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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ＵＮＮＥ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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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百　八　十　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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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3.24 　　　　　　　　　　　　　　　　　　　　（sd0203b）
 ~ ~ ~ ~ ~ ~ ~ ~ ~ ~ ~ ~ ~ 本　期　目　录　~ ~ ~ ~ ~ ~ ~ ~ ~ ~ ~ ~

１、时　　评　江泽民，退？不退？半退？　　　　　　　　　　·胡　平·
　　　　　　　从苏联被拖垮得到的启示　　　　　　　　　　　·丁学良·
　　　　　　　从三门峡到三峡　　　　　　　　　　　　　　　·戴　晴·
２、专　　题　《南方周末》揭露希望工程弊案遭封存　　　　·<明　报>·
　　　　　　　反对无效我也要反对　　　　　　　　　　　　·雨夜聆风·
　　　　　　　有公益的地方就要有阳光　　　　　　　　　　　·方　舟·
  　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　　·方进玉·
３、网文集粹　农民问题的政治选择　　　　　　　　　　　　　·槟　榔·
　　　　　　　中国人口数量的真相　　　　　　　　　　　　　·沙　林·
　　　　　　　农民多生育究竟为了什么　　　　　　　　　　·至柔无为·
　　　　　　　看看普通农家的教育负担　　　　　　　　　　　·张耀杰·
４、外论参考　烟花工业与中国农村经济　　　　　　　　·<洛杉玑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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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评°

　　　　　　　　　◆　江泽民，退？不退？半退？　◆

　　　　　　　　　　　　　　　　　　　　　　　　　　　　·胡　平·

　　预计今秋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之所以引人瞩目，因为它关系到最高权力的交
接。
　
　　不过，从以往的经验看，党代会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前的幕后斗争。
从四九年到今天，中共召开过八次全党代表大会(从八大到十五大)，在这段期
间至少发生过八次重大的党内权力斗争(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
四人帮、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可有一次内斗是在党代会上发生和解决
的吗？一次也没有。
　
　　由于共产党的高度集权与高度封闭，局外人，包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和普
通党员，几乎不可能观察到高层内斗的进展过程。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当他们
在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等我们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斗完了。
　
　　然而，十六大前的这场内斗却与众不同，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蛛丝马
迹。事实上，原先的权力布局本身就埋下了内斗的根苗。在这里，首当其冲的
问题是江泽民怎么办？摆在江泽民面前的选择无非三种：退，不退，半退。江
泽民到底会选择哪一种？直到今天他都没有作出明确表态(其实，不表态也就是
一种表态)。说来也是，对江泽民而言，这三种选择都不会轻松。
　
　　先说退。这里所说的退，当然是全退，不但让出国家主席，而且还让出总
书记，让出军委主席。照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江泽民本人愿意吗？专制
权力比鸦片还厉害，吸食鸦片上了瘾，要戒掉谈何容易。更重要的是江泽民还
有顾虑，有担忧，他怕接班人对他清算。胡锦涛的权力既然是邓小平给的，不
是江泽民给的，胡锦涛凭什么要对你江泽民感恩戴德？人一走，茶就凉。江泽
民在位期间干下过很多坏事蠢事，有些事即便站在维护共产党统治的角度上也
是恶劣的或愚蠢的，胡锦涛何苦要替江泽民背黑锅，使自己永远处于江泽民的
阴影之下？想到这种可能性，江泽民怎么敢放手交出全部权力？
　
　　可是，对江泽民来说，退很难，不退也很难。不退，就意味着向邓小平的
权威公开挑战，向既定的接班格局公开挑战。江泽民若不肯退，明显是对胡锦
涛不放心，明显是不愿意把大权交到胡锦涛手里，因此接下来江泽民势必还要
进一步打压胡锦涛，废掉胡锦涛。胡锦涛不会看不到这一点。那么，胡锦涛甘
心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吗？如果江泽民坚持不退，坚持留任总书记留任军委主
席，公然破坏先前连他也认可的党内共识，会不会引发众怒，到头来赔了夫人
又折兵呢？
　　
　　第三种选择是半退。如果江泽民让出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但保留军委主席，
情况又会如何呢？这第三种选择也许更糟糕。首先，这会在中共内部引起很大
的混乱，这就造成了两个核心，下面的人到底听谁的呢？专制政权讲究的是天
无二日，只能有一个核心，不能有两个核心；有两个核心必然要互相争斗，一
个吃掉另一个。有人说江泽民选择半退是 ?了接班顺利，大局稳定，老同志传
帮带，把新同志扶上马送一程。这话没人会信。胡锦涛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
在接班人位置上见习了差不多有十年，哪里还需要再传帮带？半退就是不想退，
是垂帘听政，是对胡锦涛不放心，因此接下来还是要把胡锦涛这个核心废掉，
换上江泽民自己属意的人选。这样看来，江泽民若是选择半退，只会导致上层
权力斗争的白热化。
　
　　双核心之争是权力之争，不是路线之争。所以，你很难指望会象当年邓小
平与华国锋的那场斗争，有谁会公开提出一种类似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正面主张以争取人心。另外在这次内斗中，除了很少一批人外，绝大多数
党员和干部也没有比较明确的派别认同，不关心斗争结果──何况他们也没有
参与的正当方式。这就决定了这场内斗更不透明，更扑朔迷离，而且，其结果
更不确定。
　　
　　
　　
　　　　　　　　　　◆　从苏联被拖垮得到的启示　◆

　　　　　　　　　　　　　　　　　　　　　　　　　　　　·丁学良·

　　千禧年前夕笔者评论：二十一世纪前期，除非发生意外，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下简称PRC）将是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会继续在中国周
边造就日益增大的战略压力，迫使北京把更多的资源移用于战备。大概只需要
十五年，PRC就会被拖垮（详见《联合报》2000年1月12日《美中对抗中的四种
主义》）。

◎ 速到的验证

　　过去一年多的事态演变，快速证实了以上的悲观预测。代表政治右翼的小
布希侥幸当选，只是加速了这一原是隐形的大趋势。五月份美国主要报刊连续
报导，美国国防部及相关的研究机构向总统建议：美国要把战略重点由欧洲转
向东亚，定北京而非莫斯科为首要假想敌。成倍增加瞄准中国大陆的核弹，增
派亚太区域的航空母舰、核潜艇、战略轰炸机。

　　更为凶险的，是美国着手布置多层导弹防卫系统，公开承认目标之一是PRC。

◎ 美国重操牛刀

　　所有熟悉冷战史的人一眼便可看出，美国新近对付北京的诸般杀手锏，都
是当年用作对付苏联的。其中最明显的是导弹防卫系统，它直接脱胎于1980年
代雷根的星球大战计划。

　　至于这些杀手锏造成了何种效果，今天已经明白无疑。今年三月解密的美
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文件显示，"雷根1980年代强大有力的、耗资巨大的军备，促
成了苏联的垮台，因为它衰弱的经济支撑不了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这个评估
与俄国的资料互为印证。曾任六位苏联首脑外交助理的Georgi Arbatov在回忆
录《制度》中说（p.203）:

　　"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及其盟国的1/3至1/4
的情况下，军备竞赛提供了一条于他们而言绝对可靠的途径来损耗苏联的实力，
最终有可能通过经济消耗战来完全击溃苏联。正是在雷根执政的最初几年，制
定了竞争战略的构想和军备计划，其目的专在'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过时'。
他们凭借自己的方案，迫使我们在最不利的、昂贵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
竞争。"

◎ 美中较量的物力方面

　　二十一世纪初的PRC，与1980年代的苏联相比，无论就人均GNP、科研水平、
军工产业质量、自然资源藏量，还是军队现代化的程度，都相差甚远。1980年
代美国以年均二千多亿美元的军费，再加上盟国的一千多亿，活活拖垮了苏联。
美国目前的年度军费三千一百亿美元，它把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就迫使北京起
而应付。虽然北京不至于轻率到在世界多处与美国的新军备较量，仅仅在中国
大陆周边抵御美国的战略压力，就已经力不自胜了。

　　北京比莫斯科强的一点，是国际贸易活跃，这有助于带来军备所需的资金
和技术。但不要忘记，迄今对中国大陆最主要的科技输出国（包括留学生培训）
和第二大投资国，是美国。随着美国把PRC视为首要对手，它不会容忍北京继
续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吸取美国科技的宽松机会。近来接二连三的美国抓
华人"间谍"便是一例。正如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所说："与美国
的严重危机，也将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中国带来最消极的长期影响，严重
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

◎ 可怕的百分比

　　抵御美国的战略压力就已令北京力绌，雪上加霜的是台湾、日本、印度、
越南均视其为主要假想敌。《华盛顿邮报》三月六日报导：面对周边的紧张局
势，北京未来五年内每年增加军费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西方分析家估计，PRC
现有的实际军费是公布数目的三倍，达450亿美元，约占GNP的百分之四点五。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局长的William Odom在《苏联军队的崩溃》中
引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说："1985年4月以后，我们面临削减军费
的任务……军费竟然占整个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八，背负这个包袱，经济无法
正常运转。"即便是政治上保守的很多苏军将领，都认为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到
了1989年即苏联瓦解前夕，莫斯科首次公布的较真实的军费预算近八百亿卢布，
是它先前一直发表的数额的近四倍，约占它GNP的百分之十一（接近西方历来
的估计）。

　　因此，我们可以把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比例作为参考点，推论：若一个国家
的军费保持在GNP的一成多一点，其经济就受严重牵制，无力发展。若保持在
近二成的高度，其经济就面临崩溃，除非它能获得巨额无偿外援。

　　假定PRC未来可保持GNP年增长率百分之七，而它按计划每年增加军费百分
之十八（今年约为此数）。约在十年后，其军费将占GNP的百分之十一；十五
年之后，约占百分之十八。那便是当年美国拖垮苏联、"不战而屈人之兵"时的
状况。

