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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六　十　一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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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6.11　　　　　　　　　　　　　　　　　　　　　（sd0106b）
　÷÷÷÷÷÷÷÷÷÷÷÷　本　期　目　录　÷÷÷÷÷÷÷÷÷÷÷÷
１、评　　论　烽火一笑为学术？　　　　　　　　　　　　　　·王力雄·
　　　　　　　官员的文化履历　　　　　　　　　　　　　　　·张虎生·
２、研究讨论　拖垮苏联的套索正抛向北京　　　　　　　　　　·丁学良·
　　　　　　　共产党危言——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上）　　　·达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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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观点°

　　　　　　　　　　　◆　烽火一笑为学术？　◆
　　　　　　　　　　　　　　　　　　　　　　　　　　　　　·王力雄·

　　近年，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陆续由党政官员担任，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和教
育界的不安。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王生洪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司长纪宝成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
长；２００１年４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司长钟秉林又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
的校长。除了这几所中国顶尖大学，其他不那么有名的大学和地方院校，有多
少校长开始由党政官员担任，目前尚不为人掌握。但是不难由此看出一个趋
势，８０年代实行的学术大师治校方针，经过９０年代的逐步蜕化，目前正在
向党政官员治校的趋势发展。
　　同时还有另一个类似的现象，国务院总理朱熔基亲自兼任清华大学管理学
院院长的先例，得到各地政府官员的效仿，纷纷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兼任各种学
院的院长。
　　中国最卓越的教育家，早期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强调：“教育事业应该完全
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政党或各党派教会的影响。”蔡先生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他看到党政人士介入教育，必然使教育受意识形态影
响，从而导致教育无法一贯，学术无法发展，学者难以成为独立知识分子。因
此，以党政官员取代教育家，实乃贻误教育，毒害学术之大弊。
　　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党办教育体制，从来没有给过大学以真正自由独立的地
位。但是今天党政官员当大学校长，意识形态已不是全部原因，更多的追求还
在官位和名声。对那些在党政系统难以继续升迁的官员，或者是希望披上学术
光晕的当权者，名气大、地位高、社会形象好的大学一类机构，成了进行权力
分肥的另一块自留地。然而这种世俗化并不会比当年的意识形态化更好。意识
形态毕竟还算得上一个体系，还有其自身的结构与原则，而追求官职和名利，
只需要能够对其进行赏赐的权势集团效忠，甚至只需要效忠个别的当权者。
　　１９９１年起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金炳华，１０年未得升迁，今年
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升为副部级。在他的领导下，今年４月中国作协召开“全
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所发通知皆有这样一段特殊强调的话：“对于出席这
次会议的代表，各地一定要严格把关，凡法轮功痴迷者，一律不得参加会议。”
这话是写给谁看的，不言自明。如果因为信仰一种宗教或进行某种健身就不能
成为作家，那么人类迄今将没有作家。然而党政人士不会这样看问题，他们眼
里只有权力的脸色。如果能把由他们管束的大学或作家组织当作博取权力一笑
的礼物，他们是绝对不会吝惜烽火而戏弄天下的。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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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官员的文化履历　◆
　　　　　　　　　　　　　　　　　　　　　　　　　　　　　·张虎生·

　　从革命时代的工农分子进化到改革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国官员的文化履历
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农村是中国革命的策动地和大本营，农民是革命的当然主
力，从夺取国家机器到掌管国家机器在所必然。他们的文化履历大致由基本识
字－基本信仰理论－基本行业知识组成。尽管他们由信仰激发出的热情远远超
出了有限的信仰理论，但实践证明，文化履历的过于单薄并不能最终解决问
题。１９４９－１９７６期间国家的治理状况，基本折射了他们的局限。因
此，邓小平改革发轫，官员的文化履历首当其冲。
　　二十年的努力，中国官员工农分子比例已微乎其微，越来越普及的高等教
育与各种途径的强化补习，逐渐改变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管理格局。不少相当一
级的官员正在把自己的学历提升到硕士博士。还有相当一部分教授通过选拔进
入政界。官员的大老粗成分日见稀薄乃至绝迹。没文凭不仅无法掌管国家，而
且已经与失业紧密相连。社会进步的重要一条有赖于官员素质的提高，官员擢
用的重要一条则是依靠自身的文化身分。前一个推导属于宏观层面，官员理论
上的认同料无大碍。后一个其实也无问题，人事部门有明文规定，只要想进一
步提升的官员，必须对照规定拿出相应文凭。
　　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化履历正在替代革命履历，而成为通向
国家机器管理金字塔的必备资格。
　　问题是：如何鉴定文化履历的可靠性。
　　要解释或推演某种理论，其实完全可以模拟一番实践的发生过程。官员的
最低职务为科员。人事部门对科员的文化身分要求，起码为大专。切记不可小
看这一简单标准，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一道公共门槛，不仅掀起现有官员中的求
学热情，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唤醒并激发了普通民众有可能成为官员一员的毕
生欲望。
　　芸芸众生实现远大理想，竞争必然残酷激烈。事实表明，如果进行定量分
析，结论是落后地区出产官员的比例要远远高出一大截。正与革命时代的结果
相同。问题开始戏剧化，个中缘由何在。
　　答案明确，一个穷字。
　　落后具有此岸和彼岸的相互观照含义，现实的痛苦必然导致对未来的憧
憬，在革命履历功能已经让位给文化履历的今天，读书考学无疑成了逃脱痛苦
的唯一选择。
　　农村学生公开在黄土墙上昭示：２０年后看谁统治谁，与毛泽东当年设问
未来究竟“谁家之天下”的革命豪情何其相似。难道这里隐含着一个完全相同
的历史语境？应该说，农村学生的志向无可厚非，付出的劳动是极其艰辛的，
所做的选择也是成功的。当下的一考定终身的科举式教育制度，正好迎合了既
目标坚定，又吃苦耐劳的农村学生。以至于大城市相当多的学生倒流农村、特
别落后地区的农村学校，其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教育质量本身。（不容忽
视的是，与相当多的农村年轻人口进入大城市打工的正向流动之间，实际是具
体目标有高低之别但价值意义完全一致的共同主旋）
　　仍旧从农村起步，目标是城市，手段是读书。革命履历被文化履历替换
了，知识分子身分取代了工农身分。这是事实。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
　　其一，大学毕业与知识分子之间不是等号。应试教育制度培育的结果，最
积极意义而言，为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换句话说，其他方面的严重缺
省并不奇怪。所以，这样的文化履历，其符号与实质不一致。充其量，可称之
为技术分子。他们文化履历构成为：较多的识字）－较丰富的信仰理论－较高
的行业专业知识。
　　其二，人事部门知识分子定义非人文领域定义。人事部门的定义属于身分
范畴，而人文领域对知识分子的描状，主要指知识人的精神状态，即一种基于
科学的献身诉求，一种针对愚昧的拯救行为，说到底，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能
够运用知识普救他人的现世菩萨，这与官员的使命不谋而合。
　　人文精神的获取与发扬，本身属于教育的功能，而教育一旦呈现强烈的功
利特征时，教育的紧迫任务就是接受教育。所以，现有教育为官员开出的文化
履历，只能是一张临时文化身分证。因为逃脱痛苦只是自赎，自赎是个体的，
是与官员的普救使命相悖的。这是官员文化履历中的严重缺省，也是信仰理论
不可代庖的。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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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讨论°

