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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五　十　七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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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5.13　　　　　　　　　　　　　　　　　　　　　（sd0105b）
　÷÷÷÷÷÷÷÷÷÷÷÷　本　期　目　录　÷÷÷÷÷÷÷÷÷÷÷÷
１、评论译文　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索尔仁尼琴·
２、研究讨论　从撞机事件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笑　蜀·
　　　　　　　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王维洛·
３、聚焦报道　再没有人愿意为中国赈灾捐款了　　　　　　　　·佚　名·
４、书与书评　文革记忆与中华民族的再生
　　　　　　　　　——评许子东新著“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　·陈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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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译文°

　　　　　　　　　　◆　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

　　　　　　　　　　　　　　　　　　　　　　　　　　　·索尔仁尼琴·

　　从前，我们连窃窃私议都不敢。而现在，我们撰写和阅读地下出版物。我
们聚在科学研究所的吸烟室里，彼此敞开心扉，发发牢骚：他们什么勾当干不
出来呀，哪件坏事不把我们拖进去！民穷财尽，家徒四壁，他们却毫无必要地
在宇宙方面大吹大擂。他们加强远方的野蛮制度。他们挑起（别国的）内战。
我们卤莽地花钱把个毛泽东扶植起来——而后却驱使我们去跟他打仗，只好
去，有什么办法！他们想整谁就整谁；他们把健康的人赶进疯人院。一切全是
“他们”，我们呢，——无能为力。
　　事情简直糟透了。普遍的精神毁灭已经降临到我们大家头上，肉体毁灭也
即将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统统吞没。而我们却依然故
我，总是怯生生地微笑着，含含糊糊地嗫嚅着：
　　“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去阻止呢？我们没有力量呀。”
　　我们是如此绝望地失去了人性。如今粗陋的食物配给制，害得我们甘愿放
弃所有的原则，放弃我们的灵魂，放弃一切前人的努力和一切后代的机会——
然而所有这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我们丢了坚定，失了傲骨，也没了激
情。世界的核毁灭我们也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早躲到了缝
隙里面。我们只怕勇敢地做事。
　　我们只怕落在旁人后面，只怕要我们独自采取行动——猛可里，我们发现
自己丢了白面包，丢了暖气和莫斯科的户口。
　　我们在政治学习小组里反复受到灌输，要愉快地生活，一辈子循规蹈矩；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
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
　　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但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便自我安
慰。根本不能全怪“他们”，要怪我们自己，只怪我们！
　　有人会反驳：的确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呀！人家堵住我们的嘴，不听我们
的，也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何才能迫使他们听我们的呢？
　　要说动他们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
　　自然的办法是把他们改选掉——可是在我们的国家，根本就没有选举。在
西方，人们知道罢工，游行示威表示抗议——可是我们被折磨得胆小如鼠，我
们对此都感到害怕：怎么能一下子拒绝工作，怎么能一下子走上街头？近百年
来苦难的俄罗斯历史上所尝试过的其他一切不幸的道路全都不是为了我们而选
择，而且确实都是不必要的。
　　现在，当斧钺开始砍人的脑袋，所有播下的种子都发了芽的时候，我们看
到：当年那些想通过恐怖手段，通过流血起义和国内战争使国家成为正义幸福
之邦的过于自信的年轻人，是何等误入歧途，何等愚不可及。不，谢谢你们这
些启蒙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知道，结果的卑鄙助长了手段的卑鄙〔似应为“手
段的卑鄙助长了结果的卑鄙”？——编者〕。我们的双手将是干净的！
　　难道就毫无办法了？真的没有出路了？莫非我们只好无所作为地等待：什
么事情会突然自动发生？……
　　但是，暴政永远不会自动放过我们，如果我们大家天天承认它、赞颂它和
强化它，如果我们连它的哪怕最敏感的弱点都不肯唾弃的话。
　　唾弃谎言！
　　当暴力闯入人们宁静的生活时，它满面红光，充满自信，神气十足地在旗
帜上标榜着，并且叫喊着：“我是暴力！大家散开，让开，否则我将你们踩
扁！”但是暴力很快便衰老了，没过几年，它已经失去自信。于是，为了支撑
下去，为了显得道貌岸然，它必然要求谎言作为自己的盟友。因为：除了谎言
之外，暴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护身符，而谎言也只有靠暴力才能生存。然而，
暴力不是每天，也不是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落下它那沉重的魔掌；它只要求我们
对谎言俯首听命，每天参加说谎——这就是“忠”字的全部内容。
　　其实，这里就有一把被我们忽视的、最简单、最方便的解放我们的钥匙：
个人不参加说谎！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
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
　　这一点，便打开了我们无所作为造成的虚幻链环上的一个缺口！对于我们
是最容易做到的，对于谎言则是最致命的。因为，当人们唾弃谎言的时候，它
简直无法生存下去。它象传染病一样，只能生存在活的机体中间。
　　我们用不着鼓足勇气。我们也无意走向广场和大声宣扬真理，公开讲出我
们的想法，——不需要，这是危险的。只要我们不讲违心话就行了！
　　这便是我们的办法，在我们普遍天生胆小怕事的条件下，这是一条最容
易、最方便的办法，比（说起来怪玄的）甘地的“非暴力反抗（ｃｉｖｉｌ
　ｄｉｓ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容易多了！
　　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
（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
“意识形态”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
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总之，由于我们畏首畏尾，还是让每个人去选择吧：是继续自觉地做谎言
的奴仆呢（诚然，对此我们并不心甘情愿，但总要养家糊口吧，只好听任孩子
在谎言里长大），还是抖擞精神，做一个值得自己的子女和同时代人尊敬的老
实人。若是后者，那么从今以后他：
　　——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他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
　　——不论在私人谈话，还是有许多人在场，都绝对不说这样的话，自己不
做，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不讲解，不炫耀；
　　——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
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
　　——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面、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
了自己工作的顺利而援引“领导”言论，如果被援引的思想他不完全赞同或者
文不切题的话；
　　——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只要这样的游行集会与他的意愿相反；不
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这标语口号他不完全赞同；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
不可靠的人；
　　——不让人赶着去参加强制性地、颠倒黑白地讨论问题的会议；
　　——一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
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当然，以上所举并非所有可能的和必要的抵制谎言的途径。然而，一个人
只要心地纯洁，通过纯洁的眼睛，其他情况也容易分辨。
　　不错，开头一段时间境况会不一样。有人会暂时失去工作。对于想堂堂正
正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会使他们的人生之路在开始时困难重重：因为，人生
这所大学所要回答的功课也充满了谎言，应当进行选择。但是，在这方面任何
一个想诚实做人的人都无后路可退：每天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即便从事最保险
的技术科学工作，都逃不脱采取上述哪怕一种行动——是老老实实，还是欺骗
撒谎；是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还是做精神奴隶。
　　即便没有足够的勇气捍卫自己的灵魂也罢——别让他对自己“进步”的想
法而自豪，别让他自吹自擂，觉得自己是什么学者，什么人民的艺术家，觉得
他受之无愧，代表了所有人——让他告诉他自己：我属于畜群，我是个懦夫。
其实，我在丰衣足食时的做法，也与此一模一样。
　　甚至这条道路——所有抵抗道路中最温文尔雅的一条，对于因循苟且的我
们来说，也将是不容易的。但是，比起自焚甚或绝食来，毕竟轻松多了：火焰
不会吞噬你的躯体，眼睛不会烧瞎，而黑面包和白开水总归有你家里人吃的。
被我们出卖、被我们欺骗的伟大的欧洲人——捷克斯洛伐克人，难道不是已经
向我们证明，他们如何面对坦克挺起毫无遮拦的胸膛，既然胸膛中跳动着一颗
高贵的心？
　　这将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吧？然而却是可能的道路中最容易的。对于肉体
来说是不容易的选择，而对于灵魂来说却是唯一的选择。一条不容易的道路，
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人，哪怕只是几十个也罢，他们多少年来一直遵循着所
有这些做人的道理。
　　总之，我们不是第一批走上这条道路，而是加入先行者的行列！我们大家
把这条道路看得愈是容易，愈是简短，我们便会愈加迅速、愈加踊跃地走上
去！等我们有了数千人，那时当局将一筹莫展，无奈我何。待到我们有了数万
人，我国面貌便会认不出来了！
　　假如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莫怨人家不让我们喘气，是我们自己不让自
己喘气！那么，让我们继续鞠躬好了，让我们等待好了，当我们的生物学家兄
弟能够读到我们的想法，他们准会帮助我们，让这样的一天快快到来。
　　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
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李国海译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集》第９集，张晓辉据
The Democracy Reader一书英译文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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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讨论°

