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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六　十　二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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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6.17　　　　　　　　　　　　　　　　　　　　　（sd0106c）
　÷÷÷÷÷÷÷÷÷÷÷÷　本　期　目　录　÷÷÷÷÷÷÷÷÷÷÷÷
１、书与书评　宁静的盛宴　　　　　　　　　　　　　　　　　·马　强·
　　　　　　　人生因此不虚此行　　　　　　　　　　　　　　·傅国涌·
２、辩驳诘难　反对派和可反对的制度　　　　　　　　　　　　·筱　米·
３、研究讨论　当代中国的四大利益集团　　　　　　　　　　　·李　强·
　　　　　　　共产党危言——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下）　　　·达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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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书评°

　　　　　　　　　　　　◆　宁静的盛宴　◆
　　　　　　　　　　　　　　　　　　　　　　　　　　　　　·马　强·

　　读茉莉女士的新著《人权之旅》之时，耳畔正荡漾着北欧著名乐队班得瑞
的新碟《日光海岸》中如仙境般缥缈空灵的乐音。那是一种宁静的澎湃，如同
北欧人的性格，平和之下，蕴藏着爆发的力量。也许班得瑞心目中的天堂就是
北欧了吧。至少他们演绎的仍旧是“北欧的”天堂。而那天堂中绽放着一朵来
自中国的朴素的小花——茉莉花。这是一种不假修饰、极少索求却给世界带来
不可或缺的清香与绚烂的小花。它从不抱怨自己的生命的短暂，也从来不埋汰
大地能够给予它的养分的稀少。只要有阳光、水和泥土，它就要绽放，就要将
纯洁的白、温暖的黄、优雅的绿奉献给世界，就要在宁静中给人以力量。
　　最早读到茉莉女士的文章，是在“思想的境界”中发现她的那篇短文《我
名字的故事》。还记得在那篇文章中，她将自己独特的女性情感倾注到对自己
名字的感悟之中。一串故事，就如同一串美丽靥小的茉莉花，在“６．４”的
狂风暴雨中，绽放着摄人心魄的坚定的力量。当她写到她的丈夫因为在春节联
欢晚会上唱起了《你含苞欲放的花》而被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告密这段小插
曲时，不禁使我哑然而又苦涩，感叹这些在中共洗脑统治之下的“民主人士”
灵魂的凋敝和沦丧。这种揭露，它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让我们不仅仅将思考停
留在现象上，而是深入到它的内部的本质。
　　后来又读了她的几篇关于高行健获奖的评论。尽管我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不
能完全认同，但是，我仍旧喜欢她平静而坚定的笔触。她对高行健的品评，比
起其他人或鼓吹或贬损的评论来说更有力量。因为，她的评论中，没有那种或
为显示自己学问高深，或为贬损他人抬高自己的成分；一切是因为她对自己的
理念毫不动摇的自信，发自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感悟，毫不掩饰和隐藏。
　　这就是茉莉女士笔下传递出来的宁静而坚定的力量：真实与爱的力量。这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崇尚粉饰和“辩证”的民族，无疑是珍贵的。在她的文章
里，绝少有恨，更多的是爱，无论是那做伪证的“民主党派”袁书记，还是在
牢中对她施暴的三个女犯，无论是一口官腔鼓吹“解放军在镇压‘６．４’反
革命暴乱中的丰功伟绩，北京没有死几个人”的女提审，还是甘为中共统治做
“炮灰”的邵阳公检法，茉莉女士的笔下一律对他们流露出同情和友善。而支
撑着这同情和友善的柱石，正是对“６．４”大屠杀坚定的否定和对人性中善
良一面真实的认知。这就是是宁静笔调下传递出的力量的源泉。源于自然本有
的高尚和真理，故此，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永不干涸；无论在什么境况
下，都展现出其摧枯拉朽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才是真正无敌、必胜的力量。因
为，这是仁者的力量，是源于人类最崇高的理念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许多人梦
寐以求的、无论喊多少口号、如何表白自己怎样崇高也无法得到的力量。
　　中国当前最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力量。
　　年年“６．４”，今仲又逢。无以为悼，唯笔代刀。
　　每年“６．４”，我都能在网络上，在ｅ－ｍａｉｌ中看到很多朋友的纪
念文章。这些未曾谋面的朋友，天各一方，在这漆黑的暗夜中，互相依靠、互
相激励、互相传递彼此的力量，如同传递延续人类命运的薪火，精心呵护，精
心采集孕育。谁说历史会忘记“６．４”？谁说中国人会从记忆中抹去“６．
４”！只要人性存在，罪恶就永远会有被惩罚的一天。不信？去检视历史吧，
看看哪一个邪恶的王朝，哪一个乖戾的暴君逃脱了人性良知和历史的审判？
　　无疑，在这个“６．４”１２周年纪念日里，这部《人权之旅》将是这暗
夜中的一餐宁静的盛宴。它给孱弱者以力量，给悲痛者以安慰，给气馁者以勇
气，给迷茫者以方向。相信人性，相信爱，正如茉莉女士在《日内瓦，我们不
伤心！》一文的结尾处所说的：
　　“纵然万般无奈，我们不忍割舍，也无权放弃正义的抗争。一时
　　的成败得失无关紧要，公道自在人心。”