◎ 美中较量的智力方面

　　历史昭示，两国相争，成败既取决于物力，也（甚至更）取决于智力。智
力主要指政策创意、战略构想和计谋策划。世界战略学史上最早阐明此道理的
是《孙子兵法》："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蕞尔小国或可能缺智慧，庞然大国从来不缺智慧，因为生物学规律不会让
巨量人口主要由弱智者组成。大国缺的只可能是把智慧运用于适当地方的制度。

　　当今美国应对北京的阵容庞大而多元，在朝在学在商，交叉互通。政府里
对北京持强硬政策的，多为当年斗垮苏联的参与者，积累了与共产党政体打交
道的丰富实战经验。更根本的，是他们坚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未来属于资本
主义加普选制而非共产主义。有此信念，他们就会步步逼进，不达目标不罢休。

　　但还有比他们更极端的右翼，如被称为"蓝队"的一组国会助理、政策专家
和政治操作者。他们反对共和党许多要员试图通过与中国大陆的密切经济交往
而促成其改革，力主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北京更强硬。像当年对苏联一样，四面
遏制，必要时不惜兵戎相见。最佳选择之一便是向台湾提供更尖端的武器，与
对岸硬碰硬。

　　美国政治的左翼，也有对北京的极端强硬派。他们虽然在本国政策上与右
翼争执不休，但出于人权、西藏问题等原因，照样对北京处处打击。只不过他
们更倚重政治和外交手段，而非军备。

　　民主党内辅助克林顿制定"美中战略夥伴"概念的派别，现在已被挤到边缘。
分析家估计，仅仅一个海南撞机事件催发的美国民间敌意高涨，就将迫使几十
名国会议员转向强硬派，否则选票难保。

　　美国诸派之你去我来，并不影响各自相对独立的运作基础和彼此对话。这
就使得各种美中关系的研究生生不息，新观念和新招数源源不断。每当美中关
系出现什么新态势乃至突发事件，或有人想制造新事态以达到某种政策和战略
目标，都面对一长串形形色色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多样化，才能比较出各种
选择的收益和代价。美国的这种体制，可称为"多元灵活反应主义"。

◎ 自我闭锁

　　美中间的较量，中方的物力逊于对方，理应特别侧重己方的智力潜能。目
前却没有这么做。与美国多元灵活反应截然相反，北京的应对体制主要由"三不"
组成。

　　第一是"不通资讯"。海外中文外文有关美中关系的国内国际因素之现状和
渊源的大量深度分析和广度报导，在中国大陆主要的大学学报、学会期刊、时
事杂志和大报上，极少见到。这意味着，中国大陆数千万受教育程度最高、从
事观念和知识生产及承传的专业人士，与事关本民族国家兴衰存亡的资讯，处
于日常的隔绝状态。

　　有人会说，不下达广大知识界的这类资讯，会上达高层。但问题在于，资
讯的真伪优劣只有在公开流通中才能被辨识。把这类资讯封锁在秘密管道里，
一是会造成持续的扭曲失真，二会帮助特别利益的个人和小集团垄断最高领导
层的耳朵，造成错误判断和决策，三会促使本国专业研究素质的全面退化。

　　人们往往高估秘密资讯流通体制的效果。仅举一例：中国大陆经手台湾问
题的机构不可谓不多，人力财力不可谓不丰。然由于秘密作业，资讯扭曲得不
到及时纠正，使得北京对台湾大选的情势连连误判！不透明的体制对同文同种、
隔海相望的台湾都反映失真，你还能指望它在远为复杂的美中关系上表现更佳？

　　第二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进行公开严肃的、
客观系统的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只是小问题。其实小事无需讨论就可处理，
因为处理错了也不影响民族兴衰，大事才亟需公开讨论。像美中关系这样的大
事，牵涉两岸三地、东亚和太平洋多国的国内国际因素，很多方面史无前例，
其复杂诡谲的程度，远非一个人或一小帮人的大脑能够思考透彻。况且，任何
个人或部门都免不了偏见和特殊利益牵挂，只有通过公开冷静的讨论，盲点才
能被消除，偏见才能被中和，诡计才能被揭穿，创见卓识才能被激发而出。在
此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战略，才能少上圈套，少付出血泪代价。

　　第三是"不纳圈外"。凡是来自"圈子外"的建议与忠告，基本都不予采纳。
这个圈子近年来愈益收缩，变得越来越小。这种"只信家人，不听外人"的管理
模式，经营一个小企业尚可，经营大型跨国企业绝少成功。经营风云诡谲的国
际局势中的大国外交，其效果可想而知。

　　其实，在两岸三地、海外华人圈子和真正尊重中华文明的洋人里，有许多
基于坚实的研究和近身的观察的新主意好设想──如何缓解台海两岸的敌对，
以避免外力大规模介入造成大陆台湾双输；如何呼应美国各界对中国持正面态
度的力量，以缩小极端反华论点的市场；如何逐步改善大陆内部的政治和人权
状况，以化解在国内外四面树敌的困境，等等。这些理性的建议目前一般都无
门进言。

◎ 何以"三不"

　　美中较量，中方物力不及对方还有理由，而智力的不及主要归咎于"三不"
把自己闭锁在缺乏创意和远见的思维死港里。《孙子兵法》告诫将帅：要有"知
诸侯之谋"、"通于九变"。而今天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北京何以只会发出别人不
信、自己也说不圆的套话和空话？G. Arbatov对苏联衰亡期的观察一语破的（p.219）
：

　　"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把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
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能潜力去解决涌现的
问题。因为决策者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
持现状。这个任务至高无上，所以最高层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
学界、大众传媒都得这么做。它们要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
功和进步的假相。这么做过，最后一批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孤岛消失了，保密
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发生一次领导层所不悦的争论，就会有新的领域被界定为
'国家机密'"。

◎ 历史将再次站在悲观者一边？

　　二十世纪尾，多种西方文字的报刊书籍成千次地引用170年前拿破仑的预言：
"最好让中国长睡。一旦她醒来时就会摇撼世界。"因为其时两岸三地的经济增
长和合作初显神威，大中华似乎已经苏醒。不过，类似的苏醒苗头在二十世纪
已经有过两三次，每次都落了空。