　　　　　　　　◆　从撞机事件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
　　　　　　　　　　　　　　　　　　　　　　　　　　　　　　·笑蜀·

　　撞机事件终于善终，可喜可贺。中国政府保持高度理智和克制，是这次事
件得以善终的根本原因。相对于５．８事件，这是一个进步。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政府虽恰到好处地处理了撞机事件，把撞机
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减至最低限度，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好评。在国内却没能得
分。许多国内网友指责政府“丧权辱国”，哀叹爱国之心已死，“打死我下辈
子不再当中国人”。网友若此，高层强硬派尤其是军方强硬派，对政府此举恐
怕更是怒火万丈。政府肯定承受了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设若将来权力易手，
清算旧账，这又是当道诸公的一笔“卖国”罪状了。
　　这当然不公平。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自取其咎，自作自受。
　　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尤其是反美情绪高涨，无疑，中宣部有很大的功
劳。妖魔化美国，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播种误解和仇恨，建政后五十年中宣部
一直乐此不疲，甚至常常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中宣部控制下的各大传媒反复
渲染“沈崇案”，却从来不敢告诉中国人民，苏军在东北怎样杀人放火，奸淫
掳掠；中宣部控制下的各大传媒出版了几百万字的“美国侵华史”，却从来不
敢告诉中国人民，其实美国从未抢占中国的一寸土地，倒是苏联一手操纵外蒙
独立。中宣部控制下的各大传媒对几千万同胞的饿死无动于衷，却对美国的血
案、吸毒等等如蝇逐臭，竭力渲染……。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反美宣传略略降
温，中国人民好不容易知道了一点中美交往的真相，发现美国并不那么青面獠
牙张牙舞爪。但不幸发生了“６．４”。极左政治从此卷土重来，所谓“反和
平演变”的逆流甚嚣尘上。中宣部则充当着马前卒。因为中宣部的苦心策划，
反美斗士如何新、李希光之流竞相粉墨登场。十余年的洗脑，造就了“说不”
的一代。这一代人没有八十年代人的理性、冷静，没有八十年代人的从容和自
信，有的只是拉登那样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偏狭和疯狂，根本经不住煽动。中美
关系稍有曲折，他们就要死要活，兴风作浪。这样一种势力的存在，构成了中
美关系平稳发展的障碍。
　　中宣部竭力妖魔化美国，当然主要是维护现存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从意识
形态的角度讲，从执政党的角度讲，中宣部这么做其实情有可原。但从改革开
放的角度讲，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角度讲，中宣部这么做却是典型的开历
史倒车。中国的开放固然面向全世界，但无庸讳言，重点则面向美国。资金、
技术、科学、文化，美国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地位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取代
的。更何况，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安定的国际环境，美国
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要争取和维持安定的国际环境，必须首先妥
善处理中美关系。而要妥善处理中美关系，要维持中美两国的长久合作，一个
必要的前提就是告诉人民真相，让人民知道，美国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让
人民能够以平常心看待美国，让人民能够理解政府的对美立场。
　　这就很明显，从意识形态角度，党的利益角度，必须妖魔化美国。但从改
革开放的角度，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角度，又不能妖魔化美国。意识形态的
利益、党的利益就这样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尖锐地冲突着。而中宣部做为党
的意识形态工具，当然要和党保持绝对一致而不是站到国家、民族的一边，当
然要奉行妖魔化美国的既定政策。中宣部常常跟外交部唱反调，中宣部常常给
外交部出难题，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中宣部控制下的官方ＢＢＳ，这
次就充斥着对外交部乃至对唐家璇个人的攻击性言辞。我想，唐家璇是有理由
去找丁关根要说法的。
　　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尤其是反美情绪高涨的另一个原因，是“说不”一
代对中国国力的错误估计。这，当然仍旧是中宣部的丰功伟绩。看看电视，听
听电台，翻翻报纸，哪一天不是捷报纷传，哪一天不是莺歌燕舞。把中宣部发
布的关于中国建设成就的新闻累计起来，中国应该早就超英赶美了。实际情况
当然远不是这样。把中宣部叫做吹牛部，叫做粉饰太平部，可说是一点不过
分。和国内战争年代国民党中央社一次又一次地“击毙”朱毛，实在没有二
致。这种虚假宣传，对外授人以柄，给美国极右派鼓噪“中国威胁论”提供了
口实；对内，助长了“说不”一代的骄狂和浮躁，似乎中国真的木秀于林，真
的铁齿钢牙，因此真的可以傲视美国，而不惧一战了。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有位
叫“月骑士”的网友，就是这种虚假宣传的受害者，本来一直主张强硬对美。
但后来一次偶然的机遇，他窥破天机，立场马上一百八十度转弯。４月７日他
还发帖说：“做为纳税人，我不希望有一天炸弹一不小心落到自己头上，只换
来几声道歉。”“市井混混不大会卖国，倒是戴金丝边眼睛的卖起来来得起
劲。”４月９日他却主张：“民族主义者包括我自己，以目前恐怖的国力，给
政府助威算了。”原因如他所称：“从单位党支部书记嘴里听到的我国真实情
况，太令人失望了！”开初他还不敢说“真实情况”的具体数据，网友一再催
促才透了点口风：“那么大的国家粮食储备只够一年，石油三个月。”“１２０
万党员流到海外，７００万党员成了盲流。”“现在我们根本不能和美国开战，
我们粮食丰收有很大的水份，一开战，家底全暴露了。”他幡然醒悟，从政府
对美政策的激烈批评者一变而为支持者，并忠告：“政府，在撞击（机）事件
上我信任你的，其实你手里没力量，但是反腐败和体制改革一定要用铁腕推行
了。不然就为时太晚，要成千古罪人的！”他从自己的这段经历中得出一个结
论：“中国人啊，首先要改掉自欺欺人、弄虚做假的毛病中国才会强大。”
　　可见，中国政府外交政策之常常不能为自己的国民所理解，不能得到自己
的国民的支持，常常在国内遭遇强劲阻力，中宣部是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的。
中宣部事实上已经是中国外交的“麻烦制造者”尤其是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
者”。外交部应该跟中宣部提出严重警告，要求中宣部改弦更张。否则，类似
５．８事件中、撞机事件中，中国政府的尴尬处境以后还要不断的重演，外交
部就还要不断地受辱受屈。
　　一言以蔽之，中美关系要想正常平稳地发展，在美国，必须抑制极右反华
势力，不给他们嚣张的机会。在中国，则必须抑制民族主义的高涨尤其是反美
情绪的高涨；而中国要抑制民族主义的高涨尤其是反美情绪的高涨，首先则必
须改造中宣部。网友月骑士的经历表明，人民要理性、冷静其实并不难，只要
把真相告诉人民就可以了。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说不”的一代，问题的关键
还在中宣部。迫使中宣部放弃自欺欺人的愚民政策，让人民了解真相，“说
不”的一代自必转化。
　　而要改造中宣部，则需要另一前提，也是根本的前提，那就是摆正意识形
态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关系，摆正一党之私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关
系。这个前提不解决，一切无从谈起。
　　所以，中国外交形势未可乐观，中美关系未可乐观——倘若党大于国的旧
体制不根本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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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
　　　　　　　　　　　　　　　　　　　　　　　　　　　　　·王维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新
闻办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重要
的事件。出乎有关方面意料的是，民众并未挑选那些政府自认为十分辉煌的业
绩，相反却评选出一系列负面的事件。其中文革名列第一，“三年自然灾害”
名列第二。⑴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１９５８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
多达三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
上，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官方的正史中却语焉不详，通常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
的原因。经历过这一人人饿肚子时期的４０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也往往习惯地
按照官方用语以“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但是，研究现代史的学者
们却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期间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样
的自然灾害，灾害又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造成如此惨重的灾祸？本文试图运
用中国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来回答以上问题，帮助读者了解历
史的真相。

