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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八　十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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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12.25　　　　　　　　　　　　　　　　　　（sd0112b）
　÷÷÷÷÷÷÷÷÷÷÷÷　本　期　目　录　÷÷÷÷÷÷÷÷÷÷÷÷
１、时评短札　“三农”问题研究与我的困惑　　　　　　　　　·李昌平·
　　　　　　　为什么不能先给国人平等的地位　　　　　　　　·梁　京·
　　　　　　　法院行政化是司法不公的的根源　　　　　　　　·杨支柱·
　　　　　　　中国法制的悲怆──再谈贺卫方　　　　　　　　·萧　瀚·
２、专题聚焦　这笔血债谁来还──河南爱滋病泛滥的总根子　　·佚　名·
　　　　　　　他们因何卖血──反思上蔡县农民生存处境　　　·时寒冰·
　　　　　　　请在爱滋病蔓延的地方播下尊严、权利与关怀　　·佚　名·
３、网文摘编　“康熙再活500年”是什么时代？　　　　　　　　·刘　火·
　　　　　　　日子过得咋这么累　　　　　　　　　　　　　　·老　Ｑ·
４、外论参考　中国的爆炸性社会　　　　　　　　　·<亚洲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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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短札°

　　　　　　　　　◆　“三农”问题研究与我的困惑　◆

　　　　　　　　　　　　　　　　　　　　　　　　　　　　　·李昌平·

　　“我曾经含着泪向人们诉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
农’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使我感到很欣慰。但是，当前关于‘三农’
问题的研究，让我越来越困惑”。

　　11月26日，李昌平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脸上透着迷惑和不安。
“我愿意把我的迷惑和困顿展现给研究者和执行政策、制定政策的同志，即使
我说错了，会让别人笑话，我也不会改变为农民‘鼓与呼’的初衷。如果我所
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算我被说成没有理论功底的人，又会怎样？”

　　从9月1日算起，李昌平来到北京将近3个月，从乡党委书记、打工者、减轻
农民负担的呼吁者，今天又加入三农问题的研究者队伍中，李昌平应该成熟了
许多，提出的问题确实切中要害。

　　一位接触过李昌平的学者对说，“相对研究者来说，他（李昌平）有他的
优势，毕竟长期在第一线工作，显然比我们看问题更直接，他的观点在一定意
义上更有说服力，值得注意。”

　　11月21日李昌平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给做关于“三农问题”的报告。在报
告后，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农民负担能否减轻

王德先（以下简称王）：现在比较保守的估计农民负担是1200亿元，你认为这
个数字离实际有没有偏差？

李昌平（以下简称李）：我认为远远不只这么多，至少在4000亿元以上。

王：你这个数字的依据在哪里？

李：全国县乡村所欠的债务有6000亿元之多，每年仅支付利息至少800亿元。义
务教育仅支付700万老师的年工资就需要800亿元，每年支付书杂费、校舍维修、
设备仪器的添置和教育欠债等约500亿元。县乡政府及部门干部有900多万人，
村组级“干部”2000万人，每年仅工资就需要2000亿元。仅以上三项，最低年
支出需要4100亿元以上。
　　此外，全国近2000多个县，近30000个科局和50000个乡镇的70万个乡（镇）
部门要运转，还有400万个自然村近8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公共品需求，这些每
年至少需要开支3000亿元。
　　在县以下的各项支出中，70-80%是由农民负担的。农民的口袋就是县乡财
政。而按现在的农民负担政策，这就是说农民每年实际负担高达4000─5000亿元。

王：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而负担却减不下来的原因就在于此？

李：我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70多万个行政村，约有2000万个村组“干部”，
每年需要工资850亿元，农村公共服务和人道性福利照顾开支至少需要500亿元，
两项合计1350亿元。按照现行的农民负担政策，我国农民合理负担的总额约800
亿元，村级集体企业的收入约500亿元，两项合计约1300亿元。这就是说，农民
的负担资金解决农村内部的支出尚有缺口。
　　温铁军先生说，我国农村经济总量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5.9%，却要承担近
70%的人口和官员的负担，长期这样下去农民怎么受的了呢？


中国农业经济是什么经济

王：你在演讲中说中国农业经济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那应该如
何判断呢？

李：我国的农业经济不是计划经济，对这点的认识是一致的，也符合实际。但
有不少人总喜欢把中国农业经济归于市场经济进行研究，喜欢运用一些概念性
的东西来解释中国农业经济问题，例如：对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下降，
学者开出的方子几乎千篇一律：提高农业技术含量、农产品品质，调整产业结
构、品种结构，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等等。

王：这些方子在你看来没有用处？

李：这些方子这么多年来从来就没有灵验过。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不是市场经
济。

王：是什么？为什么下这样的判断？

李：首先农民只有生产自主权，并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农民种地亏本或生产
的机会成本太高时，作为理性的生产者是会选择不生产或少生产的，而农民没
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中国的农民不生产照样要交税，而且还可能被罚款。
这种政府强制特色的农业经济怎么是市场经济。其次，农民有产中的生产自主
权，但农民并没有产前和产后经营完全自主权，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经
营还是政府控制。

王：是不是说在农业中产前和产后经营更有利可图？

李：产前和产后的经营是有利可图的，产中的生产是无利或亏本的。还有，在
一些人看来，主要农产品的战略性意义远高于其商品性意义；土地被当作对农
民进行社会保障作用的工具，他的社保地位远高于其产业地位；农民的劳动力
廉价资源地位高于农民市场主体地位。结合刚才的分析，我认为，如果不能看
清中国农业经济的本质，而去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方程式，是不可能得到正
确结果的。


产业化可以富民？

王："公司＋农户"被认为是农民致富的好办法，你怎么看？

李："公司+农户"未必也是农民的富裕之路？其实，“公司+农户”在中国也有
几十年了。过去有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粮贸公
司，棉花公司，油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农民生产稻谷、小麦、玉米、棉花、
油菜、花生等农产品给这些国营企业经营。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公司
+农户”的路子并没有把农民搞富起来，相反越搞越穷了。

王：你说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方式，现在地情况是否会有变化？能否举例说明？

李：企业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企业的经营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当企业有钱
赚时，农户日子会好过；当企业只能微利或亏本时，有可能把风险全部转嫁给
农民。
　　1999年湖北省粮食系统扭亏增盈22亿元，是怎样盈利的呢？国家规定稻谷
收购价0.54元/斤，而粮食企业仅以0.4元/斤的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他们给农民
下的订单，让农民生产粮食,最后国有企业违约，导致农民每生产1斤粮食亏本
0.08元.，农民怎么富得起来呢?明明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守信用，我们怎么能
仅指责农民和民营企业不讲信用呢？国家和国有企业是如此对待农民，何况民
营企业、私营企业?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现阶段我国的绝大多数农业龙头企业不可能获得
平均社会利润，这是由农业的弱质性决定的。那我们的经济学家不是自相矛盾
吗？


自治权重要还是土地产权重要

王：现在，一些学者提出只要给了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三农"问题就容易得
到解决，甚至认为没有产权就没有人权，主张进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呼声很高，
你的判断呢？

李：我很纳闷，我在农村工作了10多年，从来没有感受到农民对土地私有化的
强烈要求，除了城市郊区土地私有化可能给农民带来明显的收入增长外，我也
看不到土地私有化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和政治权利的现实可能性。相反，我认为
在农民还没有取得完全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治
权之前，进行土地产权改革，有可能给农民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灾难。

王：为什么？

李：首先，现在，农民种田收入很低甚至亏本，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其实已经淡
化，许多农民看到的是土地给他们带来的负担，看不到土地给他们带来多少财
富，因而对获取土地完整产权的要求不强烈。其次，1996年以来，农村集体欠
下了巨额的债务，并且这些债务的债主大多是乡村干部和地方的狠人，只要国
家允许土地私有化，得到土地产权的不是大多数贫困农民，而是债主，农村由
此会产生一批大地主，更多的农民会成为无产者。第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
“富了方丈穷了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工人阶级有工会做保障，其权益在产
权改革中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何况农民？


机构改革还是体制重建

王：从1982年机构改革算起，已经有四次机构改革了，你的印象是什么？

李：我从1983年初就分配到当时的人民公社工作，经历了1982年、1988年、
1994年和1998年四次全国性的县乡机构改革。我的一个总的印象是机构越改越
大，人员越改越多，政府及其部门办事效率越改越低了。
　　1985年，我在周河乡当书记时，乡里才9个干部，仅有财税所（5人）、派
出所（2人）两个部门，那时是计划经济，乡里管的事特别多。2000年我在棋盘
乡当书记，乡里有干部90多人，有了17个部门，平均每个部门有十多人。可是
现在，政府要管且能管好的事实在不多。1985年我23岁，其实什么都不懂，可
我却能实实在在为农民做事情，和农民相处很融洽，干部很纯洁，也很团结，
精神很振奋，农民对干部很满意。我也感到非常轻松。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
后期，我这个“老书记”管的干部多了，为农民做的事却少了，群众不满意，
干部队伍内部也矛盾重重，财政危机、债务危机、社会稳定危机日益严重。我
感到自己的能力已无法胜任书记一职。

王：历次县乡机构改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如意？

李：道理很简单，我们没有找到限制县乡机构膨胀的办法。政府官员的子女要
就业，这是政府膨胀的最核心的内在动力，政府膨胀后自然会很自然就利用手
中权利搞不正当的东西，其行为的合法性受到社会强势群体的挑战，政府必须
吸纳强势群体的代表进入政府，这是政府膨胀的外在动力。这两种力量的相互
作用，使得政府在新生--增长--膨胀--推翻的过程中轮回。要想跳出这个轮回，
必须建立起一个有自我纠错机制的政府──人民民主政府。建立一个什么样的
政府，选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县长、乡长必须人民说了算。选上是官，下台即民。

王：这涉及到基层政府机构的重建。

李：我以为，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呼唤重构县乡政府体制，没有必要羞羞答答
回避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



　　　　　　　　◆　为什么不能先给国人平等的权利？　◆

　　　　　　　　　　　　　　　　　　　　　　　　　　　　　·梁　京·

　　在WTO谈判的后几年，一直存在对当局的一种批评：为什么不能把加入WTO
之后让给外国人的权利，先给本国人？为什么大陆当局就象当年的晚清朝廷和
国民党政府那样，总是有一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态度呢？比如，大陆
国营的汽车工业，多年搞不上去，但就是不让私营部门经营，银行业保险业就
更是如此了。从表面上来看，是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坚持公有制的主导
地位，因此要维持对私营部门的歧视。但是，细想起来又不合逻辑。因为加入
WTO之后，进入大陆的外国企业几乎都是私营企业。如果只歧视本土的私营企
业，而不歧视外国的私营企业，岂不给人一种媚外的感觉吗？

