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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ＴＵＮＮＥ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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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六　十　九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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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8.11　　　　　　　　　　　　　　　　　　　　　（sd0108b）
　÷÷÷÷÷÷÷÷÷÷÷÷　本　期　目　录　÷÷÷÷÷÷÷÷÷÷÷÷
１、评　　论　转贴：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佚　名·
２、研究讨论　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是知识差距　　　　　　　　·何清涟·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百病缠身
　　　　　　　　　——我所了解的中国大学　　　　　　　　　·断　剑·
　　　　　　　中国潜在的环境危机与可持续发展　　　　　　　·黄育川·
３、人　　物　我的“防艾”道路　　　　　　　　　　　　　　·高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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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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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　转贴：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

　　　　　　　　　　　　　　　　　　　　　　　　　　　　　·佚　名·

　　江总书记说，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
百万是个数字。

●　触目惊心

　　近日，天天上网看新闻，看南丹的新闻，因为我知道从那方方正正的电视
里，休想看到我想看的东西，只有在稍有自由、民主的互联网上才有真正的正
义之辞。据说，这次事故死了２００人（还在调查中），看着这个数字，我想
起了三个字，“包身工”。
　　可怜的农民矿工，要是解放初期，你们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你们就是国
家的主人。现在，你们终于成了在腐败的权力保护下的资本家的牺牲品。你们
曾经是中国的“脊梁”！很悲哀。人命如草芥。这就是命运？中国穷人的命
运。贫穷的人，永无翻身之日。
　　每根枕木下都有一个屈死的冤灵，矿主每一分钱上都浸透了工人的血与泪
啊！！
　　曾经有２００份真诚的爱情摆在２００个工人面前，但他们没有珍惜，等
到失去的时候这２００人才后悔不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黑暗中矿
井里的水——漫过他们的脖子，没有犹豫。如果上天能给２００人重来一次的
机会，他们会对２００００元（矿主用两万元买下了他们的生死状）说：“不，
我不要你。”如果非要在这个誓言前加一个期限，他们希望是１００００年。
这一段曾经如此搞笑的文字，用于此处，却越发让我感到心酸。
　　有没有一个地方叫天堂？让今生受苦的人能够幸福的生活的地方。
　　死去未尝不是一个解脱，只是会留给他们的亲人无穷无尽的痛苦。
　　如果有来生，你们会流泪悔悟，重新选择“一份有前途的职业”吗？泪水
潸然而下，打湿了母亲的白发、妻子的双眸、孩儿的甜梦……
　　你们的死，能唤醒国人的良知，倒也还值得。可是会吗？我们将会看到，
还会有很多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兄弟，为了维生，继续下井——那种没
有安全保障的井，再一次成为牺牲品。今天在这里发生明天又在那里发生，不
过还好人性还在，我们还能为我们的同胞哭泣，如果到了有一天，我们不再把
这样的事情当成新闻，而是一宗刑事案件来看，那就是我们进步了，但是现在
我不知道我们的公安部门，我们的政府部门还有我们的工会。我不知道他们是
怎么看这样的事情的。也许他们会这样认为；我们没有责任，我们已经通知过
他们。我们已经教育过他们，我们已经对他们处理过，这是他们自己不遵纪守
法。他们惟利是图。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工作做完了，不是我们的错。那是谁的
错，是我们的工人吗？是他们惟利是图，是他们明明知道而自己去送死的，他
们自己愿意的。但是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去他们的老婆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家会
是个什么样子。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什么是资本家，现在我知道了。小时候老
师告诉我什么是万恶的旧社会我没见过。但是今时今日我能想象了。这是我的
悲哀也是我们的社会进步吧！为了我也为了大家。

●　痛心疾首

　　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心也太黑了。但地方政府是干什么的？法律是干什么
的？很简单，都被他们买通了，他们在酒桌上称兄道弟，颃瀣一气，哪管百姓
的死活？中国的法律只是对一部分人起作用，根本就不管他们。马克思说过：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赤裸裸的。而中国的私营经济还停留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
没有安全保障、让工人无偿加班加点、任意打骂工人、没有工会组织（国企的
党政工团也都是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工会的作用只是发点福利）。老百姓为了
养家糊口，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让他们剥削，因为自己不干，有的是人干，安
全问题只能是听天由命。时代发展到今天，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私营企业都无
法象中国的私营企业一样任意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因为政府不允许，法律不
允许。我们就可以，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
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家看看都是哪些人先富起来了？
　　合法的不发财，发财的不合法。没有“黑”的背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Ｂｉｌｌ　Ｇａｔｅｓ发了，我服；黎东明发了，ｓｈｉｔ！
　　我们来看看那个姓黎的矿主的荣誉称号：“自治区乡镇企业家”、“自治
区优秀乡镇企业家”、“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
国劳动模范”，我想问问：难道这些领导，你们真不知道发生事故吗？你们还
是人吗？！你们当官干什么？为什么给姓黎的那么多“美”称？半个月了，当
地政府还不知道可能吗？一天时间就可以传遍全县，他们是故意不知道，知道
了也不上报，故意敷衍塞责，甚至那个封锁消息的老板背后就是这些人在指
使，否则一个小小的老板有这么大的能量吗？每一个重大事故的背后都有一群
贪官的鬼影在翩翩起舞。
　　当流的是他们自己的血，那些贪官污吏才会皱一皱眉头；死的是他们自
己，那些贪官污吏才会放下他们吃拿卡要的筷子；毁掉的是他们自己的家庭，
那些贪官污吏才会从他们的小蜜身边走开！
　　广西企业的领导和财务科长勾结起来贪污受贿。广西还在原来的大贪污犯
原广西政府主席成克杰和大流氓地痞原广西政府副主席刘知柄的阴影的笼罩
下，因为他们安插了大量的他们的人在政府机关及企业任重要职务，广西怎么
会不出问题！！！！
　　都说“干部”们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的利益着想，急人民所急，代表着
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可是，我们却常常会被这些真假难分的话的“口号性”狠
狠地撞一下腰。
　　“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可现实是我们三天两头都在死人；
　　“要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可现实是大多没有下文；
　　今天又有了“以秒为速度”，可现实是我们却人为地耽搁了十多天；
　　我们的“公仆”们是救火队吗？不，救火队尚以及时为天；我们的“公
仆”是来善后吗？不，善后者尚知要让死者安息，让活者活的更好；我们的
“公仆”是什么？他们只是一些领导。既然是领导，当然是对的，当然要讲
话，也当然是一副以天下为公的神态。
　　国家的兴衰，不在外而在内。
　　人命关天，人命在天。
　　命都不在，何以申冤。
　　惩治腐败，更待何时！
　　企业整改了！没用！！领导撤职了！也没用！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官獠，腐败，尤使我耳不忍闻；
　　将那些收受贿赂的视民如草芥的贪官污吏游街视众，处以极刑；
　　将那些视百姓生命如儿戏的承包者绳之以法，凌迟处死；
　　该杀几个人给某些猴子看看了！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　有点怀念