　　　　　　　　　◆　拖垮苏联的套索正抛向北京　◆
　　　　　　　　　　　　　　　　　　　　　　　　　　　　　·丁学良·

　　千禧年前夕笔者评论：二十一世纪前期，除非发生意外，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下简称ＰＲＣ）将是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会继续在中国
周边造就日益增大的战略压力，迫使北京把更多的资源移用于战备。大概只需
要十五年，ＰＲＣ就会被拖垮（详见《联合报》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２日《美中
对抗中的四种主义》）。

○　速到的验证

　　过去一年多的事态演变，快速证实了以上的悲观预测。代表政治右翼的小
布希侥幸当选，只是加速了这一原是隐形的大趋势。五月份美国主要报刊连续
报道，美国国防部及相关的研究机构向总统建议：美国要把战略重点由欧洲转
向东亚，定北京而非莫斯科为首要假想敌。成倍增加瞄准中国大陆的核弹，增
派亚太区域的航空母舰、核潜艇、战略轰炸机。更为凶险的，是美国着手布置
多层导弹防卫系统，公开承认目标之一是ＰＲＣ。

○　美国重操牛刀

　　所有熟悉冷战史的人一眼便可看出，美国新近对付北京的诸般杀手锏，都
是当年用作对付苏联的。其中最明显的是导弹防卫系统，它直接脱胎于１９８
０年代雷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至于这些杀手锏造成了何种效果，今天已经明白
无疑。今年三月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文件显示，“雷根１９８０年代强
大有力的、耗资巨大的军备，促成了苏联的垮台，因为它衰弱的经济支撑不了
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这个评估与俄国的资料互为印证。曾任六位苏联首脑
外交助理的Ｇｅｏｒｇｉ　Ａｒｂａｔｏｖ在回忆录《制度》中说（ｐ．２０
３）：“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及其盟国的１／
３至１／４的情况下，军备竞赛提供了一条于他们而言绝对可靠的途径来损耗
苏联的实力，最终有可能通过经济消耗战来完全击溃苏联。正是在雷根执政的
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的构想和军备计划，其目的专在‘使苏联以往的国
防投资过时’。他们凭借自己的方案，迫使我们在最不利的、昂贵的、拖垮我
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

○　美中较量的物力方面

　　二十一世纪初的ＰＲＣ，与１９８０年代的苏联相比，无论就人均ＧＮ
Ｐ、科研水平、军工产业质量、自然资源藏量，还是军队现代化的程度，都相
差甚远。１９８０年代美国以年均二千多亿美元的军费，再加上盟国的一千多
亿，活活拖垮了苏联。美国目前的年度军费三千一百亿美元，它把战略重点转
向东亚，就迫使北京起而应付。
　　虽然北京不至于轻率到在世界多处与美国的新军备较量，仅仅在中国大陆
周边抵御美国的战略压力，就已经力不自胜了。北京比莫斯科强的一点，是国
际贸易活跃，这有助于带来军备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但不要忘记，迄今对中国
大陆最主要的科技输出国（包括留学生培训）和第二大投资国，是美国。随着
美国把ＰＲＣ视为首要对手，它不会容忍北京继续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吸
取美国科技的宽松机会。近来接二连三的美国抓华人“间谍”便是一例。正如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所说：“与美国的严重危机，也将对外国
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中国带来最消极的长期影响，严重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