　　大陆当局当然不愿承认自己崇洋媚外，因此每谈对外开放，必言外国科技
和管理先进。言下之意，给外国人一些机会，主要是因为人家有中国没有的宝
贝。但事实如何呢？大陆人所共知的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假外资”。一些人
在国内发了财，把钱转到国外，然后以外资的名义再回投大陆。他们并没有什
么高科技和高级管理，而大陆当局也知道他们的假外资背景，可是这些假外资
就是能够享有大陆私人资本没有的权利。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既然是中国近代政府所有的通病，其中必有原因。
中国近代的改革，显然与来自西方的压力有极大的关系。西方对中国的压力有
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中国出让权益，另一个就是让中国改变游戏规则。在这双
重的压力下，中国的统治者总是左右为难：要想保护中国的权益，国家必须要
自强，而要自强就必须学习外国的游戏规则。但是，要学习外国的游戏规则，
就要冒丢掉政权的风险。因此，中国专制政权对外部压力的第一反应，总是宁
可损失一点权益，也不愿改变规则。但是，这样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更
加内外交困，里里外外摆不平。于是，内部改革的压力就增大了。

　　但是，近代历史表明，中国的内部改革很难彻底，尽管中国人作了非常大
的努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实行宪政民主，确立和保
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直不能突破，转来转去，又回到老地方。从晚清到民国
到中共，整整一百年，中国大陆迄今未能确立一个具有稳定合法性的政权。而
现在的政权和当年的旧政权一样，又面临一个世纪以前就政权面临的一些老问
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摆平对洋人和对国人的政策。

　　在洋人与国人之间，中国当权者之所以容易产生“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的倾向，最深刻的根源来自政权的合法性不足。一个合法性不足的政权，为什
么不敢给国人更多的权利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你给国人的权利越多，国人否
定你合法性的权力也越大。也就是说，合法性不足的当权者，给国人更多的权
利，几乎等于自杀。以中国大陆改革为例，江泽民，朱熔基不敢让大陆的私营
经济大规模介入金融、保险、通讯等行业，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大陆的私营企
业家没有能力经营这些行业，而是因为这样作的政治风险太大。对私营部门开
放各种政府垄断经营的行业，首先必然会得罪既得利益，失去他们的政治支持，
但另一方面，未必就能赢得民间的支持。因为对民间开放，无非是两种作法，
一种是通过“钦点”来指定某些私人介入，其结果必然是腐败，失尽人心，另
外一种就是通过公平招标，其结果是中标者不领情，而民众则要求更多的公平
和透明。当权者失去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同时却未必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那为什么合法性不足的当权者情愿给洋人权利呢？因为给洋人特权，是以
洋人承认当权者的合法性为前提条件的。当洋人接受中国当权者给予的特权时，
同时也就承认了当权者的合法性。当然，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中国大陆加入
WTO，并不是给洋人什么特权，而是接受了洋人平等权利的游戏规则。为什么
大陆当局要接受洋人平等权利的游戏规则呢？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维持自己
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大陆当局认识到，继续脱离多边贸易组织，不利于自己
的合法性。但是，一旦接受了平等权利的游戏规则，就没有国人与洋人之分，
给洋人的权利同时也就给了国人。这样一来，国人权利的增长会不会威胁到大
陆专制政权的稳定呢？这种趋势显然是存在的，但不会影响到决定加入WTO的
当权者。他们在赢得洋人的喝彩时，却把问题留给了自己的后任。
　


　　　　　　　　◆　法院行政化是审判不公的根源　◆

　　　　　　　　　　　　　　　　　　　　　　　　　　　　·杨支柱·

　　司法公正近年来在我国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一方面说明了目前中国司
法不公问题的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司法公正对于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
意义。除了市场经济使得法院的职能大为扩充之外，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
的颁行也使得法院成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保障。一个人所遭遇的不公如果在法院
得不到解决，那就只能到天堂去解决，或者诉诸暴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审
判普遍不公，社会将危如累卵。因此对审判公正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嫌过份
的。

　　由于我国法学界和法律界素来把检察院也称做司法机关，搞刑事诉讼的人
甚至把公安局也称做司法机关，各级政府（行政）下面还另有一个司法局；我
觉得还是把司法公正直截了当地叫做审判公正准确些，至少是不那么容易引起
混淆或误解吧。

　　关于我国目前严重存在审判不公的原因，法学界有两种貌似相反实则相互
补充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主要是由于审判不独立，容易受到外来干扰；另一
种意见认为主要是由于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不力。法学界的这两种观点只是工作
重点之争，可能并没有人认为两者是直接对立的。但在法学界以外的人则可能
认为两者是直接对立的。我过去就曾听到当事人和检察官说：法官说审判不独
立，不独立还经常滥用权力，如果让他们独立了，那还不无法无天？

　　其实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对审判独立的误解基础上。所谓审判独立，就是要
建立一套公正的、公开的、有利于暴露事实真相的诉讼程序，使法官依据通过
诉讼程序所了解的、自己内心确信的事实正确地适用法律（正确地适用法律要
求法官有必要的法律知识）做出裁判；因此审判独立要求排除任何法庭当庭质
证所采信的证据以外的"证据"与对法官良心自由的干扰，包括排除权力、暴力、
舆论、关系网与贿赂的干扰。这正是世界各国（包括我国）为审判活动制定详
细而严格的诉讼与审判程序的原因。

　　审判监督并不是像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上级对下级的监督那样指手
划脚，更不是像民事活动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那样说一不二。审判监督恰恰
是监督法官不受非法证据的影响，监督法官的良心自由不受外力的干扰。由于
“监督”一词的歧义，我认为把审判监督叫做“对审判独立的保障”更准确些。

　　为了保障司法独立，一方面要通过法院预算独立、法官地位平等（绝对不
能搞首长负责制）、法官职位终身制与高薪制（相对于本地工薪阶层而非相对
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来增强法官的抗干扰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审判公开、
新闻自由、错案追究与弹劾来监督法官不受人情与贿赂的干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现行宪法并没有规定审判独立原则。宪法只在第
126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连法官或合议庭
审判案件“只服从法律”都没有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前，法院的这种地
位与行政机关毫无区别，难道国务院不是依照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行政权吗？
宪法第3条第3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
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67条第11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
军事法院院长”的规定，第124条第2款关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连续任职不得超
过两届的规定，更是明明白白照抄对行政机关的相应规定。法官的任期制与院
长的提请任免权实际上明确承认了审判机关的首长负责制与法官地位无特殊保
障制，使得院长干扰法官的良心自由易如反掌。而早在此前已经形成并得到宪
法确认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又明确承认了做出裁判的人可以不参与诉讼程序。完
全可以说，在1982年中国宪法制定者的眼中，法院不过是另一个行政机关──
分工从事审判业务的行政机关。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首长负责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度所造成的法院行政化与
审判不独立，通过庭务会议制与聘任制（院长聘任庭长，庭长聘任本庭的法官）
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并使得庭长干扰本庭法官的良心自由同样易如反掌。（详
见杨支柱《中国大陆基层法院的观察与思考》，www.wtyzy.net，杨支柱文集。）
诉讼程序的缺陷，如对符合受理形式要件的民事案件不是必须当场受理而是在
7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判决不必当庭做出，以及法官可以跟一方当事人一起外出
调查等等，更是极大地便利了各种对法官良心自由的干扰。

　　甚至法院改革过程中为了防止审判不公而实行的错案追究制，也因为仿效
行政机关的相同制度而妨碍了审判独立。由于法官只能根据庭审的结果来裁判，
而庭审结果除了案件本来的真相之外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证人、当事人与律
师的表现，因此不能因为案件被改判就简单地断定法官办了一个错案。由于某
些案件本身极其复杂，即使没有新证据而在上诉后被改判，有时也不过是上级
法院的法官与原审法院的法官见仁见智罢了，只要没有违反法定程序、没有超
越职权或滥用职权的地方，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原审法院的法官办了错案。可是
司法实践中却以上诉审或再审是否改判作为错案的标准，结果使得一审法官在
遇到疑难案件时主动徵求并未参与庭审的院长、庭长或其他法官的意见，使程
序法的意义大打折扣；甚至主动徵求上级法院法官的意见，使上诉审沦为骗当
事人去上级法院再交一次受理费的勾当。以改判为标准的错案追究制除了损害
审判独立，还妨碍错案（不一定是法官负有责任的错案）的纠正，因为广泛徵
求意见的结果使得法官并无责任或只有个别法官有责任的错案变成了院长、庭
长等许多法官负有道义责任的错案。

　　尤其有趣的是，法院在宪法第三章第七节中与本来应该属于司法行政机关
的检察院并列在一起，宪法第135条还规定法院应该与作为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检
察院及其证人公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于法院的规定在宪法文本
中的位置也耐人寻味，不是在第三节“国务院”之后，而是在“中央军事委员
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之后，位居第七节。由于“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质上是行政机关的一
部份，大概法院算是行政机关的“必要补充”吧。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不通为
什么最高法院的位置竟然在地方政府（包括自治县）以下。

　　尽管这些规定比较空洞，但是法院这种低下的宪法地位与法院组织结构上
的行政化，可能确实反映了立宪者把法院当作行政机关“必要补充”的看法。
可能正是这种看法造成了法院与法官经济地位的低下，极大地降低了法官抵御
干扰的能力。

　　法官的工资级别跟行政官员挂钩，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法院院长的工资
仅仅相当于同一辖区行政机关下属部门长官的工资，其他法官的工资就更低了。
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又为法官巴结行政官员提高自己工资的购买力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这使得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官员都具有了干预法官裁判的能力。

　　法院的整个预算不是由法院自己提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审批，而是由行政机
关代做预算，实际上是预算经费一直不足维持法院的正常开销，从而不得不默
许法院创收。其结果，是法院办劳动服务公司，捉人质逼债，搞罚没款提成，
给各庭室和（或）每一个法官下达创收任务，滥设行政执行法庭等等。由于法
院创收，到九十年代中期，审判不公已由法官个人的腐败发展成为法院的集体
腐败。尽管这些做法先后都被最高法院明令取缔，但心灵已被腐蚀的法官或法
院自有办法暗度陈仓，例如给法官下达创收任务的“承包制”，后来便被改为
换汤不换药的“目标管理责任制”，至今在许多地方依然存在。

　　宪法规定所导致的法院的行政化也扭曲了立法机关与法院的关系：一方面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不适当地享有了干预个案审判的权力、妨碍法官职位
稳定的权力（不通过法官的继续任命），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行使对法官的弹
劾权（必须由法院院长提出）。

　　同样是因为把法院当作一个行政机关，宪法规定检察院这个本应属于行政
部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享有监督法院审判的权力，从而导致了刑事诉讼控辩双方
的地位严重不平等，损害了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后来检察院又设立了民事、
行政检察机构（科、处、厅），进一步打破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当事人双方
之间的平衡。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认为要解决审判不公的问题首先必须修改宪法，使法
院真正成为法院，使法官真正成为法官，同时彻底清除已经腐败的法官。至于
培训法官提高其素质的问题，倒是相对次要的。

