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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四　十　六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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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2.07　　　　　　　　　　　　　　　（sd01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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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聚焦报道　揭开河南省传播艾滋病的“血痂”　　　　　　　　·何爱芳·
２、评头品足　乌托邦之广播体操　　　　　　　　　　　　　　　·王　怡·
３、研究讨论　逐层递选制与民主制：
　　　　　　　　　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比较（下）　　　　　　　·王力雄·
４、辩驳诘难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朱学勤·
　　　　　　　请君入瓮——读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王超华·
５、书与书评　县级书店好书难见　　　　　　　　　　　　　　　·孙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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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报道°
　　　　　　　　◆　揭开河南省传播艾滋病的“血痂”　◆
　　　　　　　　　　——写在新千年的第一个艾滋病日前夕
　　　　　　　　　　　　　　　　　　　　　　　　　　　　　·何爱芳·
自９５，９６年以来，河南省艾滋病的流行一直是引起国内卫生界有关专家人
士警惕和关注的焦点，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最著名的艾滋病专家曾毅在
内的许多专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着这样的警报：河南艾滋病流行情
况是真实的、是严重的，有可能演变成国难。可是，河南省卫生厅长刘全喜当
时拍着胸脯说：河南没有艾滋病。专家们说：他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艾滋病
是有５－１０年潜伏期的，到时候大量死人他还能捂住吗？刘全喜想：到时我
捞够了，也不干了，只要我的秘密不被你们发现就行。专家的预言尽管是不幸
的，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进入２０００年后它开始兑现了：河南省目前
有５０－７０万艾滋病毒携带者，乙肝、丙肝的病人更多。豫东南的许多县市
农村，今年莫名其妙地添起了许多坟头，有些村竟一年之内有近３０位青、中
年人死亡，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卖过血。
善良朴实的中原农民怎么也没有想到艾滋病会与他们有关，那可是有钱人行为
不检点得的不治之症。由于贫穷的原因，在“血头”们“借点血当即还你，又
给你钱”的花言巧语下，忠厚的农民伸出了常年劳作的粗壮的手臂，其实也是
将自己的生命伸给了魔鬼。这针头剪刀，这抽血的塑料管和血袋、这离心机、
这兑到一起的血液、特别是这还输你的血液，已经含带了阎王派遣的催命小鬼
进入你的体内。
“血头”们要血液和血浆干什么，当然是买给城里的生物制药公司和医院。精
明和善于算计的上海人和天下以“九头鸟”著称的武汉人不会想到，自１９９
２年以来，河南的血头就是将这些大量的污染的血液买给了上海和武汉的生物
制药公司，制成了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血小班因子等一系列营养药后，
卖向全国。这些营养药是不是又使城里人染上了艾滋病、乙肝、丙肝等其他疾
病，不得而知。这种地下卖血活动至今还在河南地下涌动着。
１９９２年全国上下躁动着急于发财的经济过热气浪。发财心切的这位厅长一
上台就成立“改革办”、“开发办”、“中心血站”、“万达公司”、“发展
中心”、“生物药品公司”等。提出了他自己的全新思路：内靠公章，外靠血
浆。
内靠公章就是充分发挥河南省卫生厅公章的魅力，大肆发证，目的是收钱。外
靠血浆就是大量单采血浆——采血后仅要血浆，把红血球还给卖血者，把采到
的血浆买给制药公司。本文仅以血浆的发展为主线告诉你一个令人发指的内幕。
据河南省卫生厅一位资深的退休人士说：刘全喜在１９９３年初的一次卫生系
统内部会议上讲：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９０００多万人口，
８０％以上是农民，这７０００多万农民哪怕有１－３％的人愿意卖血，他们
平均每年卖１－２次，我们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买给生物制品公司，我们就
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同时也算是帮助农民脱贫的一种办法。为什么我们不能
在这方面开阔思路、动动脑筋哪。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我看办血站是条路
子，我们就在这方面下大力气，抓出成效。要内引外联，将国外资金引进过来，
我们国家没有艾滋病，血液很干净，外国肯定会要。要将社会上的资金联合起
来，要动员全社会办血站。要充分发挥河南人口资源的优势，推动我省卫生系
统的改革。
开封首先响应号召，率先办起了血站。河南省卫生厅积极给予肯定并召开了现
场会。全省躁动了，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的创收血站成立了，乡村血站建
成了。军队、物资、煤炭、工厂等血站成立了，连有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
办血站的队伍，一时间，河南成立了２００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
血站。
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
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全国的生物制药公司都来河南收购血浆。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农村父老乡亲的血液去换钱。
为了找到更大的买主，刘全喜亲率卖血代表团于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二次飞
抵美国，与美国的几家血液制品公司谈判卖血案。并要求美国公司在河南设厂
当地加工出口，便于运输和躲避海关不允许血液出口的检查，效益更高。刘全
喜对美公司的诱惑是：河南血源广和集中便于采集、血液干净没有艾滋病、血
源便宜。考虑到河南是中国第二人口大省（当时），他是中国官员敢于卖血第
一人，美国方面专门派专机在美国迎送这位“中国第一大血头”。事后他和他
的随从在许多场合讲美国的专机如何如何，美国如何如何重视。
美国公司后也几次来河南考察。后因美国方投资项目太大，成立后可能要成为
副厅级单位，有可能被省政府或省计经委（当时）接管，超出刘全喜控制范围，
刘全喜对此失去兴趣而搁浅。
近期，漯河市卫生局一位“要员”反映：刘全喜从省直卫生系统单位“引进”
资金２０多万元和设备，指示自己的妹妹在自己的家乡郾城县建立血站。在原
漯河市卫生局局长刘学周（现为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支持下，很快发展了
西平、上蔡、西华、许昌、太康、尉氏等６个采血点。由于这是刘家血站，他
们无法无天，滥采乱抽，其中还有打骂卖血人员的行为。例如曾经被有家小报
曝光的一个血头声称：你们告到卫生厅我们才不怕哪。
中牟县有位小血头不知深浅，在离尉氏刘家血站不远处偷采血浆，由于找不到
买主这位血头就到河南省中心血站试找买主。结果被刘全喜安插在该站的亲信
撞上。在假装讨价还价摸透对方底细和地址之后，立功心切的亲信连夜带人查
抄该血头的窝点。人脏具获的小血头住进大牢可能还是不知道自己怎样栽的。
该案例又成后期刘全喜树立打击“血头”整顿血液秩序的政绩之一。刘全喜的
“大血头”地位是自己闯出来的；而他的“大血霸”地位是奴才们替他打出来
的。
河南省不是发达省份、不靠沿海也不靠边疆，是地地道道的中原腹地，在９０
年代初，河南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不可能发生大面积的因吸毒和卖淫嫖娼现象。
中原父老祖祖辈辈老实巴交的只会在土里抛食。谁会想到河南省卫生厅的一位