○　可怕的百分比

　　抵御美国的战略压力就已令北京力绌，雪上加霜的是台湾、日本、印度、
越南均视其为主要假想敌。《华盛顿邮报》三月六日报道：面对周边的紧张局
势，北京未来五年内每年增加军费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西方分析家估计，ＰＲ
Ｃ现有的实际军费是公布数目的三倍，达４５０亿美元，约占ＧＮＰ的百分之
四点五。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局（ＮＳＡ）局长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ｄｏｍ在《苏
联军队的崩溃》中引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说：“１９８５年４月
以后，我们面临削减军费的任务……军费竟然占整个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八，
背负这个包袱，经济无法正常运转。”即便是政治上保守的很多苏军将领，都
认为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到了１９８９年即苏联瓦解前夕，莫斯科首次公布的
较真实的军费预算近八百亿卢布，是它先前一直发表的数额的近四倍，约占它
ＧＮＰ的百分之十一（接近西方历来的估计）。
　　因此，我们可以把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比例作为参考点，推论：若一个国家
的军费保持在ＧＮＰ的一成多一点，其经济就受严重牵制，无力发展。若保持
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经济就面临崩溃，除非它能获得巨额无偿外援。
　　假定ＰＲＣ未来可保持ＧＮＰ年增长率百分之七，而它按计划每年增加军
费百分之十八（今年约为此数）。约在十年后，其军费将占ＧＮＰ的百分之十
一；十五年之后，约占百分之十八。那便是当年美国拖垮苏联、“不战而屈人
之兵”时的状况。

○　美中较量的智力方面

　　历史昭示，两国相争，成败既取决于物力，也（甚至更）取决于智力。智
力主要指政策创意、战略构想和计谋策划。世界战略学史上最早阐明此道理的
是《孙子兵法》：“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蕞尔小国或可能缺智慧，庞然大国从来不缺智慧，因为生物学规律不会让
巨量人口主要由弱智者组成。大国缺的只可能是把智慧运用于适当地方的制
度。当今美国应对北京的阵容庞大而多元，在朝在学在商，交叉互通。政府里
对北京持强硬政策的，多为当年斗垮苏联的参与者，积累了与共产党政体打交
道的丰富实战经验。更根本的，是他们坚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未来属于资本
主义加普选制而非共产主义。有此信念，他们就会步步逼进，不达目标不罢休。
　　但还有比他们更极端的右翼，如被称为“蓝队”的一组国会助理、政策专
家和政治操作者。他们反对共和党许多要员试图通过与中国大陆的密切经济交
往而促成其改革，力主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北京更强硬。像当年对苏联一样，四
面遏制，必要时不惜兵戎相见。最佳选择之一便是向台湾提供更尖端的武器，
与对岸硬碰硬。
　　美国政治的左翼，也有对北京的极端强硬派。他们虽然在本国政策上与右
翼争执不休，但出于人权、西藏问题等原因，照样对北京处处打击。只不过他
们更倚重政治和外交手段，而非军备。
　　民主党内辅助克林顿制定“美中战略伙伴”概念的派别，现在已被挤到边
缘。分析家估计，仅仅一个海南撞机事件催发的美国民间敌意高涨，就将迫使
几十名国会议员转向强硬派，否则选票难保。
　　美国诸派之你去我来，并不影响各自相对独立的运作基础和彼此对话。这
就使得各种美中关系的研究生生不息，新观念和新招数源源不断。每当美中关
系出现什么新态势乃至突发事件，或有人想制造新事态以达到某种政策和战略
目标，都面对一长串形形色色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多样化，才能比较出各种
选择的收益和代价。美国的这种体制，可称为“多元灵活反应主义”。

○　北京的“三不”

　　美中间的较量，中方的物力远逊于对方，理应特别侧重己方的智力潜能。
北京偏偏不这么做。与美国多元灵活反应截然相反，北京的应对体制可称为
“自我闭锁主义”，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是“不通资讯”。海外中文外文有关美中关系的国内国际因素之现状
和渊源的大量深度分析和广度报道，在中国大陆主要的大学学报、学会期刊、
时事杂志和大报上，极少见到。这意味着，中国大陆数千万受教育程度最高、
从事观念和知识生产及承传的专业人士，与事关本民族国家兴衰存亡的资讯，
处于日常的隔绝状态。
　　有人会说，不下达广大知识界的这类资讯，会上达中共高层。但问题在
于，资讯的真伪优劣只有在公开流通中才能被辨识。把这类资讯封锁在秘密管
道里，一是会造成持续的扭曲失真，二会帮助特别利益的个人和小集团垄断最
高领导层的耳朵，造成错误判断和决策，三会促使本国专业研究素质的全面退
化。
　　人们往往高估秘密资讯流通体制的效果。仅举一例：中国大陆经手台湾问
题的机构不可谓不多，人力财力不可谓不丰。然由于秘密作业，资讯扭曲得不
到及时纠正，使得北京对台湾大选的情势连连误判！不透明的体制对同文同
种、隔海相望的台湾都反映失真，你还能指望它在远为复杂的美中关系上表现
更佳？
　　第二是“不许讨论”。举凡一切意义重大、攸关中华民族命运的问题，中
共上层都不允许进行公开严肃的、客观系统的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只是小问
题。其实小事无需讨论就可处理，因为处理错了也不影响民族兴衰，大事才亟
需公开讨论。像美中关系这样的大事，牵涉两岸三地、东亚和太平洋多国的国
内国际因素，很多方面史无前例，其复杂诡谲的程度，远非一个人或一小帮人
的大脑能够思考透彻。况且，任何个人或部门都免不了偏见和特殊利益牵挂，
只有通过公开冷静的讨论，盲点才能被消除，偏见才能被中和，诡计才能被揭
穿，创见卓识才能被激发而出。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战略，才能少上圈套，
少付出血泪代价。
　　第三是“不纳圈外”。凡是来自“圈子外”的建议与忠告，北京基本上都
不予采纳。这个圈子近年来愈益收缩，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好像只剩下当政者
自己、家属和贴身秘书。这种“只信家人，不听外人”的管理模式，经营一个
小企业尚可，经营大型跨国企业绝少成功。经营风云诡谲的国际局势中的大国
外交，其效果可想而知。
　　其实，在两岸三地、海外华人圈子和真正尊重中华文明的洋人里，有许多
基于坚实的研究和近身的观察的新主意好设想——如何缓解台海两岸的敌对，
以避免外力大规模介入造成大陆台湾双输；如何呼应美国各界对中国持正面态
度的力量，以缩小极端反华论点的市场；如何逐步改善大陆内部的政治和人权
状况，以化解在国内外四面树敌的困境，等等。对所有这些理性的建议，北京
都双耳紧锁。

