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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七　十　九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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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12.14　　　　　　　　　　　　　　　　　　（sd0112a）
　÷÷÷÷÷÷÷÷÷÷÷÷　本　期　目　录　÷÷÷÷÷÷÷÷÷÷÷÷
１、专题讨论　中国劳工运动与社会危机的出路　　　　·韩东方　蔡崇国·
　　　　　　　中国加入WTO──劳工何处去　　　　　　　　·草庵居士·
２、时评短札　独裁者的道德狂妄　　　　　　　　　　　　　　·刘晓波·
　　　　　　　舆论监督不是狗　　　　　　　　　　　　　　　·鄢烈山·
　　　　　　　学术界的内伤　　　　　　　　　　　　　　　　·丁　东·
　　　　　　　这样的假社会调查几时休　　　　　　　　　　　·佚　名·
３、经济参考　2001年中国经济述评　　　　　　　　　　　　　·张　炜·
　　　　　　　中国企业超常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秋　风·
４、国际观察　评当前的和平反战运动　　　　　　　　　　　　·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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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

　　　　　　　　　◆　中国劳工运动与社会危机的出路　◆

　　　　　　　　　　　　　　　　　　　　　　　　　·韩东方　蔡崇国·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城市，一方面，是
私人和外资，合资企业的迅速增加，大量的国营企业被地方官僚和私人资本以
盗窃，抢夺的方式“改造”为私有性质的民间企业。另一方面，国家已从剩下
的国企业的经营活动中退出，这些“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一样，可以任意解
雇，压榨工人，变成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实体。中国社会自1949年
以后曾一度消失的劳资双方在利益上的尖锐对立，又一次在结构上重新形成。

　　在这种利益冲突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当代企业主和企业管理者，不但有资
本的力量，而且和公共权力及受这个权力控制的大众传媒紧密结合，故特别强
大。而与之发生利益冲突的另一方，却是两手空空的单个劳工。这种力量对比
极不平衡的利益冲突，使劳工基层的利益保障和理性反抗几乎成为不可能。

　　在农村，农民与公共权力的对立具有了新的形式。国家对农民的直接剥夺
仍然存在。但，由于中央政府主动或被动地向地方释放其职权，使得地方的政
府官员不再是被动地执行中央政策法令的消极工具，他们已经拥有有了不受监
督地自行制定税种税额和各种名目的摊派的巨大权力，并能以此满足自己的个
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组织起来的单个的农民，面对官员的掠夺，常常
只能束手待毙。

　　教师，医生及基层的国家公务员曾经是比较有保障的群体。现在，他们和
国家的关系也越来越接近劳资双方一样的雇佣关系。他们的聘用和解雇，劳动
条件和实际收入，不再完全由国家统一规定，而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雇佣人，
即直接领导来决定。这一群体中的成员也是处于单个人的状态，在代表着“国
家权力”的雇佣者面前，他们同样是弱小无力，其命运只能由他们的直接领导
所摆布。

　　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力量对比的严重不平衡，
是中国劳工阶层社会地位下降，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急剧恶化，社会矛盾日益
加剧的根本原因，也是国民经济平衡和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真正威胁。而且，
更严重的是，随着中国政治腐败的加剧，社会道德风尚的沦丧，以及包括教育，
卫生各领域在内的全面的，畸形的，毫无规则的商业化，这种形势仍然在恶化。

　　我们在七年前创办的“中国劳工通讯”，及其所倡导和致力于推动的中国
独立工会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
中国的劳工阶层独立地组织起来，通过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改变这种力量对
比的不平衡，并通过这一组织起来的过程，为阻止中国社会矛盾走向激化找到
一条出路。

　　我们认为，中国的工人，农民及其他的劳动者只有组织起来，成立不受任
何政党控制，独立于任何性质的政府的工会，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才可能改
善，自身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才能提高，这些，正是避
免社会矛盾走向激化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认为，在复杂的社会利益冲突中，各方力量对比的平衡是建立法制的
基础。只有在有组织的劳工力量的制约下，企业和政府的行为才可能理性化。
企业的管理者，老板和政府官员只有在面对已经独立地组织起来的劳工时，只
有在面临独立的劳工组织可能的反抗时，他们才不得不考虑劳工的利益，才可
能愿意与劳工平等谈判并订立和遵守合理的劳动契约，国际劳工条约和国家法
令所确定的劳工权益也才能被雇主和政府官员尊重。

　　中国严重的，具有爆炸性的社会危机已经是有目共睹。资本对劳工的压榨，
政府官僚的贪污腐败，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劳工逼上了绝路。近年来，中国工人
农民的罢工，游行，堵公路，铁路的抗议活动越来越普遍。而政府对这些活动
的压制往往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流血。遭受不公正待遇者投告无门，生活陷入
绝境者无人理会，劳工家庭破裂，甚至全家自杀的悲剧处处可见。杀人、炸毁
企业和公共设施等对个人、社会的报复行为层出不穷。

　　我们认为，只有在法律上允许中国劳工独立地组织自己的工会，这种深刻
的，具有爆炸性的社会危机才有可能避免或缓解。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会，才能
公开地表达和保护劳工的利益，并能为劳工所信赖，从而能合法地代表劳工与
政府或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参入涉及劳工权益的法规的讨论和制定。只有这样
使劳工看到自己的利益要求能表达，自己的不满有被普遍地关注和解决的可能
性时，上述激烈的抗争行为才可能减少，激烈程度才可能降低并成为可以预计、
可以管理的社会冲突，社会付出的成本才可能降低，社会成员的行为和社会治
理的理性化才是可能的。而这些才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

　　中国政府对独立工会运动的镇压及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控制，地方和基层
政府与企业主的利益结合，使很多劳资的冲突变成劳工与政府的冲突，使政府
和国家成为社会不满的主要对象并成为社会冲突的主角之一。对任何一个政府
来说，这其实都是应该避免的。最近通过的“工会法”修改草案，根本没有触
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垄断地位和它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根本性的条款，这不但
仍然使“工会法”与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条款相冲突，而且根本没有改变政府
对这个官方工会的控制。而正是这种控制，使中国政府和国家失去了中立地调
整劳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注重社会公正，以和平手段解决社会冲突所需要的
基本信誉和合法性。

　　我们认为，只有强大的独立工会的存在，才能迫使政府与国家重新成为调
整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中立的公共权力，使政府和国家从劳资冲突的
一方退出，由社会冲突的主角变成解决冲突的调解人和仲裁者。这样，政府和
国家才可能具有治理社会，管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公信力和效率。

　　我们还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工阶层，不但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
而且也是社会产品最主要的消费者。因此合法的独立工会维护劳工权益的斗争，
可以使劳工的就业稳定，收入及生活的前景明朗，工作更安全和更具有尊严，
这会使经济生活中人口最多的消费者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得到保障和提高，而
这是增加企业生产和利润，经济走向繁荣的前提，更是中国当前走出内需不足
的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一个不能使多数人的购买力得到保证和提高的社会经
济体制，是没有前途的。

　　一个强大的独立工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首先取决于中国劳工的团结，
勇气和抗争行动。由此，我们呼吁中国的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及公务员，
首先在本企业单位，在本企业，本行业以及本地区范围内团结起来，克服逆来
顺受，听天由命的习惯心理，以整体的力量来为自己的权益进行抗争。只有抗
争和集体力量的显示，政府和舆论才会尊重和关注我们，狠心的老板和贪婪的
企业领导才会害怕我们，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才会有保障和改善的可能。

　　同时，我们也郑重提醒中共政府，关注劳工阶层的痛苦现状，是执政党的
基本的政治道德，而改变这种状况，则是任何政府和执政党的天然职责。你们
比谁都清楚，由于没有独立工会的存在和劳工的集体参入，监督，所谓的“企
业改革”已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企业层面的普遍腐败。不论你们的动
机如何，在事实上，你们所确立的社会保障及“低收入生活保障”系统也因此
几乎成为了装饰品。而被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劳工中没有丝毫的公信
力，在监督企业改革，监督社会保障系统的运行，在改善劳工的处境方面，它
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是说，中国政府在禁止独立工会，压制独立的劳工
运动的同时，采取了若干“改革”措施，试图缓解，走出社会危机，但，事实
证明，这已经失败了，社会危机仍在加剧中。

　　中国劳工状况的日益恶化及其抗争的日益普遍，激烈，使中共和政府基层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允许劳工组织独立工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真正的问
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惧怕独立的工会，担心它会成为会威
胁其统治的政治力量。我们因此要指出，近年来无数的劳工抗争事件表明，中
国劳工要求的是自己的工资，退休金及其他最基本权利，他们几乎没有提出真
正的政治诉求，他们只是要象人一样活下去。实际上，独立的工人运动和它所
产生的独立工会，会不会成为对中国政府形成威胁的政治力量，完全取决与中
国政府。

　　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如果政府和政党在劳资冲突中采取中立的立场，
并以法律的形式使独立工会合法化，那么，独立工会和它所代表的工人运动作
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在受到政治打击的情况下，并不会直接冲击政府的
统治权威。相反，如上所述，它会使社会力量对比实现新的平衡，有利于法制
的建立和政府的公信力的提高，也能使劳工阶层的购买力增强，从而会使经济
平衡，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反之，如果独立工会运动的障碍是政治方面的，
是政府的禁令和镇压，那么，这个运动就可能变成首先冲击这个政治障碍的政
治力量。因此，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为改善
中国劳工的处境真正做点事，还是与整个的中国劳工阶层敌对？我们相信，所
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共及其政府，有一个明智的选
择。



　　　　　　　　　 ◆　中国加入WTO──劳工何处去　◆

　　　　　　　　　　　　　　　　　　　　　　　　　　　　·草庵居士·

　　受朋友邀请，12月10日我将参加美国主流电视台的一个中国问题专访。在
接受这个邀请时，我曾很犹豫。主持人提出的主题是“WTO与中国劳工”。作
为一个加入美国籍的小商人，本没有什么资格去谈中国的劳工问题，何况我也
不是政策专家。但静下心来想了一想，其实中国的WTO和劳工问题确实会影响
我们的生活。而这个问题又让我想起了一件数年前的往事，正是往年的旧事让
我下定决心参加这个访谈，成为二位嘉宾之一。

　　数年前，在教会认识一位中国的新移民。这位移民很年轻，只有三十岁左
右，是跟随太太移民美国的。年轻的先生很英俊，但他的左臂只有半截，小臂
和左手全部丧失。当时我很奇怪，我问他：“你是怎么丧失左臂和左手的？”

　　当时这位先生回答我说：“年轻时在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工作，这家日本企
业将他们早已经淘汰的设备运到中国做投资的资本和中国政府合资经营。我就
是在工作中丧失了自己的左臂和左手，在那家公司里，像我同样的丧失左臂或
右臂的员工几乎是每年都有一到二人。”

　　我问他：“既然经常出这样的事故，为什么不对设备进行必要的改进？”

