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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六　十　八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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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8.7　　　　　　　　　　　　　　　　　　　　　（sd0108a）
　÷÷÷÷÷÷÷÷÷÷÷÷　本　期　目　录　÷÷÷÷÷÷÷÷÷÷÷÷
１、辩驳诘难　再从安提戈涅说起　　　　　　　　　　　　　　·徐友渔·
　　　　　　　〔附〕安提戈涅的天条　　　　　　　　　　　　·陆建德·
２、旧文重刊　多一份道义，多一份承担
　　　　　　　　——为“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和生者而作　　·丁子霖·
３、借　　鉴　普京的“铁腕”与警察统治　　　　　　　　　　·赵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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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驳诘难°

　　　　　　　　　　　◆　再从安提戈涅说起　◆

　　　　　　　　　　　　　　　　　　　　　　　　　　　　　·徐友渔·

◇　谈安提戈涅的人想说什么？

　　萧阳在１１年前重写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徐友渔在介绍哈贝马斯的
“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见“哈贝马斯在中国”，《世纪中国》网，２００
１，５，１０）时重提萧阳的阐释，陆建德对徐友渔谈安提戈涅作出迅速、强
烈的反应（见〈安提戈涅的天条〉，《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１，５，１６），
Ｓｎｏｏｂｙ在网上贴出李猛的文章〈爱与正义〉，这一切是为什么？人们突
然发思古之幽情，对一出古希腊悲剧表现出浓烈的兴趣？不，他们谈论的、争
论的是《安提戈涅》中的有关“天理良心”的问题：城邦的律令或统治者的意
志是否是人民行为的最终道德根据、最高法律依据？当那些东西和世所公认的
天理良心冲突时，当人们服从天理良心而不服从现存的律令时，正义在哪一边？
　　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不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老传统还是新传统，是
不分“法治”和“法制”的。中国历来搞人治，统治者的意志就是法，对百姓
有生杀予夺之权。在现当代，人治披上了法律的外衣，统治者实施意志往往
“有法可依”，任何律令法规都可以随时按需要炮制出来，哪怕是前后矛盾、
朝令夕改。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的是“法治”，即是说，本着宪政精神制定和实
施法律。这意味着，当权者的意志和律令不一定是判断人们行为是否合法的最
终根据。如果说，“天理良心”是一种通俗的口头表达，那么“人权”、“宪
政原则”就是现代的明确要求。
　　陆文偷换了这次关于《安提戈涅》争论的主题。徐文的问题是：“难道现
存的制度和禁令就是人们行为的最终根据？”他认为《安提戈涅》表明并非一
定如此。根据原剧本的情节，安提戈涅的行为是否合理，仅涉及她替哥哥收
尸，而不涉及她是否在政治上支持他的行为。但陆文却表现出兴趣另有所在，
文中说：“克瑞翁让波吕涅刻斯暴尸荒野，算是对城邦叛徒的一种惩罚。根据
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对美国发动战争或投向它的敌人、予敌以协助及方便
者即构成叛国罪，在这出悲剧中，波吕涅刻斯是典型的叛国者。”于是，问题
指向“是否应该同情和支持叛国者？”。在讨论古希腊悲剧时冷不丁插入美国
宪法中的叛国罪，说明作者不想掩饰他借古喻今、借剧情隐射论敌的用心。陆
文结束时说起“把天条当地缘政治工具来使用的国家（忒拜城的逆子为它敲边
鼓）”，则不加掩饰地把批评对象比作叛国者。干脆替作者把话说明了吧：你
是帝国主义人权外交的走狗，是卖国贼！
　　陆文还说：“如果必须埋葬死者是安提戈涅所理解的永恒普遍的天条，那
么我们要说它只是凡尘一时一地的习俗，不然天葬、火葬、水葬以及人体解剖
和把遗体捐献给科学事业都是有违神律的了。”这是哪跟哪呀！《安提戈涅》
剧情中矛盾的焦点是“不准埋”和“偏要埋”，背后的理念是：“城邦律令”
还是“天理良心”，怎么能扯到“人体解剖和把遗体捐献给科学事业”？
　　人们在陆文中看到的，是粗鄙的思维逻辑和罗织政治罪名的用心。

◇　正义和完美

　　陆文特别想说明，安提戈涅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人，“安提戈涅眩于殉道者
的美誉，她身上有‘狂热者的傲慢激情’”。无独有偶，萧阳也想让人们不要
忽视这一点，他的剧本这样描述安提戈涅与妹妹的对话：

　　　安：为了天神永恒的正义，我愿意牺牲这一切，包括献出我的生命。
　　　伊：（沉吟半晌）你献身的姿态又有何意义，如果这姿态与爱没有半
　点关系？
　　　安：（强硬地）姿态本身就是意义。
　　　伊：我只能称它为表演。你并不爱我们的哥哥，你爱的是你自己正义
　的姿势。你想以你的姿势赢得不朽。你的行动并非出自对具体生命的同
　情，而是对抽象原则狂热的激情。妹妹，苦难与牺牲本身没有价值，无论
　其姿势有多美！
　（静场。伊痛苦地低头无语。）……
　　　安：（作出优美的向上欲飞的姿式，头上扬，对着虚空）我把我交你
　了。

　　但萧阳的目的却与陆文不同，他正视安提戈涅性格中的缺陷和动机中的不
完美，但并没有因此而模糊正义问题。
　　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安提戈涅》一样，真理往往并不为一方全部拥有，
没有谁是美德的化身，人们必须在冲突的道德、价值之间作选择。但是，在大
多数情况下，正义问题可以和事件的整个过程相剥离而得到独立的判断。但总
有人爱在殉难者身上发现不完美，似乎不完美可以和受害人所遭遇的不正义相
抵消，因此可以用摸棱两可的言辞和貌似公允的姿态回避大是大非问题。比如
说，谁都不否认胡风性格上的缺陷，以及他与对立面之间的宗派纠葛，但是，
人们是否能因此说迫害和诬陷是正当的？
　　在涉及基本人权时，正义问题特别尖锐，但也特别简单。人纵有千般不
是、万般当罚，但只要罪不当死，剥夺其生命就是不正义的；侵犯人的尊严
——包括人死后遗体的尊严，哪怕此人是俘虏、囚犯，也是不正义的。就《安
提戈涅》而言，剥夺死者的安葬权，亲属的收尸权是不正义的，安提戈涅为哥
哥收尸的理由是神的律令，但那也是古今中外人类公认的“天理良心”。说收
尸是神的律令，不过是说它与现世的城邦律令不在一个层次上。当事关人权
时，人道主义原则一定高于政治的功利原则，高于革命原则和阶级原则。人们
可能因为阶级、地位、观点等等不同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是否同意
剥夺人的生命的问题上，由于“人命关天”而格外需要良知来判断。五四时
期，正在北京访问讲学的美国进步人士杜威认为学生火烧赵家楼是违法，他也
可能认为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是闹事，但我们敢保证，他决不会认为可
以向学生开枪。