　　今天，为了对付红色恐龙PRC，美国已经抛出当年拖垮红色巨熊苏联的套
索。解开这个致命套索的关节，其实多半不在美方而在中方自己的手里。



　　　　　　　　　　　◆　从三门峡到三峡　◆

　　　　　　　　　　　　　　　　　　　　　　　　　　　　·戴　晴·

　　黄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
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
“鬼门”，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
鬼三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
水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黄河
水在这里奔腾咆啸。没有人注意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可成为拦
河打坝的基础，直到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
能，惹动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
特了，不但有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
由的不被频频提起。
　　
　　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终
结在浅识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三门峡水库上马
　　
　　１９５４年４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
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
计。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８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
蓄水位３５０米，总库容３６０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３７０００立方米／秒降为８０００立方米
／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２２２０万亩，远景灌溉７５００万亩。
　　
　　④装机９０万千瓦，年发电量４６亿度。
　　
　　⑤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水库将淹没农田２０７万亩，移民６０万。
　　
　　②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１４７亿立方米（总库容的２／５），若
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２５－３０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２５－３０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
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
上。只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
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
工程的能否上马。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在向苏联
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１９６７
年，来沙可减少到５０％；５０年之后，可减少１００％。
　　
　　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
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
象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１９６７年来沙改为“减少２０％，
５０年后减少５０％”。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４０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
高原看一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而如果你接着旅行到豫、鲁一带，
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大片乾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
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１９７５到１９９０的１５年间，断流１９
次。近年则一年就断数次。
　　
　　１９５５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
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
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
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
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
从学校毕业，那时才２５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
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
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
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
要位的钻谋者所重。１９９１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３０多
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
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三门峡的“捷报”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５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１９６０年６月，坝筑到了３４０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９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１９６１年２月
９日，当坝前水位达３３２·５８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
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
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１９６１年４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３５３米。１０个月后，６２年２
月，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
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
实现了“黄河清”。
　　
　　报纸照例大报喜。但在三门峡主事的几位，却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
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
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４．５米。从秦岭
下来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变成“来水宣泻不畅”，
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
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硷化，甚至沼泽化。最糟
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
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１９６２年３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
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
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１５万千瓦的发电机
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
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１８０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
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
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
１９６２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３１５米以下，泄洪
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方官绕过以和稀泥著称的的周恩来，直
接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毛泽东本是好大喜功的浪漫家们的鼻祖和靠山，
事情弄成这样，很有点气急败坏。毛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三门峡改建
　　
　　炸掉是毛的气话，岂不是要在世人面前丢大脸。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
建。
　　
　　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
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么说
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１９５７－１９６０
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２年之后开始出事，４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
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
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
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
方案的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
是一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１９６５年竣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
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１９６９年
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
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汗“四省及水电部
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
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
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３１５米时，把
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１００００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
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１－８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
坚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
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上堵上的。每个孔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同
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１３米，变成“低水头发电”。这样一
来，原本设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５万千瓦的小发电
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挖开了８个施工导
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３１５米时，泄量由６０００立方米／秒增至９０６０
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
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３米多。１９９２年８
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６０多万亩，约５万返库
移民受灾，近３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至于
下游的淤积情况，１９８５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
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５
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盖：发电，灌溉，航运（维持
下游水深１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读者以为改建后的三门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
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３６０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３３３万亩，
迁移９０万人；后来，１９５８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
运用定为３３５米时，还要淹没耕地８５．６万亩，移民３１·８９万人；后
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８·４９万人，实际总数达４０·３８万人。
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３·９９万人，由于水土不服，
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塬、沟壑区的１２·
１１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２０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
辗转。他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
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
被黄河泥沙厚厚地覆盖。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
他们又不得不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小浪底又上来了
　　
　　改建后的三门峡，将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无大区别。三门峡努力
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
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３０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
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这时，当年建三门峡时的初衷──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和防洪靠什么
来实现呢？读者读到下面一段活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
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
更为迫切……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和当初论证三门峡上马的口径几乎一模一样。但这
已经不是在说三门峡，而是另一座黄河上的新坝──小浪底。当年三门峡工程
没有做到的，这回又全交给位于三门峡下游的小浪底了。小浪底总库容１２６
·５亿立方米，也要搞拦沙减淤，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２０年左右。黄河上
的浪漫派们这回又有新宠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会是什么呢？
　　
　　还有三门峡水库该怎么摆？当初把话说得那么满。不过这区区小事是难不
倒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当权派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
河的造地功能”──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
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帐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不过帐总是需要算的。先让我们看直接经济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财力；
　　
　　③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３０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１５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
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硷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⑤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硷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
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硷化５０多万亩；
　　
　　③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③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
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
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
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
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黄河清”
　　
　　１９６４年，决定三门峡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１９５８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１９５５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
我压的。１９５８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
忽略或不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
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为什么会“急”？头脑为什么会发热？“黄河清”这三个字怎么会造成压
力？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到底是把什么放得过重，因此要牺牲掉其他呢？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１
９８０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
我不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
于１９８９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
华进口车队，还有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１９８９年初的估计，
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４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
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当时的政府──或者说党──
的决策者们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
图的是什么呢？
　　
　　１９６４年６月和１２月，周恩来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
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道的人马上就能
跟着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
是为了证实“圣人出”。自古谁能让黄河清？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么，
谁是圣人不就是清楚了吗？！
　　
　　不要说１９５０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
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
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共产党在表面上虽然不会再把“皇上”、“分封”挂在嘴边。可是如果细
细分析毛、周一班人包括汪东兴、叶子龙、胡乔木、张玉凤辈的活动模式，看
看上海、杭州、武汉等处的专用宾馆，以及彭德怀、陶铸等重臣的谪贬、擢升
方式，难道不足以让人联想到王朝和朝廷；毛泽东写过“东临碣石”，写过“
数风流人物”，没人会看不到那呼之欲出的帝王情怀。既然事实上存在着潜在
的人主臣民意识，当然也就有潜在的揣摩与阿谀，有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歌
功颂圣。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
怀着的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
使用的语言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人民被圣人作主。而当全国的资
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毛的巡幸在在今中外首脑人物中，是很突出也很特别的。联想到黄河与“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地理与精神联系，他住进中南海之后，第一次出
京巡视的地方就是黄河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门峡与三峡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宣布正式开工，距黄河上的三门峡
工程开工３７年。这两项工程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有哪些异
同呢？
　　
　　它们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
　　
　　都是破记录的、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头都是“下游洪水灾害”，都是“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直接威胁
多少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财产”，都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
　　
　　都具有“巨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都能发很多电，三门峡当时说“将
占全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三峡说“将占总量１／１１”；
　　
　　都能发展航运，三门峡当时说“保证下游航运所需的水量”；三峡说“可
使万吨船队由武汉直达重庆”；
　　
　　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迁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门峡４１万，三峡１２
０万；
　　
　　都要毁掉作为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三门峡是１０００多年前的中
原文明，三峡是更早的巴楚文明；
　　
　　都是上游省不获益，却实实在在地将受到损害：三门峡是陕西，三峡是四
川。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学工作者也像陕西人一样吁请、告诫，直到今天，他
们的意见，如陕西当年的意见那样，在没有告急之前，当局只虚与委蛇，并无
人真正理会；
　　
　　两个工程所面临最大同题都是泥沙。三门峡库尾淤积在西安，三峡在重庆；
它们都是省会、工业重镇。重庆还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
　　
　　如何对付泥沙，两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门峡说的是“水土保持”
三峡说的是由三门峡工程取得了经验的“蓄清排浑”水库运用；
　　
　　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其失误在三门峡工程上已经
得到证明，但三峡工程还准备推行；
　　
　　都有过激烈争论，反对派都是绝对少数，他们的言论部遭到封锁，本人也
都遭排斥乃至打击；
　　
　　都有顶尖权势人物的“关心”，这“关心”都是工程推进的动力。三门峡
是毛泽东。三峡是邓小平；
　　
　　都以获得了人大的通过而标榜为“人民的决定”──仗声威并最终逃避责
任；三门峡是真正的“全体一致热烈通过”，三峡是在发动了舆论攻势并做了
手脚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获得通过；
　　
　　都是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拨款支撑，也就是说，无论造成多大灾难，
从上到下一系列责任主管的个人财产包括官声官运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都不见在论证过程中当局委托专家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
对这两项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没有人对它们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后果作过预估；
　　
　　都是在基本数据甚至运用原则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抢先开工；
　　
　　都使得抚育民族文化、激发创作热诚的自然景象永远失去，三门峡是气派
雄浑的奇伟峭峻，三峡是无可言喻的苍茫神秘；
　　
　　最后所花的钱都大大超出当初预算，三门峡大约增大了１０倍；三峡按１
９８６年的３６０亿到目前的２０００多亿，也已超出好几倍──而目前不过
是刚刚开工，后面不知道还有冒出多少。
　　
　　还有一个极为偶然的共同点：这两项工程都面对着一个最坚定的反对者
──黄万里；都有一个反对高坝大库而主张低坝小库的坚韧的建议者──温善
章。
　　
　　对这两个工程，黄万里教授都根本反对，认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都不可以。
阐述对三门峡工程的反对意见时，他３５岁；介入三峡争论，７５岁。他一再
请求阐述、讨论、辩论，当年主管三门峡工程的人不睬他，今天主管三峡工程
的人也不睬他；他的《水利科学论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机会，更遑
论他充满了豪情与哀叹的诗篇──只能在友人之间散发的诗集《治水吟草》。
其中一首诗这样写：
　　
　　自古长才难为用，孔丘汲汲屈原恸。居然白首成葫落。忍对黄河哭禹功。
　　
　　在三门峡工程上，温善章不同意３６０米、３５０米方案，提出３３５米
方案；对于三峡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己获人大通过，而且正热火朝天地
施工的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他提出新１６０米方案。他的出发点和３７年前
一样单纯朴素：减少水库对耕地的淹没，减少移民，合理解决防洪、发电、航
运等综合利用要求。
　　
　　黄万里对三门峡工程所作的预言，一条接一条成为事实。三峡工程呢？他
的预言是：“……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三峡筑坝
的结果，砾卵石夹粗沙积在坝前，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他反对三峡建坝的根据之一是：长江上游各支流每年冲刷下来的沙石量高
达一亿吨，三峡建坝后这些沙石都将积存在水坝上，数年之后将导致长江上游
水位升高，造成上游水患更加严重，影响所及可能有数十万人，影响的地区遍
及四川省面积的四分之一。他提醒当局，对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视。他说：“…
…四川的保路运动诱发了辛亥革命。”
　　
　　黄万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长江的梗阻；而温善章工程师呢？三门峡现在实
际已不得不按温善章１９５７年所主张的低坝方案运行。三峡工程的结局，又
会是怎样的呢？
【】　　　　　　　　　　　　　　【】　　　　　　　　　　　　　　【】
 °专　　题°

　　　　　　　◆　《南方周末》揭露希望工程弊案遭封存　◆

　　　　　　　　　　　　　　　　　　　　　　　　　　　·《明报》·

　　针对希望工程挪用款项投资弊案有可能被内地媒体「炒作」的可能，中共
中央宣传部前日对各地新闻主管机构发出紧急通知，禁止各媒体炒作报导希望
工程事件。与此同时，正在印刷、按计划2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广州《南方周末》，
由于刊登有揭露希望工程弊案的报导，也于前晚被喝令停机换稿，已印刷好的
三十多万份被封存。
　
　　明报3月22日报导，据了解，近一个月来，海外媒体揭发中国青基会挪用
希望工程捐款的丑闻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内地，在内地媒体引起了反响，不少媒
体也陆续开始转载或跟踪报导，披露青基会挪用捐款的弊案。消息透露，中国
青基会负责人徐永光对此十分紧张，通过各种关系向上游说，要求主管部门颁
令，禁止内地媒体加入这场揭发中国青基会的行列。

被迫临时停机换稿
　
　　据悉，前日(20日)下午，原青基会数位当事人现身广州召开说明会，公开
揭发中国青基会的弊案，并且有多家内地媒体出席采访当事人。情况迅即反馈
到中宣部，引起中宣部的高度重视。前日晚上七时多，中宣部下发紧急通知，
重申新闻报导纪律，明确指示各地媒体不得报导举报者说明会的情况，也不得
参与炒作或转载海外媒体有关中国青基会挪用捐款的报导，所有前日参加记者
会的内地媒体，全部收声。

紧急通知全面封杀

　　据了解，最不幸的要算广州的《南方周末》。本期的《南方周末》用了三
个整版的篇幅，揭发中国青基会挪用捐款的弊案，前日已交付印刷，中宣部的
通知到达时，已有三十多万份报纸付印完毕，报社唯有紧急停机，临时换稿，
撤下了有关希望工程的文章。

　　据悉，虽然北京方面特别指示，已印好的《南方周末》「一份也不能流入
市面」，并下令封存了三十多万份印好的报纸，但仍有部份撤版前的「原装货」
流出市面。明报昨日致电《南方周末》报社，一位员工形容「损失惨重」。由
于临时换版，本应昨日凌晨出街的《南方周末》延迟至昨日下午才出街。



