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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ＴＵＮＮＥ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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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七　十　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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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10.07　　　　　　　　　　　　　　　（sd0110a）
　÷÷÷÷÷÷÷÷÷÷÷÷　本　期　目　录　÷÷÷÷÷÷÷÷÷÷÷÷
１、研究讨论　在 9·11危机的十字路口　　　　　　　　　　　·丁　林·
　　　　　　　反霸权与反民主　　　　　　　　　　　　　　　·王　怡·
２、评　　论　呼唤正义的悲悯之心　　　　　　　　　　　　　·佚　名·
　　　　　　　美国真的当了世界警察　　　　　　　　　　　　·皇甫茹·
　　　　　　　在反战集会上的思绪  (美国书简)　　　　　　　　·萧　岩·
　　　　　　　摈弃三输游戏　　　　　　　　　　　　　　　·张三一言·
　　　　　　　双塔　　　　　　　　　　　　　　　　·尤里·阿甫内里·
３、借　　鉴　美国公民自由是否受到限制　　　　　　　　·多维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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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讨论°
　　　　　　　　　　◆　在9·11危机的十字路口　◆
　　　　　　　　　　　　　　　　　　　　　　　　　　　　　·丁　林·
　　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745年，英法交战，
法军的52000人和英国与荷兰的46000精兵摆开阵势，法王路易十五和王太子在
附近的山包上亲自观战。当双方接近到毛瑟枪射程之内的时候，英军指挥官查
理·赫伊大喊：“法国卫队的绅士们！开枪吧！”不料法军的指挥官安托歇伯
爵却回答说：“先生们，我们从来不先开枪！你们请先开枪吧！”结果，这样
的君子风度代价惨重，英荷军队一阵排枪，就把法军阵线打垮。这一仗，法军
差一点打输，靠国王亲自督战才挽回败局。
　　这是250年前的事。仗打得这样有礼貌，现在听来未免过份迂腐，简直不
可思议。现在常有人说，既然是战争，还讲什么规则。然而，战争不讲规则的
说法，貌似有理，却不符合人类历史。
　　在国际法历史上，现存最古老的条约是公元前3100年刻在石碑上的苏美尔
城市国家之间的和平协议。古代中东、希腊、罗马都曾有过制约战争行为的条
约。犹太法典里有战争中禁止杀害妇女儿童的规定。古希腊城市国家之间建立
过复杂的条约来规范他们之间的战争，比如对神庙等宗教圣地的共同保护。古
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这种条约关系的产物。罗马法中对发动战争的规范，是
历史上第一次在法典中承认战争必须有正当的理由，从而建立了战争正义性的
概念。我国历史上也一直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
　　之所以有这些规则，道理很简单：我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
不能不讲规则的，规则是政治能够得以进行下去的先决条件。战争也是这样。
战争是残酷的，而交战双方之所以愿意守规则，就是因为这样的规则对双方都
有利。
一、战争的规则和战争公约
　　最近一百五十年，是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规和公约的时代。这
些战争规则可以用日内瓦战争公约作为标志，它是人类战争技术和战争形式发
生两次质变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状态文明化进程的产物。
　　第一次质变是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质变。这一质变发生在西方工业化时代。
火药广泛使用于战争，来复枪和远然Ｂ大炮可以大批量生产，铁路运输使得大
量兵员可以迅速远距离运送。战场上的杀戮从面对面的搏杀变成远距离的射击。
从而，伤员和俘虏数量增加，这是战争中最为悲惨的场景。
　　1862年，瑞士红十字会创始人邓南特发表了著名的《回忆索费林诺战场》
一书，书中描述了他亲身经历的1859年意大利北部索费林诺战役中受伤士兵的
悲惨命运。他身体力行，建立了中立的国际红十字会，致力于一视同仁地救助
战场伤员。在他的呼吁下，国际红十字会建立的当年，1864年的第一次日内瓦
战争公约提出了保护战场上的伤病员的规则。1868年第二次日内瓦公约又把这
一规则扩展到保护海战中的受伤水兵。1929年第三次日内瓦公约规定保护战俘，
指出战俘不是罪犯，交战方必须人道地对待对方战俘，并且在战后释放战俘。
　　第二次质变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冷战时期。核武器的发明和核
武器制造技术的扩散，常规武器技术的惊人发展，以及毒气和生物武器的出现，
使得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吉普赛人等民族的种
族灭绝性的屠杀，日军在我国南京的大屠杀，这种正规军队对平民的大规模屠
杀，使战后人们一致认识到，无论如何必须防止再次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在
战争后期，盟军对德累斯顿、柏林、东京的大规模轰炸，为了迫使日本投降而
针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袭击，也令战后西方有良知的人们反省，怎样避免这种
不能区分军人和平民的杀伤手段。
　　战后不久，1949年的第四次日内瓦公约，补充和改写了前三次公约的条款，
增加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内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战时平民置于国际法的
保护之下，明确禁止战争期间杀害、刑求、绑架平民，禁止对平民实施超出司
法权范围的审判和处罚。1977年，又一次扩充了1949年关于保护平民的日内瓦
战争公约的内容，把对平民的保护延伸到那些没有正式宣布为交战国的公民的
人，以及内战冲突中的平民，还有在交战国家或区域活动的任何提供宗教、医
疗和人道援助的人士。
　　这些有关战争的公约，具有国际法的效力。从此以后，违反这些公约的条
款，就被视作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关于战争的国际法的效力，建立在涉及
战争的所有人的一项共识的基础上：正义和实现正义的手段不可分离。不管引
致战争的分歧是什么，正义的目标不能用非正义的手段来实现。
　　对于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和军人来说，这一点不难理解。早在美国南北战
争期间，南北双方的军事将领几乎都是出于同一军事学校的同学，对战场上的
规则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他们都认为，杀害对方战俘和伤员，都是不能容忍的
谋杀犯罪。同样，杀害平民，不管这些平民是帮助哪一方的，都是不能允许的。
战争期间对平民中的妇女儿童的任何伤害被看作是军人引以为耻的懦夫的卑劣
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可是，冷战时期的几次战争证明，恪守战争公约、惩罚战争中的犯规行为，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尽管美国政
界和军界都竭力避免直接攻击平民，但是当士兵们面对游击战，面对“拿起枪
是兵，放下枪是民”，男女老少兵民不分的对手时，沮丧、恐惧和愤怒，使得
他们频频出轨，直接攻击和伤害平民。最著名的就是“美莱屠杀案”。而战时
的军界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也出于保护游击战场上己方士兵的现实目的，通
常不愿意自己动手惩罚犯规的士兵。美国媒体为了报导揭露美莱一案真相，作
出了巨大的努力，终于迫使军方将美莱屠杀的指挥官送上了军事法庭。在电视
上，一位参与美莱一案的美军士兵的母亲对军方代表说：“我交给你们一个好
男孩，你们却把他变成了一个杀人犯！”对于这位普通的美国母亲来说，道理
是非常明确的：战争是要杀人的，但是不能容忍用犯罪的手段杀人。正义战争
的目的在战争过程中就开始展开和实现，如果手段是不正义的、不道德的，那
么目的就不可能是正义的道德的。
　　反过来说，兵民不分的战术必然使对方军人趋向于不分兵民地还击报复，
而正规军队在这样还击报复的时候通常处于优势。所以，兵民不分的战术必然
是平民遭受最大伤害的战争形式，而采用这种战术的领导人通常会为了动员民
众而隐瞒这一悲惨的真实。
　　这一事实证明，不存在永远对一方有利的战争行为规则。对已有规则的共
同遵守往往是出自利益的考量，这是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和人的常识与理性在
起作用。从双方实力态势出发，率先“修改”已有规则，不照牌理出牌，不按
规则对抗，所得到的“便宜”是暂时的，因为要么对方用实力迫使你回到已有
规则上来，并且惩罚你的犯规以惩戒后来者，要么你迫使对方采用你“修改”
了的规则，也不受约束地反击报复，其结果必然是你自己受到更大的打击，而
更大更长远的伤害来自于双方军民道德水平的雪崩式下降。这就是一百五十年
来，世界各国不断地建立新的战争行为规则，而很少有人公开地否认这些规则
的原因。
　　二战以后的几十年，是人类历史上关于战争和战争行为、限制军备和武器、
惩罚战争罪行的国际会议、公约、国际法庭设置等最多的时代。

二、冷战后的全新格局
　　冷战结束以后，原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对冷战
格局和冷战思维作出了或深或浅的反思。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今天我们可以看
到当年冷战时期人们犯下的愚蠢的错误，我们却无法保证，如果我们处在同样
的情景下，是否能够更智慧地把握未来，能够不那么愚蠢。只要看看我们自己
和我们周围的人们面临当前事变的态度，就不难明白，人的智慧的局限性，往
往要时过境迁才看得清。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最近的三十年，世界格局起了很大的变化。全球化这
个事实，是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必然产物。也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下，以联合国为
首，出现了全世界对共同规则的一致承诺和遵守。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原
来欧洲民族国家的边界开始淡化，这是二战时期的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出的。美
国在冷战后的一强独大，必然引致了四面八方的指责和嫉恨，也必然地形成了
迫使它出更多力、负更多责的世界警察局面。今日的世界，没有这样的一强，
也是不能想象的。
　　这样，我们就有幸看到了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在以往的世界
上，战争是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主要对话手段，强国出兵功城掠地是理所当
然的事情，割地赔款则是战败者不可逃避的命运。最近的十年我们看到的是，
世界上出现了任何动荡，饥荒也罢，种族冲突也罢，军事入侵也罢，如果美国
不出面援助干涉，人们就理所当然地指责美国的麻木和失误，如果美国出面援
助干涉，人们就理所当然地要求美国恪守规则，首先就是，战争不应该伤害平
民。
　　在最近的几次局部战事中，美国人为自己作出的不伤害对方平民的承诺，