●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称
为灾害。⑵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冻
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失、
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广义的
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发许多自
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
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建
国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６亿多亩，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灾面
积的一半，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４００亿斤以上，
直接经济损失２００亿元，２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
每年造成５千至１万人死亡。⑶虽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灾减产，但
其他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丰产保收。因此一般情况下，虽然年年有灾，但全国
的农业及粮食生产还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灾地区不同，
很少会出现一个地区持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局面。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８年几乎年年
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例如，１９４９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
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１９５０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
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１９５２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
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１９５３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
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
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１９５４年长江、淮河出现
大洪水，海河流域夏涝，黑、闽、两广地区出现旱灾；１９５５年华南和西南
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
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１９５６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
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
重；１９５７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
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１９５８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
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⑷尽管这些年并非风调雨
顺，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
是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８年旱情最重⑸，但这些灾
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　“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三年自然灾害”由三个词组成，即“三年（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
年）”、“自然”、“灾害”。要弄清当时的真相，可以从考察其含义和与之
对应的历史资料入手。这个说法首先强调存在着严重的自然灾害，暗指灾祸不
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其次，还隐含着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特别严重的自然灾
害的意思，所以才造成全国性饥馑；最后，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竟长达三
年之久。这个结论真的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灾害资料得出的吗？
　　如果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
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１９５９年５月中
至７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
７月至８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
涝灾害；８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
重。１９６０年７月下旬至１０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
苏、浙、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７月底８月初川西持续５天暴雨，部
分地区有洪灾。１９６１年６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
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较大洪水。
　　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１９５９年７至
９月间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
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⑹，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⑺，这
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１９６０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
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
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４０天，粤、琼旱情持续７个月，滇、川、黔冬春连
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
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１９６１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
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⑻，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
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衡量一个地区干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干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量
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干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均干燥度，即可知道这
一年该地较常年干旱还是湿润。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１９５９年至
１９６１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１９５９年全国各省
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１９６０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
值，干旱范围比１９５９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１９６１年从全国来看
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
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
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１８９５年至１９７９年“全国各地历
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
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⑼
　　再从旱灾的严重程度来比较，也会发现，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的旱灾
远小于１９７２年或１９７８年的旱情。１９７２年是１９４９年以来黄河、
海河流域的一次大范围严重干旱，成灾面积２．０４亿亩，重旱区分布在京、
津、晋、冀、陕、北、辽西、鲁西北。该年春季少雨，入夏以后持续干旱少
雨；官厅、岗南水库的水位线都降到死水位以下；地下水位普遍下降３至５
米。１９７８年的重旱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北方的东北、晋、
陕、甘、宁、新、鲁部分地区也有旱情；江苏省无雨天数达１４０余天；上海
的黄浦江、苏州河水发臭。但是，即使是在旱情比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严
重的１９７２年，虽然粮食产量因灾减产１，３６７万吨，也未出现全国性饥
馑，更未饿死一个人。而在旱情最严重的１９７８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反而达
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因此，孟昭荣、彭传荣认为，“就自然灾害而言，三年期间诚然发生了人
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是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
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
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⑽

●　三年期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原因

　　大饥馑源于粮食大幅度减产，既然这三年中并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为什
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导致缺粮和饥荒、最后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惨剧？１９５９
年的粮产量下降１７．６％，从上年的２亿吨降到１．７亿吨，１９６０年又
比１９５９年减产１８．５％、２，６５０万吨，此后直到１９６６年粮产量
才恢复到１９５８年的水平。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分
与旱灾有关⑾，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例如，
１９５８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
的四分之三，因而减产；１９５９年秋冬又有８８７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
在１９６０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１９５９年
１９６０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⑿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当
时的中国政府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根本不去救
灾；甚至摄于毛的淫威，不敢谈灾情，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迎合毛的
好大喜功的心态，国务院因此于１９５８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
会。中国的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灾情呈报、灾情调查、灾情评价
到救灾措施的救灾制度。清朝规定，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
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
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种子、
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但“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这三年中，中国却没有任何
救灾机构，也没有任何灾情呈报、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价，更谈不上救灾措施，
结果中灾变成了重灾。
　　１９５９年７月到９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
进入饥馑状态的关键时刻，中国的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敢于说了一点真相，立刻遭
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此后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
“大跃进”狂热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这场从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把党
内仅存的敢于说真话的干部都打倒了，留下来的都是迎合着毛泽东、为了个人
权位而把老百姓的死活搁置一旁的干部。
　　１９６０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中共中央在上海
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１９６０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
１９５９年更好。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
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在３月３０日到４月８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
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
状，却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会议“奉旨”通过了进一步
“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１９５９年６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３４３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
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３，０００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
４１５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⒀，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１２１％。出口
耗尽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
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１９６０年全国缺少２，
４００万人的口粮⒁，若按每人每年２５０公斤计为６００万吨，只要不出口
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政府一心
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弹，好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
备材料。直到１９６０年春全国已有数千万农民饿死，许多乡村遍地饿孚，甚
至出现了食人肉的现象，中央政府才承认了饥馑和大规模饿死人这个事实，并
于１９６０年下半年开始采取救灾措施。但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化为冤魂。

●　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严重失败的１９６０年５月之前，官方文
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字样。为
了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
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共
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谎言。１９６０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
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过去两年
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⒂。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共中
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谎言编得更大了，“在１９５９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
１９６０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
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
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
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
　　党的各级干部虽然知道一些真相，但有了彭德怀的“榜样”，他们早已习
惯于不说真话、专门逢迎。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在中共中央召
开的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中的失误，指出
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
得多，但还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敢承认，就连这个所谓的“三分天灾”也实际
上是嫁祸于天，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应出现饥馑。
　　后来，关于这三年全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官方解释又有了进一步修正，演变
成“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正式说法：主要由
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
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
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其中关于政策错误的部分比较接近史实，而关于自然灾害
和苏联毁约的部分则仍然是虚饰之词。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经造成
经济崩溃之后而不是之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１９５７年秋在莫斯科
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世界
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而且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若这
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那时中国至少可以少死上千万人。
　　作为本文的结语，这里再强调一下，所谓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１年），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三年遭受了严重自然灾
害，１９６０年甚至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
的。首先，当时只有约百分之十的农田受旱成灾，全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任何
“严重的自然灾害”；其次，即便是在受过灾的地区，也未发生持续三年遭受
严重自然灾害的现象，受灾的局部地区只是在三年中的某一年受灾而已；再
次，当时出现的旱灾程度远未构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更谈不上是“百年不
遇”的自然灾害；最后，那三年期间发生过的中等程度的局部自然灾害与全国
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必然的联系。

