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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ＴＵＮＮＥ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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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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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5.17　　　　　　　　　　　　　　　　　　　　　（sd0105c）
　÷÷÷÷÷÷÷÷÷÷÷÷　本　期　目　录　÷÷÷÷÷÷÷÷÷÷÷÷
１、评　　论　胡适为蒋介石祝寿　　　　　　　　　　　　　　·雷　颐·
２、聚焦报道　中国面临最後的选择——军方改革派意见书　　　·佚　名·
３、研究讨论　民主最终仍然是手段，它的目的又是什么？　　　·徐水良·
　　　　　　　告别民族主义　　　　　　　　　　　　　　　　·黄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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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　胡适为蒋介石祝寿　◆

　　　　　　　　　　　　　　　　　　　　　　　　　　　　　·雷　颐·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是蒋介石的７０大寿，蒋氏谕示“总统府”函知各方
“婉谢祝寿，以六事谘询于同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
察舆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由雷震主办、一向争
取政治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的《自由中国》便决定出“祝寿专号”，以回
应蒋氏“直率抒陈所见”的号召。同时，身居美国的胡适收到国民党要员胡健
中的电报，要他写一短文为蒋祝寿，并专门提到蒋氏“婉辞祝寿，提示问题，
虚怀纳言”、希望胡适“坦直发表意见”的意思。胡适本来就参与了《自由中
国》的创办，并曾任该杂志“发行人”，与雷震关系素来密切，这次更是一拍
即合，便匆匆写就《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在当月的
《自由中国》（第１５卷第９期）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讲了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一译艾森豪威尔）的两个
故事。一是二战结束不久，艾森豪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副校长安排他分头
听有关部门汇报工作。考虑到系主任一级人员太多，副校长只安排他会见各学
院的院长和相关学科的联合部（Ｄｉｖｉｓｉｏｎ）主任，每天见两三位，每
位谈半个钟头。在听了十几位先生的汇报之后，艾森豪把副校长召来不耐烦地
问总共要听多少人的汇报。这位副校长在纸上用铅笔认真算后说共有６３位，
艾氏听后大惊：“天呵！太多了！太多了！副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从前做同盟
各国联军的统帅，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空前最大的军队，在那个时期，我只须
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将领，——我完全信任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
我从来不用过问，也从来不须我自己接见。想不到，我做一个大学样长，竟要
接见六十三位主要首长！他们谈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细心听他们
说下去。我问的话，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话，他们对我客气，也不好意思不答
我。我看这个糟蹋了他们的宝贵时间，于学校实在没有多大好处！副校长先
生，你定的那张日程，可不可完全豁免了呢？”胡适讲的第二个故事是艾氏当
选美国总统后，一次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时，白宫送来一个急件要艾批示。总
统助理知道艾氏疏于理事，事先便拟就了“赞成”与“否定”两种批示，只待
艾挑选其中一个签名即可。谁知艾氏看了文件后一时不能决定赞成与否，便在
这两种批示上都签了名，对来人说道：“请狄克（Ｄｉｃｋ即当时的副总统尼
克松）替我挑一个罢。”自己仍打高尔夫球去了。

　　讲完这两个故事，胡适评论说：“这两个故事都可以表示艾森豪先生真有
做一国元首的风度”，承认自己没有专门知识，完全信任属下，“这是何等风
度！”希望蒋向艾森豪学习，并进一步劝蒋说：“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
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
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他希望蒋能本此
哲学做一个“守法守宪”的领袖。最后，“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
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
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
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
‘乘众势’的元首呢？”
　　以此种文字来向蒋祝寿，确是大煞风景，必然触怒当局。同年１２月，由
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之名发布了题为《向毒素思想
总攻击！》的“极机密”的特字第９９号“特种指示”，随后又印行了长达
６１页的更为详尽的同名小册子。其中第三章题为“对毒素思想的批判”，内
又分“对所谓‘言论自由’的批判”、“对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批判”、
“对所谓‘自由教育’的批判”、“对批评总裁个人的批判”四小段，从这四
个方面对《自由中国》和胡适等人这方面的言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有
一知名学者发表所谓‘向政府争取自由’的言论”“目的在于制造人民与政府
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为共匪特务打前锋”。要“总
裁”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元首”更是“荒谬绝伦的言论”。“批
评总裁个人，阴谋毒辣！……广大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坚决服从大智、大
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反之，必然遭到重
大挫折与失败。阴险狠毒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深深了解，所以他们破坏革命事
业的一贯策略，就是：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对领袖的信仰。”“所谓‘言
论自由’，‘思想自由’，其实都是骗人的”，“一味空谈民主自由，绝对不
能解救国家的劫运。”“别人讲民主，我们也讲民主，别人讲自由，我们也讲
自由。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可笑的看法。须知各国国情不同，此时此地的台湾，
只有大家拼命来争取国家的自由，然后个人的自由才可取得；况且时代潮流趋
势，亦已由争取个人自由转而争取国家自由”，为了“消毒”，“我们就要大
大的发扬国家自由重于个人自由，国家自由先于个人自由，不论是在学理上、
法律上、事实上使个人自由主义无法立足。”“现在我们要高举起正义的大
纛，只要认为某些言论是反动的、荒谬的，就要予以无情的痛击。”这份文件
时时处处都要说明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替共匪摇旗呐喊”一
类，在时处“白色恐怖”的台湾，这可是杀头之罪。文件“要党内同志提高警
惕，分清敌我”，“要思想动员：进行思想战打击敌人，最重要的，是有组
织，有领导”，“一定要有组织领导，组织支援，在党内进行大规模地思想动
员，而定计划步骤，安排出战人选，攻击不偏于一个角度，而要以排山倒海之
势，从四面八方来围剿敌人。”要求在学校、军队、机关、工厂、农村、商
店，甚至家庭内、车船中都“随地作战”，“我们的武器是笔、是嘴、是报
纸、是杂志、是广播电台、是印书馆”，“思想作战要无处不是战场，无时不
是战斗，以打击敌人，获取胜利的成果。”（《雷震回忆录》，第１０９－
１４５页）随后，台湾各主要媒体都按部署对自由主义这种“毒素思想”作了
大量的猛烈抨击。
　　这次“祝寿”，使台湾当局对《自由中国》更加忌恨，必欲封之而后快。
其实，本来是蒋介石本人一再要各方“直率抒陈所见”、“坦直发表意见”，
表示“虚心研讨”、“虚怀纳言”，装出一副“民主”“开通”的模样，然而
一旦有人信以为真、其坦陈所想不合己意时，却又立刻翻然变脸，给人扣上种
各罪名，露出不容异议的独裁者的真面目。这分明是引蛇出洞，毫无信义可
言，所以对专制独裁者“直率抒陈所见”之类的号召，一定要慎之又慎，切勿
轻为所动。