　　　　　　　　≌≌≌　　　　　≌≌≌　　　　　≌≌≌

　　　　　　　　　　　　◆　人生因此不虚此行　◆
　　　　　　　　　　　　　　　　　　　　　　　　　　　　　·傅国涌·

　　《人权之旅》以朴实而感人的文字见证了一个汉语流亡者对良知的坚守，
对人权、自由的真挚追求，见证了我们这个将死方生的大时代。
　　１２年前那个谎言掩盖了真相的时刻，作者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她凭的只
是一个教师和母亲的爱心、一个公民的良心。其实尘埃已落定，飞蛾投火的结
局早在意料之中。但她无法容忍野蛮的暴力对无辜生命的剥夺，失去生命的悲
痛淹没了她对强权的恐惧。她因此而身陷囹圄，告别了心爱的讲台。但她始终
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没有为自己的选择而懊悔。〈“六·四”灾难〉记下了
她３年政治犯生涯中的点点滴滴，记下了一个中国女性在遭受政治迫害时的凛
然风骨。
　　即使在被迫流亡异国他乡的岁月里，她又何曾忘记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在夜幕遮掩下的浩劫。她曾为横尸街头的无辜死难者失声痛哭。她曾为自己的
悲伤与愤怒丧失自由。在听不到母语的异土，〈年年“六·四”〉，她都写下
了她深情的悼念和沉痛的谴责。
　　当多少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忙于争名夺利、忙于招摇撞骗、忙于欺世盗名的
时候，作者把她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西藏高原，投向了那个古老的少数民族。
达赖喇嘛的圣者人格深深地感染着她善良的灵魂。〈人权之旅〉、〈西藏生
死〉、〈北欧巡礼〉等，留下了她为人权呼喊的足迹。透过这些文字，我以为
她对人权的热情，完全出自对生命本身的关注，早已超越了民族、语言和宗教
的界限。
　　我读过作者未收入《人权之旅》的一篇文章，自述一个不懂政治的女教师
成了“反革命”，曾让人跌破眼镜。她说：
　　“在失去故园流亡异乡的今天，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不懂政治的。如果政治
意味着争权夺利，那我永远也不屑去懂。但是，当政治意味着每个人对自己和
他人的基本人权的关注，意味着一份社会责任和义务，我怎么能不去关心和参
与呢？
　　“既然我们注定要在一个铁血的世界里生存，既然历史要用残酷的事件抹
掉往日女性的浪漫，我也就被迫用肩膀扛起黑暗。凭着自己的本心，对强权说
出真理，在需要的时候拍案而起。虽然理想主义者的战斗从来就没有回报，但
是人生因此不虚此行。”
　　我把这些话看作解读《人权之旅》的一把钥匙。她之所以毅然踏上人权之
旅，就源于她对政治的理解——这不是权力的角逐和拼杀，不是阴谋和阳谋，
而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这不是狭隘的政治选择，而是生活的选择、
做人的选择。与做人相比，任何制度都是从属的。因此，她在天亮之前就踏上
旅程，去寻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人生因此不虚此行”。我想，这也是《人权
之旅》一书最大的价值所在。一句话，就是对传统的、以权力为指向的狭隘政
治的超越。在面临社会转型的时刻，在一个经历过无数次王朝更迭的古老国
度，如何才能摆脱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如何才能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健康
的新时代，这本书的出版起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以争取人权而不是
夺取权力为目标，执着于捍卫人的基本权利，而不是热衷于改朝换代。把目光
放远一点，把视野放宽一点，在海内、外“彼可取而代之”式的梦魇仍不绝如
缕的今天，这本书无疑也是一剂清醒剂。我深信，任何狭隘的政治都是暂时
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从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到从容辗转于军阀枪弹下的刘和珍君
们，从被残杀的林昭、李九莲到幸存的林希翎、王容芬，从始终坚持社会批判
的肖雪慧、何清涟到将“流亡之旅”作为“人权之旅”的茉莉，中国女性在
２０世纪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记录。
　　我祝愿作者在２１世纪早日结束流亡之旅，回到她魂牵梦萦的故园。我相
信，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杀戮，还有不公正，还有政治迫害，她就不会停止她
的人权之旅，停止她的呐喊、她的抗议、她的关怀。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０日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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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驳诘难°

