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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一　百　七　十　一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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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8.26　　　　　　　　　　　　　　　　　　　　　（sd0108d）
　÷÷÷÷÷÷÷÷÷÷÷÷　本　期　目　录　÷÷÷÷÷÷÷÷÷÷÷÷
１、聚焦报导　大庆工会：大庆的前途堪忧　　　　　　　　　　·宋　鲁·
２、评　　论　出于误解而看完的电视剧：《忠诚》　　　　　　·王　怡·
　　　　　　　知识分子问题杂想　　　　　　　　　　　　　　·伊　南·
３、人　　物　通识·契合·敞开·放松
　　　　　　　　　──张光直先生访谈录（下）　　　　　　　·陈星灿·
４、辩驳诘难　宪法不是用来“尊重”的──评马悲鸣先生文章　·樊　弓·
５、研究讨论　什么是宪法？（译文摘要）　　　　　　　　·Ｇ．萨托利·
　　　　　　　三个代表：用谎言写就的悼词
　　　　　　　　　──为拯救历史和恢复记忆而作（上）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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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报导°

　　　　　　　　◆　大庆工会：大庆的前途堪忧　◆

　　　　　　　　　　　　　　　　　　　　　　　　　　　　　·宋　鲁·

〔黑龙江调研访谈纪要之九。原编者按：２００１年６月５日晚，课题组成员
在大庆与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工会主席宋鲁座谈。本文根据笔记整理，未经本
人审阅，错误遗漏之处由编者负责。〕

课题组：大庆真是一座现代化的美丽城市。可是，越看到大庆的城市建设搞得
好，越为大庆一旦油越来越少而担忧。我们听说您对大庆的前途和重组，有自
己的看法，能不能谈一谈。

宋　鲁：大庆的前途，之所以令人担忧，不是因为大庆人找油、采油的能力不
行，而是目前这样的一种的体制，形成了没有人对大庆前途负责的严重局面。
从现在的体制状态看，大庆的前途确实非常令人担忧。你们下午和股份公司企
管部谈了。我们如今是股份公司，从法律上说，都必须对股东负责。股东要什
么？──利润。利润是什么？──多采油。油价高了，多采多赚钱；油价低
了，更得多采。２０００年，中国石油６１０亿元利润，大庆上缴６５０亿
元。大庆地面有限，储量有限，储采比（可采储量与当年产量的比例）越来越
低，目前也就１１－１３年左右。如果发现不了新的油田，石油资源一旦枯
竭，这么大城市，这么多新、老职工，怎么办？谁负责？如今，石油公司是股
份公司，不能多想，也没有权力、没有可能想别的。只管多采油，多赚钱。大
庆管理局是剥离出来的非核心产业。原来这些非核心产业，与大庆的石油千丝
万缕的联系。如今，全部割裂，能搞定这些剥离出来的职工和事情，已经够忙
活的了。剩下只有政府应该考虑大庆的前途了。
　　大庆市政府，整个工资靠大庆发，就是着急，也没有能力。资源枯竭，大
庆危险，是谁都能看到、能明白的事情。问题是干着急，不知到底该谁负责。
　　实际上，只有大庆人最关心大庆的命运。但是，现在一改制，改得七零八
落了。原来我们强调发展化工，现在炼油也拿走了，总公司成立统一的炼油化
工公司。剥离的时候，钻井、服务都剥离到管理局。大庆油田就剩下一个清清
楚楚的采油的任务。油采完了，总公司能负责这座城市、上百万人的身家性命
吗？大庆市、省里能负责吗？究竟谁负责？经济学家在企业重组问题上批判多
级法人。就我们大庆的实际情况来说，从来就是一级法人。后来，要安排职工
就业搞“三产”，是你政策要求另外注册法人，所以，多出来些非核心业务的
法人。但是，这些法人，从来是在大庆石油管理局的统一领导下的。如今，成
立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你行政管理部门翻牌，在大庆头上加了一级法人。搞
“多级法人”的不是大庆嘛！然后，一个股份公司，一个剥离的非核心业务管
理局，一个市政府，再把炼油石化拿走了，一个大庆，分成四块；说是为了长
远考虑，统一行动？

课题组：大庆是靠油起家的。油越采越少，是必然结果。根据您的见解，怎样
才能对大庆的长远着想负责呢？

宋　鲁：大庆的前途取决于大庆第三次开发的能力。大庆是座油城，整个城市
的由来、发展和建设，都是和油联系在一起的。油越采越少，这是肯定的，不
可能越采越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大庆人找油、采油的能力。大庆
的前途，根本上依赖这个能力。根据西方国家的石油理论，我们国家是贫油
的。李四光发明了在陆相沉积地区找油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在复杂的
地质条件下，找到油，打出油。石油工业的真本事，体现找油、采油，尤其是
在开采后期，看谁有本事把油拿出来。我们国家石油工业，从理论到技术，都
是建立在比西方自然条件差得多的基础上，所以，在很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大庆注水的三次采油技术，世界领先。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吃饭家
伙。大庆储量有限，我们必须依托这个能力，走出去，寻找、开发新的资源。
如今，世界各地采油，平均能拿出来４０％。６０％还在地下，拿不上来。就
这一项三次采油技术，走出去承包，采上来的油分成，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如
今，大庆连在外面作生意的都没有了。
　　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大庆围绕石油工业的多种经营，包括前面的勘探、钻
井和一整套油田服务，后面的石油化工。现在，前面的钻井剥离，后面的石化
拿走，大庆油田只剩下采油，前景就确实令人担忧了──油采完了怎么办？如
今大庆采上来的又含有８６％的水，产量逐年递减，这个问题谁不知道？谁不
明白？实际上是沉掂掂地压在每一个大庆人的心头。可有什么办法？我原来是
大庆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为了迎接这个挑战，在大庆管理局原领导的主持
下，曾经参与大庆发展的改革研究。我们拿出的方案是，学习国际先进经验，
围绕大庆找油、采油的能力，走出去，找资源，靠技术，发展成国际型的石油
公司。我自己始终坚信，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国际上有很多这样的先例。一个
油田相对枯竭，同时还有另外几个。或者说，同时依托不同的油气资源，均衡
调配采集，掌握进度。同时依托石油，配上勘探钻井、石油化工的发展，保持
公司稳定长远发展。可是，一改制，大庆人设计的改革重组方案也就一风吹
了。实际上，大庆人的改革重组方案和上海宝钢的方案相类似，都是以企业的
核心业务能力为中心。如今，宝钢通过重组，整体核心业务能力得到加强，大
庆的核心业务能力却被肢解了，握不成拳头了。今后的实践将证明，宝钢的重
组是成功的；大庆这样的改制会有很多麻烦在后边。
　　我不同意学术界有关“夕阳产业”的说法，好像这些产业统统没有前途，
一定要搞什么其它的新经济。说钢材是“夕阳产业”，现在还用不用钢材？发
达国家不过是用废钢多了，用废钢还不是得炼钢？或者在总量上，塑料等其他
材料的替代，钢材用得不象那时候那么多了。照样还用钢厂盈利，淘汰的是那
些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的钢厂。如果你放着自己的本行不干了，丧失信心了，
全面转到你根本不熟悉的领域，那失败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因为那些“朝阳产
业”里，有很多人家一直就是在干那一行的。你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竞争得
过人家多年专业的技术积累吗？所以，我非常赞成马洪同志的一句话：“只有
落后技术，没有落后的产业”。这句话对大庆尤其适用！现在处处学西方，什
么都是人家的好。但是，恰恰在石油工业上就不一样。中国的石油不是依照西
方理论、引进西方技术采出来的。按照西方的说法，我们中国没有油。所以，
他们才拿石油卡我们脖子。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是看了一本小册子介绍
大庆，说这个油田没有一个外国专家。就这本小册子，决定了我报考石油学
院，把自己的一辈子投在了大庆。
　　大庆的三次采油技术在国际上是领先的。我们对大庆的信心，是建立在这
个技术基础上的。不是喊空口号。
　　现在的改制，从海外拿回一点钱。注重的是发挥资本的作用。这是对的。
但是，资本是物化劳动，是死的东西。更应当珍惜的是活的劳动，积累在活劳
动里面的技术能力。这是创造资本的源泉。现在说裁人就裁人，时间长了，能
行吗？我现在当工会主席，思想工作很难作，基点没有了。过去作思想工作，
什么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人，大河没水小河干，今天明天的关系等等，一套一套
的说法，现在全没得说了。说什么今天明天？下岗了，“买断”，“一脚踢”
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为的是改变工人、无产阶级的地位。大庆股份制改
革这一天，大庆人毫无例外地变成法律上明确的无产者了。你们是理论专家，
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问题怎么解释？我说这个，不是在概念上纠缠。我工会的
实际工作中，经常碰到这类的问题。譬如，我们油田有一个老工人，改制的时
候，一天来几趟地申请下岗，生怕领不到一份“买断”的钱。等领了钱了，又
天天来上班。没有他的岗位了，没有工资了，还是天天来。因为他多少年就是
这样的生活方式。不这样，他不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最后，自杀了。当
然，这是一个个别的例子。但是，这个老工人过去工作很好，人缘很好，更重
要的是，有这样不适应心情的工人可不是少数。要求我们工会作思想工作，我
们不知道怎么说，说什么。说他跟不上时代的变化。那这个时代变化，又怎么
说呢？和我们过去的思想工作，怎么联系起来了？我自己也没有想通，怎么作
工人的思想工作？
　　如今都提倡什么“企业文化”。大庆是什么企业文化？过去大庆人的整体
认同感是最强的。大庆就是油田，油田就是大庆。今天说起来，什么政企不
分，企业办社会，生老病死全在企业，好像全成了弊病，改革的对象。大庆在
一片荒漠里建设，四周荒无人烟，你不这么干，行吗？按照今天各管各的，你
找我干什么事情，首先得理清产权，拿钱拿利益，根本就不可能有大庆。所
以，为国家，为企业，也是为自己，大庆人发扬干打垒精神，发扬铁人精神，
万众一心，艰苦奋斗。我不懂现代经济学家，怎么看待大庆的企业文化？大庆
从无到有，中国石油从无到有，难道就没有一点正面的东西值得总结？如今，
改制分家，理清产权，改成一个七零八落。问题是，就是再分得清楚，大庆的
命运和前途，到了还是要依赖石油，依赖多少年奋斗出来的采油能力。这个基
础没有改变，按照自己顾自己的体制改得各奔东西，实际上又没有“东西”可
奔。
　　现在也讲高效益、高速度、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日益萎缩的局面，大庆
人人心知肚明。实际的问题是如何减少萎缩，然后继续发展，再以后才谈得上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改制的结果，大庆已经没有完整的肌体了，与市场的联系
完全切断，销售都是总公司负责。更重要的是人心散了。明明各奔东西奔不
了，油肯定是越采越少。油一枯竭，这上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谁也没有办
法。所以，我十分困惑，究竟什么叫改革？似乎不能说，只要是形式上搬来一
套东西，改变原有的东西就是改革。

