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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四　十　八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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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3.03　　　　　　　　　　　　　　　（sd0103a）
　÷÷÷÷÷÷÷÷÷÷÷÷　本　期　目　录　÷÷÷÷÷÷÷÷÷÷÷÷
１、研究讨论　是谁黑了中国股市？——答记者问　　　　　　　　·张维迎·
２、人　　物　吴敬琏：知识分子的脊梁　　　　　　　　　　　　·王　威·
３、聚焦报道　有关厉以宁家族暴富的内幕　　　　　　　　　　　·冷　蕖·
　　　　　　　首例国内上市公司法人股被骗案大揭密　　　　　　·钟　禾·
４、书与书评　敲门者的声音——为《十字路口的中国》而作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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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讨论°
　　　　　　　　　　　◆　是谁黑了中国股市？　◆
　　　　　　　　　　　　　　——答记者问
　　　　　　　　　　　　　　　　　　　　　　　　　　　　　·张维迎·
　　　〔政府不断地把属于全社会的资源往股市里送，形成财富不断地在
　股民与非股民之间的再分配，而这个再分配比股民内部的再分配要厉害
　得多。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吴敬琏教授吃力不讨好了。〕

记者：最近有关股市的讨论很多，尤其是吴敬琏教授形容的“股市就像一个赌
场”，引起强烈反响，你认为中国的股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张维迎：与其说中国股市像个赌场，倒不如说它是个“寻租场”。在赌场，下
注者都很谨慎。如果输了，你会很心痛，如果本钱输光了，你不得不出局，游
戏也就结束了。但如果你赌输了，有人为你做出补偿，你当然愿意继续赌下
去。后一种现象在赌场极难见到，但中国股市上却正在发生着，否则我们无法
解释这么多年来股市持续存在的庄家操纵行为。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股市就是一些聪明的、自私的、能够操纵市场的
人欺骗那些没有信息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博傻”，至少这不是主要问题。可
以说，中国的股市中所有入市的人平均起来都是得到好处的，否则，很难解释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知道庄家操纵股市、上市公司欺骗中小股东，但仍
然有那么多中小投资者还奋不顾身地往里冲，而且是进去的多退出的少。如果
这些好处来自于企业效益的提高、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这没有问题，但现在
看来不是这样。单就聪明程度而言，小股民与大庄家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在智
商上怀疑他们。那他们为什么愿意受骗？合理的解释是他们预期从股市上获得
的比失去的要多。问题就出在这里。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骗你１００元，但你知道被骗１００元后有人会补偿
你１２０元，你一定会甘心情愿受骗，因为受骗后你自己也得到好处。虽然骗
人的得到１００元，但被骗者得到２０元，何乐而不为？那么，这１２０元从
何而来？我认为它是由证券市场的国家垄断性带来的。所以我认为说它像一个
赌场不准确，说它是一个“寻租场”或许更恰当一些。
记者：国家怎么会平白无故地给股民掏钱？
张维迎：中国股市是国家垄断，垄断自然创造出租金。国家垄断就是把其它地
方的资源不断地注入股票市场，所以只要参加这个股票市场，就可以分享一部
分资源，除非运气特别不好。
　　这里的资源不可狭义理解为银行资金等，它不一定表现为具体的钱。以琼
民源转成中关村科技为例，琼民源的股票本来已经是一文不值，但在以１：１
的比例置换成中关村科技的股票后，股价以３７元开盘，比停牌时的２３．４９
还高出５８％。琼民源股民的暴利从何而来？显然是国家垄断。中关村科技里
头最值钱的就是国家垄断形成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据说，仅“中关村”三
个字的市值就不只一个亿。如果投资者预期投资这个企业垮了之后，其它有形
无形的资源可能被注入时，或可以被置换成其他有背景的股票，这对投资者形
成的预期会是什么？这大概就是王安讲的“股爷，您上坐”吧。
　　第二个例子就是郑百文。这个企业的净资产已经是负的了，但为什么股价
还会涨停板？三联为什么要花巨资买有名无实的郑百文？如果不是政府垄断的
话，三联就没有必要去买这个壳，即使买，也不会出那么多钱。聪明的股民一
定会想到，如果买这只股，只要最后的壳还有价值，甚至这个壳的价值可能比
企业利润本身的价值还大，对投资者来说怎么都不会亏的。我们现在讲企业的
真实价值是多少，是根据未来现金流总和的贴现值来估算的，投资者算企业的
价值，最后的是个Ｒ（ｒｅｓｉｄｕｅ）——残值。这个残值，在政府垄断股
票市场的情况下，是非常高的。即使前面都是零，甚至是负的，只要后面那个
Ｒ值钱，股票就值钱。所以投资者明白，郑百文壳的“残值”是很大的。
　　从这两个例子（以及更多的例子）可以看出，只要政府继续对股票市场实
行垄断，股市就充满了可供人们寻找的租金。这里所讲的国家垄断，包括对上
市资格的垄断和对其它资源的垄断两个方面。有了对上市资格的垄断，任何一
个企业，即使它的躯体死了，但它名下还挂着一个上市的资格，这个资格还很
值钱。大量的没有上市的企业愿意付出代价获得这个壳，因为买壳比申请自己
上市更可行，成本更低（张继升深得此谙）。同时，政府还控制着很多其它资
源，股市上出现问题后，政府可以把其它地方的资源调动过来。琼民源垮了，
有中关村科技；中关村科技垮了，还有别的什么科技注进去，政府可以不断地
利用垄断的权力去置换它。而这两个垄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对投资者形成一个
预期：买股不会亏。更何况，它们还可以结合起来使用。所以，我们的股市更
类似一个寻租场。
　　政府不断地把属于全社会的资源往股市里送，形成财富不断地在股民与非
股民之间的再分配，而这个再分配比股民内部的再分配要厉害得多。理解了这
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吴敬琏教授吃力不讨好了。
记者：政府垄断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维迎：准入限制是最重要的，如果这点取消了，壳就没有价值。但还不能完
全解决问题，比如当一个企业要死了，政府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不想让它死，就
可以利用手中控制的资源往里注入，包括信贷等，泡沫可以持续维持，维持到
资源耗尽为止。现在看来，政府的资源还可以利用很长时间，所以泡沫不会马
上破灭，除非有非常剧烈的改革。
记者：在你看来，政府动员市场之外的资源来维系这个寻租场的动力何在？
张维迎：政府不一定是有意维持这个泡沫，而是没有办法，客观上形成了所有
进场的人都不会亏的局面。
　　政府动员场外资源来维系这个寻租场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公司一
旦上市，就产生了很多与上市企业有关的利益群体，也包括置入企业的相关利
益群体。第二，政府官员要维护自己的业绩、政绩、形象。第三，地方政府之
间在股市上的竞争，如果一个地方的政府不能挽救自己的上市公司，以后要上
新的企业就更难。第四，股民比较集中，收益与损失非常直接，所以更有积极
性闹腾，政府从政治安定的角度出发需要安慰股民。至于用场外的资源注入这
件事，没有什么人有积极性阻止，因为本来你也得不到什么。第五，政府为了
把更多的国企推上市，或者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维持股市的人气，也
就是要维持中小股民的预期，否则光是庄家自拉自唱也玩不起来。
　　股市里的人大概都明白，只有被骗的人不痛，至少不是特别地广泛地痛，
庄家才能持续骗下去。否则，很难想象一个市场能持续地这样运行１０年。我
骗你一次不知道，两次不知道，那第三次你还不知道？
记者：为什么有的股被炒得很厉害，有的没有？
张维迎：第一，炒得厉害的一定是更容易获得垄断资源的上市公司。第二，有