　　就在此时，我想起了鲁迅，当年鲁迅先生的文笔是如此辛辣，如此一针见
血。我想，如果鲁迅先生如今还活着，并能执笔写字抑或敲打键盘的话，可能
又有一篇经典文章将要出炉！我钦佩鲁迅先生的文笔，我没有他那样的造化，
我无法用我手中的键盘敲打出让整个中国都为之一振的文字！但我还会写，虽
然与鲁迅先生比起来我会自惭形秽，我还是要出丑！
　　每当美国有杀人案时，台湾经济不景气，中国的各种新闻媒体大量的、铺
天盖地的详细报道。而每当我们国家自己发生许多他们认为不体面的事情的时
候，却尽量来个消息封锁。现在有了网络情况比以前有了改善，但是在我们的
主流媒体上面总是看不到这些报道。为什么？这一点，我想是不言自明。
　　这次事故最终得以大白于天下，首先要感谢那位乔装采访的记者和那位冒
死说出真相的幸存者，那位记者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再回过来看看ＣＣＴ
Ｖ整天在干什么？废话连篇的新闻和各种专题节目、煽情的大款＋婚外恋的电
视剧、还有叫你赶快拨打给他们送钱的１６８……热线，当然他们也有真激动
的时候，比如申Ａ成功，因为他们又有大钱可赚了。
　　感谢他们吧，那些怀着正义感、冒着生命危险把事故的真相一丁点、一丁
点“抠”出来，公诸天下的记者们。有劳你们了，令我肃然起敬的记者，要让
事故真相完完全全大白于天下，依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
样心存正义感、同情心的善良的人民大众永远是记者们坚不可摧的最强大的后
盾。
　　只有新闻媒体的督促才能真正使我们的政策从上到下贯彻下去，不然朱总
理永远也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也只有靠他专门安排到基层的直接报道
人员才能得到真实的材料！
　　怀念，三百年前有狄更司笔下的“血汗工厂”；那时候还有鲁迅在口诛笔
伐；那时候还有夏衍在写《包身工》；那时候还有毛泽东刘少奇等走进了安源
的煤洞；那时候还有田汉聂耳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那时候还有英特纳雄耐尔
在九州大地上飘扬！

●　朱总理，你在哪里？

　　中央一再三令五申要注意安全，可是有些地方官为了自己的私利，怕掉官
以至于不报，什么不知道，什么没上报，这都是推卸，是为了自己，把人民的
生命当儿戏，外国的有家报纸已经做出了可能的推断，可是我们的媒介呢，还
蒙在鼓中，这说明当事人在当地有多大的权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的地
方官是如何为了一已私利在如何坦护这些违法的行为，美其名日：为了人民造
福，可是实际上呢……
　　不言而喻，政府的信誉就被这些人给一点点的破坏，一点点的糟蹋。
　　最近，得到了“关于南丹矿难的材料上，作出了重要批示”，內容如下：

　　　１、查到底死多少人？
　　　２、查为什么一个矿主能有这么大的社会能量？捂得那么久，以往又
　捂了多少？
　　　３、查矿主如何发展起来的，如此暴富背后必有惊人问题。
　　　４、从外省抽调力量，独立深入从刑事、经济、税务等调查入手。
　　　５、“土皇帝”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有政府代言人，当地政府形同虚
　设。这个问题要好好搞清楚，有代表性，这是关系国家政权基础的大问
　题。要讨论如何更科学的建立真正属于人民，属于国家政权的基层政府。
　否则政令如何下达？要确保中央政府不会被类似的地方政府架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是被蒙在鼓里！
　　我们不能要求朱伯伯一个人每天都埋头于检查督促之中，毕竟有更大的事
情，更繁忙的工作在等着他，毕竟他只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贪官污吏见之怕之
的神！他只能说，我是一个清官，但他没能力把所有当官的都变成清官。是
的，朱伯伯，你不能改变他们，那你就撤了他们。改变他们，难；难道撤掉他
们比改变他们还要难？我们需要朱伯伯你心中那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我们
需要朱伯伯你这样一个手段强硬而“不被束缚手脚”的总理！现在中国的贪污
腐败已经到了一个不可不制的地步了，清醒吧，党，觉悟吧，党！
　　一个小小的矿井“主”能够控制这么多的人的嘴，把消息封锁这么长的时
间，甚至连记者访问还有生命危险，面对如此多的死难者“它”哪来的胆子，
“它”又是如何做到的？？？？“它”真的是个怪物，政府都把它没有办
法？？？刚刚过的“七·一”、“八·一”媒体宣传的中国共产党在当年如此
艰难险阻的情况下都能够顽强地坚持下来并且解放全中国，难道就不能为我们
这些最底层的打工者主持公道，而允许这个别歹人为所欲为，难道现在的政府
就不是当年毛主席领导下的政府，如果说真的是当地“政府无能”这问题也就
简单了，但愿如此，我们老百姓真的想看到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工作作风，我相
信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曾经当年沿着这条路线，领导我们推翻了
三座大山，领导我们建立了新中国，那现在还要不要走这条路了呢？党，我相
信你；党，我拥护你；党，我支持你！我爱梦想中的共产主义！

　　最后我要唱一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只要天安门前太阳升……”

——后记：花了３个小时看此事的相关报道，然后又用了２个半小时终于写完
了这篇文章。马上又可以上网了，我要继续上去看最新报道啦！

〖“强国论坛”，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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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讨论°