【王小东整理。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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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　出于误解而看完的电视剧：《忠诚》　◆

　　　　　　　　　　　　　　　　　　　　　　　　　　　　　·王　怡·

　　《忠诚》的确让我感动，有几个地方眼圈都快湿润了。为什么感动呢，因
为他让我看到了生活中无法得见的情形。他给了我们一个乌托邦，一个有缺陷
的但是不折不扣的乌托邦。高潮部份，乡党委书记和县长跪在老百姓面前求他
们撤离洪泛区，乡党委书记在大堤破开之际投水自尽，以谢父老。一个县委书
记跳进洪水之中打捞一桶苯原料，而壮烈牺牲。
　　许多领导人都有大大小小的过错（比以前高大全的形像好），但是在道德
上都是完美的。烈山县两套班子的腐败，在这种道德完美主义的底色衬托下，
显得那么无足轻重。
　　我最初看这部片子的动机，是在开头部份隐约感到这部片子似乎触及到了
当今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中甚至可以看到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交
锋，以及对腐败代价论的关注，对私有化“卖”和“分”的争论，等等。但是
后来看到，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擦肩而过，成为歌功颂德中的一种颜料。
　　如果这部电视剧接近于中国当今的社会主流现状，那还要什么民主制度和
宪政制度做什么，我将坚决的维护现有的精英寡头体制，主张中国走一条有特
色的非民主式的道路。而且我将相信，这种道路比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更加符
合更大多数黎民百姓的福址。就这部电视反映的问题而言，完全是一个走向富
裕的社会可以接受的成本，包括接受几百万官员的腐败。
　　但是，如果有任何人说这部电视剧接近于中国当今的社会主流现状，电视
中的主要干部及其思想言行接近于今天官员的主流，那都是对我的智商和起码
的观察力的极大侮辱。
　　所以这部我出于误解而看完的片子，尤其让我感动，就象武侠小说让我感
动一样。我敬佩钟、高两位市委书记，就像敬佩乔峰和楚留香。
　　所以建议大家看看这部片子。看看现有体制有可能做到的最美好最感人的
瞬间。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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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识分子问题杂想　◆

　　　　　　　　　　　　　　　　　　　　　　　　　　　　　·伊　南·

　　这个题目似乎太大，好像是要写一篇煌煌大文，不是我这样的人有资格写
的，其实也如我常写的一样，读书杂感而已。几年来所读书刊，很多涉及知识
分子问题，常常萦于脑际，有的想不清楚，现在写出来，希望共同探讨。

●　“曲学阿世”

　　数年前读了一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当时我对陈寅恪全无所知，仅
知其名而已。读了这本书，才大体知道了这位老学者的人品学问，产生了敬慕
之心。但读的时候，又常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觉得此老孤高遗世未免过份。
蒋介石派飞机接他去台湾，他不去，当然是傲骨铮铮，共产党请他当历史所所
长，也不去，还提条件，说是要我当所长就不能搞马列主义指导，指定要求
“毛、刘二公”亲自表态。那是解放初期，多数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
都非常热爱顺从。相比之下，就觉得陈寅恪的态度未免个别。
　　书中多次把陈寅恪和陈垣对比。陈垣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但他
在解放初期就自觉地批判自己的过去，力求以马列主义指导治学，带头公开自
我批评。因此，书中经常表现出重陈寅恪而薄陈垣的意思。我读时也有为陈垣
抱不平的想法。
　　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呢？我想，这是从自己经历的思想感情出发的。我虽
非学者，也是知识分子，从入党前后就对马列主义有神圣崇拜感，在多年的
“教育”下又产生了浓重的知识分子原罪感，总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后随时
价的提高又自觉升级为资产阶级）积习难改，举措失当，对党有所玷污，改造
思想的要求时刻在念。虽然在行动上显得改造不力，改造的决心却是真诚的。
既然如此，当然就会对陈垣这类学者感到同情和理解，而对陈寅恪反而不能理
解，甚至觉得怪诞了。我还想：共产党对你也算够好够尊敬的了，你还那么固
执。我这样想，或许是因为看多了共产党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态度，所以习以为
常，反把正常的尊敬态度当作殊荣了吧。
　　陈寅恪对自己有些学生的态度也使我感到过份。他的一些学生，学识渊
博，治学成绩卓著，有的甚至是当年大家公认的陈寅恪的继承人，陈寅恪本人
也很重视，后来却对之深恶痛绝，公开表示不再承认是自己的弟子，革出门
外。原因就在他“不按我的方法治学”，“曲学阿世”。
　　“曲学阿世”，这个词我过去没有见过，只知道文学不应“媚俗”，大概
意思相类吧。但媚俗的文学亦有俗爱之，自己不为可也，只要无毒，似亦不必
那么激烈地革出门外。
　　这都是以前的想法，经过数年来读书、观察世情和反思，现在有了一些变
化。其他暂不说，只说自己思想上已相当明确的一点，即对“曲学阿世”的危
害有较深刻的体会。
　　我不想多说道理，只说两件事。
　　一件是吴晗写朱元璋传。这本书是解放前写的，当时吴晗是真诚的民主战
士，写这本书是为了影射蒋介石，把朱元璋当皇帝后杀功臣等恶行都加以描绘
和痛骂。解放后，这本书被毛泽东见到，对吴晗给以肯定之后劝他改写一下，
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不要把他写得太坏了。吴晗就改写了一遍。后来
根据毛的意思又写了第三遍。吴晗从人品上说是个真诚的人，他写朱元璋和后
来写海瑞都是从热爱共产党出发，阿附毛泽东的政治需要。但作为一位明史专
家，对朱元璋其人的真面目究竟如何，对史实就未免有“曲”。
　　再一件是邓广铭写王安石传。邓广铭也是史学界的饱学之士，写王安石也
写了三次。初写是在五十年代，是按五十年代的精神写的；七十年代改写，突
出了儒法斗争的精神；四人帮倒台后，邓先生又改写了一遍，抹去了一些儒法
斗争的痕迹。三次都出版了。第三次改写时由于四人帮倒台还不久，书中儒法
斗争的痕迹还有所残留，据说邓先生还想“四写”，终因年事太高，未能实现。
　　王安石和朱元璋都早已死去，所思所为已是历史旧事，决不会变的了。四
五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也只是短暂的一小段，历史家却辗转不已，硬要这么三写
四写，难道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女孩吗？
　　这里举的例子都是史学方面的，在其他学科我想也应是一样，总之，我现
在的想法是：学术就是学术，它是研究事实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这
件事是怎样就是怎样，决不能因求“阿世”而有意歪曲。“阿”，就是阿谀迎
合，“世”就是世俗，包括流行思想和唯上政治，是绝对要不得的，对朱元璋
和王安石的“三改”正是前车之鉴。至于以史为鉴，或以别的什么学科为鉴，
那不是研究者的事，而是读者的事。如写朱元璋传，必然要写到他的发迹史和
统治术，毛泽东就可以之为鉴，不必由吴晗去给他造一个镜子。当然毛泽东也
可以以马克思或斯大林为鉴。这些都应由他本人选择，本人负责，与学者是无
关的。