　　　　　　　　　　◆　反对派和可反对的制度　◆

　　　　　　　　　　　　　　　　　　　　　　　　　　　　　·筱　米·

　　借这个周末美国国殇日假期的光，才有机会匆匆地浏览了天涯网站上连载
的美国民主真相系列长文。这个系列的主要内容，据作者说，来自于瑞奇的
《反对体制》和威廉姆·格兰特的《谁告诉美国人民》这两本书。至少，作者
让中国的读者们看到了，美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是毫不
客气的，不分什么问题和主义，不讲什么言论“禁忌”和“自律”。现在大家
熟知的“知识分子”的定义里，有一条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批判性，对社会
的批判，对制度的批判，对传统的批判，对人们以为不应批判的东西的批判。
知识分子若失去了这种批判性，就不再是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这些系列长
文实际上告诉我们，美国的知识分子是具备这种批判性的。
　　是因为美国的这些知识分子，名校教授们，特别的勇敢，特别的深刻，特
别的目光犀利吗？当然是的。学问做到那个程度，作出那种水平，不服气也不
行。那么，再问，是什么使得美国的知识分子们有如此的勇敢、深刻、犀利呢？
　　答曰：是美国的学术体制，是美国建立在它的经济制度和宪政制度基础上
的，和美国人的立国理念、政治传统和价值观一脉相承浑然一体的学术体制。
简单一句话，是他们的制度。因为这是一种可反对的制度。
　　整个美国，只有两种人是有终身饭碗的。一种是联邦司法系统的法官，终
身任职是为了保障司法独立，还有一种就是大学的终身教授，这个社会给他们
铁饭碗，就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保障他们可以任怎样批判抨击震撼现存制
度，也没有解聘下岗的顾虑。美国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保守派在台上，反对派
在台下。反对派管怀疑，管批判，管鼓吹，管理论，管指点方向；保守派管立
法，管操作，管实际，管秩序，管游戏规则。（这儿的“保守派”，当然是广
义的）。台上的权势者和台下的反对派必须共存，这是美国这个制度的题中应
有之意。所以，甭管他们说什么，反对派有了生存权，这才叫美国。
　　记得十年前我在美国一个农庄打工。我们干活的地方，旁边有一栋孤零零
的小房子，我们老板把它租给了一个年轻人，听说他是新闻系毕业的，现在是
自由撰稿人，叫普莱斯顿。有时候，这位作家小普先生会出来看我们干活，和
我们聊天。后来，老板告诉大家，小普在本城报纸上发表的抨击里根政策的长
篇大论，引起了不知何处保守人士的愤怒，打来威胁电话，说要拿枪毙了他这
个该死的共产党。老板要大家留心，不要让陌生人随便进来。我这才知道，小
普是一个激进自由主义的左派作家。
　　里根时代是保守势力大回潮的时代，所以小普常常是很愤怒的。愤怒起来
会忍不住跟我们这些农庄雇工们滔滔不绝。可惜打工的“红脖子”老美对他的
那套不太感兴趣。我倒是有兴趣，可英语不好，还没法和他利索交谈。以后英
语好一些了，交往也多了，有一次他出了一本新书，着力妖魔化里根，要在家
里开ｐａｒｔｙ庆祝，也邀请了我们老板和我们这些农庄工人。可是到时候，
只来了几个他的嬉皮死党。我提着半打啤酒赶去庆贺，从此被视为死党一族，
卷一颗大麻烟轮流抽的时候，我也有了参加享受的特权。小普在政治观点上，
大致上就是瑞奇这样的“学院左派”。对小普了解深了，从小普推而广之的
话，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左派是相当不错的人，特别是他们同情弱者，反对
歧视和环境保护的主张，特别配我们这些打工穷小子的胃口。
　　这些左派的“理论”，我们现在从天涯系列长文中介绍的瑞奇的书可以看
出，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批判，话语十分激烈。这时候很容易推出下一个思
路：社会主义是治资本之恶的办法。对于我这样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人来说，就
觉得小普太幼稚，简直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甭管你说什么，就你这劲头，文革
中就没你的好果子吃。我以为他这样恨美国的制度，一定是认可社会主义制度
的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我的错觉。
　　终于有一天，当他又在控诉美国制度的时候，我装出好心好意的样子建议
说，你该到我们中国去考察政治制度，一定对你的研究大有裨益。话音未落，
小普的回答斩钉截铁：“Ｎｏ！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ｐｕｔ　ｍｅ　ｉｎ　
ｊａｉｌ。”（不！他们会让我坐班房的。）
　　我这才知道，小普明白着呢。小普们对美国制度的批判，再激烈，他们也
不会傻到不明白，正是美国的制度让他们有可能这样批判现存制度。知识分子
作为社会的良心，民众的向导，他们不必被迫地或被引诱地非要和工农相结
合，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学院里书斋里或读或写或想或高谈阔论，有时间有
力量来突破人类思维的框框和局限，比别人想得更多一些，比别人看得更远一
些，从而为社会的进步开拓道路。这个制度养着他们，供着他们，就是要他
们，不仅从左的方向，也从右的方向，对制度不停地作出批判，不停地撼动。
他们是这个制度的变革和更新所不可缺的灵感之源泉，智慧之源泉。美国的制
度如果不成为僵尸，不成为恐龙，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反对派，这样的批判者。
美国的大学不仅培养这样的批判者，美国还从欧洲，从世界其他地方，包括我
们中国，引进这样的外来批判者。有了批判者，有了反对派，美国的制度才有
了变革和更新的契机与方向。
　　如果说，小普的六十年代嬉皮士前辈们可能不明白美国的制度其实也是他
们这样的制度批判者的立足之本的话，今天的小普可明白得很。七十年代的耶
鲁名教授瑞奇光着脚在大学校园里大摇大摆，他的名著《绿化美国》，精装本
卖了二十五万册，纸面平装本居然卖了两百万册。今天的瑞奇仍是名校名教
授，却是如假包换的雅皮，而他的《反对体制》，仍然被今天的年轻读者评为
五颗星的好书，频频脱销。
　　如果你因此就认为美国的年轻一代要起来革命了，那你就误读了瑞奇，也
误读了美国的制度。
　　瑞奇和小普们再激烈，也不会傻到不明白，投票率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普选
和只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有选举权，两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他们对需要耗费巨
额金钱的选举深感忧虑，却不会傻到不明白，这和根本就没有竞选活动，媒体
都操控在一只手里的选举，两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他们强烈批判财团势力，
却不会傻到不明白，全体公民有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货真价实一人一票的选举
权，政府按照宪法原则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宪政制度，和虽然没有什么财团
势力，然而所有权力，包括经济和政治权力都在一个或几个人手里的政治制
度，两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他们对现代媒体的集团化不满，抨击媒体受财团
的影响和掌控，却不会傻到不明白，一个法律规定媒体只能民营，禁止政府插
手媒体，有法律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的制度，和媒体即使不是党营也要接受党的
指示，不管党营民营，所有主编都要党的宣传部认可的媒体制度，两者的本质
区别是什么。是的，他们在竭尽全力地指出美国现存制度的弊病，在忧虑美国
的未来，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他们不仅写出这样的批判性作品，而且得到
如此众多的响应和赞赏，但是他们不会傻到以为，美国的未来会是苏联的过
去。他们是在抨击和批判美国的制度，但是他们明白，这种批判和抨击的前提
是，美国的国父们为他们建构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司法独立、保障个人基
本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框架，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在实际中仍然
是这个地球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要是没有这样的制度，根本就出不了瑞奇和
小普。你说破了天，他们也不会用他们的美国制度换没有这些弊病的苏联制度
的，不会来换昨日的或今日的中国制度的，就象小普不会到中国来写他那些激
进反对派文章一样，他知道会有什么在等着他。
　　天涯系列长文对瑞奇们的解读，在我看来，就象我十年前对小普的误解一
样。
　　如今我们回头看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反对者批判者是始终存在
的。从建国的那一天起，在野的批判者和反对派就开始了对这个制度的批判。
这种批判没有搞乱这个社会，没有全盘摧毁这个制度，因为美国这个制度使得
在朝的人有一以贯之的保守主义政治智慧；在野的批判者只是变革的灵感、智
慧和方案的提供者。在台下嚷嚷得再凶，一到台上都立马遵守保守主义传统。
第三任总统托玛斯·杰弗逊还在台下的时候甚至说过，他希望美国每过几年就
发生一次“谢依叛乱”，以便给台上的执政者敲敲警钟，不要忘了，“统治者
的权力，是要得到被统治者认可的”这一民主原则。
　　从早期联邦主义者的集权强国路线到杰弗逊主义的转变，从杰弗逊式民主
到杰克逊式民主的平民化，从南北战争前对奴隶制的批判到战后的立法，从世
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到三十年代对传统市场经济观念的批判和联邦政府对自
由市场经济的干预，以及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浪潮，一直到现在仍然有相当影
响的大学校园里的“政治正确”，这些都是美国的制度和美国社会不断变革、
更新，不断脱胎换骨的生命力脉动。这些变革的深刻和广泛，超出我们后代局
外人的想象。而这种脉动，究其来龙去脉，离不开瑞奇们和小普们这样的反对
派和批判者。
　　但是，把变革和进步的功劳全部归于批判者和反对派，那就是只见树木不
见林了。在朝的保守官员们，那些国会议员，总统和大法官们，对大学里的瑞
奇们和小普们说，没事儿，使劲儿批吧，有多少劲儿用多少劲儿。而瑞奇们和
小普们使劲儿提供的灵感、智慧和方案，到了国会、白宫和最高法院，遇上的
却是保守主义挑剔的眼光。山野里采集来的成车的草药，非得提炼成两颗珍珠
大的药丸子，卫生到了极点，才敢小心翼翼地让这个制度吞下去。这一点，瑞
奇们和小普们很明白，所以他们一边批，一边心安理得地雅皮着，他们早不再
光着脚在校园里招摇了。对此不明白的只是今日中国的那些革命梦游者。
　　瑞奇和小普们，同我们中国的革命梦游者的区别在于，美国的知识分子是
在认同基本民主理念，也认同他们历经百年的宪政民主政体实践的前提下，对
现有民主制度中的弊病、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良倾向的批判，他们不会主张砸
锅卖铁地废除民主制度，他们仍然是认同主权在民、普选、代议制和政党政
治、地方自治、有限政府、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宪法至上、三权分立和制衡、
司法独立、宗教和信仰自由，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等等
等等现代民主宪政的概念和制度实践的；而中国的革命梦游者，打着和瑞奇与
小普们同道的幌子，却正是要不仅在实践上，也在理论上否定上述的基本民主
概念。这些情绪恶劣的革命梦游者的要害是，既反对民主理念，也反对西方几
百年历史的民主体制实践。这种遮遮掩掩的反民主，到了具体问题上就立即现
形。就拿两年来中国人天天耳闻目睹的对数百万底层民众的政治和精神迫害来
说，这种按照民主和法治标准衡量是彻头彻尾的非法违宪越权滥法的胡作非
为，瑞奇们和小普们是不可能认可的，而号称底层代言人的中国革命梦游者的
态度是什么呢？我们不难从他们的言行中得知大概。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前些日子，王力雄宣布退出中国作协
时，让我们有幸一睹一元化领导下的作家协会给作家们发出的指令之嘴脸。后
来我就免不了纳闷：难道我们中国的可尊敬的作家们，就只有王力雄一人之尊
严忍受不了这种嘴脸，其他的人就能安之若素？我在等着再出现一个，哪怕再
有一个。等来的，居然只有天涯网站和世纪中国网站上，知识人的冷嘲热讽。
事至如此，还有何话可说！
　　我开始回想知识分子中，我所熟悉的朋友们。我熟悉他们的生活、期望、
奋斗，熟悉他们的妻儿老小，熟悉他们的人生不容易。我突然恍然大悟了。我
必须公正地说，我没有权力，也不应该要求他们象王力雄一样拍案而起。道理
很简单，王力雄是生活在体制外，而其他的朋友基本都在体制内。在体制内，
你拍案而起得起吗？
　　慢着，等一等！这写下《反对体制》的瑞奇，还有无数的小普们，他们不
是也在美国的体制之内吗？要是他们生活在我们中国的体制之内呢？
　　只有在可反对的制度内，才有真正的体制反对派的生存空间。也只有和反
对派共存的体制，才会变革更新，长治久安。对于执政者来说，其实反对派并
不可怕，因为在一个可反对的体制内，反对派可以生存，那么反对派的反对派
也就可以生存。可惜，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或是出于迟钝，或是出于懦弱，看
不明白这个道理。当反对派消失的时候，恐惧就和那不可反对的制度就形影相
随了。