　　　　　　　　◆　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是知识差距　◆

　　　　　　　　　　　　　　　　　　　　　　　　　　　　　　　何清涟

　　１９９９年３月下旬在杭州讲学，一位听课的大学生递上条子，讲他们这
一代学生花费相当大的成本与代价才考上大学，但到了大学里以后，才发现一
些大学教师传授给他们的“知识”是伪劣产品。作为消费者，他们本来有权拒
绝购买这类伪劣产品，但由于教育是个垄断性市场，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继续
被迫接受这类伪劣产品。据此，这位学生认为教育这个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不公
平。
　　这位学生的指责很有道理，因为我们自己也曾经是落后的教育体制的受害
者。但是这位学生的指责还只说出了一部分情况，因为我国教育的问题远不止
于此。可以说，我国现在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教育的落后有直接关系，教育的落
后一方面体现在教育内容的落后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教育普及的层次较低
上。教育的落后使我国人民与发达国家人民在知识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
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我国的社会发展。
　　首先，教育的落后造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一般而言，教育的收益不仅为
受教育者所拥有，它的边际收益可以扩大到家庭。事实表明，一个人受过教
育，往往会增加家庭中或社区中其他人的学习机会。最为人所知的例子是代际
影响。有数据表明：父母亲所拥有的知识可以提高家庭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
在秘鲁，家长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在越南，如果家长没有受
过教育，则生活于该家庭的人生活于贫困线以下比率为５４％；家长受过中学
教育，该比率为４１％；而受过大学教育的家长，其家庭人口的贫困率为１２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脑体倒挂的情况得到改善，也已出现家庭收入
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的趋势。最能预示儿童未来教育成就的因素是其父
母的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相近而父母接受较少教育的孩子相比，父母接受了
较多教育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比较多，而且他们一般在考试中成绩也更好。一
般而言，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比父亲的更大，其原因是因为母亲在家
庭中的作用更大。对于教育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改善对女童的教育尤其重
要。因为女性教育的益处今天已被人们广泛认同，它包括改善儿童的营养和健
康状况及降低生育率等。受过教育的母亲一般而言，能够培养更健康的孩子。
但是在我国，对女性的教育一向受到忽视（有句古话说“女子无才就是德”），
近几十年女性在教育方面的机会平等在我国大中城市中基本得到解决，但在广
大农村与小城镇中却还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困难家庭，如果只
能有选择地让孩子上学，一般都会让男孩子上学，哪怕女孩的学习成绩更好。
　　其次，教育在人力资本的形成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传统农业经济的农作技
术是通过父子相传完成代际传播，但现代经济部门中的任何一门技能都很难通
过这种传统方式完成，尤其是在知识更新相当快的今天，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产
品周期，并大大加速人力资本的贬值。不少国家为了培养一支能跟上技术发展
不断变化潮流的劳动力大军，不断在加强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于象我国这
样存在近一亿文盲与５０００万残疾及弱智者的人口大国来说，还有一个基本
问题，那就是让人民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如写字、识数与分析推理能力，这些
技能是未来劳动力市场竞争所必需的。从我国国有企业大量下岗工人与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缺乏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作的基本
技能与知识。其中一部分年龄较轻者还可以通过技能培训重新就业，而不少人
将因自己无法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而被排斥在现代社会的边缘。从根源
上探讨，我国劳动力素质低下与我国教育的落后有密切关系。无论对于国家还
是对于个人，教育都是传播知识与创造知识的关键，基础教育是培养健康、有
技能和富有活力的劳动力大军，以及保证本国成功地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的基
础。
　　第三，教育可以增强国民有关环境保护的知识。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
样，我国目前在繁荣的背后，面临着环境劣化的巨大压力。根据去年对长江水
灾的反思，可以发现一点，文化水准越低的人群，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越差。越
是贫困落后的地方，人们受的教育越少，在环境生态上也就越容易出现竭泽而
渔的情况，如贵州某地乡村农户炼锌，竟将三百多公里的地带毁损得寸草不
生。四川的大小凉山地区，森林覆盖率正在急剧减少。在近几年的调查中发
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环保意识也越强。而下一个世纪中国的主要问题就
是人口与环境问题，要想成功地传播环境管理的知识，让国民了解人类活动与
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必须先普及教育。
　　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不足最终会引起社会与经济问题。美国曾进行过一项调
查，这项调查显示，在１９９２年的任何一天中，１８－３４岁男性辍学者中
几乎有１／４处于坐监狱、缓刑事或假释的状态，但他们只占该年龄组别高中
毕业生的４％。我国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全面调查，但从高智能犯罪之外的一般
刑事犯罪中可以了解到，刑事罪犯中的大多数都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因
为这些人受到的教育少，缺乏知识与技能，在合法的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工作的
机会较少，这种状况迫使他们转而寻求其他的谋生手段。
　　经济增长中不能由有形的、可认定的生产因素，如劳动力或资本来解释的
因素，可由知识来解释。不能由有形的、可认定的生产因素来阐释的经济增长
——计算中的残数——可归因于生产率的增长，即通过知识而更明智地利用其
他因素。由于经济学家Ｒｏｂｅｒｔ　Ｍ．Ｓｏｌｏｗ在本世纪５０年代最先
使用这一方法，这个残数因此被称为“索罗残数”，该残数所要测算的是传统
意义上所称的总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增长。后来经济学界才引进“人力资
本”这一概念，以更好地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现在各国都已认识到，人
口受到较高程度的教育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可以学习采用更好的技术，美国１９
２９－１９８２年间人均ＧＤＰ的增长中，２５％可由受教育年限的增长来解
释。香港、台湾、新加坡、南韩等地的经济增长，教育也起了无可怀疑的作
用。前苏联人民虽然受到较高程度的教育，识字率几乎达到１００％，但因前
苏联对外国投资、外国协作与创新实施严格的限制。当可以从世界其他地区获
得新信息时，前苏联的劳动力不能适应世界经济且缺乏应变能力，其结果是前
苏联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

〖原发《环球企业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　　　　　≌≌≌　　　　　≌≌≌

　　　　　　　　◆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百病缠身？　◆
　　　　　　　　　　——我所了解的中国大学

　　　　　　　　　　　　　　　　　　　　　　　　　　　　　·断　剑·

　　目前，大学存在的问题很多。多年来，大学脱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远
离改革浪潮的冲击。“６．４事件”以后，在大学校园里一直喊“稳定”，多
年听不到“改革”的呼声。近年来，上海北京的有些大学进行了后勤分离、定
级顶岗一类的改革，新闻记者也大量宣传。但是知道内情的人都清楚，大学的
管理状况并不必国营企业好，甚至问题更加严重。说搞了什么“有力的改革”，
是不切实际的，大学改革需要多次“攻坚战”，现在只是个开头。作者并非研
究高等教育的专家，本文只是根据自己的体验，谈一些看法：

　　１、缺乏学术自由：

　　虽然大学里有许多教师思想很解放，但整体看来，大学的观念落后于全国
改革的步伐。９０年代初期，在大学里是“左”比“右”好，反改革比支持改
革好。当时有个词叫“自由化倾向”。北京某大学的一个很有名的哲学教授，
就是因为被视为有“自由化倾向”而一直评不上博导。实际上，这个教授一直
是系党委书记，他仅仅是发表了一些很抽象的哲学论文，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
学教科书有所不同而已。这个事情说明大学里并无学术自由。后来又换了一个
新词叫“学术倾向”，是一个具有同样威力的炮弹。到９０年代中期，“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口号喊响后，有的学校、院系便宽松了一些，而有的地方
则是你说我“反社会主义”，我说你“反市场经济”。这种争论同６０年代朱
光潜、吕莹等人的美学争论不同，那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讨论，这是暗地里扣
帽子，用致命的政治子弹打黑枪。
　　从远的历史看，这是中国人窝里斗的老传统；从近的历史看，这是“文
革”遗风。“与人奋斗”要比与学问奋斗容易，扳倒竞争对手的最有力武器是
政治帽子。有的人乐此不疲，打棍子、扣帽子成了习惯性动作。这种状况再加
上近亲繁殖产生的师长权威，学术自由就没有什么发展余地了。江泽民等中央
领导人不断提倡“学术自由”，却对校园影响不大。大学里没有学术气氛，只
是有一些文化气氛，连顶尖大学也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只有炮制文字垃圾最
保险，思想创新总是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束缚。