高官的奇特发财梦能将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
谁要是说商丘卫生局长郑炳钦重用胡万林，是由于他是外行不懂医被别人糊弄
的结果，这可能使了解情况的人相信。要说刘全喜开始就是要传播艾滋病暗害
中原父老，不一定相信。刘全喜的问题是：开始是急于发财、利令智昏、盲目
自大，认为河南不可能有艾滋病；后来采血站严重失控和出了问题，害怕自己
承担责任和暴露自己刘家血站的内幕，采取捂盖子、欺上瞒下、说假话、拖延
战术到打击报复举报人等手段，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河南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发现当地有人艾滋病毒阳性，为
了证实他们的化验，他们将结果送到上海、北京、南京和武汉等地。检验的结
果是国家的有些专家大吃一惊，河南已经有了艾滋病而且很严重。当这些专家
要到河南实地证实时，没人敢领他们到农村去调查。
近期，一位医生讲：１９９５年，他在豫东某市附近的一个物资局和卫生局合
办的血站采集１０份卖血人员的血样化验，结果３份艾滋病毒抗体阳性。他将
样品送到南方某市复检，证实他的化验。当他向当地卫生局报告时，卫生局长
训斥他说：你怎恁能，省卫生厅让办血站人家都是考虑过的，哪有艾滋病，你
乱说影响咱血站的收入。这位医生说：当时这三个艾滋病毒阳性的卖血人说他
们经常在开封、兰考、柘城、商丘一带卖血，而且是单采血浆。平时这些血浆
卖给了上海的一所大公司。
外地专家要求到河南检测艾滋病的消息使刘全喜大吃一惊。也是他意识到他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内靠公章、外靠血浆的政策的破产。
院士曾毅来河南，好吃好喝安排，哪怕是你到我办公室拍桌子，就是不让你接
触基层；卫生部让汇报，矢口否认那是谣言；省政府让汇报，别听个别人的猜
测，这样影响咱省的经济发展。周口防疫站的一位大夫不听招呼，胆敢给省外
专家提供情报和方便，把他小子的工作和待遇给我挂起来。
艾滋病的潜伏期帮了刘全喜的忙；省里高级官员不懂医学使刘全喜有了可乘之
机。由于当时并没有死人，表面上看不出问题，省里的高官也不希望深究。
近日、据省防疫站两位专家反映：１９９６年在迫于社会和专家的压力下，河
南省卫生厅抽调“自己的”力量，对全省１３个县进行了卖血人员艾滋病重点
普查，下去普查的人员分为６个小组，共普查了约１０万献血员。为了保证绝
密，刘全喜要求所有参与普查人员不得交换数据，不得向外界透露消息，每组
单独汇报。据参加沈丘县调查的一位人员说：沈丘的数据是８４％艾滋病毒阳
性；尉氏、西平、上蔡和太康都很严重，最低的一个县是６７％。由于普查的
个别数字还是透露出来，专家们推算当时河南省有不少于１０万卖血人员染上
了艾滋病毒。因为河南当时就有近１００万人卖血。另外，这两位专家还说：
近期凡是为刘全喜掩盖艾滋病实情的人员都得到了提拔重用。
对外刘全喜声称河南个别地方发现了艾滋病，普查显示没有形成流行。他说有
些传闻艾滋病感染率很高，是调查中个别乡村医生不懂标本取样，误将一份阳
性标本分成了若干份造成的等等。专家们反诘说：有没有误将一份阴性标本分
成若干份的情况？
据消息可靠人士讲：河南省卫生厅党组会上，围绕这次调查结果的处理展开了
一次激烈的争论。刘全喜坚持不能将这次调查的数据公布出去，不能上报。其
中有位副厅长坚持要上报，为此，这位副厅长受到批评。我们目前的许多事就
是这样，在胳膊拗不过大腿的情况下，往往一把手表态的事，明知是错误的，
但还要执行。
高耀洁是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的一位妇产科大夫，退休后开始对性病着手研究。
开始她仅仅是对街头巷尾的性病广告进行调查和呼吁，随着她的调查深入，她
发现反对她调查的主要阻力不是只来自那些欺人骗财的假医，更大的阻力来自
她原以为会支持她的政府卫生部门即河南省卫生厅。这位倔强的老太太，以她
那瘦小的躯体抗争着，她并不知道她要征服的对象是谁。她频频上书中央领导、
省里领导。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告诉新闻媒体。用自己微乎其微的退休金印制
宣传材料，看望乡下的艾滋病人，特别是儿童和妇女病人，赢得了社会和媒体
的称赞，她由此获得了“民间防艾第一人”的尊称，许多国内外的报纸、电台
和网站给予了报道。
高耀洁的横空杀出打乱了刘全喜的如意算盘。在社会压力下开始整顿血液市场，
他认识到在权和钱上还是先保权。他幻想趁艾滋病这潜伏期，把血液市场整顿
好，将来掩盖几年前在河南种下的祸根，等全国各省艾滋病多起来时，河南的
问题就不那么突出。
高耀洁的乱喊乱叫和大河报、郑州晚报等有些记者的报道，成了刘全喜迈向更
高政坛的噪音。他暗示手下对高耀洁及其家人进行压制和迫害；通过一定的人
际关系将大河报爱放头炮的卫生记者王熙衡调走。１９９８年末，有一天刘全
喜听说大河报将要刊登一篇有关河南艾滋病的报道，立即命令他手下一位与报
社有密切关系的姓韩某某，拿八万元将那篇文章在开印前换成了一副大型广告。
他也使用一些不正当手段将河南某些有影响的报纸的卫生口记者调离，因为这
些记者没有完全按照刘全喜的意图报道艾滋病的情况。
１９９９年７月一个深夜，郑州警方在郑州通往开封的途中抓到一伙转移血浆
的血贩子。当记者闻讯赶到时，一位警官告诉记者说：昨晚这几个人全跑了。
真的是跑了吗？后经密访，一位警官悄悄告诉：是一位省公安厅的“要员”打
电话叫秘密放人。这伙血贩子共４人，两男两女，其中一位就是刘全喜的妹妹。
记者立即来到血贩子曾经盘踞的窝点，已经是人去楼空。转移速度之快不是一
般蟊贼能够办到的。记者再次赶到处理此事的派出所，警察告诉说：没有来得
及审讯，他们就都跑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
河南农村艾滋病人越来越多，艾滋病传给家属孩子。北京的有些大医院发现：
前来就诊的艾滋病人多数来自河南，尽管有些病人不愿意说出他们的身世，单
从口音就能辨别出这是河南特有的口音，从他们的穿戴上就看出他们是农民。
中科院院士曾毅和北京的专家多次给河南的卫生官员说：要关注本地的艾滋病
情况，建立艾滋病防治点。如果可能的话，国家将提供帮助。刘全喜的反应是
否定的。卫生部主管疾病控制的一位司长在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上讲：河南的刘
全喜就会讲空话，假话。他嘴里就是没有实话。
正在刘全喜为高耀洁和新闻记者伤脑筋时。武汉的桂希恩象一只脚步轻盈的独
脚猫进入了中原腹地。他是应他的学生之邀到河南的上蔡县进行会诊的。简单
的，悄悄的河南行程，这位专家发现了河南农村艾滋病感染率已经高达６０％
以上。他的文章和资料让北京的高层吃了一惊，也是河南省卫生厅的官员吓了
一跳。
尽管曾毅是院士，他在１９９５年就开始对河南省的艾滋病情况给予关注。由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无法给予这位科学泰斗印证，并没有引起各方面的支持和及
时控制这个病魔的蔓延。他只能遗憾的留下话：河南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１
９９９年桂希恩的秘密调查印证了曾毅的推断。高耀洁的不怕死多次到乡间接
触病人和呼吁，媒体开始关注了。
大河报、郑州晚报、城市早报的有些记者愤怒了，他们不点名的大幅刊登了艾
滋病的文章，有的借宣传高耀洁的民间防艾滋病行动隐晦地批评河南省卫生厅
的捂盖子行为。刘全喜通过省委宣传部给报社施加压力，制止和封杀这方面的
消息。记者们开始从外围包围河南。
由于外界的强烈反映，河南省卫生厅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小规模地派人
到乡下摸底。据河南省防疫站的一位不愿意暴露姓名的人员讲：他在驻马店的
上蔡县实地调查抽样，了解到下面的情况有的比报纸上说的还要严重。这个县
的城南卢岗、邵店乡最为严重，有的一家竟死了３口人。卢岗乡的文楼村曾经
被媒体多次曝光。他说邵店乡的情况比卢岗更严重。他举了一个位于这个乡十
离铺村的一位妇女为例，该妇女因为９３、９４年卖血得上艾滋病，最近发烧
发的实在忍受不住上吊自杀了，留下了５岁和２岁的小孩。小孩和小孩的爸爸
也是艾滋病毒阳性。他还举了一个例，该县卫生局的一位干部曾经开了一个饭
店，饭店的一位服务员在体检中被发现艾滋病阳性，吓的从此没人敢去这个饭
店，这个干部为此赔了一大笔钱。当地人讲，他们的艾滋病是由汝南县传过来
的，因为那里卖血和办血站比他们先和早。这位工作人员反复叮属，千万别说
我给你们提供过情况。
据河南省卫生防疫站一位专家透露：河南的艾滋病主要发生在周口、驻马店、
信阳、漯河、开封、商丘、南阳、许昌和平顶山等黄河以南地区，这里的农民
比较穷，人口稠密，自然资源比较贫乏，有些农民急于脱贫，也有些是好吃懒
做之人，加上血头的经济利诱，不知深浅地跳进了死亡的血祸深渊。他估计目
前全省感染人群至少有５０万以上。更详细的情况不好说。笔者问他：从地理
位置上，这些艾滋病的严重发病地区都发生在了漯河市的不远地区周围，是否
与刘全喜家的亲戚办的血站有关哪？他诡秘地眨眨眼睛说：这不会吧。但是，
各地血站普遍泛滥和操作不规范是造成艾滋病在豫南流行的主因。你看豫北的
情况不就明白了。
最近，高耀洁发现在对她控制一如既往的情况下，有些官员开始对她的家庭生
活热心起来。她的那个曾见于报刊一贯受迫害的女儿也被有些官员主动地安排
到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上班。湖北的桂希恩教授也接到河南欢迎并资助他搞调