●　关于“书生”和“文革”

　　后来又读到一本书，北大教授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这位周一良，就
是上一节提到过的被陈寅恪不再承认的弟子。在《毕竟是书生》书中，周也提
到了这件事，表示对陈先生能理解。但在当时，多数人对此是不能理解的。因
为周先生出身世家大族，受学哈佛，通多国语言，治学成绩卓著，曾被认为是
可以继承陈寅恪的后起健者。解放后他试图以马列主义指导治学，在当时是正
常的被提倡的事，何至于竟要革出弟子之列呢？上文曾说到，我在读《陈寅恪
的最后二十年》时也想不通。
　　可是后来周先生也做了一件令人想不通的事，他在文革中成了“梁效”中
之一员。这是在陈寅恪把他革出弟子之列之后。
　　在《毕竟是书生》中，周一良也写了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和作为，包括参加
梁效一事。对自己在梁效班子里的作用，他着重说明老先生们的作用是极微
的，把老先生们吸收进去只是为提供一些史书资料。对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解
放了梁效班子成员却被审查，“即以梁效之道还治梁效之身”，则说得较细，
出以笑谈之词却显出委屈。
　　我读了这本书后就有不愉快感，后来在报刊上也看到一些反应。有同情称
赞此书的，也有表示不满的，认为书中有为自己开脱之意。我同意后一种看
法。我想，“书生”一词，本意无非指读书明理，有知识的人。现在说时则常
带贬意，“书生气十足”，说的也不过是拘泥于书本知识的那种傻气。但这种
人还是本自己的良知做事的。以此作作参加梁效的自我批评则未免“轻巧”，
给人以自我保护的感觉。
　　对魏晋文人，过去我只知有“竹林七贤”，都是些潇洒人物，却不知各人
还有很大的差别。有一篇批评文章中说：“周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专家。魏晋
时期的黑暗暴虐，嵇康、阮籍、山涛、锺会在司马氏专权时的不同路向和结
局，应是一清二楚的，”“即使不能如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也当如阮藉
大醉六十日以拒姻婚。”何以“竟摒嵇康阮籍而效山涛呢？”这篇文章还提到
王维，问“周先生是否是刀架在脖子上像王维那样接受了伪职呢？”原来王国
维是任过伪职的。这篇文章倒使我长了些知识。
　　还有一种对立的见解也值得深思。因为同情称赞这本书的人认为文革中周
之参加梁效“并不是知其不对而参加之，而是信其正确而参加之，我们论及那
时的事迹，决不能脱离当时绝大多数人共享的‘觉悟’水平。”批评者便问：
“你就是同‘四人帮’说，他也会说是信其正确而为之，即使割断张志新的喉
管，他当时也认为是正确的。难道‘当时认为正确’就正确？那样，从最高领
袖到所有百姓，谁都不必为文革负责任，都‘与我无关’。这岂不成了大笑
话？”又说“‘原谅’是在分清是非前提下的原谅，不等于不辨是非。至于
‘同情’，我认为要分清‘悲悯’与‘情感认同’这两个概念，真正的悲悯是
博大的同情，而认同错误，则是糊涂和幼稚的产物。”
　　这段话使我想起了巴金老人的《随想录》。巴金在文革中是一个受害者，
在《随想录》中他也诉了一些苦，但更多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些自我谴
责的话语：说他初被揪出时糊涂到真正认为自己有罪，说他自己也说了假话，
在凌厉的攻势下害怕了，承认了非真实的错误，自己得以稍微轻松，却使得敢
于为他辩护的人（同是被批斗者）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而受批斗。进而他还剖
析了当年不敢不违心地批胡风、批柯灵（《不夜城》）的内心状态。
　　巴金是我青年时喜爱的作家，后来我年龄渐长，比较成熟了，就觉得和另
几位作家比，他的思想还不够深刻，写作的才华也不很高。但他以垂暮之年，
在平反后重新居于荣誉地位以后，解剖自己灵魂中不光采的东西时手术刀竟能
如此不遮丑，使我产生了对他比以往更深的敬意。
　　老人还一再谆谆嘱咐不要忘记文革，并建议要成立一个“文革纪念馆”，
让后世人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摧残人、扭曲人的灵魂的运动，使文革这类事永不
重犯。这个建议当然是决不会实现的，因为有很多人正是希望人们忘记文革，
怎么会理睬这种建议呢。但是我觉得有形的纪念馆虽然难于建立，无形的纪念
馆却自然存在，在人脑里是抹不去的。而且，如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
《思痛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以及许多人陆续还在写的回忆和史料，
再加上文艺作品，电影《苦恋》、《芙蓉镇》、《活着》，（当然，现在这方
面的电影已较少了，它被辉煌历史、莺声燕语、快餐笑料占据了阵地），等
等。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不也是一座纪念馆吗。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也
应当在这个纪念馆里占一席之地，它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文革对人的扭曲。
　　这里特别想提一提的是韦君宜和陈白尘的两本书。韦君宜这位十八岁就参
加革命，一二九出身的老党员，在《思痛录》中痛述了她和她丈夫杨述（同是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斗争出来并同去延安的）参加革命后数十年来的遭遇和思
想历程。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曾被定为特务，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也挨过整，也
整过人。我读的时候觉得最感动我的还不是所写的挨整时的痛苦，而是对整人
的思想反思，有时是有所疑虑但最后还是违心地照办了，有时是对所做的错事
本心就认为正确。这里反映了软弱和愚蠢。我想，这正是作者“思痛”中最痛
的地方。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写的只是牛棚中的那一段生活中自己真实的思
想和行为，给自己看的，而不是事后写给别人看的搀假的文学创作。我读此书
时，读到他被揪前后的彷徨和窥察，揪出以后对“回到人民队伍”的期盼和感
到有此迹象时的暗自欣喜，“劳动改造”的认真，感到非常亲切，同时也有些
奇怪，没想到一位这样的老同志，应是久经风雨的，水平也不高，其幼稚和愚
蠢竟也和我差不多。但我觉得，要写回忆，就要写这样的真实的东西。