〖“大纪元”转载“问题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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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报道°

　　　　　　　　　　◆　中国面临最后的选择　◆
　　　　　　　　　　　——军方改革派意见书
　　　　　　　　　　　　　　　　　　　　　　　　　　　　　·佚　名·

　　中国正面临本世纪末最后的选择：或者顺应历史潮流，跻身于民主世界；
抑或为体制的僵化而无法迈入新世纪的门坎，而成为２０世纪的专制遗产。我
们认为：中国已经到了放弃强迫人民利益服从意识形态的时代。

一、更新现代化的概念
　　如果无数革命先烈能开口讲话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赞同所有的鲜血和生
命其实都是为了人民的福祉，换句话说，让人民生活得自由和幸福。一切党派
团体、一切意识形态、一切理论纲领，都不能有违这个目的。虚幻的乌托邦似
的奋斗目标，其实是牺牲人民现实利益的代名词，它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
付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痛的代价。如果继续以虚伪的政治邪教统治人民，一
旦人民彻底醒悟，更可怕的后果在等待着历史审判。今日的执政当局如能把握
时机，革新思维，那么，尚有一智灭千年愚的最后机会。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更新现代化的概念，以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和军队国
家化替代过时的现代化理论。

二、军队国家化的进步意义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纪要中，规定过“支部建在连上”，中共也确定了
“党指挥枪”的原则。长期以来，这支在名义上的“人民军队”，已成了共产
党的军队。人民养育了这支军队，而军队只听从共产党的指令。这种把军队沦
为党派工具的理论和做法，使军队在党派的政治斗争中成为压制对方和人民的
绞肉机。政党犯错误时，军队就跟着犯错误。文革三支两军、“６．４”事件
等，都曾使这支人民的军队竟把枪口对准人民。军队党派化，是军阀、党阀滋
长的根源。如果不彻底摒弃这种狭隘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定
时期，军队会沦为对人民的冷战工具，类似前南斯拉夫的状况。所以，我们建
议，国家以立法方式规定军队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军中不许建立任何党派组
织、军队只服从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国家首脑有权调动和指挥军队，但作战
必须经过人民议会批准并对此负责。此举的伟大意义在于，避免人民军队侵犯
人民的利益，并有利于巩固国防。

三、改革传统的苏式军事体制
　　中国的军队基本上是沿袭斯大林时代的苏式军事体制。这种体制经几十年
的实践证明是僵化的、不科学的。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完全有必要自上
而下地进行一番改革。

（一）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强化国家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
　　　凌驾于国家军事委员会，不仅不合理，且完全没有必要，机构
　　　重迭。强化国家军事委员会的职能和人员组成：该委员会应由
　　　国家主席、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人及宪法监督委员
　　　会主席等组成。
（二）撤销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及各大军区，由参谋长联
　　　席会议取代。参谋长联席会议人员有：国家军事委员会成员、
　　　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后勤保障部长、军队法律监督委员会主
　　　席、各大集团军、海军、空军、二炮等各军兵种司令员。参谋
　　　长联席会议负责军训及执行国家军事委员会下达的作战命令。
　　　这样做的好处是：精兵简政，提高部队战斗力，及促进国防现
　　　代化。
（三）撤销政治委员制度，由军法监督委员取代。撤销包括所有军兵
　　　种的军、师、团政治委员，及营政治教导员和连队政治指导
　　　员。师团以上单位设立军法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为高薪
　　　职务，直接隶属国家军法监督委员会。连营级设立军法监督
　　　员、军法监督委员会主要是起依法治军的作用，决定军官和士
　　　兵的奖罚，培养军官和士兵的法律意识。
（四）所有军事院校应摒弃苏式的军事教材，改用英、美等西方发达
　　　国家的军事教材，并加入中国军队的应有内容。

四、与民主法制国家建立友善关系
　　放弃过时的敌对观念，与美国、日本、欧盟等民主法制国家建立更为友善
的合作关系，与西方诸国签署和平条约，与美国相互承诺不把核弹头对准对
方，交换军事情报，在售武问题上接受联合国的监督并自律。在亚洲的稳定方
面，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与越南商谈归还至今被占的南海诸岛，维护领土
完整和国家主权。

五、结束意识形态冷战，实现大裁军
　　国际间的冷战虽已结束，但意识形态间的冷战尚在继续。表现在中国方面
的，主要是国内的意识形态与国际社会的人权民主意识不入流，因而产生另类
冷战。这种冷战还表现在对台湾及西藏问题上的僵化立场。我们建议，以大中
华共同体同时容纳中国和台湾两个国体，允许西藏人民行使充分自治权。中国
应在此基础上实现大裁军，降低军费开支，朝着再裁军１００万的方向努力。
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主要是依靠开明政治和法制社会，而不是依靠军队。解放军
应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军。

六、发展军转民企业，禁止军人经商
　　目前的现实是，一方面，军转民企业得不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军人经
商正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公开地和私下地进行，甚至发展到持枪走私、武装护卫
的程度，与民争利，武力要胁。内部争斗更司空见惯，严重损害了人民军队的
形象和声誉。必须由国家规划出适合军转民企业的发展方向、范围和规模，充
分发掘军转民企业的发展潜力，并安置复员转业军人。这种军转民企业的大部
份收入应用来以商养军，减轻人民负担，和提高官兵的生活待遇。军办企业必
须立法管理，与部队脱钩。军办企业负责人不得在军中兼任任何职务。明确规
定官兵不得经商。军人以军训为主，应在整个社会中树立军人的良好形象。

七、实现文人治军
　　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长、武警部队司令员、军法监督委员会成员
等，均宜由文职人员担任。此举的好处是防止滥用军权及依法治军，同时保障
军人的应有权益。