　　　　　　　　　　　◆　反对无效我也要反对　◆

　　　　　　　　　　　　　　　　　　　　　　　　　　　·雨夜聆风·

　　今天是星期四，按惯例是《南方周末》出版的日子，可是令人吃惊的是报
滩上竟没有他的影子，这和一份全国有影响的报纸的身份是很不相符的。具业
内人士猜测是由于上期刊登了有关希望工程和义务教育的文章引起的，加之中
青基金会目前遭遇严重信任危机，被香港《明报》指责为滥用捐款进行违法投
资。在去年的震惊全国的张君案中，《南方周末》因对张君案中深层次的值得
反思的农村问题和劳教问题以及武汉体彩丑闻进行了纵深报导，引起高层的强
烈不满，并对该报进行了整顿总编辑被免职，责任编辑被开除公职。
　　
　　《南方周末》是一份敢于直面现实、倾向自由、关怀弱势群体的报纸，在
中国大陆极具影响。事实上，这份报纸的成长过程就是和言论管制部门不断冲
突协调的过程。中宣部和各级被《南方周末》批评过的地方政府对这份报纸早
已忍无可忍。但来自权力部门的批评从未象这次这么猛烈。而且此次伤害再也
不可能在短期内重新振愈。 当下北京正在积极为纪念中共诞生80周年而作筹备，
而中共16大的筹备工作也正在进行。
　　
　　我以为，《南方周末》是90年代汉语世界残缺的良知。但是她已经被告知
闭嘴了。也就是说，关于残缺的良知也已经被窒息在某种绝对的权力恐慌之中。
 对于来自世俗利益考量的对于言论的压制，公民能否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不
同意"？当然反对无效。但是反对无效我也反对。"这就是我的立场"。
　　
　　自从1997年以来，中国的出版业和新闻报导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钳制。在出
版社不断受到整肃和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不断被封喉的消息传来的过程中，业内
人士以一个又一个敏感节日和庆典节日为边界，期待某个季节过后能有一个宽
容时期的到来。一直到新世纪的第一年已经快过了一半的时候，这个"新时代"
仍然遥遥无期。据不完全统计，这半年来有至少9家出版单位受到不同程度的整
治。
　　
　　当然，每当自由被火堆点燃而嘶喊的时候，具有中国特色的看客们总能繁
殖出"自蹈死地" 和"倒掉活该"这样的结论来。这已经无须置评。一些"新左派"
的论者趁机发表了一些幸灾乐祸的评论，他们借此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这个派
别的原始思维在理性和道德上的局限性。不过《南方周末》事件对于知识分子
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是意识到自己真实的处境。当"周末"沉入水面以后，"自由"
在可耻的沉默中已经一起跌落，甚至从未浮出过。
　　
　　《南方周末》有很多读者，也有很多著名的作者。但当"我们的报纸"被整
肃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当"周末"被告知应该鸦雀无声的时候，几乎没有
声音传出来，"我们"一起鸦雀无声。我没有资格谴责人们的事故和懦弱，也不
打算鼓励人们上街。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知道这种指责可能带来的怨恨，我
也知道自己一直奴隶般的狡诈地活着。但是，寂寞的周末仍然把我抛在耻辱之
中无法自拔。人们发现，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可以在伤害朋友的时候显示出惊
人的报复勇气和毅力乃至无耻，可以在学术争论中表现出极端的"理论勇气 "和
"不道德热情"，但面对基本是非问题时我们宁愿耻辱地活着，并愿意翻找出各
种似是而非的理由为自己辩护。90 年代汉语文化界对耻辱的反思文字汗牛充
栋，乃至可以建立忏悔学和耻辱学了。但是，《南方周末》之后"象"89之后"
一样再一次袒露了"中国自由主义的贫困"。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自由"仅
仅被"学术"利用来"谋食"了，但还远远不是论者的生存方式。
　　
　　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什么？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们主张那样生活。这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存在真相。他们面对文革滋养出的"耻辱"和"忏悔"、他们
高屋建瓴和唾沫横飞，一碰到现实的黑暗和具体的悲剧就烟消云散了。"奥斯
威辛以后已经没有诗歌"，《南方周末》以后已经没有知识，只剩下学术口红
和私人怨毒。
　
　　然而这显然不是此次事件的全部意义。《南方周末》事件至少传递了两个
信息：第一，关于 "宽容时代"的期待必须彻底绝望--多年来，关于言论自由的
"渐进之梦"通过《南方周末》的殉难已经终结。显然，《南方周末》并不是自
由的。它不过是在广东地区利用有限的经济自由对言论自由的一种努力。由于
可以理解的原因，它的自由是有限的，他对权力的批评是半掩主颜的。然而，
"半吊子自由"将永远处于危机之中。第二、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已经来临，用
"复杂理论"来解释，就是这一事件是复杂系统自我更新机制发生作用到达临届
点的一个标志。
　
　　我知道，"燥动的南方"已经沉寂。这是一件事情的结束，也是另一件事情
的开始。
　
　　叶利钦告别政坛以后，俄罗斯评论界曾有这样一种评论："他光荣地到来，
他光荣地离去" 。望着《南方周末》的背影，我想起了这样的评论。不过一个
更长的背影正渐渐拉长，同时覆盖了我们的视野，关于这一未来事件的评论已
经做出来了，那就是："他耻辱地到来，他耻辱地离去。"



　　　　　　　　　◆　有公益的地方就要有阳光　◆

　　　　　　　　　　　　　　　　　　　　　　　　　　　　·方　舟·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沈静珠提
出议案，要求对慈善机构加强监督。她说：社会公益团体如希望工程（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必须接受社会监督。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以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杨耀忠先生为首的
20多位港区人大代表，也联名向大会递交了一份题为《促请政府彻查青基会账
目，以维护希望工程声誉》的议案。　　
　
　　这两份议案当然是有所指的。就在两会开幕前夕，香港某报在头版报导青
基会涉嫌违反国家规定，挪用"希望工程"款逾一亿元，用于投资股票、房产及
各类风险企业，并招致巨大亏损，其中不少投资项目以"回报少、效益低"告终。
此事在香港和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此次某报的报导发表之后，青基会立即发表了该会法定代表人徐永光签署
的《严正声明》，否认该报指控，解释青基会只是利用捐款收支的时间差形成
的资金暂存状况，进行投资增值，强调"基金增值合法、安全、有效"。青基会"
目前的存量资产状态良好，有的还有较大增值空间"。
　
　　希望工程一直受到本报的密切关注。关于青基会资金流向的问题，本报在
半年前就掌握了线索，并展开了周密的调查。从本报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青
基会负责人在资金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比香港媒体的报导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这些材料摆在本报采编人员面前时，我们再一次为事实的残酷震惊：为
什么是希望工程？为什么是青基会？为什么是……甚至在发不发这组稿件的问
题上，我们都心存疑虑：希望工程毕竟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慈善工程，不仅救助
了数以百万计的失学儿童，把他们从蒙昧和无知的领域拉回来，而且为中国的
慈善事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激发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情怀，可以说是功德
无量，对它某些具体运作环节的质疑是否会引起人们对整个希望工程的质疑？
会不会伤及正在兴起的中国慈善事业？......
　
　　调查获悉徐永光涉嫌挪用希望工程捐款、投资未获成功，震惊之余，有一
点可以肯定：我们必须把纯洁、崇高的希望工程与徐永光严格区分开来。甘肃
省青基会秘书长苏宪华说得好："希望工程，绝不是他徐永光一个人的！"
　
　　这位秉性直率、快人快语的希望工程老秘书长对本报记者说：请你一定帮
助我写上这样不等式：希望工程≠中国青基会≠中国青基会领导人徐永光≠全
国各级青基会及其工作者。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青基会资金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只是证明了一
个已经被证明一万遍的道理：凡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业，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设
计，如果离开了公众的监督，无论事业的诉求是多么的崇高，无论执行者多么
具有理想，最后往往变成公众利益的丧失之地和理想主义者的殉身之地。
　
　　为了保证资金运作的安全和有效，青基会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关于
慈善基金的管理，国家也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青基会在《严正声明》中引用
了国务院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和我国《捐赠法》的条文来否认违
规投资，因为前者规定"基金会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也可以购买
债券、股票"；后者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应当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按照
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积极实现捐赠财产的保值增值"，但中国人民银行
已在1995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管理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
定："基金会基金的保值及增值必须委托金融机构进行"，"基金会不得经营管理
企业"。青基会负责人的一些做法可以说是直接违反了央行的《通知》。
　
　　青基会的《严正声明》中还提到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公益机构的运行
靠捐款投资获得的收益来维持，而不能从捐款中列支，这就使得基金组织为了
机构本身的运转不得不去寻找增值之道，这也为青基会资金不当运作埋下了隐
患。据了解，这个问题已经提上了国家立法日程。
　
　　青基会负责人多次声称公众监督是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因为捐款人都
会留意自己捐款的去向，这是最有效的监督。事实上确是如此，捐款人能监督
到自己捐款的流向，但对于青基会整体的资金运作，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青
基会资金的不当运作，正是发生在这个灰色地带：保有基金的增值环节。而慈
善基金整体运作，显然还没有受到有效的公众监督。3月14日，著名慈善活动家
杨团女士，在中央电视台面对全国亿万观众，就曾毫不客气地对青基会负责人
徐永光指出：青基会"不够透明"！
　
　　正是基于对慈善基金运作中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和有效监督缺失的警醒，基
于对希望工程和中国慈善事业的责任心和爱心，我们编发了这组稿子。因为我
们知道，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公益性基金会的透明度，是慈善公益事业可持续
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把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业暴露在阳光之下，它才能健
康，它才能成长。



　　　　　◆　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 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　◆