◇　权利仅仅来自法律？

　　陆文借边沁之口说，“真实的权利来自真实的法律，含糊笼统的权利宣言
只会鼓励人们为所欲为，目无法纪”，这表明作者的立场站在“城邦之法”一
边。但我们要问，如果现存的法律未能保障，甚至剥夺人民的权利，我们还能
把法律当成正义的标准，合法性的来源吗？让我们看看当代更有影响，批判边
沁的法律实证主义的学说吧。
　　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中说：“某些哲学家否定这种看法：公民除了
法律给予他们的权利之外还享有其他权利。边沁认为，道德权利的概念是‘一
派胡言乱语’。但是那种观点从来就不是我们正统的政治理论的组成部分。”
　　德沃金，这位当代著名的法哲学家还主张，公民对法律的忠诚不等于他要
对某个人对于法律解释的忠诚，他们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行动，其行为不是
不正当的。当法律不确定时，即各方都可以作有理由的辩论时，一个遵循自己
判断的公民并不是在从事不正当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践允许并且鼓励
他遵循自己的判断。德沃金的例证是，美国最高法院在１９４０年判定，一项
要求学生向国旗敬礼的法律合乎宪法，而到了１９４３年，它推翻了自己的决
定，宣布那条法规完全违宪。德沃金说，人们通常认为，出于良知不向国旗敬
礼的人有义务遵守第一条法律，在颁布了第二次决定后，他们按自己的意志办
就是合法的了，但他认为，他们在最高法院作出第一个决定后拒绝向国旗敬礼
也是正确的。有人会说，这些人有义务服从第一个决定，同时争取废除它。德
沃金认为，如果事情不涉及良心，这是好办法，但那些拒绝向国旗敬礼的持不
同政见者不能在漫长而不一定有希望的争取和等待过程中去做他们的良心禁止
做的事情，从而使良心受到不可弥补的伤害。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公民不服从具有公开性和非暴力性的特征，它
诉诸于共同体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它建立在常识性的正义原则之上。这种行为
方式一方面被公认为违反法律，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法律的忠诚，并且是诉诸
于民主制的基本政治原则。有些抗议活动是不合法的，而从其指导原则方面看
并不违反民主宪法的目标，可以把这样的抗议纳入宪政的合法形式。法庭应当
考虑公民不服从这种抗议活动的性质，以及构成宪法基础的政治原则可以（或
者似乎可以）证明它们是合法的，并基于这些理由减轻（在某些情况下停止）
制裁。
　　这就是西方法学和政治学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即公民不服从
（ｃｉｖｉｌ　ｄｉｓ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认真对待权利》一书的中译
者将“公民不服从”译为“善良违法”，在目前这场讨论中，这一译法倒是相
当合适。

　　　　　　　　　　　　　　　初稿于２００１，５，３１
　　　　　　　　　　　　　　　定稿于２００１，６，３

　　　　　　　　≌≌≌　　　　　≌≌≌　　　　　≌≌≌

〔附录〕

　　　　　　　　　　　　◆　安提戈涅的天条　◆

　　　　　　　　　　　　　　　　　　　　　　　　　　　　　·陆建德·

　　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里，流亡者波吕涅刻斯为了抢夺哥哥忒
拜王的王位，率外邦军队前来攻打自己的祖国忒拜城。两军交战时两兄弟自相
残杀而死，他们的舅父克瑞翁被长老们推为新国王。克瑞翁下令禁止埋葬或哀
悼波吕涅刻斯，违反禁令者将在大街上被民众用乱石砸死。按照古希腊民俗，
死者若不入土其阴魂便无法渡过冥河前往冥土。克瑞翁让波吕涅刻斯暴尸荒
野，算是对城邦叛徒的一种惩罚。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对美国发动战
争或投向它的敌人、予敌以协助及方便者即构成叛国罪，在这出悲剧中，波吕
涅刻斯是典型的叛国者（“七将攻忒拜”故事中的是是非非在此不论）。
　　然而波吕涅刻斯的妹妹、已与克瑞翁之子订婚的安提戈涅不顾禁令到荒野
埋葬了波吕涅刻斯，并以希腊人的方式奠酒水敬礼死者。她因此被囚于墓室，
后自缢身亡。安提戈涅眩于殉道者的美誉，她身上有“狂热者的傲慢激情”
（艾略特《大教堂凶杀案》中贝克特批评劝他殉道的诱惑者用语）。她藐视人
间的法令，为遵守所谓“神圣的天条”以身试法。她说：

　　　天神制定的不成文律条永恒不变，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
　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如果必须埋葬死者是安提戈涅所理解的永恒普遍的天条，那么我们要说它
只是凡尘一时一地的习俗，不然天葬、火葬、水葬以及人体解剖和把遗体捐献
给科学事业都是有违神律的了。也许兄妹之爱对安提戈涅高于城邦之爱，在波
吕涅刻斯和忒拜之间她选择了前者。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套用麦金泰尔
对Ｅ．Ｍ．福斯特的批判：安提戈涅不是任何地方的公民，她在内心里是一位
流亡者。福斯特曾说：“如果我必须在背叛祖国和背叛朋友之间作出选择，我
希望有勇气背叛祖国。”同时，我们也记得果戈理小说《塔拉斯·布尔巴》里
那位哥萨克军营老队长，他亲手杀死叛变投敌的儿子，安提戈涅的天条对他不
起任何作用。
　　安提戈涅的天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内容或表现方式，上帝或神的
存在为其中之一。上帝在１８世纪启蒙主义流行时不再神圣不可侵犯，取而代
之的是一些“不可让与的天赋权利”。即便如此，这些权利仍是由“造物主”
赋予的（请看美国《独立宣言》），它们像安提戈涅的天条那样独立于或超越
具体的历史和相关的法律。法国国民议会在１７８９年８月２７日通过的《权
利宣言》也是这样一份文件。不必说，抨击法国革命不遗余力的伯克对这宣言
不存一点敬意。伯克认为形而上的自由和权利毫无意义，没有具体的法律和社
会力量来对它们作出界定和限制，它们只是“荒诞无稽的谎言”，“注定了要
在微贱的行业里艰辛劳作的人们受其激励会产生种种虚假的观念和空洞的希
望”。激进的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革命的精神之友，他在
１７９２年被选为法国荣誉公民，但他也像伯克那样怀疑安提戈涅的天条。边
沁把评论《权利宣言》的长文取名为“无政府主义谬见”。他说，真实的权利
来自真实的法律，含糊笼统的权利宣言只会鼓励人们为所欲为，目无法纪，如
此使用抽象、夸张、不精确的语言就是“道德上的犯罪”。缺乏文采的边沁写
到得意处有了伯克式的雄辩：

　　　社会之所以能团结在一起，只是因为人们能被诱导着牺牲自己的要
　求，不求完全满足。设法取得这些牺牲是政府永无休止的艰巨任务，这种
　号称为权利的宣言究竟有何目的？……其目的是……把约束人们的准绳挣
　开，并且对自私的感情说：‘看哪，到处都有你们的猎取物！’对愤怒的
　感情说：‘看哪，到处都有你们的仇敌！’

