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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四　十　九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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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3.10　　　　　　　　　　　　　　　（sd0103b）
　÷÷÷÷÷÷÷÷÷÷÷÷　本　期　目　录　÷÷÷÷÷÷÷÷÷÷÷÷
１、编者的话　严格区分公民权益与“地方”、“部门”权益
２、研究讨论　中国农村萌动着什么？
　　　　　　　　　——与一位农民朋友的书信来往与思考　　　·党国英·
　　　　　　　教育：必要的乌托邦（摘要）　　　　　　　　　·肖雪慧·
３、聚焦报道　乡村学校在负债累累中挣扎　　　　　　　　　　·张华侨·
　　　　　　　乡村女教师王宝惠的一生　　　　　　　　　　　·钟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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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　严格区分公民权益与“地方”、“部门”权益　◆
　　本期正在发稿，传来芳林村小学爆炸事件的消息，编辑心情格外沉重。无
论事实真相如何，以功利态度对待生命的丧失是政府和社会的耻辱。同时，无
论事实真相如何，广泛存在的中小学校经商是不争的事实，是与军队经商同样
的违宪违法现象，中央政府有责任厉行禁止。
　　全国人大代表即将审批本届政府工作报告和下一年度财政预算，这是社会
和公民群体自己的代表处理资源分配的重要时机，与日常在单位里“听传达报
告”有根本不同的重大意义。人大代表对人民生活有较多的实际了解，同时，
人大代表不直接参与资源管理，与底层公民较少直接的利益冲突，应更倾向于
关注社会的长远利益。因此，每年一度的审批过程，就是全国人大监督质询政
府、防止政府短期行为、防止资源偏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机会。
　　值此之际，本刊选发几篇亟待全国人大关注的文章。其一，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关于农村问题的篇幅有否增加（去年不足５００字）？政府能否拿出增
加军费以及“西部大开发”那样的决心、动力和资源，真正解决我国主要农业
人口最关心的减负和村委会组织法问题？
　　其二，有目共睹，本届政府已经投入大量资源解救国营企业，面对义务教
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危机，政府不应继续坐视，这是本期的重点。政府的
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将如何面对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家庭和农村青少年？
　　其三，与农村问题、教育问题类似，妇女儿童权益和少数民族权益也是在
九十年代改革中受到重大冲击的领域，无论是在政策导向还是资源配置上，都
出现显著下滑，直接影响到社会价值观，导致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犯罪率大幅
度上升，这也是受托管理社会的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全国人大理应对这些问
题认真审核，以求有效控制这一类的恶性发展。本刊谨以此表达对国际妇女节
的纪念。
　　这些问题在全国人大代表面前的共同点，是正式区分公民意愿与“地方”
意愿，区分公民权益与中央或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的权益。芳林村小学爆炸
案，女教师王宝惠的一生，义务教育公正性的危机，农村社会转型中干部队伍
膨胀、乡镇农场化等现象，显示的也是这种区分的刻不容缓。此外，党国英提
出的政策性开放城乡管制，资源上均衡城乡居民福利，既关系到疏解农村压
力，也是平等对待城乡公民的问题。公民权益的重要性，理当超越于“中央”
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均衡。
　　肖雪慧文章的意义远远超出政府预算问题，在本期选载的相关一节里，已
涉及社会、政府与教育关系的基本理念。其余五节将在本刊陆续登载，欢迎读
者作者加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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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讨论°

　　　　　　　　　　◆　中国乡村萌动着什么？　◆
　　　　　　　　——与一位农民朋友的书信来往与思考
　　　　　　　　　　　　　　　　　　　　　　　　　　　　　·党国英·
　　　“〔农民邹传舜〕对〔２０００年〕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批评，
　认为报告涉及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内容不到５００字，占整个报告的１／
　２２弱的篇幅。”
　　　“在目前体制之下，在农村一切能够致富的资源中，最有效的是权力
　资源。”

　　中国乡村萌动着什么？中国农民在思索着什么？面对乡村社会的种种冲
突，中国农民正在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在一些地方，农民面对乡村干部的巧取
豪夺而奋起斗争，他们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如果农民是有组织的，他们
又拥戴什么样的人做领袖？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让我们认
识一位农民，读一读他的文字，或许我们从中可以悟到一点什么（本文所涉及
他的文字，已经他同意公开发表）。

●　农民邹传舜
　　〔下面的文字摘自邹传舜给我２０００年５月１日来信的附件，除删节外
未作其他文字改动。全篇约８０００字。〕
　　我叫邹传舜，今年３１岁，曾在村小学教过５年书，也干过其他许多事情。
……我现在是一个农民，我愿意永远是一个农民，一个最好的农民！特别是现
在，我更加深深地感到，我们这个组的村民需要我，我们这个村的群众需要
我，甚至可以自信地说，如果全国农民朋友知道了我已经做的那些事和正在做
的那些事情以后，他们也一定觉得是需要我的！
　　现在３０出头的我，内心愈来愈铁成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为维护我们农
民的合法权益，为农村的发展繁荣，为我们这个社会清除腐败作永远不懈的斗
争，为此，我将永远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而决不退缩！
　　……
　　在我念初一时，我就在内心不断地思考：为什么我们农民这么穷？父母以
及乡亲们总是一年又一年在辛苦与贫穷中过日子？我那时多么想知道这其中的
原因在哪，特别是我在学校食堂连饭都不敢吃饱的时候，那种想探究农村农民
落后贫穷的欲望就更强烈了。
　　……
　　１９９７年，我满怀信心，决定认真开始学习科学种田技术，把自己当作
一个科技示范户……我辛苦了一年，却无法完成村干部下发的各种交款，我陷
入了苦闷。一直以来耳闻目睹的农民生活的艰辛终于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
…为了了解有关农村政策，我跑遍了许多的书店都一无所获。终于我与一家科
技报社联系讨要了一本厚厚的《农村政策法规选编》……。
　　……从此，我开始当面顶撞前来收款的乡村干部，并表示坚决拒绝交纳违
规之款。不仅如此，我还向其他农民宣讲，动员大家拒绝交款。见此，村干部
竟悄悄对我说：“你不交可以，怎么也叫别人都不交呢？”９８年秋征中，乡
村两级干部用车抓人关到管理区。凡被村干部提供名单抓到管理区的人，每关
一天，在交清所欠款之后，还要交２０元的管理费。……我立即开始着手整理
材料，决定对乡村两级严重违反减负政策，侵犯农民合理权益等其他方面的问
题进行举报。〔按：删去有关在县里上访的文字〕……现在我们的上访件已在
省里呆了五个多月了仍杳无音信，看来我们只有上北京了。
〔按：此处删去的内容是：因组织上访，本人和家庭成员受打击；竞选村民组
长成功，但受到撤职威胁，工作困难；竞选村委会主任一职时被选举权被取
消；进一步上访受挫等。〕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尽管我们上访使新华社记者前来采访两次，
内参上刊发了我们的上访情况，使我们的上访造成了极大的声势，然而我们的
问题到现在根本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我们拒交的那些违规之款仍然被乡村干
部记在我们的帐目上。乡村干部仍然那样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他们依然步步
高升，依然被照常评为先进单位和个人！他们还扬言着：“看他们斗得过政
府！”显然，在一级又一级政府的公开庇护下，我们的上访更不能有丝毫的松
懈。只要我们的上访还没有得到政府名正言顺的肯定与彻底解决，我们就不能
停！
〔按：此处对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批评，认为报告涉及农村和农民问题的
内容不到５００字，占整个报告的１／２２弱的篇幅（真是一个细心人！）。
但同时赞扬朱总理是一个体谅人民疾苦的“清官”。〕