　　　　　　　　　　　　　　　　　　　　　　　　　　　　·方进玉·

　　2001年11月29日，本报在头版、二版刊登了《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
文章发表后，希望工程的组织者--中国青基会立即给本报编辑部发来传真，表
示感谢，随后，青基会法定代表人徐永光又分别接受了央视记者和本报记者的
采访，对挪用善款、伪造假信的四川宣汉责任人予以了公开、严厉的谴责。
　
　　此后，记者接到举报电话，说："希望工程巨额捐款，被徐永光挪用了！"
对方只说了这一句，我便惊呆了，停顿了好几秒才慢慢问："您说的情况是真
的吗？您手里有证据吗？"对方答："是的，我手里有铁证。如果你深入调查，
或许会发现更多、更大的问题。"记者追问："您为什么会找到本报反映？"对
方答："因为看到你们11月29日的报导，我相信南方周末，也请你相信我！"
　
　　坦率讲，撂下电话，我仍然不愿、也不敢相信这一举报。在我们国家，希
望工程是家喻户晓的神圣事业。中国青基会法定代表人徐永光曾多次说：希望
工程的每笔钱，都是大家的血汗钱，你动希望工程的钱，就是摸高压线。做希
望工程只有两条路，要么是上天堂，要么是下地狱。我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
钢丝。从我个人的立场讲，希望工程的利益重于我的生命！

举报中国青基会领导人触摸"高压线"，可信吗？
　
　　但作为记者，我必须遵循职业操守前往会见举报人。举报是否属实的结论
只能产生于采访、调查之后。记者和举报人约定在北京某饭店见面，第一次采
访耗时约5个小时，在耐心听取了他的叙述和翻阅了他携带的部份"铁证"后，记
者大致听懂、看懂了：希望工程的捐款收支、监管似乎有漏洞；希望工程的巨
额捐款，或许真的被人挪用了。

动用捐款去投资，多少项目亏损了？

　　2002年2月28日下午5时，针对香港报纸的批评报导，中国青基会发表了《
严正声明》，指出："目前中国青基会的存量资产状态良好，有的还有较大增
值空间"，青基会"投资十个项目，九个赢利是应该的，若有一个亏损，又被加
以渲染，必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这是任何靠社会公信力生存发展的公益机构
都很难承受的"。
　
　　可是，记者从举报人提供的青基会财务文件中看到，情况并非如此。

放贷500多万收回100多万

　　记者查实：早在1991年底，中国青基会就把希望工程部份捐款作为"贷款"，
发放给徐永光的浙江老乡--俞祥根。

　　1991年12月，中国青基会借款200万元给俞祥根，利率10.8%，期限五年；
一年后，利率下调为9.072%；

　　1993年，中国青基会又与俞祥根签订《共同购建晨光大厦协议书》，青基
会投资200万元，参与晨光大厦建设；

　　1993年2月，俞祥根称晨光大厦建设资金不足，中国青基会又追加了28万元；
1993年3月，徐永光再次批准把15万美元借给了俞祥根。
　
　　上述借贷、投资，至1996年8月"清理"时，才发现"后果严重"：428万元人
民币和15万美元的"放贷"，前后历经五年时间，总计只收回了142.5万元。
　
　　口说无凭，记者在此特引用1996年8月中国青基会"基金部主任助理"刘文华
写给徐永光的书面报告，以做说明：
　
　　永光：有关对绍兴中青公司进行审计和资产评估之事，我们与俞祥根联系
了多次......七月初，俞祥根告知近期要来北京，但直至现在还没有到。前几天，
许亚伦（曾在绍兴中青公司工作）向我们反映：俞祥根公司的经济状况不好。
中青科技城没有动工，而且土地手续并没有办下来，俞祥根只投了十几万元，
根本就没有买下那块土地，俞祥根的酒楼和下属公司的效益都不好，且债务很
大：欠银行近400万元，欠广东一家公司货物款400多万元，欠沈阳一家公司货
款100多万元（当地法院已到绍兴追过款），另外，零星欠款也有100多万，总
计债务约有1200多万，而债权却没有多少。中青公司的资产除了晨光大厦外，
其他就没有多少了。许建议我会（中国青基会）尽早追款，否则到年底，法院
因经济官司查封俞祥根资产，中国青基会很难拿回钱来。
　
　　这"很难拿回钱来"的"钱"，到底是什么钱？这是不是无数善良人捐出的一
片片心意和美丽大眼睛等待上学的"救命钱"呢？
　
　　尽管刘文华的书面报告有点冗长，记者的引述也因此有点罗嗦，但我们必
须把引文和报道继续下去。刘文华接着写道：
　
　　不论许亚伦介绍的情况是否属实，我们认为，青基会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
施。因为俞祥根至今仍没有把晨光大厦的产权办下来，办证需要缴纳80多万的
费用，俞一直拖着不交。我会与俞祥根的协议中，有以晨光大厦作抵押的条款，
但此条款在目前状况下是不落实的。我们建议，应派人催促俞祥根尽快将晨光
大厦产权证办下来，是否可直接办到中国青基会名下？必要时，甚至可由我会
先垫付80多万元的费用。产权证办下来后，立即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抵押手续，
以确保我会400万元投资的安全。此事需法律部参与共同办理。是否能得到俞
的配合，是个大问题。
　
　　徐永光对此做出的指示是：同意由我会先垫付80万元的办证费用，务必在
1996年10月31日之前"拿到晨光大厦的产权证"，并办理产权抵押。
　
　　不过，商业领域的许多事，从来不以投资者的"投资意志"为转移。记者查
实，转过年来，万般无奈的徐永光终于决定和浙江老乡俞祥根分道扬镳，对簿
公堂，但诉讼的结果是，徐永光有望胜诉，俞祥根却很难被"执行"。
　
投资失败不止一例
　
　　仔细翻阅青基会档案后，记者发现，希望工程巨额捐款被拿去投资且投资
无效、投资失败的"拍案惊奇"事，远不止于俞祥根这一起，让我们再看一则投
资案例。
　
　　1996年8月10日，徐永光率法律部、基金部助手一行四人，赴大连考察大连
中兴公司，并察看了大连中兴的投资项目"国际明珠城"。
　
　　8月17日，徐永光与大连中兴股份有限公司黄晓河总经理，双双回到北京，
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记录双方此次会谈的《会谈纪要》，摆在了记者手边。
《纪要》开宗明义，直奔主题："为了维护中国青基会在大连中兴股份有限公
司的投资利益，（黄晓河必须）规范大连中兴公司的经营管理。"
　
　　据悉，黄晓河本人至少拥有两家公司，一家在山东，简称"兴南公司"，一
家在辽宁大连，简称"大连中兴"。90年代初，中国青基会贷款1000万元给黄晓
河的兴南公司，年利率为29%，期限不详（记者未能查到这一贷款合同的原件，
一说是贷款总额高达2600万元）。
　
　　1995年1月，因黄晓河的兴南公司难以继续经营下去，无奈之下，中国青基
会只得将1000万元贷款从黄的兴南公司转至黄晓河的大连中兴，又因为黄晓河
提出"考虑到整个银行利率的下调"，因此新协议规定1000万元继续作委托贷款，
期限2年，年利率12%。
　
　　至1996年8月徐永光、黄晓河会谈，大连中兴既无法偿还1000万元贷款，亦
无法缴纳利息，"考虑到大连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因此中国青基会同意1000万
元贷款从1997年2月1日起，继续履行委托贷款协议，但到1997年1月底，大连
中兴需"偿付240万元的利息"。
　
　　中国基金会除贷款给兴南公司外，还在1993年12月投资250万元，入股黄
晓河的兴南公司。当时议定，以每股 1.25元计算，250万投资折合为200万股。
从1993年12月至1996年8月徐永光、黄晓河在京开会，中国青基会"仅收到一次
分红款49.2万元"，另"派息40万股"（注：等于青基会拥有兴南公司240万股权）。
因黄晓河对兴南公司已无法继续经营，因此，中国青基会在兴南公司的240万
股权，转为中国青基会对大连中兴拥有240万股权。
　
　　另外，黄晓河从中国青基会贷款后，转手收购了武汉百货大楼的300万股
权，因上述无法继续经营的同样理由，因此黄晓河同意把武汉百货大楼的300
万股权，也一并转至中国青基会"名下"。鉴于黄晓河未能缴付以前的贷款利息，
因此双方协商后决定，将中国青基会对兴南公司的"应收利息"，转为在大连中
兴公司的160万股权（债转股）。
　
　　综上，中国青基会在大连中兴公司总计拥有700万股权。
　　
　　能够证明中国青基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证据，是《会谈纪要》
内的如下一段文字：由于"中国青基会资金的特殊性，如果大连中兴（再次）
出现（经营）风险，为了保证中国青基会资金的安全，（大连中兴公司）董事
会应决定：对该股东（青基会）以土地作为投资担保。若（大连中兴）公司出
现风险，允许该股东（青基会）用股权换土地，退出大连中兴公司。这个决议
要经过股东大会表决，一旦通过，应视为第二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并具有同等
的效力"。
　
　　问题是，一旦出现风险，能够用股权换回的"土地"在哪里呢？
　
　　同一份《会谈纪要》记载说：
　　那片土地"还需要大连市政府的批文"；
　　可能还需"要缴纳278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
　　土地出让金"能否尽力再争取减少一些"；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长话短说，中国青基会投资失败的例子，还可以再列举一个。
　
　　1998年，中国青基会的烂尾投资已经可以用"四面楚歌"来形容了，但这时
又有人提出：辽宁大连有个好项目，若引进美国樱桃（英文：Cherry，北京市
场俗称车厘子，售价颇昂贵），必有超值回报。青基会领导一听，决定首期投
入1000万元。开会研究，有中层干部提出反对：美国樱桃的生长、成熟期需三
五年，投资数额大，回报周期长；新鲜水果、长途贩运，保鲜如何解决？但领
导立即呵斥说：你们的脑子真不够灵，眼光也不够远。用复利计算，若干年后，
我们可收回投资多少多少……可是，2002年的最新消息说，中国青基会为"美国
樱桃"项目的累计投入，已经超过2000万元，但因该片土地之归属权目前仍有争
议，因此该项目暂无回报。
　
　　中国青基会投资失败的案例还有：
　　──投资深圳丰图公司200万元，失败；
　　──投资广州银海集团800万元（股权），失败；
　　──投资深圳欧宝大厦（欧密公司）820万元，失败；
　
　　翻阅中国青基会的投资档案、合同合约、财务凭证，令记者扼腕长叹。我
们惟一的希望是：徐永光能否尽快公开说明青基会哪些项目的投资是"合法、
安全、有效"的，哪些项目的投资又是"违规、危险、无效或者效果不明显的"。
　
　　记者获得的一份书面证据──《关于基金部出差费用的报告》，再次清楚
证明，中国青基会挤占、挪用希望工程善款去投资的数额非常大，而相当数量
的投资"项目"又做"砸"、做"赔"了。
　
　　报告人：中国青基会基金部主任助理刘文华。
　　时间：1996年3月7日。
　　报告内容："永光：基金会现有的投资已达上亿元，遍布全国十个省、二十
多处，涉及股权、房地产、金融等几大领域。为了全面、准确地掌握这些项目
和公司的运作情况，及时回收到期资金，需要基金部的工作人员经常下去，并
很可能在一处呆上较长一段时间。按照目前的财务制度，无论谁出差，其费用
都难免要超支，但一般部门出差大多有接待单位，问题不大；而基金部与别人
打交道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关系，出差（尤其是催款）时常会遇上对方不愿接
待的情况。为了保证投资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建议基金部的出差费用采用先
由对方垫付，以后从其应交（的）投资回报中扣减的方式来解决。"
　
　　这份报告透露了许多信息：中国青基会投资超过一亿；投资地域广、项目
杂（明细目录见附表）；催人上缴"投资利润"十分困难，一般部门出差大多有
接待单位，但扮演"穆仁智"角色的基金部下去催讨债务，工作难度却很大，因
此请求领导批准，中国青基会"基金部"的差旅费由对方（注：获得青基会投资、
但当时无力或有能力却又拒不按《协议》上缴利润的企业）先行垫付，日后，
这些差旅费再从这些企业上缴的"投资回报"中折抵、扣减。
　
　　5天后，徐永光做出如下批示："基金部应有投资管理的经费，并应主要从
（投资）项目中列支。"有读者或许会问：青基会领导为什么要支持基金部这
样做？假如徐永光、基金部、接受投资的企业这"三方"勾结在一起，那又会是
一种什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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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文集粹°