　　２、过度官僚化：

　　目前，中国大学里的“干部”太多。国外的大学，一般只有校长１名，副
校长１－２名；系主任１名，副系主任１名或者没有。而中国的大学，几乎都
是“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正常情况，大学校长、副校长达５、６人，
此外还有党委书记１人、副书记数量多者也达４－５人；学校的常设机构，有
的大学多达４０多个处、室，精简后也有２０多个，但是精简的办法是“拼盘
法”：把几小盘菜装进一个大盘，实际上数量没有减少。每个处里有１名处长
（或部长）、至少２名副处长（或副部长）；，下面还有许多科级干部。在每
个系里，有系主任１名、副主任３名、主任助理１名，党委书记１名、副书记
２名；在教研室一级，有主任一人，副主任１－２人，党支部书记１人，副书
记１人。此外，还有团的和工会的自上而下的系统；还有学术性官僚机构：校
级、片级（比如文科、理科片等）、系级三级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校
级、片级的委员会都有十几、二十几名委员，系里的委员会一般有９名委员。
　　仅这些数字就已经决定了大学的管理无论如何搞不好。相互摩擦、权力争
夺、踢皮球、开会、没事找事干，等，构成了每日官僚事务。首先是信息高度
地分散化：有的管教学、有的科研、有的管职称，谁也不知道教师的整体信
息。西方大学的校长能对全校几百名教师情况了如指掌，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可
能只知道几个被人为地树立起来的“突出”或“优秀”人物。
　　其次是权力高度分散化。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却在相互推委中不能解决，
因为谁也没有决定性的权力。系里也是同样情况。“领导班子”这个概念只是
增加了官，没有带来效率、民主和透明度。系办公会讨论的常是无意义的话
题，领导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分配“大锅饭”：尽量向学校要更多的钱、职称指
标、各种奖励名额，然后在系里搞分配。由于政府始终不能解决教师待遇问
题，可怜学者斯文丧失殆尽，有时为了十几元钱的补贴、几十元的办班提成，
七、八个系办公会成员，要接连开几次会。系学术委员会的职称评审，基本上
也是忙忙碌碌地分配大锅饭和论资排辈，对提高教授质量没有作用。它采取匿
名投票的方法，目的是要达到公正，结果却南辕北辙，并且，匿名投票给某些
委员搞人情关系和打击报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果出了问题，反映到学校，
学校也无力解决，因为“不能搞行政干预”。一大群官僚把事情推得一干二
净。但是，如果走通了私人关系，则什么事情都能办到。所以，有些人为了提
教授、博导，不得不提前几年时间搞人情关系。
　　总之，这个体制实现了最大的权力分配，带来了最低的管理效率。它既没
有“集中”又没有“民主”。有的大学，是校长负责，还是书记负责？对此，
谁也搞不清。有的系也不知是谁在管理。另一方面没有民主和透明度。如果说
有民主，只是“班子”里的人在争论，普通教师说话是没有作用的。没有严格
的规章、制度、标准，有了也常是一纸空文，一切都是在不透明中进行的。

　　３、“官”的磁石：

　　这与上一个问题有关。目前，“官”对于许多大学教师来说，是一块有巨
大吸引力的磁石。在有的名牌大学的有些系里，尊重学问和学术权威的传统还
在，系主任远远没有名教授那样受人尊敬。尽管如此，作个系主任、处长什么
的官儿，并不是没有人干，而是象“臭豆腐”，都说臭，却都想吃，一吃就上
瘾。而在多数大学里，系主任则是威风十足，对于人们的吸引力就可想而知
了。为了作个系主任、系副主任、处长、副处长什么的官儿，不知道耗费了多
少人的聪明才智。每当领导班子换届之时，便会出现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小
报告、匿名信、诬告诽谤、造谣中伤、相互串联结党、走后门、逢迎讨好……
无所不用其极。组织部的工作量很大，马拉松式地同系里所有的教师谈话，辛
辛苦苦地工作半个月，产生的新班子大家还是不满意，顶多是新鲜几天，不久
又会有人开始骂新班子，并盼望再换新班子。一是新班子的确有问题，一是有
人想当官。
　　在这种体制下当官，的确毫无意义：㈠耽误许多时间。校领导、校职能部
门的干部自不必说，系级干部每周至少有３天时间被白白地泡进“工作”中
去，这包括开会、值班、在家中为工作接打电话、为工作心情烦恼而浪费掉的
时间，等；㈡干不了事。这种体制本来就不是干事的体制，而是一种消耗能量
的体制；㈢丢掉原来的名声。许多人当官之前名声很好，一当官就马上会有人
指你的脊梁骨：“没事间做学问了”、“官瘾大”、“无能”、“牟私利”、
“主观武断”等，最好的人至少也有两顶帽子。
　　然而，为什么“官”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总是有一些好处吧：㈠锦上添
花。如果学问做好了，再当一当官，是一种肯定或荣誉。在中国人眼里，既有
学问又当官，才算个功德圆满。因为自古以来就是官、学不分；㈡对提职晋级
有帮助。在学校什么部里当官，即使你教学和科研不行，可以下达个硬性指标
给你；此外，每个大学里都有“思想政治工作教授”、“调查研究员”一类的
职称，你总不至于笨到连“思想工作“都不会作吧？在系里任职，便于同学术
委员会的委员们搞好关系，提职称时自然是近水楼台；当然，你必须会搞“官
官相护”，如果坚持原则得罪了什么人，还不如不当官；㈢有物资利益。尽管
大学穷，但也有各种企业、创收办班、各种奖金福利分配，还是为某些想捞一
点儿的人提供了许多的机会。大岗位有大机会，小岗位有小机会。“大小做个
官，总有利益沾”的格言在大学里还适用。这些说明，当官还是比做学问来得
快。做学问是何等的苦事。不仅需要天才，还要经常忍受寂寞、苦闷和失败的
痛苦，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吃这种苦，绝大多数人都不行。这种艰苦再加上生活
条件的艰苦，有谁个受得了？相比起来，作官就容易多了。尤其是在目前的官
僚制体制下，棒棰画两只眼睛就能当官，谁不为之、谁不争之？