　　因为讲到审判独立，顺便谈一下执政党与法院的关系。谁都知道我国各级
党委都设有政法委员会领导公检法司的工作。然而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法官在
审理案件的时候不需要有任何领导，法院院长也不应该是法官的领导，而只能
作为首席法在参与庭审时享有跟其他出庭法官同样的投票权。再说只要党的决
定通过党员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活动形成了法律，那么只有这些法律
得到最严格的实施，才能更好地体现党的领导。因此审判独立不但与党的领导
不相冲突，相反倒是更有利于党的领导落到实处。为了防止借党的领导的名义
妨碍审判独立进而妨碍审判公正，党委、政法委与法院党组对审判活动的干预
应当取缔，党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把腐败的法官开除出党。



　　　　　　　　　◆　中国法治的悲怆──再谈贺卫方　◆

　　　　　　　　　　　　　　　　　　　　　　　　　　　　·萧　瀚·

（按：又一次看到贺卫方被批评，而且这次批评的语气已经不仅仅是批评了，
差不多是在舆论上威胁贺卫方离开北京大学，我想对于这样的言论虽然说是爱
之深、责之切，但是也太过份了一点。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谴责谁，只是想
进一步澄清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什么，我们的学术可能面临着什么。)

　　中国社会在历史上经常出现一个让人极痛心的现象：每隔几百年就来一次
周期性动荡，人们的信仰、道德、精神状况、文化积累、社会财富都在短短的
几十年里发生巨大的倒退，甚至遭到毁灭性打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
非常敏锐地指出这是因为中国社会里缺乏保护产权的强有力制度，虽然这仅仅
是从表象上得出的结论，尚未进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寻找原因，但是，至少在
中国学者里，提出确立产权制度以保护人民的利益，确保社会的安定还只是近
一百年的事情，同时如何从现有的条件入手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曾经在50年代
以前由一批杰出的法学家完成，但是，50年代以后，这一切成果全部化为乌有，
待80年代以后学界才战战兢兢收拾旧山河，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重新研究产权
问题，而且随着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人们从原来对立法寄予过高希望的理想
主义状态中转向对司法寄予更高的希望。季卫东，这位让人尊敬的学者率先向
世人昭示了程序法的重要性，几乎与之同时贺卫方也提出“通过司法实现社会
正义”，从此，贺卫方几乎将推进司法改革作为他的最重要的事业。至此，中
国法学在一片废墟上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可能改变社会的明确思路。

　　但是，中国学者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学术本身对于学者有创造性要求，
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另一方面，现有的学术成果必须在现实中生根
开花才能表明它是有价值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前者虽然困难，优秀的学者依
然代有人出，而在现实中理性地推进学术成果转化为真正可践履的制度却不仅
仅是学者能够完成的，因此，全社会的普法就等待着我们去尽快完成，因为在
缺乏全社会（包括官民在内）的观念成功改变之前，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真
正被遵循。而普法对于学者自身的学术生涯却往往是巨大的戕害，因此，大量
的学者更愿意躲进小楼成一统而不管民间死活，等而下之的则打着教授旗号骗
吃骗喝骗发财，我在《贺卫方做了些什么？》中曾经严厉批评法学界对待正在
发生的司法不公集体沉默。实际上，这种集体沉默不仅仅对于全社会是失职的
──为无权者说话本是法学界天职，对于法学界本身也没有任何好处──人们
瞧不起法学界至少有部份责任应当由法学界自身承担，但是大部份的法学界人
士依然抱着云端里看厮杀的悠闲做他们那点未必有什么原创的学问，那些著作
等身者又有几个真有值得看的学术作品？而且，法学界至今没有什么反省的声
音。

　　事实上，法学界也许比任何一个学科都更清楚一个社会失范的可怕，因为
不公正而引起的财富不均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盗贼蜂起、反抗虐政，最
终极有可能导致全社会的长期动荡，这在我们的历史中一点都不陌生。因此，
我一直认为学者是否反对革命没有意义，因为革命是否发生不是谁的意愿能够
改变的，学者最需要做的是尽力消除革命的原因，铲除革命的土壤，具体到法
律人而言就是呼吁司法公正──因为不公平是社会的致乱之源！虽然，学者努
力去这么做未必立竿见影，但是做肯定比不做要好！贺卫方看到了这一切，因
此他比谁都急着鼓吹司法改革，他比许多法学界人士自动担当了更多的社会责
任，他认为只有司法公正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到的侵害才有可能得到校正
和弥补，人们的心灵才可能有安全感，社会也才有可能长治久安，所以贺卫方
长年累月地到处飞，四处演讲、发豆腐乾文章，许多次他在外地大学、法院演
讲时因为长时间说话而嗓子完全失去声音，我想批评贺卫方的朋友可能对于他
的想法了解得太少，理解得更少，这怪不得他们。以贺卫方的资才，想成为一
个流芳后世的学者未必就不可能，但是，贺卫方生长在这个时代，时代给了他
过多的要求──于是他只好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贺卫方鼓吹司法改革虽然不是
完全的孤军奋战，但是他确实很孤独倒是事实，他说该讲的都讲了，也是疲惫
之声，因为在一个整体框架不肯突破的现行体制中，当决策者还不懂得司法改
革的重要性，尤其在制度中生存的人们也还意识不到司法改革具体措施的严谨
性的时候，一个贺卫方喊破了嗓子，也就是小小的一点改变，但是如果没有这
副嗓子，就是这点小小的改变也可能需要再等两年。这就是贺卫方为什么抱着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者（在我的眼里只有深刻的人才有绝望后振拔的
能力，贺卫方就是这样的绝望者）态度做现下的一切。

　　我有个也许杞人忧天的担心（这个担心不可明说，否则有人会抓我坐牢，
我胆子小，见笑勇者），贺卫方也有，因此他才会不遗余力地鼓吹司法改革，
他是在与社会的堕落速度赛跑，如果司法改革的速度赶不上社会不公的速度，
也许我们今天所有获得的学术积累都将毁于一旦，几十年后，当贺卫方和我们
都垂垂老矣的时候又会看到年轻的学人从零开始，重新建设我们今天本已完成
的学术大厦──像二十年前的季卫东、梁治平、贺卫方们一样，我相信谁也不
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因此，我再一次呼吁理解贺卫方、爱护贺卫方，少一点
苛责，多一点支持，让他带着饱满的精神去准备下一轮演讲，让他感觉到在他
身后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在保卫他，贺卫方到目前为止才出了一个，如果出了
一百个，司法改革也完成了，那时，我们再说：“贺卫方，你回到书房里去吧，
我们不需要你了！”

　　然而以贺卫方之聪明，他能不懂？

【】　　　　　　　　　　　　　　【】　　　　　　　　　　　　　　【】
°专题聚焦°

　　　　　　　　　　　◆　这笔“血债”谁来还　◆
　　　　　　　　　　　──河南爱滋病泛滥的总根子

　　　　　　　　　　　　　　　　　　　　　　　　　　　　·佚　名·

　　今年8月4日，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的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来到了着
名的“艾滋村”──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据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的一位同
志讲，在去“艾滋村”的头天晚上，殷大奎副部长在驻马店向陪同的省、市、
县官员们指出：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不同于云南、广东等省。中央决定让我们
来河南，是因为河南省的艾滋病流行完全属政府行为，责任在政府。他还说：
我从医一辈子，在卫生部门多个台阶都干过，体会最深的就是出了问题不能捂，
越捂越糟糕。殷大奎副部长这番话不仅指明了河南艾滋病流行的原因和责任，
而且还说明河南目前在捂艾滋病的盖子，同时也是对河南艾滋病历史的真实写
照。

　　卫生部一位资历较深的官员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卫生部就与国家物
价局共同颁发了《关于加强输血管理的若干规定》，并多次强调血源要实行
“三统一”（统一采血、统一供血、统一管理），1993年3月前后，卫生部还以
部长令的形式再次向全国发布了《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对血源、采
供血管理，乃至血站操作规程、质量标准、供血者检查标准等都做出了具体规
范。当时别的省、市都忙于进一步规范血源“三统一”，可河南却不一样。1992
年春夏至交，攀上卫生厅一把手宝座的刘全喜，急于创造“改革创收”措施的
他一上台就提出了自己的新思路：内靠公章，外靠血浆。内靠公章就是充份利
用卫生厅审批办血站、单采浆站的权力，大肆发证，目的是收钱。外靠血浆就
是大量单采血浆──采血后要血浆，把红血球分离出来还给卖血者，把采到的
血浆买给制药公司。开封、周口首先积极响应号召，率先办起了血站。河南省
卫生厅积极给予肯定并召开了现场会，刘全喜亲自到会讲话、给予表扬和打气
壮胆。全省躁动了，由于当时的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经济状况有些紧张，各县
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看到省里鼓动这个创收项目，立即闻腥而动，齐刷刷地办
起了创收血站，乡村血站建成了。武警、军队、物资、煤炭、工厂等血站成立
了，连有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办血站的队伍，一时间，河南成立了230多家
“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仅驻马店（“艾滋村”的所在市）就有39
家──这些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办，经省卫生厅批准的。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
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
上门，现钱交易。全国的生物制药公司都来河南收购血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目的──抽吸老实巴交愚昧的农民血液去弥补他们“钱欲”的亏空。

　　事实上，这些被卖血者称为官办的血站始终是“血浆经济”最积极的开拓
者、鼓吹者和组织者。在医院门口的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
文楼艾滋病人程建中告诉记者：“血站总是宣传采血的好处，单采比全采好处
多，说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
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你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不健康，
有病。”每次单采都需要先从卖血者身上抽出800毫升全血，经过离心机和净化
室分离后，再将下层的400毫升红细胞回输，卖血者得到40元到50元，根据地点
和时间的不同略有差别。这种方法的一个妙处是由于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
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400毫升不会觉得明显的虚弱和精神不振。但灾
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和皆大欢喜的赚钱中降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
驻马店、开封、周口、商丘的一些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
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着，这
个胳臂是化肥（尿素），这个胳臂是磷肥。”