【注释】
⑴　“官方民意调查吓坏中南海”，《争鸣》，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⑵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第ＶＩＩ
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⑶　张德江（民政部长），“我国救灾的根本出路”，出处同上，第５页。
⑷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中国防汛
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
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⑸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
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页。
⑹　旱灾最重的是湖北省，但也不是滴雨未下，而是未下透雨，９０天内的降
雨量为７０－１７０毫米。湖北是一年二熟到三熟制，９０天的干旱最多影响
一季收成。参见《湖北省自然灾害和防御对策》第４０２页（梁淑芬等编，湖
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
⑺　《中国水旱灾害》，出处见注⑷，第３０５页。
⑻　出处同上，第３０５页。
⑼　该表利用遍及全国的１２０个水文站资料，将每年的旱涝情况分为涝、偏
涝、正常、偏旱、旱五个等级。其结论是：１９５９年１３个涝、３４个偏
涝、３５个正常、２５个偏旱、１３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０．０７５；
１９６０年１４个涝、２１个偏涝、３３个正常、４４个偏旱、８个旱，全国
平均指数为＋０．０９２；１９６１年１２个涝、３６个偏涝、２８个正常、
２９个偏旱、１５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０．００８。而在洪灾严重的
１９５４年全国平均指数为－０．６５８，在干旱严重的１９７２年，全国平
均指数为＋０．８８。这一对比进一步表明，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是平
常年景。参见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１９９３年５月号。
⑽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⑾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的统计，１９５９年旱灾造成粮食减产６％，
１９６０年造成减产１０．７％，１９６１年造成减产８．２％。参见《中国
水旱灾害》，第３０８、５５７－５５９页。
⑿　《当代中国的山东（上卷）》，１９８９年，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⒀　丁抒，《人祸》，第２８６页。
⒁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５６１页。
⒂　丁抒，《人祸》，第２８１页。
【参考文献】〔略〕
〖“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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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报道°