●　我与邹传舜的通信
　　邹传舜是偶尔读了《南方周末》所刊载的我的文章以后开始给我写信的。
今年春节后，他给我寄来一封信，又谈及他上访告状所遇到的种种困境，随信
寄来一份他所起草的关于乡村工作的建议书。这是一份出自农民手里的农村基
层工作大纲，内容非常充实细致，可读性很强。我拿给我的同事看，他们都给
予很好的评价。我给他作了简短的复信，信中劝他在与地方政府的抗争中该慎
之又慎。５月１日收到他的复信，并附有前面那个附件。他在信中写道：
　　“我的那份‘建议’本来只想勾画出一个村级工作的大致框架，没有准备
把其中的各个问题都深入具体地谈下去。……作为专门从事农村发展研究的您
们是否也可以制订出适合全国各地的村庄具体开展工作的一个框架？……现在
的农村工作不能再总是停步不前了，哪怕仅仅只是向前蠕动都是可以的呵！
　　“仅我现在了解到的有关农村政策法规都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我现在从别
处无意中发现的１９９１年中发２１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
农村工作的决定》，这是一个多么全面实际的好文件。然而就我地农村的情况
而言，在距文件发出到现在为止已过去十年了，根本没有哪一方面得到任何加
强与发展，因为他们就根本没有采取过什么发展的行动！……减轻农民负担的
法规和村委会组织法怎样认真严格执行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当前农村最突出
的主要问题。比如像我这样的农民就很难让当地执政者对付！
　　“关于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问题，我总觉得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这也完全
合法合理，任何拒绝阻止都是极端错误的！……夸夸其谈已使人感到厌恶……
最大的毛病是形式主义，是怕人揭短，这对其本身对国家和人民上多么有害呵！
　　“谢谢您为我担忧着。我与政府与村干部的矛盾我想是难以用改良的方式
进行的。我们不会妥协，但我们也不会失去抗争的理智。如果有什么万不得
已，代价总是要付出的，我早已随时准备着。”
　　收到这封信，我很快作复（２０００年５月初），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你的信及自诉材料我已经拜读。你的一些话说得很有见地。
　　“诚如你所说，关于治理一个国家或一个乡村的技术性问题，不是人们想
不到，而是既定的利益关系所形成的强大的力量在制约人们的行动。我们尚不
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是一个‘官治国家’，因此，官官相护就是必然的了。你
想一想，那些书记、局长在遇到麻烦的时候，是惹你还是惹同僚？所以，你所
面对的不是一两个官员，而是一个集团，一个体制，因此，从一开始，就注定
了你的悲剧命运，也就是说，你个人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所要付出
的代价，可能是大半生的，甚至是终生的！
　　“解决问题的力量，最终是经济力量。这说起来话就长了，今天就不谈了。
　　“你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先掌握一种致富本领，同时系统地学习政治理
论，在大约４０岁时候，通过合法的方式，逐步进入政治领域。凭你的智慧和
毅力，或许这个办法更会使你有所作为。
　　“依据目前的情形，我估计，反对你的力量，迟早会把你送进监狱。此类
事情太平常了（当然对你是不平常的）。”
　　这样写回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怜才之心。像邹传舜这样的农民是有条件
“先富起来”的，而他与地方政府这样的正面冲突，十有八九要给他惹麻烦。
信里的话是我的心里话。但是，邹传舜并不同意我的一些看法。以下是他复信
（５．１５）的内容。
　　“我常想，在这个社会里，那些立志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的人们一定也
和我一样，产生过本质上完全相同的想法。也许他们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因为
种种原因而退却了，而我是决不会退却的。……如果中共真是‘三个代表’的
化身，真正觉悟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话，已经假设出的我的悲剧就决不会发生！
……我的悲剧产生的那一天必将是社会动乱即将爆发的日子……。
　　“我不会换一种生活方式。不管是行动上还是思想上，我现在把我当成是
农民当中的一面旗帜。我的生活方式的变换无疑是一种退却的信号，我不能让
或近或远的朋友们失望……。我仍然要做好一个农民，我会力图在我的几亩地
上动脑筋使自己改善经济条件，以便更有利于我去做一些更重要的工作。
　　“现在我们的农民负担卡又已经发下来了。负担卡中的‘据实征收’栏依
然严重违反减负政策，根本没有据实征收。‘三提’和‘共同生产’也没有按
规定程序收取和使用。针对这些情况，我在发给农户监督卡的同时，也发给
（我组农民）一张小纸片，提示农民依法合理拒交不合理负担。随信将此寄来
给您了解，希望您提供更多的减负政策依据，以便我们参照执行。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渴望如我一样的水珠广泛分布在全国每一个
乡村角落发挥着与我一样的作用，让普天下农民真正安居乐业（也许您怎么也
无法感受到，农民即使想安安逸逸地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过点平静如水的日子
都不能如愿这一残酷现实！）”
　　收到邹传舜的这封信，说实话我心里不是滋味。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件
小事》，也以为自己与农民邹传舜比较起来，显出了一个“小”字。也许是年
龄的缘故，又或许是农民告状遭受打击的事例听的太多，更或许是我做学问总
是避免价值观的干扰而主张实证分析，这使我给他回了一封有这样内容的信
（００．５．２３）：
　　“我前几年在一家杂志上发表过关于农会问题的文章，你有兴趣，寄给
你，供参考。
　　“我仍是钦佩你的精神。但你的复信里的一些话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在
一个社会里，弱势集团作为一个集团是不会最终牺牲的，但这个集团的某个成
员是完全可能牺牲的……。
　　“关于你自己组织农会的想法，最好打消掉。”