些股有题材，这些题材使得股民的行为容易协调起来。这就像人们更愿意谈论
名人的私生活一样，大家都有议论别人私生活的嗜好，但你谈张三，我不认
识，我谈李四，你不认识，这就很无聊。名人大家都知道，所以谈起来更有
趣。在股票市场上，股民也要找“名人”，所以巨额亏损、ＳＴ都可以使一个
企业成为炒的对象。当然，在没有题材的情况下，庄家就会想方设法制造题
材。在博弈论里，这叫聚点均衡。
记者：我同意您对庄家泛滥的制度原因的解释，但我想说，新一届证监会去年
以来推出了包括股票发行审核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目标都是要建立一个更为市
场化的准入制度。
张维迎：我很赞成他们在这方面的改革，但这些改革的效果还要很长时间才能
显现，因为即使政策对头，改变人们的预期也需要时间。如果股市自由进出，
张继升还会收购郑百文吗？要补充的是，因为大量上市的是国有企业，有一句
话，自己是掐不死自己的。政府怎么能下决心掐死国有企业？不会的。国有企
业上市后，如果垮掉，地方政府能找出１００个１万个理由保它。这个地方的
上市企业垮了，如果不保住，就会影响该地新上市国有企业的股票。如果地方
政府希望它的企业一个接一个地上市的话，那就得垮一个保一个，这样才能维
持市场对该地的信心。而人们的行为是由预期导致的。琼民源变成中关村科
技，给股民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也是不该有的预期。郑百文可能会好一点，但也
好不到哪去。
记者：证监会在郑百文重组事件前后的一系列举动，给人的感觉与以往不大一
样。
张维迎：这不取决于他们主观的目的。只要壳资源垄断着，公司垮了，尸体总
会有人要——壳值钱呐。不是说证监会有意维持壳的价值，只要限制供给，也
就是垄断了上市，事实上壳就肯定有价值。股民一发现它值钱，任凭你再怎么
说都没用，大家要去寻租嘛。
记者：为什么证监会近来在市场准入问题上的思路没有能够有效地改变市场的
预期呢？
张维迎：从政策研究制定到正式放松管制需要一个过程。目前企业上市仍然是
一个复杂的程序，还要通过发审委，虽然与原来的叫法不同，但实际上还是审
批制，所以仍然未能使壳不值钱成为一种预期。即使以后壳不值钱了，但如我
刚才讲，自已掐不死自己，只要政府还有资源，地方政府还仍然有资源往里
放，泡沫还可以维持。
记者：李剑阁去年在《财经》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高市盈率将套牢整
个社会”，一年后，这不仅成了现实，而且成为庄家们及其一些学者们的一张
底牌：反正我已经将你们全套住了，你们就看着办吧。
张维迎：这有一种人质的含义在里边。如同劫持飞机的人一样，人质在我手
里，你不让我飞到目的地是不行的。股市上容易形成这种情况，庄家也好，操
纵者也好，实际上是抓着政府作人质，这个人质包括国有企业。股票质押贷款
搞不好的话也会把银行的钱套牢，令政府投鼠忌器。
记者：广信破产，壮士断腕的魄力似乎还是有的。但目前的证券市场，用证监
会副主席耿亮的话说，８０％有庄。也就是说，几乎所有股票都被操纵或试图
操纵。假如说制度扭曲的矫正需要一定时间的话，我们现在如何面对处处有庄
的局面？
张维迎：核心问题不是有庄无庄，而是为什么庄家能持久地做下去？在目前的
情况下，采取一些监管的措施还是必要的。有些监管措施在目前情况下究竟能
够起多大作用可能需要讨论。我想强调一点，有些监管措施动机是好的，客观
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举个例子，证监会规定，企业盈利３年，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以上才可以配股，你认为客观上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记者：假报表？
张维迎：假报表是一个，更重要的是使上市公司更有积极性做短期投资，包括
与庄家合谋炒作自己的股票。斯蒂格利茨和温斯１９８１年就有一篇文章，讲
为什么银行实行信贷配给，利率定得越高，借款者必是越愿意冒风险的人，资
金也更愿投向风险大的项目。证监会这个１０％的规定可能与此是类似的。本
来上市公司融了２亿元资金，投向一个前景相对好的项目，一般一两年内见不
到效益，可能三年之后才真正有收入。但现在拿到钱的第一天起就受着１０％
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只能搞一些短平快的项目，最方便的办法是用融来的钱
炒自己的股票。所以上市公司能达到１０％的，相当一部分是炒股上的收益比
主业收益还要多。所以，仅就这个规定的后果而言，可能是更愿意冒险的企业
来上市，而做长期投资的企业可能就不敢上市。所以证监会的监管措施一定要
很好地研究、设计，要当作一个博弈规则而不是命令来研究。命令对应的是执
行，而规则的作用是人家在这个规则下跟你玩儿，跟你博弈，你制定规则，他
则有对策。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证监会所要博弈的对象不仅是众多的企业、
投资者，还有块头很大的地方政府，所以许多规则能不能实施下去是一个很大
的问题。就像国家税务局一样，它没法治国有企业。老百姓、私营企业不交税
可以把他抓起来，国有企业不交税怎么抓？在这个意义上，措施能不能执行下
去仍然是一个问题。
记者：证监会最近提出了“摘牌”问题，能不能使“壳”失去价值？
张维迎：如果上市仍然是垄断的，政府仍然垄断着资源，“摘牌”的可能性就
不会成为现实，市场的应对措施可能是提前重组，也就是说，企业在达到“摘
牌”的标准之前，就被赶着重组了。
记者：我们感觉，过去的证监会与地方政府、上市公司的关系是合作多过博弈，
而本届证监会与他们则是博弈多过合作。
张维迎：合作也是在博弈，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合谋。我同意你上面的看法。
这一届证监会对自己的定位，是使它真正变成一个监管机构，而不是让它承担
其它的功能。我在其它文章里谈过，证监会原来存在着三重责任：帮助国有企
业解困；提高总需求；保护投资者。并且，很长时期，前两件显然是其主要任
务。要提高总需求，股市就得吹起来，吹起来必须要有“吹鼓手”，所以政策
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要庄家帮证监会的忙，那你怎样去规范市场，保护投资者？
记者：要使证监会起到监督作用，就必须使它的功能单一。但各国的经验证明，
如果你的博弈对手是政府部门的话，胜算是不容易的。如何闯过这道坎呢？
张维迎：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产权问题。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下，规则的制定者通
常把自己当成参加者、当事人，本来该是第三方，却变成了第二方。
　　短期内的办法就是应尽快使企业上市变成高度透明的自由选择，政府制定
一些基本的规则，符合条件的都可以上市，使所有投资者都明白，买股票有相
应风险，自己要想好。政府再也不会救那些应该破产的企业，为了事前的效
率，就得损失一些事后的效率。
　　但目前的监管很大程度上还是计划经济的做法。另外，对监管的必要性和
有效性在很多时候也被大大高估了。最近我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市场秩序的
信誉基础》，另一篇是《政府管制的陷阱》，都讨论到这个问题。
记者：自由透明的市场进入总应当伴之以事后的严厉处罚吧。
张维迎：是啊。证券市场是需要一定监管的，但是如果没有内在的投资者自己
承担风险的机制，这个监管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每一个企业都不在乎他
的名声的话，监管也毫无用处，除非把他抓起来。好多处罚落实不到个人，罚
款数额也很小。如果有人操作一次能赚２０００万，而发现的机率是２０％的
话，罚款的金额为１个亿以上才会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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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　吴敬琏：知识分子的脊梁　◆
　　　　　　　　　　　　　　　　　　　　　　　　　　　　　·王　威·
　　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吴敬琏在中国股市发动了“三大战役”：２０００
年春天批判网络股泡沫；年底直言评论“基金黑幕事件”；２００１年年初又
提出“赌场论”，严词抨击中国股市的不正常现象。他的每一句话都能一针见
血地指出中国资本市场中的不正常现象，或许是因为立场过于鲜明，他的每一