　　　　　　　　◆　再没有人愿意为中国赈灾捐款了　◆
　　　　　　　　　　　　　　　　　　　　　　　　　　　　　·佚　名·

　　１９９９年，中国又发了大水。我银行的中国员工马上在银行里开展了募
捐工作。象以往一样，我与董事会商量后，决定银团也参加其行动。主要的方
式是，员工募集到一美元捐款，银团就在客户支付的佣金中拿出一美元来响应
募捐。考虑到以往募捐中的税务问题，还决定委托一家福利性的慈善机构做我
们的行动社团。这样一来，不管员工捐款，还是银团捐款，在年底报税时就能
享受扣免的优惠政策。这样，既给中国捐了款，也不影响私人和银团的利益。
我照往年一样主动捐了五千美元。
　　原计划募捐进行一个月，但进行了半个月效果很不明显，受收到的捐款明
显少于往年。秘书Ａｎｇｉｅ在一次会谈中和我说起这件事情。我问她：“你
知道为什么捐款那么少的原因吗？”
　　Ａｎｇｉｅ小姐说：“我们银团的老美都不捐了，他们还劝客户不要捐
款”。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Ａｎｇｉｅ小姐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你问一下老美就知道了，要不是我是中国人，我都不想再捐了”。……
　　过了几日，我在一次午餐中问银行的员工：“为什么你们不想给中国捐款
了，以你们的收入，捐了钱，可以扣税，有没有损失，为什么不愿意捐款了
呢？”老美们倒很坦白：“我觉得中国政府在骗人，我们捐款是上当受骗”。
　　我一听感到诧异：“为什么？”老美们马上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对我说：
“中国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发生水灾，到了九十年代初是十年一遇的大洪水，到
了九十年代中期是三十年一遇的洪水，今年可好了，是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我
们很奇怪，中国政府为什么洪水越治理就越来越大？而且，我们捐款，也不知
道钱到了那里去，也不给我们一个交代。世界各国对国际捐款都会在事后发表
声明，说明捐款的数量和用途，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没有呢？我们问中国使馆，
对我们就是一声感谢，但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只说是中国内政，我们无
权过问。但这是我们的捐款，我们需要了解啊”。
　　我一听就知道了问题的症结，我笑着说：“这很好办，你们担心钱会用到
其他地方去，我们可以给中国捐物品，不再捐钱”。
　　老美们一听，高兴起来：“这样，我们愿意捐款”。
　　说完，我就叫来了组织捐款的中国员工，大家商量用捐款买什么物品给中
国。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一直同意将捐款购买大米捐给中国赈灾。意见统一
了，老美们的捐款马上就上来了，过了半个月一统计，总共有七万多美元。于
是大家就开始寻找便宜的大米。我银团的董事ＦＲＡＮＫ先生在德洲待过，了
解德洲的情况，就和那里的粮食商进行了联系。一联系果然有好消息。在德洲
有数十万吨的等外大米，每吨才二十美元。米的质量不是很好，７０％是整
米，３０％是碎米。但不影响食用。但作为赈灾用应该不是问题，而且可以用
有限的钱买到更多的大米。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结果用六万美元买到了３５００
吨大米。剩下的一万多美元用于支付运费，不足的部分由银团支付。
　　既然买好了大米，大家就委派了一位先生与中国使馆联系捐赠的问题。中
国驻洛杉矶使馆很欣赏我们的做法，表示马上代我们与中国政府联系。并特意
打来电话对我们表示感谢。
　　过了二天，中国使馆来了电话：“很遗憾，中国政府对粮食进口有一定的
要求，请问你们是否可以将粮食转换成等价的货币？”
　　老美们一听气炸了：“中国不需要粮食，只要美元。给他们美元还不知道
用去做什么了？我们只捐粮食，不捐钱”。
　　组织者一见有了麻烦，忙又与使馆联系。很快使馆给了回信：“捐粮食可
以，但要中国政府批准，有了批文才能允许进口，而且你们要先准备样品寄到
中国，经过检验部门检验后才能发运。而且，检验费要你们自己支付，大约
５０００美元，时间约需要一个月”。
　　组织者一听这可麻烦了，粮食不能马上运过去，还要另加五千美元的检验
费用，捐赠给中国粮食要这样麻烦，老美们不会同意啊”。怎么办呢？几个中
国员工只好先自己商量，并找到我说：“老板，你和使馆熟悉，你去帮我们通
融一下，否则太给我们中国人丢脸了，这次办不好，下次就没有人给中国捐款
了”。
　　我一听也是，就马上与使馆的副总领事同了电话，我将情况讲了一遍，副
总领事很是同情，告诉我说：“马上与国内联系，明天就告诉结果”。
　　听罢，我忙安慰组织者说：“副总领事已经说了，要马上与国内联系，明
天给答复。你们等一天再说”。
　　第二天一早，副总领事就来电话了，很抱歉地对我说：“很理解你们海外
华人爱国的心情，但国内目前很忙，无法将你们的要求答应下来，如果你们一