查的信息，条件是不能对外公布任何资料数据，河南卫生部门要买断他的喉舌。
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当年轻的后生们为跟着刘全喜升官而弹冠相庆时，河南
省卫生部门的有些官员有的因患乙型、丙型肝炎住进了医院，可能他们自己也
说不清他们的病是如何得的，会不会是曾经用过血液制品的缘故？即使他们有
证据这是血液制品的危害，他们敢说吗？有人敢叫他们说吗？省人民医院高干
病房的一位护士说：近一年，刘全喜经常来住院，有时是血压高，有时是血糖
高，经常感冒和无力。有位院长巴结他说：厅长你的机体抵抗力有点低，输些
白蛋白吧。刘全喜脸色骤变，双手摇摆着，嘴里连声喊道：我不输白蛋白，我
不输白蛋白。真的有神灵在给他们开玩笑吗！
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的死亡开始向人们提示着：艾滋病的潜伏期已经走到头了。
媒体的报道披露着一个信息：刘全喜的艾滋病“血痂”就要捂不住了。这位曾
是农民养大的孩子，干着伤害农民的勾当，同时又连带涉及到城市民众的生命
安全，究竟这血祸影响到多少人的健康，可能成了一个悬案。没准大城市的某
位达官贵人有一天突然得了艾滋病，他究竟是用过由血浆制成的营养品，还是
因为嫖娼传染上的，谁也说不清。由这样的二愣子厅长掌管一方人口众多大省
的人民卫生健康大权，这城乡健康保证的内涵真是有点悬、有点悬、有点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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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头品足°
　　　　　　　　　　　◆　乌托邦之广播体操　◆
　　　　　　　　　　　　　　　　　　　　　　　　　　　　　·王　怡·
　　○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第五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现在开始，第一节，挤按心明穴——”
　　好像是同一个人说的。那副腔调如出一辙，陈旧、克制，而略带激情。仿
佛五十年代建设工地上热火朝天的高音喇叭。要不怎么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呢？在我们的童年，制服、大合唱、广播体操和一周两次的大劳动，构成
了另一个乌托邦的活动桌面。
　　从我七岁上小学，直到高中毕业，活色生香的１１年，便沦陷于这一精心
构建的集体主义乌托邦，不能自拔。
　　两年前我母亲在老家住院，毗邻一家重点小学（我、我母亲及我外婆的三
代母校，母亲就读时叫红星小学，外婆上学时则名曰玛丽亚教会学堂）。我在
医院三楼的阳台上俯视大操场，听见喇叭里再次响起那个熟稔犹如梦魇的声音，
居然还是那一把县级播音员的干嗓子。方知谬种流传，一至于斯！
　　梦魇云云，并非修辞，而是真有其事。直到大学毕业，我还时不时在梦里
因为迟到，慌慌张张地跑入樟木林大操场，寻找自己在早操队列中的地位。
　　近千名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列成方队，在每一个清晨第一堂课前十分钟，
准时进驻大操场。举手投足，整齐划一，颇为壮观。远远望去，像一座被阉割
掉的少林寺习武场。
　　除非检查评比，大家都兴趣阑珊。看见周围有无数的人与你惟妙惟肖，作
出雷同的、剽窃的举动，实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以为你是谁？当你在人潮
人海中融入相同的节拍和姿势，进入预装的操作系统，你还能妄自尊大的认为
你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个体吗？你好大的胆子！
　　一种统一的姿势可以带来渐渐聚汇、直至吞噬一切的伟岸力量，并使你产
生自弃的冲动。好像初中物理老师所讲，一队喊着口令、操着相同步伐的士兵，
竟可以把一座大桥活活操跨！
　　早操完毕，还要受训。
　　○
　　我与大多数青春期的同胞一样，在荷尔蒙的驱使下，早早的便反感制服、
拒绝合唱（可见这些玩意本就违背人性）。大家已有相同的肤色、血缘和生理
构造，就差不多了吧，历史证明已经足以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了。但还要大
家同样的搔首弄姿，着同样的行头，高唱同一首歌。喂喂，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有道是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从小学一年级的国庆节开始，直至２０００年之教师节，天哪，我被裹挟
加入的大合唱简直连绵不绝、罄竹难书。好在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合唱队在队
员与管理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将导致普遍的“代理
人危机”和“搭便车”的行为。那就怪不得我了，自从初二语文课精研了《滥
竽充数》一文，我脑筋急转弯，弃暗投明，逐步成为南郭先生的私淑弟子。从
此在大小合唱中，我便摇头晃脑搞“假唱”，瞒天过海，将祖国的各种庆典当
作做脸部保健操的机会。“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还有酷爱大合唱及其象
征主义的肉食者在，我就不妨韬光养晦，继续做秀，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一周两次的大劳动也可作如是观。一锄头砍下去，谁知道你使了多少力，
做了多少功？表面看上去，还态度不错，累得不行。
　　可惜广播体操一目了然，没留下丝毫作弊的制度空隙。因而在集体主义的
乌托邦中，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乌托邦的衍生产品。
　　英国有一句法律谚语，“民主最好的训练场，是中学的足球场”。何解？
答曰：中学的足球场不仅可以培养动态中的平等与团队精神，更能从小涵养对
于游戏规则及其结果的尊重。
　　即使你一直大比分领先，但后来出现１９：２１，你输了，Ｇａｍｅ　
ｉｓ　ｏｖｅｒ——同不同意？
　　即使你平日不做亏心事，并认定站在神和正义那一边。但你昨晚睡迷糊了，
今天在二审开庭时语无伦次，被判向对方支付人民币８千元。你输了，
Ｇａｍｅ　ｉｓ　ｏｖｅｒ——同不同意？
　　如果是后者，做广播体操长大的我们，多半不答应。
　　包公和海瑞也是做广播体操长大的？
　　所以集体主义和东方价值观的“最好训练场地”，是中学的大操场（难怪
我们的足球总是冲不出亚洲，人家的球员一个是一个，我们的球员像是从生产
流水线上下来的）。
　　在一张生满霉菌的老唱片带领下闻鸡起舞吧！你在群情汹涌之中按班级、
学号、性别和身高，迅速找到组织上给你分配的位置。众目睽睽之下，一些摹
仿样板戏的造型将彻底摧毁你尚不坚挺的意志，让你在左侧第三排的初恋情人
眼前无地自容，彻底丧失自信，丧失羞耻心，丧失尊严和节气。并在另一重意
义上挥刀自宫，断掉了对于未来美好明天的判断力，和过分的憧憬。
　　集体主义乌托邦的毒辣手法，便是尽力营造出一种气势汹汹，在此氛围中
对个体及其欲念进行打击，和无情的羞辱。使你自感卑贱，内心的主张说不出
口，并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不是那长眠地下、以身相许的革命烈士。
　　明日复明日，完成了对于你的格式化。
　　○
　　１９９６年的某个凌晨，我骑车路过亚细亚集团成都某商场门口。
　　看见几个河南人正指挥着上百的员工做广播体操，喇叭里居然还是那个几
亿学生都记忆犹新的尖声尖气的女声（此人到底是谁？为何不甚有名）。我便
心中冷笑：想学日本鬼子，狗日的早晚要垮台！
　　果然。两年之后亚细亚就倒下了第一张多米诺，顷刻间土崩瓦解。供货商
们在１９９８年的另一个凌晨，如狼似虎地冲进了那家被我诅咒过的商场。
　　因此提醒８０年代出生的后代，当你一朝得离苦海，终于赢得了高等教育
的机会。请勿忘记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
　　——点击鼠标右键，再点“清空回收站”。
　　如果你的Ｗｉｎｄｏｗｓ没有臭虫，一旦删去了广播操和大合唱的程序，
你便绝不会再由衷地喜欢春节联欢晚会这种东东。
　　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据说全国已经基本上达到小康，我说话
就比较放肆了。
　　谢谢大家。
　　　　　　（本次文章的最终解释权归作者所有）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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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讨论°
　　　◆　逐层递选制与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比较（下）　◆
　　　　　　　　　　　　　　　　　　　　　　　　　　　　　·王力雄·