句话刚一出口，就会遭到一番“围攻”。可以说，吴敬琏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与他在“三大战役”中扮演的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吴敬琏教授，笔者虽素未谋面，但却多次拜读他的作品，以及从电视
专访中听到他对中国新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的真知灼见，这位精瘦矍铄的老先
生给我的印象是：坦诚直率得近乎可爱。
◇　泡沫论战：吴敬琏名扬互联网
　　似乎美国人很早就从股市的雄起中注意到了泡沫的存在，所以华尔街教皇
格林斯潘手中的利息大棒始终没敢放松过，从１９９９年夏天至２０００年春
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曾经连续５次采取加息措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为了打压股市中的网络泡沫。
　　在中国，网络泡沫来的并不比美国晚，但能提醒人们注意泡沫危险的人却
不多，吴敬琏是最早的一个，也是声音最响亮的一个。
　　当时，转型的诱惑使得众多中国上市公司急不可耐地“触网”，以此激发
人们的想象空间，业绩虽然平平股价却扶摇直上云天，众多庄家机构也借此兴
风作浪。针对这种以概念疯狂圈钱的恶意炒作现象，吴敬琏在肯定网络经济发
展的同时，指出中国互联网要制度不要泡沫，对爆炒网络股进行了批评，向炙
手可热的网络股泼了一瓢冷水。此言一出就遭到了著名互联网评论家方兴东和
姜奇平的强烈反对，二人在众多媒体撰文与吴敬琏展开论战，后来，论战进一
步升级和扩大，又有多方人士卷入其中，最后演变成了关于“新经济是不是泡
沫”的争论。很显然，这已经远远偏离了吴老的本意，他并没有说互联网是泡
沫，更没有说新经济是泡沫，只是认为很多人爆炒网络股的泡沫现象是很不正
常的，是不利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
　　记得当时有一家公司的老总还撰文声称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好啤酒，他当
时喝泡沫的感觉肯定不错，只是不知道现在回味起来他是不是感觉还很爽？
　　在互联网疯狂炒作的时候仍能保持着一颗冷静的头脑，尽管显得有些保
守、落伍，甚至不合时宜，但事实却证明：吴敬琏是对的，互联网企业也是经
济实体，同样也要服从经济学原理，这是．ｃｏｍ泡沫破裂带给我们的教训。
◇　股市不能太“黑”！
　　去年１０月，《财经》杂志披露了基金黑幕事件，１０家基金管理公司闻
讯后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双方顿时剑拔弩张。
　　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就此发表了《基金黑幕早已不黑！》一文，认
为，那些“内幕”手法早已是司空见惯，不必大惊小怪；这种“内幕”以及操
纵这些“内幕”的手法也早已通过各种渠道在投资者中广为传播，并且得到了
非常高的认同。
　　几天之后，《南方周末》也把镜头焦点对准了这件事，头条文章标题引用
了吴敬琏的话“股市不能太‘黑’”，似乎要与《人民日报》唱个反调。
　　众所周知，基金是国家辛辛苦苦大力扶持和培养起来的，是寄望于担当稳
定大市、引导市场趋于理性和成熟的重任的，所以它们头顶上一直都笼罩着一
个美丽的光环，《基金黑幕》事件的发生显然大大出乎了当局的意料之外。而
当记者进行采访时，很多经济学家和官员要么支支吾吾不置一辞，要么轻描淡
写地说几句不痛不痒无关大局的套话，只有吴敬琏勇敢地站出来，严辞抨击股
市之“黑”，为中小投资者说话。
　　此后，经济界和学术界关于基金机构在股市中应发挥什么作用的讨论也渐
趋热烈。其实，稍微研究一下美国股市的发展历史，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基金
机构根本就不是股票市场的救“市”主，基金机构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取决
于市场大环境和机构的投资出发点。在法律制度完善、市场监管到位的情况
下，理性的机构投资行为可以活跃股市，并引导整个市场趋于稳定、成熟和理
性化；而在法律制度漏洞百出、监管缺席的情况下，机构疯狂的投机行为只会
点燃人们心底的投机欲火，导致股市的剧烈震荡，甚至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灾
难性的恶果。
◇　中国股市是谁的乐园？
　　今年１月中旬，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并对
全民炒股、市盈率过高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几天之后，证监会宣布对中科
创业和亿安科技进行调查，机构投资者感到势头不妙，纷纷撤资出市，沪深两
市随即大幅下挫，投资者一片恐慌。这时，以厉以宁为首的五位经济学家向吴
敬琏发难，来了一场“恳谈会”。
　　对于中国股市像不像赌场，我想用三点来说明：
　　一、中科事件发生后，Ｋ先生吕梁像祥林嫂一样向多家媒体反复介绍其操
纵中科股票的详细过程，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质疑，可见人们对坐庄已
习为常；二、公众中几乎没有人想“投资股票”获取收益，而普遍企图靠低进
高出赚取差价获利，所以他们喜欢用“炒股”一词而不用“持股”，这是投资
还是投机呢？三、我们在书店经常看到很多热销的讲述“跟庄秘笈”、“跑赢
大市”等类似赌博技巧的图书，足见人们对股市中跟庄的崇拜，而根本不讲究
什么合理的投资组合结构，这与赌博又有什么不同？！
　　我国银行储蓄高达８万多亿人民币，但老百姓就是不敢把它们投到股市，
任凭证券专家喊破喉咙去呼吁，为什么？大伙儿对股市没有信心，怕被庄家
“涮死”。这也充分说明了股市的赌场特性。
　　再说了，指斥股市为“赌场”总比赞扬其为投资者的“乐园”要来得实在
的多，孩子做了伤天害理的事父母都还会骂他连畜生都不如，他真的就是畜生
吗，更何况中国股市中存在那么多不规则的黑幕现象，要是谁都不能批评不能
指责，那它最后恐怕也只能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祸端。
　　英语中有句话叫“Ｓ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ｏｄ　ａｎｄ　ｓｐｏｉｌ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翻译成汉语是“孩子不打不成材（玉不琢不成器）”，
中国的古话“棍棒之下出孝子”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股市要健康发展，必要的
时候就必须施以“棍棒”，相反，如果监管机构和经济界对违规行为一味宽容
迁就甚至纵容，那就只能导致中国的股市永远处于乱乎乎一团糟的境地，最后
自己毁了自己。
　　还有，吴敬琏的批评导致大盘指数下降也未尝不是好事，去年大盘指数翻
了近一倍，但普通投资者中赚钱的又有几个？更何况，只升不降也不是股市的
正常现象，降一降挤出点投机泡沫对于股市的稳定和理性化发展也大有裨益。
　　笔者从报纸上获悉，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中国股市交易佣金和印花税
高达９００多亿元，而１０００多家上市公司利润总额尚不足８００亿，投资
９００亿去买８００亿的收益，这看起来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股市的融资
作用起到了，但投资功能呢？恐怕得打个问号。
◇　后　记
　　漠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是当前中国股市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
散户更是人见人爱的“唐僧肉”，谁都想吃他们一口，上市公司编造假报表、
发布虚假消息欺骗他们，庄家玩倒仓、对敲想坑害他们一把，券商承销股票也
不爱搭理他们。国家有政策规定，要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但保护到什么程度，怎么个保护法，却还有很多操作性问题。吴敬琏不是万能
的上帝，他不可能一个人把所有问题全解决掉，但他时刻惦记着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为他们仗义执言，为中国股市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尖锐的但却非常有建设
性的意见，单从这点来讲，他对中国股市的发展就是功不可没的。
　　其实，不管是网络泡沫现象，还是基金黑幕事件，还是对中国股市的客观
认识，能与吴敬琏达到同样认知高度的经济学家肯定大有人在，但能像吴敬琏
那样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观点鲜明地说出自己良心话的却少之又少，他的坦