○　武斗不敌，智斗逊色

　　美中较量，北京物力远不及对方，智力亦远不及。这主要归咎于它实行
“三不”，把自己闭锁在缺乏创意和远见的思维死港里。《孙子兵法》告诫将
帅：要有“知诸侯之谋”、“通于九变”。而今天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北京只
会发出那些别人不信、它自己也说不圆的套话和空话。
　　为什么竟至如此？Ｇ．Ａｒｂａｔｏｖ对苏联衰亡期的观察一语破的（ｐ．
２１９）：“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把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
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能潜力去解
决涌现的问题。因为决策者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
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至高无上，所以最高层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党组
织、社会科界、大众传媒都得这么做。它们要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
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这么做过，最后一批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孤岛消失
了，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发生一次领导层所不悦的争论，就会有新的领域
被界定为‘国家机密’”。

○　历史将再次站在悲观者一边？

　　二十世纪尾，多种西方文字的报刊书籍成千次地引用１７０年前拿破仑的
预言：“最好让中国长睡。一旦她醒来时就会摇撼世界。”因为其时两岸三地
的经济增长和合作初显神威，大中华似乎已经苏醒。不过，类似的苏醒苗头在
二十世纪已经有过两三次，每次都落了空。根本原因是坚持自我服务的中国统
治机构，为不希望中国苏醒的外国势力创造诸多良机。而今天，为了对付红色
恐龙ＰＲＣ，美国已经抛出当年拖垮红色巨熊苏联的套索。一些迹象显示，北
京似乎正把脖子朝里伸。两岸三地将有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随着它作殉葬品。
　　解开这个致命套索的关节，其实多半不在美方而在中方自己的手里。

〖原载台湾《联合报》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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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产党危言　◆
　　　　　　　　　　　——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上）

　　　　　　　　　　　　　　　　　　　　　　　　　　　　　·达　公·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在历史叙述中回答当代中国人的基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往哪里去？全文章节如下：

一、农民和帝国
　　１、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２、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３、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二、新思想与士阶层
　　１、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２、解释变局的努力
　　３、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毛泽东思想
　　１、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２、新民主主义
　　３、社会主义
　　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改革开放
　　１、压力下的让步
　　２、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３、民主的利益与专制的风险
五、共产党之后

〔正文删节版（作者本人缩减）〕

　　一个躯壳，变更了灵魂的共产党的躯壳，仍在中国支撑着。
　　中国共产党推行的社会主义试验早已结束。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改造，既
不能得到意识形态的充分支持，又不能在政治层面取得突破。共产党抑制新兴
的建设性力量的发育，却不能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创造出有前途的替
代物。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地区和各部门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为自己
划好了利益范围，或明或暗地实施着有利于自己的规章制度，并向其他社会集
团转嫁风险和成本。这是历代帝国统治集团腐蚀自身根基的古老模式。于是，
原本就模糊不清的漂亮原则，共产党统治集团对中国人民的基本承诺，也像历
代王朝的仁政承诺一样日益沦为空洞的大话。
　　共产党继承的党国制度是帝国制度的一个过渡性变体，谈论这个变体的由
来、使命、地位和命运，不能不从源远流长的帝国制度说起。