八、平反“６．４”，重塑军人形象
　　“６．４”事件使中国军人的声誉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事件在历史上
和人民心间的阴影，８年来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凝重。由于“６．４”，
中国军人在老百姓身边再也抬不起头来。中国军人的尊严与骄傲，都在一瞬间
失尽。
　　同时我们也认为，军队虽是“６．４”错误决策的具体执行者，但主要责
任或曰最高责任不在军队。军队的责任在于服从了错误的命令，说到底，是党
派占有军队造成的恶果。现在是到了结束军队党派化的时候了。如果不平反
“６．４”谢罪天下，那么，人民有理由永远不信任这支军队。凡历史上的冤
假错案都总有一天要翻案的。主动平反“６．４”，军队失去的只是往日的羞
耻，得到的却是人民的重新信任，利大于弊。

九、设立国民议会取代人大代表会议
　　人大会议原本是为人民参政、议政而设立的。但人大强调的是“代表”而
不是“议政”。历史证明，人大委员会从未有效地制止过自４９年以来的任何
政党错误。为防止悲剧的重演，并适应现代民主潮流，必须用全新的国民议会
取代人大代表会议。国民议会议员应由人民直接投票选举。同时，允许反对派
政党合法存在及参政、议政，使一党专政成为历史。

十、执政者革新思维，主动进行宪政改革，确立民主体制
　　纵观世界民主变革的趋向，主要是两种形态：一是执政者革新思维，主动
进行宪政改革，确立民主体制；另一种是执政者食古不化，执迷不悟，迫使人
民起来用革命手段结束专制，如罗马尼亚发生的骤变。我们期望执政当局做第
一种选择，以避免社会动荡。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和幸福的渴望已经存在了几
千年，不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令人惊讶的是，今天人民已经醒悟到要享
受做人的一切权力了。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这种渴望。实践这种理想的那一天
是一定会到来的。

（原附注：作者为三总部军官，此文以个别方式征询过军中将领、普通军官及
士兵的意见，支持率达９７％以上。目前，此文已转达至中共高层）

〖本刊注：本文提到６．４“８年来”，估计原文作于１９９７年前后，最近
才流传至海外。“民主论坛”转“中国公民大联盟”：网站负责人
（MARK）ccunews@chinacitiz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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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讨论°

　　　　　　◆　民主最终仍然是手段，它的目的又是什么？　◆

　　　　　　　　　　　　　　　　　　　　　　　　　　　　　·徐水良·

（一）什么是民主？
　　七十年代，我在狱中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阶级、国家、政党、军
队等若干问题》。在文章中，我批判了毛泽东在阶级，国家，民主，专政等方
面的一系列错误，阐述阶级，国家，国家实体和职能，内容和形式，民主和专
政，镇压、管理和教育等各种问题。毛泽东是一个学问浅薄，理论水平低，但
又到处不懂装懂，胡说八道，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人。可惜，民运及理论界
中也大量存在毛泽东式的人物。他们浅薄异常，却又喜欢到处出风头。由于自
己腹中无货，于是好作惊人之论，虽然似懂非懂，但却与众不同，大出风头。
过去说是相对的，他就说是绝对的，过去说是手段，他就说是目的，过去主张
无产阶级，他就主张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过去要用马列主义统一中国，他就
主张三民主义和双十协定统一中国。如此等等。殊不知他只是不知不觉站在马
列主义的基础理论观点上反对马列主义的结论，犯的是同样荒谬的错误。在民
主问题上也是同样。
　　在批判毛泽东无条件地把民主说成手段的时候，许多民运人士和理论家反
过来无条件地把民主说成是目的。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其实是犯了与毛
泽东同样的甚至更大的错误。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讲一下国家问题。
不过是讲治权意义上的国家，不是指地域和民族意义上的国家。
　　治权意义上国家是什么呢？毛泽东和马列主义的理论家们怎么也搞不清
楚。其实，国家是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它代表
全社会，并且是全社会的唯一正式代表，是排他性的。它附有军队，警察等等
配备有武器等物质附属力量的强制社会服从的（武装组织）力量，并且占有一
定的地域空间，即领土领海领空。这种唯一代表的地位，曾经遭到中世纪教会
的挑战。当腐朽国家统治机器即将垮台的时候，这种唯一地位也将遭到其他组
织的挑战。马列主义把国家说成是阶级组织，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国家中，可
能会有某些阶级，阶层，集团，组织，民族，家族，家庭，个人占有优势，但
无论如何，国家是全社会的组织，是全社会的正式代表。任何占优势的个人，
集团，阶级，都只能在力能所及的范围内，控制国家，而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他
人的利益，把国家完全变成自己的私产。象共产党那样，以工人阶级的名义，
几乎把国家变成一党私产的情况，已经是历史上的极端，并且在公开场合，还
不得不声称包括许多阶级，同时完全否认国家是一党私产。象周天子那样，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属于个人，只是讲讲而已，是名义上的。
　　民主又是什么呢？这同样是被毛泽东之流搞得混而又混的问题。其实，民
主和专制（专政），（专制、专政，在中文和外文中都是同义词、近义词），
是两种对立的国家（组织）形式。民主就是实行多数决定原则的国家形式。毛
泽东把专政即专制这种组织形式和国家的职能或实现职能的手段之一，即镇压
混同起来，而民主则和许多不同的东西：如人的自由，言论自由，发表不同意
见；如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益这样比较科学的工作方法；如国家的教育职
能，说服教育，以及管理职能的某些方面，等等等等，混同起来，搅成一锅
粥。以至许多老百姓及民运人士头脑中至今仍然是一团乱麻。象许多人常说的
发扬民主，其实基本上说的是提倡言论自由，以及听取不同意见的工作方法，
而决不是民主，即民主这样一种国家形式。当然，广义的，非本来意义上的民
主，只是指多数决定原则，而不仅仅是国家形式。广义民主适用于一切社会群
体，而不是仅仅适用于国家。
　　因此，国家是一种组织，全社会的管理组织。国家，包括它的形式，无论
专制还是民主，都只是进行社会管理，保证一定利益的手段。专制保证的是少
数专制者的利益，民主保证的是全社会或大多数人的利益。国家越民主，就越
是在更深更全面的程度上保证全社会和大多数人的利益。