诚、勇气和良知赢得了广大公众的广泛好评，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首届中国经
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稳摘桂冠，被评选为十大经济人物，这就充分反映了人
们对吴敬琏的尊敬和爱戴。
　　在广大中小投资者看来，吴敬琏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他的坦诚和直率是
可爱的，但在那些攫取中小投资者利益、钻制度空子的投机者看来，吴非但一
点也不可爱，简直是异常地可恶或可恨。不过，要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爱也
是不可能的，尤其在股市这样一个众多利益所有体的复杂场所，能对得起广大
人民和国家，也就够了。
　　从这点来看，吴敬琏是可爱的，可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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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报道°
　　　　　　　　　◆　有关厉以宁家族暴富的内幕　◆
　　　　　　　　　　　　　　　　　　　　　　　　　　　　　·冷　蕖·

　　厉以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中共党员兼民盟副主委。
　　何玉春，厉以宁夫人，北京大学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１９９７年３月
兼任深圳延宁发展有限公司监事，于１９９９年１月变更后不再任。
　　厉伟，厉以宁之子，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１９９２年调入深
圳宝安集团工作，曾任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公司和深圳市安信财务顾问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宝安集团总经理助理，１９９７年离开宝安集团。同年
３月，任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崔京涛，厉伟夫人。大学毕业。原在工商银行深圳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工作，
后任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
　　焦点单位之一：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２０１
４８９４，执照号深司字　Ｓ１２３０３），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四号
华匀大厦Ｂ座２Ｇ室。注册资本６８００万元。
　　焦点单位之二：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在国家工商局注册，地址同上。
具体资料待查。

　　二、难以置信的暴富家族
　　根据目前已经暴露情况，厉伟自调到深圳工作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通过各种手段敛集的个人财富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主要表现在：
　　⑴，１９９６年下半年在深圳罗湖区红岗路银龙花园７栋购置５０１、
７０１两套复式结构住房，加上装修费用，合计约达到２００万元左右。⑵，
１９９６年购置进口吉普车一辆。⑶，１９９７年３月，厉伟在深圳市延宁发
展有限公司中出资２３８０万元。以崔京涛名义出资２０４０万元，合计达
４４２０万元，占有６５％股份。⑷，１９９８年初在深圳购置高级别墅一
幢，加上装修费用，约４００多万元。⑸，１９９８年初又购置进口凌志轿车
一辆，价值８０多万元。⑹，以厉伟名义在深圳市神华投资有限公司出资１５０
万元，占１５％的股份。⑺，厉伟等人在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中已经控股。
具体出资情况待查。⑻，厉伟等人以各种名义在其它公司中的出资和在外地购
置的房产、汽车，以及在境内外的存款若干。据估计，该暴富家族总资产已经
超过１亿元。

　　三、耐人寻味的时间表
　　厉伟从１９９２年７月调入深圳宝安集团以后的主要经历颇为耐人寻味：
　　１９９３年９月，厉伟开始担任由宝安集团投资１０００万元设立的深圳
市安信投资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１９９４年３月，深圳延宁实业有
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３００万元。１９９４年９月又兼任深圳市安信财务
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注册资本由５００万元增加至２０００万
元，并且在经营范围中明确有“企业上市策划、咨询、上市推荐服务：投资兴
办实业。”开始操作厦门龙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活动。
　　１９９５年，厉伟开始任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１９９
４年－１９９６年，由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公司承包经营深圳市鹭亚投资有限
公司（厦门龙舟股份公司投资３０００万元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投资２００
万元成立西安安华东郊洗车有限公司，并垫付４６９．２４万（？）。
　　１９９６年２月，深圳延宁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延宁实业有限公司，
由崔京涛任董事长，厉伟等３人任董事。
　　１９９６年３月，深圳市神华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１０００万
元。深圳延宁实业有限公司和厉伟各出资１５０万元，崔京涛为董事，厉伟为
监事。
　　１９９６年５月３１日，厦门龙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代码为６００７１１。
　　１９９６年７月２日，深圳市安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进行变更，厉伟不再
担任法定代表人，但仍任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后调任宝
安集团总经理助理。
　　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４日，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在深圳特区报登出招聘广
告，称其为“经国家工商局核准登记注册的全国性大型期货经纪公司，由国家
部属公司共同投资兴办，资金雄厚，实力强劲。”
　　１９９６年７月３０日，厦门龙舟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厉
伟、罗飞等７人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９９６年９月，由罗飞与其妻子喻琴合伙成立深圳市佳定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３００万元。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厉伟离开宝安集团，转入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工作，
以回避其原来具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１９９７年１月，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公司变更为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原公司１０００万元注册资本仅存１５０万元，而由深圳市安信财务
顾问有限公司再出资１０００万元，注册资本变为１１５０万元。企业类型由
“股份公司投资”变为“非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厉伟不再担任法定代表