〖作者投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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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讨论°

　　　　　　　　　◆　当代中国的四大利益集团　◆
　　　　　　　　　　　　　　　　　　　　　　　　　　　　　·李　强·

　　改革开放至今，从社会集团利益角度来看，原来的社会分层结构全都变
了。毛泽东时代我们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这些基本社会群体，
如果今天还用这个群体结构的框架去分析，肯定有很大问题，因为现在每个群
体都大大分化了。比如农民这个群体，里面也有很多百万富翁，知识分子这个
群体近来分化也很厉害。所以笔者试着从改革以来利益结构变迁的角度，把社
会群体分成这样四个利益集团：

第一个集团：特殊获利者集团

　　这个集团在改革２０年中是获利最大的，比如民营企业家、老板、经理、
各种工程的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
企结合的外企层等等。改革早期的那些“万元户”现在已经从这个集团退出去
了，现在这个集团里主要是大企业主、外资企业的雇员，都是些获利很大的
人，收入水平相当高。
　　从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中期，这个集团的心态还算稳定，但是现在这个集
团感到了制度环境对他们的威胁，离散倾向很重，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个集
团在这场体制变迁中获利最大，本应在改革中动力最强，但是他们现在对改革
存有很大疑虑，不少人手里都有外国护照，一旦有什么问题，他们马上就出去。
　　当然这也与产权明晰有关，产权不明晰时，他可能还感到有自己的利益和
动力在里面，一旦明晰了，倘若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离散倾向就更严重。
　　这个利益集团也包括国企的老总们。表面看，国企老总的收入相对是低
的。为此老总们的抱怨很多，褚时健的例子比较典型，这个集团本来对改革的
贡献很大，但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回报。所以这个集团一方面获得了很大利
益。另一方面也对现状不满。

第二个集团：普通获益者集团

　　过去的研究证明，这个集团非常大，它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有一般干
部、一般工人、农民、职工等。笔者在１９９６年做过一个问卷调查，让被调
查者比较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６年的生活水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结果城
市居民中８３．６％的人填答“上升很多”和“上升一些”，农村居民中
８８．７％的人填答“上升很多”和“上升一些”，填答“下降”和“较大下
降”的比例很低。与此同时，在东欧做同样的调查，所得数据却完全相反。可
见那时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普通获益者集团。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通获益者集团的利
益开始受损，收入增长开始停滞，很大一部分人开始从此集团退出去。本人
１９９４年的调查还能证明，绝大部分国企职工还是属于普通获益者集团的，
但是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以后的调查却证明，很大一批国企职工开始从这个
集团中分离出去，进入了下面的一个集团：“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其原因主
要是因为国有企业运行出现危机，经营不景气愈来愈严重，突出的表现就是出
现了大批失业下岗职工。
　　随着失业下岗问题的严重，普通获益者集团中一个大的群体落入下面第三
个集团，其表现之一是在流行语言中，“职工层”“工薪层”成了低收入层的
代名词。此种变化也是影响今天市场销售、造成市场不景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
　　８０年代中期以前，社会的最主要消费群体是城镇的职工阶层。职工阶层
是当时票证制度的主要获益者，他们从城镇或单位获得各种票证，手持票证到
市场上积极地购买各种消费品，特别是大件耐用消费品。而今天，这个集团由
于经济地位的衰落已经不能积极地消费了，这是很值得忧虑的。
　　普通获益者集团应该说是有消费能力的，但他们就是不消费，这主要是因
为他们对前途的忧虑。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以后，相对而言，他们的收入明
显下降，又加上医疗、住房、养老、教育收费等项制度的改革，他们发现，自
己的收入基本上是三位、四位数字，而将来的每项改革都需要五到六位数的支
出，所以他们不再敢消费了。笔者过去的研究将职工层称为中国社会的“类中
产集团”，就是说它处在类似于中间阶级的位置上，这个集团的生活水平如果
得不到保障的话，整个经济就很难搞上去。

第三个集团：利益相对受损集团

　　１９９５年以前，这个集团的数量不是很大，１９９５年以后由于大量失
业下岗职工进入，这个集团的数量就比较大了。
　　１９９８年笔者调查过下岗职工问题，数据证明，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仅
占实际失业、下岗总数的１／３。目前，国家公布城镇登记失业率是３．３％。
如果以登记失业率乘以３，实际失业率就超过１０％了。最近一些单位为了压
低下岗人数，又将一些人改称“离岗”，这样报上来的失业下岗人数又被大大
压低了。所以对这个集团的人数不可低估。
　　而且，这个集团的利益受损是比较长期性的。目前的一些调研表明，很多
人的失业是长期性的。笔者１９９８年对下岗失业人员的调查证明，有６６％
的被调查者是６个月以上的失业，严重的还有３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失业。
　　最近，笔者在《我国中等阶层的代际更替》一文中写过，这个利益受损集
团不是由各个年龄段的人员组成的，它主要是由４５岁以上年龄的人组成的，
而这个年龄的人下岗以后就很难再找到工作了，所以这个集团利益受损的时间
可能是比较长期的。
　　但是，在中国的“孝道”文化下，一个特殊年龄段群体的衰落，也可能并
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的威胁。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差异，可以在家庭内部实现
经济互补。换句话说，父母这一代失业了，但孩子起来了。
　　８０年代是父母给孩子钱，现在倒过来了，是孩子给父母钱。据调查，中
国大城市中，现在是２０－３５岁的人收入高，４５岁以上的人收入低。过去
我国是年功制，２０岁刚参加工作时收入低，在单位干的时间越长，收入越
高，所以那时老人收入高。在市场经济国家里，中年人收入高，老年人收入
低。但在中国目前的场景下，２０－３５岁收入高，４５岁左右收入反而低。
　　所以，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下，４５岁以上的国企职工的利益受到了较大的
损伤。但既然是一代同龄群体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代年轻人，中老年人在
家庭内部可以得到补偿，所以它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可能不会太严重。