●　思考
　　像邹传舜这样的农民在全国并不少。全国数万乡镇，每个乡镇出一个，加
起来不是一个小数。“农民领袖现象”已经引起不少人士注意，《中国社会导
刊》今年第四期开辟专栏讨论了这个问题。像邹传舜这样的农民，其水平在一
般乡镇干部之上，但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甚至还与地方
政府抗争着。这当然怨不得他们，只能怨我们的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农村的现
实已经威胁到全社会的稳定，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主流社会的学者与官员的判
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合实际，我十分怀疑。对于我国农村的现实境况与发展
出路，我不揣浅陋提出以下看法。
　　一、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直接刺激乡村干部队伍的膨胀，形成加重农民负
担的祸根，产生恶性循环。
　　任何社会的绝对收入水平都不能解释社会冲突，只有相对收入差距以及这
种差距形成的原因才能解释社会冲突。我国主流社会的现代化步伐引起农民的
攀比，而在目前体制之下，在农村一切能够致富的资源中，最有效的是权力资
源。我们还没有现代农业让农民致富并保障农民进入主流社会。现代农业是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土地规模经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农业，中国农业的主体还
远未达到这个水平。在传统农业条件下种田谈不上赚钱，充其量只能混一个温
饱。中国历史上农民日子最好过的时候，是维持一个“五口百亩之家”的生产
条件，现如今中国大多数农民连这个条件也不具备了。于是，攫取权力资源，
与权力连为姻亲，成为一些人的最有效的致富手段。虽然农民人数众多，但他
们过于分散，面对高度组织化的政府力量，他们整体上微不足道。正如邹传舜
村里的干部所说“看他们斗得过政府！”。我确信，如果没有大的政策环境的
支持，任邹传舜这样的农民有多大决心，也只能落一个丢盔卸甲的结局。
　　二、近年我国农村变化的另一个趋势是乡镇农场化，乡镇政府直接组织经
济的动力和措施都在大大加强。
　　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口号下，政府开始推行自己的“小计划经济”，
强力要求农民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事情已经十分普遍，中央三令五申的作用微
乎其微。所谓“据实征收”等税费项目在最大限度地索取农民的剩余，农民的
那点收入变成了给乡村官员打工的微不足道的工资。这种“农场”是权力关系
畸变的农场，因为风险完全在农民方面，乡镇政府几乎是旱涝保收。我接触乡
村干部，他们也是一肚子怨气，诸如工作辛苦，财政吃紧发不了工资等等。但
是，若查一查帐，他们的财政亏空有多少可以摆到桌面上？邹传舜们不正是因
此而忿忿不平么？
　　三、社会稳定无疑是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所在，但社会稳定不是乡村政府
的施政目标。
　　这种目标差异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不值得惊奇。问题在于我们对社会稳
定的规律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据我研究观察，社会集团的组织程度越高，
社会集团之间对话成本就越低，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离散的社会群体最
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的蛊惑，并很容易成为立场极端的领袖人物的基础。这种
规律也在各种农民事变中得到了证实。据著名农村社会问题学者米格代尔的分
析，分散的农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会基础，而有组织的农民则可能是改良
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社会基础。如果通过农会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
政府与农民对话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愿望就容易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
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事件也可以得到缓冲和调解。朱钅容基总理在去年四月
访问美国时说，中国有工会，但没有农会。他会见了美国农场局主席，并邀请
他访华，向中国介绍经验，以便中国研究一下是否应该成立一个农会，来代表
农民的利益。朱总理提出了一个对中国农村发展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四、中央政府用传统手段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已经减弱，否认这一点算不
上实事求是。
　　邹传舜这样的农民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身上，但他有“天高皇帝
远”之感。从地方信息的掌握到政令的落实，中央政府都在付出极大的成本。
一个农民朋友告诉我，他们在全国人大信访办告状时，地方政府的警察竟然身
着便衣守候在信访办门外，听说他们来自家乡，立刻团团围住，使他们不得近
前。在目前农村，因为抚育和教育子女的成本日益提高，乡村干部又有罚款的
激励，使农村计划生育的目标还落实的差强人意，其他诸如土地承包政策、减
负政策都极难落实。只要一项政策会削弱乡村干部的利益，就难以落实。
　　五、通盘考虑我国城乡关系问题已迫在眉睫。
　　如果一家农户几亩地的状况继续保持下去，任谁也不可能把农民领入主流
社会。现在中央政府正在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调整，但在一家农户几亩地
的基础上是调不出农村劳动生产率进步的；调整的结果是释放更多的农村剩余
劳动力，而城市部门不向农民开放，剩余劳动力到那里去？所以，农村经济结
构调整一定要与城市部门的开放结合起来。不仅小城镇要开放，大中城市也要
开放。农民进城会不会影响全社会的稳定？与农民不进城相比，结果要好得
多。城市部门的开放当然会对城市社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但从总体上说更有利
于全社会的稳定。工业社会或市民社会有一种天然的稳定性。英国革命和法国
革命相比，前者和风细雨，后者急风暴雨，那是因为前者在当时更接近市民社
会。中央政府该下大力气促使乡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
　　六、谁是今后农村制度创新的主力？
　　权衡几种力量，只能由中央政府充当农村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如果没有
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乡村干部倾向于把农村资源权力化，而不是市场化，他
们不会成为农村制度创新的积极推动者。而农民，也已经很难再充当土地制度
创新的主体，原因有三：第一，８０年代农民几乎处于断炊的境地，冒风险进
行制度创新的收益很大，农民愿意冒风险。而现在农民生活水平毕竟有了提
高，冒风险的机会成本增大了。第二，农村土地制度的自发性创新如果没有农
村精英阶层领导，分散、弱小的普通农民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在目前精英阶层
高度分离的情况下，普通农民在制度安排中处于无助的地位。从邹传舜的信中
可以看出，甚至向他这样的农民，也会成为乡村干部收买的对象。第三，新一
轮的制度创新已经超出了中国农民的经验范围。如果要等到农民实在不能忍受
现实，而由新的农民领袖组织起来向整个合法秩序挑战，后果将极为严重。中
央政府出于维护全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最具有制度创新的愿望；中央
政府在农村的利益相对超脱，也最具有推动农村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前景取决
于中央政府的行动魄力，至于如何操作主要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当然涉及利益
集团）。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世界贸易组织的章程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原载“思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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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摘要）　◆
　　　　　　　　　　　　　　　　　　　　　　　　　　　　　·肖雪慧·
　　　“〔说教育〕首先是“政府行为”，乃因为义务教育是社会对个人最
　起码的责任，社会只有先尽了这个责，才有资格对个人提要求。而政府受
　托管理社会，这个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说必须免费，则因为任何国家都存
　在贫富差别，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发展基础和国家的公民素质的基础教育
　只有免费才能不分贫富为人人都享有。”

　　张文质君早就约请我以“教育：必要的乌托邦”为题谈些什么，后来又拟
成一份访谈提纲寄给我。我觉得题目和提纲都非常有意思。但好几次开始着
手，都被别的事打断。文质君催了我若干次，现在，三年过去了，再搁置就怎
么也说不过去了。下面写的，说是访谈，其实是在完成文质君派给我的任务，
所以，依序按文质君的六个问题来思考。