　　　　　　　　　　　　　　‖农民与帝国‖

　　　　　　　　　　　１、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
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
“暴力－财政实体”⑴。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
团⑵。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
定或认可的。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都
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名字。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
荒严重⑶。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
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
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
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世袭贵族逐渐被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
封制。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
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
控制一切资源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
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
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
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大一统帝国。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
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因而深受欢迎。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
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
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
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
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竞争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
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
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
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这套体系
高度适应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的地理环境⑷，高度顺应众多暴力－财政
实体争霸中原的历史演化路径，同时又密切对应着作为自身基础的小农经济。
这套高效率的综合性适应体系⑸，成为称雄天下两千余年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历
史活动主体，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２、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西汉总结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
均衡关系⑹。
　　儒家学说比较完美地描述和论证了这种均衡关系。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
千家万户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
网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等级秩序，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被皇帝
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对公平和正义的基
本看法。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
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
落的总体趋势。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
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
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
宣扬的均衡体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王朝更替是对过度失衡
的自我校正机制。
　　在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时，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便日渐紧张，帝国
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资源竞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
面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吸入了在生
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帝国官吏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
势，更大幅度地偏离儒家对基本秩序的规定。最后导致秩序崩溃，天下大乱，
人口锐减，直到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收益低于保护或从事生产性活动为止。
　　帝国无法吸纳自身创造的过剩人口，这是儒家认知框架无力分析也未曾认
真看待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帝国秩序的破坏与人口压力增加的同步交织确实容
易搅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但是，帝国对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离与复位，毕竟
有别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人口与土地均衡关系的破坏与重建，尽管这两种失衡
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为常规的自我校正机制。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
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
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３、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那是民间工商业推动完成的。
　　在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密切。官营工商业
以强制手段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资源，从事工业生产和内外交易活动，满
足统治集团对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国的官营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制造出了精美的产品和宏伟的建筑，
创造出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帝国的代理官员是这套生产体系的直接管理者。
　　但是官营工业生产体系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
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代理链越长，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
越低。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帝国制度下的民营工商业也在缓慢发展，不过民间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总
要受到许多外部限制。帝国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一定会被它霸占和
垄断，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层递减特性又注定了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恶
果又要以成本摊派和无偿征调的方式转嫁给民营工商业集团。于是，通过垄断
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
们的发展能力。
　　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
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
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通常是一次又一次
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
　　欧洲存在着类似战国时期的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
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相对中华文明及其帝国盛世的落后，但也
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欧洲统
治者的额外索取不能超过资本抽逃的费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权力交换，
否则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
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时的退出的
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
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
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
团购买城市自治权，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
权。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相对强
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起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
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
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
　　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是由于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充分发
育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财政实体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
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
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暴力财政－实体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
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
最后，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单一民族的地理区域，难以像中国那
样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佳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
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
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
下，尽管有苏州和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
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其兴衰不过是帝国财政中一笔不难替代的数字。
这样一个对帝国财政贡献有限的、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专营“末技”的、无力
影响天下兴亡却要受天下兴亡拖累的局部集团的利益，距离“主义”的地位实
在太遥远了。由此看来，发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
度，又给中国带来了意外之失。
　　所谓意外得失，指的是在这样一个被儒家和天主教轻视的“末技”牟利集
团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
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千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
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经过数十代人的试错
淘汰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清帝国的
家门，为了合法销售毒品而对称雄两千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清帝国此时
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军
队腐败，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

　　　　　　　　　　　　‖新思想与士阶层‖

　　　　　　　　　　１、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分封制之外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昌盛于战国，定型于汉唐。就好像经理
阶层依附资产阶级一样，士阶层依附国君。
　　帝国制度一统天下之后，士阶层面对着皇家垄断的人才需求，他们讨价还
价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诸多竞争性的学说体系中，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独尊儒
术，以儒家描绘的秩序为立国蓝本，儒家则把这种秩序中最神圣最尊贵的地位
授予皇权，献上臣民的忠诚和儒生的效力。
　　儒家集团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党团，根据对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这
个集团被不同级别的选拔和考试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授予相应的官职教职和
特权地位。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团体，儒家集团具有两重性：既是儒家道统
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
　　作为法统的雇员，儒生出身的官员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统，更可能把它当
作升官发财的手段。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儒家集团努力控制皇权，争取帝王的
师友地位，甚至暗藏着对尧舜传贤禅让制度的幻想。不过在控制皇权的现实竞
争中，儒生集团并不比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成功。儒家集团缺乏欧
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政治对手也不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因而难以
摆脱对皇权的依附。

　　　　　　　　　　　　２、解释变局的努力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打破了帝国的隔绝状态，中国被拉进了一个广阔
而陌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竞争环境。这相当于一次灾难性的环境突变，帝国
制度对新环境的适应发生危机。面对这种新局面，儒家意识形态必须拿出令人
信服的解释和对策。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帝国延续官营工业的传统，在三
四十年间建立了数十家以军火工业为中心的企业。甲午战争的失败凸显了帝国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弊端，康有为用儒家的概念体系重新解释帝国的历史和
处境，企图通过君主立宪的根本性变法赶超欧美。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
康有为对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看法过于简单疏阔。
　　中国思想领域群雄竞起，各地的士阶层中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学会，在失去
了传统指导的陌生环境中寻找行路指南。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
源于西方的学说纷纷登场，给出各自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争取各自的信徒。
三民主义开出了“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药方，将汉民
族各阶层的不满集中于满清帝国的上层统治集团，瓦解了其所剩无几的威慑力
和凝聚力，造成了“王纲解纽”之势。
　　满清帝国很快就倒台了，民国的旗号很容易就挂上了，然而帝国专制制度
的小农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帝国的种种新旧问题，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民
国的旗号之下。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逐鹿中原的传统局面。
　　中国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围的世界，需要一个对历史和现状的透彻
解释。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体系庞大、逻辑严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３、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对欧洲资本主义来龙去
脉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性呈现。那是商品经济的逻辑展开，是剩余价值的产生
发展及其导致的危机与革命的图景。
　　中国的弱小资本被军阀、官僚、地主和农民挤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与马克
思重笔描绘的核心图景相去甚远。在马克思关注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
产的组织者为自己选择和雇佣守夜人，资产阶级控制了合法暴力，使之服服帖
帖地为自己选择的秩序服务。但在帝国秩序中，暴力赋敛集团的最高代表宣称
自己拥有天下，本身就成为各种生产要素名义上的终极所有者。暴力集团确立
了最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筛选并改造了为这套体系辩护的意识
形态。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强调，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论断，甚至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划分，在解释帝国两千余年的停滞
和治乱循环时颇为勉强。
　　不过，尽管中国和欧洲存在着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宏大锐利的眼光，特
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仍然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
找到了一套关于自身使命的逻辑严密的说法。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战乱不断，
阶级斗争的学说一定比和平宽容的自由主义更富于解释力。更重要的是，在马
列主义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蕴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这种利益分
配，特别能满足中国社会的各种期待。
　　中国一直是所知文明环境的中心和顶峰，这种历史地位的急剧失落，造成
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张力——恢复传统地位和民族荣耀的强烈渴望。按照列宁主
义理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的环节，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首
先夺取政权，领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理论隐藏着一种重排民族座次的分
配关系：落后可以转化为优势，中国可以获得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地位。这正
是民族心理张力所期待的地位。
　　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理论隐藏着更富于诱惑力的
利益分配方案：首先，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集团，在关于自己的理论中扣留了
最崇高的中心位置，他们将掌握国家权力，支配一切，最后还要名垂青史。其
次，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将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获得的是整个
世界。最后，所有人类成员，最终都会在共产党人的事业中受益，人类将进入
物质极大丰富，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理想世界。
　　上述利益分配方案，被裹藏在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而科学的外衣之中。中
国的读书人很熟悉这种路数。儒家的天道中就裹藏着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皇
帝至高无上，官僚集团代天子牧民，劳力者交皇粮服劳役。马列主义在重新解
释世界和历史的同时也重新进行利益分配，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在很大
程度上便取决于利益的分配是否妥当。