　　４、权威的缺失：

　　许多学科目前没有学术权威，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改革以来，第一
代学术权威是“历史文物”：比如冯友兰、朱光潜、王力、费孝通这些在解放
以前就成名的人；第二代学术权威主要来自西南联大毕业者和一些解放前从国
外留学归国者，由于有了好的知识功底，在改革开放以后做出了成就。第一代
人基本上早就去世了，第二代也是除了少数长寿者外，多数都已经去世。第三
代学术权威是解放以后毕业，在改革开放后作出成就者。但是这样的人数量不
多。连北京的一些顶尖大学里，公认的学术权威也很少了。
　　没有学术权威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文史哲这些老学科，当没有权威后，
立即呈现出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教师们纷纷宣布自己是“权威”。而在那些
历史短的社会科学学科，问题更是严重，大家都差不多，谁也不服气谁，甚至
经常你说我水平差、我说你水平差，无休止地相互攻击。这个问题与“学术倾
向”斗争、权力斗争搅和在一起，把许多系搞得乱七八糟。评职、定岗必然带
来一场大混乱，因为谁也没有资格说哪个行哪个不行。
　　权威缺失还要从成果的评价体系上理解。目前，没有那家刊物能够算得上
是“权威刊物”。一些刊物的位置很高，但其中很少有创新性成果，学术刊物
的最大读者群（研究生）基本不看这些刊物；而一些办的很好的民间刊物，又
不被学校承认。据说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近年来在刊物评价体系方面做了一些
工作，根据刊物的实际水平来划分档次；而多数大学在这方面基本是无所作
为。院系执行的情况则更是“多样化”，许多都是当权者自己任意宣布，连报
纸和一些通俗性读物都被定为“核心期刊”。这样就没有什么标准可言了。一
个系里的学术委员会主席说：“我们没法判定一个人的科研水平，只有靠字数
来判定。”这句话说明许多问题：首先，他本人不够资格作学术委员会主席；
其次，他的系里没有学术权威；其三，目前的评价体系混乱。
　　各种各样的科研项目审批和评奖同样没有权威信誉。国家和教育部的项目
的审批，每年都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织，但是人们却一直对其作用有怀
疑。自然科学的实情不太清楚，人文社会科学则可以说是在浪费钱财。每年组
织申报项目，中青年教师都态度极其冷淡。系领导再三动员，还是没有几个人
申报。因为大家都知道项目审批过程不透明，所谓“不透明”就是“黑暗”。
评审委员很多，每人分一个项目，就所剩无几了。许多项目本来就是他们为自
己设计的，他人岂能有份儿？少量的项目没主，那是需要人情关系。听一个外
省大学的教授说，他一个项目得到３万元，而为了评上这个项目，托人情、走
后门、送礼、拉关系、在北京活动、住宿、往还车费，共花了４万多元。他实
际上得到的资助是负１万元。但是，可不能小看这负１万元资助的项目，它对
于申报者的前途作用可大了，甚至对学校也是一个光荣。所以，每个大学的科
研处，抓“国家项目”是头等大事。
　　这些项目，带头人水平高的，还能出一、两本好书，水平不高的，连一篇
象样的文章都写不出。多数都是找几个、十几个熟人合伙编一本书，然后通过
关系出版。有的书只印１－２千册，甚至几百册。就这还卖不掉。卖不出去没
有关系，留着评奖。评了省部奖，再评国家级奖。评奖对于有的人难于上青
天，对于有的人却是易如探囊取物。因为，评奖过程同样是不透明。黄鼠狼烤
火——各往自己怀里扒。然后是熟人关系。只要进入了这个网络，很差的书也
能评上个“三等奖”。这样一来，项目和评奖没有任何的权威性，人们对它都
是一笑置之。但另一方面，它却很有用处。有的国家项目的成果，尤其是有些
“史”类的项目，长达十几卷书，参加编写者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如果得了
奖，每人都可以复印一份奖励证书，拿去评职称。学术委员会没有学术权威，
谁也不敢不认它。一个国家项目如果获了奖，能够帮助一大批人晋升职称，其
中许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水平。一本书使一堆人提上教授的例子十分普
遍。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些“科研成果”一直在给大学的管理添乱！

　　５、最后的一招：

　　最后的一招就是“评先进”。这和上面说的评奖有联系，因为评奖也是评
先进。西方国家也有评先进的事情，比如推举“优秀市民”、“时代佳丽”之
类，但在西方这仅仅是为了点缀社会生活，大学里不搞这样的名堂。而中国的
大学则是“动真格”，在其他办法不灵光时，把这作为撬动杠杆。在中国，评
先进模范人物始于汉代的察举制度即“举贤良”制度。“举秀才”、“举孝
廉”、“举贤才”、举“清官”、“节妇”、“烈女”等等，两千多年历史上
的确举了不少。文化大革命是举“学毛著积极分子”和“斗私批修积极分子”，
出了不少的“钢队长”、“铁姑娘”、“硬嫂子”之类的模范人物。
　　但是，整个历史上的种类都加起来，也没有现在的大学的种类多。近年
来，北京的有的大学花样之多，令人吃惊：“优秀教师”、“模范党员”、
“优秀基础课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人才”、“优秀思想工作
者”、“优秀研究生课程”、“优秀本科生课程”、“优秀人才”、“优秀老
教师”、“优秀中青年学者”、“突出贡献者”、“跨世纪人才”、“百人工
程”、“优秀项目奖”、“优秀科研奖”、“中青年科研奖”，等等；此外还
有从海外、国内公司拉赞助设立的奖，其数目也不下几十种。一个大学有这么
多的奖励，说明奖励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有的院系，每个教师都能抱出一堆
大红皮子的“奖励证书”。
　　人才工程好象是高校改革的“尖端武器”。目前，高级的人才工程有好多
种，比如国家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等。这些重要的人才工程，入选者一般
都有一定成就。但是，这充其量也只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的一个蹩脚措
施。人才不是选拔的、也不是靠行政力量“培养”的。人才是在适合人才生长
的环境中成长出的，不大力改变环境土壤，而去树立标兵，实在是本末倒置的
措施。各种人才方案，决定是否入选为“人才”的参数很多，比如年龄规定、
职称规定、人缘关系等，并不只是根据“才”。许多真正优秀者不能入选。一
个系主任经常向人夸耀他系里有“２名国家级人才”，并且，他的系“是藏龙
卧虎，几个更大的人才还没有入选，因为年龄大了１、２岁”。这是笑话。
　　北京的两所高校从去年７、８月份开始的、令其他高校眼红如血的定岗改
革，其效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人才分“校级人才”和“系级人才”两
类，校级人才为１（每年补贴５万元）、２（４万元）、３（３万元）档，系
级人才为４（２．５万元）、５（２万元）、６（１．５万元）、７（１万
元）、８（７千元）、９（５千元）档（另一个大学是倒着排，９级最高，１
级最低）；此外还有１５％的不进档。方案设计是很好的，如果落实好了，的
确会带来巨大变化。但是，在多年远离改革浪潮冲击的大学，这个方案不可能
落实，只适合在报纸上宣传，以鼓舞不知情者的干劲。实际的结果，却基本上
是按照年龄和职称搞论资排辈。两所大学，谁越是论资排辈，谁就越是“改革
平稳”，谁越是不论资排辈，谁的乱子就越大。各个院系也是同样：平稳和安
定属于那些搞论资排辈的院系。完全论资排辈的，就没有人闹。尽管有些进
“校级人才”岗的老教师根本不够水平，但中青年教师看见他们就快退休了，
不忍心与他们相争，只是心中闷气。所以，越是无能力的院系领导，在“改
革”之后越是有资格夸耀自己院系的“稳定”。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哀。
　　而那些没有完全论资排辈的系，由于有了横向的比较，就闹成了一锅粥。
老、中、青都怒气冲天，有的贴小字报、有的向信箱里塞传单、有的写告状
信、有的罢课、有的跳槽……总之，这次改革给学校带来沉重的打击，到新学
期的９、１０月份，校园象刚生过一场大病，元气大丧。这情景煞是可怜见！
在下面，有的县长任命一个副局长，便可收入１０多万元，有的乡长搞一次村
干部换届，便可收入２０多万元。而在中国最高的象牙塔里，知识精英们却为
１万元、５千元的差距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６、结语：

　　大学机制病入膏肓，决非几个疗程的汤药能够医治，需要动大手术、需要
输血和换血。作者曾经在一年前出版的《现代化通卜》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
话：“大学成了最后一口‘社会主义大锅’，里面排着长长的吃‘大锅饭’的
队伍，而许多‘改革’好象是在给这口大锅添柴加米。”现在看来，这段话没
有过时。这种状态不能怪某一层领导或某部分教师，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目
前，大学在理念上、价值观上、知识体系上、管理运作上，都远离现代大学的
境界。甚至有些教师在讲授新知识、新价值观，但是自己的思维和行为的方式
却是很陈旧的。科学观点、理性原则、效率原则、包括“按劳分配”的社会主
义原则，在大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意识形态过敏症、平均主义理念、大
锅饭意识、人情关系原则、家长作风、官本位价值观等控制了校园生活。这些
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极其胶着的结构，任何好的政策方案、好的意图、好
的领导干部都对之无能为力。在这种体制下，不知有多少聪明才智被消耗掉，
无数的优秀人才在大量无意义的琐事、争斗、气恼和苦闷中最终变成了庸才。
　　“一流大学”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充足的资金、自由的学术空气、优
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象牙塔不仅因资金缺乏多年失修而摇摇欲坠，而且内部堆
满了垃圾和尘土，需要彻底的大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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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潜在的环境危机与可持续发展　◆