　　这位先生说：“不要说改进设备，中方对我们这样出了工伤的人还要压制，
不许我们讲出去，也不能抗议。只是给我们治疗一下就算了。”

　　我又问：“你得到了多少赔偿？”

　　这位先生说：“哪里有赔偿？我只休息了三个月就被逼着去上班，后来身
体不好，还被他们开除了。”

　　我问：“公司怎么可以随便开除你？政府及合资的中方不管吗？他们不是
代表中国的利益吗？怎么可以无视自己国民的利益被损害？”

　　这位先生笑了笑说：“中方的老板是政府派来的，日方邀请他们去日本旅
游一次就全部把他们的口封住了，他们还哪里管自己人。他们不但同日本人一
个鼻孔出气，甚至更凶，开除我就是中方经理的主意。”

　　听了这样的叙述我很诧异，我甚至不相信一向以代表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
的中共会作出这样无耻的行径。我曾询问过很多来自大陆的移民，这种事情是
不是真实的，我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这样：“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公司还给他治
疗了，很多是连管都不管。”

　　天啊。这是什么样的政府，这是什么样的企业？我难以置信这样的事竟会
发生在以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后来，我又见到了这位伤残的先生，我告诉他：
“你安心在美国，当你加入美国籍后，你可以来找我，我会帮你找律师，控告
这家公司，连同控告中方企业和日本企业的母公司。根据美国法律，当你成为
美国公民后，美国政府有义务，你也有权利要求政府帮你讨回公道。你可以到
法院控告这家企业，即使这家企业倒闭了，你也可以控告合资这家企业的中国
政府，也可以控告合资这家企业的日本母公司。在美国已经有很多这样成功的
审判案例……”

　　谈到WTO，有人可能会问：“WTO中有没有关于劳工的规定？”坦率地讲，
WTO条例中没有一条有关劳工的规定，甚至没有一点涉及。但在我的眼中，WTO
对中国的影响可以深入到每个人的血液之中。WTO是经济贸易合约，但我一直
认为它是政治合约。这是因为，对日本，墨西哥等国家而言它本身就是经济合
约，根本就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但对中国而言，因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它
接受的是一个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合约，它与中共的体制和社会理念截然不同，
在更多的意义上就是政治上的合约。它的实施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更多的是
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态的影响。其法律裁判体制的引入，更会改变中国的
司法制度。

　　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初，在大陆的工业产业中建立了一套照搬苏共的社会保
障体系，客观地说，正是这个保障体制维护了大陆的安定，使大陆的中共政权
在历经多年政治和经济风暴而不倒。在大陆经济开放之初，大陆的优秀人员不
愿到外资企业工作的最主要原因也是不想失去这个社会保障体制的未来作用。
尽管这个社会保障机制存在这很大的问题，工会也附庸于中共，并不能完全保
障劳工的权益，但这个机制毕竟比没有要强。奇怪的是，当西方国家正努力加
强本身的社会保障机制时，中共却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抛弃了这个已经具雏型的
社会保障机制，理由是国家不能全部保管一切。初看这个理由很充份，但仔细
一想就又有问题了。当初国家对劳工实行的是低收入政策，政府将其应得的部
份拿去了，到了老年为什么不管了呢？这不是明显的第二次掠夺吗？如果美国
人到了年老的时候，忽然听到政府说：“对不起，我们不能管你了？你交的社
安金没有了，你需要自己管自己”，你可以想象美国会怎么样？这是个什么强
盗逻辑？但中共就是以这样一个理由让全体劳工承担了自己几十年治理国家失
误，挥霍国库的损失。众多的劳工一生的积蓄被扔到了水里。中共的领袖们用
上一代的血汗换取今日虚假的繁荣。中国劳工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悲惨的结
局。

　　在产业社会，企业家的目的是赢利，投资也是为了赢利。追求最小的成本
就是他的天职。劳工相对于企业是弱小的个体，在企业家追求利润的同时如何
保护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益就成为工会的任务和责任，这是利益平衡和保
证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要点。当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时，中国的工
会是中共的附庸，我从没有听到过中国工会为中国劳工争取过任何利益的报导，
相反听到的则是中国工会领袖们发表支持政府和中共的声明。这是多么奇怪的
现象。

　　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私人经济已经占据了中国全部经济的百
分之七十，中共允许资本家入党，但却拒绝劳工组织自由工会，拒绝劳工保护
自己的利益，在中国的法律上也没有任何一部保护劳工的法律。在美国有很多
的保护劳工的法律，我在《旅美轶事》中也曾写过一篇中国移民受欺负，而向
美国劳工局控告得到赔偿的案件。但中共这个自称代表人民利益，代表工人阶
级的政党却不去保护自己的国民，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
局面？

　　利益是每个人及政党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共为了稳定政权，为了维护统
治，为了自己的集团利益，理所当然地不能保护劳工的利益。当执政者和企业
利益获得者的利益结合时怎么可能会保护劳工这个弱势的群体？劳工的利益怎
么能得到维护？一个本来就不健全的保障劳工利益的体制在改革的名义下被破
坏了，劳工的权益以经济改革的名义被吞噬了，执政者为了自己的稳定和统治，
为了政党的利益而和新兴的资本利益获得者相互勾结，继续损害劳工的利益，
让劳工的权益继续丧失，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状况。政党即是利益获得者，你怎
么能指望它去充当劳工的保护者？在这个世界上你能相信吃羊的狼会是羊的保
护者吗？

　　中国加入了WTO，劳工的权益会怎么样？

　　目前，在中国有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当中国国营企业大量倒闭的时候，
海外投资的跨国企业的员工福利待遇和劳工保护条件远远超过了原来大陆自己
的劳工保障制度，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国人千方百计进入大型的海外企业集团工
作。这是怎么回事呢？

　　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各国的法律都对劳工有一定的法律保护，这不是企业
家的仁慈而是劳工运动多年的成就。美国的法律是全球性的法律。以美国为例，
只要一个企业的控股者是美国公司或美国公民，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政府就
有权力去管制它，无论它设在美国还是海外，不管是税收还是其他，都要遵守
美国的法律。大家也许听到过一些美国大型企业在海外雇佣非成年劳工而在美
国被人诉讼的案例。正是美国的法律在制约着这些美国企业，促使它们不但要
保护劳工利益，并促进当地劳工保护法的完善。

　　中国引进WTO，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基本上是全面接受西方的体制，特别是
美国的司法体制。尽管中国政府的态度仍然不是很明朗，但事实上它已经无法
阻止现代文明的侵入。随着海外大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海外的劳工制度必然
要引进中国。需要说明的是，毕竟进入中国大陆的跨国公司是少数，大多数的
企业仍然会出于自己的利益要求，充份利用中国法律的漏洞压榨劳工，这是企
业家本性的必然结果。中国目前已经是私人经济占据主流，在法律上，中共已
经没有了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事实根据，中共作为一个执政者也失去了代表
劳工利益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体制是计划经济，社会没有私人经济，中共可以
代表劳工利益。但目前的状况下，中国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为主流的社会
形态，中共怎么去代表劳工的利益？即使代表了又怎么去实现劳工的利益，难
道用暴力去剥夺私人财产吗？所以，只有公正的法律才能代表劳工的利益，只
有强大的独立工会才能真正代表劳工的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讲，今日的中共早已经蜕化为利益政党，已经不是劳工阶级
的政党。这样的变化在中共改革开放的一刹那就已经完成。可悲的是，中共不
敢正视这一蜕变的现实，不愿意从根本上修订法律，让法律成为劳工保护的根
本。中国加入WTO，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促进中国加快劳工法律的制定和保护。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工在某种程度上将更悲惨，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中国
全面处于法律的重新调整，中国现有的法律和WTO后的国际司法接轨时，必然
会在执政者和百姓中出现很多思维和法律上的混乱，企业家又良莠不齐，在激
烈的竞争中，更多的企业家会采用最原始的劳工压榨手段来达到初始发展的目
的。而社会法律不健全，执法能力不足就又会给这个社会带来鼓励效应。更多
的企业家会采取更为残忍的手段压榨劳工。而劳工作为弱势团体，缺少法律知
识和保护，又没有金钱和手段，特别是当地政府和企业利益成为一体的时候，
劳工团体就更加危险。而缺乏独立，自由的强大工会组织，更会为这种社会现
象造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

　　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有八亿农民。加入WTO后，在未来的十年内，
将有四亿以上的农民将脱离农业而成为产业劳工。而目前中国的现状是在五亿
城市居民中至少有八千万城市居民是处于实际失业之中。据有关资料表明，在
中国的重工业省份辽宁省，实际失业的城市居民已占城市居民的50%以上。也
就是说仅在这个省份就有近三千万熟练的产业工人在失业，这是一个很惊人的
数据。巨大的失业人口又会反过来阻碍劳工保护制度的发展。毕竟生存是第一
需要，庞大的失业大军的唯一要求是生存，是吃饭。当你看到身后虎视眈眈的
竞争者时，你还会对你的劳工利益提出不同的要求吗？企业家在接到数百倍的
求职信时，还会理睬你的利益要求吗？在这样的情况下，忍耐，保住工作职位
就成为了劳工生存的第一信念。而未来的农业劳工大军的转化，又给城市和企
业增加了更多的劳工选择。中共政府为了缓解失业人口及农业转换人口的压力，
就要用更优惠的政策更宽松的法律来吸引投资人，保护企业在当地的发展。这
样一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共政府就会成为阻碍劳工利益发展和进步的绊脚
石。毕竟对中共政府而言，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最高目标。而压制弱势团体是最
方便的事情，这与改善劳工利益相比更不容易得罪企业利益团体，也不会引起
国际利益团体的压力，更方便，更简单，更有效果。

　　坦率地说。我对中国加入WTO后的情况并不抱乐观态度，甚至是悲观。中
国加入WTO对中国未来会有长期利益，这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事实。但问题
是中国政府是以什么态度，什么情况下的准备加入的WTO。尽管中共一再声称
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但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共什么也没有准备，至少在谈判中的
十五年中什么也没有准备，是抱着一种盲目的态度在加入WTO，是一种虚荣的
大国心态促使它进行WTO谈判。对中国百姓和政府而言，WTO的冲击远比他们
预计的要大，要猛烈。至少在法律制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是毫无准备，以
至在中国政府已经签定了WTO协议之后，还在讨论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的这种
常识性司法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个现实。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中共基层政权对WTO的态度和抵制将严重影响中国的
未来。中共半途而废的农村费改税政策就很能说明中共政权对基层政府的无奈
与管束无力。中共基层政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团体，对中共政策的抵制
可能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大得多。庞大的利益团体既松散又团结，中共政权总体
看是团结一致的，但在实际利益上地方却和中央政府分道扬镳，保持着自我的
独立性。这是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既不是地方分权自治，也不是中央集权统
治，而是同中央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政治体系。表面效忠中央政府，但实际利
益一旦受到冲击就马上会变成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与中央政府暗中抗衡，使
中央政府难以有效地去治理。在某种程度上看，这个涉及各个地方的地方利益
团体将会严重阻碍中国在加入WTO后的民主进步进程，同样也会成为阻碍劳工
进步和保护的阻力，更可能沦为资本的利益代言人，从政府行为上加重对劳工
的奴役。