　　　　　　　　　　　　　‖毛泽东思想‖

　　　　　　　　１、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马列主义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使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的最初几步走得跌跌撞撞。
　　毛泽东１９２６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中国因经济落
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
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
的奴役下。”
　　如果更仔细地区分，还应该补充说：其中更大一个数量是在官营产业的奴
役下。大量工人在传统的官营企业里从事雇佣劳动，中国的官僚代替了欧洲的
资本家⑺。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早期阶段，发动矿山和铁路工人罢工，争取
提高工人工资和结社权，其矛头所向，主要是官府委任的管理当局，而不是私
人资本。中国工人向专制政府争取权利的斗争，先后遭到镇压甚至屠杀，工人
运动失败了。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羽翼丰满，开始大批屠杀对自身统治和社会秩序构成
威胁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仓促组织和发动的武装暴动，最初也像俄国那样以
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结果又遭到了惨重失败。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民占全国总劳动力的７９％
（２．０５亿人）⑻，是产业工人数量的一百倍。中国又处于独裁统治与军阀
割据并存的乱世，武力的强弱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大小。要在这片土地上打天下
坐江山，无论马列主义怎么说，现实的力量格局注定共产党必须继承两千年来
反复验证的成功策略：组织一个暴力集团，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吃大户，发
动农民战争，耗尽对手的力量，最后包围城市夺取政权。
　　中国的改朝换代主要倚重农民造反，而马列主义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评
价甚低。马克思认为，与工业文明遭遇之际，农民企图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
换手段硬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小农的政治影响则表现为行政权力
支配一切。这样一个阶级显然不能代表未来。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中国传统和现实力量的格局，他用马列主义的
词汇和逻辑，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农民造反的意义，阐明了共产主义信奉者在中
国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们的敌人和盟友、斗争各阶段的目标和策略。这套体系
的核心内容，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民搞土改。
　　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眼光，帮助中国共产党看清了地主与农民的冲突。毛
泽东认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
联合专政，贫下中农反抗地主剥削的阶级斗争必定导致与这种上层建筑的武装
冲突，结果必定是中国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推翻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
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勾画的历史和社会图景在凸显某些事实的同时也遗漏和淡化了某些
事实。毛泽东凸显甚至神化了中国弱小的无产阶级，淡化了这个阶级主要雇主
的国营或党营的性质。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淡化了这个
组织由爱国知识分子创建又由农民战士充实的事实。毛泽东强调了历史上农民
与地主的冲突，把这种冲突描绘为中国历代的主要矛盾，淡化了农民与官府的
矛盾。毛泽东强调了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共同利益，淡化了他们之间的差别和冲
突，把强大的自身利益鲜明的暴力赋敛集团降格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毛泽东
强调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却再三表
现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呈现为帝国制度重建儒家秩序的自我调节方式。
　　上述凸显和淡化是必然的。共产党一旦成立，党派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和利
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发展自然要受到自身利益的指引和影响。毛泽东建构意
识形态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团结全党夺取政权，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他
预设了一个神圣正义的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挑选事实并展开论证，辉煌的目
标吸引了他的视线，也造成了他的盲区。神化了无产阶级，就可以合乎逻辑地
神化其先锋队组织。不肯或不能指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并导致社会崩溃的历史
和现实，是因为共产党也要依靠行政权力建立社会主义。强调地主与农民的冲
突，不仅关系到公平的社会理想和实现工业化的良好条件，更直接关系到共产
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关系到军队的兵源、士气和后勤供给。
　　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这是反政府的武装集团独享的扩张策
略。历代造反武装都可以吃大户，可以杀富济贫。地主的财富集中，自卫能力
却微不足道，采取这种后勤和人员补给策略的暴力集团可以高速扩张，直到较
富有的社会成员被榨干吃尽为止。而且，这个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难以模仿
的，造反者则可以杀鸡取蛋——壮大自身同时又破坏合法政府的财政基础。采
用这种后勤补给策略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好处，就是动员分得地主土地的农民
加入共产党军队，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
　　帝国或党国与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国基础是一盘散沙
般的自耕农，而地主阶级的重租和大面积占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响了社
会安定，降低了农村的整体购买力，这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工业化计划都是
不利的。国民党也有土改计划，到台湾后，和平土改获得了成功。
　　用阶级斗争理论将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绘为历史的必然，并将国民党统治集
团与地主阶级的利益描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斗争和军事
斗争策略。但是这种论述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共产党动员农民夺取政权的政
治利益，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实关系。
　　综合而言，毛泽东主张的方针政策，很严格地满足了传统的打天下策略的
要求，同时又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逻辑，为自身的活动指派了崇高的性质和伟
大的历史意义：这是１８４０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
续，是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⑼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挑挑拣拣地将部分马列主义概念与中国的部分历史和
部分现实结合起来，建构出最有助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理论，指出了共产党打
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农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会走向平等富裕
纯洁的大同世界的道路。在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图景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
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惊人的坚韧勇敢。