　　　　　　　　　　　◆　农民问题的政治选择　◆

　　　　　　　　　　　　　　　　　　　　　　　　　　　　·槟　郎·

　　农民问题是21世纪初的中国严重的现实问题，农民与社会其他阶层特别是
基层政府的矛盾随时会激化成暴力运动。尽管有人以“吃肉骂娘”来掩盖这一
矛盾，但铁一般的事实无可掩盖。

　　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农民那里起步的，20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被
世界叹为东方奇迹。然而九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逐年下降，从1996年的
9％降之2000年的2.1％。与此同时，农民消费的年平均增长仅为3.6％，低于城
镇居民的消费增长速度。

　　数字是枯燥的，并且只能反映收入与消费情况，而农民的其他问题也相当
严重。如报纸报导，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46岁的村民胡文海，因承
包煤矿、浇地等与村干部和村民发生矛盾，产生报复心理。今年10月26日晚10
时多，胡文海持一支双筒猎枪，其友刘海旺持一把斧头，伙同其弟胡青海，利
用夜幕为掩护，对9户“仇人”，逐户疯狂杀人，共开26枪，打死14人，重伤3
人。

　　第一被告人胡文海依法定程序在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
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
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
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
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
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
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
白言……。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

　　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
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
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
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
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
….。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
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从胡文海这个案件上可以看到相比于城乡经济增长与消费水平的不平衡来
讲，农民的政治环境更是可怕的问题，这才是农民悲剧的重要原因。我们简单
地分析这个案件可以看出农民：1、集体公共财产的管理和分配权农民没有，2、
农民维护自己利益的司法求助无法得到，3、农民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

　　当我看到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总是满怀乐观主义地告诉人们农民问题可
以轻易解决的时候，我真希望来一次“反右”，让他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几年。现在的经济学家和投靠权门的自由主义者们开给政府的药方就是农民
转化为工人就行了。这是什么药方？正如一个女人为生孩子痛苦而发愁，你却
对他说，你可以做变性手术成为男人。

　　因此，农民问题归根到底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
出路根本上要到政治上来努力。

　　事实上，我们能看到，我们政府正在尝试的“村民自治制度”就是从政治
角度解决农民问题的尝试。总体上来是失败了，为什么？乡级以上的官僚专制
如旧，农民怎么能自治起来？并且农民在农村受到的最大的政治压迫正是乡镇
一级官僚衙门。我认为村民制度只有在全国更大范围的民主制度下才能有所成
效。然而，也微乎其微，为什么？政策是中央制定的，能到中央的人大代表中
有几个是农民？有几个能真正以农民切身利益说话？

　　我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我党打江山时的农村工作宝贵经验，就是建立各级
农会组织，象工会组织一样。工人有工会，农民有农会，自己的组织代表自己
阶级的利益。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工会和农会又应该是代表各自利益的政治
组织，而不是政府的后勤部门。最近大庆发生的工人为保护自己正当利益而请
愿，政府工会不但不管还落井下石，逼得请愿工人们自己成立自己的“临时工
会”。“工业学大庆”，新世纪大庆工人第一次创立自己的非政府的政治组织
“临时工会”的尝试将在中国的民主斗争史、工运史上光照日月。我心目中的
农会正是从这方面学习大庆。

　　任何一个被压迫阶级只有两种出路，一个是如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者们给
的出路，就是背叛自己的穷苦阶级，努力爬到其他阶级中去。第二条路只有一
样：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为自己的正当社会权利而斗争。
　　2002/3/15



　　　　　　　　　　　◆　中国人口问题的真相　◆

　　　　　　　　　　　　　　　　　　　　　　　　　　　　·沙　林·

　　"你如果要体会什么是沮丧，你就在春节前后到北京或广州的火车站去看
看。一张张怆惶的脸在人群中涌动。你这时才知道了一个民族的伤口在哪里。
"刚分到国家计生委的研究生小Ｍ对几位作家这样描述。他工作的国家计生委
在二十年中使中国少生了5个亿，这个数字推迟了灾难降临中国大陆。但他们
要忍受很多来自国际上的谴责（针对堕胎、罚款、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国内
的不理解、甚至基层工作人员被暴力侵害。而且这个单位一直被忽视……人口
灾难是否会降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未来一个世纪中国大陆最大的问
题（比环境、腐败、经济、教育更严峻）是人口问题。

　　·穷贫到极点却不忘生孩子

　　记者在近一两年中发现，一家生五六个、七八个的现象在大陆许多地方相
当普遍。计划生育的国策，各地执行是很弹性的，有的地方甚至变成干部敛钱
的工具，你不是要生吗？拿钱来。

　　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成为汪洋大海中的城市孤岛的一块招牌。

　　记者几年前到国家贫困县山西大宁采访扶贫款被贪污案时，曾到一个家徒
四壁的山民家里走访，这家主人，一个四五十岁的低矮老农，连遭不幸，不仅
被干部用他的名字领扶贫款，却分文没给他，最小的男孩子还被山草中的蛇咬
伤，性命垂危。当我们走进他山坳中的窑洞时，他哭了起来，我们力所能及地
给了他一点资助，他扑通跪在地上以表感激。当知道他有多少孩子时，我们几
个人都大吃一惊，八个。

　　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多年来计划生育大好形势的宣传，使我们觉得农
村最多能生两个，即使那些一味抗法、被扒屋毁灶的人，也只能有三到四个孩
子。而八个是什么数字？那是比1949年前还多的一个数字。也可能这些家庭比
起1949年前，住房改善不大、食物够吃了但质量没好多少，但抗生素等类药品
的普及确实使死婴现象少多了。1949年以前，一个农民家庭也能生很多孩子，
但最终成活的只有一半强。所以虽然现在有计划生育的约束，农村人口还是猛
增。

　　记者到陕西靖边采访时，发现那里的农民虽然被各种杂税弄得苦不堪言，
而且土地日益乾旱和荒漠化，生活很艰难，同样也生很多孩子。一个家庭有四
五个孩子是很普通的，甚至是数量最少的。　

　一位女记者在山西大宁县一个很穷的山村金疙瘩村采访时，发现那里农民平
均六个孩子。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告诉她，她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有人指
着另一个红衣女孩说："这孩子的父亲弟兄三个，每个都有六个孩子。"女记者
了解到，金疙瘩村几乎没有三胎的，大多是五、六胎，最多的一家七胎，且大
部份家中有二、三个男孩。

　　在连吃水都困难的地方，却要生那么多的孩子，他们一起向大地索要，于
是大地更加贫困和病态。

　　贫穷、愚昧、受欺压，生孩子，这四者是紧密相联的。

　　·农村干部享有生育特权？

　　在贫困地区踯躅，发现干部也普遍违背计划生育，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印象中他们都是因别人多生孩子而扒人屋的主。

　　大宁县金疙瘩村原大队主任孙新德今年刚满40岁，却有六个孩子。他对记
者说，现在的新主任还七个哩……

　　就是这个村，竟然还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村，匪夷所思！同时还是小康村，
实际99年人均年收入连500元都没达到。