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且不说为了只打击军事目标而使用的精确制导的导弹，
其价值往往远高于所要摧毁的目标。在不久前的巴尔干战事中，即使是对方也
相信，美国对只打击军事目标的承诺是诚心的，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在大桥上
举行音乐会来保护大桥的感人景象了。战事的结果，不是战败者的割地赔款，
而是战胜者的援助重建。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是过去的
人们想象不出来的。用常识就应该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对所有人都是好事而不
是坏事。而这些，依赖于今天的人们对世界局势的共识，对共同规则的遵守和
承诺互信。
　　9·11恐怖主义袭击，正是对各国公认的战争规则的公开挑战。这一事件
说明，我们面临着战争手段的第三次质变。

三、第三次质变对战争行为规则的考验
　　9·11事件后，布什总统说，这是美国面临的一场新的战争。这一说法引
起了争议。在记者招待会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女士对持不同意见的记
者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认为这不是战争，那请你再看一遍世贸大厦遭袭击的录
象吧！
　　问题不在于“战争”这一定义是否一致。在现有国际法对战争的定义中，
是包括了反恐怖主义活动的。问题在于，现在恐怖主义一方到底想把世界拉向
哪个方向，各国政府和人民又想让世界向哪个方向发展。
　　9·11事件以后，很多人代那些采取自杀式袭击方式的恐怖分子说明理由，
这些理由简单地说就是，按照现有的对抗规则，你是强者，我是弱者，我永远
打不过你，现在我不按规则打，我就可以专门找你的弱处打击，我就能够打过
你了。他们说，这是弱者唯一的选择。
　　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再三强调，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是“圣战”。
他们最忌讳的是，人们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不道德不高尚的卑劣行径。而那些
同情恐怖袭击的人们也说，这些恐怖分子无疑是怀着自己认定的高尚道德目标
的。对他们的谴责只是出于人们对目标道德性的理解有所不同。所以，谈不上
对恐怖分子目标正义性和道德性的谴责。改变了的，只是对抗的方式方法，是
手段的不同，而恐怖分子的牺牲精神甚至是值得欣赏的。
　　但是，为恐怖分子辩护的人们却不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恐怖活动之所以
得逞，正是因为恐怖分子了解当代文明社会的规则，采取了这样一个态度：你
要顾忌无辜平民的生命，我不顾忌；你不仅要顾忌本国平民的生命，还要顾忌
他国平民的生命，而我不仅不顾忌敌国平民的生命，甚至也不顾忌自己国家平
民的生命。所有采取实用主义政治观，认同恐怖分子这种“方式方法”的人，
其实都认同了这种不顾无辜平民生命的哲学。
　　恐怖分子和当代国际社会的关键区别正是在这里：在对抗的规则中要不要
顾忌无辜平民的生命？当代恐怖主义对现有战争规则的挑战来源于战争技术手
段的第三次质变，这就是当代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扩展，世界任何角落里的散兵
游勇都有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小型核武器，交通运
输的发展，使得再森严壁垒的国界也可能被突破渗透，何况一向比较开放的欧
美国家。人员的交流，种族的混合，使得当代世界已经不可能象历史上那样根
据民族或国籍来辨别敌我。当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因特网的普遍使用，使得恐
怖活动既可以高度分散，又可以瞬间协调，恐怖打击可以在任何出乎意料的时
刻出现。9·11恐怖袭击典型地表明了恐怖活动的全部优势：它以最不顾忌无
辜平民生命的姿态，打击发达国家最不设防、最软弱、最无辜的平民。
　　9·11恐怖活动就这样提出了他们的对抗规则：他们是不打算顾忌无辜平
民生命的。他们隐藏在远方的角落里，混合在同情他们的平民当中，随时找机
会再次出击。如果美国在反击恐怖打击的“新的战争”中也大量伤及无辜平民，
等于帚7d从恐怖分子的规则，这就正中恐怖分子的下怀，他们就可以煽动伊斯
兰世界民众加入反抗西方的“圣战”，把这些分裂的散兵游勇发动的恐怖袭击
扩大为他们朝思暮想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如果美国仍然顾忌对方平民的生
命，以“有限”对“超限”，恐怖分子就在战术上先占了优势。
　　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对抗游戏，这场对抗一旦失控，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其
实是世界各地的无辜平民，最终受到最大伤害的是同情恐怖分子的国家的平民。
这场对抗把全世界放到了十字路口，有可能影响未来全球政治对抗和平衡的规
则，一百五十年来人类对战争行为的规范和制约有可能走回头路，甚至影响人
类文明的走向。
　　值得庆幸的是，全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看到了这一危险性。特别
令人注意的是，所有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显然看到了这种危险性。9·11事件
后出现了各国政府罕见的对恐怖事件的一致谴责，一致承诺打击恐怖活动。美
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一危险性，渐渐显示出后发制人的姿态。在国内加强反恐怖
立法的同时，极力宣扬要坚持六十年代以来取得的民权成果，表示要坚持各种
肤色、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的人在美国和睦相处的理想。在对外备战的同时，
用最大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政府对反恐怖战争的理解，国会最近已经通过拨款三
亿二千万用于向阿富汗难民提供粮食等援助。战争还没有打响，美英等国已经
承诺将来帮助阿富汗恢复建设。
　　这一姿态表明，国际社会将尽一切可能坚持已有的战争行为规则，不让恐
怖主义的对抗规则占上风。这种一致性是以往很少见的，恰恰表明政治家们对
它的极端危险性的共识。这种一致性后面有利害的考量，这种利害考量表明理
性在起作用，这是全世界一致共同对抗恐怖主义的保证。可以预料，在未来的
新的战争行为规则里，将会有世界各国一致地扑灭一切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活
动的内容。

四、9·11事件将使全世界重新排队
　　9·11事件后，美国的媒体上出现了很多对美国以往对外政策质疑反思的
声音，民众也渐渐地开始接受这种声音。美国是一个官员定期选举，总统轮流
变换的国家。政府对于批评和纠正以往的失策较少顾虑和负担，却必须考虑选
民们的要求。所以，虽然美国的制度非常稳定，但是政策却可以根据时代变革
和民众呼声作出大幅度的调整而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预料，9·11事件后，美
国民间和政府将会全面而审慎地检讨内外政策的得失。同时，9·11事件也打
开了世界各国政治家的眼界，重新审视世界政治局势和价值观。有关地缘政治、
民族独立和地区分裂、宗教冲突、战争与安全等观念，都将重新考察定位。
　　9·11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是全世界敌我友重新排队的时候，也是世
界的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出现位置变换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对自身利益的
考量是正当的，正是这种利害考量成为以后各国达成一致，防范和消灭恐怖主
义的理由。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因为这种
“超限”的恐怖打击而停顿。现在是从根本上改善和民主国家的关系，进入世
界民主主流的契机。如果固守封闭心态，既回避理念的追求，又缺乏利害的考
量，在新的世界布局中无所作为，仍然采取陈旧的和世界民主主流对着干的既
定政策，就会在未来的世界上处于更加边缘的地位。
　　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和美国青年学生的小型讨论会上，主持人提到，在中文
里，“危机”一词是“危险”和“机会”两重意义组成的。主持人特地向我这
个中国人求证，盛赞东方人对待危机的智慧。众青年们纷纷点头以示钦佩东方
智慧。9·11事件和恐怖主义是全世界面临的危机。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
机会呢？这就看我们的政治家们的智慧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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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霸权与反民主　◆
　　　　　　　　　　　　　　　　　　　　　　　　　　　　·王  怡·　　　　　
　　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在关于9·11事件的热烈讨论中，被普遍视为因果
孽生的孪生胎。并在对于“因”的霸权的难以消除的怀恨下，对于作为“业果”
的恐怖行径甚至滋生出淡化乃至美化的极端姿态。个别言论动辄以荆轲、侠客
和大无畏勇士美其名曰。或以“为什么偏偏是美国”来验证恐怖选择的合理性。
Sieg在网上点评乔姆斯基对于大爆炸的发言时指出，乔姆斯基对于恐怖与霸权
的叙述，没有采取因果式的，而是并列式的逻辑。体现了对于灾难的尊重。在
我看来，并列式的叙事并不单单是对受难的尊重，也是在因果考证上的一种谨
慎。“业果报应”的观念在佛教的世俗形态中根深蒂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因
果律也在某种世俗形态下助长了我们的此种逻辑。在这一次的网络大辩论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简单的善恶果报的本土资源，是如何影响了我们对于事件的
评述。
　　
　　这种因果论使我们难以看到恐怖主义的其他起因和渊薮。而在我看来，那
些其他的根源比起霸权主义，距离我们自己更近。我没有把握说这种忽略就多
少来自于这种近距离。但是事实上，本拉登集团的狂热的宗教的献身精神和不
宽容，狂热的救世情怀，极端的民族主义姿态，和一种团体永远优先于个体的
意识形态，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甚至深入脊髓的。
　　让我忧心的并非某种言论所指向的对象或其具体内容，就像在关于仇日情
绪的争论中，“杀掉一切日本人”的类似言论不会让我们真的担心日本人的安
全，尽管发言者再三强调这种态度仅仅针对日本人，而对其他一切只要不是日
本人的人都怀有人道主义的立场。但我对于这样的自白是绝不肯相信的。我真
正担心的是这样的姿态迟早要蔓延到国内的事务中来，并且已经在构成我们法
治化和民主化道路上的真正阻力。因为这样的极端思想和持这样思想的人就在
我的周围，甚至就是我的朋友。我担心有一天，这样的民意迟早会成为一个希
特勒的“自愿的行刑队”。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徵兆，在围绕911事件的争论中，我对于事件本身的震惊
很快让位于对于争论中激烈姿态的担心。因为我的出发点始终在于国内，而非
国际间。在我眼里，反霸权主要是一个国际间的问题，如果说离我的生活有一
千米，那么某种国内的普遍立场让我感到的危机，套用周星驰的台词，最近的
时候离我的生活只有一公分。
　　所以我在这种逼仄的氛围下，有时感到自己的思考亦只有一公分的进退。
我看到了什么，我还可以看到的东西，都是对于中国宪政民主道路的伤害。在
对于反霸权的高涨的情绪中，一种危险的倾向在混乱的看法中，甚至构成了对
于20年思想进步的颠覆和推翻。那就是反民主的危险，民粹主义和反智论的危
险，反法治反秩序的危险和对文明进步的虚无主义姿态。而在这一切危险的背