　　在河南省卫生厅工作过大半辈子的两位老干部，对刘全喜在全省大办血站、
单采浆站的问题，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一是为了创政绩，二是为了自己捞钱。”
刘全喜不仅是办血站的领导者和倡导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参与者。漯河市卫
生局一位“要员”反映：刘全喜从省直卫生系统单位“引进”资金20多万元和
设备，指示自己的妹妹在自己的家乡郾城县建立血站。在原漯河市卫生局局长
刘学周（现为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支持下，很快发展了西平、上蔡、西华、
许昌、太康、尉氏等6个采血点，每年创收高达数百万元。 1995年2月27日，国
家卫生部紧急下发了“关于坚强血液管理的通知”，随后不久，河南省统一部
署对全省的采血（浆）站进行整顿，并对血头、血霸实施有力打击。就在这种
情况下，刘氏血站仍我行我素，继续发着“血财”。据亲身经历过的一位官员
吐露，1996年，分管卫生工作的副省长李志斌带领省卫生厅副厅长徐晖及省公
安厅的领导等一行，专程赶往西华县抓捕“血头”，行动十分保密，唯有当
“血头”的刘全喜妹夫驾救护车逃离现场。原因是随队的与刘全喜同乡的省卫
生厅疾控处长张更荣通风报信。 1999年7月12日晚上，郑州警方在郑州通往开
封的途中抓到一夥转移血浆的血贩子，一辆车号为豫K-T3055的红色松花江面
包车被查扣，车上是未经检测、已经长期污染的194袋非法采集的原料。当记
者闻讯赶到时，一位警官告诉记者说：昨晚这几个人开车全跑了。真的是跑了
吗？后经密访，一位警官悄悄告诉：是一位省公安厅的“要员”打电话叫秘密
放人。这伙血贩子共4人，两男两女，其中一位就是刘全喜的妹妹。记者立即
来到血贩子曾经盘踞的窝点，已经是人去楼空。转移速度之快不是一般蟊贼能
够办到的。记者再次赶到处理此事的派出所，警察告诉说：没有来得及审讯，
他们就都跑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此事后被《郑州晚报》披露。刘氏血
站的所作所为在同道中起到了示范作用，使得河南省地下非法采集血浆屡禁不
止。

　　前不久，卫生部传出惊人的信息，新疆有3-5吨血浆被HIV病毒污染，提供
血源的是河南人，组织者也是河南人，这些河南人中有的是卖血者，有的是过
去的血站站长，还有的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部。如果这3-5吨血浆未被查出
而用于人体，它带来的危害不亚于一次相当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消息传
来，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拍案而起，怒斥这是天下第一案。一个人犯了罪或犯
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认识不到或一意孤行，刘全喜就是这样。据省卫生
防疫站一位专家说：至少在1994年，河南的卫生部门已经获知卖血者中有艾滋
病患者或HIV携带者。当时一批由兰州生物所出口南韩的血制品中被发现含有
艾滋病毒，原浆就采自河南。也就在这一年，上蔡县人民医院血站收到上海生
物制品所的通知，它们售往上海的血浆中被抽检出有2例携带艾滋病毒。于是
他找来一批原血样抽检，这一抽检不得了，旁边的学生说，老师，我们可以申
报科研成果了。但这位专家的腿都吓软了，他希望这种“东西”永远不出现才
好。如果以上疫情报告不能使刘全喜确信的话，那么，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该是认定无疑了吧！1994年，他亲自率团两次飞抵美国、与美国百特公司谈判，
要求该公司在河南投资建厂加工血液制品，但最后没有办成，其原因是因为河
南省送给美国百特公司的15份血清样本中发现了3份带有HIV病毒，其阳性率达
到30%，美国百特公司拒绝了与河南省卫生厅的合作。

　　河南省血源管理失控，这么危险的单采回输法，这么随意的卫生条件，这
么踊跃的多次卖血者，一旦出现一个艾滋病，后果会是怎样的？对一个有着医
疗专业本科学历、有着大医院科主任、副院长、院长、河医大副校长资历的省
卫生厅厅长刘全喜来说，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刘全喜害怕自己承
担责任和暴露刘家血站的内幕，采取捂盖子、欺上瞒下、说假话、拖延战术到
打击报复举报人等手段，这是一个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一个血浆
后面藏有腐败怕自我暴露的行为。自95，96年以来，河南省艾滋病的流行一直
是引起国内卫生界有关专家人士警惕和关注的焦点，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
最著名的艾滋病专家曾毅在内的许多专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着这样
的警报：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是真实的、是严重的，有可能演变成国难。可是，
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当时拍着胸脯说：河南没有艾滋病。专家们说：他这
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艾滋病是有5-10年潜伏期的，到时候大量死人他还能捂住
吗？专家的预言尽管是不幸的，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进入2000年后它开
始兑现了：据专家介绍，河南目前有50-70万艾滋病病人或病毒携带者，主要集
中在驻马店、周口、商丘、开封等市，且呈灶型分布，出现了几十个艾滋病村。
上蔡县卫生局一位官员说：上蔡县不只一个文楼村，还有后阳村、南大吴村等
12个村。另外据河南省卫生防疫站一位专家说：新蔡县西河村、沈丘尹庄村、
大滩村、后李庄、和尚庄、西华县龙池头村、喜岗村、柘城县双庙村、尉氏县
屈楼等十几个村也非常严重。在河南艾滋病如此严重的今天，刘全喜还在做着
发财梦。据河南省卫生系统部份医务人员反映：前段时间，河南省卫生厅做出
决定：对全省卫生系统人员进行艾滋病知识培训并进行考试，每人交培训考务
费40元（下发有文件）。河南卫生系统目前至少有30万人，每人40元，就是1200
万元。那么请问：收费依据是什么？收费标准是否经过省有关部门审批？收的
钱都干什么了？ 去年6月28日，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教授在中科
院院士大会上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真的是采血──至少在象河南这样的区
域──是采血把数以千百计老实本份的农民制造成艾滋病患者，那么，人类历
史上这一罕见的公共卫生事故，该到了揭开盖子追问责任的时候了。河南大地
在经受着一场艾滋病的浩劫，50多万HIV感染者正在按照潜伏期的图线谱涌向
地府，该走的走了，没有走的，正在挣扎着、呻吟着，静静的等待死神的召唤。
他们都是因采供血走上了绝路，据专家预测，河南省在近十年内将有几十万艾
滋病病人离开人世，个别村庄将从地球上消失，这不亚于一场大的“战争”。
　　这个空前绝后的血债，理应由谁来偿还呢？多行不义必自毙，人们拭目以
待……


　　　　　　　　　　　◆　他们因何卖血？　◆
　　　　　　　　　　──反思上蔡县农民感染艾滋病的根源　　

　　　　　　　　　　　　　　　　　　　　　　　　　　　　·时寒冰·

一．前言

　　几天前，我看到了高耀洁医生（JonathanMann全球健康和人权奖获得者）
写的几篇文章，我很感动，也很难过。

　　在此之前，我已经看到不少有关河南省上蔡县一些村子大面积感染艾滋病
情况的报导。他们感染艾滋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卖血”，这绝不是
一种普通意义上的商品出售，当体内流淌的鲜血被作为普通商品出卖的时候，
当他们用这种危险而无奈的交换得到维持生命的钞票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
他们因何卖血？

　　如果他们生存的权力得到保障，如果他们生存的权力得到尊重（哪怕是不
遭受歧视），如果他们面临的负担不是过份的沉重，如果他们在卖血之外还能
有别的选择……他们──那些可怜而无辜的淳朴的农民，那些与我们有着同样
肌体的农民，那些血脉里流淌着同样鲜血的农民，那些与我们一样向往美好生
活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他们会选择卖血的方式吗？

　　我要讲出他们走上这条路的一些根源，作为一个平等的生命，他们有权力
活下去。掩盖真相是错误的，那是对人类良知的被判和亵渎。他们是我们的兄
弟姐妹，我们有义务探究他们遭受艾滋病折磨的根源，告慰死者的灵魂，帮助
还在病魔中挣扎的生命。

　　艾滋病在上蔡县的传播和泛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当地政府绝对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艾滋病在上蔡县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地农民卖血，当地农
民卖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官员强加给他们的过重的负担。我写作此文，
不是要发泄不满，而是祈求政府能够检讨自己的行为，重视艾滋病的严重程度，
尽快的采取措施，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和扩散。我们不能再掩盖下去了！
上天会有多少时间给那些可怜的病患者呢？上天又有多少的宽容原谅我们因对
生命的蔑视犯下的罪行呢？


二．一次终生难忘的采访

　　1999年4月，我看到北京《经济消息报》刊登的由该报记者李凌写的一篇报
导《谁敢上访告状──中街村百名男女遭[镇压]》，文章写道：

　　因为农民要求村务公开，账目公开，给群众一个明白，给干部一个清白，
河南省上蔡县杨集镇党委书记带领300多人以“计划生育”之名来到该镇中街
村，对上访群众进行围抄，群众谁问情况谁挨打，有20余人被打伤，100名男
女群众被关进了党委大院。
　　……
　　1998年8月份，围绕邝天堂、邝付军的经济问题，党委记郑玉江再次带领
100多人，以计划生育之名，将中街村的80多名上访群众抓走，并抢走物资1000
多件，价值6万余元。后以每人交500元钱释放。
　　……
　　1998年11月24日凌晨4点左右，该镇党委书记郑玉江又带领上蔡县公安、
法院、司法、财政、县委、信访等单位的300多人气势汹汹来到中街村，既不
向群众说明情况，也不说明原因，到村民家就撬门砸锁，进屋就翻箱倒柜，见
东西就拿，见人就抓，问者便打，上访人张爱臣爱人嘴被打肿，10岁儿子张孝
峰胳膊被打伤，砸坏物品200多件，抢走东西3000多件，粮食10万多斤，总价值
30多万元，同时，每人交罚款几千元到1万元。

　　看到这篇报导的时候，对于它的真实性我有些怀疑，一个镇党委书记怎敢
如此猖狂地蔑视法律，又怎敢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臣民呢！文中镇党
委书记带领300人"围剿"村子里的老百姓时的情景，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邪恶的
日本鬼子进村的感觉。

　　1999年5月到6月间，当我亲自赶到上蔡县杨集镇调查以后，才发现那位记
者仅仅写出了很少的一部份事实。当地老百姓对镇党委书记的恐惧是如此的强
烈，他们对镇里“围剿”（当地叫“兑现”或“围抄”，其实就是抄家）的恐
惧是如此的强烈！

　　我无论如何想不到，在上蔡县杨集镇，抄家竟是如此的“平常”，有的家
庭为了不使自己家里的粮食被镇党委以“计划生育”或别的其他理由抢走，偷
偷把粮食埋到地窖里。一位年过70的老人，不让抄她的家，镇干部就拎起老太
太的双腿在地上拉……

　　该镇党委书记还在镇政府大院里空出几间房子，专门拘禁群众（一手交钱
一手放人），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有时候关押的人太多，就把男女
同关一室，大小便也只能当着其他人的面就地而为，屋内臭气熏天，几令人窒
息，如此待遇，连监狱里的犯人都不如！