人。
　　１９９７年３月，深圳市延宁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由３００万元猛增至６８００万元，企业类型变更为“非国有独
资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定代表人由崔京涛变更为厉伟，其母何玉春参
加监事会。该公司由厉氏家族控股，其巨额资本来源不明。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８日，厦门龙舟股份公司召开１９９６年度股东大会
会，免去厉伟等三人董事职务（同时被免职的两人为罗飞、庄伊明，现均已被
捕）。从此，厉伟与原工作单位完全脱勾。
　　１９９７年开始，厉伟开始公开以延宁公司名义进行各种投资活动和商务
活动，并担任多个公司董事或监事，有的则以崔京涛名义出任董事或监事。
　　１９９７年８月，延宁公司与佳定公司、香港智源企业有限公司一起出资
１７０万美元收购控股深圳红光奥康光电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智同指纹技
术有限公司），延宁公司占有５５％的股份。
　　１９９８年２月，厉以宁在深圳时到红光奥康公司“视察”。
　　１９９８年４月下旬，延宁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罗飞在深圳被厦门检察院
来人拘捕，厉伟第二天就派人前往营救。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９日，厦门龙舟股份公司公布１９９７年年报，该公司
上市第二年就亏损３９０４万元，平均每股亏损０．６４７元。
　　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３日，各证券报公布厦门龙舟股份公司副董事长吴守
洁、副总经理庄伊明因涉嫌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被捕。罗飞因已离职转在延宁
公司工作而未公布。
　　１９９８年６月－７月，厉以宁前往厦门讲学期间，厉伟前往厦门检察院
闻讯，事后到处宣称罗飞事与其无关。
　　１９９８年９月，深圳市佳定实业有限公司将注册资本从３００万元增加
至７００万元，罗飞出资从１２０万元增至２８０万元，其妻子喻琴出资从
１８０万元增至４２０万元，崔京涛仍任监事。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底，罗飞被取保候审返回深圳，并公开露面。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５日，各证券报刊登宝安集团公告，称将其关联公司深
圳市安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５公司所持有的厦门龙舟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７６％股份（总计２４００万股）转让给深圳市雄震投资有限公司（私
营企业），不再占控股地位。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４日，厦门国贸（股票代码６００７５５）发布公告
称与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合资成立厦门北大之路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延宁公司出资８０７．５万元，占有１６．１５％的股份。
　　１９９９年１月，延宁公司在年检时将何玉春、岑池明分别从监事和董事
名单中去除。
　　１９９９年４月，宝安集团（股票代码０００９）发布公告称，因连续三
年亏损，自４月３０日起对其股票交易实行特别处理。
　　１９９９年５月，厉伟亲自联系将经营不善已难以为继的智同指纹公司转
让给北大方正集团，尤其作为投入深港产学研基地的高科技项目。与此同时，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职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班也被列入该基地项目。
　　１９９９年６月，厉以宁在深圳特区报举办的经营管理高级研修班上大谈
“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
　　１９９９年８月，厉伟竟然将别人寄给北大党委的举报信公开示人，气势
汹汹地指责有人竟敢举报厉以宁。
　　１９９９年９月，厉伟再次派遣律师赶到厦门。

　　四、发人深思的关系网
　　分析以上涉及的各关联公司历次变更登记的材料，可以清楚地发现，这里
存在一个以厉氏家族为核心，以原宝安集团和金融证券部门人员为骨干，以深
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和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为据点的暴富集团。这批人在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短短几年中所敛集的资产远远超出其正常收入，一般都已
拥有数百万元至数千万元的资产。他们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就很快离职进入
早就注册好的私营企业，利用这些来历不明的资产作为资本进行新的“创业”。
一方面将这些资产通过各种方式“清洗”或者转移，另一方面继续利用其敛集
更多的资产。
　　根据初步调查，与上述焦点企业有关联的企业有：深圳市佳定实业有限公
司，注册号：４４０３０１２００７４３２，注册资本７００万元，崔京涛任
董事；深圳市神华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号：１９２４２０８０－Ｘ，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崔京涛任董事，厉伟任监事；深圳智同指纹技术有限公司，注
册号：企合粤深总第１０２６１３号，注册资本２００万美元，厉伟任董事；
深圳市泽尔达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１９２４３５３２－３，注册资本６０
万元，崔京涛任监事；香港智源企业有限公司等。
　　另有与厉伟及厦门龙舟股份公司（现更名为“雄震集团”）关联的公司：
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安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深圳市鹭亚投
资有限公司，西安安华东郊洗车有限公司，深圳九州方圆有限公司等。
　　在上述公司中对厉伟的敛财活动比较了解甚至直接参与的关联人物有：罗
飞、肖朝君、刘晖、李丽、孙景明、岑池明、张新华、张鸿健、贺德华等。

　　五、难以选择的判断题
　　１，１９９７年３月，厉伟及其家人在延宁公司的巨额出资和拥有的巨额
资产是来自个人的合法收入？自筹资金？还是亲友资助？或是非法所得？
　　２，从１９９７年以来，延宁公司资产的快速增值是由于厉伟等人经营有
方？有高人指点？或是寻租的“硕果”？
　　３，延宁公司与神华期货公司、佳定公司等关联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仅
有正常业务关系？有控制关系？或有不正常关系？
　　４，厉伟在宝安集团工作期间为公司做出了重大贡献？近由一些负面影响？
还是造成了巨大损失？
　　５，根据厉伟在推荐厦门龙舟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作用，他和该公司高层管
理人员经济犯罪案件有没有联系？有一般问题？或有严重问题？
　　６，厉以宁及其夫人对其子拥有的巨额资产是一无所知？或略有所闻？还
是知情不报？联系其近年来的一些奇谈怪论，是否可以品出另一番意味？
　　７，作为中共党员和全国人大常委的厉以宁及其夫人，在申报财产和子女
情况等问题上是否执行了中央的有关规定？是阳奉阴违还是明知故犯？
　　８，寄给北大党委的举报信竟然会落到厉伟手上，厉以宁是否与此无关？
厉伟如此有恃无恐，是因为其神通广大，与众不同？或是因为有了保护伞？
　　９，综合以上情况分析，这伙暴富族在敛财过程中是各自为战？还是互相
利用？或是协同作战？
　　１０，对照中共党纪、我国的法律法规，如果上述情况属实，我们将会发
现的是创业的新闻？敛财的秘闻？还是违法乱纪的丑闻？

　　六、无法结束的结束语
　　面对如此胆大妄为的暴富一族，人们瞠目结舌。环看四周遵纪守法的普通
百姓，人们唯有唏嘘。我们的政府和经济学家到底应该总结推广这伙人的“致
富经验”、研究他们的“成功秘密”，还是应该追究他们违法乱纪的责任？太
多的问题使人们完全有理由一再地质疑，但太多的现实却使人们一次次地失望。