　　四、逐层递选制可以让中国放心

　　前面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两个标准，一是充分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和自
治，二是保证中国统一。以西藏问题为例，就是达赖喇嘛所说的“两个放心”
——“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
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９】
　　我们就以逐层递选制来检验能不能做到“两个放心”。前面讨论过民主制
无法保证西藏留在中国，反而可能把西藏与中国推向对立甚至战争。中国当局
拒绝达赖喇嘛的谈判，把他的方案说成“半独立”和“变相独立”，也是因为
看到这种前景。只要中国对这一点不放心，不进行谈判就不奇怪，谈也是白谈。
即使未来中国换上了民主政府，也不能不坚持这一点。所以如果能在制度上消
除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做到中国真正放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打开
谈判大门的障碍。

　　●　逐层递选制没有独立的动力

　　从西藏人的角度，达赖喇嘛有了西藏留在中国的允诺已经足够，因为达赖
喇嘛是他们的神王，一言九鼎，绝无怀疑之理。然而对于西藏之外的政治人，
这个理由是不够的，即使达赖喇嘛真诚可信，也有能力，问题是他不能永生。
民族关系宁可是互相不信任，相信每个民族都可能为自身利益损害其他民族的
利益，为此而对所有坏的可能事先防范，建立起不会因为人变而变化的制度。
这种靠制度保证的民族关系将比靠“信任”维系的民族关系经得起考验。
　　逐层递选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能保证西藏不脱离中国，首先就是因为
这种制度不产生追求独立的动力。逐层递选制的权力来源在下不在上，掌权者
只有使下级满意，才可能保持掌权的位置。独立是为了追求向上的权力（主
权）。这种追求在逐层递选制中仅能给最高领导带来荣耀。下级自治体却要为
此付出财力、物力和人力，承受争取独立带来的风险和牺牲，以及独立后新增
加的国防外交等支出，却不会因此得到好处。下级自治体的领导人也不会因为
独立得到荣耀，主权争到手并非属于自己，变化仅仅是比原来少了一层上级，
但仍然是“地方”而已，没有本质区别。因此逐层递选制的下级没有动力追求
其领导人追求独立，越往下越没有这种动力。而逐层递选制的上级是由下级选
举产生，每一层的大事也都是由下级参与决策，没有下级支持，最高领导层就
无从产生独立之心，更不可能付诸行动。
　　除非在一种情况下，逐层递选制会产生追求独立的动力，即所有下级——
囊括每一个层次直至所有人民都要求独立。那只有一个民族真正受到外族迫害，
而且全体人民已经下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时才会形成。真到那时候，
独立就是完全应该的了。
　　不过只要是还在实行逐层递选制，就不会发生那种情况，因为既然一个民
族的管理机构是通过逐层递选制产生的，就不可能选举外族压迫者来管理自己，
因此民族压迫只能以一种方式实施，就是入侵和占领。而在占领状态下，入侵
者肯定不会承认被侵略民族的逐层递选结构，要建立自己的占领政权，才可能
进行民族迫害。所以可以说，只要有逐层递选制存在，就不会发生民族迫害。
　　在骤然民主化社会，独立动力还来自“意见领袖→传媒→大众→议员→政
府”的链条所形成的“广场效应”，但是只要实行逐层递选制，意见领袖的激
进程度首先会降温，因为获得权力的途径变了，以往靠煽动大众的感情获得选
票，现在必须回到真实生活中参加逐层递选，“议”与“行”统一在一起，
“议”就得负起责任。
　　意见领袖的理智化会直接影响媒体，因为他们是媒体的思想来源，甚至本
身就是媒体圈中人。虽然媒体总是有追求市场效果的动力，但是少了追逐权力
的因素，就比较容易摆脱“政治正确”的氛围，各种意见都敢出头，有利于形
成媒体业内的观点平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对大众的煽动性。而且意见领
袖和媒体的理性化及观点多样化，带来大众的多样选择，也会减少市场裹挟力，
反过来减轻意见领袖和媒体面临的市场压力，形成正循环的效果。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逐层递选制切断了“大众→议员”的环节，使得即便链
条的前半截“意见领袖→传媒→大众”－－仍然可以在互动中产生激烈情绪，
也会由于“大众→议员”环节的切断而被阻隔在决策之外。由大众选举议员造
成以大众的局限制约议员，议员选举最高领导人和任命政府时就不得不迎合
“民意”，从而把大众的局限向上延伸，施加给政府。逐层递选制不再选举议
员，也不存在议员那样的角色，选举只在经验范围中进行。经验范围的选举是
理性且无局限的。逐层递选是对这种理性逐层提炼和凝聚的过程。当到达西藏
各地区长官选举西藏领导人的层块，已经具有整个社会最高的理性，能够充分
看到独立的不利及可能带来的危险，因此保持理智行事，并且这样要求他们选
举的最高领导人。有了这种提升理性的层次，即使社会仍然存在要求独立的情
绪，最高领导人不需要直接承受，有下面的层次为他抵挡和吸收压力，因此他
可以无顾忌地按照对整个民族最有利的方式去做。这种“隔层保护”的性质，
对一个社会的长远目标和理性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高层块不要求独立，并不仅仅是因为判断西藏打不过中国才不得已
屈从，而是因为有了逐层递选制，首先已经能够最好地实现“高度自治”，从
而西藏已经不再有独立的必要。

　　●　逐层递选制与“大西藏”

　　关于达赖喇嘛提出的另一个条件－－“整个藏区”的统一，中国也是不放
心的。“整个藏区”２４０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面积的四分之一。有清以来
的数百年，中国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将“大西藏”分割为两个部分，把其中一
半面积分置于周边四个汉族省份（川、青、甘、滇）管辖下。这种格局已经形
成了百年以上，让中国同意改变这种历史沿革的“治藏”方略和成果并不容易。
　　首先如果西藏存在独立倾向，藏区的统一使整个藏族的领土、经济和行政
成为一体，不仅其实力大增，而且万一出问题，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也扩大一倍。
这种担心的前提就在西藏追求独立，只要能消除整个前提，整个藏区是否统一
也就降为一个区域划分的技术问题，中国让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实行逐层递
选制会使西藏失去独立的动力，同时逐层递选的结构也决定了规模扩大并不会
同时导致“野心”增加，因为逐层递选制不是统治结构而是自治结构，所谓自
治，本质就是最大程度地寻求自身利益，拒绝外部对自身意志的强加和对自身
资源的合并，因此实行逐层递选制不会使西藏成为统一的整体，反倒是把它分
成了许许多多个不同层次的自治体，其中每个自治体都是“高度自治”的，谋
求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整体目标。即使扩大为“大西藏”，也不会改变这个性
质。
　　反之，藏区合并为“大西藏”还应该有利于中国。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
料，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９５．４６％，如果单独实行“高度自
治”，几乎是单一藏民族的自治体。而川、青、甘、滇四省藏区，藏族人口只
占总人口的５７．９３％，把西藏自治区与四省藏区合并为“大藏区”，藏族
人口的比例为７０．８４％，非藏族居民的比例大大提高。【１０】从中国对
西藏的主权出发，这种提高显然是有利的。另外，把整个藏区统一起来还可以
避免对同一个藏族实行不同政策，这种问题曾经造成过灾难性后果，如五十年
代的西藏自治区保留传统制度，四省藏区却实行“民主改革”，结果发生“叛
乱”，留下至今难解的“西藏问题”。
　　“整个藏区”的统一和自治对中国政府还有一个好处，从此可以卸下一个
沉重包袱，不需要再对藏区巨细无遗且不被领情地操心。自治后的西藏必须自
己面对问题，自己负起责任。中国政府即使继续给西藏援助，也不再是“应该
的”，而是会得到相应的理解与感激。
　　另外一个因素也应该被考虑在内－－逐层递选制比民主制更容易被北京接
受。民主制与共产党的一党制是公认的敌对格局，实行民主制就意味共产党制
度的失败。如果在西藏实行民主制，结果肯定是达赖一方的人上台，共产党官
员下台。双方斗争了四十年，这种结局是不能被共产党接受的。逐层递选制跳
出了胜负格局。它不属于任何一方，在它的格局中，谁也没有赢，谁也没有输。
流亡藏人即使回到西藏，也不能以流亡集团的身份掌权，因为在经验范围内逐
层递选，不受宏观层面和大众传媒操纵，就不会有政治集团立足的基础。每个
想参选的人都得进入实际生活，在那里，流亡者和共产党员完全是平等的。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对此抱一些希望，如果达赖喇嘛把他的“留在中国以民
主制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改变成“留在中国以逐层递选制实现整个藏区
的高度自治”，北京政府是不是会变得多一些弹性，双方的对话也会更容易开
始？