后，我的看法，还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乌托邦情结，一个幽灵在我们脑海始终盘
旋。
　　如果我们称谓的“霸权主义”是存在的，这个词汇其实差不多就是“帝国
主义”褪掉一层意识形态含义之后的版本。而所谓帝国主义，依摩根索的定义，
也就是改变世界现状的意图与行为。那么霸权与民主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
关系？朱学勤曾再三强调美国国家机器“内部运作的民主性”和处理国际事务
时不可避免的“自私性”，很多人也将之视为美国民主的一个悖论。一个通常
认为最民主的国家为什么会不择手段的推行霸权，扶持对己有利的恐怖势力，
并枉顾民主所要求的程序性对国际中的弱者采用暴力？这一点让很多对民主抱
有好感的人深感失望，并由此滋生反民主的倾向。
　　在我看来，失望是当然的，因为失望者抱有不恰当的过高期望。丘吉尔说，
民主是我们所知一切制度里最不坏的那一种。很多人听过这句话，却并不真正
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与乌托邦为敌，以顾准的表态来说，是一种彻底的
经验主义立场。民主的素质首先是对政治的怀疑。而许多人却把民主当成了一
种品行。这是导致混乱看法的最大误解。有人曾提过一个问题，说如果将不受
制约的权力交给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你们又会怎样呢？张五常曾经回答过一
个类似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会贪污。”我的回答也是如此，我会慢慢成
为暴君。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我信不过我自己，信得过自己的人都成为了共
产主义者或新儒家，信不过自己的人才成为自由主义者或新教徒。一个信不过
自己的人又怎么可以信任美国政府和小布什呢？
　　所以我对美国政府在国际上的作为从来没有失望过，因为我从没有因他是
一个民主国家而抱有奢望。我的最大奢望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实现民主，实
现从党治国家向宪政国家的转向，实现合法性根基的重建。至于国际霸权，只
能首先看作一个事实和生存的语境，反者道之动也，其最终目的是让自己进步，
而不是玉石俱焚。如果把民主与霸权混为一谈，所谓的反抗恐怕是缘木求鱼。
　　民主制度这个术语，迄今为止，是指一个国家国内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安排
和一个多元化社会程序性的均衡和公正。这种民主在当今相当部份的国家内仍
然举步维艰。在这些国家，国内强权和国际霸权相比之下，前者更加是民众和
社会弱势群体日常的梦魇。至于“国际间的民主”，那不过是人类下一个千年
的梦想。
　　关于霸权与民主的牵扯，我还想指出三点：
　　一、今天的霸权国家之所以是美国，不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
因为他是当代最强大的国家。从人类历史上看，最强大的国家一定是“帝国主
义”（有着改变世界现状的意图与行为），无论独裁的罗马、立宪君主制的英
国抑或民主的美国，莫不如此。但今天的美国，在有过的可以主宰大局的帝国
里面，无疑是表现得最消极的一个，所受到的文明价值的制衡亦是最有力的。
如果说不能奢望民主制度在政府对外作为上的牵制，达到像在国内事务上那样
的效果。那么民主制度在促成霸权国家接受基本文明价值的规劝上，仍然发挥
着比其他一切政体更有效的作用。比如鸦片战争的年代，在英国议会仅以几票
之差通过对华宣战时，那些势力雄大的反动力量中，文明价值便占据着极大的
份量。在当今经济利益日益全球化的年代，文明价值与经济利益的结合，对于
霸权的事实上的束缚，必然将会越来越有力。看不到这一点，对于霸权主义一
昧地激烈反对，就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比如在道义的立场，将武装干预
带来的平民伤亡、甚而将经济封锁造成的困境下的死亡统统称之为 “杀人”，
等同于恐怖分子劫机撞击世贸中心这样的罪行。天下一指，万物一马，就等于
取消了一切的文明进步和起码的法治秩序。在这种道貌岸然的指责下，人类数
百年来在国际公法尤其是战争法上的努力都被藐视了，似乎成为一种矫情。既
然反正都是杀人，关于杀人的5个W又有什么区别？
　　二、正如前面提及，将民主视之为一种品行是一种最大的误解。但如果将
美国看作一个人，在比喻的意义上，他国内的民主政体就好像一个人的品性。
当我们将一种绝对优越的地位给予（当这种地位是自己赢得的时候更是如此）
一个大家以为可以信得过的品行优良的“好人”后，品行是不能保障他滥用这
种地位的。在电影《美丽人生》中，我们看到集中营中最善良的女看守，可以
迅速变成最严厉和无情的一个。但如果就此认定，品行不重要，道德有什么用，
一个君子可以成为暴君（如我刚才坦白承认的那样），一个民主国家还不是滥
行霸权？那么剩下的就是以暴制暴，回到文明之初。将现实中的不正义无限拔
高，对弱势者的反抗膜顶崇拜，看不到渐进的努力和方向。我不太关心这样对
于国际间的影响，我只是以为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对于实质的正义和程序的正
义一样极端匮乏的当代中国而言，是未来（亦是有深厚渊源的）最大隐患。对
于任何一种极端思想的纵容和暗中扶持，最后都将搬起石头砸中自己的脚。
　　三、一种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既然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政府及其作为建
立在民意的基础上，美国人民就有理由为自己国家的罪行负无限的责任。这种
看法的混乱与对于民主的误读实在是不值一驳。因为他在谈论民主与责任这样
的文明概念时，几乎没有将任何文明价值的前提带入进来。当这个关于责任的
推断是从泯灭一切文明底线的大规模恐怖滥杀那里出发的，发问者的逻辑在文
明与暴行之间，已经迷失了方向。其实本拉登说过类似的话，他大致是这样说
的：每一个美国人都该死，因为他们支持自己政府的行为。
　　本拉登的逻辑是清晰的，他没有诉诸于“民主”的那一套话语，而是直接
说出了极端分子的思路：凡是支持美国政府的美国人，都是伊斯兰的敌人。换
一句我们熟悉的话说：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
　　本拉登的思路与上述流行观点的区别在哪里呢？当我们说到“民主制度”
及其合法性时，我们首先指的是他的“程序性”。民主的合法性就是程序的合
法性，我们认为美国政府“代表”了美国的民意，仅仅是因为在代议制的宪政
体制下，公共权力的取得和行使是符合程序的。“代表”的合法性其实是一种
比喻意义上的，即程序意义上的。而当本拉登说“支持”这个词时，他不关注
程序，他只看重实质。假如我们以民众对政府事实上的支持与否、而不是以民
主政体的程序性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真的“代表”了这个国家最广大的
人民，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今天的美国布什政府更
能代表民意，因此中国人民比美国人民更应该为政府的行为负一切的责任。甚
至伊拉克的萨达姆手上的权力，也比布什更有合法性的理由。因为他的支持率
比布什高。
　　对程序性的理解是看待民主的关键。贺卫方有篇文章谈及司法的程序性，
我曾撰文指出程序性不可能仅仅在司法领域单独存在，程序性必然首先体现在
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地方。这个最根本的地方就是宪政制度。而学者们不愿指出
的一点是，程序性的要求几乎是与我们这个政体及其意识形态的一切特徵相矛
盾的。回到这一事件说，对程序性的理解就意味着对自己心中关于实质正义的
愤怒和乌托邦情结的部份放弃和适当过滤。
　　而之所以说国际间的民主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就因为在国际间是没有
“程序性”可言的，美国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比如在9·11后随之而来的报复
行动中，他也不会讲究程序正义，不会讲究“无罪推定”这种国内司法原则。
怎么样才能迫使他带头将“民主制度”的程序性要求带入国际事务中来呢？我
的看法是随着民主制的国家越来越多，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的相互依存，以及多
元的区域性国家集团的崛起，国内民主制度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开始对
政府的对外作为产生制衡的需求和手段。虽然我对这一点不抱太大希望，但我
明确地知道国内民主制度在这个世界上的确立过程，决不是依靠泯灭文明价值
的暴力运动实现的。尽管战争与杀人依然在所难免，但杀人杀得最多的暴力都
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我们今天在谈反霸权时，需要吸取反独裁反剥削的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
要梦想一个乌托邦，不要对渐进的方向和进步视而不见。更不要将这种死灰复
燃的极端姿态带入当代中国这个泥沙俱下的语境中来，在距离我们只有一公分
的地方，动辄以弱者的名义拔出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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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　呼唤正义的悲悯之心　◆
　　　　　　　　　　　　　　　　　　　　　　　　　　　　　·佚　名·
　　世贸中心双塔楼倒塌的情景令人如置身梦幻，难以分辨电视屏幕上是真实
生活中的现场，还是好莱坞电影的再版。
　　──这已是一周来不在现场者多次表达过的共同感觉。
　　９月１１日事件的戏剧性特徵之一在于，双塔楼从分别被撞到先后倒塌跨
越了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使电视工作人员有机会在南楼被撞之前已抢占了赫
德逊河边的最佳观察点。电视上展现的倒塌几乎就是一次小型原爆。
　　电视捕捉到的当然不仅是这些宏观镜头和有幸逃生者的惊悸。只不过据Ｃ
ＮＮ报导，新闻中播出悲惨画面的“刺激性”立即引起注意，被及时制止。我
并没有机会看到。
　　在第二天的洛杉矶时报上，我才看到一张楼面的照片，所有的窗口都挤满
了焦虑、绝望的人群，有些人已经半身悬在外面。另一张照片上，燃烧着但仍
未倒下的大楼剪影旁，是一个渺小的向下坠落的人形。这些真实的绝望，给了
我第二次的震动：窒息感将我定格，既无力正视，也无力移开目光。
　　以后几天，再没有看到类似的照片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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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战时最著名的新闻照片之一，是一位越南小女孩被美军燃烧弹击中后，
带火狂奔的形像。我是到美国多年以后，看到有关这位当年受害者的报导时，
才得知这一形像的巨大力量──在因意识形态狂热席卷进战争的人们心中，她
重新唤醒了良知，反战运动因而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
　　我衷心希望美国人民不会重走一遍韩战、越战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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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记得第一次看电影《喋血黑谷》时的感受。那是八十年代的一页，人
们叩问着自己，战争的“正义”、“非正义”能够永远超越战争的“残酷”
吗？当残酷对所有被毁灭的人类个体只有一个不变的意义时，为“正义”付出
的代价就有必要在事先反复衡量，事后不断反思。再正当的理由也无法令追求
长久和平与正义的灵魂在杀伤后得到安宁。灵魂的不安是灵魂得救的前提。
　　当真正的凄惨从电视画面和新闻报导中删除，对死亡的敬畏和恐怖就被悲
壮和义愤所取代。这是盲目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迷信的重要资源之一。二战时
日本的国内宣传曾走过这条路，田壮壮（及莫言的《红高梁家族》等）之前的