定需要这样做，我们就马上给国内写报告，请他们批准。但时间可能会很长，
保守估计会要有三个月以上。我的建议是你们将大米卖掉，换成美元，捐赠给
国内，而且，你们使用基督教会的名义捐款，与中国政府的政治态度不符合，
你们要将基督教会的历史和政治情况做一个汇报给我们，等我们调查清楚后再
给国内写份报告。等到批准后才可以捐赠”。我听了之后，一阵心酸，绕了半
天又回到了原点，国内还是需要美元，不需要粮食。难怪老美们不愿意再捐款
了。无奈，我只好将结果告诉组织这次捐款行动的中国员工。中国员工们听
罢，又是一阵叹息：“今后再也不做这种里外不是人的傻事了，爱国爱到最
后，我们还要向中国政府交代我们的政治动机”。
　　但大米已经买了，这样的结果也要告诉银团的老美员工和参与捐款的客户
们。老美们一听果然暴跳如雷，纷纷要求质问中国使馆，但打了几个电话后，
大家就都沉默不语了。原来，使馆的回答很简单：“中国政府乐于接受大家的
捐赠，但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换句话说：“你愿意捐就捐，不捐，我也
无所谓”。老美们一见简直是义愤填膺：“中国政府怎么能这样对待友好人士
呢？怎么能这样对待本国的灾民呢？难道大米不是用钱买来的吗？粮食不是更
能救灾救急吗？为什么只要美元？”气愤归气愤，但３５００吨大米是个实际
问题，我们既不能毁约，又不能等待。要找买主要时间，大家没有一个人是粮
食商人，而且每天还要支付数百美元的仓储费用。总不能让大家还要捐款支付
仓储费用吧，再说到了这样地步，谁还会再捐款呢？大家一商量，既然已经捐
了，中国政府马上不能接收。干脆就捐给别人算了。
　　既然大家要把粮食捐给别人，大家就开始进行了新的联系。很快，萨尔瓦
多共和国政府回了传真，使馆人员也来到了银团，他们无条件接受捐赠。粮食
运费由他们政府支付，节省的运费可以再购买粮食捐赠给他们。
　　自此，我银团再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愿意再为中国赈灾捐款了。

〖“读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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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书评°

　　　　　　　　　　◆　文革记忆与中华民族的再生　◆
　　　　　　　　——评许子东新著“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

　　　　　　　　　　　　　　　　　　　　　　　　　　　　　·陈　彦·

　　读罢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许子东先生的新书《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叙
述文革》，由台湾麦田今年七月推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沉重感郁抑心头，几次
提笔想撰文推荐竟然无法成文。
　　麦田出这个版本之前，大陆三联出版社四月份已出另一版本，题为《为了
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５０篇文革小说》。大陆版比台湾版少了两个十分重要
的章节：有关近年海外关于文革的文学作品评论。作者选择了大陆自１９７７
年以来发表的五十篇有代表性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长短篇小说进行归纳、分
类并从中梳理抽取出这些文革作品共通的叙述模式。通过这几种叙述模式，作
者告诉我们中国大陆近年来对文革反思的文学作品大致遵循着某几种诠释思
路，而这些诠释思路又透露出某种既定的价值取舍。正是这种诠释思路和价值
取舍使得笔者心头沉重而难以下笔。
　　本书是许子东的博士论文，也是许子东近十年的研究结晶。这五十篇小说
的选择是经过反复考量，并经过极为严格的学术标准进行取舍的。大陆近二十
年来的重要小说家如王蒙、阿城、王安忆、张贤亮、韩少功、史铁生、莫言、
余华、张承志、梁晓声等等全都在册。许子东在本书前言中表示，文革主题是
当今中国作家无法回避的题目，这自然是十分中肯的评论。笔者则以为，除了
由于文革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无处不在的阴影，中国作家必须承受这一沉重
的历史事实之外，描述文革、记录文革从而反思文革恐怕也是中国作家民族责
任、主动承担精神的表现。许子东认为，中国二十世纪末的一些重要作家大多
是以写文革题材而成名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作家的承担精神，一方面也表明中
国社会对此的极大需求。然而，问题是面临如此重大的民族灾难，中国作家如
何描述，怎样反思？这种描述和反思同这个民族灾难是否相称？在多大程度上
文革文学能够抚慰民族的创伤、救治民族的心灵并重建面向新世纪的民族集体
记忆呢？