　　也许各位会在未来的中国看到这样一个奇怪的景象，在大型的发达城市，
白领劳工享受着世界一流的劳工待遇，享受着美国式的物质及精神生活。即使
是高级蓝领劳工也可能享受着相当水准的国际标准待遇。但可能在不远的中小
城市或工厂中看到的则是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备受欺侮的悲惨劳工。他们可能
会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只能得到相当于大型跨国公司同等劳工1/2、1/3或更
少的劳动报酬，在异常简陋的厂房内使用淘汰的、没有人身保护的设备从事危
险的工作。

　　中国劳工运动是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在目前甚至是充满危险的工作。这不
仅要受到有势力的企业利益团体的反对和威胁，甚至更多的是来自中共执政当
局的全力封杀。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政权的稳定是中共的重要目标，为了这个目
标，中共在短期内不可能全面放开中国的劳工运动。没有强大的劳工组织，中
国的劳工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更无从在法律上得到保护。这是一个非常让人
痛心的问题。对中共而言，维护政权稳定还是维护劳工的利益，这是一个两难
的选择。WTO对中共的冲击是巨大的，劳工问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展日趋显现，
也会随时间而爆发更多的问题。在目前的现实中，中国劳工已经沦为弱势团体，
一个没有任何生机的弱势团体，一个不被关注、没有代言人的弱势团体。

　　劳工问题不仅仅是某个政党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了整个民族和我们每
个人的切身利益。当中国加入WTO，海外企业进驻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
时候，我们也许会感到我们的利益在被损害，在不断地被资本集团侵蚀。也许
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更有力的法律去保护自己的劳工利益，也许我们会发现，
我们需要更自由，更独立的工会团体去为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也许我们现在
就需要更多地思考中国的劳工问题。

　　中国加入WTO，劳工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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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短札°

　　　　　　　　　　　◆　独裁者的道德狂妄　◆

　　　　　　　　　　　　　　　　　　　　　　　　　　　　·刘晓波·

　　虽然，在表面上，从整肃陈希同开始，中共政权的反腐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严厉惩治了一系列高官（胡长清、成克杰、姬胜德、李纪周、李嘉廷、慕绥新
等）和抓了几个典型的腐败大案（远华走私案、沈阳市党政系统群体腐败案等），
但是，腐败愈演愈烈、道德日益堕落、信仰完全丧失的灵魂荒漠化却没有丝毫
改观，对9.11恐怖悲剧的幸灾乐祸，从另一个侧面凸现了大陆社会的道德荒芜。

　　为了遏制全社会道德急遽败坏的趋向，中共执政集团非但不思从制度改革
上入手，不从根治权贵集团普遍腐败上着眼，反而再一次祭起了专制主义的钦
定道德标准的陈腐旗帜，企图靠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强制来重建社会的道德秩
序。最早是江泽民提出“三讲”以整顿党风，继而是江泽民号召“以　治国”
来扭转社会风气，接着是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做出加强党风建设的决议，最近
又有中共宣传部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从中共官员的讲话、主流
媒体的宣传和御用学者们的论证等舆论造势来看，这些由最高决策者、中央全
会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发布的所有文件，其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从思想意
识上道德上遏制腐败，不如说只是为了突出江泽民提出的“以　治国”；与其
说是为大陆社会的道德建设指出了方向，不如说是又一次倒行逆施，只能使目
前“缺德”的现状愈演愈烈。

　　比如，中宣部某负责人就“实施纲要”具体要求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通篇
说的完全是流于官样文章的大话空话套话，什么一个核心一个原则一个牢固一
个着眼点，什么两大氛围四个环节六个坚持等等，只是围绕着空洞的“以　治
国”立论，目的无非是维护一个核心──江核心。而“纲要”本身的内容，除
了一些在任何时代都属于常识性的道德要求之外，核心内容还是“爱国等于爱
党”或“爱党等于爱国，”爱国和爱党等于爱江核心。这正是开始于中共执政
五十年大庆树立江核心权威运动的最后冲刺，因为再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十六
大就要召开，核心权力的交替势在必行，储君胡锦涛出访欧洲五国受到的高规
格接待，已经明确向世界昭示了第四代核心的归属，所以，必须让“三个代表”
及主要治国方略成为十六大的主导原则，并通过修改党章变成党纪党法，以此
才能确保江泽民路线的延续，确保江本人作为第三代核心的政治地位。

　　“七一讲话”之后，国内各大媒体开足马力树立江核心的个人权威，比如
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每天都要播出的学习三个代表专题节目，
在江泽民本人没有重大活动的日子里，这类专题节目皆作为头条新闻播出，其
他政治局常委如朱熔基、李鹏、胡锦涛、李瑞环等人的新闻都要为三个代表让
路。上海的APEC峰会，中共政权不惜劳民伤财、扰民烦民，只是为了确保在
中共主办的第一次大型首脑峰会上，让江泽民成为唯一的主角，占去新闻节目
的大部份时间，尽显其个人风采。这一切又与各大媒体对“七一讲话”竭力宣
传相互配合，突出着江泽民本人的核心地位，塑造着江学说的基本架构──在
“三个代表”统辖下的“依法治国”和“以　治国”。

　　然而，这种舆论宣传所奉行的统治逻辑极为陈腐，与现代人类文明毫无共
同之处，倒是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训政”和“新生活运动”，想起毛泽东
时代的“学雷锋”，邓小平时代的“五讲四美”、“四有新人”和“三热爱”
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同时，当代中国的钦定道德，更让我不断地回到
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几千年帝制时代，历代帝王们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
准的圣谕传统，不仅其中记载的中国古代礼仪之繁复令我不敢想象。更令我不
敢相信的是，古今一脉，这些礼仪道德之标准皆由官方发布，常常就是皇帝本
人的圣谕。把道统置于皇权法统的主宰之下，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
武帝的“独尊儒术”、唐太宗的“贞观礼仪一百三十八篇”、宋太祖的“礼仪
诏”，特别是朱元璋统治下的明代初期，皇权管制之宽之严类似于毛泽东时代
的大陆，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婚嫁交友的所有细节，其表现
便是繁复的各类以“圣谕”的形式颁布的礼仪。

　　以皇家，特别是以皇帝一人为象征的最高皇权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它
颁布各类禁令和制定各种制度，皆由皇帝确定并昭示天下。比如从皇帝到庶民
的男人，可以分为十几个等级，皇帝、皇太子、亲王、公、伯、一至九品、平
民，平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女人从皇后一直到妓女，其等级也有几十层，层层
排序，各守本位，不得逾越。其等级森严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宴请
等所有生活的细节，真是“一览众山小”，一权天下威，一人天下父。比如，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对民房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
饰彩色；洪武三年对服饰定制：乐妓衣饰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在
农人与商人之间也规定了严格的服饰界限：农人衣饰由纱、绢、布做，而商人
不能用纱做衣服。农家有一人从商，全家都不能用纱制衣。此类规定即是法律，
违者必受刑罚，重者可以因穿衣而丧生。生活于这些礼仪中的人还有什么个人
和自由可言，说“专制到细胞和灵魂”真是恰如其分。

　　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之下，中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被剥夺自由的耻辱感，
每个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人，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有。所谓“人”，在中
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兽禽的称呼，而一进入社会，便只有主子、臣子、
妻、妾、妃……就是没有人。所谓历代之改制，也从未触及专制等级制和钦定
道德的传统，而仅仅是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在统治者如此高高在
上地俯视人甚至完全无视人的制度下，居然无人对此制度提出过根本的质疑，
无人把人本身的权利作为其思想的基础。

　　但是，真正把皇权法统和儒家道统完全合一的独裁时代，则开始于中共执
政的1949年，中共的每一代核心都既代表法统的最高权力又代表道统的最高权
威，从毛思想到邓理论至江学说，莫不如此。所以，古代的钦定道德的手法之
荒谬程度，远不如当代独裁统治的舆论造势之手法，毛泽东时代乃是这类荒谬
的极致，其余韵至今犹在。比如，在对三个代表的宣传中，有些专题报导的荒
谬可笑，就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闹剧。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常常以头条的显要位置播出这样的报导：某某乡镇在学习“七一讲话”之前，
其干部如何堕落、干群关系如何紧张，经济如何低落，而一学“七一讲话”，
干部忽然就变成了高尚的“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干群关系顿时
变得亲密无间，经济也随之高速发展……这类报导完全是文革时林彪提出的学
毛着运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翻版，也很像“阶级斗争，一抓
就灵”的点石成金之中世纪巫术。我在读中小学的时候，经常被迫参加活学活
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凡是上台发言的人，干部管理、工人做工、农民种地、
学生学习、军人练兵、知识分子搞技术革新……都是在最困难最灰心最没有希
望的时刻，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于是，所有的困难迎刃而解；每一位
学毛着的先进人物都要讲到：在私心萌动的关键时刻，忽然默念伟大导师的语
录，于是，转念之间就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者。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
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
主创造并颁布的。文明越进步，政治权力对思想和道德的强制干涉就越不具有
合法性。任何统治者无权把某种思想或某种道德钦定为唯一权威，无权利用手
中的政治权力向社会进行强制性灌输，无权为维持其统治权力而强制建立一元
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权力必须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态度，
让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过自发的竞争进行交流、对话、包容、
渗透、融合，才会使一个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断的思想创新，才会使
人类在优胜劣汰的公平自由竞争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起码的政治常识。只有少数顽固
坚持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及特权集团，才会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才会相信
自己的绝对正确，狂妄到为社会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蒙昧程度。
这种陈腐而野蛮的权力狂妄，是对人的自由及尊严的蔑视，这样的统治者除了
绝对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外，把其他人皆当作无独立能力的依附者──无思考能
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把一个人代替众生进行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
于民，因而也就把剥夺人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中国的
统治者最爱说：“此为礼也，用以教民”。他们甚至狂妄到可笑而弱智的程度，
据对明史颇有研究的吴思介绍，朱元璋创建的贯穿整个明朝的一项制度，居然
是每个月月初都要发布指导百姓怎样生活的圣谕，由顺天府的头儿带领宛平县
和大兴县的县令入宫领旨，然后在金水桥南头交给十位有头有脸的乡绅耆老。
由于月月都要宣旨，圣谕的内容便高度重复，久而久之，聆听圣谕的耆老们就
不耐烦了，索性花钱，一边贿赂宣旨的官员，一边雇佣了一些街头痞子，给他
们制一套体面的行头，让他们代为听旨。宣读圣旨的官员收了好处，自然心知
肚明，默认了此种欺君大罪。如此，耆老们避免了浪费时间的麻烦，官员和痞
子得到了银子，三者共同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着欺君之秀，严肃地假装宣旨，
恭敬地假装聆听，只有皇帝一人变成了白痴，被他的臣子和臣民玩弄于股掌之
间。