●　“主流”与“边缘”

　　许多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是居于社会主流地位，虽有得意与失意之
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则是一致的。到了共产党的天下，知识分
子仍想以主流自居，事实上却成了附在皮上的一撮毛，而且历次运动之后的地
位每况愈下，最后排行竟居第九。这段伤心史且不说它。到了所谓“科学的春
天”的八十年代，又是“科技是生产力”，又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知识分子觉得春天到了，喜气洋洋地自以为又进入了主流。谁知游淌在
主流里身子还没有暖过来又恍然发现，原来主流仍然不是自己，而是进行着权
钱交易因而先大富起来的那些角色，“一撮毛”虽然已不必再担心被揪斗，拥
有了罗斯福所说“四大自由”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却仍然处于穷酸的边
缘地位，甚至连所附之皮也不知在何处了。手段由揪批改为冷却，这种感觉或
许人文知识分子更深。处于这种地位，今日的知识分子应如何自处呢？还要不
要“以天下为己任”？
　　与此相连的，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问题。这一点我不想多说，只抄王富
仁的一段分析：（《读书》９８年９期）“学院派教授有三种选择：第一种，
现在是教授，还可以当比教授更大的官；第二种，我既不支持政府，也不支持
反政府的力量。我就在写书，告诉大家社会是在向光明的方向发展，要民主，
人与人之间是宽容的，同时很好地从事学术研究，这是最保险的一条路，弄得
好，还可以传世，至于社会上有什么人被抓到监狱里去了，就不提了。既不反
对当局，也不反对受政府压制的人，双方也都不会反对我。（尹按：社会名人
中，王蒙算得典型的第二种。）但是第三，假如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正直的
人，在某些知识分子受到专制主义压迫的时候，就应该站起来，站到受政府压
制的人一边。”

●　“在山泉水”与“说不和说是”

　　“在山泉水”这个问题是由《出山不比在山清》（许纪霖，读书，９６年
６期）这篇文章引起的。文中以丁文江、胡适等人当年在“出山”和“在山”
之间的选择为例，论证从政必然导致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性的丧失。此文当时曾
引起注意，人们一时热衷于陈寅恪、梁漱溟、张元济、马寅初等人的讨论也与
此有点关系。如果在十多年前我读此文必定认为大谬，哪能以前朝喻后朝，把
封建时代、国民党时代和解放后相提并论呢，岂不是阶级混淆吗？现在我却不
这么看了，我觉得中国官场的传统是很可怕而且很有生命力的，甚至谈不上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话，离死还早着呢。今日共产党领导的官场，其腐败
程度和国民党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蒋经国还气势汹汹地打老虎，虽
因老子的干预以失败而告终，今日之太子党中有此事吗？当年傅斯年可以揪住
孔祥熙不放一次次要他下台，虽也并不能成功，至少让孔丢了人，傅斯年本人
也还没受到多大灾难。今日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出山”有了大权的，能这样
做吗？他必须“顾全大局”，也知道该怎样去“顾全大局”。
　　今日之知识分子最多只能“说不”。钱锺书是大学者，所以文革中住牛棚
挨批斗之后到后期四人帮仍请他参加国宴。他不参加，传为美谈。但钱锺书还
是识相的，他只是“有所不为”，只坐在书斋研究学问，并不去揪孔祥熙。
　　这可能是由于今日之专政比当时更有经验，更进步，而今日可钻空子的自
由则更少，所以知识分子也就更小心吧。有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效蒋经国
一开党禁二开新闻禁之法，这是国家大策，未敢多言。
　　谈到钱锺书，不由得想起某篇文中的一段话：“沈从文、钱锺书、陈寅
恪，他们可以默存，他们有资格默存而以默存抗争，保持尊严在他们是一种常
识。其他千百万知识分子却难于这样做。于是，在丧失了常识的尊严的同时，
便衍生出了反常，就只能处于一种媚世的人生，自动放弃了对社会批判的责
任。”“默存”是钱锺书的字，作者以此喻一种洁身自好、可以说不的态度。
但这话对吗？普通知识分子就连“常识的尊严”也保持不了吗？就必得舍“默
存”而“媚世”吗？
　　还有一个顾准，也是个大知识分子，但和钱锺书、陈寅恪不同类型，生前
没有他们那么大的名声。顾准早年对革命有过相当的贡献，解放后也曾“在
山”，官阶不低，但他既不以过去的荣誉而满足，更不为保官而“顾全大局”
俯首听命，而是在革命刚刚取得政权后马上就在考虑“娜拉走后怎样”，即夺
取来的这个政权应如何运行的问题。这就不止是可以说“不”而是如何才
“是”的问题了。我们比较愚钝，难于像顾准这样超前，但在前人已经提出问
题之后，难道不应当顺着这个思路再深入想想吗？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地下
斗争时的老友们重逢时，沧桑之感，恍如隔世，不由得要谈起当年我们如何如
何革命，文革中又如何如何吃苦受委屈等，我也是其中津津乐道者之一。现在
我对这些往事的重述却不感兴趣了。我想，与其津津乐道于往日的荣誉，还不
如腾出脑子来想想今日革命的“成果”，它果真就是我们当年为之奋斗时的理
想吗？如果不是，那么，是理想错了，还是成果错了？怎么办？

●　五四精神

　　年轻幼稚的时候，只知道五四运动是革命运动，不知道还有个是谁领导的
问题。后来经过学习毛着，才知道应当说是无产阶级领导，如果说是资产阶级
或小资产阶级领导，那就是错误的。据说胡风一派人就有此种看法，是他们的
“罪行”之一。近年来思考，怀疑了这种说法，觉得五四还应当说是一个知识
分子的运动，领导它的也是知识分子。试看当时登高一呼领袖群伦的三个人
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再加一个极力“呐喊”，写出《狂人日记》，使
人恍然明白“吃人社会”本质的鲁迅，都是大知识分子。游行示威的基本群众
是学生，也是知识分子，其中的骨干后来虽然分化了，有的姓国有的姓共有的
复姓中间，也都成了大知识分子。五四后来的影响所及，主要的也是在知识分
子中。既如此，五四运动应当说是一次知识分子的运动。后来我们这一代人参
加的学生运动，后面是有“有胡子的人”指导的，五四时共产党还没有成立，
何从领导？性质不同，说无产阶级领导未免勉强。
　　五四运动的精神如何概括？过去一贯的说法是民主与科学，即陈独秀说的
“德先生赛先生”。可后来又有些不同的说法。党中央在去年（１９９９年）
纪念五四时便有新说，说是五四的精神是爱国主义，乍听之时颇令我吃惊，怎
么民主科学都不要了？若干天后传媒上又变了，五四精神变成了一串四项，民
主科学悄悄地加在了后面（第二个是什么我忘了）。爱国主义和民主科学的摆
法，历史的事实是否可以更改，历史上习惯的提法在未经理论的阐明即可随意
更改，这些都是令我困惑不解的。
　　对五四精神近来还有许多议论。王元化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对五四精神做
过一番全面的反思。他从正负两方面总结了五四对后来这几十年来的影响。从
正面看：是“个性解放、自由精神、独立意识、人性与人道、民主与科学等
等。”特别是在个性解放方面，他认为五四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这种
觉醒虽然在清代中叶已经开始萌发，但龚自珍、曹雪芹、戴震、惠栋等人的诗
文著作中表现出的萌芽只是五四时期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的微弱先声。五
四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在近代思想史上大书特书的。从负面看，他认
为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１、庸俗进化观点（不是直接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而是源于严复将赫胥黎与斯宾塞两种学说杂交起来的《天演论》。其观点流为
毫无例外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２、激进主义（指态度偏激，思想
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后来成了极左思潮的根源）；３、功利主
义（即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将它作为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
段）；４、意图伦理（即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
形成了在学术上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的考虑放在首位）。至于一向关于
五四精神是民主科学的认识，他认为还要探讨，而近年来受到学界重视的“自
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倒应说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徵。
　　我认为王元化关于五四正负面影响的分析，是有许多合理成份的。特别是
他所提的负面影响的１、３、４条，已有几十年来的事实为之证明。至于他以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代替“民主科学”概括五四思潮的意见，以及将我国文
革及其以前的极左思潮主要归之于五四激进思想的影响，我觉得还可商榷。