（二）民主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民主运动说来，民主就是它的直接目的。因此，说民主不是目的，是
错误的。但民主不是最终目的。相对于最终目的，民主又只是手段。民主究竟
是目的还是手段，在于它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民运人士把民主称为目的，这也
是自然而然的。但如果以此来反对民主是手段的说法，那就错了。好多年前，
我坚持民主最终只是手段，一位迄今我一直非常尊敬的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对我
大为恼火，大发脾气。以後我写了许多同类内容，老先生似乎又不响了，也不
知他赞成了没有。
　　那么，民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民主的最终目的就是人权和自由。人权
是人类最基本的原则，而自由，则是人权的核心。为了保障人权和自由，人类
实行两个政治原则：一个是多数原则，多数决定的原则，即民主原则；另一个
是少数原则，即保护少数原则，多数必须保护少数人的人权和自由。多数原则
必须以少数原则为补充。如果把民主当作最终目的，否定人权和自由的最终目
的，也就是肯定多数原则，否定少数原则。就可能导致侵犯少数人人权和自由
的多数人的暴政。人权和自由，是民主的目的，也是民主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先
决条件，以及民主赖以生存的基础。当然，民主的直接的社会和政治的前提及
基础是平等。因篇幅所限，平等问题及它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关系，本文不详谈。
　　如果进一步详细分析，在民主和最终目的人权和自由之间，还有一系列中
间环节，一系列中间目的。有一个亲共的陈必红，在电脑网络上说，不管是专
制还是民主，关键的还是领导人好不好，民主并不重要。于是，有的朋友就
说，关键是要建立民主制度，领导人好不好不要紧，并不重要。陈必红否定民
主，当然不对。但反驳他的人否定民主的中间目标，这就完全错了。我是一个
很早就强调制度的人。在１９７３年的文章和１９７４年３月２日的大字报
（分别早于著名的李一哲大字报一年多和八个多月）中，我一再强调：“问题
不在其他，问题在于制度，在于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行民主制度。”但
是，建立民主制度的目的，还是为了人，为了能选出较好的领导人，能罢免较
坏的领导人。象改良派和取消派那样，只换剧本不换人，只要手段，不要目
的，完全是荒谬的。
　　在管理问题上，关键的当然是领导人好不好，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是这
样。私营企业一般不实行民主，而是实行企业主和管理人员的专制。私营企业
的兴衰，往往就取决于企业主或其任命的管理人员的素质。而国家，由民主选
出的，象马科斯，或者由合法程序上台的，如希特勒，也可能给人民带来灾
难。但马科斯和希特勒上台后实行的是专制。而由专制产生的领导人，坏的不
胜枚举。只有选出好的领导人，才能保障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实现民主的最终
目的。
　　这里的问题是：
　　１、如何知道入选的好坏？
　　２、大家公认比较好的人，怎样上台？
　　３、怎样知道领导人做不做坏事？
　　４、怎样鼓励领导人做好事，不做坏事？
　　５、怎样监督，防止领导人做坏事？
　　６、做坏事的领导人，能不能罢免？怎样罢免？
　　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实行自由民主。
　　一般说来，民主不易选出最好的领导人，尤其不易选出符合长远目标的
人，更不易选出为了长远目标，不得不暂时牺牲近期目标的人。认识一个人不
容易，需要经过长期考验，还需要有识人的能力和水平。否则，好的合适的领
导人摆在面前，人们也是认识不了的。要广大老百姓认识一个人，更是一件难
事。一般情况下，民众容易选出中间化的，比较媚俗的，甚至有些急功近利的
人，反对符合长远利益的真正好的领导人。後者往往要经过大多数人的反对，
在实践中却被证明其正确，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民主是要选出比较
好一点的人来进行管理，防止臭名昭著的人上台。但是，成熟的、巩固的民主
有一个好处，就是容易换掉很坏的人。除非民主不巩固，被袁世凯，马科斯，
希特勒这样的人破坏。而专制却很难去掉坏人。这就是专制制度下坏人猖獗的
原因。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马科斯，波尔布特，都是靠专制保护。至于
我们能不能想出一种更好的制度，或者比现实的民主制度更先进的民主制度，
能比现实民主更容易选出更好的领导人，目前还不清楚，至少目前还没有找出
来。在未来的文章中，我将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比较稳妥的方法，还是实行
已有榜样的现实民主。

〖写于19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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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告别民族主义　◆

　　　　　　　　　　　　　　　　　　　　　　　　　　　　　·黄　钟·

　　不管民族主义给中国过去的一百多年带来的是什么，它一直是中国的一面
旗帜。在这面大旗下，诸如“华夏儿女”、“炎黄子孙”、“中华民族”、
“中华儿女”、“海外华侨”这样的提法，被我们广泛使用。这些词语也就成
了爱国主义的象征。我们一直以为这样做，能够增强我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可这里头会不会有不合时宜的因素呢？我们还没有这样认真公开探讨过，
甚至思考过。为了未来，我们必须认真地反思和检讨。
　　当然，触及这些敏感的东西是有风险的，实话实说也很难为人们所理解，
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人间不存在比独立思考更神圣的东西。因此我不惮于
坦率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形诸文字。

　　　　　　　　　　　　　　　　一

　　在官方的宣传和学者的文章里，人们常常用“华夏”来代表中国，用“华
夏儿女”来代表中国人。实际上这种说法很不妥当。汉族的先民是中国古代的
华夏族。华夏族名称的产生是由于夏朝的建立，到了汉朝，才有“汉”民族称
谓。可见，“华夏”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族称，当然，后来不断有人用它指称
汉族。但是，若以“华夏”来称呼中国，用“华夏儿女”来称呼中国人，则是
天大的谬误。因为在历史上，“华夏”是与“四夷”对应的。所谓“四夷”即
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古人在“华夷”之辨上，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古人自己对这种区分也是抱着一种自觉的态度。比如，当年昭君出塞，在
汉朝人看来不就是嫁到野蛮的外国去了么？据历史学家翦伯赞说，王昭君死后
不久，绝大多数的诗人就把昭君出塞当作一个屈辱事件写成了诗歌，西晋诗人
石崇《王明君辞》中便有“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这样的诗句。再比如，
当匈奴的冒顿在信中对刘邦的老婆高后说谁“愿游中国”这样的话时，自然不
会认为到了长安不是出国访问。而当季布对高后说“夷狄如禽兽”时，他难道
会认为匈奴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汉书》“匈奴传”）当年汉王朝
的人谁要是称匈奴人是“华夏儿女”，对内对外都是异端之论。
　　况且，我们不是一向喜欢讲“自古以来”么？那么，自古以来“华夏”就
不是和我们今天的“中国”完全对称，“华夏儿女”也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中
国人的对应称呼。以今就古，新问题不想新办法，只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尴
尬。传统儒家文化最讲究尊崇列祖列宗，倘若让格萨尔王的子孙、成吉思汗的
后代、哈萨克族人……亦称华夏儿女，岂不是忘了祖宗和历史么？更何况我国
有些民族，如朝鲜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蒙古族等，甚至在别的国家里是
国民的主体部分。只要稍加思考，不就会发现把他们都笼统地称为“华夏儿女”
存在许多实际上不利于人民团结国家统一的东西么？现在散居于伊犁等地的俄
罗斯族，是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从俄国境内陆续迁来的，也还有其他种族
的人入籍中国，难道可以一概统称“华夏儿女”？在我后面要讲的“中华民
族”这个概念上，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企图以“华夏”或“华夏儿女”作为一面旗帜，来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增强
民族间的团结，既不明智又很难做到，甚至可能适得其反。除非我们能够抹去
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否则它就可能引起非汉民族的反感。其实我们没有必要
通过抹杀历史来自欺欺人。霸气和弄巧只会加重隔阂和离心情绪。