○　没有觉醒　拒绝忏悔

　　许子东此书之所以难能可贵，正在于它以细密的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文
学界文革反思的总体信息。与其说此书是研究文革小说、文革叙事，不如说是
通过研究文革文学来研究中国社会的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在此许子东的研究
超越了文学的范围，具有了重大的社会学意义。此书大陆版的题目比较拗口，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看上去意义似乎不太明确，不如台湾版“当代小说
与集体记忆”明白晓畅，但笔者倒以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更能点题。
　　通过对五十部小说的“抽样”分析，许子东从中归纳出中国当代文革小说
叙事的四种模式：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体现知识分
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先锋派文学对文革的“荒诞叙述”；红卫
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作者在结论中指出，这四种模式“是迄今为止
数量众多的小说体“文革书写”中四条最基本的诠释思路与叙述线索。与这四
种模式对应的诠释结论分别是“少数坏人迫害好人”，“坏事最终变成好事”，
“很多坏人合作而成的荒谬坏事”和“充满错误但又不肯忏悔”。通过大量的
举证，作者揭示出在众多的文革小说的情节安排、人物设计上或者使人感到文
革本身荒谬不可理喻，或者认为文革无须忏悔因为全民皆错，或者通过反省辩
证法式地总结出文革的某种正面意义。
　　遵循前两种阐释途径，文革或者是灾难，或者是坏事，但都可能“因祸得
福”，“坏事变好事”。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论，我们可以提问：文革到底给
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难道中国人曾经历的这一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世界
史上也极为罕见的大灾难仅是光明到来之前所必须经受的黑暗吗？按照後两种
阐释模式，或者文革是某种无法解释的荒诞，因而也无所谓教训和反省；或者
承认文革参与者的错误但不觉得应该反省。这种反省似乎有勇气面对道德的责
难，但宗旨却在于逃避。这不是真正的认错，因为没有真正觉醒。以这种思维
线索，文革既无肇事者，也无责任承担者，来无踪去无痕，可以一忘了之。
　　这两种逻辑，正是许子东的研究要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所谓为了忘
却的集体记忆。即是说，大陆到目前为止的大量文革小说，虽然将文革作为小
说主题，似乎是为了加强中华民族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使
大家忘掉关于文革的惨痛记忆。这一结论是严重的。因为这种“‘文革叙述’
不仅已成为当代文学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之一，而且也是以现代汉语书
写的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种‘文革叙述’。”许子东所分析的这些“文革
叙述”不仅影响面广，而且相当多的是中国八十年代的获奖作品，也就是说，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些作品不仅有着广大的读者拥戴，而且受到官方的认
可，至少是不违背官方主流话语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有理由说，通过这些作
品所反映出的中国目前社会关于文革的认识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广大“群众”基
础的“集体潜意识”，也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的“理性思考”。而从功
能上看，有限的反省和有限的承担责任正是官方的“反思”尺寸。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提出下列问题：在改革开放、思想启蒙二
十年後的今天，官方与民间对文革的诠释如此一致，难道是一种正常现象吗？
是官方对文革的评判符合了历史的真实，因而获得中国的作家——中国人的灵
魂的工程师的真心拥护，还是作家们创造出来的“文革诠释模式”获得了官方
的认可？诚然，许子东所分析的文革小说大多是八十年代的作品，但恰恰是八
十年代是中国人思想最为活跃，官方意识形态控制最为宽松的年代。假如上述
这几种文革叙述模式真实反映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那我们也有理由提问是何
种原因造成中国人的文革反思停留于这种否定－肯定的阶段？
　　许子东在本书中所论的“忘却”，自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将文革这段历史
从中国人心中消除掉，而这也是在当今网络时代条件下办不到的。这里的忘
却，一是对国人心灵创伤的功能性疗救，以走出文革阴影；一是对文革历史的
重新书写，重新建造一种民族的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