　　镇政府想千方设百计摊派、收费、罚款，农民被明目张胆地敲诈、盘剥和
掠夺。当他们被剥夺以后，他们该怎样去做呢？他们又能怎样去做呢？有的家
庭不堪重负，举家外逃。走不了的呢？农民走投无路的时候，也许卖血是惟一
的生存之计了。有些地方官员欺诈掠夺百姓的行为，与喝老百姓的血又有什么
区别？

　　杨集镇是上蔡县这个著名的贫困县里面经济实力最强，最富裕的一个镇，
其他的乡镇远比不上它，所以，杨集镇老百姓卖血的人数要远远低于该县其他
地方的农民。上蔡县艾滋病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尽管，
他们用鲜血换来了一时的“富足”，但他们不得不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挣的
是死神手里的钱！

　　在我回来后，给报社的一位领导写了几份有关当地农民生存状况的调查报
告（都没能发表），由于电脑硬盘损坏，我现在仅存一份，原文（此文写于1999
年5月15日，为保持原貌，未作任何删改）如下：


三．他们要把百姓逼到何处去

　　在河南省，上访告状人数较多的是上蔡县，在上蔡县，上访告状人数较多
的是杨集镇。而杨集镇所有的状纸里，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角──党委书记兼镇
长郑玉江。

　　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公然违背党章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剥夺村
民的选举权；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可以集中300多人，对村庄逐户兑现（即
抄家），搜刮钱财之巨，手段之残忍，触目惊心；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浮
夸之风盛行，人均不足800元的年纯收入吹到2000多元还不罢休；在郑玉江领导
的杨集镇，乱摊派、乱收费项目之多，范围之广，农民负担之重，达到了极限；
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干部们有恃无恐，贪污严重、作风恶劣、每一个村的
吃喝费用都在10万元以上；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腐化堕落，脱衣舞竟然可
以公开表演；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十分普遍……

　　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不管你信不信，只要你能替当地的农民缴纳各种
摊派和费用，他们愿意无偿的把土地交给你使用，甚至连化肥都替你买了；在
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不管你信不信，任何与郑玉江的土政策相违背或者不能
按时按量缴纳各项费用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打击，直至抄家和绳之以“法”。
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不管你信不信……

（一） 高提留，农民苦不堪言。

　　杨集镇人多地少，人均土地一亩左右，丰年人均年收入才不过400-500元，
提留款却成倍增加。从1989年的人均20多元，到1998年的150多元；粮食征购从
1989年的几十斤（卖粮给钱），到1998年的200多斤（卖粮不再给钱），农民连
续九年没得到一分钱，当地政府为了“安全”，甚至连白条也不给农民打，公
然违抗国家政策。

　　1998年，由于自然灾害，杨集镇小麦减产，每亩平均产量只有300多斤，秋
季更是欠收。党和政府关心灾区，决定减免30%的公粮。但杨集镇是郑玉江的
天下，他们执行的是郑玉江的土政策，提留不减反增，农民把打的粮食全部上
交还不够。并且，郑玉江的杨集镇以粮食质量差为由，让农民交陈麦（往年的
麦子）或现金，限期交付，否则加罚兑现（兑现即抄家，是一种比较文明的说
法）。

　　另外，农民交粮时，郑玉江的杨集镇以每斤5角至5角2分给农民计算。而
农民交现金时，杨集镇却以高价给他们计算，1998年，农民按每斤0.62元向当
地政府交钱，1997年是每斤0.70元，1998年是每斤0.82元。这样，吃亏的总是
农民。

（二）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农民负担沉重

　　郑玉江的杨集镇政府，巧立名目，生财有道。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项
目之多，农民负担之重，令人瞠目。

1.出外打工必须向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交纳500--1000元的打工费。即使外
出捡破烂，也必须缴纳500元的费用。镇政府还在路上拦截回乡的打工人员，
一旦发现，所带钱财尽数没收。当里湾村刘某打工回乡时，做梦也想不到一场
厄运正等待这他，其1800元的血汗钱被洗劫一空，分文不剩！

2.凡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交纳量地费。国
家提出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动，杨集镇政府不是认真执行，而是公然对抗国家
政策，他们想出了新的乱收费的藉口，每个人都必须缴纳量地费，邝马村、中
街村每个人缴纳45元后，土地至今未分，国家政策成为一张空文。别村的情况
大致相同。

3.机动三轮车要交钱。农民购买的农用机动三轮车，即便是自己使用，也必须
向镇政府缴纳380元办理执照，否则，抓住一次罚款100多元（若不要票据可以
降低罚款金额），农民有车不敢用。

4.国家的土地政策也成了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的挣钱工具。只要你动一点
土，哪怕是用来攒粪，也要罚你上百元乃至上千元。后常村的常功，由于盖房
子拉了一些土，镇政府罚其5000元，常拿不出这么多的钱，郑玉江的杨集镇政
府就把他借用的机动车没收，常某痛哭流涕，哭天不应。

5.自己建房子要交钱，帮别人建房子要交钱，住房子也要交钱。自己建房子要
交钱，一间房子几十元（一般50元）不等，一处房子需要几百元；帮别人建房
子要交钱，这时交的是税。住房子也要交钱，每处房子面积以2分5为基数，以
内的一平方0.30元，超出部份按一平方2元计算。

6.税收更是郑玉江杨集镇政府搜刮钱财的合法工具。每年，镇政府分给各村数
万元的“任务”（超出部份可以留用），以查偷漏税为名，强行摊派给农民，
村干部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即能得到钱财，又能讨得郑玉江的欢心）积极与郑
玉江杨集镇政府密切配合，变本加厉、不择手段的掠取钱粮。

7.对于郑玉江杨集镇政府来说，植树造林也有钱可赚。镇政府每年把从外地购
进的劣质树种，以远远高出市场的价格强行分给农民，据说郑玉江杨集镇政府
为了提高数种的死亡率，保证这种方法挣钱的延续和持久，用盐水浸泡可能成
活的树苗，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曾是某村主任的那位农民的这种说法。可怜的
农民无论如何精心和勤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棵棵树苗彻底的死去，也只能
无可奈何的等待支付下一年的树苗钱。今年，前常村的农民，栽种自己培育的
树苗，几乎全部成活！

8.郑玉江的杨集镇政府，电费高得吓人。高药村、大张村、后常村最高时每度
电1元5角，里湾村、前常村、后常村、邝马村、中街村、大张村、大正营村等，
每度电1元2角至3角，最近一次电费都是按每度电1元1角算的。镇上的电费最低，
也在1元左右。基本上，每个村每月都加一度的损耗。电表每年须由镇电管站
校对一次，每次镇里收取10元的费用。今年，镇政府决定改造电路，向每户收
取300元的费用，由于农民们几经掠夺，生活紧张，看来，这个计划的实施面临
较大困难。

　　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所有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项目，几乎都不
给任何票据，有的项目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兴许是项目太多，起名字太费事；
也可能是钱要的太急，顾不上了。反正，老百姓没有证据。


（三）劳民伤财，大搞形式主义

　　杨集镇党委书记郑玉江盲目地大搞形式主义，以这些劳民伤财、徒劳无益
的所谓大胆尝试堆积自己的政绩。

　　1996年秋季，郑书记命令把即将成熟的庄稼毁掉，调动万余农民，修环乡
路，建蔬菜大棚，路坏了，大棚塌了，几百万元没了，农民更苦了，他们要在
以后的日子里承担郑书记的失误，他们不得不背负起这些损失。仅蔬菜大棚一
项，从建立之初算起，全乡每人平均分摊200多元。

　　建蔬菜大棚时，场面壮观得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每个村里的每一个组都
必须建一个。每个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像蜜蜂一样忙碌得不可开交。每个村里的
每一个人都被一些恐怖的希望环绕着。果然，厄运来了。

　　修环乡路，农民花了很多钱，不久，路坏了，有关干部因为经济问题被追
究，神通广大的郑玉江却没事；建蔬菜大棚，农民又花了很多钱，不久，大棚
塌了，经济损失惨重，老百姓的心沉甸甸的。蔬菜大棚的事，由于牵连到“上
面”的人，乾脆就没人过问。

（四）农民的民主权力被剥夺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后，依照中央和省里的有关指示，各地都认
真实行了民主选举，但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却是一个例外。

　　我在该镇里湾村、前常村、后常村、邝马村、中街村、大张村等处采访时
了解到，农民根本就没有行使到选举的权力，农民们说没有一个村委会主任是
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因为他们连选票的样子都没看到。镇政府官员则否定了
这种说法。于是，我二次前往杨集镇，才知道，有人的确见过镇里的人抱着选
票箱经过村里，遇见人便让填写一下，这就是镇里所说的选举！在杨集镇，郑
书记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干部的任免决不会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的颁布而受影响。

（五）浮夸之风极其严重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却把它给改变了。
有钱的买着生，有权的随便生，无权无钱的不准生──这是郑书记的“基本国
策”。计划生育以钱为中心，最大限度地提高了郑玉江杨集镇政府的收入水平。

　　由于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把罚款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把计划生育作
为挣钱的工具而不是基本国策来抓，所以，该镇的计划生育工作问题极其严重，
生3胎以上的夫妇占80%还多，干部的家庭更为突出。每次计划生育检查团来镇
以前，各村紧急通知，每户只准一个孩子在家，小孩子的衣物必须藏起来，严
禁小孩子在外面跑，严禁群众讲实话。甚至提前给各家发放假户口本，检查的
走后，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再把假户口本收回。杨集镇的计划生育工作因
此多次受到上级嘉奖。

　　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对外称，杨集镇农民已达小康，人均年纯收入
2000多元。我经过多方考查，发现这种说法具有很明显的欺骗性。吹牛的可以
不交税，但杨集镇的老百姓可遭了殃，他们为郑书记吹出来的数字付出了惨重
的代价。杨集镇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1亩左右。林、牧、渔和工业都不发达，
这方面的收入很有限。即便是杨集镇最有名的锅厂也已拍卖给个人，哪里来的
工业大发展呢？

　　我们再来看看杨集镇的农业，杨集镇人均耕地仅1亩左右，这一亩地的产量
大约七、八百斤。这一亩地的成本（以夏季为准）计算如下：

犁地：1亩25元 除草剂：1亩4.5元
种子：1亩36元 打药：1亩6元 （约2次12元）
拌种：1亩2元 化肥：1亩碳氨26元 磷肥1亩18元
播种：1亩5元 收割：1亩7元
浇水：1小时10元（约2次20元） 打麦1小时20元
总计：25+36+2+5+20+4.5+12+26+18+7+20=175.5（元）

　　此外还要交纳100多元的提留款和250斤左右的公粮（此公粮数远远大于国
家规定的标准），另外，还有各种摊派和各项罚款，农民保本都困难。如此看
来，杨集镇人均年纯收入2000多元从何而来？牛吹的多了，可能被误认为事实，
可怕的是连郑书记本人也相信了自己说的都是真的。于是，郑玉江领导的杨集
镇政府以此作为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依据，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六）贪污腐败，鱼肉乡里