　　散漫写来，这篇“裹脚”似应结束了。写它的时候，思想是酝酿已久，结
构却未经考虑，想得太多太乱，写得自然也多而乱了。回头全篇一读，发现它
竟是脚重头轻，后面有些问题好像较为重要，前面郑重其事写的倒不怎么重
要。好在“读者”都是亲朋好友，看后如果觉得能引起一些思考当然最好，否
则只搏一笑而已。拉杂而写，且自由它，就此献丑。

【转自当当读书论坛】

【】　　　　　　　　　　　　　　【】　　　　　　　　　　　　　　【】
°人　　物°

　　　　　　　　　　◆　通识·契合·敞开·放松　◆
　　　　　　　　　　　──张光直先生访谈录（下）

　　　　　　　　　　　　　　　　　　　　　　　　　　　　　·陈星灿·

问：如此说来，我们的责任很重大。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改
革开放时代，这对我们了解国外的新动态，介绍我们的新成果都有好处。但是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客观上也对我们的考古研究造成了冲击。大量的古遗址、
墓葬被盗掘，发掘研究出版经费紧张，设备更新困难，虽然绝大多数考古学者
出于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坚守岗位，但是人心不稳，要与世界考古的同行对
话谈何容易。张先生多次呼吁禁止文物盗掘，在这方面以及在解决经费紧张方
面，国外是否有成功的例子？

答：由于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人心不稳，我没有办法评论，因为我不知道中国将
来的经济问题怎样解决。不过我觉得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二十年里不断
在提高，这是好的方面。但是经济改革也伴随着很多负面的东西，其中之一就
是文物盗掘。文物的盗掘和走私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固然不
能因此停止改革，但一定要想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中国文物报》的一篇随
笔里有一个建议，我说：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代表中国历史的文物一定要在
十亿人民的价值系统里占有一个很高的地位，要掀起这种风气，建议请国家领
导人、人大政协和各级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表态，大声疾呼，造成不可抗
拒的法律上道德上舆论上的压力。文物工作者要以身作则，不买卖文物，不收
藏文物。要与港、澳、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及司法单位在此事上达成协议。有
人说古物如给港澳台博物馆或收藏家收购，总比流到国外好。但有人买便创造
供应的需要。要杜绝古物盗掘走私，釜底抽薪的办法便是使买主消失，有供无
求。还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物公约各签署国达成协
定，阻止来历不明文物出入各国海关；同时与各国博物馆达成协议，以交换文
物的方式换取各博物馆不买来历不明古物的承诺，尽量减少走私文物的国外市
场，对不合作的外国博物馆，在文物交流、合作研究一类项目上加以“杯葛”，
以鼓励他们合作。我知道文物走私是根绝不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从国家的立
场，对文物盗掘和走私宣战。假如马马虎虎甚至怂恿勾结文物买卖与走私，中
国无法在世界上站立起来。
　　关于解决经费紧张问题，我很想推荐美国富豪捐款作慈善事业的制度。美
国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就不会有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这一类的大学，不
会有斯密斯生研究院这一类的机构，当然就不会有今天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领
导地位。这种行为，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前清的武训，民国的陈嘉庚，都是好
例。十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成就了许多大富翁，希望他们捐款给中国的科学
研究，向陈嘉庚和捐款建造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美国医生赛克勒学习，也
花钱换个不朽。

问：我注意到您发表在一九九四年五月八日《中国文物报》上的文章，我相信
绝大多数读者包括俞伟超、张忠培两位先生本人，都会体会到您对中国考古学
的发展所寄予的真诚的希望。特别是您对我国考古学提出的“理论多元化、方
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三个目标，相信更能引起中国考古学家的共鸣。您
在文中对美国新考古学的来源、理论、方法的优缺点都有精辟的分析。国内对
新考古学的介绍和评价很多，我自己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在我看来无论是
反对者或者支持者，说句不客气的话，都没有机会读多少新考古学的著作（包
括我自己），更无缘直接观察他们的发掘和研究活动。而您不仅身处那个时
代，而且也是六、七十年代考古学理论探讨的积极参与者，所以我相信您的评
述是权威性的。但是我还是有一些疑问要请教您：一、为什么很多西方考古着
作包括威利和沙巴罗夫（Ｓａｂａｌｏｆｆ）的《美洲考古学史》，把六十年
代作为新考古学进而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二、在泰勒等四、五十年代的先
驱者和宾弗（Ｂｉｎｆｏｒｄ）、克拉克（Ｄ．Ｃｌａｒｋｅ）之间到底有什
么不同？三、新考古学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派，正如您在文中所说，“必然有
它引人之处”，但是除了您所讲的“情绪上”的以外，近二、三十年美国在
“技术上”的进步，是否与新考古学的身体力行相关？新考古学既强调系统分
析，就必须注意收集尽可能多的考古资料；但是他们又倡导所谓“假设－演绎
法”，用您的话说是“他们不相信考古材料本身有任何的价值，考古材料只是
验证先行假设的原理原则过程中偶然的产物”，这种矛盾是否当时就看的清
楚？可能的话，能否给我们举一个他们削足适履让材料迎合假说的例子？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历史著作一般是作者离开他要写的时代越
远，写起来就越比较客观。六十年代的考古学史，七、八十年代的写法就和现
在不一样，也一定和二十一世纪的写法大不一样。史学著作都是一家之言，威
利说是新的，我说不是新的，都有我们自己的根据。但我要说，六十年代的学
术风气确实与过去不一样。至于和三、四十年代是质的不同或是量的不同，那
要看你站的角度而定。从考古学的目标，真正的考古学的方法，理论对考古学
作业的影响看，是一个量的变化；从概念的使用，人对考古学的印象，参与者
的情绪，使用词汇的系统上看，是一个质的变化。所以说六十年代是一个新时
代的开始并不错。第二个问题很好。也许每个人的结论都不会一样，但是他们
的著作俱在，我们可以比比看。克拉克有一本《分析考古学》，宾弗有《考古
学的观察》等几本著作（包括他编辑的），泰勒有《考古学研究》，威利有
《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后者是一本研究报告，拿它做比较不合
适，只有拿前三者来比较。你会发现，他们的基本目的和精神是一样的；不过
泰勒的想法比较粗，目的说出来了，是要做缀合的研究，但具体怎么做，他没
有一个很整齐的系统，系统是由前二位说出来的。所以他们的不同不在大的方
向和目标上，而在具体的做的方法上。关于第三个问题，我在你所提的那篇文
章中其实已经谈到一些。新考古学除了对人们情绪上的吸引之外，一是它对文
化生态学的重视，影响了许多新技术的产生。考古学在这二十多年的进步，不
是理论，而是技术。所谓技术，就是产生新资料的手段。从地底下挖出新资料
的手段是技术，从旧资料中挤出新资料的手段也是技术。在新考古学的研究
中，环境的研究很重要，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使用新技术去取得新资料。这二
十多年的技术应用实在是太广泛了，这当然不完全是新考古学刺激出来的；战
后的科技发展，客观上使新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成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说，这种应用只是对其他科技的“剩余价值”（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的利用而已。第二点是它的求证方法说的很清楚。传统的研究自
以为它的方法不言而喻，其实往往比较含糊，前后也不一致（ｉｎ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ｔ），新考古学的研究，则强调方法的验证，强调前后的一致
性，是进了一步，我并不认为新考古学在方法上毫无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因
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求原理而不是资料，所以他们的资料只是求原理过程中的
产物。你可以看他们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的报告，然后跟他们开初申请经费时的
计划进行比较，看看是否前后一致。我没有时间做这个工作，我有一个印象，
他们的考古报告或者迟迟出不来，或者出来了也和当初申请经费时的设计大不
一样，并不是那么前后一致，还是满传统的。他们的申请报告我看过许多，因
为当时尽管新考古学独霸一时，他们的有些申请书还要送到我这里评估。比较
他们的申请报告和研究报告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你们有兴趣做好了。