　　起草《权利宣言》的拉法耶特侯爵是巴黎国民卫队司令，他自己很快受到
暴民自私而又愤怒的感情洪流的冲击。当他求助于戒严令并镇压聚集在练兵场
“祖国坛”周围杀人滋事的民众时，他应该认识到自己当初那些华而不实的词
藻是这一派混乱场景的先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实政治把安提戈涅的天条推向高潮。且看一例：英
籍印裔作家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引起穆斯林世界抗议后，一个“国际萨尔
曼·拉什迪委员会”随之成立，数百名加入该委员会的作家致函《泰晤士报文
学增刊》，呼吁世界舆论“支持任何人表达观点和信仰的权利”。同一年（１
９８９），两百多名英国议员又联名要求戈巴乔夫保证“言论自由”和“基本
人权”。参与这两件事的人士似乎假定，言论自由不必考虑宗教感情和有关社
会的法律，它是安提戈涅的天条，“不限于今日和昨日”，在任何地方都应受
到无条件的保护。但是就在这一年１２月，英国政府置安提戈涅的天条于不
顾。当时正是英军以维持和平为名进驻北爱尔兰２０周年，为了报导北爱尔兰
天主教徒（或要求与爱尔兰统一的人士）势必要组织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很多
记者提前赶到北爱尔兰。英国政府为防止局面失控当即下令所有记者离开北
爱，一位违禁的意大利记者还遭拘捕。新闻出版自由不得不屈服于人间法令。
　　被有些人故意视为安提戈涅的天条的自由或其实有复杂的历史生成原因。
我们不妨回顾英国出版政策的变化。印刷术普及后，对出版物是否应加以检查
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英国清教革命时的长期议会在１６４３年规定，书籍在
印行前必须经由议会指定的官员审读批准。正是这一法令促使弥尔顿写下了他
的经典论文《论出版自由》（１６４４）。弥尔顿文中一些名言警句至今仍出
现在美国图书馆和书店的墙上，如：“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
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上帝的圣
像。”但是弥尔顿呼吁取消书籍预先检查并不是无条件的，他时不时露出他清
教徒严厉的面容。他说一切出版物都应合乎“基督精神”，对“教皇制”（即
天主教）和“公开的迷信”尤其不能宽容：

　　　它们既然要消灭一切宗教和世俗的主权，那么我们只要还想用慈悲和
　同情的方法来挽救懦弱和误入歧途的人，就必须把它们消灭掉。同样的道
　理，一切法律如果还想成其为法律，就也决不能宽容那些反对信仰和破坏
　风俗习惯的、不虔敬的罪恶的事情。

　　弥尔顿被奉为追求言论自由的先驱，但从这两句话来判断他会毫不犹豫地
剥夺他死后三百多年他的追随者的精神财产继承权。假如拉什迪的小说发表于
弥尔顿的时代，假如他肆意嘲笑的对象是上帝和基督徒，他完全有可能被送上
绞刑架（１６４８年英国通过一部惩罚亵渎神明者的法令）。赞成宗教宽容的
洛克也不同意将宽容的范围扩大到否定上帝存在的人，他甚至说，无神论者在
摈除上帝的同时使一切化为乌有，他们不会接收诺言、契约和誓言的约束，没
有诚信可言。
　　１８世纪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１７２９年，有人对基督教的神迹提出疑
问，一位法官在判他有罪时说明：基督教是英格兰法律的精髓，受到保护；一
旦基督教的根抵受到损伤，公民社会必然解体，亵渎上帝意味着向国家挑战。
伯克在１７７５年主张限制英国不从国教者的活动时也不是基于神学的原因。
他说，有些团体要在国家内部形成小集团，从而危及国家的秩序和安定，限制
宗教自由是出于民事的考虑。进入１９世纪后，随着忠诚宣誓和宗教考查法的
废除，英国天主教徒和不从国教者的政治权利逐渐有了保证，牛津和剑桥也慢
慢向他们敞开大门，信仰自由和与之相联的权利显示出具体内容。强有力的政
府也意识到宗教多样性有其明显的好处：各派互相牵制有利于“分而治之”的
原则。但是英国思想界人士并不把这种自由和权利视为安提戈涅的天条，它们
是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一定适宜于任何国家、任何
时代。１９世纪英国文化界多宗教探索（包括极为严肃的怀疑）之作，但见不
到对基督教的嘲笑辱骂，不然“公众趣味”受到藐视的话有关人员仍将被绳之
以法。从弥尔顿的极度虔诚到伯克的民事考虑和１９世纪的“公众趣味”，我
们能在其间分辨出一条英国宗教态度变迁的轨迹，自由和人权的概念在这几百
年里始终受制于这种变迁。
　　不能否认，很多人不大愿意审察嵌陷于历史过程中的概念和实践，安提戈
涅和她凌驾于时空之上的天条永远有热心的崇拜者。也许联合国的《人权宣言》
（１９４８）对此现象有一定干系？相信美丽的词藻能消除人间苦难的人是有
福的，他们能像安徒生童话中卖火柴的女孩那样在小小的摇摆不定的火光里看
到一桌丰盛的晚餐。至于把天条当地缘政治工具来使用的国家（忒拜城的逆子
为它敲边鼓），我们除了连呼“高明！”还能说什么呢？由哈贝马斯今年４月
１９日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论人权的文化间性》想到安提戈涅的天条。回到
历史的细节，这在今日比理论的探讨更为有趣，甚至还更为重要。

〖“问题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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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重刊°

　　　　　　　　　◆　多一份道义，多一份承担　◆
　　　　　　　——为“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和生者而作