第四个集团：社会底层集团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就打破阶级了。从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９年，中国
并没有底层社会。那时大家生活水平都不高，但也没有明显的“贫民窟”之类
的现象。现在倒出现了“富人区”、“穷人区”。
　　底层社会中的某些人带有社会仇恨情绪。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启发作
用，所有的人都懂得基本的政治道理。这种反社会倾向和社会暴力倾向对改革
威胁很大，已成为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例如严重的暴力犯罪现象层出不穷，对
社会损害很大，这是比较可怕的。〔原编者注：原文如此。为保持文章的完整
性，这里我们没有对有关词句进行删改。〕
　　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是，该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底层社会
的状况。根据全国总工会近年对失业工人的调查发现，只有１．７％的失业工
人领到了民政部的救济，２５％－３５％的人拿到了单位的救济，余下的人就
哪儿的救济也没有了。更何况，笔者１９９８年的调查发现，拿到社会保障金
的人不是生活最困难的人，生活最困难的人并没有拿到社会保障金。而且，目
前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只是针对城市居民而言。而底层社会不光是城市居
民，还有很大部分是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流动人口、民工群体，这部分人对社会
的威胁比较大。〔原编者注：原文如此。〕

　　在上述四个利益集团中，第二个集团的人数在减少，第三个集团的人数在
迅速增加。如果多数人的利益受损，改革便非常难以推进。所以如何增加第二
个集团（中间阶层）的人数是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原编者按：改革的目的是
什么？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这句结语反映了
作者的改革取向观，我们也加以保留。〕

〖“世纪中国”论坛〗

　　　　　　　　≌≌≌　　　　　≌≌≌　　　　　≌≌≌

　　　　　　　　　　　　　◆　共产党危言　◆
　　　　　　　　　　——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下）

　　　　　　　　　　　　　　　　　　　　　　　　　　　　　·达　公·

〖续上期〗

　　　　　　　　　　　　　　‖改革开放‖

　　　　　　　　　　　　１、压力下的让步

　　当毛泽东紧闭国门试验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之时，人类社会正在各种群体
的生存竞争中自发地开辟自己的演进道路。资本主义将人类社会拉入了一个新
型的竞争环境，所争的是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充分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对
人的理解和尊重的竞争，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竞争。竞争中的优胜
者，在世界上拥有远大于其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的影响力，而竞争的失败者，
则日益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国家。
　　毛泽东身后的中国，与历代帝国和前朝党国一样，孕育着决定命运的三大
趋势。在与国外列强的关系方面，党国的实力越来越弱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
方面，人口过剩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党国内部关系方面，统治集团的权力依然
不受制约，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边界受到严重压缩，反弹的力量越积越强。
　　邓小平统领的权力体系遭到文革的严重破坏，他的控制能力不如毛泽东，
意识形态信念也弱于毛泽东。于是，邓小平顺应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开启了
改革开放的泄洪闸。
　　相对人民公社制度，帝国传统的自耕农制度中蕴藏了巨大的利益。统治集
团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名义向农民追求这种利益的压力作出了让步，
在扣留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然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行政
管理成本不增反降，困扰统治集团多年的农产品短缺问题迅速解决。⒃
　　相对计划经济和官营工商业制度，帝国传统的民间市场和私营工商业制度
也蕴藏了巨大的利益。最高统治集团无力在官营工商业体系内安排城市剩余劳
动力就业，无力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无力解决渠道不畅和供应短缺问题，
因而积累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不满。党国不得不容忍民间商贩和城乡贸易市场，
不得不容忍个体户、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结果，在政府获得巨
额税收的好处的同时，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在官营工商业体系之外获得了就业机
会，一个在规模、产值和利润方面全面超越官营的民营工商业体系与市场一起
迅速壮大，各类商品由普遍短缺转为全面过剩。
　　相对封闭而言，向世界开放同样蕴藏了巨大的利益。中国短缺的资金、技
术、设备、知识和市场，都可以在开放中获得至关重要的补充。在这些直接利
益的吸引下，最高统治集团实行了开放政策。这项政策一方面将国外产品和企
业引进了中国，一方面将中国的企业推向了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在优胜劣汰的
竞争环境中，踏上了分工和进化的良性轨道。
　　相对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的高度中央极权和群众监督制度而言，传统的官
僚等级制度和地方分权制度，以及建国初期稍受尊重的党政分工制度和人大政
协制度，也包含了吸引各级各类官僚集团的巨大利益。官僚集团从民间夺回了
毛泽东有条件赋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宪法权利，推动了党政分开，恢
复了人大和政协的活动，地方政府则从中央政府手中争到了财政包干制度。
　　不仅如此。各级官僚在恢复旧有权利的同时，怀着补偿文革损失的热情，
加速攫取自身的利益。他们和帝国时代的官吏集团一样，暗自建立了一套架空
正式规定的潜规则体系。各级官吏利用权力从各个方面挤榨油水，并在油水的
吸引和滋养下扩张自身的规模，迅速踏上了历代官僚集团膨胀腐败的老路。
　　无论邓小平让步的领域多么广泛，这些让步都出现在帝国的次级特征方
面。在枪杆子和笔杆子由谁控制这个涉及帝国制度核心特征的问题上，邓小平
寸步不让。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在这个意
义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可以理解为帝国制度通过自己的变体与世界
接轨、调整自我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又一次努力，这是以延续党国寿命为目的的
重大策略调整。

