私下里抱怨当年投错了胎，不然现在也是副院长了，一点也不让人吃
惊。中国留美学生得了博士学位的估计能组成一个师，人人心里都知道自己是
棵什么葱，除了精神有点不正常的方某，有谁敢说，得了个博士就够格当中科
院的副院长？

　　江总书记实际上在这件事上犯了所有独裁腐败领导人必然犯的错误。权力
太大，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个副院长就成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认识到身为独
裁国家的一国之君，根本没有小事可言。你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轻轻挖一下
鼻孔，全国人民就会掀起挖鼻孔的FASHION。中国的古话，上行下效。当年老
毛把女儿李讷送到解放军报造反，林彪马上把林豆豆立恒送去空军报当总编。
老邓开了口子让朴方坐着轮椅挂着尿袋风尘仆仆办康华挣钱，一夜之间太子们
摇身一变，全是富商。现在，江公子荣任中科院副院长兼某大信息公司董事长，
这就为部长省长们定下了调子，中科院这样的位子绵恒们已经坐上了，你们的
下一代就找个局级的当当吧。到了县里，县委书记县长们只有貌7b倒霉嫌自己
官小，县里没有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只能把儿子安排在公安局鱼肉百姓。前一
段江总把云南的省长判了，罪行之一就是这省长的儿子居然垄断了全省得汽车
行业，大发横财。不知那位倒霉省长辩护时说没说，我们云南没有科学院呀，
只能让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倒倒汽车。

　　一个江绵恒荣升，全国不知多少公仆响应江总号召，为自己的儿孙们找到
更好发挥作用为人民服务的位置。结果呢？腐败。腐败的结果呢？没有效率，
民怨沸腾。小民我TOO YOUNG，在此NAIVE一次，为了国家社稷考虑，向江总
书记进一言。绵恒也许确实是个人才，但是即使江总书记判断自己儿子的眼光
准，你不能保证部长省长市长县长判断他们儿子的眼光都和你一样准，有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不准的，老百姓可就惨了。

　　反腐败说难是难，有制度传统的因素，但是说容易也容易，就是八十年代
我等上大学时党教导我们的那句老话，从我做起。江总书记牺牲一下公子的领
导才能，让他回研究所做实验写论文行不？中科院副院长都当了，我们相信学
术上肯定差不了。咱们要求不高，所有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也不用去干
掏大粪，拉板车，弹棉花的活，那样太亏待他们，和父母的职位不相称，只是
别让他们当官，当官商，做点普通的让人尊敬的工作，比如教师，研究人员，
会计。共产党不是讲奉献吗？党和国家领导人从自己做起，奉献一点点试试，
我敢保证，中国不会象现在如此腐败。
【转自<天下论坛> 】　
【】　　　　　　　　　　　　　　【】　　　　　　　　　　　　　　【】
°外论参考°

　　　　　         　　◆　南水北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　◆

　　　　　　　　　　　　　　　　　　　　　　　　　　　　·时代周刊·

　　1月13日的时代周刊亚洲版发表驻北京记者HANNAH BEECH文章《我们喜欢
大工程》说，中国下月将正式破土动工南水北调工程，这个耗资估计在640亿美
元的工程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前总理李鹏的挥霍无度的烙印，对于好大喜功的中
国领导人、特别是李鹏，来说，这个工程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

　　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的领导人一向有好大喜功的癖好─从万里
长城、大跃进到大运河，无一不是巨大无比，却没有多大实际用途。而最近的
一个如此工程就是上月揭幕的南水北调──将大约百分之十的长江水调到长期
干旱的北方，为此，中将来修建3条宽度达20个高速公里车道的水渠，至少37万
人口被迫迁移，中国4个主要河流的生态环境将不可逆转的被改变。

　　亚洲周刊文章说，如今，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忙着拆毁超级大坝，转向修建
规模小但更于环境有利的小型工程，为什么中国反其道而行之：修建了一个又
一个大工程？问题在一个人：李鹏──这位天安门屠杀的鼓动者、中国当今的
二号人物、现人大委员长、前总理。虽然很多政府官员认为，将北京80万漏水
的水龙头修好或者教导市民如何节约用水更有意义，但李鹏好大喜功。

　　中国政府官员估计南水北调工程将耗资640亿美元，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将
耗资多少，因为三峡大坝工程──也是一个李鹏的项目，原来估计耗资60亿美
元，现在中国政府承貌7b，可能接近250亿美元-三峡工程部分额外的开资是由
于中国猖獗的腐败，部分是当时就对如此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的预算估计得
太低。

　　文章说，李鹏将他的声望部分赌博在这个工程上，并视它为他退休前的绝
唱。中国水利部副部长Zhang Jiyao至今称，“在这个工程让，中国各方达成了
共识”。然而，中国的工程师们私下说，唯一达成的共识可能是：虽然从没有
进行应该进行的各项研究──包括可行性研究，也没有进行生态影响调查，但
工程仍然将在下月动工。

　　文章引述北京的一位工程师私下的话说，“李鹏希望被作为创建巨大的工
程的皇帝而在中国历史上留名，毫无疑问，李鹏会在中国历史上因创造了一个
巨大的东西而留名，那就是：李鹏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
【网友推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