　　五、逐层递选制可以使西藏更好

　　●　逐层递选制兼得统、独好处

　　我一直提醒坚持独立的藏族朋友，不要只想独立的好处，还要更多地想独
立的难处。如果有一天西藏独立，当胜利狂欢过去之后，立刻面对的就是每天
非常具体平庸的柴米油盐，一点不能少，全要靠自己解决。那时西藏首先面临
的困难一是如何建立边防，二是现代化一元怎样维持。西藏自身没有足够人力
和物力在上万公里的边界建立边防，而如果没有边防，且不说抵御外敌入侵，
就是西藏被世界上人口压力最大的国家（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所包围的地
缘，不防范周边２０多亿人口的渗透也是不行的。要建立边防，西藏只能依靠
一个大国－－不是中国就是印度。如果西藏在脱离中国的同时把自己的边防交
给印度，中国是绝对不会接受的，结果就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冲突。那时西藏成
为两个亚洲巨人的战场，自身必将首当其冲。从这个角度考虑，与中国保持统
一，由中国继续担负西藏的边防，是避免引起变局与冲突的稳妥之道，符合西
藏自身的利益。
　　中国对西藏五十年的统治，在西藏社会嵌入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现代化部分，
完全依靠中国的供养才能维持。从这样的数字－－１９９７年，西藏（仅指
“西藏自治区”）本地的财政收入是２亿９５３７万元，而当年财政支出是
３８亿１９５２万元【１１】，高出收入１２倍的赤字全部由北京补贴－－可
以看出西藏本地资源对维系西藏当今社会相差多远。如果西藏独立，中国来源
中断，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就无法维持。有些藏人把希望寄托于西方，但西
方援助即使会有，也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长年累月，数额巨大。或者有的藏人认
为不要现代化西藏也能生活，问题是不管怎样看待现代化，它已经是现实存在。
１９９４年西藏自治区的“国有单位”职工共有１６万人（其中藏人数量为
１０．８９万）【１２】。即使仅把这一部分人看作西藏的现代化部分，加上
他们的家属，人数接近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１５％。如果听任西藏的现代化体
系瓦解，这１５％人口的出路是什么，会不会造成社会震荡？他们是西藏社会
最有能量的群体，不解决他们的问题西藏社会没有办法稳定。
　　因此，西藏与中国保持统一不是西藏的委曲求全或迫不得己，而是西藏自
身安全与稳定所需要的。其实只要实行了逐层递选制，即使没有“独立”的名
义，“独立”的实质也差不多都能实现，同时又可以通过统一弥补自身的不足。
尤其是中国也实行逐层递选制，保持统一对少数民族就更是只有好处。
　　有人可能会这样提出疑问：即使整个中国都实行逐层递选制，以西藏人口
与汉族人口相差之悬殊，西藏人的意志难道不会被汉人的意志淹没？这里首先
应该记住逐层递选制形成的是自治体，而不是形成民族或其他什么事物。所谓
自治体就是从本体利益出发。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汉民族联合成一个自治体，
藏民族联合成另一个自治体，才会形成两个民族相对的关系。西藏如果仅作为
中国３０个省份之一，汉人为主的省虽然占多数，却不会联合成一个汉族来对
付藏族。每个省追求各自的利益，在共同决定中国的事务时，如果有意见分歧，
那不会是出于民族不同的分歧，而是出于利益不同的分歧。面对利益分歧，有
的汉人省可能和西藏意见不一致，另外的汉人省却可能和西藏意见一致。汉人
省与西藏的关系不是民族关系，而是视西藏为３０票中的一票，是各方都要争
取的。从这个角度看，对西藏最有利的，不是把自己抬升到与汉民族一对一的
位置，而是去做中国之内的一个省区，才能把对应的汉民族分割为几十份，使
自己得以“合纵连横”。
　　整个中国逐层递选的最高层块是由３０个省的首脑组成的，他们构成管理
中国的“委员会”【１３】，进行立法，讨论政务，制定大政方针，选举国家
首脑。西藏在最高层块具有三十分之一的权力，是得到了相当大的“加权”。
因为即使是包含所有藏区的“大西藏”，全部人口也仅为七、八百万（第四次
人口普查是６４５．６７万人【１４】），但是西藏在最高层块的权力与人口
上亿的河南、山东等省完全相等。逐层递选制的这种性质与西方民主制的“参
议院”有异曲同工之效。
　　另外，如果涉及民族问题，西藏在中国的逐层递选体系中并非是孤立的，
至少可以有新疆、内蒙、广西、宁夏，甚至包括云南、贵州那些少数民族集中
的省份做盟友。这种联盟在票数上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
　　最后，还应该看到所说的“委员会”决策是在经验范围内进行的，因此有
长期交易、相互延期补偿、容纳选择的序列、总和为正数等特点【１５】。在
经验范围内，面对面的不是概念，而是长期交往的人，并且谁都知道多数和少
数是在一个变化的流程中，今天的多数可能变成明天的少数，今天的让步会在
明天得到回报，因此委员会的决策一般不存在压迫和强制，而是以讨价还价、
妥协解决和互相调整为工作模式，尤其是当少数采取强烈坚持的态度时，多数
往往会做出让步。这样的体制会使少数民族的权益得到更好维护。

　　●　逐层递选制杜绝政教合一

　　西藏有数百年政教合一的传统，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至今在西藏流亡社会仍
有这样的地位。西藏境内的宗教也广泛影响世俗事务。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西
藏实行民主制并非就能获得民主的实质。民主精神首先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多
样化选择，如果多数人都是服从一个神王或少数活佛的精神指挥，民主就成了
一种形式。
　　有人认为西藏搞民主选举，当选的将大部分是喇嘛。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
在。即使有禁止政教合一的法律（如达赖喇嘛允诺的那样），不允许神职人员
参加选举，也会有很多老百姓是按喇嘛的指示去投票。法律不能管人的思想，
假如老百姓的个人意志被宗教主宰，宗教介入政治就不必非得通过掌权，而恰
恰通过民主就可以做到。
　　当然可以说信仰宗教正个人的一种自我选择，但是把自己的政治判断和管
理社会的权利都由宗教人士代行，已经是神权意志的延伸。西方民主社会虽然
也有宗教，然而传统上其公民政治生活是排除神权的，宗教的弥漫也远不如西
藏那样无所不及。因此西藏实行民主制不能保证达到民主的目的，如果有一天
西藏的神权不巧落在一个专制者手中，民主制在西藏就可能发挥出专制的作用。
其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中国人在毛泽东神意之下的一次“大民主”。
　　我不是反对宗教，而是考虑如何既不损害宗教在西藏的命脉地位，又能防
止宗教对政治的介入，这也是达赖喇嘛多年来不断思考和强调的。逐层递选制
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对于逐层选举制而言，政治只是经验范围内的事。
尤其对于基层百姓，选举也好，决策也好，都是可见范围内的事务。在那样的
微观环境，宗教除了作为伦理背景，没有可能成为具体的政治指令。比如百姓
在超经验范围选举议员，因为不了解应该选谁，才会把活佛指示当做依据，而
选举本村村长却不存在不了解。选举将以谁对自己有利为每个人的投票标准。
何况宗教一般不会深入到村长选举那样微观的政治中去。至于再往上的选举层
次，那些高层选举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不会是宗教，而是对其代表的自治体
利益负责，同时因为有隔层保护，当权者也不必担心宗教界的态度，因为即使
普通百姓可以被宗教界调动，但只要选举层块里的直接下级不那样要求，当权
者就不受牵制。
　　逐层递选制有两个方向的功能，一是能够把散漫化的人群组织起来，二是
可以对过于统一的事物（如神权）进行阻隔。这两种功能都是重要的。而民主
政治在宏观范围实行，因为与同样宏观的宗教不能避免重叠，要么受神权制约，
要么就得想法破除神权。只有逐层递选制可以在不损害宗教的同时把宗教阻隔
在政治之外。那种阻隔不需要以挑战宗教权威为代价，它只是把宗教和政治分
离在两个不发生重叠的范围，从而避免了因为不可回避而产生的冲突挑战，以
及相互的摧毁和瓦解。对于以宗教为本同时又必须跨入现代文明的西藏，这一
点是颇有意义的。

　　●　逐层递选是最适合西藏的选举

　　美国有二百年的选举历史，人们从小受选举方面的教育，但是超大规模选
举的弊病仍然不能解决。２０００年的总统选举，有调查表明４０％的选民把
布什和戈尔的政策搞混。对佛罗里达州的投票争执，一个重要问题是一种“蝴
蝶”选票搞乱了选民，使他们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上打孔。其实那种票上有明显
的箭头指示，如果仍能导致那样的错误，未来西藏投票可能出现的混乱就更无
法想象。
　　一个藏族基层官员曾向我描述他去西藏农村组织选举的经历。那只是选举
乡级“人大代表”，他在那个村庄呆了三天，“口水说干”（他自己的原话），
老百姓仍然搞不懂怎么在票上打钩，连续三次不得不从头再来，因为投到票箱
里的选票大多是废票。如果未来西藏采用西方式的民主，会不会有百分之二十、
三十甚至一半以上的选票是废票呢？会不会引起比佛罗里达州的选举严重得多
的争执呢？对农牧民占绝大多数，存在大量文盲和没有受过任何政治训练人口
的西藏，这种担心完全不是多余。
　　西藏还有一个虽然简单但足够严重的问题，即地域的辽阔和人口分散。对
于大规模选举，这种问题导致无法充分动员，竞选和投票也面临诸多困难。多
数基层选民无法了解应该选谁，因此会视选举与己无关，更无跋山涉水（不是
形容，在西藏真正需要跋山涉水）投票的动力。既然几乎家家有汽车的美国人
都有一半选民是“不投票党”（被称为远在民主、共和两党之上的最大政策），
西藏不参加投票的比例更高是可以想见的。然而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投票
（且不说投票质量如何），民主岂不是徒有虚名？
　　而逐层递选制在经验范围内选举，分散于农村牧场的农牧民只选举身边村
长，无需奔波，也不需要复杂的选票，口头表态、举手表决，都可以容易地实
行；有没有训练，是不是文盲也都无关。对经验范围的事务，没有人比农牧民
自己更聪明。竞选者在经验范围无需电视报纸，靠自己的嘴就可以与选民充分
沟通。选民在经验范围内也不会被巧言令色、空谈许诺所迷惑，他们了解每个
人的底细，知道应该选谁。而只要最基层的选举能够良好地完成，往上所有层
次的选举也就顺利成章，并会得到不可停顿的动力与良性循环的保障。