问：我听普里色教授（Ｒ．Ｐｒｅｕｃｅｌ）的《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课，
他把传统的、过程的、和后过程的各个考古学派甚至各学派内部的分歧划的很
清楚，某人属于某派也说的很具体，但我体会他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某人所言
（声称），而非所行（研究）。所以当我问他张先生属于什么学派时他便不好
回答，因为您的著作似乎三者的因素都有，从您对古代美术在中国上古政治上
的作用的强调看，把您划入后过程考古学派大概也不为过。从这种意义上说，
我们对西方考古学的学习应该是多方面的，不知我的理解对否？

答：你说对西方考古学的学习应该是多方面的，我完全赞成。我们应该吸取每
一个学派的精华。我个人属于什么学派，我也不清楚。我的很多思想和传统考
古学很像；我做的研究，很多又是后过程考古学喜欢做的。后过程考古学把新
考古学说成是很单纯的学派，也不很正确。新考古学其实不只讲文化生态学，
也可以讲宗教和艺术，只是习惯上不做罢了，新考古学也可用来研究宗教、艺
术和象征（ｓｙｍｂｏｌｓ），不能说研究宗教、艺术和象征就是后新考古学
的事情。这种分派我觉得不是很准确，所以多方法学习是最好的。

问：最近几年，南方的重要发现层出不穷。特别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江西新淦
大洋洲的商代时期的墓葬的发现，更有深刻的意义。要是张先生的大著《商文
明》再版，料想一定会有新的阐释。大洋洲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农具，我
很想听听张先生对这些新发现的评价和意见。

答：三星堆和大洋洲等南方的发现很重要，它们把中国上古的历史又作了很大
的修改。过去的上古史没有大洋洲和三星堆的地位，因为传统上认为那个地区
是蛮夷之地。这两处出土的器物都有比殷墟早的，与殷墟处在同等的发展水平
上。说同等当然是主观的判断，不过我们可以想办法建立客观的标准，相信结
论也不会差得太远，它们大约还是势均力敌。当然殷墟有文字，大洋洲和三星
堆还没有发现文字，不过我们目前不能因此就断定它们没有文字。巴蜀有文
字，其祖先的文字将来也应该有发现。江西商代时期的陶器上已经发现不少文
字，以后若有更重要的发现，也不足为奇。这两处的发现，把我们对传统历史
满足的心情破灭了，意义非常重大。大洋洲的的青铜农具，对我对青铜时代的
解释，有很大影响。我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产生，和青铜农具、农业技术的演
进所导致的生产力的增加，关系较少；在此前提下，才提到政治的力量，政治
作为财富积累和集中的工具在上古历史上的作用。因此，新淦的青铜农具，对
我的解释有很不利的影响。但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农具的出现一直都比较早，
不仅是青铜，石器比如石犁也出现很早。也许这个区域的动力与其他地区不完
全一样。这个地区还是巫术性的法器、美术的一个中心，这一点不能忽视。我
还想看看新干的青铜农具是不是仪式性的，是不是只是用金属做的一种特殊法
器，这要看实物上有无实用的痕迹。对此我将付以密切的关注。

问：考古发现不断地更正着人们对世界历史的看法，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不断
地修正着人们对中国当然也是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张先生一贯主张用中国的材
料丰富人类一般进化的法则，依我的理解，人类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元
的历史，只有实事求是地让中国的材料说话，而非死搬硬套成规，才是真正地
为一般的人类法则做贡献。中国近年来的发现比如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手斧、河
北徐水南庄头以及华南某些洞穴出土的距今万年左右的陶片等，对所谓莫维斯
线以及有关前陶新石器等问题的解决，是否有新的启示？

答：你说的不错，是要让中国的材料说话。莫维斯线和前陶新石器的概念都是
根据当时的材料得出的结论，现在的材料把这些看法推翻了，很正常。比如我
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看法，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八六年有很大变化，我的《古代
中国考古学》从第一版到第四版完全不一样，这不是我的思想变了，而是材料
变了，是材料改变了我的思想。现在有人批评我，用我过去的文章作靶子，这
是不公平的。莫维斯是我的老师，他的亚洲东部无手斧的结论，建立在四、五
十年代的发现上，当时的材料很少；他要是现在还活着，我相信他也许会根据
新的材料得出不同的结论。前陶的问题也是这样。有人说全世界的新石器时代
都是先有农业再有陶器，这是因为有的地方有农业而无陶器的发现；但是，东
亚的很多地方就是先有陶器，后有农业。比如日本的绳纹陶器，已经有一万多
年的历史，但农业作为主要的生业，一直到绳纹时代的末期才萌芽。南庄头有
陶器，但有否农业还不清楚，不过陶器在中国出现很早这一点可以肯定。历史
上存在很多一般的法则，但最好现在不要下结论，等到材料够了，再下结论比
较稳妥。像陶器在什么时代出现、南方早或是北方早的这些问题，每年都有新
的材料发现，很多工作正在做，平心静气等几年再下结论岂不更好。

问：现在回头看看，中国的考古学几乎完全改变了几十年前的上古史的面貌，
甚至于连由《古史辨》派批评的先秦古籍，也正获得新的生命。在此意义上
说，无论怎样地高度评价中国考古学的成就都不为过。张先生已经解答了我的
许多疑问，最后能否请您谈谈对中国考古学在今后几十年的展望？

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中国考古学过去几十年的变化，我们可以预
料二○五○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和今天有很大不同。至少有以下几点可以相信：
一，一定有很多新材料出来；二，新材料里一定有许多现在根本想不到的东
西；三，外国人对中国的考古学比较重视；中国学者对世界的考古学也应有更
多的了解，会打破闭门不出的习惯；四，今后五十年要讨论的很多问题，会集
中到中国的新材料对世界历史法则的贡献上，并且已有初步的收。我们现在要
做的事情，就是要敞开心胸（ｋｅｅｐ　ａｎ　ｏｐｅｎｍｉｎｄ），不轻易
下结论，还要给假说以足够的弹性。给历史搭架子，不要用钢筋水泥，要用塑
胶。这不是投机取巧，没有原则，而是对史料的信任和信心；也是对我们解释
能力的客观评价。我们的真理是相对真理，只能向着绝对真理的目标去，现在
还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我想假如老师有这个态度，同学有这个态度，一代代
的学者都有这个态度，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就会快一些。根据现在的材料，做一
个硬梆梆的钢筋水泥般的结论，就会成为进步的绊脚石。最后，我想对我这一
辈的考古学家说，放松一点（ｒｅｌａｘ）；对年轻人要说，你的前途实在光
明，学考古有福啦！

问：谢谢张先生。

【全文完。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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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驳诘难°

　　　　　　　　　　◆　宪法不是用来“尊重”的　◆
　　　　　　　　　　　　──评马悲鸣先生文章

　　　　　　　　　　　　　　　　　　　　　　　　　　　　　·樊　弓·

　　马悲鸣近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否值得尊重》一文（附后），反映出
中国人对宪法和宪政的诸多误解。这些概念错误如不纠正，则中国人连宪政的
门都没摸着。
　　首先肯定，马先生的若干论点言之在理。如宪法必须通过全民公决，不能
改来改去。老毛发动文革实属叛乱，执政党必须就文革象全国人民道歉，等等。