　　　　　　　　　　　　　　　　　　　　　　　　　　　　　·丁子霖·

　　自去年以来，我陆续读到海外一些人士反思八九民运及就运动中某些存在
歧见的问题展开争鸣的文章，起初我的内心很不平静，很想说些什么，但后来
我还是选择了沉默。这倒不是因为这场争论本身与我无关，也不是因为争论的
问题不重要，而是觉得现在去争论运动是否“激进”，是否需要“见好就收”，
以及学生领袖的功过究竟应该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之类问题，总让人
有一种“隔”的感觉。恕我直言，这样的争论恐怕不大可能在国内发生，因为
那里不时有警察来“打扰”，有“便衣”的眼睛在暗中狞视，还有你得时刻准
备着被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
　　我还觉得，虽然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在事情发生的当时有过广泛的
报导，但仍有许多深层的东西乃至内幕没有被揭露，这不仅是指中共官方的，
而且也包括民运方面的，何况许多当时已经被揭露的事情现在也渐渐地淡忘、
湮没了。我不知道争鸣者能拿出什么有分量、有说服力的事实去同别人争鸣。
比如有争鸣者说如果当时学生能“见好就收”就可以避免流血，我就觉得此论
缺乏有力的事实根据。我只知道邓小平在“四·二六”之前说过“死二十万人
换二十年安定”这样的话，却从没有听说他有过“收了就好”之类的话。依我
看诸如此类的“争鸣”还是靠后一些的好。我们需要的是事实，是原原本本，
没有经过任何筛选和加工的事实。这个事实中共官方不可能向我们提供，但我
们能否期望当年运动的参与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向我们提供呢？哪怕所提供
的仅仅是单方面的事实。
　　七年来，中共当局想方设法掩盖“六·四”屠杀真相，强迫国人遗忘“六
·四”事件，企图把“六·四”这个日子从历史上一笔抹去。难道我们的民运
朋友们不能想一想自己首先应该做些什么？想一想自己的一切言行首先应该对
谁负责？请朋友们不要忘了中共屠杀欠下的那笔血债至今尚未偿还，不要忘了
那些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同胞至今仍蒙受着不白之冤，不要忘了那些因“六·
四”而被判刑、被关押的人（其中多数不为外界所知）至今仍经受着煎熬。要
知道，中共权势者感到恐惧的不是您们的那种“争鸣”，他们甚至会觉得您们
的“争鸣”很可爱；他们真正感到恐惧的是他们曾经做过而又不想让人知道的
事情彻底被揭露。一旦运动的真相（包括民运方面的）大白于天下，他们就再
也无法靠谎言和欺骗过日子。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最近我终于读到了一篇用讲事实来参加讨论的文章，
这就是作家郑义写的〈等待审判——我在八九民运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并
不认识郑义，也并不了解他在运动中做过哪些事情，但我相信他是说了真话
的，也相信他在文章里讲述的事实。我赞赏他的诚实和勇气，尤其是敢于承担
责任的勇气。一个人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无论对错，也不管美丑，一律
和盘托出，主动承担责任，这种诚实和勇气今天实在太稀缺了。
　　郑义在文章里谈到承担运动责任的问题，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话。
我在两年前写的〈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
在这里也想向海内外的民运领袖们说几句话。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
师，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讲不出多少‘民主’的大道理，但我充分理解你们
当年的行动，我死去的儿子当年也是怀着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投入那场运动
的，尽管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正因为如此，我谴责政府对八九民
运的血腥镇压。我也不能容忍任何对那场运动的诋毁，哪怕运动的参加者犯有
千万条错误。但是我要说：如果你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就至少要面对运动
的后果敢于承担。我不能期望杀戮者忏悔自己的罪孽，但我有权要求运动的发
起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对运动所带给民众的苦难负起道义的责任。”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期待着能有一位当年的民运领袖对我这个小小的要求
有所回应，没有想到，现在站出来的居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几位民运领袖，
而是并非领袖级人物的作家郑义。这不能不令我在深感欣慰之余有所失望。
　　当然，我也不至于糊涂到那样的地步，即认为我儿子的死，以及所有我知
道的和至今尚不知道的无辜者的死，要由几个学生领袖来负责。在八九年那个
时侯，我并不是一个运动的热心支持者，用今天一些人士的标准来衡量，也可
以算得上是“温和派”，这倒不是我对运动的正义性有什么怀疑，而是担心学
生吃亏。据我大半辈子的人生经历，我完全知道，当局对民众的示威抗议实行
镇压是既定方针，决不是事后说的“迫不得已”。当时学生最大的过错是太天
真，没有充分认识中共的残暴。去年四十五位呼吁“宽容”的签名者之一娄适
夷老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一向认为，既不能因为当局的残暴而原谅学生领
袖们的过错，更不能因为学生领袖的过错而为当局的镇压开脱，因为连给孩子
看的“小人书”都告诉你“缴枪者不杀”的道理，何况参加到运动中去的人都
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如果得出结论说，当局的镇压是迫不得已（这样的话
不仅出自中共官方，而且出自某些民运“精英”），屠杀是学生逼出来的，那
就是对历史的歪曲。罪与过，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搅合在一起。如果依
照现在有些朋友所作的那样的“反思”，那么中国的老百姓永远只能做中共暴
政下的顺民，成为万劫不复的奴隶。如果要指责学生的话，我和我的同命运者
是最有资格的，但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在中共统治大陆的将近半个世纪里，死
在暴政之下的无辜何止千百万，难道也能把造成如此艰难的责任推到向暴政抗
争的人身上去吗？难道事过之后也要去清算他们的“激进”吗？中国的老百姓
是能够忍耐的，否则中国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认为在反思有关八九民运
的问题时，最好不要去玩什么“西方政治学”之类的游戏，也不要去玩什么
“孙子兵法”之类的棋局，因为八九民运不是政治游戏，更不是军事对垒；当
年参加到运动中去的人，无非是表达自己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表示自己
对中共暴政的一种抗议而已。勿庸置疑，当年的学生领袖要对运动的后果承担
起道义的责任，尤其是在发生了如此惨烈的流血事件之后。他们能活着撤离天
安门，是以许多同胞的生命为代价的。因此，如果他们还想保持昔日的荣誉，
那就至少要做到，不放弃当年千百万示威者曾经追求过的理念，不忘记曾经声
援过、帮助过，甚至用鲜血和生命保护过自己的人们。死去的已经死去了，活
着的应变得成熟起来，为实现死者的遗愿、为继续受中共暴政蹂躏的人们作更
坚韧、更有成效的斗争。我作为死难者的母亲，作为中国的一个不愿苟活的知
识分子，在我的余生所期盼的仅仅是这些而已。
　　我想，这些话可作为上引那段话的一个补充。因为我发现，我两年前的那
段话竟一再被某些民运理论家引用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似乎我也是主张把运动
导致镇压的后果归咎于激进派学生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在这里必须把话说明白，这么多年来，最令我失望和寒心的，并不是来
自各个方面对八九民运的诽谤、诋毁甚至谩骂，而是对这场运动尤其是“六·
四”流血惨案的冷漠和遗忘，特别是当这种冷漠和遗忘发生在当年参加过运动
的人身上时。记得在两年前，一位在西欧靠打工为生的大学生向我提出了一个
问题，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想从您那里求得解答，您儿子捷连的死究竟是
否值得？尽管我提出这个问题对您来说是那样的残酷。（大意如此）”此前这
位大学生已同我通过几封信，我知道他当年是从长安街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因
此他的命运自然同那些死去的同胞联在了一起。他说这个问题憋在他心里已很
久了。他在信里向我解释，他产生这样的想法是由于目睹了许多民运分子的不
良表现，如追名逐利，搞“窝里斗”等等，其中就有海外的留学生组织。这封
信给我的心灵很大的震动。正是这封信，以及其他类似的信件，促使我在《寻
访实录》的“序言”里写下了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在我看来，一些人对八九民
运的诽谤和诋毁，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不值得去理会，因为他们所持观点的
不得人心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何
况，八九民运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迟早会得到公正的评价。我为之担忧
的，倒是对运动的冷漠和遗忘，因为这将极大地消磨国人为争取自身权力不懈
抗争的意志，从而延缓中国走向民主文明社会的进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寻
访“六·四”死难家属过程中所了解到的一桩桩一件件血和泪的事实记录下来
公诸于众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命运者要求独立、公正地调查“六·
四”事件、对屠杀的责任者进行法律追究的原因。
　　去年春天一个阴雨天气，我辗转来到太湖边上一个偏僻农村去看望一家难
属，死者母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至今还是传统农家打扮。她领我去了
她亡儿的墓地，我们相抱着哭倒在坟头。她一再喃喃地重复着：“我真气啊！
我真气啊！为啥不对我说清楚？为啥要开枪打死我的儿子？”这么多年了，这
位母亲时时刻刻想着的，就是要政府说个明白，究竟为什么要把她的儿子打
死。在她的心目里，谁是那场血腥屠杀的刽子手是一清二楚的，要找谁算这笔
帐也是一清二楚的。她不清楚的也没有想到要弄清楚的，是当年的民运领袖今
天究竟在做些什么。我想，作为七年前那场运动的领袖，不管是自己认为属于
“温和派”的，还是被别人认为属于“激进派”的都应该想一想自己为这位母
亲做了些什么：至于是“激进”，还是“温和”，我想这位母亲是不会有兴趣
去追问的。
　　这一年的初冬，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一位“六·四”死难者的
父亲因多年郁积成疾猝然离开了人世。在病危期间，他想到自己已不久于人
世，几次挣扎着要把揭露“六·四”屠杀真相的文字材料张帖到大街上去。自
然他被家人劝阻了。在弥留之际，他又反复叮咛他的妻子，一定要把儿子的死
追查清楚，要政府作一个交代。我在他临终前见了他一面，他已不能说话了，
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默默地看着我。我当然知道他心里想说些什么，然而
也只能默然以对。我现在回忆起这个生离死别的场面，心里还是那样沉重，总
是想重复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不能期望杀戮者忏毁自己的罪孽，但我有权要
求运动的发起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对运动所带给民众的苦难负起道义的责
任。”
　　诚然，我这么些年来所得到的，并不都是失望。去年“六·四”前夕，二
十七位难属联名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他（她）们亲人的死有个负责的交
代。同年秋天我和我丈夫被当局秘密关押期间，又有十五位难属联名发表公开
信，要求政府立即释放我们。难属们为维护自身及群体的权利所作的抗争，得
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声援，从事民运的人士　忘记我们这个“六·四”受难者
群体。他们给予我们的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是比任何东西都宝贵的。他们
不仅年复一年地坚持着对难属的人道救助活动，而且每年都要给难属寄来慰问
卡。我想，如果没有这些，难属们的日子会过得比现在更艰难，也不会有今天
这样的精神状态。前些时候，我曾两次收到由友人转来的署名为“六·四绿卡
受惠者”的捐款支票，款数虽不多，一次２０美元，一次１５美元，但说明这
位留学生记着我们这个受难者群体，他的这份良知和情意是很难用金钱来衡量
的。但愿这样的好人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以上所述，只是我的一些感想，其中涉及到海外有关八九民运的争论之
处，也仅仅是一些感想，若有不当，敬请原谅。我的想法集中到一点，就是：
愿大家为我们这个轻得不可承重的世界多增添一份道义的重量，为我们这个正
经历着的艰难时世多作出一份承担。