　　４、近年来你为什么特别强调“义务教育的公正性”？
　　这个问题关注得比较早，主要是因为问题本身已经过于严重，无法视而不
见。８０年代后期就有资料披露出我国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失学、辍学率高。我
从自己可以直接观察和感受到的现实中也发现，由于巧立名目的收费越来越
高，城市里即使大学教师，要供一个独生子女上中小学，经济上也不堪重负。
其他收入更低的行业，特别是农民和没有固定职业的城市贫民，就更不用说
了。政府说了多年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儿童失学、辍学率居高不下，年复一
年，没有改善。
　　然而，义务教育是基础性教育，任何人都不能缺了这一环。我的这个看
法，基于对教育的一个基本信念：人借助教育而进化，教育使人从简单的动物
性生存状态向觉醒的、负责任的生活过渡。任何个人如果没有通过教育获得必
要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不仅走向未来的道路对他们是封闭的，而且难以作
为有责任能力的人立脚社会。所以，受教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基础
性质的义务教育更是每个人都应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在这个问题上，个人的
权利也就是社会的责任。社会至少应该向每个未成年人提供最低限度的学校教
育，让他们掌握将来履行各种基本职责、参与社会生活所需的必要文化知识，
并且在知识和智力上为将来正常生活、工作和进一步受教育打下基础，为他们
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平等机会。我认为，国际２１世纪教育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使用的“生活的通行证”这一比喻最恰当地揭示
了义务教育的性质。义务教育的这一性质就决定了它首先是应当由政府担负起
来的“政府行为”，而且必须是免费的。９０年代初以来，我在一系列文章和
接受的访谈中详细阐述了这个看法。①
　　说首先是“政府行为”，乃因为义务教育是社会对个人最起码的责任，社
会只有先尽了这个责，才有资格对个人提要求。而政府受托管理社会，这个责
任是不可推卸的。说必须免费，则因为任何国家都存在贫富差别，关系到每个
人的生存发展基础和国家的公民素质的基础教育只有免费才能不分贫富为人人
都享有。我国还有两个特殊国情更要求免费实行义务教育。一是我国工资制度
虽几经改革但仍属低工资制，公职人员的工资收入中被预先提取了比例很高的
隐性税收，其他各行业的人也不断被课以名目不清多如牛毛的费和税，把孩子
接受义务教育的费用推给家庭，这不公正。尤其考虑到人们还专门缴纳了教育
税，每个城市公职人员每月都按工资比例扣除了教育税，农村人口也年年上缴
了教育费附加，这种情况下还把费用推给家庭，形成双重收费，就更不公正。
　　二是在低得不成样子的“脱贫”标准下，我国仍然有数千万人处于贫困线
以下，而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还在使更多人因为被剥夺而加入贫困群体。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义务教育不是免费的，而是按某些文人别出心裁的说法：是家长
供孩子上学的义务，那么，义务教育对那些连解决温饱都困难的家庭来说就纯
属空话，因为这些家庭根本承担不起这种义务。这一来，这些家庭的孩子就命
中注定了没有未来。因为，一个未能接受必要教育的人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甚至完全缺乏准备。他们不仅无缘分享文化资源，而且事实上处于人类智慧和
文化积累的进程之外，在谋生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也处于最不利境况；而完全
缺乏文化装备的蒙昧状态还使他们的行为达不到规范要求。对他们来说，愚
昧、屈辱、挫折、失败、贫穷、犯罪、受惩罚如形影相随。一大批人处于这种
状况是社会的失职和耻辱，而且，这种状况还在事实上造成文盲的世袭和贫穷
的世袭，它构成本来就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中最刺眼的一种不公正。每个劳动
者都在以各种方式向国家纳税，国家理所当然应该向全体纳税人的子女提供接
受必要教育的条件。但从８０年代后期，特别是９０年代以来，对中小学生实
行政策性收费和乱收费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变成要用钱来交换的商品。结果
是把一大批儿童排斥在了校门之外，剥夺了他们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义务教育领域除了上述排斥性的不公正，还有前面提到的由于国家对儿童
提供的教育质量严重不均而造成的不公正。国家投在京、津、沪每个中小学生
身上的人头费是偏远、落后省份的几倍。至于那些最需要加大教育投入的穷乡
僻壤，比起大城市就更是低得不堪了，很多地方的教育几乎是“无米之炊”。
除了地区、城乡之间在教育经费、办学条件上的巨大差距，还有重点校与非重
点校、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之间条件上的强烈反差。这些情况意味着，已经入学
的儿童没有享受同等的就学条件，国家给其中一部分儿童提供的是高质量的教
育，给另一部分儿童提供的是低质量的教育。然而，恰恰是后一部分儿童往往
在处境上有许多不利之处，需要更多的关心而不是遭变相抛弃。这种人为制造
的不公正由于趋富弃贫的强烈倾向而特别恶劣，对儿童的伤害也非常大。想一
想穷学校中的学生在面对大城市中设施优良的学校中的同龄人时的那份自卑！
想一想学校中那些被划在了“第三世界班”中的孩子承受的是什么样的歧视和
侮辱！
　　不论是用高收费把一部分孩子关闭在校门外，还是用低质量的就学条件去
打发一部分学童，事实上都是一种排斥或抛弃。结果都是使每年都有许多孩子
不断加入到文盲半文盲大军。我曾在一篇长文中谈到文盲半文盲的生存状况。
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除了终身要承受低劣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无法与别人平等地分
享文化资源以外，还要承受另一种不公正：各项公民权利对他们来说形同虚
设，因为他们很少有可能具备享受选举与被选举权和思想信仰、言论、出版自
由的自身条件：必要的知识和判断力。
　　从上述种种不公正中还连带产生法律问题。文盲是犯罪率最高的一个群
体，这是事实。但在对发生于文盲中的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时，一个巨大的不公
正很少被法律考虑：同是破坏社会规范，受过教育与未受过教育的人之间有一
个重大区别，即：前者懂得避开的，后者不懂，他们因社会的失职而失去了通
过受教育获得认识、了解社会法律规范的机会，却并不能因此而减轻或者避免
惩罚。而且实际情况常常是，不利的社会处境使他们受到更重惩罚。因为他们
无权无钱无自辩能力，是最缺少自我保护手段的一群。
　　关于文盲处境的这些话是五年前写的，此后，很无奈也很悲哀地看到，他
们的处境没有显出任何改善的迹象，相反，他们的脆弱性和易受打击性越来越
明显。今年６月２１日的中国合作新报披露，仅１９９８年深圳一处，外来务
工伤残万余人，死亡８０人，这些人具有年龄小、文化层次低、流动性大的特
点。这样的劳务工在各大城市都有。他们收入低，干最脏最累的活，居住地也
是脏乱差之最，而且人格往往得不到尊重，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一遇“严
打”和别的什么事，他们又往往首当其冲成为目标，无辜受到侵犯和骚扰。倘
若真犯了法，受到惩罚也最重。７月２日南方周末报披露的两个案例让人看了
很不是滋味。一个内蒙籍民工去年酒后在中关村撬了一辆面包车，次日开车回
乡途中被截获。今年６月２３日在北京海淀区法院开庭。一辆价值不过几万元
的车就得要这民工在牢里度过整整１０年，而如此重刑，从开庭到宣判不足一
小时。这么短的时间，显然没有什么法庭辩论，这位民工也显然没有从法律上
为自己进行辩护的能力，居然辩称“偷车是为回家，返京时会还车”，引得审
判长反问：“你有毛病吧？”另一个案例是北大法律系一学生在杭州见识的庭
审。被告因盗窃额累计超过６００元被判刑几年。６００元还不够时下那些胃
口刁钻的官员公款吃喝一顿的花费，这位被告就得付出蹲几年大牢的代价，实
在很难说法律对他就比雨果笔下的法律对冉阿让公正了多少。法律对底层人物
是如此的严厉，犹如利剑高悬，但面对鲸吞纳税人钱的权势人物，法律在很多
时候却是致命地沉默了。
　　我认为，落在低文化群体身上的多重不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生命
初始阶段受到的不公正——没能与别的孩子一样同等接受义务教育——所连带
发生的。换句话说，义务教育上的不公正是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原初的不
公正。这种不公正再加上某些政权机构动辄把挣扎在底层的人当垃圾，当准罪
犯的势利心态，摊上这种命运的人前途是很黯淡的。