共和国文艺也曾走过这条路。以为那时的文艺根本不提牺牲或死亡数字，就未
免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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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当中国人能够在人道立场上直面广岛长崎原爆的牺牲者及其凄惨场面
时，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反战运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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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惨形像的作用在于震动“人”心，重启良知。拒绝悲惨画面，固然有稳
定己方人心的用意，同时却也包含着可以忽略对方作为“人”的那一部份，将
其归入不待理喻的魔鬼和野兽。
　　当具体的“对手”已经自蹈于人为的巨大灾难，这种形像回避所暗示的
“对方”就在无形中扩大了无数倍。也许这是对阿拉法特为美国人民献血的另
一种可能解释：恐惧于被认作“魔鬼”，重新申请回到“人”的行列。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以色列总理沙隆要献血的报导。恰恰相
反，当美国在灾后的焦虑中立即建议迅速恢复巴以谈判时，沙隆直截了当地拒
绝了。（最新报导称停火已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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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义德的名字曾经在国内很红火过一阵，最近不大听说了。不知道的话，
或许会以为他已被白血病压倒，自从回忆录出版后，就没再写作了。
　　许纪霖教授曾在“世纪中国”网站洋洋大文论述知识分子，说是乔姆斯基
和萨义德这样的人也是要先做稳了教授，才有资格作批判知识分子。这真是惊
世高论。社会中批判精神的存在不是有赖于保障言论自由的制度和追求真理与
正义的时代精神，而是赖于保住教授的饭碗。
　　可惜，萨义德近一年来确实运气不佳。自从巴勒斯坦人一年前开始抗议运
动以来，他在美国几乎找不到多少发表文章的机会了。去年夏末访问中东时，
他曾玩笑地加入儿子的行动，在黎巴嫩边境向刚刚撤军的以色列方向投掷石块，
被朋友摄入镜头，引起“轩然大波”。原定邀请他在纪念弗洛依德学术会作特
别演讲的维也纳委员会投票决定取消邀请，无法接受一位“恐怖主义分子”登
上他们的讲台。美国的犹太人组织发起了抗议哥伦比亚大学的运动，要求开除
他出校，迫使校长出面，正式声明这将超出校方所能接受的限度。
　　近年来，“恐怖主义分子”已经成为以色列用来打击巴勒斯坦人的专利词
语。就象“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犹太人组织反对任何其他人类灾难的受害
者借用这个特别为他们设计的词，哪怕是类比都有可能召来抗议。与此同时，
这些“专用”词汇被高度抽象、类型化，后面的历史背景与政治内涵渐渐从公
众视野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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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义德精心制作的加沙走廊和约旦河西岸的实际状况地图，没有一家号称
提供全面信息的美国报刊愿意接受，最后还是发在了《伦敦书评》上。地图上
清楚显示出，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居留地在以色列占领下已经被分割得支离破
碎，所有主要道路和交通都在以色列控制下，每一个不过几十人的以色列新开
发的居民点，就要占去几百几千巴勒斯坦人曾居住过的村镇，以及他们的农田
与牧场。
　　最近，他更撰文重申，以巴冲突是占领军与被占领人民的冲突。巴勒斯坦
人至今没有任何空军，当然也没有海军，甚至没有任何陆军部队。唯一的警察
力量，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以色列“维持治安”，控制“恐怖分子”，犹如抗战
时敌后的“维持会”。而且，做得不好时，还会受到以色列军事暴力的惩罚。
　　巴勒斯坦人并没有迁徙自由，甚至由于阿拉法特及其组织的存在，也失去
了在西方国家申请难民庇护的资格。数百万人，几十年间，蜷缩于越来越小的
物质空间。任何巴勒斯坦人，包括阿拉法特本人在内，乘飞机出入约旦河西岸
都要得到以色列的批准。巴勒斯坦的领空，完全在以色列战斗机的控制下。
　　占领区的精英分子能走的已经都走了，新起的或是已经被以色列暗杀，或
是仍坚持领导抵抗运动，等待着被暗杀──他们之中即使是坚定主张和平抵抗
的人，也脱离不了与武装抵抗派别的接触和联系，也就脱离不了欲加之罪何患
无辞的命运，而所有以色列方面的暗杀，都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对“恐怖
主义分子”“事前的自卫性打击（ｐｒｅ－ｅｍｐｔｙ　ｄｅｆｅｎｓｅ）。
精英以外，越来越膨胀、年龄越来越轻的贫困人口，恐怕就是想做正常的低级
劳工，也没有多少机会了。
　　乔姆斯基和萨义德近年来在反对以色列占领的同时，致力于对阿拉法特和
奥斯陆协议的批判，因为这些所谓“和谈”努力放纵以色列继续建造新的居民
点，从根本上破坏了巴勒斯坦人重建自己社区的可能，更不必说“立国”了。
有多少中国人了解他们正义的原则底线呢？有多少人了解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
世界对阿拉法特的失望与厌恶呢？想到我自己曾为巴以和解祝福，就不能不为
自己的无知和一厢情愿而羞愧，同时也更加尊重这两位真正知识分子的胆识和
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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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空间以外，巴勒斯坦人同时也被逼入越来越小的国际政治空间。
　　建立世界秩序、取消民族－国家形式，从来就不是以色列能够欣赏的论
调，自然也就不在美国中东政策的范围之内。这是跨国经济－后现代全球处境
的悖论之一。在１９６７年中东战争之后，尤其是在８０年代初巴勒斯坦人第
一次反抗运动（Ｉｎｔｉｆａｄａ）之后，美国和以色列中东政策的重要一环
就是在阿拉伯国家中孤立巴勒斯坦运动。
　　这个政策取得了重大成果。去年开始的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反抗运动，至今
没有得到任何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实质性支持和援助。也就是说，远在实际建国
之前，巴勒斯坦人已经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遍布民族－国家的世界，那里没有任
何政府愿意来“干涉”他们的“内政”，最多不过是呼吁他们那尚未经过选举
的“未来”政府的代表，“冷静”下来与以色列谈判。
　　而任何谈判，都只能是由美国主持，由以色列定基调。在冲突不断升级、
巴勒斯坦人死亡数字不断上升的今年春末，阿拉法特终于斗胆提出邀请国际观
察员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当即拒绝，声称除了美国，没有任何国家对以色列不
抱成见，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国家甚至可以在“人道主义”基础上被以色列接受
并进驻这一地区进行援助。其实，别说国家了，就是联合国，也还没能成功地
向那里派出过任何观察性或人道性机构。
　　美国犹太人组织今年春夏曾在各大报连续刊登一则付费宣传，说是二战以
来已有多少百万的犹太人被迫避难移民、重新起家；巴勒斯坦人如果说自己是
难民，为什么不寻求移民别的国家，非要和以色列争地呢？这宣传后来停掉
了，应该不是因为经费缺乏；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会陷入两难处境，有可能因此
必须邀请联合国难民署参与占领区的事务呢？
　　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巴勒斯坦人已经彻头彻尾地仰赖于以色列的鼻
息。而且，是在以色列拒绝接受他们进入以色列这个“国家”、成为以色列这
个国家一分子的前提下。
　　精神上呢？以色列也在指望他们屈服于“文明世界”和“民主国家”的文
化权威。也许，这是他们能想得到的最好的出路了。真主应该鼓励他们放弃一
切思想上精神上的抵触情绪。
　　这就是美国顶着全世界的压力坚定支持的对象。这就是潜在的青年恐怖分
子必须面对的“文明”世界和全球“民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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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世贸中心双塔楼被自杀式劫机者撞毁，仍然很少有人愿意正视以上提
到的这些丑恶的事实。９月１１日以后，以色列的“反恐怖”专家煽动性地向
ＣＮＮ记者报告，在埃及的哈玛斯组织负责人曾经夸口，我们什么都没有，但
是我们有人，有甘愿牺牲的人。
　　我不知道，这应当视作夸口，还是应当视为残酷的现实。
　　多家西方新闻媒体的报导提到，阿拉伯国家的城市青年在巴以冲突持续不
断、本国政府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既有广泛的逃避主义倾向，又有蔓延着的愤
怒和不满。听上去倒象是我们国内青年在腐败面前的反应。
　　萨义德曾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从小学到大学，他接受的完全是英美教
育。是六十年代初美国校园的民权运动，唤醒了他为社会正义奋斗的愿望；可
是，又正是美国校园对中东人民受难的漠视，尤其是在１９６７年战争期间的
一边倒倾向，把他送上了挑战西方文化传统、为巴勒斯坦人争取公平和正义的
不归路。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叙述了唯一一次会见萨特的失望：他心目中
的大师对他报告的细节完全没有兴趣。他仍然承认，萨特是一位真正的大师，
有道德勇气的杰出知识分子；但是，他也意识到，必须独立选择自己的路。
　　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难道不会继续发生在其他正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的
阿拉伯青年中间吗？如果他们不幸错过了乔姆斯基和萨义德，或者根本就不相
信这两位的努力能带来任何实际效果，谁能保证聪明精干、学有所成的中青年
们不会突然想到，只有恐怖袭击才能给沉于美国梦的西方一个思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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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面对现世的人道主义者，无法根本回避现世中的政治问题。真正保护
世界公正、社会公正的途径，是保护每一个人类成员的政治权利。即使某些社
会成员坚持要采用与我们不同的社会制度，我们也只能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
而难以把自己的政法制度强加于他们。
　　真正面对现世的人道主义者，不能回避现实政治权利被剥夺的状况，也不
能忽略政治术语被文化霸权控制的现实。国内问题如此，国际问题同样如此。
　　巴勒斯坦已经在以色列的占领下度过了３４年。只有中国大陆官方的人民
日报曾在江泽民去年中东访问前，虚情假意地在其中文版上大字印出“巴勒斯
坦国”的字样。或许，这仅仅是“误印”？
　　真正支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国家，应该有勇气超越仅仅在联合国作口头
抗议，应该公开抵制以色列，抵制以色列资本，也抵制向以色列输出劳务。至
少要逼迫以色列经济回到依赖阿拉伯劳工的状态，将巴以冲突从貌似的“国