　　　　　　　　　　　２、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四项基本原则约束下的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就
了一个新格局，一个帝国从未见过的、与欧洲的宪政诞生即资本控制暴力初期
近似的政治经济格局。
　　这个格局的基本特征，就是作为历代帝国财政基础的小农经济退居三线，
作为党国财政基础的官营工商业正在退居二线，而民营工商业和非国有资本控
制之下的市场经济企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和税收财政的主要支柱。⒄
　　官营企业及其党国老板对这种趋势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屡战屡败。在溃
败面前，与官营企业利益相关的官僚集团一方面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垄断壁垒，
保护自己不受市场竞争的威胁，另一方面则利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向全民转嫁自
身的破产危机。官营企业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已经将数以
万亿计的银行存款变成了呆帐坏账⒅，正在将数以百亿计的股民资金变成垃圾
股。
　　与上述趋势相反，民营资本正在中国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
吸纳过剩人口、交纳各种税费、增强国力和推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等方面越来
越举足轻重。而且，资产阶级与帝国依存了两千多年的小农大不相同，他们交
易频繁，竞争激烈，交易费用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敏锐反应，影响
他们的竞争能力。
　　资产阶级对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要求更加苛刻，同时又见多识广，善于比
较。他们知道合乎自己利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系统是什么样子，他们有愿望也
有能力进行权钱交易，像他们的西方前辈那样为自己购买一个将暴政永远控制
住的可以信任的宪政制度。早在“六四”前后，人们便看到他们出钱出力的慷
慨赞助，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他们的财产总额大幅度增加了，他们对生存
发展的政治保障的需求也更强烈更有力了。
　　如果不能在公开交易中合法地买到上述优质产品，资本家个人就会在私下
交易中购买隐蔽的特殊利益。事实上，他们已经进行了大量局部性的私下交
易，营造出贪官污吏与资本家联手对外的局部气候。
　　这种官商勾结的制度的前途，正如历代帝国官府与各地土豪联手建立的潜
规则秩序表明的那样，官吏有了帮凶，土豪有了靠山，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
产集团的基本均衡将遭到更加迅速而深入的破坏，最终颠覆整个社会。官府垄
断和官商勾结还可以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以垄断性的高价抑制需求，使得更
多的老百姓买不起；以各种名目和手段抽走消费者的收入，让更多的消费者没
钱买。长此以往，在一个危机四伏容量狭小的市场面前，资本也堵住了自身的
发展道路。
　　假如公开和私下的交易都不成功，资产阶级可以退出交易，这意味着资本
抽逃，其结果便是税收减少，失业增加，社会动荡。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要求
每年维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市场上的所有新来者，急需就业机会的工
人，渴望进城就业的农民，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
　　统治集团对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最好让步，就是建立一个便宜的民主的
政府，在体制上降低与政府有关的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提高民族工业的竞争
力。这也是介入国际市场竞争之后必然出现的政治要求。不肯或不能创造一个
交易成本较低的政治法律环境，就要创造一个劳动力或其他生产要素更加便宜
的环境。这就意味着降低土地价格，禁止组建工会，降低对工人利益的保护，
降低对环境的保护。总之，以工人农民和全社会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补偿恶劣
的政治环境，以此维持本地环境对资本的吸引力，维持经济增长和政权稳定。