〖“天涯社区”〗

【】　　　　　　　　　　　　　　【】　　　　　　　　　　　　　　【】
°聚焦报道°
　　　　　　　　　　◆　乡村学校在负债累累中挣扎　◆
　　　　　　　　　　　　　　　　　　　　　　　　　　　　　·张华侨·
　　　“公共财政分配不合理，是导致农村教育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工商、税务、银行、邮电、铁道等垄断部门修建的学校里，大部
　分学生是内部职工的子女，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又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
　些垄断性的行业就业，从而形成了一个靠垄断国有资源、垄断教育机会，
　进而垄断就业的利益集团，使他们在获取社会地位与财富方面远远超过农
　村孩子。”

　　一位曾在乡村中学任教的老师说：他在５年前就预感到乡村教育的发展，
将会变得越来越艰难，有可能使很多农村少年儿童无法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
会。事实上现在农村教育出现的巨大断裂与危机已使许多农村少年儿童“望学
兴叹”，以至不得不离开学校。
　　首先，在学校的办公经费上存在严重不足，如我的家乡（湖北）一个镇里
的一所中学有５００多个学生，每年收取各种学杂费共约４０多万元，当地教
育主管部门就从中拿走一半，据说是“管理费”，剩下的就是学校的办公经
费。但是学校的校舍维修与其它基础设施建设的开支等往往是巨大的，而且上
级主管部门要求学校达到所谓国家规定的“普九标准”，如图书室、物理、化
学等实验室。可是剩下的经费，是远远不足以维持这些开支的。但达不到上级
要求的“普九标准”，学校领导就要受到批评，这样就给学校带来很大压力。
为了应付上级的普九检查，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学校只好违心向私人借高利
贷来修建设施。等到债主找到学校索债，学校就从新学年收取的学杂费中，提
取一部分支付债务。
　　这个镇有一个乡村的民办小学校舍本来可以继续使用，可当地的主管部门
却说这些小学没有达到“普九标准”。迫于压力民办小学的校舍不得不拆掉重
建，而村里农民的收入极其有限，在一时筹集不到资金的情况下，村里只好负
债建校舍。等到校舍建起来后，十几万元的债务就背上了，承担这笔债务的自
然是村里的农民。
　　还有一些地方主管教育的部门，竟不顾农村的贫困状况，要求一些小学、
中学建成“花园式”学校，“园林式”学校，并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普九
标准”，此种做法无异是在加速乡村小学、中学背上更沉重的负债。另外，一
些学校还要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各种检查，一所中学在接待上级检查一年所花
的招待费，就得１万多元。
　　据悉，这个镇上的４所中学都负上了债务，最高的达到３０多万元，由于
是向私人借的高利贷，每年利息就达４万多元。
　　如此沉重的债务，给乡村的小学、中学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到开学时期，
债主就找到学校索债，以至校长、教师都不得安宁，甚至不得不想办法外出避
开债主。
　　一所乡村民办小学购买的桌椅，已过了３年还没有付钱。一旦债主把学校
告上法庭，而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判决执行的话，那么这所小学的处境将更加不
堪设想。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还有多少个乡村小学、中学负上了沉重的债务，这些
债务加起来共有多少个亿？这些负债的学校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