　　　　　　　　　　　　　　　　　　　　　　　　　　　　　·黄育川·

〖《三峡探索》编者按：本文节选自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先生２０
００年１０月３０日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和世界银行学院举办的公共政策和可
持续发展高级研讨班上的讲话。黄育川先生既谈到今后２０年促进中国经济及
其结构发生变化的三种推动力量：全球化、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在预算收入方面
的关系以及住房改革，也谈到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三个潜在危机即金融危机、
就业危机和环境危机。本文题目为编者所加。〗

　　下面我要讲第三种危机，即潜在的环境危机。这是本次研讨班的主题，很
多专家会给大家讲课，我只想谈一些总体看法。首先，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的
迅速增长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其中许多都反映在大家都所能看到的环境恶化问
题上。中国的大气和水污染，尤其是城市地区，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它给中国
带来的代价可以用两组数据说明：其一，仅大气污染一项每年就造成约３０万
人死亡；其次是经济成本，每年大气和水污染的损失估计相当于ＧＤＰ的３％
－８％，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中国经济每年增长７％或８％，而环境污染的
成本占３％、４％或５％，大家就可以看出这种增长的环境代价是非常高的。
我简单说一下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中国城市空气中的颗粒物或二氧化硫含量属
全世界最高之列，上海某些区有半数儿童血液中的含铅量高出正常的安全水
平。中国每年约有２０万人因室外空气污染导致死亡，１０万人因室内空气污
染死亡，大约１１００万次急诊是由空气污染引起的。另外一方面是酸雨问题。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水污染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
比在其它国家更为严重，因为中国面临严重的缺水问题。中国之所以要寻找更
多的水源，或是讨论用水渠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向缺水地区引水，其中部份原
因是北方很大一部份水资源被污染。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城市，大约１０％的
农业用水污染严重，无法用于农田灌溉，其结果是，严重的水污染造成的粮食
损失达１００万吨。

　　中国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环境污染的代价很高，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代价
又如何呢？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不能忽视环境问题，因为其中许多问题都将产
生巨大的经济成本。这些成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衡量：如果数百万人生病住
院，无法工作，就会造成生产力损失；如果儿童成长的环境中大气含铅量过
高，就会影响他们的智力发育，从而极大降低他们在社会上的生产能力。但
是，这些成本也可用其它方式衡量。例如，由于水污染严重，上海市不得不搬
迁水厂，仅搬迁费就高达３亿美元。中国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
并在认真予以解决。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煤价低廉，煤在可以
预见的将来仍将继续成为主导燃料。但即使以煤为主要燃料，也大有文章可
做。中国沿海地区的煤价接近国际水平，但内陆省份的煤价则低得多，从而鼓
励了大规模用煤。由于缺乏监管条例，环境成本又没有在价格中予以反映，因
此不足以形成激励机制，鼓励人们用清洁煤替代污染煤。

　　价格改革和加强监管会有所帮助，但通过改进投资和项目方式解决环境问
题也能发挥作用。中国的主要城市有许多不该建的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小型
燃煤锅炉，取而代之，应该在这些地方建设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电厂，使用
污染较小的燃料、煤或清洁煤。目前，许多小城镇甚至中心城市都鼓励在本地
区筹资兴建小型燃煤电厂，在本地生产能源，其结果是其它地方的清洁燃料，
甚至更便宜的燃料得不到利用，这样不仅造成环境污染，而且所使用的燃料价
格也偏高。我们在讨论中国的环境政策时，必须面对中国是一个贫困国家的事
实，有人说我们不能象所希望的那样来保护环境。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问
题，但我也想说的是，这个问题还有许多不同的方面。例如，保护环境的投资
方式既能清洁大气、治理环境，又能降低消费者的成本。我们不应该忽视破坏
环境给人们带来的医疗、健康费用损失。大家看到，一些引水工程需要投资
２００或３００亿美元，其中的部份费用反映出中国因现有水源受污染而不得
不寻找新水源。如果现有水源更为清洁，则建设大型引水工程的需求也会降低。

　　最后，我想就环境问题阐述如下观点：２０年后中国将成为高度城市化的
国家，中国经济也会给有限的水资源带来越来越多的压力。尽管今天我们认识
到城市的大气和水污染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自然发展会
对大气和水污染产生更大的压力。如果这些问题现在不解决，那么２０年后就
会发现，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没有技术手段，就是成本太高，社会不能承受，
我们所谈到的高增长率也就无法实现。在讲话结束之前，我想说的是，环境保
护是世行援助中国的重点，我们在中国的投资项目超过２００个，其中１／３
都包括了重要的环保内容。中国的许多主要城市都从世行的环保项目中受益，
这些项目致力于清洁空气、改善环境卫生和污水系统、治理大气污染等问题。
实际上，我们刚刚在北京开始实施一个重要项目。过去几年，我们还在湖南、
上海等地投资修建燃煤电厂，使这些地区的发电方式更加有利於清洁环境。我
们还投资了许多农业项目。比如，我刚从新疆回来，看到这些项目有许多是以
节水为目的的，通过渠道衬砌、改善灌溉设施，等量的水可以多灌溉３０％－
４０％的土地。我刚才重点谈了一些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世界银行相信中
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过去２０年里，有少数几个国家的表现总是超出预想，
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将来所要面临的挑战的性质较以往大为不同，中国
将不再那么关注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而更加关心增长的质量，增长能够创
造多少就业机会，经济结构如何变化，更重要的是，关心这种增长在环境方面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三峡探索》。全文原载：HTTP：//WWW.WORLDBANK.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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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　我的“防艾”道路　◆

　　　　　　　　　　　　　　　　　　　　　　　　　　　　　·高耀洁·

　　在一次会诊的机会，我遇到了一位因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她死去
了，给人们留下了深思。艾滋病的血液播散意味着巨大的灾难。从那时起我走
上了艰难而坎坷的“防艾”道路。在这个不平坦的路途中，我已走了５年多
了。以我医生的神圣职责，为了我们的民族，我要唤起民众、教育民众懂得
“防艾”知识，减少艾魔给人们造成的灾难。