　　对金疙瘩村的计生现状，榆村乡党委书记张永华对记者说，金疙瘩村的实
际人口为196，而上报人数为110，有户口的140多，其余都是来自河南、山东的
流民。因为那里的计划生育抓得紧，所以他们就跑到这儿来了。"流动人口又
不迁入户口，我们这儿计生工作是按当地人口、按户口进行的。外来人口不好
管，也管不了。"（自己辖下的每家平均六七个，比外来人口孩子还多，反而
赖外来人口不好管）

　　记者所接触的县里干部中，没有一家是一胎的，而乡镇干部大都在三胎以
上。

　　记者见到现在还在山西大宁、且与当地农民结了婚的北京女知青王萍。她
只有两个孩子，这在当地子女众多的家庭中显得颇为显眼。她告诉记者，他们
太德乡的乡干部普遍都是四个孩子。

　　干部如此，可想而知一向视孩如命的百姓。各种现象表明，在中国许多贫
困地区，计划生育已经接近崩溃。

　　·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

　　像一切统计数字都值得怀疑一样，人口数字也被人怀疑。许多中国主流阶
层的人断定，中国现有人口不是12亿，也不是13亿，应该早突破14亿而到了15
亿了。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中国的人口统计数字到底准确吗？这几年来一直争论很大。

　　"可以肯定地说它不准确！"一个在国内做过多年统计工作的朋友断言："人
口统计虽说是全社会的事，实际牵头与具体操作者还是各地的统计局。统计数
据失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我曾经在统计局工作过6年，93年的第一次全国
第三产业普查、94年的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95年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我都
参加了，而且是主要审查者，各种普查汇总数据都是我上报。我在统计局的同
事和我都深有同感：有时上报数据简直有犯罪的感觉，弄虚作假，欺骗国家，
但各级领导为了政绩，玩弄统计数据于股掌之中，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比如我
县历年的农业统计报表中的牲畜存栏头数是32万只，而根据各乡上报的普查数
据（已经有水份了）全县只有25万只，最终经过各级领导授意，我县上报的普
查数据是近31万只。工业普查失真更不用说了。"

　　这位朋友说，人口普查虽然他没参与过，但估计误差会非常大，比实际数
据要小许多，因为数据太大，说明你这个地区计划生育工作没有搞好，如果与
历年统计年报出入太大，领导肯定要"一票否决"。他庆幸自己调出了统计局，
不用"犯罪"了。君不知，各地提出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靠什么发展，就
是靠统计，扶贫成绩也全是靠统计数据。"所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我从来
不当真，因为他们公布的主要数据是根据我们各地报上去的测算出来的。"

　　任何统计对中国这样的国家都很难准确的，特别是人口统计。目前，第五
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查漏补缺工作已接近尾声。四川《蜀报》报导，11月底以来，
他们的记者连日来对成都市二环路周边3个组26家独家小院进行抽查后，发现26
家独家小院的248人竟然86人躲过了这次人口普查，这86人均是外来人口。

　　记者抽查的这3个组分别是成华区保和乡东桂村2组、圣灯乡跳蹬河1组以及
金牛区保照村4组。这些地方的148名外来人员中竟有86人躲过了这次人口普查，
占外来人口一半以上。他们为什么要躲避人口普查？

　　原来他们都没有办理暂住证，一则怕登记后，派出所根据这个线索来清查
暂住地。二则有时是公安人员配合调查员夜间普查，这些暂住人员担心被查出，
便躲开普查员。

　　这些外来户躲避普查，一般由房东作掩护。房东面对普查人员，只登记已
加人或少登外来人员。当然，一些没办暂住证的外来人员一旦知道自己所在区
域的普查时间，就四处游走或外出散步。

　　11月以来，许多媒体报导湖南人口普查"漏登千万人"。为此，《人民日报》
发文说，之所以有种种误传，之所以"摸底"数据偏低，是因为"湖南外出务工人
员600万人，根据《普查办法》规定，这不属于湖南登记范围。二是少数基层干
部对人口普查政策理解不透，不愿意据实上报，此外，个别地方也确实存在人
为干扰人口普查的现象，如在普查期间，对外来流动人口收取治安费、暂住费
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前期摸底工作......"

　　湖南并不是人口大省，竟还有一千万的数字争论，其他省份可想而知。

　　似乎整个民族都为人口数字捏着一把汗。一位大学生这样说。人口普查本
身是件好事，只是担心最后数字会太惊人。

　　据大陆有关部门统计，80年代，大陆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1.5亿，约占当时
农村人口的20％，到了90年代，由于耕地被占用以及沙漠化，农村剩余劳动力
接近3亿，这些人使农业生产率接近零甚至为负，加剧了农村的贫困状况。

　　90年代初期以后，这些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在中国各城市间寻求就业，
有些人到处游荡，成为城镇混乱、犯罪和黑社会的基础。这是未来中国能否保
住改革成果的最令人心悸的隐患。

　　目前农村人口的状况，很可能使国家到2020年把人口限制在15亿这个最高
点的民族大策落空。除了以上几点，北京的学者还特别担心，农村人口的无节
制增长，将降低中国人口的平均素质。他们的担忧是因为：农村中那些目不识
丁的人可以无限制地生，而城市知识分子、教授、学者、专家这些高智商群落
却被严格限定只能生一个，长此以往，一小部份给中华民族添彩的高素质者将
被淹没在低素质的汪洋大海之中。




　　　　　　　　　◆　农民多生育究竟为了什么　◆

　　　　　　　　　　　　　　　　　　　　　　　　　　　·至柔无为·

　　想到农民、说道农民，回到家乡看到父母，我这个从农村长大的农民儿子
总是生起一种无名的悲哀之感。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动人的歌
曲，一联想到民为重的训诫时，我总是认为：歌词应该改为：没有中国的农民
就没有新中国，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中国的农民除了默默的忍受生活
的艰辛、被人遗忘、被人误解、被人屈辱、被人蹂躏、被人欺压、被人剥削和
被人……以外，现在又把中国贫穷落后的大帽子往他们本已沉重的脊背上推，
把农民贫穷的祸根推向农民自身，真令人寒心？！
　　　　
　　人们的贫穷与出生率有相关性吗？谁做过广泛、客观和科学的分析，谁对
农民的贫穷作过科学的多因素分析？谁对与生育有关的因素作过科学的统计学
分析？贫穷是导致出生率高的充要因素吗？人口多是导致贫穷的充要因素吗？
有谁作过多因素的相关分析？人们都靠直觉、靠想当然判断事物，不产生偏见
那才怪呢？张口就是“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因此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领
导阶层当务之急不是出国镀金，也不是读什么驳来得MBA、MPA的洋货作洋奴，
充当二鬼子，炫耀乡里，而最应该做的是学学统计学，进行统计学扫盲，以求
看问题别太靠直觉，靠偏见指导行动。
　　
　　中国农民的多生源于什么？难道只有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家才多生吗？贫困
地区的富裕人家就不多生了吗？富裕地区的富裕农民就不多生了吗？我认为不
是。导致农民多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他们没有安全感。以我父亲为例就是如此。
我家兄弟两人都通过上学摆脱了农民的身份，获得了自由的居民身份（工作也
都还可以），我两个姐姐也都是自由的居民身份，家里只有父母仍然是农民身
份，但我们都不在身旁，我的父亲仍然没有安全感，怕我们养不起他们，仍然
终日劳苦辛勤，最后终于病卧床上。我家虽然不富有，但也不是贫穷的，在家
的父亲仍然没有安全感（我的直觉）。为什么？因为农村的社会化程度太低，
几乎快回到原始社会了，人们只有靠血缘关系并在血缘关系中寻找和获得安全、
保卫。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推进剂的农村家庭连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村退回到以血
缘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体系中。农村的特有的劳动密集性生产，需要抢农活：抢
收、抢种和抢管，所有的抢字都需要人来完成。没有人行吗？绝对不行，在以
血缘为核心纽带的结构中，只有生孩子才能扩大血缘纽带的力量，才能完成
“抢”。在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和家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中，人数就是决定
该家庭和族群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当今的民主制
不也是以人数作为取胜的决定因素吗？好像一本叫什么（文明危机）的书就是
以人数作为立论的基础，对民主制作出质疑，宣称什么黄祸威胁、伊斯兰文明
威胁了等等。人多是个体人获得安全感的来源之一。中国的法律，即使在城市
中也缺乏必要的尊严和威慑力，在农村更是如此，在加上农民久被革命的名义
所压抑、剥削，连理都曾没处去讲，农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的唯一选择就是：
生孩子以增加自身的抗御风险的能力，因为俗语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
子兵。中国的农民曾经是新中国诞生的脊梁，他们就真那么落后吗？甘愿生活
在类似原始的以血缘为纽带的部族社会中吗？显然不是。这种原始的社会结构
造成社会环境中缺乏必要的公平公正和正义，缺乏衡量善恶、真假和丑美的客
观的标准，血缘关系是标准的源泉。农村多生孩子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穷，而在
于人没有安全感。人没有安全感的根本原因又在于农村的社会化程度太低。
　　
　　如何才能实现农村的社会化？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且是解开农村问题
千千结的突破口。实现了农村的社会化，居民的安全感不再是来源于由血缘提
供的保护，而是来源于社会提供的一种机制。



　　　　　　　　　◆　中国普通农家的教育负担　◆

　　　　　　　　　　　　　　　　　　　　　　　　　　　　·张耀杰·

　　春节期间，笔者在写出《农家子弟的出路与阻隔》之后，给河南省禹州市
老家正在读高中一年级的侄子写了一封信，请他趁春节放假进行一项农村调查。
不知什么原因，这封信走了10多天，正月十五才到达侄子手里。第二天他就要
离开村子到县城上学，所谓的社会调查，也就成了调查自己家的经济账。