际”合法状态还原为以色列军事占领、蚕食并控制另一人民的真相。
　　反对美国霸权，不是仅仅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用毛泽东的话说，人
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类作为共同体，要有一点乌托邦的精神。人道主义和国
际公正，有时会有所冲突，我们必须勇于面对这种矛盾，勇于选择自己的立
场。如果反对霸权是这种选择的结果，我会坚决支持。如果反美不过是出于一
时的发泄，恕不奉陪，我还没有闲暇做这种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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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１１日前的那个周末，偶然租来罗西里尼的老电影，《罗马：不设防
的城市》。在中东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我完全忘却了几十年前第一次看这
部电影的印象。自始至终，被一个摆脱不掉的联想所震惊：影片中德国纳粹军
官的台词与今天以色列的官方言论几乎如出一辙。“我们是依据国际协议的合
法占领”，“我们有责任维护这里的治安”，“打击一切违法分子”，“打击
一切妨害治安的恐怖分子”。
　　现在，很多以色列官方的习用表达正进入美国白宫的发言稿，其中包括重
新启用“谋杀”手段、“事前的防卫性攻击”等等。国际民主秩序和美国国内
民权都在受到威胁，而美国的主流媒体仍羞于刊载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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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反恐怖主义的最有效战略？美国是否能坚持一场对阿富汗的长期战
争？
　　虽然国会大开绿灯，各种战备工作正以高速度进行，但行动尚未开始。在
这个时刻，已经有不协调音出现了──金融资本不是军事工业，金融资本不喜
欢战争，而晚期资本主义正高度依赖于金融资本的运行。于是，灾后第一次
《金融时报》周末版，虽然以福山鼓吹重型军事打击报复的文章开头，在市场
分析的专页里，却配置了三四篇针对布什宣布“长期”战争、投资者和消费者
信心可能受到打击的分析。
　　目前白宫的谈话中已经表示“战争（ＷＡＲ）”包括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手
段，当然也“不排除军事行动”。政治家的难处在下台阶。假如白宫全然没有
认识到中东冲突在恐怖攻击中的影响，就不会急于在灾后建议巴以迅速恢复和
谈。但是，如果白宫不能停止借用以色列针对“恐怖主义分子”的话语，则免
于恐怖主义威胁的生活不仅仍然会远离以色列，而且，恐怕也仍然远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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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世贸灾难的真实凄惨画面充份呈现在美国人民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
希望情绪反应的比例有可能转化：现在的比例在ＣＮＮ的调查中大约是四分之
一震惊、四分之一哀痛、一半以上愤怒。哀痛远远低于愤怒。英国卫报报导的
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８２％受调查的美国人已经挂起了美国国旗，远远高于
曾因世贸灾难流下眼泪的比例。盲目的民族主义在任何国度都应该引起独立思
考者的警惕。
　　我哀悼无辜生命的丧失。我希望悲剧对人类最根本的警醒是震惊，是深切
哀悼惨酷地失去的生命，其中也包括那些立意自杀的劫机者的生命。我相信，
在他们已离开人世之后，充份展示悲惨，而不是反复重现他们的“辉煌”，才
可能促使阿拉伯的青年一代也受到真正的心灵震荡，为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人民
的长远和解带来一线希望。
　　这就如同在国内，掩盖法轮功信众在强力镇压下的悲惨遭遇，只会助长施
暴者的施虐狂，并引发围观者加入施暴行列的跃跃欲试心态。
　　　　　　　÷　　　÷　　　÷
　　我遵奉国际主义的人道主义，因此，不会绝对地反对或支持“人道主义干
涉”，也不会绝对地反对或支持“不干涉别国主权和内政”。诚如列宁所说，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不可或缺的。
　　这一次，我哀悼生命的丧失重于哀悼美国象征的塌毁和美国经济的损失；
这一次，我反对美国军事报复的方针；这一次，我更加厌恶北京政府与以色列
的眉来眼去及其密切的经济关系。
　　我呼唤悲悯之心迎向所有失去的生命。
　　我为人类的前途祈祷。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６日，
　　　　　　　　　灾后国际航班复航第二天，手草于横越大西洋的飞机上。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８日定稿

　　　　　　　　≌≌≌　　　　　≌≌≌　　　　　≌≌≌
　　　　　　　　　　◆　美国真的当了世界警察　◆
　　　　　　　　　　　　　　　　　　　　　　　　　　　　　·皇甫茹·
　　昨天，９月２８日，联合国安理会全票通过了反恐怖主义决议案（安理会
决议１３７３号）。这项决议要求所有国家通力合作，冻结恐怖分子及其支持
者的资产，阻止并压制他们的活动。虽然决议并没有明确授权美国采取军事行
动，但早在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５日通过的１２６７号决议中，安理会已经要
求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交出恐怖活动嫌犯本拉登，这次又强调了各国政府不得让
任何人利用其领土资助、策划、提供方便或实施针对他国政府和公民的恐怖活
动；决议并且一上来就肯定了会员国拥有对付恐怖主义的“独自或集体的自卫
权利”（《人民日报》记者何洪泽的有关报导未提这一条），两者结合，等于
为美国对本拉登的武力打击开了绿灯。
　　至此，９·１１案后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全面宣战，已经完成了国际法理上
的准备。山姆大叔真的当了世界警察，为自己也为各国的共同利益，出面攻打
恐怖分子。
　　有的同志可能会说：嗨，美国早就是世界警察了，怎么是现在才当上的？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本文的“美国真的当了世界警察”，是指这一“职务”
现在有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即使对很多非盟国来说也是如此，即使他们心里并
不真的乐意。
　　自１８２３年提出门罗主义以来，美国始终是拉丁美洲的大警长。比较近
的例子有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５日里根命令美军入侵格林纳达、拔掉新生的马
克思主义政权，或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０日老布什命令美军入侵巴拿马、将巴
拿马军事强人诺列加抓到美国当贩毒犯审理。世人虽然不知道根据的是哪条国
际法，但那是山姆家的后院，摇摇头也就算了，懒得多加指点。
　　说到入侵巴拿马，顺便提一句。当时乔姆斯基曾经责问：比起布什的从巴
格达到北京的老朋友，诺列加简直可算是修女德蕾莎，为什么在入侵的同一天，
美国批准了对中国的３亿美金高科技出口？这句“从巴格达到北京”Ｂ２Ｂ，
后来成了克林顿竞选时攻击共和党外交政策的最有力口号。我们那些西方学院
左派的徒子徒孙们，常引用乔姆斯基的话为自己撑腰，这里给他们补充一条他
们可能不愿触及的典故。
　　美国现在的调兵遣将，不是入侵某个南美小国，而是准备进攻隔着一片大
洋又隔着一片大陆的塔利班。但是，与阿富汗近在咫尺的中俄两国，居然乖乖
坐没脾气，笑嘻嘻说声“我同意”。一贯吵吵嚷嚷的安理会，居然不到２４小
时就通过了要求每个国家在９０天内汇报反恐怖措施的１３７３号决议。曾经
因为搞恐怖主义而被里根轰炸过的利比亚，也提供了关于本拉登的情报。这
种国际情势，９·１１之前谁能想象？而在国内，《中国日报》特约评论员在
该报网站文章《战地钟声已敲响》（９月２１日）里居然说道：
　　“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站在
一起。美国为了铲除拉登恐怖团伙和惩戒塔利班而发动阿富汗战争，中国愿意
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同样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打
击恐怖主义是中国应尽的责任，同时，这也是一个中国无法拒绝的‘事业’。”
　　“首先，美国进行的是一场‘复仇战争’，按照‘冤有头、债有主’的人
类社会生活的准则，美国挥师阿富汗，只能怪本拉登恐怖主义团伙‘藐视天
理’，只能怪塔利班‘为虎作伥’，是一场自作孽而应得的‘报应’。 ”
　　“其次，即使美国出兵流于冲动，但面对纽约和华盛顿被恐怖袭击后的惨
状和近６０００名无辜者死亡的事实，世界各国人民出于人性的良知以及对死
难者的同情，也将表示理解；冥冥中无辜死者的亡魂，需要用对凶手的惩治来
告慰；而现实中仍然活着的生者的哀痛，也需要用正义来安抚。更何况从历史
来看，美国政府很固执，但很少‘冲动’。 ”
　　“即便美国掀起阿富汗战争是出于战略性的深谋远虑，其实也很‘正常’。
恐怖主义确实构成了当前的一种世界性威胁。恐怖主义者今天在纽约和华盛顿
制造了如此的悲剧，如果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不能以一场雷厉风行的行动和
长期的斗争来加以根除，那么明天，这样的悲剧可能在伦敦、巴黎、新加坡和
北京重演。此时即使有人怀疑美国在进行军事报复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还怀
有意味深长的权力政治意图和地缘政治追求，但是此时此刻，确是一种‘说不
出口’的担忧。”
　　敝人写东西的时候，最恨的就是在自己的大作里为别人的文字占地盘，更
别说大段的引用了。但是，在宣传部门执行了十来年的“两个凡是”（凡是美
国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美国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之后，读此文于官方
网站，就象在动物园突然见到猴子讲人话似地希罕，值得录此存照。虽然，这
位同志把美国的行动定位在“复仇”，对当代国际政治文化的理解未免流于肤
浅。至少从圣托马斯楫腧隅满]Ｔｈｏｍａｓ　Ａｑｕｉｎａｓ，１２２５－
１２７４，罗素称之为“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开始，教会在理论上就不认
为复仇是进行战争的正当理由，正当理由必须是确立公正。事实上，反对复仇，
正是目前美国反战人士的口号。美国毕竟是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单凭复仇，是
难以动员广泛的民众的。联合国更不会授予美国复仇的权利。１３７３号决议
强调的是国际安全与和平，没有一个字提到复仇。
　　我们说到美国做世界警察，接下来的一句往往是“不许干涉他国内政”！
但是，当这一职务有了一定的公认道义基础之后，人们不得不考虑该反对意见
的另一面。
　　“不许干涉他国内政”，这话听着很正确，但要有一个前提，即他国有人
能够管理内政。如果没有能力管或根本无人管，而且这种弱政府状态严重威胁
甚至极大地损害了别人的安全，那么，出于自卫，别人是否可以代你管一下？
　　本月１９日至２０日在喀布尔举行的阿富汗宗教领袖会议建议本拉登自愿
离境。其实，塔利班就算想交出本拉登，也未必有这本事。据说本拉登有五千
死士，组成阿富汗内战中最剽悍的０５５团。而塔利班也就不过几万人，再加
内部份歧，很多指挥员不会愿意参加捕捉本拉登的行动，他们还要应付北方联
盟的进攻，未必有火并本拉登的实力。有一位反对塔利班的阿富汗酋长说：阿
富汗现在不是我们的国家，它甚至不是塔利班的国家，它现在成了本拉登的国
家。
　　每家政府都会反对别国干涉内政，因为这会削弱它的权力。但是，问题的
另一面是，恰恰因为你没有能力行使应有的内政权力，才给了别人干涉的理由。