　　　　　　　　　　　　　　　　二

　　现在，“中华”、“中华儿女”、“中华民族”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
而事实上这些词作为官方用语已经不合时宜，用的越广危害越大。这大概也是
不少人所始料不及的。我们只要对一些中学生都熟悉的历史稍加回顾，就能将
问题弄清楚。
　　在我们今天的主流观念看来，鲜卑是所谓“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是没有
多少人会产生疑问的。但在东晋的傅玄眼里，鲜卑绝对不是中华之一脉。他
说：“戎狄畜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晋书·傅玄传》）当年朱元
璋反元时提出的政治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很明显，至少这“中
华”是没有将“蒙古族”人包括在内的。郑成功在《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
陵》一诗中也说“缟素临江誓灭胡”，想必他也不会认为所谓的满夷是“华
人”。后来孙中山反清时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及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奋斗纲领中，也显而易见，这
“中华”至少是没有将当时的“满人”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孙中山曾一度在
“中国”里连满族人的位置都没有留。亲手制青天白日旗的陆皓东在《就义供
词》中称：“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
族。……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被称为
“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在《革命军》绪论中说：“……石勒、成吉思汗等
类以腥膻游牧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宇域，臣妾我神种”。……我们
都说要勿忘历史，当我们面对这段历史的时候，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又会怎么
想呢？在此，有必要顺便指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含有民族狭隘意识
的。那些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类似西方那种大规模种族清洗的人，不妨想想“八
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和“驱逐鞑虏”的口号到底意味着什么！
　　历史又何必忌讳！不管它可能是多么的不愉快，事实总归是事实。我们没
有必要将古和今生拉硬扯到一块，牵强附会。也没有必要制造自古就是一家的
大团结假象。
　　可是偏偏有冬烘先生认为，为了尊重我们国家民族构成的现实，要有所避
讳，否则，会变成挑拨民族关系，使民族之间互相不和睦。其实只有在一言堂
之下才会出现这种禁忌。如果是在民主国家，政府应该回避的，是到底应将岳
飞视为民族英雄还是应将金兀术视为民族英雄这样的问题。这是民间话题。何
况二十五史也不可能改写或禁毁，白纸黑字又不是翻天印，有什么可怕的！心
虚和强梁都不是维持团结和统一的灵丹妙药。历史就是一个过程，实在不必从
中演绎出什么神圣和禁忌来。比如，宋太祖、宋太宗立志要“收复”燕云十六
州，向辽进攻，这算是为了统一，还是在想搞侵略？宋真宗时，辽直打到宋的
澶州，这算是侵略还是在搞统一？倘若我们还要沉迷于人为制造出来的诸如此
类的历史黑洞，无异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美国，由于人们有表达思想
感情的自由，因此，人们可以自由筹款建立各种关于南北战争的纪念碑和博物
馆。在北方，纪念碑上用“国内战争”这样的字眼，而南方的纪念碑则称这场
战争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美国并没有因此就出现分裂。这难道就不能使
我们得到一点启示吗？
　　我们发现，历史观的不同就会导致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的差异。为了制假
贩假，便不顾历史事实，就不免将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和南宋看成是所谓的
“兄弟阋墙，家里打架”。这大概只有中国的天才人物才有本事构想得出来。
岳飞在“满江红”中吟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
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简直是恨不得食肉寝皮，
只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是什么样的家里打架？！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所保有的疆域，是历代祖先亦文亦武、用
剑也用笔不断开拓出来的，如果只有仁义和和平，决不会拥有广袤千里的辽阔
国土。我们只看到了印第安人被驱赶和屠杀的罪恶，却没有在回顾历史时发现
我们祖先刀剑底下的血痕和冤魂。在没有民族自决的时代，除了征服之外，还
有什么能作为开疆拓土的秘诀？出征的大军很难想象从来都是仁义之师。翻开
《资治通鉴》，你会发现，杀几万人就像杀小鸡一样平常。战国时，仅上党一
役，秦就“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资治通鉴》卷五）哪会像有的人所
说的那样：“周宣王辟地千里，非贪侵也；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盐
铁论·地广》）今天，哪里还能找到东越、闽越、东瓯这些民族的踪影？我们
否定资本主义的殖民史，也无须以为我国民族的融合的过程居然会是温文尔
雅，顶多只有文攻而不会有惨烈的武斗。实际上，有杀戮、有“迁虏”、有
“谪戌”、有移民实边、有同化、有吞灭……《史记》卷一百二十五就记载有
“天子募罪人伐朝鲜”。如果只有和平，哪来“战国”？在１３世纪初，南宋
和北方人口合计达到了１．２５亿，但到了元灭宋１４年后的１２９０年，元
朝境内的人口只有６０００余万了⑴。这和当年欧洲人进入美洲又有什么不同
呢？当然可以人为地设置禁区，不让讨论这些问题，但问题就会因此而消失
吗？！
　　就近来说，孙中山的“中华观”距今不到一百年，“中华民族”、“中华
儿女”还可以说是新名词，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一百年的西方观念的熏染，都
使得这些词应付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挑战时捉襟见肘。一味地靠强力来维系旧的
观念已是穷途末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过于强调“民族”主义，则既会
伤人也会自伤。我们和我们的未来都需要新思维。改弦易辙也许还来得及，再
错过时机就会成为中国的罪人！