○　他们难以承受高昂的学杂费
　　这些在乡村小学、中学默默地奉献了１０多年，甚至３０多年的教师万万
没有想到，在中国进入２１世纪时，他们还要面对学校的沉重负债，这不能不
说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大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本来新建的乡村小学、中学都是农民用血汗钱集资建起来的，按道理说，
农民的孩子可以轻松地走进这宽敞、明亮的教室，可以无忧无虑地去读书，然
而更为沉重的压力很快向贫困农民的孩子压来。
　　首先是学杂费一年比一年增多。许多村镇政府之所以要把学杂费制订得一
年比一年多，是有他们的意图的。由于农村有的地方相当贫困，导致经济发展
落后，在财政支出吃紧，教师工资难以发放的情况下，当地政府通过从收取的
学杂费中提一部分来发放教师工资，以弥补财政亏空。
　　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１０年间，许多农民的收入处于停滞不前的状
况，但各种摊派却逐年增加。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爬上更高的位置，不顾农民在
贫困中挣扎的现实，竟然虚报农民的年收入或工业产值。以一家５口人种３亩
田计算，这家农户每年就得交１０００多元的摊派，即使这家农户把收获的粮
食全部上交，也只能勉强完成摊派任务。
　　在上交了各种摊派费用以后，农民的生活就变得举步维艰。在２０００年
的新学期开学，这个镇的镇政府规定村办小学每个学生交２５７元、中学４９０
元，高中５５０元，如果家里有２个孩子上小学，一个孩子上中学，那么一年
下来就得交２０００多元维持３个孩子的读书开支。
　　可想而知，在农民上交了各种摊派费用以后，很难拿出这么多钱让孩子上
学。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可悲的场面：一方面是农民用自己的血汗钱修建
校舍，另一方面是学生害怕高昂的学杂费而不敢踏进学校。
　　在众多的收费中，还有一项防疫费，每个学生收５元，这是当地卫生部门
对学生收的体检费，可有些学生反映从没见过卫生部门来学校搞体检。
　　对于教师来说，他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学杂费逐年增加，他们只是被动地
按上级下达的文件办事。其实，既然民办小学是村民们自己集资修建的，那么
村民们就有权决定本村小学的收费标准，他们可以按照最有利于自己孩子上得
起学的标准来制订学费。
　　可是在决定民办小学的收费上，有决定权的却是当地政府，他们制订的收
费标准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其目的是把增加学杂费当作是获取财政收
入的一种手段，而学校也希望能多收学杂费来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农民
不管是否有承受力，也得接受。虽然农民应该对收取的学杂费有知情权，可大
多数农民根本不知道这些学杂费到底用在什么方面去了。
　　因此，在沉重的学杂费压力下，很多农村孩子在刚读完小学后，就再难以
跨进中学，在一个几千人的村子里，已很难看到读到中学毕业的学生。
　　这些不得不放弃接受教育的乡村孩子，其年龄一般处在１０至１６岁，他
们将成为２１世纪被耽误的一代。
　　虽然现在这些失学的孩子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接受教育？为什么没
有人真正为他们的教育负责？但终有一天，这个社会将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教
育，而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　谁给乡村学生增加负担？
　　每当新的学期开始，学生拿到的教材就有十几种，有些是学生根本用不着
的。在这些强行要学生购买而又无用的教材背后，可以发现一个巨大的利益交
易，那就是一些出版部门与当地主管中、小学的教育部门，把学生当作是一个
获取巨额利润的群体。
　　先是一些出版社出版一些辅导教材，然后由主管教育的部门把这些辅导教
材送到各中、小学，在新学期开学时，连同正规教材一起卖给学生。据悉，一
个小学生上交的课本费里，就有３０多元的非教材费。
　　相对于城市家庭的收入，这些杂费所带来的压力还能承受。但对于乡村学
生来说，这种压力可能会让他们离开学校。而且，有些课文虽然小学生必须要
学，但在乡村小学里已是形同虚设，如美术、音乐。由于美术、音乐老师在乡
村小学极为缺少，这些课程往往形同摆设。
　　本来，当地的教育部门应该最大限度保证以最少的费用，让每个乡村孩子
上得起学，以实现普九的目标，可是他们的做法与这一目标并不相符。

○　传播知识的沉重与悲哀
　　许多在乡村学校任教的老师，其本应获得的利益往往也很难实现。如一个
乡村中学教师，其工资加各种补贴，一个月应得到７００多元。可是，由于地
方财政支出有限，他只能拿到４００多元，但他的工资表上依然写着７００多
元。这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时，表明他们已足额发放教师工资。
　　１９９９年中国政府实施增加公务员工资，可是一些在乡村任教并转正的
老师，只拿了半年、甚至３个月增加的工资，后来地方政府就停止发放了。原
因是地方财政吃紧、无力增发工资。很显然，这种做法直接损害了教师的利益。
　　不仅如此，一些在乡村学校任教的老师还要承担一些摊派，如修建公路、
地方报纸的征订，这些摊派费用直接从教师工资中扣除。一个教师说他每年就
要支付４００多元这样的摊派。这种摊派根本不同教师商量，如同强盗在拦路
抢劫。而这些教师很难找到有效途径，去解决自己遇到的不公正。
　　如果说乡村中学的教师还受过一定师范教育，那么乡村民办小学的教师，
大部分是初中还没有毕业。这些教师对教育心理分析，儿童智力启蒙，教学管
理等知识都很缺乏。这些低素质的教师又怎么能够给儿童以高质量的教育？
　　每年虽然有些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回到乡村学校任教，可当地政府却无力接
受这些毕业生。原因是这些毕业生来乡村任教，其工资住房、福利待遇等要由
当地政府支付，而当地政府往往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这些毕业生来乡村任教。
　　当优秀的教师因这种体制不能进入乡村学校时，它一方面导致教育资源被
浪费，另一方面导致少年儿童接受知识的领域变得狭窄，使知识在乡村不能广
泛地传播。一个学生在优秀教师的启导下，可以接受高质量的知识，可以领悟
到自己在社会存在的价值，而在一个低素质的教师主导下，他获得的知识就十
分有限。这是一个接受知识的效率的问题。正是这种低效率、低质量知识的传
播，使农村人口的素质提高变得非常缓慢。
　　而另一方面，民办教师的处境却非常艰难，有的民办教师日复一日地教了
３０多年，盼望着所谓的“转正”，因为“转正”意味着身份的改变，以及经
济利益的实现。
　　可是由于对教育投资不够重视，以及对教育经费的挪用，使地方政府难以
给这些民办教师以“转正”机会，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民办教师的地位无法改
变，经济利益也很难实现。
　　一个民办教师，辛辛苦苦教上一年，工资才１２００多元，当民办教师的
工资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时，民办教师还得种上几亩田，干起沉重的农活，这
就使得民办教师背上了双重压力，既要搞好教育，又要种田养家糊口，与此同
时，还要承担各种摊派杂税。
　　在农村，第一批民办教师是从建国后就在乡村任教，正是由于他们勤奋执
教，才使知识在乡村得以极大传播。然而岁月流逝，他们如今已是６０多岁
了，该退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转正，退休费，医疗费等福利
都没有保障，使他们的晚年生活陷入危困中。为了这点退休费，许多民办教师
一级级向上申诉，但有些民办教师连上访的路费也难以凑齐。他们奋力的抗争
是希望社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回答，是在唤醒社会的良知、公正。
　　尽管这些民办教师没有转正，但事实上他们执教了３０多年。一个社会如
果忽视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不给他们以合理的回报，那么这个社会谈何理
性、正义、公平？事实上正是由于这批民办教师的退休费得不到保障，已使许
多年轻的民办教师不敢再步他们的后尘，这就使得农村教育的发展充满了重重
障碍。