　　初期的激烈言词之后，布什总统现在似乎是守在这条“代管”底线（９月
２５日白宫记者招待会）：美国并不是存心要推翻塔利班，但是，如果塔利班
不交出本拉登，美国将自己动手捉拿；如果塔利班在此过程中倒台，那我们
也没有办法。
　　代管性的表述，有利于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问题是现实性如何？
　　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布什曾嘲笑克林顿的外交政策是“搭建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克林顿非要把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和
克罗地亚人绑在一起，维持一个统一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神话；他也非
要让科索沃在名义上留在南斯拉夫。在布什看来，这纯粹是让美军压在巴尔干
做无用功。他是想把美军撤回家的，引起欧洲盟国恐慌后才悻悻罢手。
　　如果塔利班在美军干涉下倒台，难道布什能象两百年前大国惯做那样，肢
解阿富汗？南部帕坦人划入巴基斯坦，与那里的帕坦兄弟团圆；西部什叶派划
给伊朗同宗；北部按民族区域划入乌兹别克或塔吉克。美国操刀，一割送人，
皆大欢喜。但是联合国宪章早已规定，不得以战争改变边界，只怕布什也难逃
“搭建民族国家”的艰巨任务。
　　而且，塔利班的崛起本身，就是因为１９８９年后苏联撤军、美国撤手，
大国懒得帮助阿富汗搭建民族国家。一流国家不干涉，就给二流国家以机会。
巴基斯坦、伊朗、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纷纷插手与之有联系的派别，把个阿富汗
搅得天无宁日。人民厌倦了四分五裂内斗不休的拉巴尼（Ｂ·Ｒａｂｂａｎｉ）
政府，才使塔利班势如破竹从南部直捣首都喀布尔。如果这回美国代管了就走，
谁知道今后会不会再有第二个塔利班？
　　但是，美国要是深深卷入阿富汗的内政，则必然会遇到三个扩大化的无解
难题：国内反战运动的扩大化；伊斯兰对抗国家的扩大化；和警察“代管”模
式的扩大化。
　　一是国内反战运动的扩大化，若干年后，可能象六十年代反越战浪潮一样，
再次分裂美国。如果陷入与塔利班的长期游击战，激进学生固然要反战；就是
放倒塔利班，这回比不得１９８９年赶走俄国人，那时好歹还有几个圣战士的
联席会议，如今搭建民族国家，很多事要靠老美自己动手，十年内阿富汗没达
到西方社会的标准，激进学生同样要反战。
　　笔者写《一小搅动四大的圣战》（今年１月２４日贴于《国风》，见链接）
这篇文章时，翻阅二十来本参考资料。最欣赏的是一位美国旅行家在六十年代
出的书，正在１９７３年废黜阿富汗国王的左派政变之前。当时美国没有“政
治正确”，阿富汗问题也没有意识形态化，她所描写的当地宗教与社会改革的
关系，应该比较客观可信。举个例子：当时的阿富汗山民，把为绵羊注射防疫
针视作萨满教巫术，绵羊注射后不得病，与小布人扎了针后真人会得病是一回
事，都是他们的信仰要反对的。这样一个中世纪社会，稍有不满就把人当反革
命枪毙的阿富汗共产党都没能改造过来，反而搞到自己被塔利班吊在坦克炮管
上；外来的西方老天真们能把它带入二十一世纪？
　　即以教育为例。塔利班的含义是“学生”，他们发轫于阿富汗难民营的宗
教学校。如果新政府要建立政教分离的公共教育系统，山民们大概会认为这是
企图把他们的子弟连根拔出传统生活方式的大阴谋。先不说在人烟稀疏的山区，
普及教育要化多少钱，如果山民们坚决抵制，难道你还能用刺刀押着孩子上学？
塔利班如何办教育（或不办教育），那是塔利班的事；一旦美国帮着搭建民族
国家，这就是美国的事。你想办，办不好；但普及教育是写入了联合国人权文
件的，你不办，乔姆斯基之流和激进学生决不会放过你：占领了好几年，阿富
汗儿童还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个国家前途何在？
　　即使现在反战运动不成气候，若干年后，对９·１１象比较淡的一代进入
大学，他们胸中燃烧着俄狄浦斯情结，一心要弑父娶母，砸烂上辈人辛辛苦苦
建立的“旧”世界。如果到时候阿富汗还没有变成一个光辉灿烂的民主自由新
国家，在学院左派的煽动下，这些年青人就会上街大叫“美国滚出阿富汗！”
　　二是美国可能面临伊斯兰对抗国家的扩大化。这里我们不提阿尔及利亚或
马来西亚等相对处在边缘的国家，只说从中东过伊朗到阿富汗这一伊斯兰的心
脏地带。这里明的纷争无数，潜伏的更难以预料。美国已经在西头多次斡旋以
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如果再在东面踩入阿富汗的泥潭，今后是否会与中段
的伊朗兵戎相见？
　　今年７月２３日，伊朗出动军舰和飞机，武装驱赶阿塞拜疆在里海的石油
勘探船。西方国家希望修建一条从阿塞拜疆直接向西通过土耳其的输油管，将
里海地区的估计储藏量为两千亿桶的石油输往欧洲。这一油管今后将成为西欧
的生命线。但石油公司觉得向南通过伊朗、让石油于波斯湾装船，在经济上更
合算。伊朗当然赞成这一计划。两国因此矛盾很深。
　　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阿塞拜疆，曾是伊朗的一部份。至今还有两千五百万
阿塞拜疆人居住在伊朗境内。十九世纪初，被沙俄从伊朗割走后，他们对俄国
也始终心怀疑虑。通过土耳其，阿塞拜疆甚至邀请北约去演习。如果美国进入
阿富汗，驻兵伊朗东境，势必提升阿塞拜疆挑战伊朗、甚至挑战俄国的胆量。
西方希望通过开采里海石油，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增强自己的安全感。但
是，如果伊朗受到刺激，或者国内的阿塞拜疆人寻求独立，这一地区很可能成
为新的热点。美国或将面对绵延五千公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怒潮。
　　三是这一警察“代管”模式可能扩大化，被应用到反恐怖主义之外的场合，
从而使美国不胜负担。安理会１３７３号决议的第４部份特别指出：安理会注
意到国际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组织间的联系。去年１２月份，中情局在一份关
于未来全球大趋势的专家谈话（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２０１５）中
指出：掌管了巨大财富的犯罪分子所具有的足以压倒弱国政府的能量，是美国
将要应对的重大挑战。塞浦路斯被认为是阿富汗鸦片的洗钱中心，如果那里警
察的老爷车跑不过犯罪分子的新奔驰，美国是否准备带着北约代管一下？如果
哥伦比亚官员挡不住贩毒集团的暗杀，美国是否准备率领美洲国家组织代管一
下？如果这一模式扩大化，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将会有怎样的国际格局？全世
界国尚为国的联合起来，对国已不国的采取警察行动，他们失去的是国内的安
宁和自由，得到的却只是为他人建国的无穷无尽的麻烦？
　　一个社会需要警察，国际社会也需要警察。在民主社会里，警察行动的效
率依赖于社区的配合。在并不那么民主的国际社会里，美国代管的成功，更多
地依赖于大警长本身的智慧。安理会的决议是个良好的开端，但下面的路更长
更难走。好在美国总有最后一招。假设反恐怖之战不至于严重到推迟总统选举，
布什就是连任，也只能住八年白宫。老美大不了选个民主党总统，来次政策急
转弯。可是，那些“搭建民族国家”搞了半拉子工程的小国呢？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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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反战集会上的思绪  (美国书简)　◆
　　　　　　　　　　　　　　　　　　　　　　　　　　　　　·萧岩·
　　我从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形下听到如此动听的伊斯兰圣乐：市中心的
凯普里广场，一片开阔的草地，9月23日中午，这里聚起了近千个市民，他们
手持各种标语，拉起大大小小的横幅──由波士顿14个民间团体联合发起的反
战集会在这里进行。开始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被一声长长的呼啸镇住：站在我
们面前的一位年轻的男子（看不出是不是阿拉伯人），闭着眼，手持话筒，既
似歌唱又似吟颂的曲调从他嘴里缓缓的吐出。那是伊斯兰圣乐中为和平祈祷，
为安宁祝福的乐章，悲天悯人的气息弥散在空中，广场上的行人都停下了脚步。
如此美好的音乐，它来自眼下正战云密布的阿拉伯地区。一个反战的集会就这
样拉开了序幕。
　　我观察了一下集会参与者的种族成份，白人居多，南亚地区的人也不少，
华人摸样的有几个，分不清是哪个国家的。偶尔，在一片标语牌中，居然看到
了几句繁体中文，上前一问，是两个台湾来的女大学生。总体上，年轻人比较
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有一些，倒是中年人看起来少一些。另外，女性较之
男性稍多一点，也显得更为活跃。集会者席地而座，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标语
牌，“对战争说不””团结起来，反对暴力的循环”；“不要更多的牺牲者，
无论在什么地方”；“战争和种族主义不是我们的回答”；”让我们公平地面
对世界”；“我们热爱美国，但战争是个错误”“让死难者在和平中安息”；
“如果我们以眼还眼，世界就会一片瞎盲──甘地”等等。但是，会场上自始
至终没有人喊口号，这和三天以前的大学生游行很不相同。也许，这些集会者
来自各个团体，有各自的宗旨，但反战的大方向一致，于是，“一个内容，各
自表达”，这是不是美国集会文化的一个特点？
　　发言开始了。我原来以为，这么大的场合，发言人一定是预先安排和准备
了的，谁知，除了两个集会组织者邀请的发言人以外，其他的发言人都是当场
去主席台（一辆面包车，侧壁挂着大会的横幅）边报名，排队，每人10分钟。
开始演讲时，每人报一下姓名，有人报了属于哪个团体，有人只说自己是路过
这里，有感而发。发言的人中，有美籍阿富汗人，有巴勒斯坦人，有犹太人，
还有原籍美国人。大家共同的声音就是“仇恨不会带来和平，报复不能引来安
全”，恐怖主义是罪恶的，但必然伤及无辜的战争也会带来新的罪恶。一个兄
长在纽约世贸中心遇难的女孩子，用沙哑的嗓音说，“我们全家现在还在这个
噩耗的笼罩之中，可是，我还是要在这里说，不要让更多的家庭陷入惨痛的绝
境，不要让报仇的利剑刺死更多的无辜者。因为我们已经身处这样的境地，我
知道，那对别人意味着什么。”（ 如果那些对美国受害的平民说“活该”，并
把自己的理由说得头头是道的人，亲耳听一听这些话，会不会有一点羞惭的感
觉？）。有意思的是，在异口同声的反战内容中，也冒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有
一个中年男子，好像是个公司经理似的人物，一上来就说，“我不是一个和平
主义者，我也不认为和平的愿望就能感动恐怖主义者，对罪恶一定要实施惩罚。
但我反对现在对阿富汗的进军，因为，我们的政府没有给我们提供究竟谁是罪
犯的证据。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向一个国家发动战争，并且伤及无辜，
这是我们的文化和良知不能接受的。”他的讲话引来了一些人的掌声，但大多
数人并没有表示附和。
　　当一位学者模样的发言者站到扩音器前时，听众预先就鼓起掌来。我向旁
边的人一打听，他是今天特邀的发言人，波士顿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知
名度很高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很有演讲的才能，一句不怎么特别的话经他
一讲，好像就有了点特别的吸引力（这也许是在美国当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备
的一种能力？）。“美国不仅要以它的强大在世界上立足，更要表现它强大背
后的价值观念──公正／自由／和平，如果这种价值观念经受了我们正面临的
极端考验，那就不仅是强大者的胜利，更是文明的胜利。否则，我们将被恐怖
分子拉着向野蛮倒退，而一种野蛮的强大带给人类的将是悲哀。”掌声，再一
次响起。另一位特邀的发言人是著名的诗人，他朗诵了自己最新的诗作，看得
出来，不少人被他的朗诵打动。
　　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上来一位带着吉他的女歌手，唱起了自己写的歌
“和平，你给了我们共同的家园”，旋律很简单，歌词也只有两句，她重复地
唱着，下面的与会者齐声应和，还手拉着手随节奏摆动。歌词的第一个词是