　　不幸的是，大陆人仍然在这样的狂妄而弱智的统治之下，思想和道德皆以
统治者或统治者钦定的圣人为权威标准。这种“年年讲月月讲”的传统非但没
有绝迹，反而被中共政权创造性地发展，变成了“天天讲时时讲，”毛泽东的
最高指示、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在各自执政的
时代皆是百姓每天必须聆听圣谕。三天一个“纲要”，五天一个“决议”，居
高临下地频频教导老百姓如何遵守道德常识。中宣部颁布的“实施纲要”，居
然把百姓当作幼儿园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爱幼、男女平等、邻里团结、勤
俭持家、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等。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频
频找来开会的官员们和每天被要求学习江学说的百姓们，其心情与明代的宫廷
太监、大户乡绅、街头痞子完全一样，共同上演一出统治者装模作样地发号施
令，被统治者装模作样地洗耳恭听的作秀肥皂剧。

　　狂妄是所有独裁者的道德癌症，越是有所作为的独裁者就越狂妄，不用提
外国，仅列出中国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毛泽东……
足矣！这样的政治强人也具有把癌细胞强制扩散到全社会的超强能力。尽管现
在的中国已经告别了独裁强人的时代，但是并没有摆脱独裁制度的统治逻辑
──所有的专制社会在道德上皆是野蛮的虚伪的堕落的，所谓中国为几千年礼
仪之邦，不过是长期的意识形态强制灌输形成的虚假套话。鲁迅说“礼教吃人”，
点出了礼仪之邦的野蛮性；陈寅恪说中国的礼仪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
道破了礼仪之邦的虚伪性；野蛮而虚伪的礼仪之邦在道德上必是堕落的，因为
布道者恰恰是最大的不讲道德者。当你不遵守他们颁布的道德礼仪之时，比如
提出与统治者不同的政见，他们才不会只用道德说教来说服你，而是要用监狱
甚至肉体灭绝来彻底取消你说话的权利和机会，正如古人违反了三从四德之时，
他们不会只用儒家经典来劝说，而是要动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惩治。换言之，
他们不仅用暴力恐怖吃人的肉体，更是用欺骗吃掉人性、人格、尊严和灵魂。

　　中国，从古至今，以独裁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和礼仪道德，覆盖之广泛、
统治之严酷、虚伪之透顶，实为举世罕见，甚至连以宗教立国的民族亦难比拟。
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之独裁等级制得以几千年不衰，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
政体。

　　当今的大陆仍然沿袭着传统帝制统治逻辑，执政集团既是权威的布道者，
又是最大的道德腐败者和伪善者，政治腐败所导致的全社会的缺德现状，绝非
统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绝对权力发布什么“爱国主义实施纲要”或“公民建设
道德实施纲要”所能改变的。

　　非但不能改变，反而只能加速全社会的道德荒漠化。




　　　　　　　　　　　　　◆　舆论监督不是狗　◆

　　　　　　　　　　　　　　　　　　　　　　　　　　　　　·鄢烈山·

　　翻开2001年10月下旬的报刊，可见我们的新闻舆论中有许多引人注目的热
点和焦点：APEC会议在中国上海召开，飞机、警察、警犬是怎样保卫高官们
的，他们的唐装是何人设计、他们的宴会吃的几道什么菜：“我们赢了”，与
米卢教练“零距离”接触的那个女记者李响，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李所在报
社允诺给她月薪50万是否合理；今天美国飞机又轰炸了哪里，又有几个阿富汗
平民被炸死？关于阿富汗战事，我外长是怎么说来着，反恐打击要有准确的目
标，避免平民伤亡……这一切，当然都值得报导，因为有人感兴趣，想知道，
可营造欢乐祥和的舆论氛围，或显我人道立场、大国风范。

　　没有人从当时的传媒中得知，就在10月28日早晨，在渤海湾烟台海域，也
就是在发生过“盛鲁号”、“大舜号”海难的地方，又发生了一起重大沉船事
故，“通惠号”客货混装船在八九级大风中出航、起火、沉没，“至当天中午，
共救起5位幸存者，此后打捞起来的遇险者，全都是尸体”。“全都是”是多少？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无从知道,我至今无从知道！

　　这次海难事故，我是在2001年11月12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上读到的。
我每天的工作要翻阅数十种主要报刊，只在这家发行量并不大的“生活周刊”
上读到这个消息。据该刊报导，当地记者报怨说：有了两次处理海难的经验，
“当地部门处理得更熟练了”，即封锁消息更严、对记者看得更紧。采访者被
盯梢，幸存者被贴身“关照”，死难者家属被软硬兼施加压，都是题中之义。
当事人（船主、管理部门、地方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封锁消息是顺理成章的：
这船根本就不该投入营运，不该那样违章装载，不该在那样的天气出海，一旦
诉诸舆论，就难免有人坐牢、丢官、受处份，而不能赔几万块钱了事。可是，
我们的传媒为什么要与肇事者、责任人的立场保持一致呢？为什么不考虑惩前
毙后防止类似悲剧重演呢？难道中国平民的命比不上阿富汗人宝贵？难道真的
中国人之死只有与美国人搭上瓜葛才特别有价值，才会受到举国上下关注？

　　谁都明白，这都是控制报导权、操纵社会舆论的结果。正如时下在新闻业
界内外流传甚广的一首歌谣所咏的：“舆论监督是条狗，天天蹲在‘长’门口，
‘长’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舆论监督”四字在有些版本中
被置换成具体栏目或节目，有的版本是“新闻记者”四字；至于“长”是报社
社长、电视台台长还是宣传部长并不重要，总之是长官）。“狗”的比喻，可
谓穷形尽相。舆论监督，一般地说，不具观赏性，不是讨人喜欢的宠物，即不
是叭儿狗，而是防盗撵贼的护院狗。但不论怎么样，良狗的特性是忠实于直接
豢养它的主人，听命于主人。这种奴性正是中国人鄙视狗的缘故。以狗比新闻
记者，喻所谓的“舆论监督”，正是对记者缺乏独立人格、“舆论监督”一副
奴颜媚骨的轻蔑和嘲谑。所谓“叫咬谁就咬谁”，入木三分地刻划了“舆论监
督”的势利与不公正；所谓“叫咬几口咬几口”则特别生动地表现了“舆论监
督”的伪善──许多个案都是就事论事，糊弄百姓，即使历尽曲折平反的冤狱
也就是处罚几个打手，幕后的主事者往往不去深究，连追问一句都不敢，还要
奉送“高度重视”、“严肃处理”之类的恭维。

　　“舆论监督”为什么会堕落成“狗”呢？

　　因为我们没有赋予它独立的品格，它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社会公器，而只
是少数人掌控的政治工具。如果是社会公器，它就应只服从于宪法，以它自身
的方式服务于公众的利益，只认事实而不应屈从于某些人的意志与权力。

　　为此，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传媒独立的品格，或者说它们特有的价值
是什么，它们的使命和义务是什么？

　　其实，马恩关于报刊的使命、义务、职责曾有十分明白的论断。1848年7月
5日，《新莱茵报》发表《逮捕》一文，揭露了宪兵和科伦检察机关的非法行为，
为此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遭到控告。马克思在陪审法庭上发表演说，为自己及
夥伴辩护。他义正辞严地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
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
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首先，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
迫者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P274-275）即使是这个资产阶级的
法庭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所持的原则是正确的，法庭最后宣判所有被告无罪。
在另一个场合，马克思说：“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
职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755页）马克思此言的背景是，他的同
志李卜克内西向《总汇报》提供了一篇指控福林特是法国间谍的文章，福林特
向《总汇报》提起诉讼，而文章作者布林德拒不承认自己是作者。马克思站出
来，向《总汇报》提供证明布林德是作者的材料，在致《总汇报》编辑的信函
中他讲了上面的话。马克思尊重的是事实，至于党派利益、私人交谊等等不能
构成他回避事实、掩盖真相的借口。也许有聪明人会说马克思缺乏“政治意识”，
但在他看来，违背良知讲昧心话的人根本不配谈政治。今天我们讲传媒工作者
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都是十分正确的、非常
必要的。问题不在辞句而在内容。我想，所谓“政治意识”就是要“立党为公”，
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谓“大局意识”，就是从坚持维护人
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政治原则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目标出发，不掩恶不护
短，即使“挥泪斩马谡”也在所不惜；所谓“责任意识”就是实事求是，报喜
不吹牛不撒谎说话负责，揭短不夸大不诬枉经得起法庭调查。这种理解是否恰
当可以斟酌，但有一点，应当是可以肯定的，即新闻报导、舆论监督中的所谓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决不应是权谋意识、权术意识、欺瞒意识；
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欺善怕恶、欺软怕硬，搞官官相护、欺上瞒下、“愚民
政策”那一套，决不是正大光明者所应为，决不符合共产党人的信念。

　　为什么现在新闻工作者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是人民的喉舌呢？如上所述，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庭尚可以这么讲，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人民共和国
的阳光下倒不可讲了，岂非咄咄怪事！不错，在中国，传媒特别是机关报，是
党的喉舌，但党的喉舌并不等于“长”的喉舌，并不是每一级的宣传部长和书
记都自然而然地是代表党的。为什么要把党与人民对立起来呢？毛泽东说过：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责任，每句话每个行动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
误，就要改正。既然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那么，从政治层面言，讲
人民的喉舌、讲人民的利益、讲对人民负责不就是管总的吗？具体到组织管理
层面，毛也讲过：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离开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们要相信传媒与舆论的主管机
关，同时也要相信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大家都要反腐倡廉，也都不希望天下大
乱。何况，全国重要的媒体里都有党组织，都是党员干部主事，为什么不可以
放手让他们依法进行舆论监督呢？

　　如果关于传媒与舆论监督的这些指导思想、管理原则不理顺，新闻传媒就
脱不了狗的属性，“舆论监督”要具有公信力，要在安邦治国中发挥重要作用，
是根本不可能的。

　　顺便提到一个可笑又可气的新闻细节。也是2001年10月下旬，据广东传媒
报导，19岁的湖北省通城县少女刘荷到深圳市去打工，尚未找到工作而因“三
证”不全被宝安区收容遣送站收容，在被收容期间，被陌生人“冒领”出去惨
遭凌辱。收容站工作人员与“冒领”者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交易有待调查；起
码，他们的失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当记者去采访有关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时，
先是被拒绝，后又被义正严辞地教导：记者应该坚持正面宣传，多报导他们是
怎样为群众排扰解难的！这些人分明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却这般振振有词，他
们的歪理邪说是从哪儿来的灵感和底气？