　　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干部吃喝、贪污问题极其严重。老百姓要去告
状，郑书记说，你敢！1997年底，中街村7名上访群众被抓，后在河南省公安厅
的责令下释放。

　　郑书记吃，镇干部们吃，村干部也吃，后来，连村组长签字也可以吃了，
郑书记的作风民主得无可挑剔。每个村的吃喝费用都在10万元以上。所好的是，
郑书记懂的是法律，反正用的都是不入账的钱，谁也查不出来。可是，各村的
欠账都在增加，老百姓的不满也在增加。郑书记不怕。许多村的许多老百姓都
去上级告状，郑书记有的是对付手段。

　　干部们的贪污问题是最激起民愤的问题。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几乎都
不给任何票据，但这并不意味着贪污问题无据可查。仅以中街村为例，该村连
续8年的提留未入账一分，总价值180余万元。钱哪里去了？中街村的老百姓试
图得到一个说法，却遭来无端的报复，人被抓、家被抄。里湾村干部，把多收
的粮食放到学校的大教室里，不少粮食腐烂了，村干部们就把剩下的尚能吃的
给卖掉了。郑书记，没有留下太多的贪污证据，却留下许多疑问：乱摊派的钱
哪儿去了？乱收费的钱哪儿去了？乱罚款的钱哪儿去了？开发区卖地的钱哪儿
去了，粮食差价哪儿去了？兑现（即抄家）侵吞的物品、钱粮哪儿去了？农民
购买国库券的钱，年年被扣除，可谁也见不到国库券，国库券哪儿去了？……

（七）疯狂欺压、打击、虐待百姓

　　郑书记的话几乎是杨集镇的新法律。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干部们可以
随意入户抄家，抢掠钱粮财物。杨集镇的24个村，每个村都没有逃脱抄家的命
运。大张村、小付营村、常营村、里湾村、中街村、中吕村、付刘村、前桥村、
前李村、东北庄村、马桥村、谢庄村抄家都在两次或两次以上。全镇几千个家
庭被抄家，几百万元的财产被侵吞，另外，还有数万元不给收据的罚款。

　　《经济消息报》报导的描写了那个浩大的场面：
　　“1998年11月24日凌晨4时左右，该镇党委书记郑玉江又带领上蔡县公安、
法院、司法、财政、县委、信访等单位的300多人气势汹汹来到中街村，既不向
群众说明情况，也不说明原因，到村民家就撬门砸锁，进屋就翻箱倒柜，见东
西就拿，见人就抓，问者便打，上访人张爱臣爱人嘴被打肿，10岁儿子张孝峰
胳膊被打伤，砸坏物品200多件，抢走东西3000多件，粮食10万多斤，总价值30
多万元，同时，每人交罚款几千元到1万元。”当然，抢走东西和罚款都不会给
收据的。

　　被打的人中，有老人、有妇女和儿童，还有残疾人。中街村11组邝留才的
母亲已年过70，她不让抄她的家，镇干部就拎起老太太的双腿在地上拉。上访
农民邝献两个十七、八岁的女儿，正在睡觉，镇干部破门而入，站在二女旁边
逼她们起床，二女不从，镇干部上前拉被子，二女的母亲出来劝阻，被打得遍
体鳞伤，女儿也遭毒打。大张村的邝天伦，是一个老会计，他曾经参与查中街
村的账，1999年4月16日夜，3个蒙面人突然闯入，卡住邝天伦的脖子，并往邝
的双手上沫毒药，邝保存的查帐证据被抢走。这样的事情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
镇随处可见，举不胜举。

　　郑书记在杨集镇政府大院里空出几间房子，专门拘禁群众，吃、喝、拉、
撒、睡全在里面。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小孩子吃奶只能由窗口喂，小孩子在外
面，“女犯人”在里面，“女犯人”把奶头拖出来，让在外面的小孩子吃奶，
外面有没有人都不得不这样做。他们竟用如此丧心病狂的手段对待群众！

　　在这种高压之下，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痛苦不堪。不少村民家里连粮食
都不敢放。常营村一妇女被打后含恨自杀。包括王守挺的几个儿子在内的里湾
村十几户农民，因惧怕打击报复，被迫背井离乡，到别的地方。我了解到，几
乎每个村都有人离家出走，每个村都有10%左右的土地无人耕种或无人愿意耕
种。记者在中街村看到一些荒芜的土地长满了杂草，草长得很旺，与此同时，
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公布的人均年纯收入也在增长，杨集镇老百姓的恐惧
也在增长。

　　村民们至今仍在上访，有些村的上访群众还没有回来，他们在等待…….


四．我写《丧尽天良者，天必诛之！》

　　上蔡县地方政府对农民的乱摊派乱收费的错误做法，也引起了中央一些媒
体的关注。2000年5月11日，人民日报社《信息导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毁田挖
沙为和屡禁不止》的报导，讲述了上蔡县一些地方的耕地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原
因。文中写到：

　　“沉重的负担是这场毁地大行动的直接的原因。这里乱收费、乱集资、乱
摊派、乱罚款的现象十分严重。以东岸乡为例，农民交公粮和提留的数额逐年
增加，当地政府为了‘安全’，不‘授人以柄’，甚至连白条也不给农民打。
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当地政府却置若罔闻。向农民收取的各项
费用的使用情况，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比如在东岸乡，没有任何一个村实行村
务公开制度，使得一些干部有机可趁。”

　　“超生引起的恶性循环。超生就变穷，穷了就毁地挖沙。然而，当地政府
是如何对待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呢？以东岸乡为例，生两个或两个以上子
女的家庭可以占到95%以上，根据东岸乡政府的规定，生两胎的罚款7年，生三
胎的罚款14年，计划生育罚款成为东岸乡政府稳定、持久的收入来源之一……
国家有计划生育国策，而东岸乡也有自己的‘基本国策’：有钱的买着生，有
权的随便生，无权无钱的偷着生。”“准生证可以买卖是当地一个公开的秘密，
每个准生证售价1000-5000元不等。由于计划生育罚款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
为一些官员贪污挥霍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当地政府对人口急剧膨胀表现出来
的麻木不仁令人震惊。人口急剧膨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人均土地面积的逐年
减少和住宅需求的不断扩大，有的家庭已把住房建到可耕地上，政府得到的唯
一好处是又可以收取一些土地占用费。”

　　今年4月底，我在火车站偶然遇到几位回家收麦子的上蔡县的农民，他们给
我讲了当地政府在活人身上想尽收刮钱财的办法之后，又在死人身上打起了主
意，挣死人的钱的事情。我一开始以为他们对国家的殡葬改革不理解，就给他
们讲国家殡葬改革的意义。等我听明白后，才发现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错的
是我。

　　上蔡县当地政府，再次借用国家的政策，干敲诈勒索百姓的勾当。后来，
我根据自己多方调查了解，掌握的情况，写下了《丧尽天良者，天必诛之！》
一文，原文如下：

　　母亲的棺木被亲生儿子从地里挖出来，母亲的尸体被干部们浇上汽油焚烧，
亲生儿子敢怒而不敢言在一旁默默地流泪。而后，干部们从刚刚被焚烧母亲的
儿子手里要过罚款……

　　这不是记录德国或日本法西斯暴行的电影，而是发生在河南省上蔡县的真
实的一幕。法西斯的暴行是针对活人的，连死人也不放过则是河南省上蔡县地
方官员的新创举，这比起有历史记载的灭绝人性禽兽不如的暴行更加的骇人听
闻！

　　河南省上蔡县的地方官员用尽了所有能冠冕堂皇收刮民脂民膏的方法以后，
又在死人身上打起了注意。这当然又要有新的借口。借口就是国家倡导的殡葬
改革，这项原本利国利民的政策与以往的同样的利国利民的政策一样，在上蔡
县又被歪曲了。

　　与上蔡县县委县政府或县委县政府的某些领导有着密切关系的全县惟一的
火葬场建立了，在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农民没有搞懂殡葬改革的真实含
义以前，一张由各级政府和各级政府领导的亲戚组成的收刮钱财的大网就拉开
了。

　　根据规定，家里死人，必须火化，火化要去火葬场，去火葬场要租专车，
专车由乡村的地方官员或他们的亲属提供，送一次200元钱左右。到火葬场，火
化一个人600多元，如果要骨灰盒是700多元。这样下来，家里如果不幸死了一
个人，就要付出1000元左右，而当地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不过几百元（政府
公布的数字要大于这个数字）。

　　殡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死人与活人争地，更加有效地保护耕地。但是，
政策到了上蔡县，就大变样了。人只要火化了，让火葬场赚了钱，回来后，随
便你埋到耕地，随便你占用耕地。政府绝不会管你。

　　家庭贫穷的人就开始想法偷偷地埋掉死去的亲人。这让火葬场遗漏了部份
收入，政府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地方政府和公检法等部门被动用了，甚
至一些地痞流氓也被动用了，他们四处布下耳目，发现偷偷把死人埋掉的，要
命令你扒出尸体，要命令你浇上汽油，要命令你点燃起自己亲人的尸体……事
情做到这里还不罢休，还要罚你钱，当然是重罚，要数倍于火葬的费用，否则，
就抓起来。死了亲人仿佛罪犯一般的对待，如此暴行，苍天有眼，何以忍之！

　　有的家庭死了亲人，不敢声张，不敢哭泣，无论你多么的悲痛，你都要强
忍着。而且，埋人要等到后半夜，要找非常亲近非常可靠的亲属帮忙，一防告
密（告密者有提成），二防连累他人（参与的人同样受罚）。死者的亲属先是
到地里，偷偷地挖坑，再悄悄地把尸体运出村子，这些环节，有一个疏漏，就
可能被发现。而且，埋完人以后，要把埋过人的新土盖上草之类的，总之，要
做到万无一失。

　　但毕竟是家里一个亲人突然不见了，有的隐瞒不住了，就有“上面”来人，
文章开头记录的那一幕就要出现了。

　　我想，那个儿子，面对被焚烧的亲生母亲的尸体，他心里该是怎样的一种
悲愤。对于母亲，那是怎样的一种侮辱，难道这群吃人的畜牲不是人母所生！

　　上蔡县地方官员的残暴出乎善良人的想象，因为这些暴行超出了人类即便
是沦丧了的道德也很难达到的极限。有的家庭，死亡了亲人，就悄悄用塑料布
或草席卷起来，偷偷埋掉。有的家庭，把死的人埋到自己的院子，这是不占用
耕地的，但同样不行。因为，政府没有了收入，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我听说，一个家庭的亲人，被埋到了桃园，干部们除了扒出尸体焚烧，把
桃园也烧了，因为谁让你家的桃园允许埋葬死人的。这是怎样的强盗逻辑！