〖原载《探索》月刊电子版试刊，
转自“大家论坛”，原文有乱码〗

【】　　　　　　　　　　　　　　【】　　　　　　　　　　　　　　【】
°借　　鉴°

　　　　　　　　　◆　普京的“铁腕”与警察统治　◆

　　　　　　　　　　　　　　　　　　　　　　　　　　　　　·赵启强·

●　“老国王死了，新国王万岁！”

　　尽管普京的王位是叶利钦主动让出，叶利钦时代还是无可挽回的结束了。
　　俄国人还没有来得及喊出：“老国王死了，新国王万岁！”，秘密警察出
身的普京，已经占据了俄国的权力巅峰，并以铁腕形象，迅速让经历了民主政
治的俄罗斯人、和没有经历过民主政治、而又相信稳定和秩序才是硬道理的中
国人看到了“铁腕”和集权所带来的希望。
　　于是，在我们中国，有人称普京“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二位彼得大帝”、
“普京虽是秘密警察出身，但是，从普京任总统以来的言行判断，普京将比叶
利钦更象一位现代宪政总统。相信他将把俄罗斯引向和平、民主与繁荣。”
　　然而，我们也在俄罗斯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针对普京宣称要使用“‘适度’的集权措施以打
击不法行为，和恢复俄罗斯国际地位”而发出警告。他说：“不要诉诸于集权
手段以图恢复俄罗斯国内的稳定及在国际上的威望。”；
　　戈尔巴乔夫同时不无忧虑地问道，“他真能划地自限吗？”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２００１年５月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世界“记者无国
界组织”在巴黎市中心一条热闹的商业街上，悬挂一幅约一百八十平米的画
布，上面印有国际公认的三十名与言论自由为敌的当权者的头像，其中就有这
位被我们称之为“将把俄罗斯引向民主”的俄国总统普京；其中还包括阿富汗
塔利班当权者奥玛尔、伊朗总统哈梅内依、刚果总统约瑟夫·卡比拉，以及古
巴、朝鲜和中国的当权者……
　　这里出现了几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铁腕总统普京，到底会以“一位现代宪政总统”的身份，保持并发展
俄罗斯来之不易的民主政治，还是将以一个警察对秩序和稳定的执着，在俄国
发动一次警察革命？
　　——普京现在使用警察式的治国方式，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还
是因为他根本不懂得其它的治国手段？
　　——普京正在谱写的，会不会是一首警察国家的叙事诗？！
　　这是一些令人恐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俄国历史上的出现不是第一
次；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它的出现常常是隐蔽的，常常披着革命的外衣……
　　人们在谈论或研究某个专制国家时，更多的是谈官僚压制、谈军事镇压，
却很少关注警察的钳制；人们常常勇敢地、或者战战兢兢地指责公开的罪恶，
但很少能观察到秘密的戕害，很少能认识到这类政权最本质的存在——警察统
治。
　　警察统治对俄国历史有过深远影响，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俄国曾经有
过一次让世界无比兴奋的警察革命——秘密警察头子第一次从幕后走出来，直
接地登上了帝国宝座，成为公开的统治者，这个名义上的官僚帝国第一次变成
了警察帝国。
　　那就是著名的安德罗波夫时代和著名的安德罗波夫式的铁腕改革……