　　　　　　　　　　　　　　　　三

　　一贯的浆糊思维使得人们良莠莫辨，用“炎黄子孙”来指称海内外的中国
人就是明显的例子。遗憾的是，“炎黄子孙”非但没有成为一个官方避免使用
的词汇，反而被用得更加频繁。
　　其实，炎帝和黄帝只不过是远古的两个部落首领罢了，想必他们也不会是
两个光杆司令，会有老婆也会有臣民。臣民们的子孙怎么能认炎黄二帝作祖宗
呢？更何况祖宗怎么能只有两个大男人呢？有男无女不也很畸形吗？大家都得
认炎黄作祖宗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吗？难道这里面不是深深地侵淫着父权崇
拜和领袖崇拜的毒素？更何况炎黄二帝当时统治的地域怎么也不可能和现在的
中国相提并论，其统治区域之外的人的子孙后代难道也要认他们作祖宗？动辄
就喜欢讲“自古以来”的人，如果遇到一群非要声称“自古以来我们就不是炎
黄子孙”的人，若不借助武力和蛮横，岂不就束手无策了？我想唯一的办法就
只能是让这样的人别吱声！
　　因此，无论如何这种“炎黄情结”应该淡化。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并热
爱她，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同宗同祖——要不怎么解释同室操戈相煎太
急呢？——而是有更高的理由存在。要不然像美国那样的国家有白人黑人印第
安人……如果只有找到同一个祖宗才能和睦相处，那美国岂不早就乱了套？更
可怕的是，狭隘的思维会导致狭隘的行为。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中国人也可能获得他国国籍，同样地，根据我
国的国籍法，外国人或无国籍人也有可能和有渠道加入中国国籍，那么，倘若
像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犹太人入了我国国籍，他是不是也得称自己是“炎黄子
孙”呢？非洲裔的黑人入了我国国籍，是否就要因此而自称为“炎黄子孙”
呢？更何况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使得中国人的构成更加复杂，比如，有了大量英
裔和葡萄牙裔中国人，我们也要他们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吗？这时，“炎黄
子孙”一词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就严重地暴露出来了。“炎黄子孙”一词缺乏现
代社会所需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因而实际上也就成了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的
障碍。“炎黄子孙”应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我们必须看到，将同宗同祖作为爱国和统一的一块基石，无异于缘木求
鱼。毋庸讳言，这里面包含有血统论的残渣余孽，与世界文明的潮流背道而
驰。而且也是大汉族主义的话语暴力自觉或不自觉的流露。
　　据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的考证，从秦汉以来，由北方进入黄河流域的非汉
族至少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高丽、回纥、党项、维吾尔、蒙古、女
真、回、满等，还有阿拉伯、波斯、日本、黑非洲、东南亚等各族的人口，其
中相当大一部分陆续加入了汉族，有的整个民族都已融合消失于汉人之中了。
在南方，原来的夷、蛮、越、僚、俚等各族，也已发生了变化⑵，在中国的犹
太人也终于融入汉民族之中，这也应称“炎黄子孙”吗？炎黄二帝能称为生活
在我国的所有民族的共同祖宗？有的民族分布在好几个国家，如哈萨克族，岂
不是国家不一样祖宗也就得不一样？这又怎能不伤害民族感情呢？当海外的人
回来祭祖时，我们欣然将它视为凝聚力的象征。可我们别忘了，他们中有的人
已加入它国国籍。同样，拥有中国国籍的黑人、白人，不也可以不认炎黄作祖
宗，而去非洲、欧洲寻根？
　　平心而论，假设美国提出美国人民是某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的“××子
孙”、“××儿女”，那些中国移民的后裔难道会默认而不是抗议？我们在民
族问题上真的应该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言。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多一点现代意识呢？

　　　　　　　　　　　　　　　　　四

　　我不准备去考证提出“中华民族是由５６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种说法
最早是在什么时候，而只是想探讨它有何不妥。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阐明一个观点：一个人生而为这个或那个民族的
一员，并不能成为他自豪或自卑的原因，因为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除非你相
信民族有优劣之分。
　　为了讨论问题的便利，我们暂且假定“中华民族”这个提法是无可置疑
的。在中国公民中，有犹太人、吉普赛人、英格兰人、葡萄牙人、日本人、马
来人、印度人等，根据宪法的规定，他们和其他公民是平等的，肤色、民族、
种族的不同不能成为一个公民遭到歧视的原因。
　　那么，中国公民和中华民族又是什么关系呢？如果说中华民族不能涵盖中
国公民，而是一种交叉关系，有可能出现一个人是中国公民，却在“中华民
族”里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么从政治上来讲，这就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小
问题了。
　　因为，我们现在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中，“中华民族是由５６个民族组成的
大家庭”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我上一段落中提到的那些民族的位置。于是，这
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个人是中国公民，但他（她）却可能不是中华
民族的一分子。倘若就是牛顿先生再世，因崇拜中国的古老文明，加入了中国
国籍，他老兄也别想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一个中国籍黑人的子女如果
侨居外国，却又只能称为“华侨”！你也许会说他们人数很少，所以不必大惊
小怪。可是，人能因为数量少就可以忽略不计吗？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是由５６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种说法的歧视性、
封闭性和狭隘性非同小可。
　　因此我们应该采用“中国人”和“中国公民”这样包容性强的称谓。