　　这几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防火防盗防记者”。这个“防记者”当然是
防搞舆论监督的记者（对于吹喇叭抬轿子当跟班的记者，他们不仅不防，或电
话“召记”，领导未行秘书先通知新闻单位派人，或高价拉请，提供吃喝玩乐
一条龙服务，“诱以官、禄、德”的花样不一而足）。“防”的手段有多种。
首先是牢牢控制本地的新闻传媒，严令传媒老总这个不准报导那个不准披露，
违者即摘掉乌纱帽或砸他的饭碗；对于上级和中央传媒的记者，则授意本地有
关人员不得接受采访，有的地方甚至由政法委另外专门制了记者证，只认他们
这个证，不信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发的证。文明的设防手段是封锁现场和消息来
源，不文明的就乾脆采用暴力驱赶殴打记者，抢夺记者拍摄的音像资料。当然，
威胁受访的群众也是其中一招。记者的人身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揭发山西运
城地区领导制造虚假的节水渗灌工程的记者高勤荣身陷囹圄；为主持正义曝光
海南一起卖淫嫖娼案的记者刘洪以被逼疯；重庆女记者罗侠在采访现场被人打
成重伤……一起接一起伤害记者案令人发指，也令从事舆论监督的人心寒。如
果还是说“新闻记者是条狗”，则毫不夸张地讲，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在某些
官员眼中是威胁他们官运的恶狗、野狗，无人保护的记者则很像一条条丧家狗。CCTV的
记者在《偷拍实录》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很‘牛’'的中央电视台记
者，带着偷窃般的心态，忍着内心的愤怒，以一名弱小平民百姓的身份，目击
着欺骗、凌辱、威胁、谩骂、违法、乱纪等一系列‘精彩表演’，这是中国新
闻史上很特殊的一种现象。”

　　之所以如此，不需要多少理论水平和政治智慧，谁都知道，这是如今中国
的新闻记者缺乏法律保护的必然结果。当事人不希望自己的丑事变丑闻，当官
的要维护他们的所谓政绩和政治形像，至少是避免因千夫所指而下台，这都是
人之常情。奇怪的倒是，我们天天在喊“依法治国”，为什么就是迟迟不肯出
台‘新闻法“或”舆论监督法’？

　　“新闻法”已经呼唤有年，10多年来几乎每年两会期间都有提案提出。问
题洞若观火，大家都是明白人。据《中国青年报》2001年11月9日报导：“全国
人大新闻局副局长沈掌荣对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严重侵犯记者人身权、采访权的
恶性事件记忆犹新。他特别提到福州记者顾伟因采访老虎机赌博事件，被打黑
枪的事件。沈掌荣斥之为‘老虎机背后有真老虎’。

　　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司司长青锋剖析新闻采访权屡遭侵犯的原因认为，这是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方利益冲突的必然体现。

　　青锋说，新闻采访权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司法权力，它是公众知情权。
但记者行使新闻采访权时，由于没有明确强有力的法律保障，采访能否实现，
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方的好恶。尤其行使舆论监督的记者，必然激起那些既得
利益者的痛恨，轻则设置重重关卡阻碍采访重则拳脚相加。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厅孙加瑞一针见血地指出，记者在新闻采
访时受到侵害，与普通公民权受到侵害的保护方法应该有所差别。因为公众知
情权是建立在新闻采访权基础上的，新闻采访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
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对新闻采访权需要从法律上加以特别的明确保护。对
侵犯记者人身权的案件，不宜按普通案件或刑事案件来处理，应加大处罚力度。”

　　新华社在点评罗侠被殴打事件时指出：“引人关注的是，记者罗侠的遭遇
并不是偶发事件。为什么有些行凶肇事者气焰嚣张，无所顾忌？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是有些事件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处理；有些肇事者并没有依法受到应有的
处罚；对触及‘痛处’的新闻采访，有的地方和部门更是明里暗里纵容和支持
阻扰采访的行为。这种情况不容再继续下去了。

　　新闻单位行使舆论监督就是行使人民的民主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
全社会的支持。保护记者的采访权，就是保护正义的监督权、公众的知情权和
人民的民主权利。”（见上海《新民周刊》2001年第45期的转载）

　　他们说的难道有什么不对吗？难道还有什么反驳理由更有力而不宜摆上桌
面吗？

　　可以肯定，中国的新闻记者是务实的，他们并未想曝光水门事件、拉链门
事件、五角大楼越战文件那样高层新闻，他们不过是想配合党和政府反腐肃贪、
反对吏治腐败与司法腐败、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他们只是想在从事这样的舆论
监督时，人身安全不受侵犯，他们愿意承担编造假新闻诬人清白的法律后果，
他们只是希望法律明确什么人什么事有权拒绝采访，什么人什么事不能拒绝采
访……不论他们怎样想，法律总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总是在共产党领导
下制定的。

　　有鉴于此，对于“新闻法”迟迟不能出台，我只能说：匪夷所思。

　　参与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宪法赋予共和国每个公民的权利；舆
论监督是公民这种参与权的具体体现，新闻记者应当是国家的主人、自己的主
人，不是狗，不是谁豢养的家狗，也不是任人猎杀的野狗。



　　　　　　　　　　　◆　学术界的内伤 　◆

　　　　　　　　　　　　　　　　　　　　　　　　　　　　　·丁　东·

　　最近，几起发生在高等院校的学术失范事件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其中
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把抄袭别人的东西当成了终南捷
径。有的自己学问不错，翻译外国人的学术著作本来也付出了劳动，但一时被
虚荣心迷住了眼睛，译着当成论著发表。笔者前些时候在上海见到王元化先生。
他谈到对一位学有专长又有失误的中年学者，既要批评，也要爱护，不要一棍
子打死。对此，我是很赞成的。

　　我觉得，抄袭自然是不可取的，但就目前中国学界的情况而言，这远不是
最重要的问题。如果罗列学术腐败的十大表现，这个问题进不了前三位。

　　更突出的问题我想说三个：一个叫学术依附，一个叫权钱交易，一个叫逆
向淘汰机制。这三个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当代中国的学术，尤其是社会人文科学，对国家权力的依附性是很强的。
从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几乎完全沦为意识形态的婢女，从整体上丧失了独立
的品格。由国家机器垄断学术研究，如果在技术领域还能搞出两弹一星，那么
在社会人文领域，后果必然是一花独放，百草雕零。最早指出这个体制弊端的
是顾准，他1973年就说，“我们的原子弹和卫星上天，分明是在民主集中制下
搞出来的。苏联的军事科学，不对，是武器科学，还有许多其他各门科学，50
年来发展得也很好。如果说，科学研究在这种制度下多少受到阻碍的话，那就
是人文科学和哲学。因为这个领域，正是权威保留独占的判断权的领域。”
（《顾准文集》344页）的确如此。在这种从苏联学来的体制下，和最高权威不
同的思想学术见解，再有前瞻性，也难逃厄运。不必举太多的例子，从杨兆龙
提出的以法治国论，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到顾准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莫不遭到封杀，社会学等学科乾脆全军覆没。

　　80年代以来，从苏联引进的学术体制开始受到质疑和反思，学术界的独立
的意识开始觉醒，民间逐步拓展出一点学术空间。但到为止，这种民间的学术
空间仍然十分有限和脆弱。民间成立学术社团要受到控制和限制。国内外的一
些企业、财团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数量少而不稳定。一些出版社出
版民间学者主持的学术丛刊，往往因人事的变化和经费的萎缩而停顿。从整体
上看，学术界的民间空间和独立性还没有达到五四时代的水平。

　　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中，科研经费受控于政府财政，学术刊物只允许官办，
专业职称评定由官员调控。所有这些，都保证了学术研究基本上控制在国家机
器的导向之下。政治权力想调动财力向那类课题倾斜，往往收到立竿见影的效
果。90年代以来，党政官员调任学术研究机构负责人的现象有增无减。经过80
年代倡导干部四化，这些官员自然也有较高的学历，也有教授、研究员一类的
职称。但他们毕竟原来从事的是党政领导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到了学术机
构，他们也要抓科研，也要领衔搞项目。但这些项目的特色往往近乎政治宣传，
而与中外学术传统大异其趣。政治家有个什么新提法，他们就组织学术工作者
一拥而上地论证阐发，多少科研经费为此而支出，多少“论文”因此而自诞生、
多少书籍为此而出版、多少奖项由此而问世。与之相比，不论在声势上还是数
量上，民间学术活动的范围和规模，都远远地不能望其项背。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日甚一日，使整个社会弥漫
在一种腐败的氛围里。要让学界身处其间洁身自好，那真是天方夜谭。腐败的
基本游戏规则就是权钱交易。官可以买，其他公共权力可以买，与学术有关的
利益为什么不可以买？什么学位、学衔、学术成果、学术荣誉，无不与各种交
易联系在一起。包括两院院士的增选，也不无权钱交易。难怪有人说1948年选
中研院院士是学术至上，1955年选中科院学部委员是政治挂帅，90年代竞争院
士是金钱开路了。

　　我在《学术界》2000年第3期上，读到两篇文章，揭露陈国生的著作用的是
假书号，出版社不承认。其实，问题恐怕还是此生口袋里钱不多。在今日之中
国，只要书籍的内容不犯忌，有一两万块钱弄个真书号又有何难？由各级各类
掌握公共权力者领衔主编的用真书号出版的没有任何读者有兴趣光顾的“学术”
垃圾，其实比假书号出的书要多得多。

　　现行的体制，一方面鼓励学者混官，谋取公共权力，然后利用公共权力去
占有学术资源、学术头衔和学术荣誉，一方面形成逆向淘汰机制，对于健康的
学术力量构成有形或无形的压制、伤害和摧残。学界一些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
分子，不愿意与这种氛围同流合污，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直面现实，著
眼于社会的进步，研究真问题，于是受到种种压力。被点名批判的有之，被单
位解聘的有之，被出版机构拒稿或要求不属真名的有之，在评定专业职称时穿
小鞋就更不足为奇了。大学本来是靠名教授支撑的。有一所院校，本来就知名
教授就不多，但现有的知名教授却被冷冻起来。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
准》一文主要执笔者的孙长江教授，其学术造诣本来有目共睹，竟连指导研究
生也不允许。还有一所大学，学生评选了十名最受欢迎的教授。因为名列第一
的教授独立性较强，校方于是在公布名单时以姓氏笔划为序，把他排到后面。
这些小动作虽然不像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的专政手段那样致人于死地，但长
此以往，也难免要将中国学界导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才
是中国学术界更严重的内伤。



　　　　　　　　　　　◆　这样的假社会调查几时休　◆

　　　　　　　　　　　　　　　　　　　　　　　　　　　　　·佚　名·

　　前几天，笔者在一所在中学里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情，他们学校召开家长大
会，给每个家长发了一张市教委制定的调查表格，上面有20项调查项目，主要
有这样几项调查栏目：1，学校是否是有高收费情况？2，教师是否是有体罚学
生的行为？学生和家长是否是满意学校的教学计划安排？…………