　　主要内容如下："我家去年收入 ?7000元，全村人均收入1200元左右，种田
收入3000元，打工收入3000元，副业收入1000元，读高中每年交学费1400元左右，
张远读初中要交600元左右。村里除了种菜还有一个造纸厂，五个锅厂，一个小
养鸡厂。锅厂、造纸厂大部份在崔张，均 ?私营。农村教师老教师工资500元左
右，其他300左右。我家收入虽不太差，但收入与支出基本平衡，去年收入可能
是最好的一年，但却支出了8000元左右。"
　
　　普通农家的收入与支出大多是无据可查的，所以只能是概数。笔者的兄长
是一位40岁的农家汉子，全家共四口人，夫妻二人加两个孩子，去年的人均收
入1750元，是村里的中上水平，两个儿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仅被称为"学
费"的学杂费一项，就是2000元，占全部收入的28%。这其中还不算农业税中数
目不小的一笔叫做"教育费附加"的经常性收费和另一笔叫做"教育集资"的非经
常性收费。
　
　　查2002年3月14日《南方周末》，在《谁为农村义务教育买单》一文中看
到这样一份材料：

　　"2001年，因为要了解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情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
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调查了湖北省的X县、河南省的Y县和江西省的T县。
这三个县都是典型的农业县，经济发展水平在中部地区居中等或中上水平，
2000年农村人平均纯收入都在2600元左右，在中部地区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从三个县来看，农村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及中小学杂费等主要由农民直接负
担的教育投入占到了全县教育经费的40%左右，X县1990─2000年期间这一比重
为47%。农民直接负担的教育投入和乡级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加在一起占到了
全县教育经费的80─90%。……可见，在现行体制下，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事
实上主要是由农民负担的"。
　
　　与笔者的侄子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相比，上述的官方材料是有相当水份的。
笔者家乡河南省禹州市历来是全省较 ?富足的县份，当地有煤矿、铝矿、烟叶
等经济来源。笔者所生长的村子就在一家国营煤矿旁边，农民可以靠种菜、种
烟叶挣到较高的收入，还可以在以生□铁制□具、炊具 ?主的私营翻砂厂即"锅
厂"里打工挣钱，在"收入可能是最好的一年"的2001年度里，也没有达到2600元
左右的"平均纯收入"。如果把打工收入去掉，兄长一家的收入是4000元，年人
均纯收入只有1000元，这才是把大部份时间用来喝酒、赌博、睡觉、打麻将的
大部份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实际收入。
　
　　侄子在来信中还说，"上学期期末考试没有考好，没进入前300名"，这就意
味着升入高二后，他在1400元学杂费之外还要再交500元的"扩招费"，加在一起
就是2100元，相当于普通农户两个人的年人均纯收入。这么沈重的教育负担，
大概只能与同为社会主义的朝鲜和正在重建中的阿富汗相提并论。已经颁布实
施了1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至今还是有法不依的一纸空文，
仅凭这一点，笔者就有理由对本国政府的合法性表示自己的一份怀疑。政府所
谓的依法治国，说到底只是自欺欺人的一句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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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论参考°

　　　　　　　　　◆　烟花工业与中国农村经济　◆

　　　　　　　　　　　　　　　　　　　　　　　·《洛杉矶时报》·

　　《洛杉矶时报》２００１年３月１日发表署名报导，指中国农村烟花生产
为"危险而管理不善的产业已夺去许多生命。但利润高于一切"。

　　报导以去年十二月底发生在江西省万载县熊猫花炮公司（据英文译名）的
一起爆炸事件开始，指出这次事件地点距去年三月发生爆炸的小学校只有半小
时车程。去年几十名小学生帮学校装配烟花"创收"时，因发生爆炸死亡，迫使
总理朱熔基向全国道歉，并曾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悲剧。

　　十二月底的爆炸中，民舍被炸平，大树被连根拔起，甚至几英里以外的房
屋天棚都被震落，窗户震碎。２８岁的村民周小荣（译音）正在一所新烟花厂
的工地，忽然听到从附近自己村子方向传来的轰响。他两层楼的新居塌下来，
砸死了十岁的儿子周鹏（译音）。"他正看电视，"炸后很久，年轻父亲目光中
仍有绝望，"我把他拖出来的时候，他手里还拿着遥控呢。"

　　事后，省领导部门决定，将在今后两年内取消江西全省境内所有烟花生产。
邻省湖南也是烟花生产大省，今年一月十日一起爆炸事故造成六人死亡后，也
临时关闭了１７０个生产厂家。这是一个十分危险却又缺少规范的工业口。

　　北京正在准备今年秋季国家领导人的大换班，接连发生的矿山事故和烟花
业爆炸事件已造成持续性的压力。

　　但如果削减生产，则受到触及的将包括上百万美国人，他们是中国烟花的
最大买主。

　　就在熊猫厂被炸得粉碎的地方，英文印刷的包装标志仍随处可见：
"Ｐｕｒｐｌｅ　Ｒａｉｎ"，"Ｃｒａｃｋｅｒ　Ｂｏｍｂ"，
"Ｗｈｉｓｔｌｉｎｇ　Ｃｕｃｋｏｏ"，
"Ｆｉｒｅ　Ｓｔｉｃｋ　Ｔｏｒｃｈ"以及
"ＴＮＴ　Ｋｉｌｌｅｒ　Ｂｅｅ"。

　　全球性需求已使烟火制造在中国成为极具诱惑力的高利润产业。中国现在
是世界上领先的烟火生产与出口国。其他国家既难以与其低廉的劳动力竞争，
通常也认为生产过程过于危险。

　　虽然自己不生产，要买来消费时还是很乐意。去年中国烟花出口总值达２，
５００万美元。在美国市场出售的大约９５％的烟花产自中国。据美国烟火技
术协会统计，美国烟花消费额从１９７６年的２千９百万磅直线上升到２０００
年的１亿五千２百万磅以上。

　　据该协会数字，美国烟花零售业去年的纯收入估计额为６亿５千万美元，
大大高于１９９８年的４亿２千５百万美元。由于中国的出口价低到无以附加，
零售业者标价时得以升值达２００％到６００％，仍能维持对消费者有吸引力
的销售价格。

　　参与核查进口烟花质量的美国烟花标准实验室负责人约翰·洛杰认为，中
国作为美国烟花主要来源至少已有二十年，如果停止烟花出口将严重影响美国
市场，目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可能向美国提供相应的大批成品。

　　业内专家说，中国烟花在美国日益受到欢迎，反映了其成品质量安全度上
的改进。但他们也承认，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保护还很少得到注意。

　　同时，在中国烟花业的心脏地带大量削减生产，对那些已不再务农、经济
上依赖于娱乐性易爆物制造业的农民来说，将造成长期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
极度过剩，大量人口需要工作，而烟花生产技术要求低，手工操作便宜，制作
工艺几百年来没有什么变化。

　　中国农民年均收入低于３００美元。而在贫困省江西，据官方报导，农民
们生产了约１亿７千９百万美元的烟花，为省里提供税收高达４千５百万美元。

　　仅在万载一县，就有３００多注册厂家生产多于３０００种的烟花。他们
缴纳的税收占当地政府预算总额的４０％。

　　这就难怪当地人说：要致富，三条路；卖毒品，卖武器，卖爆竹。

　　被炸死也比被饿死强，这是流行当地的一种说法。烟花业在那里已经到了
骑虎难下的程度，人们几乎无法想象没有烟花业他们该怎么生活。

　　去年中国境内三分之一以上有记载的火灾与烟花生产有关。据官方媒体报
导，当局在２００１年关闭了２３万７千多个非法生产点和店家。但烟花业仍
在发达。非法私宅生产和享有声誉的老厂齐头并进，人们在家作工，也在学校
作工，工作时几乎没有安全保障。

　　新厂家随时随地出现。很容易识别，通常都是砖垒小屋，上复石棉瓦，没
有窗户。很多就在居民住宅或学校旁边生产。唯一看得到的安保措施就是墙上
的大字："严禁烟火"，还有"安全第一"。

　　村民们说，熊猫厂还造了个菩萨像来保护工人。那次爆炸把菩萨的头给炸
掉了。

　　据当地人计算和媒体报导，万载居民至少每四人当中就有一人在烟花业工
作。大多数是妇女。他们每月收入３７到６１美元不等，看加班时间长短。

　　一位姓周的厂主说，"你不让他们合法做，他们就做非法的。那就更危险了。"
据他说，熊猫厂炸前的年收益是７０万美元。上缴税额支付黄茂（译音）镇年
预算的一半。

　　一些村民说，这很可能是为什么干部们坚持说这次爆炸只有１４人死亡，
６１人受伤。

　　"根本不可能只有１４人死亡，"２４岁的潘保成（译音）说，他所在的永
安村是临近熊猫厂的四个村庄之一。"光我们村就至少有１０人死了，伤的上
百。这还不算当时死在现场的。"

　　有些村民还质疑官方解释。官方说，爆炸是因为熊猫厂３５岁的女工潘晓
华（译音）装火药时"用力过猛"造成的。

　　据亲属说，潘当时装的不是一般居民消费的花炮，她是在装配大型公众表
演所用的焰火，爆炸力远为强大。烟花业的批评者怀疑，松懈的管理和滥用化
学成份才是造成爆炸的原因。

　　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破旧的小屋就在离爆炸现场步行五分钟的地方。
爆炸的威力把屋瓦震上了天，又把石头从天上送下来。她父亲的脸和背都被砸
伤。

　　当地的村民争辩说，这个厂本来就不应该建在人口这么集中的地带。但据
若干村民说，九十年代初开厂之前的抗议都被地方政府压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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