　　●　逐层递选制避免西藏社会内部分裂

　　以民主制实现的“高度自治”，其实并非真正的自治，只是西藏地方相对
于中国政府的自我管理，对内仍然是一种精英统治的结构，不过是从汉人治藏
变成了藏人治藏。这种结构不适合未来的西藏，因为统治结构只能容纳一个统
治集团，并由它决定一切。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派，不论哪
派上台统治都意味着另外一派被统治，就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尽管理论上民
主制比专制宽容，但是其基本的民意表达方式－－投票，却有赢家通吃的性质：
只要是少数，就是无效投票。成熟的民主社会有保护少数的机制，骤然民主化
社会却可能出现多数专制，压制甚至迫害少数。如果那少数在总人口中占的比
例不是太小，而且能量较大，对统治集团进行反抗或刁难，就会导致社会出现
分裂和震荡。
　　半个世纪来中国对西藏的强力介入，给西藏社会带来了众多结构性变化，
也造成了大量历史性的问题，不管是否愿意，未来的西藏都得继承这笔遗产。
在西藏被中国统治的时候，西藏人可以一致对外，等到了藏人治藏的一天，内
部分歧就会显现出来。首先就是中共时期的各级党政人员怎么办的问题，还有
几乎个个亏损的国有企业，现在全靠北京的巨额补贴维持，是否能被未来的西
藏政府接续下去？如果不能，这些人会随其命运变化改变政治态度。他们被共
产党的大锅饭养惯了，虽然那不是好事，但砸了大锅饭会使他们反过来怀念共
产党（东欧已经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怨恨眼前的统治者，而不管统治者
是不是藏人，甚至是不是达赖喇嘛。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毛泽东时代
的翻身农奴担心变天，文革时期的积极分子担心挨整……半个世纪的风云翻滚、
强权拨弄造成了藏人的大分化，达赖的藏人和毛泽东的藏人未来共处，由谁来
统治都会成为问题，都难以整合对方。对这样的前景及可能由此造成的问题，
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而把自治名义下的统治变为名副其实的自治却可以找到出路。所谓名副其
实的自治，就是逐层递选制所实现的“全细胞自治”－－即自下而上任何一个
单元、任何一级层块都是自治的。如果能够实现这样一种自治，就不会有一个
自上而下的统治集团，也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优势，各方因此更容易保持
宽容和平的心态。同时，这种自治也给各方的自行组合提供了可能。例如流亡
藏人可以有自己的自治体，曾经当过共产党官员的藏人也可以有自己的自治体。
在每个自治体内部，相互都不用担心对方干扰，也无从发生冲突。每个自治体
可以奉行自己的原则，流行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成员，自治体之间的交往
则是在逐层递选的更高层块上由当选者进行的。那种高层次交往是富于理性并
善于妥协的。从这个角度看，逐层递选制是一种适合异质集团并存而且合作的
制度。等到时间提供了足够的过渡，造成异质与分裂的根源已经淡出，社会再
逐步进入到相互融合的阶段。
　　另外，这种“全细胞自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一层自治体都会自我消
化矛盾。因为所谓自治就是自治体与外界只保持“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内部运转全由自己决定。这就使自治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与后果负责，无从推
卸责任。反之统治是自上而下无所不管，因此统治者也得担负所有责任，被统
治者的所有不满都可以尽情向它发泄，所有的不是也都得由它承担。特别是民
主制下的统治者，由于失去了专制统治的强势，照顾到这头照顾不到那头，承
受社会各方矛盾，非但难以进行领导，而且经常免不了危机丛生。
　　在逐层递选制中，从最基层开始，每一个自治层块都是一个自我管理的
“委员会”，大事在一起讨论，方针自己制定，首脑由众人选举，工作大家一
起做，因此无论什么事都没有理由指责别人，能做的只是改善自己和更换自己
选的领导人。即使是国有企业这样的难题，如果让企业以逐层递选制进行自我
管理，保证职工凝聚于企业而不流落社会，形成内部公平机制，实现企业的转
型和自救，肯定会比全部由政府管理和救济要好。当然，这将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课题，需要专题才能细论。
　　不过，逐层递选制对于那些想在权力斗争中成为赢家的精英可能会带来失
落，因为逐层递选制和以往所有政治的结果都不相同，没有既定的个人或集团
会成为赢家，不管他们此前曾做过怎样的奋斗。例如西藏流亡政府已经为西藏
自由斗争了四十年，如果西藏自由是以民主制的方式获得，他们无疑能够得到
权力，成为其漫长奋斗的回报。如果西藏自由是以逐层递选制的方式获得，他
们只能回西藏做一个普通公民，几十年的奋斗不能换取任何权力收益，那些还
想继续从政的人，只能像普通公民一样从零起步。
　　不过，所有权益归还人民，让人民得到一切，不正是我们的希望吗？中断
几千年的权力轮回，让权力从此不再成为可猎取的目标，才会有消灭权力罪恶
的可能。古往今来，多少罪恶正是出自对权力的欲望，如果消灭罪恶能始于我
们对权力的放弃，那就不该感到遗憾，而是最值得骄傲的光荣。

　　注
【１】中国政府目前所说的西藏是指行政建制上的“西藏自治区”－－面积
１２２．８４万平方公里，人口２３０．４３万，其中藏族人口２２３．５９
万（１９９４年）。而“整个藏区”除了西藏自治区，还包括青海全省、甘肃
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其面积比西藏自治区大一倍。在这片土地上，
共有藏族人口４５７．３８万（１９９０年），另有二百多万的汉人和其他民
族的人口。
【２】那时中国的六四事件余波未平，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也不明确，所
以文中不乏“收复故土自由重光”、“中国撤离西藏”、“西藏将成为国际永
久中立国”等有独立意味的言辞。但不妨认为那是一种宣传惯性。我们主要研
究其中关于未来西藏民主制度的设计。
【３】达赖喇嘛，《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
传部印行，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２０页。
【４】达赖喇嘛，《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
传部印行，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５页。
【５】主要起草者为严家其（政治学学者）、杨建利（“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
会”主席）等。
【６】《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建议性草案）》第三十六条。
【７】《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建议性草案）》第三十九条。
【８】逐层递选制的简单描述是：一个社会的公权力，其各级当权者由其直接
下级选举产生。具体原理和方法见《逐层递选制：原理与方法》（《中国社会
科学季刊》２０００年秋季号）和《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明镜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
【９】台湾《中国时报》林照真，《独立路迢遥，流亡藏人最想‘回家’》，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９日。
【１０】根据《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计算。
【１１】《西藏统计年鉴·１９９８》，中国统计出版社，页９９。
【１２】《西藏统计年鉴·１９９５》，中国统计出版社，页５６。
【１３】那里的“委员会”按以下特征定义：一、是个相互作用、面对面的小
团体；二、是个长期存在的制度化团体；三、是个面对一系列问题的决策团体。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３１－２３２
页）
【１４】余震等，《中国藏区现代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３８页。
【１５】对这几个概念的具体论述可见乔·萨托利所著《民主新论》，东方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２３１－２３５页。
〖全文完。网友推荐〗

【】　　　　　　　　　　　　　　【】　　　　　　　　　　　　　　【】
°辩驳诘难°

　　　　　　　　　　◆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
　　　　　　　　　　　　　　　　　　　　　　　　　　　　　·朱学勤·
　　中国思想界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学术分歧，已经引起海内外关注。到
目前为止，双方分歧究竟何在？
　　第一，对基本国情的判断。新左派朋友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
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
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经成
为中国的现实，必须批判这一现实。而自由主义一方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
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远没有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
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
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对外开放。
　　第二，对社会弊病的判断。新左派认为，今天的社会弊病是在西方资本主
义发展阶段中已出现过，是“西方病”、“市场病”，中国不能重演。自由主
义认为，所谓“西方病”，恐怕源自中国文史教育对世界近现代史的歪曲与丑
化，以及五四以来左倾思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片面影响，这些负面因素整整一
个世纪都没有得到有效清理，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受挫，这些因
素进一步放大影响；至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弊病，更不能简单比附为外来的“西
方病”、“市场病”，而是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
扭曲后者、甚至压制后者所产生的“中国病”、“权力病”。
　　说到社会公正，在时间上，自由主义比新左派更早提出问题；在认识根源
上，他们也挖掘得更深，指出这一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存在，如那时的特权
阶层对私有财产的无偿掠夺，对社会公共财富的无偿占有，以及对不同意见的
政治高压，都是这一体制在早期就已经产生的不公正，只是被毛泽东平均主义
的虚幻意识形态所遮蔽；引进市场机制后，权力机制并没有变，而是借市场机
制放大特权，寻找到更大范围的寻租空间，由此造成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腐败，
以及社会公正问题的空前尖锐。我们不能把权力机制的账算到市场机制的头上，
更不能以理论上的不公正掩盖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
　　第三，如何解决社会弊病？新左派朋友认为，近代历史上以法国革命为代
表的群众性大民主没有错，甚至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也没有错，应该挖掘
其中的“制度创新”，拨转中国进入全球化的错误态势。而自由主义则认为，
从法国革命起源的近代左派政治文化，经过俄国传播到中国，逐渐被发展为登
峰造极的文革实践，这是一条历史的岔道，在这条岔道上，牺牲最多的恰恰是
最初被动员的社会底层民众。改革提出彻底否定文革，引进市场机制，是向着
世界主流文明艰难回归。只有把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在制度层面建设种种权
力监督机制，宪政治国，才能既解决社会公正，又尽可能避免中国历史以暴易
暴的恶性循环。以上诸端，关键在于新左派朋友提倡批判市场机制，自由主义
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其它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的。
　　一九九九年年五月以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令话语空间对自由主义更为不利，
甚至一度变得险恶。我个人希望双方能互相尊重，在争论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要随政治风向转变而转变，坚持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以维护理论探讨的严
肃性。
　　对国内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新左派朋友，我认为在说理讨论的同时，对
他们的经历局限也应该予以一种同情性理解。文革是必须否定的，但万万不能
在否定以后立刻封闭，不许研究，不许反思。现在的情境是，改革表面上以否
定文革起步，但是每走一步都要遭遇文革幽灵的羁绊。今日新左派思潮的出现，
是对文革简单否定的报应，甚至是惩罚。
　　一些年轻的新左派朋友没有真正经历过文革却对文革产生“怀旧”心理，
确实应该纠正；但更应该批评的，是当年否定文革却又不许研究的禁令。一个
民族如果不能打开自己的黑箱，不打算彻底反省在这一黑箱里自身的所作所为，
这样的民族一定是不会长进的民族。它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会不断遭到各种左
倾思潮的冲击，今天有新左派，明天更年青的朋友也许会变成“新新左派”。
　　这样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即使赢得尊重，也不会超过日本这样的民族，
因为它在要求日本道歉的同时，对本民族的内部阴暗却采取了与日本同样的封
闭态度。在新世纪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确有可能走进世界前列，但它对世界文
明的贡献，却可能是令人担心的不可测因素。