　　这样的调查表虽然不写名字，但是，学生家长必须当场写了以后就要交给
自己孩子的班主任。结果，现场上，虽然许多家长对现在学校的收费、教学有
许多意见，但是，却没有一个家长敢按照自己的真实意见填写，他们都填写的
利于学校的好意见，谁不怕自己孩子的班主任呢！

　　我们设想，这样的调查表一旦交上去统计出结果，那么，这样的结果再向
市教委再向省和国家教委报告上去，国家教委再上报到国务院或者人大，那么，
政府和人大就会得到一个错误信息，认为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很好的，是得
到了许多家长支持的！

　　中国目前的许多行业中的各种调查数据，都是这样搞上去的，所以，尽管
许多人都知道这样的调查是在搞欺骗，与实际情况根本不是一回事情，但是，
大家都好像习惯在这样的谎言中生活了，这对于那些习惯坐在资料堆里搞管理
和写学术文章的人，就往往会得出“天下形势一派大好”的结论，这样的情况
又反过来影响新闻媒体，使他们写出“形势一派大好”的文章去搞社会宣传。

　　中国的许多事情搞不好，往往就在于制定相关政策的上级机关或者搞宣传
的新闻单位往往得不到真实信息，而之所以得不到真实信息的原因，就在于获
取情况信息的手段往往是很不科学的！其实，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一些调查方
法，要么搞严格的抽样调查，要么，国家可以委托一些学校和社会学单位搞这
样的情况调查！这样获取的信息才基本上是真实的！

　　总之，中国目前按照过去以往的行政老方式所搞的调查，真实可信度非常
低，应该是改变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了！而要改变这样的情况，目前并不是什么
难题，关键在于一些当权者是否是愿意超越自己的



　　　　　　　◆　步履蹒跚的发展──2001年中国经济述评 　◆

　　　　　　　　　　　　　　　　　　　　　　　　　　　　　·张　炜·

　　年终将至，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200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增长率预计可以达到百分之七点四，虽说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零点六个百分
点，但是仍然位居世界前列。在缓慢增长的世界经济之中，尤其是与在第三季
度开始呈现负增长的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已经长期在经济衰退的泥潭中挣扎的
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相对照，中国经济无疑是为数不多的全球经济亮点中的一个。
为了取得这样的增长速度，中国政府采取了财政、货币、收入政策三管齐下的
宏观调控手段。其中，扩张的财政政策最为突出也最为奏效。

　　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和动力，不难看到其中一些十分鲜明的
特点。

　　首先，过去一年的增长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在投资、消费、净出口这
三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组成部份中，前三个季度的投资增长高达百分之十五
点八，相对于大约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三的消费和净出口增长，投资在国民生产
总值增长中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

　　第二，在投资增长中，中央政府扩张的财政政策起着主导的作用。中国政
府连续多年实行赤字财政，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已经高达四千多亿元。这些资
金主要用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带动不景气的国内需求。世界银行中国局局
长断言，中央政府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中国经济维持百分之七以上增长必不可少
的手段。

　　第三，财政支持的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地向国有企业倾斜，这使得经过二十
多年改革的所有制结构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回归。国家除了继续直接向国有企业
注入巨额资金和通过国有企业从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还通过数以百亿计
的财政贴息等方式鼓励数以千亿计的银行资金以技术改造贷款的形式源源不断
地流向国有企业。这使得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以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速
度增长。相形之下，私人投资的增长却只有百分之七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国有
企业的投资增长，而且也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上述这些特点向人们展示了发展中潜藏着的巨大困难。显
然，单靠扩张的财政政策来支撑经济发展的重任实在是勉为其难。且不说中央
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已经用来为国债还本付息，余下的部份在失业救济、
社会保障、政府日常经费以及军事、治安等开支不断增长的需要面前顾此失彼。
就算是还有增发国债的余地，以政府财政支出来支撑的、以国有企业投资为主
导的经济增长后果也令人担忧。

　　这是因为扩张的财政政策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其
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而且实行这种政策的时间越长，它的消极作用就越大。
无论政府用于扩大支出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增加税收还是通过举债来筹集，都势
必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无利可图导致投资者失去投资信心，实际收入减
少也将使得消费者减少消费需求。经济学家将这种政府扩大支出导致民间投资
减少的现象叫做“挤出效应”。连续三年以来，在政府投资以大大高于国民收
入的速度增长的同时，民间的投资的增长却大大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一事
实充份说明扩张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在中国十分显著。

　　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再加上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益低下，这两者结合在一
起势必造成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这一点也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两年来前高后低
的走势所证明。中国去年全年的增长为百分之八，今年四个季度则分别为百分
之八点一、七点九、七点六和七点一左右。不仅如此，国有企业的扭亏增盈幅
度和技术改造资金到位的增幅也是逐季下滑。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在新的一年里不会有较大的改变。在全球经济
不景气的情况下，扩大出口没有太大的余地。如果中国想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
内维持社会可以承受的经济增长速度，看来在扩张的财政政策之外，还应该努
力在改革投资体制和完善资本市场以鼓励私人投资、减少民间税赋以刺激消费、
健全公正的政治法律体系以减少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等方面寻找更为根本的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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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

　　　　　　　　◆　中国企业超常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

　　　　　　　　　　　　　　　　　　　　　　　　　　　　　·秋　风·

　　众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尤其是有些有名的大民营企业，其兴也勃，
其亡也忽，各领风骚两三年，是中国十余年来的一大怪现象，有人称之为大企
业病。其实，所有国家都有大企业病，但中国的大企业病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
成因。中国百余年来形成的政治文化心态制约了企业家的想象力和行动选择范
围，而目前的政治经济结构则使企业落入产值数字陷阱，从而导致一个又一个
超常规发展的悲剧。

强大拜物教

　　自从19世纪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以来，敏感的中国人就有一种落后的焦灼感。
所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所谓的“落后就要挨打”以及所谓的“球籍论”，
通过灌输式的教育，深深地于烙印于普通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成为他们的很多
貌似反常的行动的基本动力。

　　在这种焦灼感的驱使下，国家民族的强大，就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
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问题，而成为一种极具激情的拜物教，几乎所有的人，从
政府到平民，都愿意为了强大，而牺牲一切。可以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可以抛
弃人的自由，可以蔑视任何理性的限度。

　　由此，经济，这种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市场自发运作的社会体系，也被中国
人认为是可以人为操纵的东西。所谓“人有多大胆、人有多大产”就是极端的
写照，而运动式的经济高潮也成为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常态。在50年代以后
的几十年中，经济中的狂热，一点都不比政治、思想中的狂热更少。今日有些
企业所表现出的歇斯底里，就是这种狂热的延续。

　　而那些用理想改造人性和社会的神话人物也同样成为我们的文化的楷模，
那个时代的特殊政治文化，成为很多经历过那个荒唐年代的企业家的圣经。在
很多匆匆崛起、匆匆衰退的企业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其企业领导人相当地迷
信某位伟人的政治策略和谋略，他们甚至照搬政治理想中的思想教育体系。他
们以为可以靠政治思想教育改造员工的人性，使之无私地向企业奉献。这正是
目前成熟的一代企业家的眼光的局限性。他们似乎真的相信自己在少年、青年
时，已经见证了中国人创造的神话，于是他们想在自己的企业中复制这种神话。

　　在强大拜物教和创造神话的欲望的激励下，数字就是一切，而最能满足人
们的高增长数字欲望的，就是超常发展战略。人们对任何正常的发展都没有耐
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超常规反而成了常规，面对常规，人们反而手足
无措。人们似乎已经不习惯正常的生活。人们的这种心态，不可能不影响到企
业，比如中国人从一开始办现代企业，就选择了政府扶持，一直到后面的计划
经济，都反映的是急功近利的赶超心态。我们后面将要分析到的民营企业与政
府之间的关系，与此也是一脉相承。

　　从上述国家、民族层面的政治、经济心态和战略简略描述中，我们已经隐
约看了大企业病的若干表现。的确，在大企业的政治文化、经营理念与现实的
政治文化之间，具有某种明显的同构性。这种分析是否牵强附会？事实上，不
管是美国企业界强调自由竞争、企业自己负责的精神，还是日本企业强调团对
队精神，强调自上而下的秩序，或者是欧洲企业强调利益分享，都与其政治经
济的基本结构，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形而上的原因在于，他们来自同样的社会规
则体系，形而下的原因则在于，在现代国家中，政府总是掌握着大量资源，企
业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导向的，因而，政治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企
业结构。下面我们将简单地分析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如何促使企业家总是选择
不计成本的扩张战略。

数字崇拜的根源

　　在中国，发展第一位的；对于不管是地方还是中央的官员来说，他的最主
要的政绩是经济发展的数字（当然，其它方面不能出事）。另一方面，政府的
手中掌握着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而任何企业家，如果不能有效利用这些
资源，那根本就没有成就任何事业的可能。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合演了一幕
又一幕大企业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的大戏。

　　决定政府官员政绩的是经济方面的政绩，然而，在政治圈内，没有人有兴
致追究经济发展的真实含义，因此，最简便直接的数字就是一些简单而具有概
括力的数字，也即产值及其增长速度。GDP这一与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概念之
所以主宰了整个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话语，基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可以给那些其
实并不是真心关心社会财富增长的政治体系评估官员政绩的简单指标。古典经
济学中没有什么GDP，它研究的是财富；但在权力源于民众现代政治制度下，
官员必须对选民有所交代，但其它政绩，比如社会稳定显然比较难以测量，于
是，GDP就成了报刊最热门的词汇，对于普通民众和报刊来说，这也是一个直
观的概念。克林顿做了什么，他的政策对经济有何影响，人们可能搞不清楚，
但每月、每季度、每年的GDP统计数字，却是只要学过算术的人都可以看得懂
的。人们无法理解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复杂的关系，于是他们假装，GDP
的增长率就能反映此前的政策是否明智。

官员与企业家的交易

　　官员要速度，在中国地方官员那里，这一点比所有国家都要更迫切，因为
脱胎于计划经济和家长主义，中国的政府自觉地承担了发展经济的全部重任。
整个社会都能看到这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而官员们也完全有资格承担发展经
济的重任，因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除了看得见的物质资
源外，还有种种审批权力，中国有无数的法律规章赋予大大小小的官员以支配
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力。任何人，如果不想办法利用有效地这些资源，他就是傻
子。他也不可能有事实上的成功。