○　教育一直在农村出现断裂
　　自５０年代以来，消除农村文盲的呼声就不断，但是让每个人都能接受九
年制义务教育却依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在农村７０多岁的人，是属于绝对文盲的一代，他们的生命正从贫困的黄
土地上走向消逝，他们根本没有感受过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
　　５０年代出生的人基本上过小学，可当他们进入中学，并有望成为新中国
第一批有知识的劳动力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打破了他们继续求
学的梦想，他们很快被卷入那个时代的潮流中……
　　６０年代出生的人，在１０年“文革”结束后，迎来了接受教育的春天。
他们从小学读到高中，甚至有的考上大学。不过，那时学费才几元钱。但随着
农村责任制的推行，这个短暂的教育春天很快消逝了。
　　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出生的人，其年龄平均在２０多岁，他们正赶上
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时代迈进，如果他们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极有可能成为
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一代。
　　但是急剧增加的学杂费以及为摆脱家庭的贫困而出外打工的想法，使他们
在中学还没有毕业时，就急匆匆地走入了社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代人
的父母有的过去还能读到高中毕业，相比之下，他们初中还没有读完，接受的
教育还超不过他们的父母，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　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公平
　　中国农村教育的危机实际上是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公平造成的，而背后又是
公共财政分配不合理带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各部委、各级政府、银行、电力、
交通、税务、工商以及大企业的办公楼、宾馆、饭店都装修得比较豪华，因为
这些机构拥有支配资源的权力，并利用部门掌握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实现部门
利益，或者能够从财政分配计划中，优先得到所需的资金。
　　所有占有资源权利的机构，可以凭借这种占有优势进行资金调用，如修建
内部职工住房、子弟学校、医院、宾馆等，以供自己部门人员占用。
　　一些垄断行业通过修建学校，使自己的子女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如在
工商、税务、银行、邮电、铁道等垄断部门修建的学校里，大部分学生是内部
职工的子女，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又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些垄断性的行业就
业，从而形成了一个靠垄断国有资源、垄断教育机会，进而垄断就业的利益集
团，使他们在获取社会地位与财富方面远远超过农村孩子。但是，广大农民不
具有占有国有资源的机会，也无力争取这种垄断资源，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
城市人口的教育需要被优先满足，而农村人口得到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远远
无法满足９亿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需要。
　　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使千百万农村少年儿童处在教育资源非常短缺的
环境中，而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农村少年儿童智力的提
高，而且使农村青年在获取个人发展机会方面变得很困难。
　　由此可见，公共财政分配不合理，是导致农村教育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就要求公共财政分配决策者应高度地认识到９亿农民接受教育的重大问题，
并且要改革财政分配体系，最大限度地改变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的状况。

○　改变教育危机的战略
　　毫无疑问，靠当地政府拿出有限的资金来办乡村教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
满足广大农村青少年对教育的需求的。而且当一些穷困的县、市、乡镇在财政
支出面临吃紧的情况下，还会首先把教育经费挪用或减少对教育的投资，从而
使农村青年想获得教育的愿望一下子破灭。从为普九达标而使乡村小学、中学
负债累累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支持显得很苍白，而中央
财政为乡村学校的建设也难以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结果承受这个负债的是
贫困的农民。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政府有必要把改变农村教育危机当作是一个最紧要的
问题来解决，并参照国际上的先进教育体系的经验，迅速制定一个改变农村教
育危机的战略，这个战略包括：
　　——迅速成立一个“农村教育调查委员会”，其目的是查清乡村小学、中
学的负债状况以及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对于因校舍建设而负债的学校，由中
央财政统一拨款支付，以确保乡村学校正常运转。
　　——迅速建立投资办教育的开放机制，鼓励私人投资办学校，这是补充政
府投资教育不足的一项重要措施，包括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社会团体等。
　　——教育管理权下放，增加学校在教育方面的决策权，鼓励公办学校和私
办学校竞争。向办学机构提供低息融资（政府给予部分补贴），并无偿提供土
地。
　　——在中国贫困的农村地区，迅速实施九年制义务免费教育，政府可以负
债的形式投资修建农村学校，如发行教育债券，从国际机构寻求贷款。义务免
费教育的学校，其办公经费由中央统一预算、统一拨付。
　　——中国农村目前未转正的民办教师的月工资不低于３００元，已退休但
未转正的民办教师退休费每月３００元，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以确保他们的
经济利益。
　　——迅速改变农村民办教师素质问题，由获大专学历的毕业生来乡村小学
任教，替换不合格的民办教师，在乡村小学、中学，实行校长竞选制，由学
生、教师、村民共同参与选举，使其产生对教育真正负责的校长。

〖原载《南风窗》，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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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乡村女教师王宝惠的一生　◆
　　　　　　　　　　　　　　　　　　　　　　　　　　　　　·钟　禾·

　　　“二十年来，我均在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代课，将自己的青春和
　爱献给了山区的教育事业，我无怨无悔。”
　　　　　　　　　　　　　　　　　　　　——摘自王宝惠《自我鉴定》

　　王宝惠，女，４２岁，未婚，福建省福安市城关人。她从１９８０年开始
代课，有１４次获奖的经历，其中１９９１年还荣获福建省优秀教师称号。这
是她的快乐。她的不快乐是她养不活自己，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代课２０年
来，她个人累计负债万余元。但是，她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梦想——转正——她
说这是她坚持活着的理由。她为此一直在努力，在挣扎，并付出了超乎常人的
代价，包括青春、爱情。

◇　“等转正了再说”
　　１９８０年９月的一天早晨，在妹妹王瑞玲羡慕的目光注视下，２２岁的
姑娘王宝惠走出了王家世代蜗居的旧板房，甩着又黑又粗的大辫子穿出了狭
窄、曲折的街巷。这一年，王宝惠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那时候，
姐姐是一个幸运儿，全家人都为她高兴。”妹妹王瑞玲说。
　　１９８０年９月，王宝惠轻松地离开了福安城，上了山，从此再没有回城。
　　最初的１４年，王宝惠在福安市边远山区多所单、双人校之间顽强地教学。
对这１４年的教师生活，王宝惠有过简单的记录——住在破祠堂里，白天一个
人从幼儿班教到三、四年级，从语文、数学教到音乐、体育，晚上在煤油灯下
备课，改作业。二哥有时送点菜上山，生活就好过了——这就是我们能找到的
她对自己生活过程的全部记述，此外就是她对各级“上级”的强烈请求——转
正——“让我成为真正的人民教师！”
　　代课后不久，王宝惠似乎遭遇了一场若隐若现的爱情，见了两三次面，就
因对方父母嫌她是民办教师，生活条件差，失败了。王宝惠的二哥告诉我们，
从此，“等转了正再说”成了她不嫁的理由。
　　此后的几年间，妹妹出嫁了，弟弟成家了。
　　王宝惠对愈来愈忧心忡忡的父亲说，她在学校过得很快乐。
　　王宝惠的二哥做小生意，颇有经济头脑，多次劝她放下教鞭从商，“道理
好简单，１个月２４块钱工资，从１９８０年拿到１９９６年，后来也只有
２００块钱１个月，自己都养不活，有什么干头？”但王宝惠就只想教书，即
使在山区教一辈子，只要将来能转正。
　　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３年，王宝惠被派到坂中乡的青元教学点代课，这是
她代课时间最久的一所单人校。其间，因为房子年久失修，成了严重的危房，
王宝惠一个人组织当地村民集资，并从上级部门申请到一部分拨款，盖了一间
砖瓦房，“都是她带头和当地人挑砖挖地盖起来的。”青元村的村民对王宝惠
印象最深的一点——“在这里教过书的王老师住的时间最久。”
　　在山区顽强辗转代课的过程中，王宝惠的青春逐渐逝去，同时生存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为了增加收入，周末、假期，王宝惠开始到城里的各种手工作坊
揽活做，她学会了糊纸扇、晒米粉，拼装打火机，用面条机打面条。