　　　　　　　　　　　　　２、新民主主义

　　贴标签并不能真正改变事物的性质。毛泽东用马列主义语言解释了中国革
命的性质，贴好了标签，说服或强迫人们认可了这套标签，但并没有改变自身
的性质。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依然卷缩在帝国废墟的角落里，所谓无产
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真实内容，不过是一个用“历史
规律”代替了“天道”的知识分子团体，用新说法和老办法纠集农民打天下的
新版老故事。
　　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下，帝国制度在一次自身寿命循环的末期崩溃
了。它企图找到新的自立框架。废墟上暴力集团林立的竞争环境，注定这个框
架的支柱必定是一个强大政治军事组织。废墟中小农经济基础的土壤，又决定
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结构。君临天下的行政权力企图
把西方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生产和交换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过来，以公有制的
名义塞到官营工商业的框子里去。
　　上述特征充分体现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面，新
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专政。在经济方面，则是将大银行、大
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限度内发
展。在农村，则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为农民的私产，同时允
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对比帝国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中，“党天下”取代了
“家天下”，儒家官僚改称共产党“干部”，官营企业改称“全民所有制企
业”，土地兼并被限制在富农水平，其他因素并无实质性变化。
　　满清的“家天下”垮台后，合法性的来源被公认为人民授权。中国社会接
受了这种来自西方的观念。尽管清朝之后所有的中国政权仍是暴力集团的囊中
物，却不得不在形式上冒充是人民授予的。中国共产党所效法的苏联极权制
度，在名义上也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不敢公然反对民主制度。夺取政权之
后，共产党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在宪法上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过又用一句“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和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共产党的地位偷偷摸摸地排在了人民之上。⑽
　　新民主主义秩序注定不能稳定存在，是因为它多变的上层统治集团与多变
的下层福利生产集团不能构成均势。在上层统治集团强大而自信的时候，稍微
左一点，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点，就是历代帝国腐败堕落的老
路。在下层民间的经济力量逐渐增强的时候，又会造成国民党在台湾遇到的颠
覆性局面：民主的要求风起云涌，独裁统治的代价越来越大，越来越得不偿失
——直到有一天，在统治者的感觉中，独裁的代价超过实行民主的代价。
　　在新民主主义秩序被毛泽东“跨越”将近三十年后，这种允许资产阶级和
富农经济在党国的笼子里发展的制度设计，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面目
登上了历史舞台。但这是一个失去了对高级阶段的信仰的初级阶段。共产党的
试验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碰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它能够领导一个“晚发外生
型社会”完成模仿阶段的工业化任务，却不能建立充满活力并自发演进的真正
的现代化社会。无论是帝国还是党国的官营经济和官僚体制，都不能提供这种
活力。

　　　　　　　　　　　　　３、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既没有消灭帝国的专制制度，也没有改变被它推翻的国民党的
党国专制制度。它只是用新的名义、新的目标和新的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共
产党又有与以往不同之处：它企图利用帝国传统的行政优势，集中全社会的资
源，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个意识形态性的利益集团要根据自己
的马列主义信仰，有计划按比例地搭建出一个工业化的平等社会。
　　在上述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试验，是传统的极权制度在更加极权的方
向上竭尽全力的一跃；是挟立国之威，对西方工业化列强的冲击的激昂回应；
是中华民族在新环境中努力适应并争取优势的百年探索的持续；也是共产主义
信仰激发的对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
　　全民所有制企业是马列主义设计的企业形式，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富于中国
特色的创造。人民公社是党、政、经合一的组织，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
经济在国家任命的公社干部的行政指挥下运行。从控制生产要素的角度看问
题，中国并不存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只有源远流长的官营企业。中国的集体所
有制，也不过是被层层行政权力及其任命的基层党支部书记瓜分了决策权的集
体风险承担制，人民公社社员只有服从上级指示的义务，而上级政府对自己的
错误指示所造成的恶果并不承担经济责任，损失由公社社员分担。
　　在毛泽东时代，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主要靠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下达的行政指
令进行。政府建立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垄断体制，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以
低于市价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价格征收农产品。同时，官营企业按照政府规定的
垄断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民。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中国农民为建立
官营工业体系做出了份额最大的贡献。⑾
　　在官营工商业内部，职工工资长期冻结在低水平上，政府以这种方式提高
积累率，将职工个人的住房和养老积累转变为建立官营工业体系的资金。
　　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１９５２年中国工业已恢复到战前的最
高水平，此时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过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这
个比重上升为４９．４０％⑿，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官营工商业体系粗具轮
廓。这是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帝国的小农经济基
础，被党国利用小农的经济力量及其支持的强大行政手段彻底破坏并迅速提升
了。在二十多年血流成河的战争中锻造出来的高效廉能的共产党，为这破天荒
的一跃提供了关键性的组织和精神力量。
　　但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脱节，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脱节，计划
经济及其选择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造就了一个严重畸形的官营工业体系。
大量投资被官营投资体系浪费掉，建成的工业企业又有浓厚的军工色彩，且效
率极其低下⒀。同时，农民——工业品的最大消费群体——又被吸纳劳动力能
力较低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官营工商业体系继承了帝国时代的管理弊病。由于职工收入以固定的计时
工资形式发放，企业管理官员和工人对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就表现为在不受到
行政惩罚的算计下对闲暇最大化的追求。对行政惩罚的躲避则主要表现为压低
计划指标的讨价还价和谎报计划完成情况。怠工的后果可以转嫁给全社会。
　　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结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
位。社员偷懒的后果只能由本队的其他成员承担。农民无法向生产队之外转嫁
低效率的平等体制造成的产出损失，又不甘心泡在一起挨饿受穷，便开始了前
赴后继的反抗。最初的反抗是拥有强劳力的农户拉牛退社，被共产党以武力镇
压后转变形式，隐蔽为小包工之类的责任制，再变为包产到户，更进一步就是
包干到户。当这一切改头换面的反抗都被共产党的专政铁拳粉碎之后，剩下的
便是集体土地上的怠工和对自留地的热情，以及平等的贫穷和农产品严重短缺。
　　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全面的低效率，迫使共产党强化非经济的激励－威慑
体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后期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体
系里，农民的桃花源理想属于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多吃多占的农村党
支部书记和国营企业的管理官员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后来进一步定义为党内
资产阶级；偷懒怠工属于私有制时代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解决上述问题的主
要办法是坚持思想政治领域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上述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模仿阶段中成效可观，但在
较长时段的国际比较之中，则既不如市场机制那样有效，又不如市场机制那样
充满活力和创造性。⒁