　　企业家当然明白这一点，不管是国有企业的经理还是民营企业的经理，甚
至是三资企业的经理，都不例外。那些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高级经理也很快
地就知道了，学会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才是企业成长的关键所在。而民营
企业家在没有成为企业家之前，就已经从日常生活中清楚地知道，他的整个活
动在法律上是没有多少保障的，也没有任何资源可供他自由地利用，他的经营
活动离开随便某个环节的审批，就寸步难行，而他的财产，也缺乏基本的法律
保障。因此，民营企业家顺理成章的选择就是：尽一切可能寻求政府的保护。
他的这种心态之迫切，远甚于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是自家人，而民营企业
家是外人。越是外人越得小心谨慎，越得把政府研究个透彻，从而有效地开发
政府的资源。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现实的交易：官员为企业提供其发展所急需的
各种资源，各种荣誉性的政治安排，就是官员给予的保护。提供法律所不能提
供的保护，作为回报，企业家则为官员提供其所急需的GDP增长数字。企业对
于官员的主要效用，就是数字。当然，我们此处不讨论其间的灰色、黑色关系。
对于企业来说，数字成了来自官员、来自保护者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并不是
直接的，但每个企业家都能感觉得到。企业只有不断地保持扩张的势头，才能
为本地的GDP作出更大的贡献，他才能够进入到官员的视野，官员才有可能投
桃报李，廉价给予他资源并向他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

为什么要超常规

　　但官员可以提供的资源和保护本身，也是高度稀缺的：本地有无数企业家，
官员为什么要把资源给我、要保护我？因此，企业必须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注意
力，而最能进入官员视野的注意力，就是超常规的发展数字。本地几百家企业，
产值增长速度都在10%左右，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我；而如果我能达到50%，就
会引起领导的注意。当然，如果我的规模达到100亿元，也一样可以引起领导注
意。于是，超常规发展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越是精明的企业家，越是具有这
种冲动。

　　另一方面，企业家也清楚地意识到，仅受本地官员的保护，可能是脆弱的，
并且可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很可能成为当地官员的人质；他们可能被控制在
当地目光短浅的官员手中，遭到无限度地利用（比如三天两头来捐款）。因此，
企业家几乎本能地期望获得更大范围的注意力，寻求更高层次的保护。而获得
这种注意力的最好策略，也是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并且通过各种媒体，使这种
速度为人所知。事实上，注意力本身就具有某种保护效应。如果我是个知名的
企业家，那么，我在法律上的地位就似乎多了一层保障。企业家竭力地塑造自
己的媒体形像，更多地是一种寻求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而不仅仅是为企业直
接寻求商业机会的公关策略。

　　对于国有企业的经理来说，产值就是一切，产值统计数字就是他的生命线，
至于那么多产值是否为企业创造了财富（比如真正的利润），则并不重要，反
正这些财富也不属于自己；其实官员也不关心真正的财富到底创造出来了没有；
甚至联经济学家都不关心这些数字的含义；更进一步，如今的经济学家，又有
几人关心真正的财富？大家都假装那些宏观的数据就等于财富。在从微观到宏
观的整个经济学生态链上，产值数字、GDP都只具有向别人显示自己能力的价
值。

　　按理说，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企业是自己的，他应该更关心自己真实的
财富的增长，他应该算计的是实实在在的利润而不是产值的暴涨。然而，目前
的政治经济结构扭曲了他的心态、价值和行为。他同样堕入到数字陷阱中，甚
至比国有企业坠落得更深，因为他在法律上更脆弱。他只能通过制造超常规的
产值数字来获得注意力，有时甚至不惜伪造数字，换取安全感。国有企业的经
理塑造数字是为了升官，而民营企业家塑造数字，则是为了增加自己在官员心
目中的份量。尤其是那些将要成名，或者已经成名的企业，有更强烈的塑造数
字的冲动。因为数字能给他们带来正常市场所不具备的资源，这些数字也能给
他们提供正常的法律秩序不能给予的保护。而成名之后，如果不维持超常规，
官员会对他们失去兴趣。

　　这些企业家们的追求是无奈的，他们的命运是尴尬的，因为他们发现，他
们生命的意义似乎得由那些毫无意义的数字而不是自己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利润
赋予的。而当他们精心构造的大厦轰然倒塌的时候，注意力的光环就变成失落
感的煎熬。这些企业家是黄金沙滩上的乞丐。他们拥有一切，但他们仍然不能
成为心智健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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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　评当前的和平反战运动 　◆

　　　　　　　　　　　　　　　　　　　　　　　　　　　　　·茉　莉·

　　一直对欧洲历史上的和平反战运动极为推崇的笔者，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
击后，面对欧洲再度兴起的反战示威，却裹足不前，困惑地沉默了。

　　和平无疑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没有人能够否定和平主义者的理想价值。
但是，和平主义不仅仅意味着走上广场喊口号，它是一种信仰生活的精神态度，
一种试图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除了丧心病狂者之外，极少有人把战争当做一
种正常的生活形态。从渴望和平的心理而言，和平与人性共存。基于此，笔者
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是不属于今日游行反战的人群，因为使用
怎样的手段获得和平，是有很大争议的。

　　信奉和平主义却又主张自卫反击的人，爱因斯坦称之为“战斗的和平主义
者”。他说：“我是一个坚决的，但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这就是说，除了
面对那些蓄意以毁灭别人的生命作为自己的目标的敌人，在一切事情上我都反
对暴力。”他又说：“我几乎完全认同甘地的那些观点。然而，对于那些试图
杀害，或者剥夺我或我的同胞生存基础的暴力，我（作为个人，或集体一起）
将会予以强烈的抵抗。”这是一个真正面对现世的人道主义者的选择。

　　在笔者看来，目前世界各地的反战运动，与历史上的和平运动有本质的区
别。首先，它针对的对象，不再是过去那些一心扩大疆域和势力范围的政权，
而是被害后行使自我防卫权利、竭力制止更多恐怖袭击的美国政府。和平主义
在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制止强国为了利益争执出兵攻城掠地，而不
是阻止被侵害的人们行使自卫的权利。其次，911后参加和平反战示威的人们，
既有为911灾难痛心、为阿富汗平民生命担忧的善良人们，也有借机挑起宗教民
族仇恨的恐怖组织支持者，呈现出鱼龙混杂的复杂形态。

　　做一个口头的和平主义者，要求生活在恐怖威胁之下的美国人放弃他们的
自卫权利，是容易的、轻松的，但却未必是道德的。为此，笔者试图回顾和平
主义的历史，审视今天的和平反战运动，以求理清各种不同的和平观，分析各
种怀有不同动机的反战呼吁。

一，绝对和平主义者：宗教人士

　　爱因斯坦当年所指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主要是基督教的一支──教友
派。由于基督教《新约》要求信徒“爱你的敌人”，不提倡复仇，早期和平主
义者大多来自基督教的教友会和耶和华见证人。1815年，世界上第一个和平协
会由教友会成员在纽约建立。他们出于宗教信仰的理由，拒绝一切形式的暴力，
出于道德良心而反对任何军事行动与战争，因此又被称为“良心反战者”。

　　从十九世纪起，欧美的和平组织成员就以传播基督教义的巨大热情，去传
播和平反战的理念。爱因斯坦曾评价说：“教友会代表了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
──特别是在国际生活中，他们的影响极其积极有效。”圣．方济各的《和平
祈祷词》很好地表现了基督徒们的心声：

　　“上帝，请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
　　让我用爱去消除仇恨。”

　　当911恐怖爆炸声刚响过，人们的余悸未了，欧美各地教堂都举行宗教仪式，
为死难者做追思弥撒。面对人类一再旧病复发的兽性，面对把世界卷入灾难之
中的人心仇恨，宗教领袖们都再三告诫人们不要以暴易暴，如教宗若望保禄二
世多次呼吁：所有不同信仰的人民，切勿心怀仇恨，要为人类文明携手努力共
赴和平。

　　在反对复仇方面，佛教比基督教走得更远。佛教教人珍惜一切生命，也包
括恐怖分子的生命。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在911事件后不久，发表了给布什
总统的一封公开信，强调以暴易暴只会令仇恨和愤怒加深。一位西藏佛教徒撰
文痛苦地倾诉：“究竟是什么样共同的业力和果报降临在那些平常人的头上？
究竟又会有什么样分别的业力和果报继续在六道轮回当中流转？绵绵不绝的仇
恨，冤冤相报的下场，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在感同身
受的时刻，我祈求佛教充满人性和人道的光芒照耀全世界，不暴力，永远不暴
力，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地拥有一个没有暴力的人间天堂。”

　　在不信神灵的笔者看来，颂扬和平，反对战争，是基督的理念，佛陀的信
仰。基督所赐福的是那些“宽容者”、“有怜悯之心者”、“缔造和平者”：
能达到涅盘境界的，是那些不杀生的佛教徒。宗教家们的教诲不可谓不美好，
但是，他们能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吗？

　　在评论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事时，教宗说：“纷争必须透过对话以和平方式
解决。”但是，怎样才能展开和平对话？怎样才能使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自动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来教宗也拿不出办法。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也不主张
美国报复，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对回教恐怖份子发动‘慈悲之战’－－
空投粮食与救济品给阿富汗难民。”主张感化恐怖分子的星云大师，一定不太
了解，凶狠的塔利班是怎样从阿富汗老百姓口中抢夺粮食的，而北韩政权又是
怎样把国际救助灾民的物资出售，换成钱用来制造核武器的。现实比宗教领袖
们想象得要可怕得多。

　　为了承担和平的现实性责任，武力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圣经》也不提倡
缺乏正义的和平，因为那将是更多苦难的哭喊。中国的古人说：“兵者，凶器
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在西藏历史上曾发生过喇嘛被迫杀人的事件，那是
因为，“若是佛法遭危害，即使比丘也持矛。”虽然佛教禁止杀生，但也有如
下理论：为了制止凶残者者继续造孽。杀死一个正在作恶的人，是对他的珍惜，
使他不至于犯下更多的罪孽。

　　由于绝对和平主义者也有上述特许，最近，一些宗教领袖们发表的看法也
开始现实。如南非大主教图图就和几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起发表声明，支持
全面对抗恐怖主义。他们说，这些罪犯必须被指认、逮捕，并予以严厉惩罚。
他们也敦促任何行动都应在国际法之下执行。

　　不幸中的幸事，是这次恐怖事件促使了不同宗教之间的沟通和对话。不少
伊斯兰教领袖也公开谴责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罪行，表达伊斯兰教爱好和平
的信仰。

二，“曼彻斯特自由派”的和平传人

　　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漠说：“唯有和平才能书写新的历史。”和平主义
在欧洲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追溯到欧洲近代的一批
伟大作家：伊拉斯谟、伏尔泰、卢梭和边沁。

　　最早的欧洲和平组织，是英国人理查－科布顿于1840年在伦敦开始创办的。
这位先生应该为我们中国人所记住，因为他曾在国会中强烈反对英国侵入中国
的鸦片战争。作为著名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试图通过
增加贸易自由、废除粮食关税等手段，将武力从国际政治中取缔，以确保和平。

　　这一流派的和平主义者相信人类运用理智就能制止战争，当上个世纪毫无
理性的两次血腥大战来临，这些自由派的和平理想即宣告破灭。而后，联合国
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权威机构，各国和平组织广泛建立。自由派和平主义者主
张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争执，但他们并不认为应该指控那些被迫抵抗的人，并
不反对国际社会采取特别的武力措施，以促使和平权利的实现。