〖“思想的境界”〗

　　　　　　　　≌≌≌　　　　　≌≌≌　　　　　≌≌≌

　　　　　　　　　　　　　　◆　请君入瓮　◆
　　　　　　　　　——读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王超华·
　　首先声明，我非常赞同朱学勤关于思想论争中要互相尊重，坚持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主张。我这篇短文的题目似有调侃，实际上是关注他文本中的论点论
据。目的一是避免追求“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效果时，失去尊重论者人
格的分寸感，二是在回避人身攻击时，不放弃思想交锋。
　　事实上，朱学勤对论辩对手道义立场的理解和同情，远远高于去年热衷于
发言和争论的绝大多数作者，而这种从积极方面出发的理解，却并未稍减他坚
持自己立场的热情和坚定。人们的观点立场或有不同，这种学风却值得普遍的
尊重、学习和提倡。在朱学勤的文章中，这种尊重历史且对事不对人的学风，
突出表现在关于文革研究和文革怀旧的理解与分析上。我以为，自诩为“新左
派”的年轻朋友们对他这些议论不妨静下心来稍加思考，虽然没有必要报以回
骂，但完全弃之、以为不值一顾也是非常遗憾的。目前国内的文革研究仍处于
半“黑箱”状态，即使某种前所未见的特定观点得以面世，也不见得就是这个
领域里开发出的“新局面”，这是每个有意考察文革的人都不应忘记的。
　　善于简约问题是朱学勤的另一个特长。他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在２０００
年的争论归纳为三个问题：“对基本国情的判断”，“对社会弊病的判断”，
“如何解决社会弊病”。这个归纳本身就表现出他认可双方共有的道义立场，
从而排除了很多不必要的言辞纠缠－－诸如谁是贪官的辩护人，谁是资本主义
跨国公司的乏走狗等等。在没有可能自由讨论的条件下，读者很难判断，这种
贴标签的指责究竟反映了指责者反抗权势的道德勇气还是他借助权势的虚张声
势，结果只会增加思考群体的混乱，增加权势干扰独立思考的机会。一句话，
我们必须对制约思考的各种潜在条件保持自觉和警惕。这些潜在制约既包括西
方学术界的话语霸权，也包括直接间接使用政权暴力箝制学术思想的情况，在
我看来，国内的自由主义学者很容易迷惑于前者，而后者则是美国教育出来的
学者尤其需要警惕的。
　　朱学勤简约问题虽然出色，但对这么根本性的问题，以为只有他给出的新
左派和自由主义这两种回答，却未免失之简单化。首先是对基本国情的判断，
中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否已经卷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转机制，只要
看看中央政府各部门面对ＷＴＯ问题的紧张程度，看看渗透到县区级别的对外
资的贪婪与依赖，看看各级官员利用职权向境外转移资金的迫不及待，就不难
得出结论：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的社会。【１】这并不等
于说中国已经是西方意义上的“后现代”或“资本主义”社会。相反，资本主
义全球化的牺牲品之一就是非西方社会内在运转机制的崩溃，表现之一就是这
些社会内部的各种经济文化政治危机。极端经济自由主义的张五常和疾呼抵制
跨国公司入侵中国经济的卢周来，在同意“一次性赎买腐败”方案时却没有多
少分歧，两个人都没有看到，由于“对外开放”的深入程度，中国目前的腐败
已经不可能被一次性买断了。这里的症结在于谁在控制“开放”，谁对“开放”
有监督权和监督能力。换句话说，是否“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对外
开放”不再是反映现实状态的真性表达，相反，这个表达已经被权势者过度滥
用，失去了反映基本国情和改革应取方向的功能。
　　这就联系到他对社会弊病的表述。在尖锐指出中国问题是“陈旧的权力机
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甚至压制后者”时，朱学勤
把“西方病”、“市场病”和“中国病”、“权力病”对立起来，虽然没有直
说，但至少是无意中暗示，“西方”和“市场”在引导中国社会克服弊病时，
具有某种理想化的乌托邦功能。这种市场乌托邦式的言论，已经引起各种反应。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强烈“反美”的新左人士不大愿意提及的，美国反托拉斯
法在保护美国经济和社会不因“自由市场”内在的恶性循环而受冲击方面的作
用。因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后来因“一步跨入共产主义”而产生的错误，
并不能直接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而且必然要全面取代政府计划的反证。
同理，以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来证明这样一条道路的不可避
免，也经不起历史检验，因为迄今没有任何国家是在绝对“自由市场”的基础
上建立并维持了基本的社会进步和繁荣的。【２】
　　这样，再次顺应“市场乌托邦”的思路，在一个假定的封闭社会的基础上
讨论，就不能不暂时搁置“后发”国家的国际环境问题，回到已经被反复申说
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哲学理性基础。如果说，因为“自由市场”只尊重
“平等”竞争，因而只尊重“能力”，是“充分发挥个人能力最合理的社会安
排”，那么，整个社会的“公正”性却必须受到偶然性灾害的考验，其中包括
诸如因车祸突然致残，先天性病患，遭遇地震或洪水，经济突发性衰退等造成
的失业、提前退休和家庭经济困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正是因为所有社会
成员及其家庭都有可能因偶然因素一瞬间失去“平等”竞争力，社会整体才有
必要建立“安全保障”，以免使因年轻力壮或临时掌权造成的短视行为变成整
个社会的风靡时尚，并经由设立“安全保障”的理性进而建立平和宽容的社会
环境，支持并保障每个家庭和每个社会成员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长短期计划。这
是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基本国家形式后，在全社会层面上不可回避的经济民主问
题，即，社会成员作为民族国家的公民，有责任有义务，以理性和独立的思考
公平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长短期决策。可以说，在这种经济民主问题上，对
社会长期计划的理性责任，比较起来是更重要的方面。“自由”的社会个体，
必须承当这种理性责任。
　　回到对中国社会弊病的诊断，我以为，更确切的表达应当是，不受监督的
权力机制和不受限制的市场机制相结合，形成了对社会资源极不合理的控制和
分配方式，造成了制度性的腐败，因此，既是“权力病”，也是“市场病”。
另一方面，这确是“中国病”而不是“西方病”，只是中国权力与西方资本
（而不是西方左派）的联合与默契已经加重了我们的病情。
　　如何解决这样的社会弊病？我的态度是，既批判市场机制，也大力呼吁政
治体制改革，完善政治制度，把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让人民有参与政治经济
决策的渠道和机会。至于说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可称“完善”？我以为，最重要
的在于允许讨论和争鸣，允许实验性的改革，既不是一味地严加控制，也不是
把西方或英美制度理想化。
　　按照朱学勤的论述逻辑，我们正不妨说，五四时期胡适一派人“全盘西化”
的主张之所以在当时行不通，主要是因为他们大大地简单化了中国国情及其西
化可能性。在回顾二十世纪“失去”的机会和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时，有些人
禁不住要把胡适和他的主张理想化，这是应该给以同情性理解的。但是我们不
应在这方面过度放纵自己的想象力，而且应当指出，这种理想化的倾向和缺乏
公开讨论历史与国情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更应该批评的，是当年否定胡适（也
包括今天否定樊刚、否定刘军宁、否定朱学勤）却又不许研究的禁令。一个民
族如果不能打开自己的黑箱，不打算彻底反省在这一黑箱里自身的所作所为，
这样的民族一定是不会长进的民族。它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会不断遭到各种左
倾（或右倾）思潮的冲击，今天有新左派（和朱学勤这样的新“全盘西化”
派），明天更年青的朋友也许会变成“新新左派”和“新新全盘西化派”。

　　注
【１】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中国资本外流的实际数字高
于官方公布数字一倍以上，１９９７年达３６４亿美元（而不是官方公布的１
６９．５亿），１９９８年３８６亿（而非１６５亿），１９９９年２３８亿
（官方数字尚未公布）。报道指出，１９９８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顺差
合计总额达８９０亿美元，而国家外汇储备只增长了５１亿美元，其差额的主
要来源就在于大量国有资本外流，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各省市的对外“窗口企
业”。见《金融时报》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０日。
【２】杜克大学法学院的ＡＭＹ　Ｌ．　ＣＨＵＡ教授对民主与自由市场在原
则上的不相容有相当精彩的讨论。见其发表于哈佛大学国际法学学报２８７期
（２０００年）的英文论文。