○　没有同文革灾难相称的反思

　　毋庸置疑，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当代文学在描述、反省文革、揭露文革黑
暗甚至冲破官方文艺禁锢方面所作的努力，仅就许子东此书所揭示的一些现象
就可说明这一点。如文革结束後，小说主人公往往找不到敌人，在一些小说
中，作家甚至不设反派人物；在细节描写中，人们的嫉妒、私念常常被利用。
这些都似乎在暗暗说明作家们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文革与人类天性的某种联系以
及文革“群情汹涌”现象与制度之间的神秘沟通。然而，总体观之，当今的中
国文学并没有能够拿出同文革这个灾难相称的回答。
　　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无论从那个角度，文化大革命无疑都是极其重要
的。毛泽东自己曾表示他一生只作了两件事，一是赶走了蒋介石，一是发动了
文革。对于当下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文革的终结是改革的开始，正是由于文革
的劫难，才奠定了邓小平拨乱反正修正路线的合法性，才有了八十年代亿万人
投入经济建设的巨大热情。不在一定范围内否定文革，就不足以论证改革开放
的英明正确。然而，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又可能毁掉中共立足的根基，因为文革
从根本上说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极权体制所产生的恶果。
　　文革反思的这种双重性，使得一方面反思得以在官方体制保护之下展开。
另一方面，中共又必须对文革的研究与讨论严加控制，对同官方口径稍有出入
的言论进行钳制和封杀，力求将文革评说纳入官方的轨道。一方面官方的政治
需要使得在民间和官方的文革论说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重合空间，另一方面，
严苛的话语环境又使得民间难以突破官方界限。
　　这种局面，既是历史给中华民族提供的寻回记忆的机会，同时又是对文化
精英们的巨大考验。文革文学不负历史需求，肩负起重塑集体记忆的使命。昆
德拉说“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无疑，这一使命是艰巨
的，也不是文学界所能单独完成的。但正是由于这一任务的艰巨和必须，文学
界反思的不足才尤其值得重视和警惕，因为文学反思的不足也折射出中国整个
思想界、知识界反思的不足。同其他思想文化领域一样，文学一面要面对本身
的记忆失衡，一面要面对官方的话语封杀。目前中国文革小说所反映出的文革
反思的严重不足，正是源于这种双重困境的逼迫。许子东一书在大陆和台湾出
两个版本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源于大陆对文革研究的封杀。
　　改革开放以後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毛泽东时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已不再
可以统一思想。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评论界、文学界研究文革、回忆文革、
议论文革，也使中国的文革言说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官方言论禁限。但由于官
方的封锁，一方面，对文革较有深度的分析往往无法传达给社会大众；另一方
面，由于缺乏自由交流和思想碰撞，非官方的文革评说也难以深入。这种状
况，造成目前中国一方面有着数量可观的文革作品，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又限于
某种模式而无法超脱和提升。实际上，由于文革自身的复杂性及文革言说敏感
的政治背景，如果没有政治大环境的改观，中国有关文革的评论、反思在一个
相当长的时间里恐怕难以避免扭曲和贫乏。然而，按照许子东的研究给我们提
供的信息，文学的反思似乎没能达到应有的高度。不谈海外的文革研究成果，
近年来大陆出现的大量的文革记实文学，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
《牛棚杂忆》，九十年代出现的大量思想随笔，围绕顾准、陈寅恪的有关思想
与文化讨论，等等，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坏事变好事”的思考水平。
从制度上怎样避免文革不再重演、中国文化传统与斗争哲学、民族性格与专
制、暴虐的关系等等问题已经提出。
　　文革文学无疑需要对已有文革反思成果有充分了解，才能够真实反映大陆
社会对文革的集体记忆，从而修复和匡正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由于文学作品
潜移默化影响深广的特点，文学的功能是理论界、知识界的反思所不能替代
的。从东欧与俄国对极权反思的情况看，不真正解除思想禁锢，不在能够影响
广大民众的大众传媒层面讨论极权的根源，反思就无法达至应有的广度和深
度，民族记忆就无法修复。有人以为，对过去的历史应该大度，应该不计前
嫌，应该向前看，应该不算历史的旧帐。这种态度或者是为官方甚至自己开脱
罪责，或者是那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难得糊涂”的犬儒哲学。要知道，
不知古就不能知今，没有记忆就谈不上饶恕，大度不是善恶不分，是非不明。
不对罪恶的历史进行清算，就无可能避免灾难的重演。
　　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讲，文革反思的贫乏与扭曲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
的是贫乏和扭曲而不自知，甚至在不自知的状态下堕入犬儒和帮闲，所谓“做
了奴隶而不自知”。这种犬儒和帮闲恰恰是中国社会走出文革阴影的根本原因
之一。在目前中国大陆，中学生甚至大学生已不知文革为何物。季羡林先生在
其于１９９８年出版的《牛棚杂忆》中表示，“对广大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
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这真是一大反常现象，文革还没有结束，年青
一代已经失去了记忆。青年评论家摩罗曾指出，中国现在正在落实一个庞大的
计划，把一场关系到十亿人的荣誉与尊严、关乎整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浩浩
荡荡的混乱和屠杀遗忘并且抹去，而且这个计划也执行得相当成功。这种民族
的遗忘显然既包括文革也包括六四。实际上，目前国内新左与自由派的论战中
的一些新左人物言论的根源之一就是失去记忆，忘记了历史，彷徨于无知，发
生了身份错乱。这无疑是目前官方高压与愚民政策所结出的恶果。正是从这个
畸型的现实出发，笔者认为，许子东的研究所指出中国文学反思的严重不足是
一项重大贡献。

○　　驱逐极权思维重塑民族记忆

　　集体记忆之于民族就如同记忆之于个人。不难想像，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
难以在社会上生活的。他不仅不知自己从何而来，无法辩识亲友，更无法面对
茫然的未来。一个民族也是同样，没有对过去的把握，就无法面对将来。正常
情况下，民族记忆通过传统的延续、文化的积淀得以一代一代保持、积累、更
新。从文明比较的角度，一个文化比另一个文化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
族文化的集体记忆的能力。中国文化之所以历史悠久，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正
是得益于其奇妙的表意文字、浩瀚的文化典籍、近于宗教自觉的诗礼传家传
统。然而，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文化必须在剧烈的变
动甚至断裂中求其延续。这种形势要求中国文化具有超强的记忆与反省能力。
然而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国民族记忆却受到空前的摧毁和扭曲。古代的中国传
统，近代的中国屈辱全都在将旧世界砸个落花流水的革命歌声中荡涤和改写。
最为根本的是这种荡涤和改写是在一种封闭、专断、一统的环境中达至的。
　　严格意义上讲，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形成的集体记忆并非集体记忆，毋宁说
这是强加的记忆，是统治者的记忆，是一党极权的记忆。有了这种记忆，就不
会有全民共享的记忆，就不会有符合历史真实和凝聚全民共识的记忆，就不会
有有利于民族趋利避害指引蓝图的记忆。文革本身其实正是在全民丧失记忆的
情况下发生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文革的反思既要驱逐曾经统治和正在统治中
国的极权记忆，又要寻找和刷新能够接通过去和未来的民族集体记忆。
　　正是从文革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空前劫难和至今仍在持续影响中国人精神
的恶劣後果来说，目前中国的文革反思远远不能够满足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出发
点的需要。从中华民族的精神拯救，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中国是否能够避免
文革在将来重演来说，对文革的深入反思是万万不可或缺的。极而言之，如果
不能从民族性格、制度根源上彻底清算文革的精神遗害，杜绝文革重演的可
能，中华民族将无法在新世纪获得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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