人们呼唤法治，人们盼望民主，人们希望能真正地看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们希望人民的国家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为了这一天，
人们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思想的境界”〗

　　　　　　　　≌≌≌　　　　　≌≌≌　　　　　≌≌≌

　　　　　　　◆　首例国内上市公司法人股被骗案大揭密　◆
　　　　　　　　　　　　　　　　　　　　　　　　　　　　　·钟　禾·
　〔在联益股份的生产车间，曾经红火一时的轧钢厂年产１０万吨的钢材生
　产线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与轧钢厂一样陷于瘫痪的还有机械制
　造车间。〕
　　１９９７年，联益股份的第一大股东联益集团将４０％的法人股转让给广
东飞龙，联益与飞龙的联姻当时被看作是中国资本市场具有创新意识的重组事
件。谁知好景不长，１９９９年８月，联益集团向成都市公安局报案，告广东
飞龙涉嫌诈骗。２０００年有关联益状告飞龙的传闻不断。２００１年临近春
节，成都市中院公开审理联益股权案……
　　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８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联益股权案。两年
来引得证券市场广泛关注的联益案又一次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各方当事人终
于第一次对簿公堂。该案是作为单位犯罪提起公诉的。由于飞龙集团的董事
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外逃，作为个人被提起追究刑事责任的是飞龙集团副总
张朝晖。被列入被告的单位除了广东飞龙集团以外，还有广东证券公司。证券
公司被控共谋欺诈，这在中国证券市场也是罕见的。那么成都联益、广东飞
龙、广东证券三家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恩怨？飞龙是否诈骗了联益的法人股？
联益与飞龙的重组内幕究竟如何呢？

●　联益重组遭遇陷阱
　　在联益股份的生产车间，曾经红火一时的轧钢厂年产１０万吨的钢材生产
线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与轧钢厂一样陷于瘫痪的还有机械制造车
间。只有依旧悬挂在厂区里的“想别人不敢想的，干别人不敢干的”的巨幅标
语让人联想起当年与飞龙重组那令人兴奋的一幕。联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于
１９８９年３月由成都联益集团发起成立的。１９９７年在深交所上市，主业
为钢铁冶炼、机械制造。每股收益１９９７年０．３８元，１９９８年０．１７
元，１９９９年为－０．８２元，２０００年走进ＳＴ行列。联益上市以来为
什么业绩滑坡如此严重？公司负责人说，当初重组是为了实现主业由钢铁向制
药、航运转型，没想到却引狼入室，搞垮了联益。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７日，成都联益向成都市公安局报案：因为他们在深交
所查询法人股公布情况时，发现本属于自己的４０％法人股（共计３４２１．６
万股、价值６８００万元）已被质押，而这批股票是广东飞龙集团有限公司采
用欺骗手段，冒充“全国５００强民营企业第２５位”，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
进行股权转让时获得的。飞龙当时仅付了２００万元订金，但它向联益约定在
１８个月内分４次付清全部转让款，联益如约在深交所过户，并进行了公证，
而飞龙却一直拒不履约。在此期间，广东飞龙背着联益将价值６８００万元的
股票在交通银行广州一家支行进行质押贷款３５００万元，其中支付成都联益
６００万元。为了稳住联益，１９９８年９月３０日，飞龙在股票已质押一个
多月后竟又与联益签订《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并“保证”在未履行完付款
义务前，这４０％的股权仍属联益拥有，飞龙无支配权和处置权，并不得将此
股权进行任何形式的质押和抵押。尽管飞龙给联益吃了颗“定心丸”，可成都
联益愈发觉得不妙，先发现股票被质押，后又作为第四被告，作为飞龙下属的
高速客轮有限公司贷款１００万美元的担保方被起诉承担连带责任。而此时广
东飞龙法人代表曾汉林已持多米尼加护照去向不明。
　　早在１９９７年底，飞龙入主联益，宣布进行大规模的资产置换：飞龙集
团将下属的广东飞龙高速客轮有限公司７５％的资产含权转让给联益，带给联
益２０００多万元的利润。飞龙借壳上市，联益依靠飞龙提供的利润获得配股
资格，看起来是资本市场的双赢，而联益的负责人现在断定：这是一出精心设
计的骗局，因为飞龙窃取联益的控制权带给联益集团和股份公司的损失将近４
亿元。
　　那么联益的股权转让是怎样酿成诈骗案的呢？人们在调查中发现了多份联
益向飞龙催款的函以及飞龙公司的回复。飞龙声称不能付款的原因：不是外汇
提不出来，就是资金周转困难。被债务追得焦头烂额的飞龙董事长曾汉林终于
想出一条“缓兵之计”。检察机关查实：１９９７年底，张朝晖将广东发展银
行江南办事处的空白信笺交给曾汉林，曾授意他人伪造了飞龙有３００多万美
元的存款证明书，几天以后曾汉林的妻子陈志群授意张朝晖填写了付联益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的假电汇凭证。飞龙入主联益以后是否按承诺注入了优质资产呢？
直到公审时为止，飞龙客轮公司的控制权仍然属于飞龙集团，联益公告所称的
与飞龙客轮的重组和利润划拨只是一纸空文。
　　为什么号称有４亿元资产的飞龙集团却不能按期支付几千万元的转让款
呢？经公安、检察机关查实：广东飞龙在“资产重组”前就是资不抵债的空壳
公司，１９９８年就没有到工商局年检，案发时办公楼里早已人去楼空，债务
高达９６００万元。检察机关认定：广东飞龙在根本无履约能力的情况下，隐
瞒事实真相，采用虚假的银行证明，以资产重组为诱饵，诈骗法人股用以还
债，酿成了这起国内上市公司法人股被骗的第一案。成都市公安局将此案作为
特大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抓获了飞龙的副总经理张朝晖，公安部发出２０００
年第３号通缉令缉捕曾汉林。

●　券商是否共谋欺诈
　　就在各媒体谴责飞龙、同情联益时，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这一著名
券商又浮出水面。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９日，成都联益以广东飞龙与广东证券合谋诈骗为
由，请求成都中院判决广东飞龙赔偿经济损失两亿余元，第二被告广东证券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而联益的总裁助理施凤水更是一语惊人：“根据联益手中证
据证实，广东证券是这场骗局的导演。”施凤水提供了一份《广东飞龙集团有
限公司委托广东证券公司作其收购成都联益部分股份财务顾问的协议书》。这
份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９日的协议书里约定：飞龙付给广东证券７０万元财务顾
问费用。他称：“广东证券是广东飞龙长期财务顾问。广证对飞龙资产重组、
借壳上市前后的财务情况一清二楚。广东飞龙在借壳前早已资不抵债，就连剩
下的５艘客轮也全部抵押给银行了。飞龙是为了避免破产，而寻找到一条最妙
的道路，把自己包装起来，借壳上市，实现了资产重组。”
　　此话一出，广东证券立刻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声明，称广东证券与此
事无关，并保留追究成都媒体法律责任的权利。广东证券法律事务部的李辉荣
副总经理称：“联益在深圳上市仅５个月，在１９９７年８月底委托广证物色
股权受让方，广证推荐了包括飞龙在内的３家企业，联益自己选中了飞龙，好
比广证是个媒婆，约好了一对男女见面谈婚论嫁。本来结婚已说定了，结果男
方把女方的财产给骗了，现在却要媒婆赔钱，哪有这样的道理？何况广证连那
７０万元中介费也分文未收，实在是亏得很。”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三份重要的合同书：１９９７年９月１日，联益集团
与广东证券签订了转让联益股份公司股权的意向书。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９日广
证与飞龙签订了财务顾问协议。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５日，飞龙与联益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三份协议表明：广证不仅是联益集团法人股转让的中介机构和