●　时代的进步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寄希望于领袖的铁腕？

　　从秘密警察到总统宝座，普京是俄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二次。
　　如果对历史来说，“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那么俄国人用选票
将一个秘密警察推上前台，会不会把安德罗波夫式的悲剧演变成一幕２１世纪
的现代喜剧？
　　我们为什么会对普京的上台、或对普京铁腕治国方式的褒扬，给予如此的
关注？因为我们知道俄国有过那样一段警察统治和警察革命的历史；还因为，
在我们这儿正在进行的是民主政治，还是精英政治、强人政治的论战中，后者
似乎占据了更大的市场！
　　我们感到，在强调补民主一课时，首先补一补专制一课，或许不无必要。
　　当然，对俄国来说，以警察统治主宰国家的政治生活，安德罗波夫并不是
第一位，他以前有贝利亚、谢利平，再以前还有亚戈达，捷尔仁斯基……这些
警察头子都曾经让一亿多俄罗斯人民连同那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制战
战兢兢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可以说，苏俄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反抗，也
流血”的历史；苏俄的统治者与所有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一样，都有一个警察的
灵魂。所以，我们很难用这篇短文完成苏俄的警察统治史。我们只想通过安德
罗波夫的警察革命，来考证一下，时代的进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寄希望于
铁腕领袖的强权政治！

●　一场至上而下的一场警察革命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迅速恢复斯大林主义的时代。官僚警察统治逐渐加
强了，秘密警察对社会生活的无形控制不仅不比三十年代的公开控制逊色，而
且规模、权限越来越大，难怪到七十年代苏联人会把克格勃称为“帝国的秘密
政府”。
　　没有个性的勃列日涅夫，并不在乎党和政府的权力逐渐转到国家安全委员
会，因为他喜欢的是表面权力而不是权力本身。到八十年代初期，在几次中风
和心脏病发作以后，勃列日涅夫已变得头脑迟钝，连形式上的行使权力都难以
做到了。
　　克格勃的主席安德罗波夫便加快了夺权步伐，要站到前台来公开地行使权
力。
　　警察头子夺权，在苏联史上已是第三次，前两次，贝利亚和谢利平均以失
败告终，这一次，安德罗波夫能成功吗？
　　安德罗波夫的夺权斗争一开始就带有秘密警察色彩。
　　安德罗波夫成功地采取了两个策略：动摇勃列日涅夫的威信；打击党和政
府中的勃列日涅夫分子。
　　１９８２年９月，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视察，被要求到正在召开的阿塞
拜疆党员大会上致祝贺词。他登上讲台，开始念一份别人为他准备的讲话稿。
他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份讲话稿同大会毫不相干……
　　大会厅里骚动起来。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慌忙进行磋商，然后，有一人半跑
到他跟前，把真正的讲话稿交给了他。
　　显然，勃列日涅夫已猜到了这是有意安排的一个让他出丑的阴谋诡计。他
把错稿放在一边，然后笑着说：“同志们，刚才发生的事并不是我的过错，我
要从头再来。”然后，他在阿塞拜疆的共产党员面前，坚定而又庄严地朗读了
４０分钟的欢迎词。
　　问题是，电视里播出了使他出丑的这次大会致词，除非克格勃插手，谁有
权力制造和播出这个丑闻呢？
　　在安德罗波夫必须清除的政治对手中，第一个是勃列日涅夫的副手和最可
能的接班人——克林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安德烈·基里连科。
　　安德罗波夫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基里连科的女婿打算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而
被克格勃及时阻挡了的事实，在政治上搞垮了基里连科，直到禁止他参加政治
局会议。
　　下一个牺牲者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谢苗·茨维贡将军。他是勃列日涅夫安
插在安德罗波夫身边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其目的是为了监视安德罗波夫。
　　茨维贡将军一直忠于他的连襟而不是他的顶头上司安德罗波夫。
　　１９８２年初，安德罗波夫曾立案调查一宗据说是牵扯到勃列日涅夫女儿
加琳娜的钻石盗窃案。茨维贡千方百计地阻挠安德罗波夫的调查并公开地为外
甥女进行辩护。几天以后，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克格勃总部大楼里，茨维贡死
在办公室里，头上被子弹击中。
　　安德罗波夫开始了最后冲刺，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７日是十月革命６５周年
大庆，天气预报说这一天非常冷，但安德罗波夫坚持要勃列日涅夫参加阅兵。
　　为了遵守苏联节日礼仪中严格的等级规矩，勃列日涅夫听从了他的急不可
耐的继承人的安排。他在两位助手的支撑下，走一步停一步，艰难地登上了设
在列宁墓上的检阅台。他站了好几个钟头，还不时向游行的队伍挥动着麻木的
手。
　　老化了的血液快冻结了，他面部肿胀，肌肉僵硬。这不是检阅，这是他在
向红场、向莫斯科、向他统治了１８年的苏联告别。
　　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形象暴露在全世面前；而他的继承人也靠着莫斯科的
严寒赢得了最后的时刻——三天后，这位苏联的第四代领导人让出了帝国宝
座；一周后，他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也登上了那个检阅台。在那里为他举行了
葬礼。
　　苏联历史上，警察头子第一次从幕后走出来，直接地登上了帝国宝座，成
为公开的统治者，这个名义上的官僚帝国第一次变成了警察帝国。

●　安得罗波夫以一个警察对秩序的执着追求——要营造一个理想的警察国家

　　安德罗波夫从勃列日涅夫手中继承到的是一个烂摊子。勃列日涅夫在１８
年执政中所关心的只是头衔、奖章、礼物、荣誉和权力的表面标记。这位苏联
历史上执政时间仅次于斯大林的总书记，已把这个国家搞得一蹶不振，几乎到
了病入膏肓的程度：
　　——农业到了频临崩溃的边缘；靠外国投资才能维持国家的经济；
　　——对东欧的控制已日渐乏力；在军事、技术上已降为二等强国。
　　雄心勃勃的安德罗波夫决定重振帝国雄风。他首先做的便是通过严厉的警
察手段全面地整顿帝国的秩序。我们不能否认安德罗波夫的动机，也不非议他
的手段。１５年的警察生涯已经使他养成了警察式的工作方法。正如俄国的政
论家所说，安德罗波夫“使用警察式的做法是因为他不懂其它的手段”；而他
的治国目标则是“警察国家的幻想、警察国家的理想、警察国家的叙事诗，以
及一个乌托邦式的警察国家。”
　　安德罗波夫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他以严厉的、一个警察对秩序
和纪律的执着追求，同时在两个战线展开了这场运动——既反对党内玩忽职守
和贪污受贿的党政要员，也严厉地惩治敢于持政治异见的平民百姓。
　　安德罗波夫甚至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主席斯米利亚
可夫和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莫斯科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伊利塞耶夫商
场熟食部经理索科洛夫。
　　安德罗波夫的反腐、肃贪运动，直接指向腐败的官僚政权，在对中央委员
会和部长会议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之后，对帝国第二层权力阶梯也实行了清扫
——１５０个州级党魁中，４７名被撤职，几乎占三分之一。在勃列日涅夫出
生地乌克兰，２５名党委第一书记中，就有９名被搞掉。在一度是勃列日涅夫
领地的哈萨克，２０名党政要员中有７人被整肃。
　　安德罗波夫手中的警棒当然也打在普通人的头上。但由于毕竟是他才让那
种肆无忌惮的腐败第一次受到了惩罚，使专门关押“人民敌人”的政治监狱，
第一次塞满了以犯有贪污受贿罪的勃列日涅夫的重臣和走卒。人民仍然为他的
整肃运动欢呼。
　　安德罗波夫极大的缓和了苏联人民对几十年来发迹起来的“新阶级”的仇
恨。人民把他当作象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样能建立起有效统治的帝
王，而西方也给了他极高的评价，美国的报纸曾经把这位警察头子称为“自由
派人士”“西化了的分子”“审美主义者和知识分子”……
　　安德罗波夫对“红色资产阶级”的挑战，就象在这个长满了肿瘤的帝国身
上开了一刀，不管他能不能摘除肿瘤，这种医治总是有意义的。
　　比起昏馈腐败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这应该是一个进步。
　　问题是这个进步倒底有多大？它会到什么地方停下来？我们能不能因此就
把安德罗波夫的革命称为一次从体制内开始的至上而下、由里至外的渐进式革
命？
　　答案是否定的；甚至，对一个倚仗秘密警察夺得了国家权力的警察头子抱
有这样的希望本身就是幼稚可笑的。这正是不了解共产党式的密室政治的西方
所普遍犯的错误。
　　安德罗波夫不仅使用警察的手段，就连他的目标，严格地说仍是警察与官
僚斗争的继续，而不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开始。