　　　　　　　　　　３、民主的利益与专制的风险

　　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官僚集团自身，都能感觉到民主
制度潜藏着巨大的利益。就好像大包干制度可以每年增产上千万吨粮食、增收
上百亿元人民币一样⒆，这种利益在实现之后也是可以计算的——资产阶级可
以算出交易费用的节省，工人可以算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可以算出乱收费
的减少和城镇吸纳能力的增加，知识分子可以算出意识形态领域解禁带来的大
量机会和财富，官僚集团也可以算出自身的安全稳定——当然还要扣除专制权
力受到监督的损失。
　　作为一个整体，中国还可以通过建立民主宪政制度降低国际舆论的担心和
敌意，降低国际交往的成本，提高自身的地位，获得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
益。
　　上述各种利益，在不同的集团和不同的人眼中是不一样的。利益的大小不
同，清晰程度不同，争取的代价不同。控制新闻和言论可以影响人们对利益和
代价的评估，禁止成立政治组织则可以降低追求民主的力量，提高追求者的个
人风险。因此，党禁和报禁都是阻止民主宪政制度诞生的重要手段。
　　不过，阻拦民主宪政的总体风险正在增大。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一个
自身权力不受制约，可以凭借合法暴力敲诈勒索、索贿受贿，可以出卖法律和
公正，又可以向全社会和子孙后代转嫁风险的统治集团，是一个吸引力巨大的
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吸纳寄生人口的膨胀趋势是历代帝国都无力禁止的。
　　全世界都知道，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也明白，民主和宪政可以制约官僚
集团的权力，降低官僚集团的吸引力和膨胀能力，阻断帝国崩溃的历史性循
环。中国各个社会集团，包括官僚集团内部的真诚高明之士，对民主和宪政的
追求已经在“六四”运动中表现出来。但在这场争取民主的运动中，中国民间
的各种社会集团处于严重的无组织状态。共产党的党禁和报禁政策造就了民间
的一盘散沙，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集中起来，更难以统一成
理性的可以协商妥协的政治主张。在这种缺乏组织的状态中，每个人都可以不
承担义务，也无法有效地承担义务，但每个人都可以也必然提出自己的最高诉
求，表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这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失衡的危险状态。
　　统治集团内部对民间的民主要求缺乏准备。共产党一直不能正视其作为历
代统治集团继承人的独特利益和传统弱点，他们坚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
益，不肯正视还政于民的问题，更谈不上建立一个各种利益的表达、协商、妥
协的有效体制。突然之间，面对喷薄而出的民主要求，在政治局、国务院、人
大、政协、北京市委市政府之间，在这些机构内部，同样翻卷起不同的利益和
风险计算。在同样缺乏意见表达和利益协商妥协机制的统治集团内部，在信息
通道被官僚机构扭曲的体制内部，这些复杂计算同样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共识，
这就孕育了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甚至发展为暴力对抗的巨大危险。于是，邓小
平快刀斩乱麻，他动用枪杆子将自己视野中的挑战和难以承受的风险镇压下
去，再动用笔杆子将这种挑战妖魔化，然后下令禁止一切争论。
　　十余年过去，民主仍然是一个禁止公开讨论的问题。但是民主和宪政制度
包含的利益增加了，抵制民主宪政的风险也增加了。这是一个更多的人需要民
主制度、并且愿意为民主制度支付费用，因而使得民主制度能够在建立之后长
期存在和顺利运行的新时代。可是共产党却坚持以强权方式抑制各个社会集团
对上述利益的追求和宣传，继续禁止各阶层自发集会结社追求自身的利益，禁
止民主宪政所必须的各派政治组织的诞生，强制保持对帝国统治最有利的一盘
散沙状态，毫无还政于民之意。
　　共产党正在培育暴乱。它无力实施公开承诺的正义，无力约束自己，却以
暴力禁止其他社会集团建立约束机制的企图。它拒绝还政于民，又拿不出扣押
人民民主权利的像样理由。如此严防死守下去，无非是自身的千疮百孔和豆腐
渣化，待危机积累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后，一旦失守，就可能导致整个中国在人
口压力和充满仇恨的暴力集团的混战中崩溃，这将是历代帝国的命运的重演。
在共产党强行制造的一盘散沙之中，很难指望共产党的替代力量及时生成。这
意味着中国的帝国制度和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和宪政制度的转型的又一次失
败，也意味着共产党将亲手摧毁自己在工业化和改革开放的数十年中建立的历
史功绩。
　　退一步说，即使共产党暂时成功地镇压了国内的民主宪政要求，国际环境
仍然充斥着市场竞争。这种竞争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缓慢却坚定地冲刷、淘
汰着昂贵而低效的政府。淘汰的途径，就是将这个被政府拖累的缺乏竞争力的
国家挤到世界的边缘，就是在竞争失败导致的贫穷失业中积累起造反的力量，
就是造就一个与满清政府倒台前类似的内外交困和众叛亲离的革命情境。从较
长的历史时段看来，一个腐败低效的政府和容忍这种政府的民族是无法在竞争
环境中生存的，要么改变，要么衰亡。
　　共产党有机会疏导社会压力，有机会引导中国和平地完成社会转型。中国
也存在着和平转型的条件。无论如何，议会、宪法、最高法院，这些民主和宪
政的架构及相应观念，已经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并且在各
个层次上造就了一些利益集团。中国人民在增进对世界了解的同时，越来越清
楚一个合理的政府应该如何产生和如何运作，越来越明白他们应该从政府那里
得到什么，又被剥夺了什么。这种观念的变化反过来又增强了人们对人大和宪
法的期望。
　　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人大和政协完全可能在护宪的名义下合法地行动起
来。特别是人大常委会，清除一切违宪的法规条令正是它的法定职责。帝国的
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在体制内合法挑战专制权力的制度基础，而这种条件如今已
经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这种体制内的挑战一直没有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幕后操作者的遏制。共产党精心编织了一张利害关系网，并以这张内部的威
胁利诱之网架空了宪法。然而百密难免一疏，王纲解纽的危险始终存在。毕竟
中国历代都有一些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英雄，毕竟民间的重大利益诉求需要
自己的代言人，在危机显现之际尤其如此。
　　一旦人民授权的法统与自称掌握了历史规律的道统发生冲突，中国就可能
出现一次类似“真理标准讨论”那样的政治性的哲学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
就是服从人大还是服从中共中央。人大或议会是对各种社会利益汇总，历史规
律就在这个模拟的社会中自我展现，而道统与法统就在这个自我展现的程序中
合为一体，成为社会各界认可的正式法规。
　　显然，上述政治和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了风险和利益冲突的复杂过程，无
论是共产党主动发动还是被动应对，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操作技巧。然
而，只要有转型的愿望，总有许多过渡方案可供选择。譬如扩大高层差额选
举，进行政治特区试验，允许民间政治和舆论组织的合法诞生等等。最大的危
机在于：共产党统治集团表现出了相反方向的持续努力，人们看到的是搜根寻
源的扼杀，是网眼越来越密的捕捞，是全面的封堵，是日益无效同时又日益强
化的欺骗性宣传。
　　但是，扼杀异己或抑制社会组织的发育并不能为党国的独裁统治开辟前
途。帝国安身立命的小农经济基础已经被党国的工业化成就破坏了，帝国生存
的闭塞环境已经被西方文明带来的竞争破坏了，帝国体制解决自身问题的希望
已经被数十次徒劳的王朝循环破坏了。面对无法挽回的破坏，帝国组织即使纯
粹出于自身利益，合乎逻辑的最佳选择也是放弃权力垄断，这样才能为福利生
产集团创造一个低成本的高效可靠的政治法律环境，清除潜规则产生的土壤，
挽救社会母体于危难之中。不过，这个选择恰恰意味着帝国寿命的自我终结。
在这个意义上，党国是帝国的最高阶段。党国既是帝国的掘墓人，又是腐朽的
垂死的帝国。
　　很难指望中国共产党认同上面描绘的历史和现实的图景，尽管这幅图景可
以近似地理解为马克思描绘的资本主义诞生前的富于东方色彩的历史图象。问
题在于，认同这种图景意味着对共产党的业绩和地位的评价大大低于它的自
诩，意味着共产党在未来的利益分配格局中丧失特权垄断地位。在这种垄断地
位给特权集团带来的利益消耗殆尽之前，自我放弃需要特别的崇高和勇气。在
这里，历史给共产党的领袖保留了成为最后一个大英雄的机会。

　　　　　　　　　　　　‖共产党之后‖

　　未来的、摆脱了共产党专制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必然美好的社会。资本控
制一切的社会，另有其不公和丑陋之处，另有其危机和苦难。另外，几千年的
专制培育出适应生存环境的奴性，逃避义务的奴性又反过来培育出强大的专
制。搭便车的传统根深蒂固地扎在人们的心底，并将以这种推委和近视培育出
新的独裁梦想。确立难以逃避责任的严密机制和主动担当公民责任的社会意识
将是一个漫长的互动过程。
　　尽管如此，公开的政治权力竞争，民众对政党和政策的自由选择，公众舆
论的自由表达，比起党国在黑箱中的垄断和特权来，至少获得了大体的公平和
程序的公正，获得了进步的基础。中国将因此超越暴力强权统治的历史阶段，
与悠久的帝国的历史告别。同时，西方文明为克服资本主义自身危机而进行的
百年探索，西方已经建成的对资本力量的尊重与制约相结合的机制，也为中国
提供了大量经验。
　　因此，替代党国的并不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作为最关心企
业兴衰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保护和尊重。同时，挣扎
于民营企业中的无产者也将获得他们的代表和组织，显示出他们对政治的影
响。农民将争取到取消户籍歧视和抵抗苛捐杂税的权利，将在他们愿意花费时
间和精力作出区别和选择的空间之内选择自己的公共事务管理者。知识分子集
团的创造能力将在解除了禁锢的社会中喷发出来，为社会和自身创造更多出的
福利。
　　所有这些权利，都是从号称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共产党手中获得的。人民中
的每一种重要的利益诉求，都将在议会中得到讨论和计算，确定受益者和支付
者，并在彼此的让步和妥协中达成协议，成为受到各方尊重并且有人力财力支
持的法令。共产党习惯制造的装饰门面的法令，表达美好或欺骗愿望的数以百
计并不实施的法令，将被体现出真实的社会关系并确定了支付来源的法令所取
代。
　　未来的中国充满了伟大的机会。这个国家人口如此众多，资源如此紧张，
追随工业文明的道路必定是困难重重的。各种资源的价格将随着这个庞然大物
的需求的增长而昂贵到必须寻求替代的程度。中国所提供的这种压力，它处在
第一线所感到的迫切需要，再加上无法将这种压力转嫁于他人的合理制度，将
迫使和诱导中国用最多的人力和聪明，以最高的热情寻求替代性的文明。
　　这一切只能发生在彻底埋葬帝国制度之后。这个统治集团根据自身狭隘且
隐蔽的利益裁剪一切的制度，无法容纳更无法激励亿万人民的发明创造。
　　在一个极权体制的社会里，平民个人的反抗不仅是微不足道的，也经常是
得不偿失的。然而，对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的向往，对这样一个社会的越
来越清晰的描绘，对这个社会到来的愿望的一次又一次的表达，对阻挡性努力
的唾弃与不合作，对促进性努力的赞扬和帮助......每个公民的日常言行，都
蕴藏着足以导致“王纲解纽”的力量。同时，这些言行又是符合公民自身利益
的。这是掌握自身命运的愿望，是对王朝崩溃风险的规避，也是在世界市场竞
争中争胜的必要。我们的就业、收入、安全、自尊、荣誉，我们民族的前途，
还有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都通过这些日常具体的事务分配到我们每个人的肩
头。
　　帝国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处处逃避自身责任的民族，不配有更好的
命运；一个容许自己的成员逃避责任的民族，将在整体上遭到报应，沦为人们
逃避的对象。