１、宪法不是用来被人民“尊重”的

　　老马的标题《……宪法是否值得尊重》，意思是问宪法是否值得中国人民
尊重。这个问题本身就问得不对。因为宪法约束的对象是政府，不是人民。我
等草民就算是有违宪的胆子也没那资格。我敢打赌，这古今中外没哪个老百姓
是犯了“宪法”挨打板子的。
　　只有政府，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和政府制定的法律才有资格违宪。既然宪
法管不着你我，那就不是中国贱民需要“尊重”的本本。
　　在宪政制度下，宪法是公民抵御政府暴行劣迹的根据。公民对宪法不是需
要“尊重”，而是利用。当然，中国不是宪政国家，我等只是想利用而用不成
而已。
　　如果说宪法要受尊重，倒是应该要求政府和政府官员去尊重。马悲鸣先生
费了半天笔墨去证明中国老百姓不必尊重那个改来改去的宪法，意在证明李月
月鸟不必尊重宪法。这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老百姓本来就不必“尊重”宪法。而鹏儿既为政府官员，则天然应受宪法
约束。这宪法不管有没有全民公决，本来就是中国政府制定的，你定的你就得
遵守，否则就是违宪。老周家养子要是嫌弃那几张破纸，这乌纱帽留给别人就
是。
　　你不能说“如此改来改去的宪法就是那三千修宪客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人
如何尊重？”。政府要是修错了宪弄成作法自毙，也是自找。怨不得别人。那
些老百姓“他人”则本来就犯不了宪法。

２、宪法不是用来惩罚违宪者的

　　宪法中没有违宪的处置条款，因而没听说哪个国家什么时候依据宪法打过
谁的屁股。因此马悲鸣先生关于《五一六通知》违宪，进而要以此清算毛皇帝
及其跟屁虫“叛乱罪”则超出了宪法的界限。
　　在宪政制度下，宪法的权威在于
（Ａ）不依宪法程序产生的政府机构和官员无效。众人尽可不买账。
（Ｂ）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公民无需遵守。
只有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及其惩治条款才能用来对某人治罪。
　　《五一六通知》和其他文革文件是不是违宪呢？好像不一定。因中央文革
小组不是宪法规定的机构。你只能说它不具备宪法所赋予的政府职能和权力。
它的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中国公民没有服从《五一六通知》的义务。要
说毛胖子犯了“叛乱罪”倒是有点道理。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策动暴民冲击政
府，非法拘禁政府官员，非法查抄他人财产，屠杀平民，如此等等。中国当时
的法律应有相应条款。与宪法无关。
　　至于中国人干嘛要服从那个没有宪法效力的《五一六通知》，去推翻依宪
法产生的国家主席，则是值得中国人深思的另一个问题了。

３、宪法和宪政的运作

　　宪法一般包括（Ｉ）政府的组成，权力界定和运作程序；（ＩＩ）公民权
利。那么，“宪政”到底是怎样运作的呢？
　　首先，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命令去约束公民的行为。对公民来说，法令不
禁即为合法。政府可以指控公民违反某项法律（令）。被告如认为该法律（令）
违宪，则有权提出宪法诉讼案。如法庭作出违宪裁决，则该项法律自动失效，
被告无罪走人。如法庭拒绝受理宪法诉讼，或判决该法律（令）合乎宪法，这
被告违法案才可继续审理。
　　这美国著名的焚烧国旗案就是现成的例子。最高法院裁决，禁烧国旗法违
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因而无效。要想保卫星条旗，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加国旗
修正案。美国一帮吃饱了撑的就成天干这个。
　　几年前美国某市政府下令取缔脱衣舞厅。众“小姐”告到法院，称该法令
违反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表达自由）的宪法权
利。法官判政府违宪。于是美女照脱不误。
　　回到老马的本题。马悲鸣先生指控六四学生违反“天安门五条”，“游行
十条”。则北京小左自然可以挑战这两条“法令”的宪法依据：（１）“法
令”制定者的立法权限；（２）制定法令的程序是否合法；（３）参与制定法
令的官员是否依宪法产生；（４）该“法令”是否与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集
会和游行示威的权利相冲突。
　　同时，任何公民有权挑战“戒严令”的宪法效力，包括其产生的程序。尤
其是戒严令中对违反戒严令者“采用一切手段”的字眼是显然违宪的。因为宪
政的宗旨就是限制权力。尤其是限制政府的暴力。而且调动军队戒严的真正下
令者，是毫无宪法授权的邓小平。
　　再比如说政府镇压“邪教”。这在宪政国家根本干不成。因为任何“取缔
邪教法”必定直接涉及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条文。

４、“共和国”的一张白卷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的国家有宪政而无宪法（如英国），有的国家有
宪法而无宪政（如中国）。
　　为什么要立宪呢？当然是因为（Ａ）要施行宪政；或者（Ｂ）要假装宪
政。中共建政５０年有余，至今仍然不是个宪政国家。因此只能说那四部宪法
都是为了装门面。我们常常听人抱怨某党把宪法当揩屁股纸，这其实是太抬举
了伟光正了。把阴谋说成是“阳谋”的一类人上茅房根本就不用纸。
　　我说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这恐怕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因为“共和国”有
一项不太被人注意的记录，也是无法辩驳的记录：中国法院至今没有审理过一
件宪法诉讼案。
　　宪法不是写出来让政府“自觉”遵守的。宪法是公民监督政府的依据。中
国人必须认识到，政府是肯定会违宪的。不违宪才是稀罕事。即使是美国的各
级民选政府，都经常输掉宪法诉讼。这对政府来说并不是件丢脸的事情。有什
么理由说中国政府历经大跃进，文革，六四，数千万非正常死亡的５０年竟然
不违宪？而中国没有宪法诉讼的现象，只可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中国法院从
来不受理宪法案，要么是中国公民从来没有提出违宪诉讼。
　　樊某读了一些关于中国宪政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批评宪法不地道，或是宪
法没有经过全民公决。提出的解决办法无非是修宪和公投。这都没有抓住问题
的核心。
　　关键在于宪法的诉讼与裁决的渠道和程序。只要有了独立公正的宪法裁
决，宪法是否完美，甚至有没有宪法都没关系。
　　要使宪法真正成为公民权利的保障，开庭审理宪法诉讼是起码的宪政要
求。中国法院判决政府违宪的那一天，便是中国的宪政节日。
　　这一天在中国还遥遥无期。

５、关于老马的两个推理

　　顺便评论一下老马的两个推理。
　　Ａ。“如果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不承认当时有效的中国宪法，则他们割据天
安门广场的行为就是叛乱。既然是叛乱，则政府理所当然地有权平叛。”
　　此推理完全不通。前面说过，宪法不管小民。因此不承认宪法并不是叛
乱。即使是叛乱，政府也没有权力滥用暴力，滥杀无辜。
　　Ｂ。“如果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承认当时有效的中国宪法，则他们割据天安
门广场的行为就是非法的。既然是非法割据，则政府理所当然地有权驱逐。”
　　仍然不对。从中国宪法根本导不出“割据”来。正是依照宪法，公民有集
会游行自由，当然有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自由。何来“非法”之说？

　　　　　　　　　　　　Ａｕｇ．７，２００１

【转自“博讯论坛”，原附件略】

【】　　　　　　　　　　　　　　【】　　　　　　　　　　　　　　【】
°研究讨论°

　　　　　　　　　◆　什么是宪法？（译文摘要）　◆

　　　　　　　　　　　　　　　　　　　　　　　　　　　·Ｇ．萨托利·

　　宪法一词的现代涵义始于１８世纪。……在其当时概念化的过程中，“宪
法”或许是由博林布罗克首先使用的，该词实际上只是在１７７６－１７８７
年间的美国才真正获得其基础和确切含义。法国人不是直接从英格兰而是从费
城会议接受“宪法”一词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不是柏克或普通的英国著作家
们而是潘恩首先明确而完整地阐述了这一现代概念的。
　　不可否认，美国的整个传统是把“宪法”理解为实现“有限政府”的一种
工具。法国的宪政主义从一开始也是如此。人们应该想到１７８９年人权宣
言，或者稍晚些时候的本杰明·贡斯当。尽管可能找到无数导致相反结论的引
文，前面我详尽地解释过，为什么仍然坚决主张英国宪政完全属于同一传统：
不列颠人不提倡、而且从格兰维尔和布拉克顿时代起就已经和美国人一样不提
倡“无限政府”。
　　因此有理由作出这样的结论，随着绝对主义时代的衰落，人们开始寻找一
个词汇，以表示用以控制国家权力之运作的种种技术。美国人解决了这一争
议，结果这个词就是“宪法”。“宪法”决不是天生就是一个脸朝两面的概
念。人们重新构思了这一词汇，并接纳它，钟爱它，这不是因为它只意味着
“政治秩序”，而是因为它意味的更多，因为它意味着“政治自由”。我们可
以这样说：因为它表示的是“这种”能保护他们自由的独一无二的政治秩序；
或者我们可以转用弗里德里奇的巧妙的措辞，因为它不仅“赋予形式”，它还
制约“政府行为”。（ｐ．１１３）