●　安德罗波夫把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
　　　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警察手里

　　安德罗波夫的“反贪污腐化”运动，在勃列日涅夫缓慢死亡的漫长过程中
就开始了。至少在开始，“反腐”是安德罗波夫用来争夺权力的主要手段。那
时，勃列日涅夫因病不能行使权力，治国的重任越来越多地落入勃列日涅夫的
盟友和门徒“第聂伯帮”的手里。克格勃要公开、彻底的掌握政权，首先得摧
毁这个最具有实力的官僚集帮派。
　　安德罗波夫式的革命属于“警察革命”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当安德罗波
夫把长期盘踞在政治安乐窝里的近三分之一的高级官员赶走后，他用克格勃中
的干部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安德罗波夫没有、也不可能把从官僚集团手中夺回
的权力归还给社会，而是转交到警察手里。
　　经过了几十年平庸和专门扼杀人的创造性的官僚统治之后，苏联社会已被
一群平庸的无耻之徒所盘踞着，几乎所有的重要岗上都是“无畏的人被懦夫代
替，有原则的人被无原则的人取代，说真话的人被撒谎的人替换，大公无私的
人被野心家顶替，能干的人被庸才撤换。”
　　安德罗波夫没有将这个颠倒了的社会颠倒过来，他从那些腐败、平庸的官
僚手中夺过权力，然后交给一些擅长惩罚和阴谋诡计的克格勃干部。我们无论
如何不能认为专制制度下产生的这些诡计多端而又残酷无情的秘密警察就比那
些腐败的政治官僚更廉洁、正直。
　　在安德罗波夫时代，１３人的政治局中竟有三名克格勃的将军，这个比例
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代。

●　安德罗波夫统治一开始就带有警察恐怖的明显痕迹

　　安德罗波夫当了１５年警察头子，却只当了１５个月统治者，所以他既没
有使他的拥护者看到显著的政绩，也没有让反对者抓到很多警察统治的罪证，
倒是大部分平民百姓反而因为他的过早去世而坚信他的政治主张是能实现的
——人民总会这样想：“假如他能多活几年的话……”
　　因此，安德罗波夫的过早去世使官僚们松了口气；而大多数百姓则着实悲
伤了一番。
　　事实上不必等安德罗波夫安插在新岗位上的大小警察头子，以旧的面目出
现，也不必等到安德罗波夫大帐算完再来算小帐，安德罗波夫统治一开始就带
有警察恐怖的明显痕迹。
　　安德罗波夫是靠警察常用的诡计、阴谋、讹诈和暗杀逐渐肢解了勃列日涅
夫的政治局的。
　　安德罗波夫夺权和执政初期，是高层领导神秘失踪和神秘死亡最多的时期。

●　安德罗波夫对社会下层也从没有放松过

　　当安德罗波夫对上层党政机构的大规模清洗完成之后，从国家安全委员会
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人越来越多，使得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不断扩大，深
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安德罗波夫的警察统治还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监
视、防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严密控制。
　　前苏联历史学家若·麦德维杰夫曾认为安德罗波夫时代是强化控制的时
代，他说：
　　“公民与外国游客之间接触的限制，增加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措施。
１９８３年颁布的限制性指令和法律有增无减……对那些在劳改营服刑或流放
的人增加刑期，以防止他们原来的刑期服满后回到社会中。”
　　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院士，也是在这个时期被强行送进医
院，而他的妻子则被流放到高尔基城，使他们夫妇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一
年多的时间里，社会无法得知萨哈罗夫夫妇的行踪和死活。
　　尽管比起安德罗波夫的几位前任——捷尔任斯基、亚戈达、叶若夫、贝利
亚——对苏联人民的残酷镇压，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但安德罗波夫的警察统
治毕竟是与人权价值相违背的；何况由于生命短促他未能充分发挥警察专制的
潜力。
　　另一位著名的苏联问题政论作家弗·索洛维约夫，曾经作过这样的假设：
　　“假如安德罗波夫在正式领导人的岗位上不是只活了１５个月，而是多活
至少几年的话，苏联和整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两
个超级大国对抗更加激烈的年头，这将是在苏联国内外发生更多“冒险事件”
和更多无人知道是谁干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年头，这还将是比安德罗波夫的继承
人干得更多耸人听闻事件的年头。”
　　谁能指望一个警察头子所经营的警察国家创造出民主、人权、自由的奇
迹，那只能证明他对警察统治的实质缺少最起码的常识……
　　在这里并不牵扯到对安德罗波夫个人品质的优劣评判。就个人品质论，安
德罗波夫是极富有魅力的——富有文化教养、能到群众中去、反对奢侈豪华，
以及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这些都使他比残暴的斯大林和昏庸的勃列日涅夫更
能受到一般百姓的拥护。
　　评判安德罗波夫的功罪应从他的统治方式着手——他用警察手段进行统
治，他把大量的克格勃干部安插到党政部门，因此他不是削弱而是极大地扩大
了警察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有了这么一个前提，统治者的个人愿望，以至法律条文将愈来愈失去实际
意义。警察机关将脱离法律的制约，自行其事地管理着国家，这一点在安德罗
波夫逝世后，表现得十分充分……