　　　　　　　　　　　　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建立的党国制度，承受着多方面的内部压力。一是农民对包含了巨
大利益的自耕农制度的追求压力；二是工人和管理官僚对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
的兴趣；三是党国的官僚集团逐步向旧帝国的统治策略复归的堕落压力，这种
复归是追求较低的管理成本和较高的代理人收益的自然过程，其中也包含了对
农业自耕农制度和工业企业利润挂帅与物质刺激原则的让步和推崇。毛泽东认
为，官僚集团的当权派性质决定了他们是毛式社会主义的最大危险，因为他们
有选择制度改变道路的权力。作为对上述图景及其内在关系的把握，毛泽东创
造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毛式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一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二是
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竞争压力。毛泽东坚信资本主义是垂死的制度，他更看重来
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竞争压力。这是关系到民族和领袖本人的世界地
位和历史地位的更加直接的竞争。由于苏联的官僚集团具有更显著的“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征，毛泽东又有代替苏联为人类指明前进道路的宏伟抱
负，国内反对“走资派”的斗争就成了“反帝”、“反修”的世界总图景的一
部分，成了解放全人类的历史总图景的一部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毛泽东参照帝国治乱
循环的被动调节方式，试图建立一种党国主动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最高当局的
控制之下制造小型的治乱循环，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利用民间“革命群众”的
力量，监督官僚集团沿着毛泽东设计的道路前进。毛泽东坚信他设计的道路合
乎人民群众的利益，文革就是凭借革命群众力量建立毛式社会主义的根本制衡
机制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再次揭示了帝国－党国体制与民主体制的固有矛盾：究竟是服
从自称为天道或历史规律承担者的暴力－赋敛集团的意志，还是服从福利生产
集团的意志？毛泽东把劳动人民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个人民又要由
他根据历史规律予以定义。经过这样的限制，只有在人民与最高领导者毫无冲
突的苛刻条件下，文化大革命所宣称的大民主才有实现的可能。人民的根本利
益必定也必须与领袖心目中的历史规律一致，正是这一点自信或妄念，成了最
激烈的民主与最极端的独裁的汇合点。文化大革命的民主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微
细的重合点上。
　　在毛泽东时代，党国制度内部的确出现了许多偏离设计的失衡，但最严重
的失衡是由强大自信的最高权力引发的。这是历代帝国战功卓著的早期统治者
经常造成的问题。
　　大跃进是由最高领袖发动，由农民承担主要代价的最严重的失衡。刚刚建
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根据自身利益和小集体利益安排生产的权利剥
夺了，把他们与未收获的庄稼的利益联系切断了，人力物力被高度集中的行政
权力控制着，调配到原始的大炼钢铁试验中，调配到设计粗劣的兴修水利工程
中，造成了荒唐而巨大的浪费。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试验加速了集体粮食储
备的消耗。在这场号称奔向天堂，实际奔向地狱的赛跑中，支配一切的行政官
员自觉或被迫伪造具有轰动效应的成绩单。毛泽东建立了惩罚反对者、奖励追
随者的有效机制，建立了排斥所有不利信息的信息筛选机制。
　　大跃进过度剥夺农民权利所造成的后果，是大约三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急剧下降。毛泽东被迫放弃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高指标，
降低了农业领域的集权程度，所有制单位由人民公社退到了生产队，一度还默
许了包产到户的存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失衡，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巨大权力直接侵犯了
官僚集团和平民百姓的合法权利，一方面是毛泽东制造的半无政府状态引发了
对各种社会集团的合法权利的全面侵犯。这两方面的侵犯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
财产损失，却没有建立文革发动者试图创建的治乱循环式的防修反修的制衡机
制。恰恰相反，各个社会集团对毛式社会主义的反感陡然增加。农民更加向往
自留地，工人更加向往奖金，被打倒的官僚渴望加倍补偿失去地位的损失。
　　毛泽东的死亡削弱了对上述异己力量的清剿、压制和劝说能力，在恢复旧
的权利边界的过程中，该体制及其拥护者以自身崩溃的方式让出了空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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