§§一、“防艾”宣传的起因

　　郑州市某部队医院收住了一位姓巴的女病人，腹部有肿块，高烧不退，
１６天未能确诊。１９９６年４月７日，该医院请我会诊。下午４时我见到病
人。她极度消瘦，高烧持续在３９度至４０度，口腔溃烂，腹部隆起，其皮肤
表面出现暗紫色斑点，压之不褪色。做了全身检查，又抽了腹水、胸水，化验
结果：“未发现癌细胞。”病人害的是啥病？紫斑形态使我怀疑到“卡波西氏
肉瘤”。这是不是一个艾滋病人？抽血化验艾滋病病毒抗体，果真病人患的正
是艾滋病。十几天后巴某死了。她才４２岁。她是１年多前做子宫肌瘤手术时
输血感染的。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均未被艾滋病毒感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
艾滋病人。
　　令人吃惊的是：病人输的血是血库的血。血库被艾滋病病毒污染，那受害
人绝不止这一位！这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人的生
命只有一次”。艾滋病肆无忌惮地横行，会有多少无辜者丧命于艾魔铁掌之
下！这种病，目前在世界上仍无疫苗可防，无药可医，只能预防其传播与蔓
延。上述病人从输血感染致死，时间将近两年，其家属任何人均未被感染。这
说明了预防艾滋病是很容易成功的，但必须让人们懂得、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
识，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紧迫性。
　　我听说巴某死后，她丈夫躺在她坟前睡了十多天。他后悔不应该给病人输
血（术中输血是她的丈夫要求的。）这一事实使我更难过。时下，在防艾宣传
中，主要是强调性传播、嫖娼、卖淫、婚外情、静脉吸毒等传播途径，而很少
提及医源性“血祸”之危害。这更激起了我关爱生命的责任感。
　　１９９６年秋，我开始自费编印第一批“防艾”资料。我当时经济状况十
分困难，只有５００元。河南文史研究馆拿出８００元。宋庆龄基金会拿出
４００元。这１，７００元钱共印出１２，０００份资料。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１日“国际艾滋病日”那一天，文史馆出车，在同事们的协助下，我们走遍了
郑州市５个长途汽车站，３天内向群众发放了８００多张宣传资料。
　　第２年，我得知患艾滋病的病人农村里更多。因“保密”我很难和他们联
系。这些情况激起了我宣传“防艾”的信心和勇气。我陆续地写啊！编啊！印
啊！讲啊！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每年编印出２期资
料，每张用８开的纸，现已印出９期，共计３０余万张。除第１期外，每期费
用３，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这些钱都是我拼命写稿、讲课挣来的。
　　这几年，我的“防艾资料”的散发方式很多。最大途径是无偿送给河南省
防疫站，从那里再发往基层医务工作者或病人家属们手中。同时，也通过熟人
在汽车站、火车的车厢内发给群众。某些计划生育指导站也是一个发放点。还
有一些报社、杂志社替我发放。更让我感激的是６期、８期资料有万余张是河
南省妇联妇儿工作委员会往县级妇联发放的，并证实已发到农民手中。有些熟
人找我看病时，我也托他们带往农村发放。另一出路是有些报纸、杂志发出通
知，告诉群众，请她们来信索取。我每年向群众讲“保健知识”课３０至７０
多场。自１９９６年后，我把艾滋病知识加入了讲课内容，同时在课堂上向听
众发放“防艾资料”。不少人说：“高教授宣传防艾入迷了。”

§§二、“防艾宣传”的坎坷路

　　在５年的“防艾宣传”活动中，向我索取资料者越来越多。仅最近１年多
来，我就收到了３，０００多封来信，而接到的电话是信函的１０多倍。除骗
子之外，我对来信必复，应该说是一帆风顺吧。其实不然。如一次我和丁老师
拿着防艾资料到一家夜总会向“三陪”小姐散发时，小姐们如洪水猛兽般躲来
躲去。有位大胆的小姐接过资料看了看，见是艾滋病的资料，便揉作一团扔进
垃圾篓，并嚷着说：“老太婆，还不快走！快走吧。这些东西让客人见了谁还
会来这儿。他们不以为我们有艾滋病才怪呢！”夜总会的老板闻讯赶来，象见
了仇人似地，将我们撵了出去。诸如这类事情并不少见。不但一些娱乐场所，
就是政府机关、工厂、企业也少有例外。这其中有个误区。他们大多数人认
为：我不嫖娼、不卖淫，不会得艾滋病。更可怕的是，他们把艾滋病与性乱划
上了等号，说艾滋病是一种不好的病，见不得人的病。有些人甚至连看阅“防
艾”资料，也认为是一件丑事。因此，宣传预防艾滋病便遭到了许多白眼和冷
落。而艾滋病病人更不用说了。他们走在路上，别人看见就跑开，有的跑得急
了，以致于连滚带爬……病人的周围邻居不敢和他对面说话，更不敢串门，甚
至全户迁走。人死了谁也不敢去抬棺材，真可谓“谈艾色变”。
　　鉴于以上情况，我把艾滋病知识编印成书，送给读者，他们也不好意思
看。近年来我又把艾滋病知识编入妇产科书内。这种做法比较理想，未再遇冷
落。但出版费用太高，以我个人的收入状况无法实施。总之，自费宣传防艾之
路十分艰难坎坷。

§§三、我接触艾滋病病人之后

　　自１９９９年８月份以来，各新闻媒体一拥而来采访，由此引来许多信函
和电话，使我得知某些地区县、乡、村的艾滋病疫情很严重。１９９９年１１
月我请记者王某前往调查。她回来所谈的情况比我所听说的更严重，主要是血
液传播。湖北桂教授在某村对有卖血史的农民抽血检查艾滋病病毒抗体，提取
血样１５５人，结果有９６人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阳性”。这种状况令人震惊！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份，我联系到１２位艾滋病病人。其中８人因卖血感
染，３人因输血感染，１名虽系“三陪女”，但她却有卖血史。春节前我给８
名卖血感染艾滋病病人每人寄上１００元，半月后４００元退回，４张汇款单
上写着：“收款人已死。”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我去某村探望艾滋病病人，同时给他们送药。老
乡们排着大长的队，等候看病、领药。其中有一个叫程ＸＸ的中年男子，走在
前方说：“大夫，你要多少钱？卖给我一点药吧。我害病快１年了。”他手中
拿着几角钱。我说：“不要钱。”我给他退烧药、健胃药共计１００多片。他
说：“是毛主席叫你来的吧？”我带去的３００多元钱的药很快就发完了，同
时拍了３０多张资料照片。
　　此后，该村某人给我打电话索要药物。７月８日，他们来人取走了４００
元的药，但他却扣下三分之二。据说，他表弟开诊所，他居然把较好的药卖掉
了！我得知情况后很痛心，决定以后亲自去给病人送药，省得再上那些不道德
的人的当。
　　９月１２日趁中秋节，我租了个车，带了８斤月饼、４件杏仁露饮料、两
件鲜奶、奶粉、茶叶（送给协助工作的人）。除此之外，我这次还带了５００
多元钱的药（其中３６０元是《妇女生活》杂志社副社长杨方荣捐助的），又
去了该村。艾滋病人对我很友好。病人吴Ｘ非常亲切。我抱着她儿子程Ｘ照了
几张照片。她拿着药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一个叫孔ＸＸ的捎来一封信，谈到他们村周边艾滋病的严重性。那里农民
们特别恨“血头”。后来，我又于１０月３１日第３次又去了该村。我带了几
千张“防艾资料”、２，０００多本书和６００多元钱的药。老乡们莫大欢
喜。当我问到有关病人时，这才得知吴Ｘ、孔ＸＸ等已被艾魔夺走了生命。我
借此机会向他们宣传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怎样与艾滋病人相处等等的医学知
识。这次我走了５个村，其余４个村有的比原来那个村更严重，因艾滋病灭门
绝户者大有人在。
　　在漫漫的调查、探望艾滋病人的路途上，我不知道受尽了多少磨难。２０
０１年３月２９日早上５点，我从郑州乘火车出发，上午１０点到驻马店，换
乘长途汽车去新蔡。结果，因中途堵车，直到晚上８点半才到新蔡，在车上闷
了９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我拖着七旬高龄的身体，连口水也没能喝上。
车上挤得要命。和我一同去的两个小青年闷得不时跳出车窗透气。而我却只能
呆在车里受罪。终于到了目的地下车时，我才发现我的双脚肿得不能走路，双
腿疼得几乎无法站立。事情过去许多天了，我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同时，我还得知了一个十分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即夫妻一方因卖血或输血
染上艾滋病死去，另一方抽血化验艾滋病病毒抗体“阴性”，而时过２～３
年，多次化验仍为“阴性”，且健康状况良好。如我调查过的石ＸＸ、王ＸＸ、
巴ＸＸ、王ＸＸ等，他们都是因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而死去的，而丈夫均无
恙。如果说，这是因女人容易感染艾滋病，那么，刘ＸＸ、孙ＸＸ等其丈夫因
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亡，而她们却仍健在。由此说明，在我接触的艾滋病病人
中，除因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以及少数儿童系母婴传播之外，其他传播方式
我尚未发现。