策划者，也是随后进行的资产重组的策划者。
　　本次公审仅对联益集团状告飞龙和广证的刑事指控部分进行了审理，尚无
最后定论。如果飞龙诈骗成立，被冻结的４０％的股权将作为赃物归还联益集
团。联益股份状告飞龙和广证，索赔金额高达两亿元。加上联益集团目前索赔
的１．６亿元，飞龙集团将面临近４亿元的赔偿，广东证券可能承担连带的赔
偿责任。无论是联益还是广证都认为自己是本案的受害者，而面对联益股份目
前的困境，谁应该对广大的投资者负责呢？

●　联益不仅是受害者
　　尽管联益令人同情，可在两年里，联益的董事长、总经理、财务人员、法
律顾问都多次到广东考察，应相当熟悉飞龙的实际情况，为何还会犯下如此低
级的错误呢？联益负责人仅因轻信、考察不深入、缺乏风险意识就被曾汉林的
“憨厚”和“热情”蒙骗吗？
　　投资学专家、西南财经大学武一教授分析，这一事件暴露出一些投资机构
利用资产重组消息，操纵股市牟取暴利的不良行为。成都联益股票上市后“因
为历史原因”面临着资产置换任务，否则很快会丧失配股资格，甚至会在短期
内沦为ＳＴ一族，寻找优势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的心情特别迫切，这就给了广东
飞龙这样外强中干的公司以可乘之机。武一从电脑中调出联益自１９９７年３
月上市以来的走势图和同期深交所成分指数的走势图，两者比较后发现，深成
指在跌幅约１０％的同时，成都联益由于与飞龙重组，每股逆市上涨１４２．７
％——利用“重组消息”在市场上获取暴利才是出现联益股权案的真正原因。
　　四川大学法学教授王建平评论说：“依照有关条例，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的普通股达５％时，应在发行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向证
监会书面报告并公告，由于没有信息披露，这就违反了《股票条例》。”
　　许多股民称：“联益公司决不仅是受害者，它两年内未向中小股东披露真
相，剥夺了广大股民的知情权，实际上是对股民利益的严重侵犯。”
　　人们发现，在扑朔迷离的商业圈套中，在利益与信用的角逐中，信用总是
成为输家的墓志铭。
〖《市场报》〗

【】　　　　　　　　　　　　　　【】　　　　　　　　　　　　　　【】
°书与书评°
　　　　　　　　　　　　◆　敲门者的声音　◆
　　　　　　　　　　——为《十字路口的中国》而作
　　　　　　　　　　　　　　　　　　　　　　　　　　　　　·朱学勤·
〔注：《十字路口的中国》为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香港版原定书名〕
　　对于经历过８０年代思想启蒙与文化讨论的这一辈人来说，何清涟的名字
并不陌生。她在１９８８年所发表的《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曾引起社会
普遍的注意。那时的思想启蒙集中于文化讨论，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由此形
成无人不谈文化、无弊不归之于文化的时尚，至今流弊尚难成绝响。何清涟似
乎很少受这种风气影响，她那本《人口：中国的悬剑》，直接刺入中国社会发
展的具体限制——人口与资源之比，使人在当时过于宽泛的文化讨论中猛然惊
醒，开始认真考虑在那些什么都能包括但什么都不能回答的文化“根源”之外，
还有更为切实的问题需要正视。此后，作者南下深圳，有过８年学院外的经历
与思考。在沉默了三四年以后，我们间或又能从一些思想界的前沿杂志上，看
到她那些令人印象深刻且颇有说服力的国情研究文章。８年以后，她又回来敲
门。这一次敲门，她为中国的思想界带回了什么呢？
　　首先应该感谢这本书所做的充分资料准备。在写这篇序言以前，我征求了
能够接触到的经济学界朋友的意见，对她的思想持反对与赞成意见者各占一
半。但有一点却很一致，那就是大家都对这本书的资料依据有公正的评价。其
实那些资料并不神秘，在各种公开出版物中俯拾皆是，只是等待有心人去收集
整理。何清涟凭她对社会转型问题的经验性体验，躬身采集这些在一般学者眼
中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遍地荆棘”，坚持数年，终于为她的批判理论铺
垫了坚实的统计学依据。这种从公开出版物中采集资料，依次推理的研究方
法，结果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这工作过去也有人做过，那就是与何
清涟同在广东的何博传先生。何博传的书名是《山坳上的中国》，正好与何清
涟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前后相呼应。《十字路口的中国》采用实证研究方
法，用大量资料数据和事实说明，中国各项旨在为民众谋求福利的改革措施在
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操纵之下，引起的种种事后不良反应及现在所面临的问
题，并强烈呼唤思想界人士在研究转型期经济社会问题时，必须将人文学的道
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相结合，尤其是要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本书中提出恢复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政治
经济学的古典含义，研究与国家资源有关的财富的分配问题，并呼唤在中国尽
快建立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以便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设计合适的法律框
架。在中国，经济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学，它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中国
大陆的改革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课题，谁也不会否认它的经济实效，但是谁也
都知道它的公开秘密：这只是一场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纯经济改革呼唤出
“纯经济理论”，即这些年来经济学界人士所建构的单一经济学。这种单一经
济学理论只就经济谈经济，似乎中国的经济结构没有任何政治细胞，是从一种
经济结构朝着另一种经济结构的演变。而经验常识却告诉我们，我国传统计划
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结构的产物。套用马克思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
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形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来到世间，每一个细胞都滴着政治”。中国的经济学怎
么会在一个早上就变成了只研究单纯的经济结构，只需就经济谈经济？不能一
概否定这十几年内中国经济学界所做的种种努力，但是也不必讳言，回避中国
经济结构的政治内涵而奢谈改革，有时确实象在编织“皇帝的新衣”，一口气
编了将近２０年。１９世纪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曾被马克思斥之为“庸俗经济
学”，而他将自己创立的经济学派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创始者
的勇气已经被他的后裔阉割殆尽，以致在谈论一种彻头彻尾来自政治设计的经
济结构时，可以回避它发生学意义上的本来内涵，只围绕着它的经济外观打
转。这种理论的庸俗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被马克思所抨击的资产阶级经济理
论，却公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旗号。１９９６年春天我在哈佛做短暂停留
时，曾与一位美国教授谈论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理论现状，那位西方马克思主
义者为我们不谈政治的经济学取了一个尖刻的名字，称其为“Ｎｏ　ｈｅａｒ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即“没心没肺的经济学”。“Ｎｏ　ｈｅａｒｔ”
不仅指明了这样一种经济学在理论形式上的空洞，而且还指出了理论持有者在
价值立场上所持的虚无状态，实在是入木三分。仔细想想，经济制度及其经济