　　　　　　　　　　　　　　　　五

　　由于我们从来没有能够对官方过去灌输给人们的爱国主义进行独立自由的
思考和交流，结果在好多问题上是将谬误当真理。比如就没有人公开指出过
“自古以来”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既可治人，也可能伤己。流弊之深，以至
于对于任何国家发生的分裂都紧张兮兮的，有时简直像是在充当这些国家的官
方发言人一样。时至今日，我们应扬弃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自古”理念，代
之以新的统一观。
　　当年苏联解体时，很多中国人捶胸顿足如丧考妣一样，不断地为之招魂叫
屈。其痛切之深，比苏联人还苏联人！真让人莫名其妙。任何一个受到完整的
义务教育的人都可以想想，苏联那些“分离”出去的地方难道“自古以来”就
是苏联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么？其实，俄国仅在１９世纪就从清帝国掠夺了
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俄罗斯只到十六世纪后半期疆域才扩大到伏尔加河
地区，通过一代代野蛮的武力鲸吞，到苏联解体前领土已达２２４０万平方公
里，是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国家。那么，即使要说“自古以来”，也不过才几
百年的光景。无论是俄国还是苏联，都保持着扩张的传统。苏联的外长莫洛托
夫就说：“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
斯大林则声称“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旅顺港是我
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
⑶意识形态的迷狂使得有些人看不到这样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国家对我们的国家
利益会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若不去计较所谓“自古”到底是古到何时，那么，“自古以来”只是表明
一种当下仍为一统的事实而已，并不足以完全决定未来。我们不能只看到它对
自己有利的一面，而看不到对自己不利的一面。事实上，当我们在大讲“自古
以来”的时候，其潜台词就是因为客观存在着腐蚀或瓦解一统的某种离心力。
想想看，倘若什么都要讲“自古”，那古到啥时候最权威呢？是一百年还是一
千年？这样刨根问底，那就会没完没了。比如在埃及这块土地上，从公元前
１６８０年开始，西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
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统治过，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外来
人中。若对现实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自古以来”这笔帐怎么算法？而且算
得清楚吗？更何况指腹为婚或青梅竹马的结发夫妻都可能离婚呢！
　　我们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国土有的地方就不在明朝的
疆域之内，而清朝很多的国土又不在今天中国的疆域之内，这就涉及到一个
“正统”与“继承”的问题。例如，在西汉，疆域曾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
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而唐朝的疆域
最大时西抵咸海，北达西伯利亚，东至库页岛。再比如台湾，现在人们都众口
一词地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感情上来说我也赞成就是这
样，但是事实上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而已，结果只会适
得其反。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才研究历史。我们通过思想言论的控制，
可以做到让中国大陆的大多数人不会怀疑这一点，但是我们怎么能让台湾人民
和海外一切关心台湾问题的人信服呢？！所谓“自古”，古起何时？！这不是
没有疑问的。唐朝魏征等修撰的《隋书》称流求国（台湾）为“东夷”。隋炀
帝大业三年，派朱宽、何蛮到流求国，“言不通，掠一人而返”，第二年，陈
棱（应为禾旁）、张镇州“掳其男女数千人”。（《隋书》卷八十一）如果隋
炀帝当时将连语言都不通的台湾人民视为自己的子民，会到那地方去掳掠吗？
库页岛曾是清朝的国土，现在属俄国的领土，这种古和今的冲突我们又该怎么
看呢？可见，如果没有一种理性的和富有弹性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念，我们就会
四处碰壁自寻晦气，甚至陷入无休止的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之中。
　　其实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多少考证功夫，只要闭目想一想从夏朝到现
在我国的疆域是否一致这个问题就足够了。恐怕再怎么爱国的历史学家也不敢
作出肯定的回答。况且也不是只有我们会讲“自古以来”如何如何。约公元三
年，高句丽建都于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东），２０９年自国内城迁都丸都城
（今吉林集安市境内），也就是说，当时高句丽相当一部分国土在今天的中国
境内。而西汉的疆域东北曾由朝鲜湾沿岸一角扩大到今江华岛一线以北部分，
东汉还在朝鲜半岛设乐浪郡。直到明代才以鸭绿江为界。若要讲“自古”恐怕
有些地方到底应该是谁的谁也说不清！例如，１９８４年出版的金正彬的小说
《丹》中就说：“在一百多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定居在北海一带，人类起
源于贝加尔湖附近的古桓因国，由这里有一支向东到牛首河（今日中国吉林）
建立桓雄国，另一支也对苏美尔文化产生了影响……。可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以
满族为敌、把西伯利亚当作异国土地，而不收回中国北部失地呢？只是‘保卫
无穷花三千里’，不应当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民族失去的地平线决不止三
千里，而是几万里！”⑷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一定会觉得这种说法可笑之极，
但我们当中又有几人反思过自己的可笑想法？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的证据再多，也不能说明一切。“自古以来”有
它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台湾高山族的原住民运动，就有排汉倾向。要是按
照“自古以来”的逻辑，土著人不是最有发言权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是
秦始皇“统一”中国，还不如说是秦始皇“征服和吞并”六国更准确更符合历
史真相。当然那些有着非理性的统一癖的人是不会喜欢这种说法的，他们总是
以情绪来对抗反证。既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那么岳飞和金兀术之间不过
是在打内战罢了，岳飞打败了金兀术说不上是爱国，秦桧帮金国一把也不是什
么卖国，不过是做了点“地下工作”而已。但当时在你死我活地厮杀的人们也
是这么想的么？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历史教科书大概也不必否认建
国时的十三州“自古以来”就是印第安人的故乡，跟欧洲白人没一点关系。掩
耳法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难以服人，用今天的眼光来“修改”历
史，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历史不过是既成事实，正所谓覆水难收，想回避也回避不了，而且也完全
没有必要回避。历史上历朝列代开疆拓土的残忍、血腥和野蛮及进步都已是陈
年旧事。当我们谈到英国人征服印第安人的时候义愤填膺，当我们想起近代史
上中国接二连三的割地赔款倍感痛苦和屈辱，将心比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谈
唐太宗征伐高丽乾隆攻打天山的惨烈呢？难道当我们回首往事云烟就不能认真
检讨向前看，非得要掩去我们认为的那些不光彩的角落？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一
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国家统一的合法性在哪里。
　　当然，若从历史上来看，国家的统一实际上是瓜只要能强扭就行，甜不甜
没关系。成吉思汗东征西讨会是以心悦诚服为前提吗？他的子孙统治了汉族地
区一百年还会出现流传至今的“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事情！但是此一时非彼一
时，老皇历不是像过去那么管用了，因此只能顺应时代的潮流，更新观念。迷
信“自古以来”的人是难以理解夏威夷怎么能是美国的一个州这样的问题，而
用“有效地行使主权”来证明统一的合法性也面临这样一个悖论：印第安人的
悲剧只不过是证明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数不胜数的事例中的一个。
　　而据考证，“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⑸。其间无论是从地域、民族
还是从文化角度看，“中国”是一个过程，从来不是静态的圣物。那种“建国
××年”的喧嚣，实际上是无知的表现，因为中国就是从秦朝算起，也有二千
年的历史了，因此所谓的“建国××年”其实是指一个朝代一个政权产生多长
时间了，否则你“建国”才几十年，凭什么说某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你的
神圣领土呢？而且谁又敢说，秦和汉、隋和唐、宋和元、明和清的疆域分毫不
差呢？就是同一个朝代里，疆域都是不断变化的。也正因为这样，仅仅靠“自
古以来”四个字无法解释“中国”疆域的变迁！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新的理论。在这一点上，孟子“避水火”的说法
最古老也最现代！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王朝
被别人灭了，老百姓与它又有什么情份呢？这样的国家凭借武力占领了更多的
地区，岂不是让更多的人生活在灾难之中？但愿我们的亚圣不会也被指责为卖
国主义的祖师爷！
　　回顾历史，看看现实，有多少令人发指的罪行是以“民族”“国家”的名
义犯下的！萨达姆们为了自己政权的巩固，不惜通过对外的战争和争执来转移
人们的视线。老百姓出鲜血和汗水，权贵与帮闲出口舌，合成“爱国主义”大
合唱！前者得到爱国反帝之美名，后者的宝座因血汗托起白骨支着而不下沉！
可悲的是，不少人不能理解这种悲剧，执迷不悟，听不进逆耳之音，只道自己
如何真诚，却想不到自己不过是一只遭人耍弄的猴子：那猴子只是一心一意想
将筋斗翻得更艺术些，而那耍猴人则是想从观众口袋里多弄几个铜板！
　　爱国主义的大旗必须树立在人权的基础之上。