　　在上蔡县，许多年老的人，许多重病的人，又多了一项担忧，他们沧桑苦
难的经历里面又加上了沉重的压力，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写于2001年
5月3日星期四）

　　《丧尽天良者，天必诛之！》发表以后，一些人不了解我写作此文的背景，
认为我是出于对国家殡葬改革的不理解，在网上发文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知道
他们都是好意，任何善良的人，如果不经过亲自调查，都很难想象和理解在上
蔡县发生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就像他们很难理解中国境内的一个贫困县，
竟有村子艾滋病的感染率达到60%以上的同样骇人听闻的情形一样。但，我很
遗憾，那些，的确是事实。

　　后来，我在《我为丧尽天良者敲警钟》一文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澄清：
我本人是非常赞成国家为保护耕地实行的殡葬改革政策的。我所谴责的是借国
家殡葬改革的名义，对老百姓进行的敲诈行为。

　　上蔡县的老百姓并不是反对中央的殡葬改革，他们是负担不起由于火葬场
垄断和当地地方政府的敲诈而导致的巨额费用，所以才偷偷将人埋掉的。家里
死了人，已经是不幸，如果再拿出大笔的钱财把他们的亲人送入火葬场火化，
增加新的负担，更是不幸。

　　火化一个人需要当地一个农民两年的净收入。上蔡县是河南省有名的贫困
县之一，有些地方的老百姓被迫卖血维持生计，导致了震惊中外的艾滋病感染
群，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些报导的时候，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我听来自上蔡县
的几个人说，那些有艾滋病病人的村子，卖的菜都没有人敢买，小伙子找不来
媳妇，姑娘嫁不出去，成为可怕的死亡之村。这些，我没有核实，但上蔡县的
贫穷却是远近皆知的，上蔡县火葬场收取的费用远远超出了贫苦百姓的承受能
力。

　　我又听到刚刚从上蔡县回来的一位医生说，有一个男子长期生病，久治不
愈，花了很多钱，后来，家里人看他死亡了，怕乡里知道了再花费巨额火葬的
费用，就连夜将尸体偷偷埋掉。但乡里人还是知道了此事（举报的人有100元
的奖励），命令其扒出尸体，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出现了：那个尸体竟是
坐在棺材里死掉的，浑身血淋淋的，手指甲磨掉了。他被自己的亲人误认为已
经死亡给活埋了，死者的妻子当场哭昏过去。如果，不是出于对高额火葬费用
的恐惧，或许他的家人不会如此匆匆把人埋掉的。这个事情我没有时间去核实，
但我希望这样毁灭人类良知的行为千万不要再发生。

　　如果不是当地政府借殡葬改革之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上蔡县的老百姓
是非常支持国家倡导的殡葬改革的。因为，当地的老百姓也早已认识到越来越
少的耕地对于他们自身的生存造成的严重的威胁。

　　殡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死人与活人争地，更加有效地保护耕地。但是，
政策到了上蔡县，就大变样了。人只要火化了，让火葬场赚了钱，回来后，随
便你把骨灰盒装进棺材埋到耕地里，随便你占用耕地。政府绝不会管你。如果
殡葬改革仅仅是为了榨取百姓的钱财，这样的殡葬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吗？！

　　当地政府逼迫死者的家属把尸体焚烧完后，当地政府收了罚款以后，被焚
烧后的尸体照样可以重新装入棺材埋进地里，决不会再有人过问。这样的焚尸
行为，这样目的的焚尸行为，这样恶劣而残暴的连死人都要敲诈的毫无人性的
行为，难道不应该遭到天诛地灭吗？！

　　上蔡县地方政府所推行的殡葬改革是“变异”了的，是出于敲诈百姓而不
是出于对耕地的保护，这与中央的初衷是向违背的。

　　上蔡县艾滋病流行的根源是由于当地农民卖血，上蔡县当地农民卖血的根
源和地方官员剥夺百姓，增加他们的负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正是一些官
员应该深刻反省的！



　　　　　◆　请在爱滋病蔓延的地方播下尊严、权利与关怀　◆

　　　　　　　　　　　　　　　　　　　　　　　　　　　　·佚名·

致中国政府公开信：
请在爱滋病蔓延的地方播下尊严、权利与关怀

　　中国的爱滋病肆虐成灾，部份地区更出现病患者大批死亡的情况，不少家
庭因而惨遭灭门之祸，情况令人震惊！借着十二月一日「世界爱滋病日」，我
们强烈促请中国政府切实去正视国内的爱滋病问题！

　　贫穷、歧视，再加上缺乏支持，令到不少爱滋病患者完全得不到救治，只
能躺在床上，静待死神的降临，或走上自杀之路，亦有人在目睹挚爱的伴侣死
去后，断然拒绝面对自己亦是带菌者的残酷事实，过着没有未来的日子；有的
则因为对爱滋病及其传播方式缺乏认识，茫茫然地继续将病毒传播给他人，甚
至直到死亡时仍不知患的是何病。爱滋病更令到无数家庭破裂，遗下一大班天
真活泼的儿童在失去双亲后，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亦有儿童由于母婴感染，
一生下来已经是带菌者，就这样失去了生存的权利！

　　对于这些人所承受的痛苦，中国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这班病
患者中，不少是在医院输血时意外地感染上爱滋病的。而更多则是在卖血过程
中，因不卫生的操作方式而无辜感染上病毒的贫穷农民！

　　虽然近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急速发展。然而，在内陆地区，不少农民依
然饱受贫穷的煎熬。为响应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兴起的血液制品工业，无
数生活朝不保夕的农民就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以卖血来换取微薄的收入。殊
不知，政府当局只懂图利，完全不理会抽血过程的卫生情况，反而纵容此等胡
乱行为，拚命地发出采血许可证，甚至自行办起血站，成为了祸害无辜者的一
员。虽然，这些事件早在几年前已经被国内的新闻媒体揭发出来，但地方政府，
乃至中央政府依然可以对有关病患者的情况，不闻不问，甚至为怕影响政绩，
一再封锁消息，令到有关部门可以任意压制发出爱滋病警告的新闻工作者及有
关医疗专家，并继续经营血液制品工业，残害人民！

　　为甚么在内陆地区，农民需要三天两回卖血来糊口？为甚么堂堂的医院可
以公然非法采血，人民赖以救命的医院血库竟然可以这么容易就被爱滋病病毒
污染？为甚么政府当局可以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完全妄顾人民的生命、健康安
全？为甚么中央及地方政府可以如此麻木不仁，对事件不闻不问，即使在今年
四、五月期间，农村广泛传播爱滋病的问题已经在国际间引起重大的回响，但
政府依然可以睁着眼睛说谎及否认消息？为甚么有关当局可以任意压制揭发事
件的新闻工作者及医疗专家？为甚么直到现时，依然有这么多病患者得不到有
效的救治及支持？为甚么……对于这一连串问题，我们实在想不通，期望中国
政府能够给予人民一个明确的答复。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完全是政府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
以及公共卫生福利方面失当所导致的后果！中国宪法列明，国家有保障公民基
本人权，以及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障人民健康的责任。借着十二月一日「世
界爱滋病日」，以及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将临之际，我们在此再重申人
民这些权利，并强烈要求中国政府认真落实执行！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在爱滋病的防治、宣传教育工作上的投入都相当不足，
故此我们盼望中国政府可以紧记不同专家的警告：若再不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中国将成为全球爱滋病的重灾区。我们更加期望中国政府了解到，爱滋病问题
所带来的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是宝贵生命的失去，以及随之而来的贫穷、
孤儿等问题。

　　我们亦期望中国政府了解到，无数家庭已经饱尝贫困之苦，实在不应让他
们再次承受更大的苦痛！

　　为此，我们要求中国政府：

1. 针对爱滋病在不少农村广泛传播的情况，全面调查有多少人因为卖血而染上
爱滋病，并对有关人士作出医疗救治。

2.制定安全的血液供应制度。

3.向民众进行广泛、深入的爱滋病宣传教育。

4.停止封锁任何有关爱滋病感染情况的消息，落实新闻言论自由。

5.制定有关爱滋病的反歧视法律。 .

6.由于爱滋病药物费用高昂，一般民众根本难以承担。故此中国政府可以仿效
外国的经验，集体向国际大药厂商议价钱及采购，并承担起一部份费用。

发起团体：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2001年12月1日
【】　　　　　　　　　　　　　　【】　　　　　　　　　　　　　　【】
°网文摘编°

　　　　　　　　　　◆　“康熙再活五百年”是什么时代　◆

　　　　　　　　　　　　　　　　　　　　　　　　　　　　·刘　火·

　　新近的中央电视台第八频道八点左右，一首据说是“荡气回肠”的歌儿响
起。我对电视剧的片头和片尾一直存有成见：那么多的演职员和那么多的协作
单位和赞助单位让人心烦。而这次的那句“再活五百年”的歌词，我还是记住
了──这首歌颂康熙的歌再一次激活了清宫戏。清宫戏的泛滥，是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国内影视（或许还包括文学）的一道非常耀眼而奇特的风景。
《康熙王朝》的热播这一不争的事实再一次在新近的央视黄金频道中显现。