运作方式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如中国这样具有其深刻的政治内涵？如果
在中国这样的国度研究经济问题，都可以置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亦即“社会
的制度环境”）于不顾，那么马克思当年的努力真是全白费了。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改革代价的探讨。比如人人都切齿痛恨的腐败问题，很
显然已经不是道德领域能够解释的问题，它是一种结构性腐败，是根源于特定
体制、特定改革路径所产生的政治之癌。更可指责的是一部分学者不仅闭眼不
看腐败对中国改革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还提出“腐败有理”，“腐败有利”
论，将腐败列为改革所必需的社会成本，而且是最小的成本；腐败是以体制外
经济资源赎买体制内权势的方式，它既能使体制内的权势者和平接受一场经济
资源的转移，又能使体制内的僵死资源援接到体制外再生，重新进入扩大再生
产过程；腐败的结果是新事物消解了旧事物，新体制消蚀了旧体制。
　　何清涟这些年来职业变换频繁，这有助于她从各方面了解转型期所发生的
现实。她根据自己在企业工作过的实际经验与深入调查，认为这种“腐败有
理”论，至少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论。我注意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根据笔
者多年来与不少局内人交谈而产生的调查体验，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
本大约是７：３，即每流失１万元国有资产，其中有７０％的资产要作为掩盖
这种流失的‘成本’，在无数中间环节流失、沉淀（其结果是刺激了黄色产业
的畸型发展），那３０％也还不一定能转化为国内的生产资本，相反倒是转化
为国外的购买力，大量的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将来源不明的财产大规模地
卷逃至国外。反过来说，如果一个腐败者贪污到手了３万元，国有资产的损失
绝对不是这３万，而是要以１０万来计算。以此观之，腐败绝对不是成本最小
的推动社会转轨的方式，相反是最消耗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令人
不安的数据。我甚至希望透露这一调查数据的局内人有夸大的成分。但在本书
的第五章“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大量的数据却非常明白地告诉读
者，这是在中国每天正在发生着的现实！每天流失１．３亿国有资产，途中消
耗将近一亿，最终抵达目的地的只有０．３亿。这０．３亿还并不投入扩大再
生产领域，而是转移为黑箱操作的投机资金。如果说这是改革的“成本”，那
么这样高昂的“成本”早已远远超过了产出，这种“入不敷出”的“成本”是
任何一种理性社会都难以承担也不堪承担的。改革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运
行，很有可能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已经被它的高价“成本”吞噬殆尽。也许正
是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危机，何清涟才立意要将她的书名题为《十字路口的中
国》。
　　对于这些年来被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炒得火热的“公民社会”、“中产阶
级”等话题，何清涟同样鲜明的表达了她的不同意见：“这些认为腐败有利于
推动社会转轨，并断言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团体会进行努力建立法治社会
秩序的人，全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想要消解的‘旧体制’，即极左型专制
已不是转轨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因为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消
解的就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的
‘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一定不是知识分子天天
在纸上型构的‘公民法治社会’，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权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
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我是同意这一观点的。２０年前，顾准先
生在其遗著中已经指出，改革有两种前景，没有法制体系（指的不是“人治的
法制”，而是指“法治的法制”）保障的经济改革只会产生“意大利模式”，
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部分学者在讨论“公民社会”与“中产阶
级”这些概念时，满足于移植外来学理符号，却不正视每天在自己脚下发生的
现实。问题不在于“公民社会”、“中产阶级”这些名词的抽象意义，而在于
产生这些现象的历史条件。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公
民社会”与“中产阶级”。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各种畸型的社
会模式，畸型社会当然也有自己的认识价值，可以叫做“意大利模式”，也可
以叫做“西班牙模式”，惟独不会有韦伯笔下的“中产阶级”或哈贝斯玛笔下
的“公民社会”。如有之，那只能是知识界继８０年代“文化热”之后炮制出
来的又一学术泡沫。而学术泡沫层出不穷，与经济泡沫“交相辉映”，本身就
是转轨期社会现实的一种映象。
　　何清涟在书中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的话，呼吁研究者反思经
济学的本质：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
而非“技术性”范畴。研究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其视野尤须扩展到
经济学之外。并重申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告诫经济学同行的话语：用自
然科学的专业思维来考虑社会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其实
也是在呼唤人文学界的朋友帮助她突破“Ｎｏ　ｈｅａｒ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围城，打赢这场论战。但是，人文学界能够支持她的
资源实在有限。当浸淫于“Ｎｏ　ｈｅａｒ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人士
在编织“皇帝的新衣”时，我们的人文学界也在编织另一些“皇帝的新衣”，
比如说至今不衰的“文化决定论”。她在呼吁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的时候，
而人文学界似乎正在朝相反方向上努力，竭力“脱贫致富”，解脱自己的人文
特征，挤入“技术性的社会科学”行列。她在批评经济学的“无心化”，而素
以社会良心为职守的人文学界也在经历一场“无心化”的“改革过程”。所以
我说这是一场“围城之战”，她在突围，我们却在拼命挤进去，有一部分人已
经挤入。在此情况下，何清涟对人文学界的期望会不会落空呢？“理论是灰色
的，生命之树长青”，任何理论建构都是以大量事实分析为前提的。也正因为
如此，这本奠基于实证分析之上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对经济学界是个挑
战，对人文学界同样也是挑战。这一次她来敲门，门内有两群人，两群人都可
能装聋作哑。因此，敲门者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可能要不断地敲，敲这扇禁
闭的大门，敲这扇生锈的大门。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日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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