　　　　　　　　　　　　　　　　六

　　为中国的千秋万代计，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应建立在尊重人权的基础
之上。统一不是目的，如果它不能促进对人权的尊重，那么它就失去了合理
性。人权才是目的。人权高于政权、人权高于主权、人权高于统一。统一的合
法性和合理性只能来自于对人权的尊重。
　　如果不是人权高于统一，那么，就会为了统一而统一，将统一当目的。从
而出现无视人权、践踏人权的暴行。俗话说，捆绑不成夫妻。所以才会连马克
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讲民族自决权。难道我们只崇尚强力，而不管强扭的瓜可
能会不甜？我们不仅要思考，为什么总有人想搞民族分立，并有别的国家从中
作梗，而且还应检讨自己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是不是有错误。
　　其实，有人或国家企图利用我国的民族问题做文章，并不是什么怪事。我
们应该明白这是政治。列宁在俄国革命前后不就倡导“民族自决”？所谓“民
族自决”，就是每一个民族自成一个国家。其实这不过是一个为了夺取政权而
搞的阴谋而已，到１９１９年斯大林就声明，“我们同这一口号告别已经两
年，我们再也不会把这一口号放在党中了。”这不过是列宁为了博取非俄罗斯
民族的好感的武器，而且是使他们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对立的正确无误的手
段。⑹被我们国家长期奉为圣人的列宁，为了政治目的尚且如此，我们又怎么
能期待其他人和国家不会对中国这样做呢？
　　民族问题现在弄得一些人神经过敏。只要是民族分立，无论发生在什么国
家，都一概加以反对，给人一种兔死狐悲的印象。对于国内的问题，我们用
“主权”和“内政”，挡得死死的。一听到别人批评我们，就说是“干涉”中
国的“内政”，将人权论看成是他人亡我之心不死的工具，这种一挡了之的做
法，实际上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我们难以保护海外侨胞的正当权益，尤其是
遭到当地民族排外情绪和浪潮的冲击时，我们现有的理论不但无能为力，而且
还会授人以柄。这难道不是别国的“内政”么？
　　我们应该放下民族主义的旗帜，高举人权大旗。虽然人权理论源于欧美，
但这不是中国拒绝人权的理由。试想，一百多年来，那么多中国人前仆后继地
反抗国内专制和外国侵略，难道是不要列强的奴役，却爱同胞的蹂躏不成？！
他们的鞭子、刺刀和淫威和外国人的鞭子、刺刀和淫威又有什么不同？纣王的
炮烙难道要比日本鬼子的开膛剖肚更舒服？无论是“主权”，还是“内政”，
都是为了保障人权、尊重人权而存在，“主权”和“内政”，不能成为国内压
迫的借口和工具。“主权”和“内政”是有限度的，因为很难想象一个政府可
以在国内为所欲为，既不用负任何责任，也应在国际舆论批评的范围之外。只
是这种强梁的理论经不起推敲。当年为孙中山提供庇护的国家，难道都是在干
涉中国“内政”，而应将孙中山交给清政府斩首示众？苏联东方大学为中共培
育人才，是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再换个角度看，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
是不是“主权”内天经地义的事呢？爱因斯坦是不是只能在德国等死？……当
然，有人利用人权作为幌子，做践踏人权的事，如利用民族矛盾，扶持民族分
立势力，是一回事，要不要人权和人权高于主权，又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不可
混为一谈。我们不能搞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坚决反对。
　　有的人以为，没有族权、国权，就谈不上人权。他们的鼠目寸光使得自己
无法看到这种论调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危害性。须知今日中国的版图是历
史形成的，新疆西藏并不在秦始皇的统治之下，今天的中国是建立在一个个早
已不存在的古国的基础之上的。难道“族权、国权”论者想推论说，那些古国
人民的后代因为国权早就没有了，因此就一定没有人权？这难道不会为民族分
裂主义分子所利用吗？！
　　在一个多民族的大国里，如果官方自己都大讲民族主义，那实在是想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有些人本意是企图用民族主义来对抗美国等西方国
家，这是他们心目中最大的敌人。且不论这种情绪优劣如何，我只是想提醒一
下：跟中国的发展、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厉害关系的真的只有“西方列强”吗？
比如，泛突厥主义就宣称操突厥语的各民族都是同一民族，应归土耳其统治。
而且它在世界上有相当的影响。在我国，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所使用的
语言都属突厥语系，文字都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而泛伊斯兰主
义在政治上主张所有信奉伊斯兰的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国家。它在世
界上的影响也很大。我们都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只有以人权为基
础，才能有效地消除它们的不利影响。再比如区域自治对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
家统一的不利影响也不能不考虑，留待别处再论。

注释：
⑴　葛剑雄《葛剑雄自选集》第９－１１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１月第１版。
⑵　葛剑雄《往事与近事》第１９－２０页，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第１
版、《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第２５页，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第一
版。
⑶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１４０次谈话》第１５－１６页，新华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第一版。
⑷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１２０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
月第一版。
⑸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第３０页，三联书店１９９４
年第一版。
⑹　何希泉《当代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影响》，载于《亚非纵横》２０００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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