　　“康熙再活五百年”是什么时代

　　关于康熙，关于康熙王朝，无论正史还是野史，本身就有了一个大致明白
的说法（电视剧中关于福临的死并没有摆脱野史演义的巢臼），完全用不着一
个什么电视剧或者一本什么历史演义之类的书来给予重新命名或者“拨乱反正”。
历史的必然或者道义的胜利也许已经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得到证实，但更重要
的是，历史的必然和道义的胜利却肯定是在人民的心中了断的。至于供人娱乐
的影视或者文学作品，演义皇帝的起居、婚恋、治政，演义王朝的兴衰，特别
是演义宫闱的神秘更是这类影视片的卖点。这也是表明了当下清明图景不争的
事实。问题也许不在这里（从清宫戏的泛滥看，也许这早也不是问题），问题
（我个人以为是有那么一点点问题，不然我不会坐在自己的电脑前）在于王朝
演义者与百姓领会王朝演义上的高度默契。康熙在几岁时候就表明入主大宝的
天下雄心以及迫不及待地要亲政， 其间的故事想必是非常非常生动的，特别是
远离宫闱的芸芸众生们更会趋之若骛。请看，我们的一些媒体已经说，一到晚
间二十点十分的时候，就是我们国人大多数的“必修课”。这“必修课”是关
心康熙的命运（就算是人的命运），还是关心皇帝身边臣工的命运（也算是人
的命运吧），抑或关心王朝的命运……但是，我们更多地看到的哪里是人的命
运，哪里是普通百姓的命运啊！
　　
　　我们看见的是争斗，看见的是暴力，看见的是诡计，看见的是阴谋，我们
更看见了皇权的“前影响”、“现影响”和“后影响”。请允许我不要再来述
说片中提供的争斗、暴力、诡计、阴谋和相互倾轨的大场面、小场面，但是我
不得不提出清宫戏中一直津津乐道的君臣关系的描述。一个一个的下跪，一声
一声的奴才，唯有那万民共仰的天子，永远高高乎在上、永远有理（连皇帝老
儿们经常性的出尔反尔也有冠冕堂皇的遁词：为了社稷安危），而且永远给予
奴才恩赐（即使把别人的头砍下后臣工们还有一句谢主隆恩）。是不是可以说，
君臣这样的等级和皇帝老儿永远正确这一在封建王朝的铁律，不就是《康熙王
朝》这样的清宫戏的“主旋律”吗？就现在的几部清宫大戏，哪一部说过皇帝
老儿的不是，连雍正这样一个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以为是一个不值得赞美的主
儿，清宫电视大戏《雍正王朝》不是就给了我们一个惊奇了吗（那首主题歌更
让人惊奇）？
　　
　　这哪儿是关注人的命运，这是关注帝王的命运呀。这哪儿是普通人要再活
五百年，这是那些掌有对任何人都有生杀大权皇帝老儿的五百年啊！说白了，
这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民族心理中不可动摇的、根深蒂固的情结，那就是对皇权
的向往和认同。这让我想起了文革中的样板戏。样板戏里是没有帝王将相的。
样板戏的主角几乎都是底层百姓，杨子荣、白毛女、江水英、……当他们到后
来都成了“帝王将相”，也就是他们都成了英雄、成了神。不要说杨子荣江水
英怎么怎么了得，就是一个喜儿从山洞里走出来，都可以君临天下地发号施令。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的话，这叫“三突出”（即最后突出神）。顺便说一句闲话，
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唯物史观吗，但我们的这些个清宫戏哪一部不是英雄史观
的杰作？在三突出中，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而正是在三突出中司空见惯的背景
中，隐藏了国人的一个最大的心愿，那就是，一个“草民”可不可以当皇帝
（或者可不可以作神）？在我看来，回答是肯定的。别看他一口一个“奴才”
的自称，作了主子后，使用奴才起来往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别看他一口一个
主子圣明，一但背后，只有他才是圣明之至。一面是作奴才时的自卑和诚惶诚
恐，一面则是对作主子的向往以及为了做主子时玩的心计，更重要的是，待做
了主子后的君临天下所显示的威仪。
　　
　　尽管电视剧《康熙王朝》里，我们看见了那位皇帝的所谓“励精图治”，
但是我更多地看到的是所谓的什么君臣一体以及那么多权谋和血腥。我还看到
的是，几十天中（我不知道它有多少集）的每一个晚上的八点以后天天都有奴
才在下跪、天天都在谢主隆恩、天天都山呼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在想啊，
孙中山在上个世记初，也就是在九十年多年前就推翻了帝制，而且中国共产党
在九十年代后期已经响亮地提出了建立法治国家和现代化国家的伟大蓝图，怎
么我们会看到了这么多的清宫戏，看到了这么多的皇帝和这么多的奴才？特别
是那首片头主题歌的结尾处最高昂地吼起“再活五百年”时，我真说不出，作
为进入全球化经济浪潮的中国人中一分子的我，此时，身是何身、身居何处？
虽说这就是一部清宫戏而已，而且也仅仅是一部清宫戏而已，不过，想起帝制
不过才推翻了九十年（与两千多载的帝制相比，九十年是怎样的一瞬哟！）的
事实，从民间的向往以及这个民族的文化积存所显示的力量来看，清宫戏的泛
滥，也许才仅仅是“冰山一角”呢。
　　
　　为此，我想问一下《康熙王朝》的编导们，康熙再活五百年，中国是一个
什么样子──我真的是不敢想这个问啊。



　　　　　　　　　　　◆　日子过得咋就这么累　◆
　　　　　　　　　　　　　　　　　　　　　　　　　　　　·老　Ｑ·

　　不知是上了几岁年纪，胆子小了，心眼儿细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总
觉得这日子过得越来越沉重，生活越来越累人。

　　工作暂且不去说它，单位名气不高，市里领导拉长着脸说要合并，三天两
头儿地威胁说要裁人、要减员增效，咱怕说多了、说漏了，祸从口出，保不定
哪天这饭碗就弄没了。

　　首先，这一日三餐便让我伤透了脑筋。买大米得提防毒米，买糕点要当心
毒饼干，买牛肉、猪肉都怕注了水，吃蔬菜必须小心翼翼地洗去农药残留物以
减轻毒性，平日里咱喜欢喝点茶，现在也被告知市场上卖的茶叶有毒。据几位
在医院工作的朋友说，今年秋天他们前所未有地收治了不少吃螃蟹中毒的病人，
叫我们买螃蟹小心一点。

　　买身衣服也不省心。说明书上白地儿黑字清清楚楚写的是百分之百的毛料，
买回家成了混纺。售货员信誓旦旦说是全棉，买回来行家看了说是化纤。都说
一分价钱一分货，咱咬咬牙，狠狠心，买了件名牌，明眼人看了说是冒牌货。

　　家里几样电器熬到了年头，恰遇彩电价格大战，零售价一路下滑得让人怦
然心动。于是揣上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几个钱，兴冲冲地买台彩电回
来更新换代。后来得知这些低价彩电质量不合格，大多都是积压、过时、被淘
汰的产品。据一位工商部门工作的朋友说，市场上卖的低价电器有５成以上不
合格。

　　日子过得憋闷，想离开京城到外面走走，玩三两天散散心。家里人坚决反
对，说现在路上跑的车有许多是拼装车、报废车，这些车不仅严重超载，司机
也多半无证驾驶。我说屁股长在我身上，那种车我不坐就是了。家里人说，就
算你坐了一辆质量合格的车，司机驾驶技术也过硬，可这车要翻山，要过河，
如今豆腐渣工程屡禁不绝，一路之上，你知道哪座桥是綦江彩虹一样的桥？退
一万步说，你好人有好报，一路吉星高照，没有碰上豆腐渣工程，可碰上车匪
路霸怎么办？虽然报纸上一些省市公安厅说车匪路霸打死勿论，打死有奖，你
老胳膊老腿的打得过谁呀？何况还有数不清路边黑店、宰人景点大睁着两眼，
虎视眈眈，时时刻刻恭候着你自投罗网呢。

　　我反驳他们说，照你这么说住在家里就安全了？这几年楼垮屋塌砸死人的
事情还少吗？算我们这栋楼房质量合格，没有垮塌之忧，半夜三更有人要炸楼，
像３□１６石家庄大爆炸案一样，人在床上睡，祸来躲不过，怎么办？

　　家里人被我问得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可就是不同意我出门。我苦闷，压
抑，心里窝了一肚子的火，却又不知道找谁发泄。长此以往，我真怕憋出一身
病来不得不到医院去看病。一怕到医院看病碰见个要钱不要脸的白衣天使，大
笔一挥，也不管它对症不对症，开出一批天价药，我上天入地到哪儿去弄那笔
钱？二怕碰见一个胸脯拍得咚咚响、技术稀松、一身臭皮囊的庸医，胡医乱治，
说不定还要了我这条老命。

　　我真的不明白，活了几十年，这日子咋就越过越沉重，生活越来越累人。
作为一名纳税人，我们有权要求日子过得轻松一些嘛！

　　套用一句歌词求教各位高人：谁能告诉我，这样的日子究竟是为什么？这
样的生活究竟是谁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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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论参考°

　　　　　　　　　　　　◆　中国的爆炸性社会　◆

　　　　　　　　　　　　　　　　　　　　　　　·<亚洲华尔街日报>·

<亚洲华尔街日报>12月17日社论：

　　上个星期五，二十三起爆炸案震撼中国南方城市湛江和江门，造成五人死
亡，七人受伤。官方声称罪犯是林国坚，据说他同姐夫和其它生意夥伴有矛盾。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林国坚如何解释，因为他和他姐夫及其情人都在爆炸中死
亡。许多炸弹都是被置放在欠钱不还的生意地点。可悲的是这一事件的不寻常
之处仅仅在于很多地方都发生爆炸。今年三月，河北省会石家庄四栋大楼发生
巨大爆炸，一百多人死亡。一两个月内，法庭发现靳如超使用五百七十五公斤
炸药对他的前妻、亲戚和邻居进行报复，判决他有罪并处以极刑。最近几个月
来，中国各地都报告发生小型爆炸。四川一个农民因为不满意医生为他做的眼
科手术，上个月对那名医生和三个其它人引爆炸弹，今年七月陕西一个农民因
为长期仇恨而对炸药厂扔个雷管，炸死七十个村民。

　　由于中国不发表综合的犯罪统计，要说这些爆炸案是个有意义的趋势就需
要一定程度的猜测。根据几条标题新闻事件就说以个人仇恨驱使的犯罪活动流
行是错误的，尤其是考虑到炸药是中国最容易得到的复仇武器。但由于爆炸案
并没有得到媒体适当的关注，认为还有许多较小的爆炸案我们都不知道的看法
是有道理的。

　　几乎所有爆炸案的共同线索都是中国社会无力公平解决个人冲突所造成的。
其结果，社会上有股挫折感的潜流，随时都可能以无法预料和暴力的方式出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人被他们的同事污蔑和折磨，在现在的改革时代，他
们又被迫同那些人共事或者在那些人手下工作。在中国许多地方，资源极端有
限，仍然是靠个人关系分配。在工作单位或者村子里的争议中，经常没有公正
的意图，仅仅是为了个人权力所驱使的争斗。毫不奇怪，那些怨恨在溃烂并长
年积累。

　　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允许改变工作单位等方面越来越多个人自由已经把数
百万人从这个地狱中解放出来。但近年来，经济困难把那些仍然在国有单位工
作并且很难在外面找到工作的人生活更加艰难。即使在私有企业工作的人也经
常碰到滥用国家权力的难堪，或者因为他们的选择有限而感到必须接受困难的
工作条件。事物正在改善，但同时，个别人由于法制状况恶化而被推到超出他
们的忍耐点而自行处理问题。

　　共产党有几个办法可以处理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办法是改革司法制度，培
训法官，要法官独立于党。在生意纠纷中，法庭倾向于对同当地权势人物有关
的人或公司，不利于外地人。如果给予那些没有关系的人赢得在债务纠纷上的
公正解决，就可以显著降低以炸药结束自己和负债人生命的事件。这就必须限
制党的权力，这也将产生很多积极效果。

　　第二，允许发展非政府组织，促进社会和谐。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致富光
荣；但致富并不是人生的唯一追求。共产主义思想被破坏之后，中国精神和道
德领域处于真空。由于共产党担心任何独立和有组织的团体挑战它的权威，当
局扼杀了中国刚刚出现的公民社会。这在一个正在转向市场经济的大国当中尤
其危险。独立的团体不仅对于保证自由很关键，也能配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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