【】　　　　　　　　　　　　　　【】　　　　　　　　　　　　　　【】
°书与书评°
　　　　　　　　　　　◆　县级书店好书难见　◆
　　　　　　　　　　　　　　　　　　　　　　　　　　　　　·孙铁山·
　　杨传珍是位文学硕士，近些年写了不少小说和文学评论。他曾有一个想法，
调查５０家县级书店业务科科长的文化水平和他们对世界著名作家、人文科学
大师的了解程度。
　　全国共有２２００个县（包括县级市、区），他说，如果因为我的调查，
促成全国县级以上国营书店的业务科长（或分管经理）由真正的大学毕业生
（不是花钱买到文凭的冒牌大学生）出任（这方面的人才异常充足，只要让他
们干，此类人才别说２２００人，就是２０万也有），那么，仅凭他们的个人
爱好，就能把县级书店所售图书的品位提高。如果那些能够提升民族文化素质
和文明程度的书能有一半县级书店订购，每个店订５本，那么仅在县级书店就
能发行５０００册，有了这个发行量，这本书就能出版，不至于因征订数量少
又申请不到亏损补贴而遭封杀。同时，一个县城城区人口平均在３万以上，全
县具有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不会低于５０００人，以千分之一的概率
计，这５本书是能卖掉的。这样，精英文化走向民间、走向普通读者就成为可
能。书店所售书籍品位的提高，能够潜在地培养一批高品位的读者，高品位的
读者再影响别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一个群体。
　　▲　简直是性学图书专卖店
　　（在一个假期时，杨传珍开始实施自己的调查）
　　从学校到家乡，途中下车四次，到四家县级的国有书店作了调查，其中一
家书店因拒不提供情况而没得到结果。那三个接受调查的书店的情况分别是：
“Ａ县书店，该店负责图书经营的业务科长由副经理兼任，文化程度中专。我
问他，你能说出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名字吗？他想了想，说：茅盾，
汪国真……我让他再想想，他又说出了莎士比亚。我没有再往下追问，到营业
室的书架上一看，果然有不少汪国真的诗集出售，却没发现莎士比亚的剧作。
其他的书比地摊上摆的品位略高，倒是没有发现盗版书。Ｂ县书店，该书店经
理亲自管经营，文化程度函授大专毕业。我问他，你订什么书，不订什么书，
有没有一个标准？回答说，一是看书名，书名花一些，一般说好卖，就能订；
二是看市场，比如，现在《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文化苦旅》很好
卖，可以多订；第三，就是接受任务，上级布置的政治学习读物，任务必须完
成，这样的书订了也能卖出去，因为有宣传部向各单位下达任务。我又问他，
你订没订过既不了解作者，又不了解内容，书名也不花的学术书？他摇摇头，
说没订过。我让他随便说几个外国思想家的名字，或者国内几个大学者的名字，
他没说上来。最后，我问他知不知道刘小枫、萨特、弗洛伊德、昆德拉？经理
回答说，知道萨特，这个人反动；也知道弗洛伊德，此人会写黄色小说。Ｃ县
书店，业务科长为补习高中文化，正在函授读大专。科长很热情，听说我在某
大学读研，马上向我打听一位教授的情况。当我告诉他，这位教授就是我的导
师时，科长当即向我表示，如能通过我导师进一些不删节的《金瓶梅》，每部
书他给我５０元回扣。我说，不删节的《金瓶梅》是内部发行的书，不能公开
出售。科长说，他们进《金瓶梅》，也不会公开出售，只给县里的领导。看得
出，这位业务科长对古代性文学、房中术和港、台出版的房中书，异常热衷，
简直可以说如数家珍。在办公室与他告别之后，我去了楼下的门市，见这类的
书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不乏学术价值较高的书，如《性心理学》、
《秘戏图考》、《金赛报告》等，只是，严肃文学书却少得可怜。如果没有科
技书和教育书撑着门面，这家书店简直可说是性学图书专卖店了。
　　走出那家书店，我感到无上的悲哀。无疑地，这个县城里的长住居民（当
然包括文化人），购买书籍的主要渠道就是这家书店了（当然，还可以通过邮
购，甚至专程去北京买书，但比例不可能大的），在这样的书店里买到的书，
读了能有什么益处？如《秘戏图考》，我敢说非专业的年轻人读了绝对有害，
即使是《金赛报告》，少男少女读了也没有多少好处。我们一个十多亿人的大
国，县辖区内的人口占７０％以上，如果全国的县级书店都是这样的水平，对
我们的民族复兴，将是多大的危害哪！
　　回到家，我休息了一周，又开始了我的调查。
　　一连跑了四个县的书店，调查结果，负责订书的领导全是高中或中专文化
（有的说是函大毕业、刊大毕业，但从他们的谈吐中听不出大专文化水平）。
为了避免自己的调查结果清一色，我有意乘车去了一个靠近大城市的文化发达
的县城。然而，结果还是一样，分管经理只有初中文化（说是正在读函授本
科），书店里销售的图书，依然格调不高。
　　（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杨传珍心情很沮丧，没有将调查再进行下去。他
参加了工作以后，仍想着这个调查计划，于是他又去了两家书店）
　　第一家是一个市级书店，书店经理是我的校友，数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
业，硕士学位。当我说明了来意，他带我去了楼下的门市，走近书架，我感到
吃惊：这家县级书店的图书品位比北京万圣书园低不到哪里去，所不同的是，
万圣书园学术书理论书多于文学作品，这里，文学作品多于学术书。然而，学
术书少是少，却有巴赫金、本雅明、德里达、福柯、别尔嘉耶夫的文集，有刘
小枫、朱学勤、葛健雄的随笔。至于文学作品，漓江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全书几
乎齐全，南京译文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也有３０多种。最可贵的是，这家书店几
乎没有一种兜售伪科学、封建迷信的书，没有一种内容平庸、低劣，只配在地
摊上出售的书。
　　▲　不要低估一般读者的阅读品位
　　就在书架前，我沉思良久：在书店这个特殊的行业里，一个县级书店经理
完全决定着一个县的图书品位，而图书品位又决定着这个县的民众阅读质量，
阅读质量对人的素质的影响，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因为，对文化人而言，所
谓继续教育，主要的形式是自己阅读，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拿不出太多的钱
投资继续教育事业。我问站在对面的校友：“你的图书品位这么高，阳春白雪，
能卖出去吗？”他说，“你不要低估一般读者的阅读品位。过去，我店的书因
为品位低，读者很少光顾，书店营业额当然也少。每年零售图书营业额不到
２０万元，职工工资几乎全靠发行中小学教材的利润。后来，我改变策略，狠
狠心，把那些低劣的书卖了废纸，进了一批高档书。我那样做，无异于一场赌
博，赌输了，我这个经理就要下台。没想到，我赌赢了。现在，一年的零售额
是３００万元，仅零售图书的利润就保住了我们的全部开支。以后，如果学生
教材的发行权让教育局争了去，我这个书店仍然能正常运转。”这位经理还给
我算了一笔账：“这个市总人口为３００万，如果人均购书达到１０元，我们
就有３０００万元的市场。一旦形成了读书的风气，我想人均用于购书的开支
突破２０元是能够达到的（该市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２９００元，城区人口年
收入５５００元）。这是一个潜在市场，只要你用心培育，一定能够培育起来。
我刚来任经理时，发现满架的书卖不动，不知什么原因。后来通过调查走访，
才知道是低劣的书籍把读者吓跑了，就像拳头加枕头的电影把观众吓跑了一样。
经营书店靠出售低俗书吸引读者，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　一些人的附庸风雅却让书店赚了钱
　　第二家，我去了中心书店的门市，在书架前浏览一番，发现架上的图书质
量比前几年还要差。当然，不细看还觉得不错，因为那些书大多是精装的或盒
装的，印装精美华贵。只是，内文不是影印的古本艳情小说，就是一把剪子一
瓶浆糊编凑而成的东西。流行书也有一些，如余秋雨《霜冷长河》、王朔的
《无知者无畏》，还有“门系列”、“画系列”小说，以及被称为“ＮＯ”小
说的《支离破碎》等。学术书基本没有，柯云路的《人类时间》、某畅销书作
家写的几本上一代风云人物传记，放在“社会科学”类书架上，甚是显眼。看
完书，我去了经理办公室，经理不在，副经理兼业务科长在。我转弯抹角，问
他的个人情况。他很直率，告诉我，过去是司机，从司机升为办公室主任，又
升为副经理兼业务科长。原始文化程度是高中，后来弄了个函授本科学历。我
问书店的营业额，他说不太清楚，会计知道。但同时告诉我，他进的书很好卖。
原因是，有相当数量的大款和领导干部，搬进新居之后，要布置一间书房，常
请他荐书。一般情况下，他都能向这些人推荐两三万块钱的书。一年遇百十个，
营业额就上去了。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像《共和国通鉴》、《官鉴》、《领
导策略》这些每套定价５００元左右的书，卖一套就挣２００多元，有的书五
折能进来，甚至有倒六折七折的书，即进价仅是定价的３０％至４０％。
〖《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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