　　　　　　　　　　　　　　　　　　　　　　２０００年


⑴　这项条件可以如此表达：掠夺（防御）收益－掠夺（防御）成本Ｘ生产收
益－生产成本。显然，初次掠夺需要镇压反抗，需要建立掠夺体制，一次性成
本会比较高。此后只要支付维持威慑力和掠夺体制的成本就可以了。暴力与生
产的专业化分工在社会性昆虫那里已经出现，譬如兵蚁。在蜜源紧张（蜂蜜生
产成本上升）的时候，蜜蜂的“盗性”也会随之上升。盗蜜行为可以导致蜂群
之间的战争，导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
⑵　在帝国时期，暴力赋敛集团主要由皇室、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构成，他
们凭借超经济的权力分配并占有资源。而福利生产集团，主要由农民、手工业
者、商人、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构成。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与暴力赋
敛集团在成员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方面，暴力赋
敛集团也有生产性的作用。
⑶　《诗经·国风·齐风·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
⑷　游牧民族的侵掠行为是应付灾害的生存策略之一。《史记·匈奴列传》
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
也。”因此，来自草原地带的暴力掠夺威胁，构成了帝国外部环境的一个固定
存在。
⑸　建立帝国制度是对中国社会一次重组，重组后的社会只需要同样甚至更少
的生命和财产的投入，就可以获得优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安全和秩序。这既是司
马迁笔下士庶的共同信念，也是后代帝国臣民的普遍感觉，故有“宁为太平
犬，莫作乱离人”之说。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制度是费用更加节省的制度，因
此本文反复强调其高效率的特征。找到并且建立这样一种费用更加节省的制
度，成功地实现这样的社会重组，不能不称之为伟大的文明成就。
⑹　均衡是指博弈论（或作为其特殊形态的微观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所描绘的
一种状态：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每一方都同时达到了约束条件下可能实现的
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而这种状态可以长期持续存在。
⑺　国营资本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在各个时期有很大不同。１９４６年上半
年，国民党政府接收敌伪产业之后，国营资本在工矿业中所占的比重超过８０％
（沈春雷：《中国战时经济志》，第１６页，台湾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⑻　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第１４０
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
⑼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⑽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８２年通过），序言部分及总纲第一
条、第二条。
⑾　据计算，在近３０年的时间内，通过上述方式从农民身上获取的积累达
６５００亿至８０００亿人民币，大约相当于同期中国投资总额的７２％（参
见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
济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２期，第６４－７０页）。
⑿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２）》，中国统计出版社，第
３５页。
⒀　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为例：１９８０年，每生产１美
元的产值，中国耗煤２．９０千克，印度为１．７７，韩国为１．１２，巴西
为０．０８，日本为０．５１，法国为０．４５，美国为１．０５，英国为
０．５７，德国为０．４９。（资料来源：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转引自林毅夫等：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第１版，第７６页）
⒁　按照台湾学者郑竹园的估算，中国大陆的体制所导致的损失和浪费，从
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８年３０年间，总数高达１２０００亿美元。如果能够避
免这种损失，中国的国民收入实际水平可以提高３倍，在１９７８年以前便跨
入小康。（《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第１１０－１２６页。台湾联经出
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版）
　　在体制比较中，大陆与台湾、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以至整个东方阵
营和西方阵营，都显出相同的结论。
⒂　以日本为例：１９６０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日本相近，１９８０年
却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参见谢百三：《当代中国的若干经济政策及其理论》
（１９９１年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３页。
⒃　１９８５年，大包干确立之后，中国农村总产值比大包干前的１９７８年
增长了将近３倍。农民人均收入，１９７８年为１９１．３３元，１９８５年
为３９７元，增长了２．０７倍。（参见《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６年）
　　粮食总产量，１９８４年为４０７３１万吨，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３３．
６％。棉花总产量，１９８４年为６２５．８万吨，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１．
８９倍。油料总产量，１９８４年为１１９１万吨，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１．
２８倍。（参见《当代中国的农业》，第３７５页，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
２年）
⒄　据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国际金融公司首次发
表的关于中国私营部门的调查报告认为，整个非国有部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的贡献率可达约６２％。国际金融公司日前发表其首份有关中国私营企业的主
要国际性调查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中国的私营部门在过去２０年中呈指数增
长，其目前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与国有部门几乎持平。
　　目前，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３％，如果包括私人拥有的农业企
业，这一比例就会达到５１％，再加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贡献，整个非国有部
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可达约６２％。由澳大利亚政府国际发展署资
助国际金融公司开展的这项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部门在发展中克服了许多困
难，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其产值以平均每年７１％的速度增长，非公部门的就
业率平均每年增长４１％。
　　这份名为《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新世纪的前景》的研究报告发现，私营
部门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最重要的结果，并且，私营部门在创造产值和
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⒅　“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这是一句在中国股市流行的
顺口溜。至于具体数字，“据有关材料估计，目前银行贷款中有２０％难以回
收本与息，有３０％左右只能收息而很难收本。这两项加起来，已达到贷款总
额的５０％左右。”（引自迟福林主编《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改革》，第３０
页，外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版）另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编著的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报告（１９９９）》：“据包括权威杂志《经济研究》在
内的国内媒体透露，截止到１９９７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在贷款中所占
的比率为２０％左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１版）
　　１９９７年国内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是７４９１４亿元，私营企业及个
体使用贷款只有３８６．７亿元。１９９９年各项贷款总额为９３７３４亿
元，私营企业及个体使用贷款只有５７９亿元。（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
计摘要　２０００》，第７３页，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第１版）
⒆　据林毅夫计算，以生产队体制向家庭农作制度改变为代表的农村制度改
革，对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４年农作物产值增长的贡献约为４６．８９％。
（参见《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９５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４年新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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