“和平”，她用英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地语／俄语／西班牙语／阿富
汗土著语／等等交替轮换，一边唱一边问，“还有什么语言？你们自己的语言？”
有人告诉她乌尔都语，还有个什么别的语（没听清楚）。当时，我真想大声地
告诉她，还有汉语，和平。可惜，我离得太远了，她根本就听不见。这时，会
场上渐渐形成了一个高潮。
　　接近尾声，集会的主持人代表14个发起团体宣读了“我们反对在阿富汗开
战的5个理由”。我刚一到现场时， 就拿到了他们向过路行人散发的这份传单，
同时，还得到一份鲜明简洁的动员令“请加入我们的行列 ─ 你可以做这些事”。
做什么呢? 我好奇地读起来──
　　─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思考和与人讨论这次战争的合理性问题。
　　─帮助牺牲者和他们的家庭；
　　─给你选出的国会议员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告诉他们你的态度( 传单上
列出了本州参议员和众议员的电话号码及邮址) ；
　　─关注自己社区中出现的种族歧视现象，呼吁地方官员高度注意这个问题；
　　─如果自己受到不公平的歧视， 和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或美国─阿拉伯反歧
视委员会联系( 公布电话号码和邮址)；
　　─支持和参与和平运动，除了公共集会和游行以外，还可以参与校园和社
区的活动，帮助开展反战和反种族歧视的教育项目，参与媒体的有关采访和谈
话节目， 充当紧急救援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志愿者等
　　一项项内容都很实在，每个人都能参与。读着这些简单明了的提示，我想，
这不就是对民主制度，对公民／公共生活／公共政治参与这些概念最为形像的
／有生活实感的解说吗？
　　集会大约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中心区人群基本没动，边缘则不断的有人出
出进进，来去自由。紧挨着草坪的大马路上，行人络绎不绝，有人驻足观望，
有人则不屑一顾，但没有任何骚扰的情况发生。远远的，有几辆警察的摩托车，
他们在执行保护安全的职责。这一切，都显示着这个社会人们对不同意见表达
的习以为常，各种观点用自己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吸引自己的听众，既没有人表
现惊讶，也没有人感到悲壮，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给人的感觉是，当反对和抗
议成为一个社会既有秩序的“常态“时，这个社会的稳定大概就有了真正的保
障。
　　我注意到，在集会的过程中，有两个电视台的摄像机一直在拍摄，在我的
旁边，一个电视记者向参与者和路人请求采访，一些人神态很轻松地回答着记
者的提问。今天晚上，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电视里已经播出了这次集会
的报导和采访，播出时间还不算少（前三天的大学生反战游行，当天晚上的电
视也作了报导）。这些天，随着人们从最初的震惊和恐慌中慢慢地清醒过来，
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随之产生和传播，媒体也从最初的同仇敌忾，众口一词
慢慢地开始有了一些“噪音”。其中，反对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和反对发动
对阿富汗的战争成为“噪音”的主要内容。在我最近看到过的报刊上，基本都
有这方面的内容，不仅是那些以知识分子为读者主体的大报，即使是象市民生
活服务类的报纸，也有反战内容的报导和对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质疑和批评，
反战示威者（不仅是美国的，也有世界其他国家的的）大幅照片在一些报纸上
出现。那篇在中文网上流传很广的苏珊·桑塔格激烈批评美国政府和大众传媒
的文章，即在9月17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上发表（先于德国《法兰克福汇
报》？）。当然，在目前，反战的声音还很微弱，对舆论，对政府决策有多大
影响，暂时还看不出来。但一个社会有不同声音存在和传播的制度环境，就有
了政策和决议“反省”和“纠错”的基本机制。我们有理由对拥有这样清醒的
声音，拥有容忍/鼓励这种声音的制度的美国寄予期望。
　　不一会儿，思绪被一阵全场一起高唱的歌声打断──集会结束了，所有的
人站起来，这歌声顿时有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效果。什么歌曲，这么多人都会唱？
我好奇地向身边的人打听，她告诉我，那是60／7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最为流行
的歌曲We will keep on walking （我们永远向前），后来成了美国有数的几
首传代的“经典“歌曲之一。怪不得，从六／七十岁的老人到年轻的大学生，
个个都能引吭高歌。今天，在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考验的时候，人们又
唱起了这首歌，这不会是偶然的选择吧。
　　在他们的歌声和激情中（这是我无法参与的歌声和激情），我的思绪忽然
转回了大洋彼岸，转回了对我来说最真实也最有切肤之感的地方。我问自己，
如果在中国，在北京，当我们也将面临一场战争，一场同胞之间的战争的时候，
会有这样不同的的声音吗？这样的声音能够表达，能够传播吗？那时候，我会
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
　　集会解散了，我没有走，想看看散会以后的草坪会怎么样。大约10分钟以
后，人散光了，绿色的草坪上基本没有杂物，远远望去，只有一张白色的传单
抛在那里。我走过去，检了起来。返身再看，真不能相信，这里刚刚结束了一
场近千人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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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摈弃三输游戏　◆
　　　　　　　　　　　　　　　　　　　　　　　　　　　·张三一言·
　　朋友送了一饼《面纱下的阿富汗妇女》录像带给我。看后才知道塔理班统
治下的阿富汗，其黑暗残暴高压和恐怖程度比中共的反右文革时期强上千倍。
痛感塔理班的存在是天无眼，也无法想像人类竟然可以做出比动物世界更无人
性天理的事。不灭亡塔理班是对不起天对不起地对不起人。
　　但我还是坚决反对美国打阿富汗。要消灭塔理班政权还有其它办法，例如
支持北方联盟就是方法之一。
　　我上一篇反对打阿富汗的主要理由是不能接受无辜的平民百姓陪葬。这个
理由是主要的，现在我仍然坚持。除了这个主要理由外，还有其它重要理由反
持打阿富汗。
　　从阿富汗与伊斯兰世界、美国与自由民主世界或者是这两个大集团外的其
它发展中国家来看，打阿富汗的结局都是有输无（或少）赢。也就是说打阿富
汗是三输游戏。
　　主张打阿富汗的基本思路是零和游戏。他们看到的是有形的硬胜利，即战
场上的胜利，消灭了某些具体存在的恐怖主义分子等等；没有看到或不重视文
明价值的损益胜败。
　　9·11恐怖大屠杀后美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报服情绪空前高涨。我们理解和
支持他们。但这爱国热情和报服情绪是很危险的，如果控制不了或渗入反文明
的东西在里面的话。这和我反对中国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是同一道
理。我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法西斯化危险，同样理由，美国目前的这种狂热状
态亦有反民主由的倾向。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危险的趋势。美国的爱国声音已经淹没了不同的声
音。可以说现在的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声音一化的状况，当然这是民众情绪造就
不是由权力使然。在爱国主义情绪压力和支持下自由权利下降了，政府的监控
权力加强了。在美国国内歧视和排挤阿拉伯族裔人的事已经多有发生，主张用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声音已经冒起，例如主张可用暗杀手段等。反自由法
治的言论已经应运而行，甚么9·11大屠杀是美国太讲究自由和法治的报应、为
了赢得反恐怖主义胜利收缩公民的人权自由和法律保障是必要的等等过去视为
大忌的言论也堂而皇之占据了舆论阵地。
　　可怕的是这种反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言行都是在为自由、爱国和正义旗帜
下上演的。我们不希望又一次看到一个人类整体性的假自由民主爱国正义的名
义行恶犯罪的事实。
　　上面说的二十天内在美国发生的反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事实和言论就是一
种危害人类文明的危险趋向。如果这种倾向得不到控制和纠正，很可能是一场
人类文明的灾难性大倒退。因为美国是自由民主世界的龙头大哥，在这个自由
民主的坚强堡垒内部发生反自由民主现实，其危害性是不言而谕的。
　　美国如果真的硬要打阿富汗，我们的预测是美国会赢得战场上的胜利，但
失去的是背后的美国赖于立国的基本精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平公正等
最可贵的人类文明价值。布什向国会演讲时说到：『美国人民都在问，为什么
这些人讨厌我们？因为他们讨厌在我们当中看到的这一切：一个民主的国家、
一个民选的总统、一个美国的自由、宗教自由、选举自由……』如果用对一个
国家开战的错误手段去达到目的，可能适得其反。在美国还没有达到消除这些
讨厌美国的人和因素之前美国自己已经先一步走向自己目的的反面，异化成为
自己的敌人。何其愚蠢。就是说美国赢得了硬战场的胜利，输了立国之本：自
由民主人权和平和公平。美国因而由强变弱，由国际警察变成国际强盗。赢得
了有形的胜利也还了报仇的心愿，但没有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和产生恐怖
主义的土壤。美国将变成『一个倒退民主的国家、一个民选的专权总统、一个
美国衰退中的自由、衰退中的宗教自由、衰退中的选举自由……』但愿并非如
此。
　　所以如果打阿富汗，恐怖主义会有有形的战场上的失败，但美国输掉的是
立国的根本，是输了一个整体。
　　很明显，用打仗的方法去解决宗教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是无效的，可能还是
反效的。如果不从根本上去消解恐怖主义生产的因素，尽管这次消灭了拉登，
但无法保证明天不会产生更多更恶的推登扯登。可以说恐怖主义输的是有形的
和暂时的战术上的东西，而美国输的是永久性的根本性的东西。恐怖主义是小
输美国是大输。总之是两输。
　　这么一战的结果除了美国和恐怖主义双输外是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减少了
他们原有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下本来享有的权利，向往自由民主的非民主国家
人民失去了他们预期的目标，最大收益的是各国专制统治者，给他们喘定气的
机会，他们的江山可牢固可期了。至于因战争而必然会遭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
危害就不用说了。全世界平民百姓无辜辜受害，这是第三方面的输。
　　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不但无济于事，而且要陪上三输。所
以我主张放弃三输的作为。
　　我贴出反对打阿富汗时，觉得很孤立无助。出乎意料支持我的比我原来想
象的要多。更感宽慰的是虽然现在美国爱国情绪和战意都极浓，但毕竟和中国
不同，不同的声音和行动并没有被权力禁止。只要种籽还在，花果是会出现的，
只要有不同声音存在就有希望。近来反战声音也多了。我相信随着时间过去人
们冷静下来后理性的声音会逐步加强。
　　我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我还是向苍天祷告，向人类良知诉求：恐怖分子屠