●　平庸，是进入权力巅峰的通行证

　　安德罗波夫以极严厉的警察手段整顿帝国的秩序，确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建
立起有效的统治，而他的继任者契尔年科更加短暂的１３个月执政，则是苏联
政府和党的统治最衰朽的时代。
　　这就是契尔年科的老人政权。
　　评论界认为，以契尔年科为首的老人于１９８４年２月执掌克里姆林宫大
权所造成的局面，可以比作瘫痪、虚脱、昏睡或昏厥。
　　下面的这个事实很能说明警察力量在这类国家里的实际作用——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统治集团推选了７２岁面无血色的老病号契尔年科为
新沙皇；当然，他还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
　　不过平庸是无妨的，列宁之后，除了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克里姆林宫
的主人，哪一个不是平庸的？难怪深刻了解这种政权的人认为，在这类国家，
平庸不仅不是取得权力的障碍，反而是进入权力顶端的通行证。既得利益集团
只有把最平庸、最无锋芒的人推举到那个既让人垂涎又让人畏惧的位置上，才
有可能心安理得地保持并享用他们的特权和既得利益。
　　一位苏联特权阶层的前官员米·沃斯连斯基，曾经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
了一本《苏联的统治者阶级》，他在书中问道：
　　“特权阶层想选谁当总书记？是最强有力最能干的人吗？不是的，选的是
政治局中被认为最不明智的最无害的人物。”

●　这是历史上最平庸，最衰老的一个政权

　　平庸无能并不是契尔年科的问题，对于庞大而又完备的官僚机器，操作是
极简单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契尔年科是个严重的病号，而他又任命了一大批
和他同样年老体弱的人一起入主克里姆林宫。这大约是对那些把他推举上台的
老人的回报。
　　如果说斯大林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所领导的内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内阁（因
为把有资格的老革命都杀光了），那么契尔年科的内阁即使不是世界上最老、
至少也有俄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内阁——契尔年科７２岁登上王位，是这个国
家１０００年历史中登基时年龄最大的统治者。
　　１９８４年４月召开了新的最高苏维埃会议，第一次会议主席宣读了８０
岁的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的辞呈，然后由同时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总书记
契尔年科作新的提名。契尔年科的提名仍然是这位８０岁的吉洪诺夫，而代表
们则一致鼓掌通过。于是，克里姆林宫里便有了俄国１０００年历史中年龄最
大的总理。
　　这是世界上年龄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政府——３名第一副总理、１１名
副总理、６２名部长、２３名国家各委员会主席和１５名各加盟共和国总理。
　　这是历史上最可怜的一届政府
　　尽管这个政权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老年医疗保健事业。尽管党和人民在给这
个老人政权提供了最高标准的生活及医疗水平方面毫不吝啬，以至政治局成员
的平均寿命比他们的男性臣民要高出整整１５年，但特权只能暂时击退死神的
进逼却无法制止衰老的侵袭。在契尔年科时代，一些党政领导人几乎都是些衰
弱的老人，不能自己起、坐、走路，无人帮忙时，连大衣扣子都扣不上。于
是，为了帮助这些领导人免于政治上的尴尬，衰老掩盖术，便在宫廷政治学中
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这个衰朽的政权得以运转，依靠的正是隐藏在公开的统治集团背后的秘密
警察势力。

●　再平庸的政权都可能靠着庞大的警察机器实行统治

　　历史上很少有如此衰老的政府，如此可怜的统治者。这个人数最多的政府
班子，仿佛成了虚设了许多职位的皮包公司，在编制中，什么位置都不缺，但
没有一个是管事的——总书记（兼任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不管事，总理
不管事，国防部长不管事……
　　然而，如果我们因此就以为这个帝国已经瘫痪了，混乱了，那就大错特
错。在克里姆林宫的党和政府的指挥班子不再行使权力的１３个月里，各加盟
共和国没有闹独立，各阶层老百姓没有造反，社会并没有失去秩序而变得不安
定起来……苏联人民还是象几十年来一样战战惊惊地忠于这个几乎没有人露面
的政权；甚至，与可能出现的无政府状态相反，帝国对社会的控制反而加强了。
　　索洛维也夫曾经这样描绘过契尔年科时代——
　　“新闻检查更加严格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处置更加无情；对政治犯的打
击更加残酷；对东欧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禁止东欧领导人按计划同西德领导人
会晤；禁止运动员前往洛杉机参加运动会；还有阿富汗战争扩大了，在那里苏
军更加残酷了。”
　　那么，这些决策是谁做出的？是谁把螺丝拧得更紧了？
　　答案十分清楚，是警察力量。

●　警察机关非常有效地行使着对国家的管理

　　安德罗波夫在国家安全委员会１５年和在克里姆林宫１５个月所进行的孜
孜不倦的工作，已经把这个警察统治基础打得十分厚实、牢固。有了这台强大
的、自行运转的统治机器，那台腐朽的官僚机器不再运转有什么关系？那个没
有权力的总书记不再行使权力有什么关系？
　　铁丝网已经架好，了望塔已经塔好，忠实的警卫也配备齐了。这个警察帝
国当然能在任何情况下顺利运转……
　　然而这场戏并没有顺利地演到底。
　　幸亏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

●　这是一出以残酷开局，以荒诞收场的戏剧

　　序幕是党在警察的支持下，组成并统治着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中场是秘密
警察成了党和国家的核心力量；到后来，党本身成了秘密警察的附庸；而尾声
则如莫斯科所流行的政治笑话：“党中央委员会现在成了克格勃的一个支部”；
或者更甚“苏共中央已改名为克格勃中央。”
　　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在腐败的政府和无能的领导人背
后，克格勃进行集体摄政，克格勃成了真正的政府。
　　尽管如此，苏联党和领导人还是应该感谢秘密警察，正是他们才保持了帝
国的持续性——直至１９９０年。
　　从斯大林到安德罗波夫的半个世纪里，由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修
筑、并不断加固的那座高墙，牢固地把半个世界囚禁在里面——监视、跟踪、
窃听电话、检察私信、黑名单、秘密档案、秘密逮捕、秘密审讯、秘密判决，
这些无处不在而又无法看到、无法防范、更无法对抗的非法行为足以把整个民
族的神经弄得脆弱起来。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警察统治。
　　不幸的是，这样的成功为时太久了。这是一座无形的高墙，它远比那座安
铁丝网、设岗哨的柏林墙更加牢靠地压在数亿人的心灵上——
　　对自由的企盼被隔断了；无法无天的政治迫害被掩藏了；还有人的尊严、
生的权利以及过另一种生活的希望全被这堵高墙的阴影所笼罩。正是它所投向
心灵的阴影而不是它实际所具有的力量，才使它取得了那么不可思议的成功。
　　只有到了８０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为武器的政治改革，才第一
次把这座高墙撞开了一个缺口，秘密警察的秘密统治一旦暴光于世，它那种神
秘的控制力量便倾刻化为乌有——数亿颗心灵在被禁锢了半个世纪之后，陡然
间获得了解放。那冲动、那狂热就如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柏林墙倾倒之际所
有过的那种排山倒海力量。
　　这是不可阻挡的力量——无论对畏惧它的还是欢迎它的人来说，都是如此
……
　　太久的成功带来的却是倾刻间完成的崩溃。
　　这是由纳粹德国和苏俄帝国的兴亡所证明了的。
　　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曾有过靠警察统治构筑千年帝国的妄想。但是，希特勒
失败了，克里姆林宫也失败了。尽管后者曾经有过称霸半个世界的黄金时代，
然而半个世纪对人类历史来说毕竟是短促的瞬间。
　　这是人类社会的幸运——警察统治并没有留下最终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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