　　民间的和平反战运动曾一度沉寂，直到六十年代越南战争时期才再度蓬勃
兴起。今天，面对蓄意毁灭人类文明的恐怖分子，欧美仍有少数自由派人士参
加反战集会，但大多数昔日街头的自由斗士因911事件改变了立场。在曾经同仇
敌忾反越战、并具有反美传统的瑞典，这次除了左派党和环境党之外，其他各
党派包括知识分子自由派的人民党，全都赞同瑞典政府无条件支持美国的表态，
为此不惜放弃瑞典长期奉行的中立国策。在当年反越战的大本营美国，三十多
年前曾高挂北越国旗、火烧美国星条旗的激进学生领袖，如今也挂起了美国国
旗。

　　这绝不是说今天的欧美自由派就不主张和平了，相反，他们比任何时候都
痛感和平的珍贵。然而，这些自由派不同于具有宗教虔诚的绝对和平主义者，
他们认识到恐怖分子的极端危险性，深知恐怖辞典里没有\"对话\"这个单词，一
味“反战”并不能达成和平。

　　早在文艺复兴时代，格老秀斯就提倡过“爱的万国法律”，即通过武力限
制战争。在前年的北约会议上，捷克知识分子总统哈维尔就表示：“应以摧毁
邪恶的军力保障和平，离开能够击退邪恶的军力存在，和平是无法获得的。”
目前欧美自由派的整体表现，基于他们对现实的理性考量。

三，反战是欧洲左派的盛大节日

　　笔者一直在追踪瑞典各个城市举办的和平反战集会。一个有趣的发现是，
目前的反战运动就如同又过了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广场上红旗猎猎人如
潮。在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毫无例外地，举红旗喊口号的示威者
大都是左派。如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席齐默尔就公开呼吁，要求该党成员及
同情者积极参加和平反战运动。这样，反战游行成了欧洲左派登台露脸的又一
个盛大节日。

　　左派们喊出的口号，不仅有“反对战争支持和平”等一般性诉求，更有
“不要战争，要全球正义”的特殊主旨，反对全球化的还打出“G8制造恐怖主
义”的横幅。德国著名作家格拉斯的言论可以代表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看法：
“要想彻底消弭恐怖主义，就必须改变富裕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关系。”他们因
此大谈南北冲突（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冲突）问题。

　　笔者在欧洲和左派有所接触，对他们在本国内部事务中呼吁社会正义、尽
人道责任维护弱势群体的言行，一向很有敬意，但发现他们在面对国际问题时，
常常显露出他们的天真、片面和幼稚的一面。他们以为解决南北冲突，实现中
东和平，停止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恐怖分子就会从此洗手不干，这些大都是
不现实的和平幻想。

　　正如胡平先生论述过的，恐怖主义固然有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但也有人性
根源。即使在全世界消除了贫富差距，仍然会有人性的嫉妒、贪婪、野心，以
及由人性恶滋生的犯罪。贫困虽然是冲突的一个根源，但如果一味把恐怖事件
归结为贫富阶级的冲突，就会在无意中为邪恶者开脱。

　　左派们把恐怖分子想象为可怜的兔子，是因为穷急了才去咬人，这完全是
一厢情愿的解释。胸怀伊斯兰天下大志的宾拉登，本人即腰缠万贯的大富翁，
按阶级路线划分，应属于大资产阶级。这样一夥富家公子，在阿富汗安营扎寨
组织恐怖活动，却置阿富汗无数饥饿的儿童于不顾，从不尝试去解决穆斯林兄
弟的基本生存问题，甚至在那里滥杀无辜平民。他们的活动完全不是为了争取
平等富裕，更不是由于顾惜穷人而为之抗争。何况，在美国911事件中牺牲的无
辜者，不少人来自贫民阶层。可见，左派们以阶级斗争理论解释恐怖产生原因，
是不太能够站得住脚的。在瑞典，他们被人讥讽为“红酒左派”和“沙龙社会
主义者”。

　　至于一些号称“中国新左派”的人，公开在网上充当恐怖主义辩护士的，
不属于笔者论述的范围之列，他们不配和幼稚但却真诚的欧洲左派相提并论。
倒是台湾的左派可以一提，如“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Ｐｅａｃｅｔｉｍｅ），
他们别开生面的做法是，以行动剧呼吁美国总统布什在阿富汗及时煞车，改由
国际法庭审判宾拉登。在剧中，布什与宾拉登在法庭中激辩，最后两人都坦承
有错，布什允诺人道援助阿富汗，宾拉登接受“终生监禁”的判决，从此，世
界不再陷于不安之中。

　　这个剧情的结局可谓幸福之极，只是台湾朋友没法回答一个小小的问题：
谁有这个强制能力，请宾拉登入瓮海牙接受法庭审判？

四，热情青年的和平乌托邦

　　不管左派右派，走在欧美反战运动旗山旗海最前列的，大都是年轻人。这
是因为，年轻人最具理想主义热情，最愿意在时代潮流中留下自己的足迹。在
拥有个人充份自由的欧洲和美国，他们叛逆的激情、个性和勇气，也需要有挺
立于人潮之上的机会来表现。

　　由反战运动引起的一个典型冲突，是正在英国留学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
女儿切尔西，由于不能忍受牛津大学高涨的反战反美情绪，一怒之下，她率领
一群留英的美国学生，到英国学生反战集会上大闹了一场。亲身经历过911恐怖
事件的切尔西，为英国青年的反战运动感到痛苦和沮丧。

　　没有人能指责欧洲青年学生对和平的善意，但他们的单纯、不成熟和缺乏
对现实的深层思考，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反对“以眼还眼”，高喊“战争不
是答案”，殊不知，使用武力除邪治恶当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没有人能找到
完美无缺的方案。如果反战的年轻人提不出更好的方案，他们是否乐见人们为
了“不以暴力抗恶”的信念，再次牺牲在恐怖爆炸中呢？

　　正如美国的一名国会议员所痛陈的：“上一次，他们来炸世界贸易中心，
杀死了我们的六个人。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这一次，他们炸掉了世界贸易中心，
杀死了我们的六千个人。假如我们仍然什么都不做，那么，下一次，他们就会
拿着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来，就可能杀死我们的六百万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可爱的年轻人无法清醒面对的可能后果。出于和
平乌托邦的幻想，出于对弱者的天然同情，年轻人看不到原教旨主义末日情结
的特殊性，看不到他们要实行伊斯兰绝对统治、以杀死一切“异教徒”为乐事
的狂妄征服欲。这些“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年轻人会发表漂亮的言辞，而不
知承担责任的艰辛。

　　最近，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学生正在组织一股更大的全球性反战运动。作
为美国开战后第一个发表反战声明的团体，他们豪情满怀，想要联合世界多国
的学生，制造更大的反战效果，从此“改写学生参与和平运动的历史”。因此
有人把他们比做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享受前辈创造的文明安定生活，却一心
要和务实的前辈唱反调，把反战集会当做重新创造历史的热闹派对。

五，这些人不是反战是反美

　　当年汪精卫在日本入侵中国时，就曾发动过一场短暂而臭名昭著的“和平
运动”。今年夏天瑞典的反全球化示威，也有纳粹分子混在其中制造暴力事件。
和平反战这面大旗，是可以被各种企图的人们所利用的。

　　一些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居住地区兴起的反战集会，其实只能称为“反美
示威”，因为他们把一切归结于美国的“罪恶”，不但不反对宾拉登发动的恐
怖战争，反而号召“圣战”（其实《可兰经》上“大圣战”的真正意义是救赎
自己的灵魂）。如何质疑被歪曲了的“圣战”，走出民族悲情，关心人权，尊
重生命，让伊斯兰教实现其和平的信仰，还得靠阿拉伯知识分子做出勇敢的自
我反省。

　　和平反战运动还有其有趣好玩的一面。一些在本国实行国家恐怖主义高压
政策的国家，这次也振振有词大谈起“和平”来了，如用坦克机枪镇压自己人
民的中国政府，一再“关切”阿富汗人民的和平，鼓吹“超限战”的中国网友
也愤怒斥责美国的反击；在驱使几百万难民投奔怒海的越南，其党报也宣传：
“战争不是一项选择权”；让自己百万人民活活饿死的北韩当局，也指责美国
以“军队破坏地区和平”，造成“恶性循环”。

　　连这些恐怖国家也俨然成了他国“和平卫士”，夫复何言？他们每天都在
迫害人权，置本国政治犯、良心犯于死地，和宾拉登恐怖主义没有什么本质区
别。

六，反战运动的正面意义

　　尽管卷入当前反战运动的人形形色色，动机复杂，尽管这个反战运动是苟
延残喘的宾拉登之流愿意看到的，但总体而言，这场运动体现了自由社会的多
元化，只要它的声势不至于大到影响世界反恐怖的决心，它对目前的反恐怖战
争和未来世界的和平建设，都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首先，各种不同的反战声音，能时时提醒正在进行自卫反击的美国政府，
敦促他们抑制过份的复仇欲。虽然战争在目前是别无选择，政治家不是万能的
上帝，只能采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武力措施，但和平运动斥责战争，暴露它的
可怕后果，能促使掌握权力的人保持高度克制，尽可能避免祸及无辜，并帮助
遭连累的难民重建家园。这样，和平成了一个目标，一种框架，在这个框架里，
主流势力必须尽可能克制，以减少暴力。

　　其次，广泛的和平运动表达了人民参与现实的和平愿望。和平与亿万人生
命存亡攸关的问题，不能让政治家独自承担。正如诺贝尔早就意识到的：“和
平不能由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来获得。它是全世界人民宽阔视野和良好意愿努力
的结果。”为了和平，我们不得不去深入了解冲突的起源，了解宗教狂热的非
理性，了解民族利己主义如何制造野蛮，并研究如何约束人性之恶。反战运动
也有益于西方国家的反思，让西方人学习从别人的生存立场看问题，从而建立
一个观照全球的新视野，掌握“和平的艺术”，加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相互
理解，学会在这个星球上共存。

　　再次，这场和平反战运动对欧美各国穆斯林移民的人权保护，也是很有作
用的。在笔者居住的西欧，穆斯林移民基本上属于弱势群体。911事件带来的一
个后果是，反移民的纳粹言论趁机出笼。例如在极右派嚣张的丹麦，有人在911
之后举起纳粹旗帜，叫嚷：“每一个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更有人公开要求
把所有的穆斯林和外国移民都赶到一个荒岛上去。在这种时刻，一向主张社会
公正、关心弱者的左派挺身而出，呼吁宽容，无疑对极右的纳粹势力有一定抑
制作用。

　　总之，笔者仍然肯定这场异常复杂的和平反战运动，因为真理从来就不是
片面的、单一的，真理有它的多元性。笔者认为，残忍的恐怖分子必须借助武
力去战胜：笔者也相信，和平友爱的善意，能消除人类的敌视与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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