杀了六七千人已经超限了，千千万万不要再进一步因为这次屠杀而毁了人类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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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双塔　◆
　　　　　　　　　　　　　　　　　　　　　　　　　·尤里·阿甫内里·
　　　　　　　　　　　　　　　　　　　　　　　　Ｕｒｉ　Ａｖｎｅｒｙ
　
　　当烟消尘定，最初的愤怒也已成为过去，人类将清醒过来并认识到一个新
的现实：地球上没有安全的地方。
　　一小撮自杀攻击者把美国带入休止状态，迫使总统躲到边远山区，给经济
以重大打击，所有飞机停飞，全国的政府机构都撤空了自己的办公室。这样的
事可能发生在任何国家，双塔遍布各地。
　　不仅以色列，整个世界如今都充满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叫嚣。政治家、
“反恐怖专家”以及类似人物，提出各种方案，攻击、毁坏、消除〔恐怖分子
及其基地〕，等等，还有给“情报机关”追加几十亿美元的拨款。他们的建议
真是精采极了。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会有助于正在受到威胁的国家，正如所有这些措施迄
今为止都未能帮助过以色列一样。
　　世上还没有治疗恐怖主义的特效药。唯一的疗救只能是去除其病因。你可
以打死一百万只蚊子，新的数百万会迅速取而代之。要彻底清除蚊孽，必须清
理孳生孑孓的泥潭。而这泥潭无一例外地是政治。
　　一个人不会随便一天早上醒来就对自己说，我今天要劫持一架飞机然后自
杀。一个人也不会随便一天早上醒来就对自己说，今天我要在特拉维夫的一家
迪斯科舞厅炸死我自己。这种决心在一个人的头脑中是逐渐成熟的，一般要几
年的时间。这种决心的背景可能是民族的、宗教的，也可能是社会的和精神的。
　　任何地下反抗运动都不可能在没有群众性根源和支持的环境下运作，这种
环境为其准备了不断补充的新成员、合作与协助、隐藏地点、资金，以及宣传
工具。
　　地下组织总是希望获得而不是失去群众支持。因此，它发起攻击的时机在
于它认为这符合于周围群众的希望。恐怖攻击永远是公众反应的晴雨表。
　　这次攻击也不例外。这次攻击的发动者决定执行计划的时机是在美国已在
全世界激起极大仇恨之后。这不是由于美国的强大，而是由于美国运用其强大
的方式。仇视美国的有反对全球化的人，他们因全球日益悬殊的贫富不均而谴
责美国。仇视美国的有数百万阿拉伯人，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占领，也因为
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仇视美国的还有各种穆斯林人口，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支
持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址的控制。此外还有很多很多愤怒的人们，他们
相信美国正在支持他们的压迫者。
　　直到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以前──让我们记住这一天──美国人总可以
生活在一种假象里，以为上面谈到的那些都只是外人的忧扰，发生在大洋彼岸
的遥远他方，与自己在美国国内受到保护的生活并不相干。现在不行了。
　　这就是全球化的另一面：世界上的任何问题都是世界上所有成员的共同问
题。包括每一个不公正的事件，每一个受压迫的案例。恐怖主义，这弱者的武
器，轻而易举就可以触及到地球的任何一角。每个社会都可能成为顺手的目标，
而且越发达的社会越危险。越来越少的人就可以给越来越多的牺牲者带来痛苦。
不用很久，只要一个人就足以携带一个装有小型原子弹的箱子，摧毁一个上千
万人口的大都市。
　　这就是２１世纪的现实，在这个星期里开始展现出其最真实的面目。这个
现实必然引向一切问题的全球化，以及这些问题之解决的全球化。不是在抽象
意义上，在联合国发些大言的声明和公报，而是全球化的实际工作，解决冲突，
重建和平，包括所有国家与民族的参与，也包括美国将必然扮演的中心角色。
　　由于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美国已经脱离了其建国先贤们为美国规划的道路。
汤玛斯·杰弗逊曾经说过，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任意妄为而置人类舆论于不顾
（笔者据记忆引录）。当美国代表团为了终止关于贩奴制的讨论并支持以色列
右派而步出德班种族大会会场时，杰弗逊在他的坟墓中一定感到了无法安息。
　　如果事实证明纽约和华盛顿受到的攻击确实是阿拉伯人干的──即使证明
不是！──全世界终于必须要处理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那溃烂不愈的创伤，
一个正在毒化人性整体的创伤。仅仅几个星期前，布什政府里的一个聪明家伙
还在说：“让他们流血去！”──意思是说那些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现在，
美国也在流血了。逃离冲突的人正在被冲突追踪，甚至一直追到自己家里。美
国人，还有欧洲人，应该吸取这个教训了。
　　从耶路撒冷到纽约的距离很短，同样短的还有从纽约到巴黎、伦敦和柏林。
拥抱全球的不仅有跨国公司，同时也有恐怖组织。与此相应，解决冲突的方法
与途径也必须是全球的。
　　在纽约的标志被摧毁的地方，必须建立起和平与正义的双塔。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５日
【】　　　　　　　　　　　　　　【】　　　　　　　　　　　　　　【】
°借　　鉴°

　　　　　　　　　　◆　美国公民自由是否受到限制　◆
　　　　　　　　　　　　　　　　　　　　　　　　　　·多维新闻社·
　　【多维新闻社2日电】多维社欧洲记者帕特里克专稿／“公民自由”，这
个奠定现代民主社会基础的神圣概念，由于在最近的事件中自由世界遭到近乎
武力的攻击而面临一种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来自对美国本土发动恐怖袭击的
外部力量，也来自民主社会本身近乎本能的自我保护方式。这就是目前在美国
“战时状态”之下爆发的关于“公民自由”是否受到的限制的争论。美国之音
台长被解职引起的风波，也从另一个更敏感的角度（新闻自由）使这场论争进
一步升温。
　　当美国总统布什决定以战争方式回击自由的敌人时，令人想起罗斯福或丘
吉尔当年决定对纳粹宣战。那时，处在“战时状态”的公民几乎义不容辞地接
受战时的限制措施，包括食品配给、新闻检查、交通和夜间灯火管制等（远离
欧洲战场的美国有所例外），因为人们处在战争之中。但是，那时各种限制并
没有使伦敦的居民抱怨。今天，是不是因为“战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譬如
自由世界在力量对比方面已经远远居于优势地位），人们就可以因为军人出现
在公共场所、警方行动权限扩大、恢复电话监听、机场和边界从严管制、延长
对涉嫌者的拘留期等“战时”措施，而抱怨公民自由受到限制了呢？
　　“我们感到担忧，”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主席娜丁．斯特罗森（N Strossen）
最近对媒体说。她指的是上述提到的一些在美国社会实施的防范恐怖袭击措施，
尤其是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在重要公共场所加强武装警卫建议。斯特罗
森女士认为，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的一些措施可能"威胁到很多人的权利"。
　　这就是说，不管现代战争如何，历史因素已经发生变化，民主受到了双重
限制。首先是来自外敌的威胁，其次是民主自身反威胁带来的限制。后一种限
制从理论上来说同样是本质性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民主制度上升到今天的
高度，人们获得了一种反思。它超过了以往对“非常时期”的理解。公民社会
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保持它所达到的高度。由于这种高度，任何“非常措施”
都带来对自身的限制。
　　每当历史越过一个政治伦理的决定性阶段，民主理念的凝聚便会得到加强
和升华。这正如废奴运动之后人们不能再容忍奴隶制的存在；同样，美国黑人
在挣脱后文明社会时代尚发生的种族歧视之后，在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尺度上，
美国黑人已不复作为人种和社会等级的天然屈辱身份而存在于美国社会。从法
国政治家拖克维尔160年前在其撰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作出一个民主
制走向成熟的预言以来，美国民主制度的演变，至今已经成为自由世界最可靠
的典范之一，甚至在某些方面，尤其日常生活中公民自由的绝对性理解方面，
与旧大陆过多地保持传统政治文化的方式不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无论是从公民的心理层面，还是历史成因折射而形成的生活规范方面，
这样的高度不允许再降低。布什总统用美国处在“战争”非常时期来解释最近
宣布的特殊措施，已不能完全为所有公民接受。
　　正如许多国际战略学者已经指出那样，9月11日美国本土遭到恐怖袭击的
事件，其影响力已经超出美国国界，正在改变全球秩序，从地缘政治到日常生
活，包括人们使用的交通工具的管理、公共场所的规则以及公共建筑的象徵意
义。某些方面还涉及到文化、宗教和族群。有关美国“反恐怖战争”某些针对
性提法的引申和解释，在欧洲也引起了关于西方与伊斯兰文明冲突的论争。有
些国家除了军人进驻公共场所之外，还研究向居民发放新的国民身份证。在法
国的地铁里重新出现了持枪巡逻的军人；而几年前，法国地铁和公共建筑遭到
恐怖爆炸之时，军人在公共场所出现曾引起很大争议。
　　这类“非常时期”的措施，在美国也引起了争议。普遍的爱国情绪并不影
响人们对这类措施的反思和批评。价值突然间的改变，使人们感到民主社会的
尺度也发生了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被解释为短暂的和必要的。美国公民自由联
合会另一负责人劳拉．墨菲认为，美国人所珍惜的公民自由受到了自身“非常
措施”的威胁。墨菲女士甚至写信要求国会“不要走得太急”。部份国会议员
也认为，布什总统的反恐怖计划中有一些措施不仅难以为美国人接受，而且就
其目前形式而言也不是很有效用的。
　　这些被媒体高昂的爱国热情遮盖了的声音，最近渐渐地从冷静下来的人群
中并射出来，在反恐怖战争的氛围中，要求美国的“非常时期”应考量安全与
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不然，作为自由世界表率的美国公民社会，也可能因反
恐怖战争的长期性（这一点已为美国大部份决策人所承认）而提供一个脆弱和
收缩的形像，与布什所说的美国民主的根柢不可摧的承诺不相符合。
　　今天，保护美国公民社会已经等于保护自由世界。这一见解为一切维护民
主的人士所认同。人们关心的不仅是如何消弭恐怖主义对人类生存秩序的威胁，
人们同样也关心个人自由的价值不因生存秩序的变更而走样甚至失效。这已经
是一种历史的两难之境。它意味着随着9月11日事件的发生，一个牵涉到人类
社会秩序特殊时期的政治概念被超越了，人们正在重新理解“非常时期”或者
“战时”这个历史概念的含义及其相关于民主政治决策的条件。总之，一个概
念过时了。它要求政治家们的头脑再多一点智慧。
　　9月11日事件以来的美国民意调查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重要补充。在围绕
布什总统使用的“战争”一词形成的论战中（虽然论战规模不大），但美国民
调机构均预测，一旦布什承诺的军事反击长时间不见打响，美国人接受在本土
加强安全措施的态度将会渐渐变弱。最有说服力的另一例子是，美国遇袭后的
第四天，CNN／USAToday／Gallup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受美国处
在“战时”状态并支持本土加强安全“非常措施”的美国民众高达86％；而一
个星期后，皮氏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
美国63％民意认为普通美国公民将被迫放弃某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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