◇　新政策出台了
　　１９９４年，王宝惠被安排进入坂中乡亭兜完小，结束了单、双人校的生
活。１９９５年，她考取了中等师范函授班。这是她代课１５年来第一次着实
地盼到了转正的希望。按当时的政策规定，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４年期间任教
的代课教师，在取得了专业合格证后考取中师函授班，３年毕业后以“入学不
入校”方式正式成为当地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２年后即按师范毕业生待遇分
配工作，也就是转正。因为交各种费用，王宝惠３年中陆续借了３分利的高利
贷近７０００元，至今本息１万多元。
　　但是，１９９７年福建省教委出台了相关的新政策规定：１９７９年底后
参加工作的代课教师不予转正。同一年，福建省宣布提前解决了民师问题。福
建和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名排在一起，光荣地成为全国提前解决民师问题的
前７名。
　　消息传来，对王宝惠等１４１名已考取中函但尚未毕业的代课教师来说，
无异晴天霹雳，“我们一下就被打懵了，觉得生活完了，整个地完了，我们不
知用什么来还这１万多块钱的高利贷。”与王宝惠同是中函毕业生的代课教师
张惠梅说：“这真的就像一场噩梦，谁也无法预料。为了教书，我们比谁付出
的都多，学生交不起学费，我们垫付；学生出不起书本费，我们不收；宝惠替
学生出的这种钱她自己都算不清，我也有好几百块钱替学生家长出了，我们
穷，他们比我更穷，实在不忍心找他们要。事到如今，残酷的政策让我们感到
我们以前付出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转正无望的王宝惠随时面临被清退的威胁。
　　从１９９７年暑假开始，王宝惠和其他代课教师开始了上访，长达数年但
都无功而返。张惠梅告诉我们，“上访的部门谁都同情我们，但谁都说没有办
法解决，说政策的线就划在１９７９年，我们１９８０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就不
叫民办教师，叫代课老师。省教委接待我们的领导告诉我们，我们是１９８０
年后的代课老师，享受不了国家２５万个民师转正的政策。这个政策对我们来
说太残酷了。”

◇　应急措施
　　王宝惠和其他类似的代课教师利用周末或假期上访，断断续续进行了几
年，直至２０００年９月份，他们的上访行动终于引起了当地教育部门的高度
重视，潭头学区，坂中学区、溪潭学区等７个学区就部分代课教师上访出台了
类似的应急措施：
　　学区成立了“维稳工作”、“应急工作”小组，并规定“学区班子人员因
工作上疏忽等原因造成代课教师上访的：给予纪律处分，年终考评降级或不参
评；完小校长因不在岗或工作疏忽造成代课教师上访的，给予纪律处分，就地
免职；在维稳工作中成绩突出的给予适当的奖励；代课教师若擅自离岗或上
访，立即清退。”
　　这些事情发生在宁德撤地改市，福安市人代会、宁德市人代会召开之前。
　　１１月３日，福安市政府发出特急明传电报，要求立即传达到全市各中小
学，强调对代课教师特别是单、双人校、教学点的代课教师的动态要严格掌
握，进一步落实每天三汇报措施，保证无一人上访。这一天，福安市人代会开
幕。１１月８日至１２日，宁德市将召开人代会。１１月１４日宁德地区撤地
改市正式挂牌。

◇　最后一次听课
　　１１月３日（星期五）傍晚，王宝惠回到福安市城关父母家中，晚上分别
接到坂中学区和亭兜小学校长的电话通知，要她１１月４日（星期六）早上赶
到２０公里外的铜岩小学听课，进行教学交流活动。
　　一位参加了１１月４日坂中学区教学交流活动的教师在家中接受了记者采
访，以下是她和丈夫的相关回忆：
　　“头一天晚上，学区的领导和我学校的校长先后给我打电话，要求我１１
月４日上铜岩小学听课，说是学区毕业班任课老师进行教学交流活动，我是毕
业班的老师。因为我刚生病开了刀，在家里休息，所以就表示不愿去，要求请
假，他们却很严肃地说，必须去，如果生病动不得派人来抬也要抬去，否则就
清退，语气决绝，与平时说话完全两个人。（丈夫）我们很生气，这不是要控
制人身自由嘛。这一段时间以来，总有莫名其妙的电话打进来，等我叫她接电
话时电话就挂断了，几次下来我们就明白了，是有人在监视她，怕她上访。
（妻子）在电话里他们没有说其他的代课老师也要去听课，第二天到了铜岩小
学我才发现，学区几乎所有和我一样１９８４年底前参加工作的代课老师都来
了听课，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除了毕业班的老师，就是这一伙了，其他的
老师没来。上午听课，下午讨论，讨论结束后别的老师都陆续下山了。学区校
长和其他学区干部单独把我们这伙人留下来，说有事要交待，大家都心照不
宣，也有点慌，是不是要清退我们了？早就说要清退了。开头，学区郑校长传
达市政府最新的‘维稳’精神，传达完他就开始针对文件举例子了，说当前维
稳工作形势很紧，拆迁户要上访，台独分子要捣乱，然后就针对我们说：‘你
们这些人不要上访’，‘谁上访就立即清退谁。’郑校长还提到了宁德地区撤
地改市，说有什么问题等撤地改市以后再谈。郑校长还给我们透露了点消息，
说市里已经安排了１０００多人参加维稳工作，为此，学区也派了２名人员参
加上路设卡，他强调说，‘你们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上访就清退，其实
就是想去也去不了，各学区都派了人上路，谁一上路就会被认出来，大家不要
有侥幸心理。’郑校长最后宣布：‘为了配合当前的维稳工作，学区决定明天
（星期天）统一到井口小学去玩，我已经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热烈欢迎。’
他又说，‘那里空气新鲜，景色又好，大家去那里开开心，会延年益寿的’。”
　　１１月４日下午，交流活动结束后，王宝惠等１３位学区同事搭上了一辆
学区安排的柴三机下山，４时１５分左右，这辆柴三机驶至福穆公路的一个下
坡左转弯时，因为严重超载，车头轻车厢重，加上挂的是空档，致使前轮悬离
地面，司机无法将车头左转，柴三机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出了公路，翻下
５０米深的悬崖。
　　１１月６日，福安市人民政府对这起造成１０人死亡、３人重伤的惨剧作
出反应。对包括王宝惠在内的８位死亡代课教师的优抚问题批复如下：
　　“优抚标准按公办教师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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