§§四、各种各样的压力与阻力

　　艾滋病是当前世界性瘟疫。我国的病人多在农村。农民得病死亡多是因贫
困而无力医治，更不懂得如何预防，直到死亡还不知害的是啥病。在驻马店
农村，老百姓把艾滋病叫做“怪病”。周口一带叫它“无名热（艾滋病人发
热）”。
　　我自费搞“防艾”宣传活动、自费给病人送药、寄钱，几年来１０几万元
付出去了。而我的生活环境如何呢？大家有目共睹：５０多平方米的破旧楼
房，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我和老伴７０多岁的年纪了，严冬腊月连暖气
也用不上……我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用去十多万元，四处奔波为艾滋病患者做
工作，仍不被某些人理解，说我瞎折腾……
　　我明知道我的努力是杯水车薪，但我还是幻想能够感动更多善良的人们来
同情艾滋病人、善待艾滋病人，特别是艾滋病孤儿。他们需要救助！
　　各种各样的压力与阻力弄得事与愿违。就拿几个例子来说吧。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中午郑州市电视台请我现场播放“防艾知识”。某
位领导一下午找我４次。４点钟我去了，她态度很好，说得也很好听。她说是
为了爱护我，“艾滋病不是啥好病。厅里（指卫生厅）说了，河南至今还未发
现一名艾滋病人。”而当时，我口袋里就有个纸条，上面有１２个艾滋病人的
姓名与地址！
　　１９９９年度，我被评为国家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不知什么原
因。我未能去北京领奖，单位也没有落实奖励措施。我只收到了证书及奖牌。
究其原因，是怕我见了中央领导谈河南艾滋病的情况。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我在给艾滋病人送药时拍的照片被单位领导扣
下。
　　２０００年８月中旬《中国新闻周刊》对河南的艾滋病作了采访调查，并
写出了较详细的真实报道。许多报刊转载。又有领导说我擅自为记者提供有关
艾滋病疫情的资料，影响了河南形象，并勒令我以后不准再接受记者的采访。
　　１１月９日，半个月前定下来的去某高校讲课，该书记电话问我：“下午
给学生讲什么？”我说：“自我保健知识。”她说：“讲艾滋病吗？”我说：
“讲，讲得很少。”当时中央电视台记者小王在旁。两个多小时后，这场讲课
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小王等同志正在拍摄的电视片也被不明不白地停下来了。
　　１１月１５日晚，该书记告诉我今后不要见任何记者，并说，不能再讲艾
滋病。说得多了，谁还来河南投资？
　　还有人告诉我说，我家的电话被监控了。这我并没查证落实。我只知道领
导们曾询问与我接触过的人，问她们说：艾滋病疫情是不是你告诉高耀洁的？
吓得她们再不敢见我了……
　　１１月１９日晚，卫生厅某处长来我家办事。他说；“你见了卫生厅的
人，不要说我来过。”我和他谈到艾滋病的严重性。处长摇着手说：“不敢
说，不敢说……”我说：我自费印的艾滋病资料大量送给河南省防疫站发放。
某处长说：“王哲（防疫站副站长）敢跟你来往？”由此看来，我真象个“防
艾瘟神”。（详见网络：《揭开河南传播艾滋病的“血痂”》一文。）

§§五、今后怎么办

　　自去年秋以来，我做了一项防艾知识调查。在一万多人中，能够正确了解
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方法者不到１５％。特别对血液传播途径更是一无所
知。为了更好地开展“防艾”工作，本人已编妥了一本近１０万字的专业书
籍，准备印刷５万至１０万册，现在正在筹款，款到即开印；一旦印出，通过
新闻媒体告知广大民众，对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病人、家属，免费赠阅，以便
增强他（她）们对艾滋病防御知识的了解，来抑制艾滋病的蔓延。
　　春节前夕，我收到一位小学生的来信。她说：“我妈为我和弟弟上学卖
血，得了艾滋病。现在她的病很重。求求您救救她。我不能没有妈妈……”由
此我想到：艾滋病孤儿的父母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这些儿童今后的生活怎么
办？特别是那些染有艾滋病的孤儿，如何是好？因对艾滋病的看法有误区，不
少人认为这是孩子们的父母造的孽，故而不肯解囊救助他们。贫病交加的他
们，睁着大眼睛等待死亡。
　　元月上旬，我去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召开的“性病、艾滋病学术研讨会”。
在大会上有专家提及艾滋病的孤儿问题。
　　春节过后，我开始着手调查艾滋病孤儿事宜。自３月１９日至４月７日，
我４次赴开封所属某某县，一次赴某县、一次赴ＸＸ县，发现某某的艾滋病较
＃＃县严重。但当地捂盖子比其它两个县做得棒。我们遭到送出县境及防疫人
员往外驱赶之遭遇。不管如何，在那个县我还是走了７个村庄，见了几十位艾
滋病人，发现一个新问题：当地“医生”把艾滋病人作为赚钱的对象。如一个
姓陈的村医给病人用地塞米松退热，弄得病人大汗淋漓，加快死亡。这些艾滋
病死者多是青年人，在每一家病人的背后，都会留下１～３名遗孤，有的小孩
已出现生活无着落。在ＸＸ县古吕镇小高庄村，１０岁的高Ｘ，其母已死，其
父病重，他１４岁的姐姐高Ｘ已失学。
　　在古吕镇东湖完全小学，已有近２０名艾滋病孤儿。校外还有多少孤儿则
无人统计。我见到两个女孩，姐姐１０岁，妹妹５岁，父母双亡，随叔父婶母
生活。其叔婶家还有两个孩子。他夫妻二人也患有艾滋病。
　　鉴于以上情况，在近期我分批给孤儿们寄去了２，０００余元。其中１０
００元寄给了东湖小学彭校长，让他救助失学孩子们复学。但无济于事。我只
有继续深入调查，拍更多的孤儿相片，呼吁全社会各界善良的人们向孤儿们伸
出援助之手！
　　谢谢大家。谢谢同情孤儿、救助孤儿的女士们、先生们！

　　　　　　　　　　高耀洁　鞠躬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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