　　……“宪法”意味着一个政治社会的框架，它通过并依据法律组织起来，
其目的是为了制约绝对权力。（ｐ．１１４）

　　我们可能遇到的宪法基本上有三种：（１）保障性的宪法（真正的宪法）；
（２）名义性的宪法；（３）装饰性的宪法（或冒牌宪法）。
　　名义性的宪法是……“得到充份实施的，富有活力的，但它的本体实在只
是现存政治权力定位的形式化，其目的在于为真正的掌权者取得排他性收益。”
（洛温斯坦语）因此，名义性的宪法之所以是“名义性的”，这在非常简单的
意义上是因为它只是“徒有虚名”的宪法。这等于说，名义性的宪法只是组织
性的宪法，即是组织而不是约束特定政体中政治权力运转之规则的集合。实际
上，名义性宪法并不真的假装成“真正的宪法”。它只是坦率地描述无限的、
不受节制的权力的体制。它不是一纸空文。它只是与宪政主义的目的无关。
　　装饰性宪法不同于名义性宪法的地方在于它冒充“真正宪法”。它之所以
不真乃是它被置之不理，至少在其基本的保障性的特质方面是如此。它实质上
是“圈套性宪法”。就涉及到的自由技术和掌权者的权利而言，它是一纸空
文。（ｐ．１１４－１１５）

【〔意〕Ｇ·萨托利，《“宪政”疏议》，晓龙译，见《公共论丛──市场逻
辑与国家观念》。转自“大家论坛”】

　　　　　　　　≌≌≌　　　　　≌≌≌　　　　　≌≌≌

　　　　　　　　　◆　三个代表，用谎言写就的悼词　◆
　　　　　　　　　──为拯救历史和恢复记忆而作（上）

　　　　　　　　　　　　　　　　　　　　　　　　　　　　　·刘晓波·

　　随着建立人间天堂和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试验的大失败，意识形态崩溃
了，谎言自行戳穿了，公有制瓦解了，个人意识和自利意识觉醒了，中共正在
进行的修补性改革已经失去了道义合法性支撑，而完全沦为维持执政党集团的
特权和既得利益的赤裸裸的暴力和收买。由于无法在政治改革上有所突破，又
不能在文化上创造出有社会说服力和凝聚力的替代品，中共只能在经济上加强
中央的财政能力，在政治上打压建设性力量的发育和各阶层自发的政治诉求，
在思想上压制异见、真相和不满的公开传播。暴力所造成的无所不在的恐惧，
不仅窒息着无权无势者，也同样纠缠着大权在握的独裁者及其统治集团；收买
所鼓动起来的无人不有的欲望，既无限地扩张着权势者的贪婪，也成倍地积累
着无权无势者的嫉恨。
　　无论是对于整个社会、还是仅仅对于执政集团内部，能够整合各种利益集
团的力量只有强制权力和既得利益，利益至上成为新世纪的座右铭。每一个利
益集团都在挖空心思地使现行制度的运行向有利于本集团的方向倾斜，以便扩
大自己的受益范围（起码要保住既得利益），并把成本和风险尽可能转嫁给别
人（当然，在中共现行的体制下，风险和成本的最大承受者一定是社会弱势群
体）。当中共把执政后靠绝对权力强制性积累起来的资产（国有资产）瓜分完
毕，它的使命即告完成。
　　现在，大陆中国的社会转型的代价最小方式，应该是执政党主动进行自上
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开明时代过去之后，中共就全面搁
置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打压体制内外任何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因
此，把新旧世纪之交的希望寄于中共的第三代无疑于痴人说梦。在中共执政五
十年的庆典上，第三代非但没有对早应该沉痛反省的历史进行反省，反而仍然
沉浸在陈辞滥调的自夸之中，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只
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和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没有一点点撕
下伪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和向人民道歉的诚意。他们对过去的反省是弥天大
谎，对未来的展望是自欺欺人。
　　但是，无论中共怎样自我标榜和歪曲历史，在六四血案十二年之后和二十
一世纪开始之际，中共执政五十年的累累罪恶，已经使其头上的理想主义光环
暗淡，其“伟大光荣正确”的自夸已经无人相信，它的真面目赤裸裸地呈现
──依靠暴力、谎言和利益收买来维持执政地位的犬儒党。如果说在邓小平时
代，邓还能够用“小康承诺”代替“阶级斗争”来购买民意的支援和人民的沉
默，那么现在维系着专制权力的只有刺刀、谎言和用公共资产收买拥护者。要
说行贿，现在的执政党才是最大的、组织化程度最高的行贿者，整个国家的所
有资产都可以供权贵们监守自盗、收买人心和任意挥霍。五十年庆典过后，有
一篇在民间流传很广且众口皆碑的文章《风雨苍黄五十年》，作者李慎之是一
位参加过１９４９年中共执政庆典的老共产党员，这位老人对中共执政的五十
年所制造的一次次骇人听闻的大悲剧进行了极其沉痛的反省，这其中所透露的
民意值得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执政者们深思。更重要的是，中共维持其独裁
统治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强权伪造历史和造成民族记忆的空白，这种伪
造的历史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将彻底窜改和毁灭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只
有中共创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而没有中共所制造了人类历史上
罕见的灾难，经济建设的成就掩盖了中国人为此所付出的巨大的不成比例的人
权代价。１９４９年出生的一代人，没有对国共两党在抗战和内战之中的历史
真相的了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对从镇反到反右、大跃进的记忆，七十年
代出生的人没有对文革的记忆，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对六四大屠杀的记
忆……这种由执政党精心制造的一代代民族记忆的扭曲和空白，割断了真实的
历史，扼杀了自省和汲取教训的机会，抹去可以升华民族精神的苦难，使中国
人在整体上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其结果，就是每一次大变革都要回到
原来的起点，历史呈现出原地踏步的恶性循环。
　　时至今日，毛泽东之所以仍然是民众心目中的伟人，中共在民众中之所以
仍然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唯一领导力量，就因为在文革结束之后，执政党对历史
的清算不是以人民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标准，而只是以维护其独裁政权的既得
利益为底线。没有还原１９４９年以后毛泽东及其中共五十年的执政真相，没
有通过小学、中学、大学的课本和讲坛讲述真实的历史，没有诉诸于大众传媒
充份地揭示真相。中共不但自己严密封锁历史档案，不进行还原真相的清算，
而且强制性地压制发自民间的对历史的清理。一个民族的记忆和历史不能总是
从零开始，不能只让那些经过执政者及其御用史学的精心剪裁的所谓辉煌文明
占据心灵的主要空间，拯救历史和恢复记忆，不仅关系到当下改革的方向、手
段、策略和步骤，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有一个健全记忆的未来，以便防止过
去的悲剧一次次重演。
　　如果我们认真地清理中共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共不仅是执政后才变成一
个暴力加谎言的党，而且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就已经如此了，只不过在它执政
后，因为握有了绝对权力而变得肆无忌惮罢了。
　　首先是暴力（这是中共政权的核心支撑）。中共从建党之日起就以崇尚暴
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以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政党为典范。无论
是夺权还是掌权，强权暴力是中共一以贯之的品质。夺权时是“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这不仅是对国民党，也是对中共党内。中共的党内清洗之残酷、波及
面之广远远超过斯大林的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自１９２１年中共建党以来，从
未中断对内的“整风”、“肃反”式的清洗，从“高饶反党集团”到“彭德怀
反党军事俱乐部”只是全面大清洗的预演，文革才是党内清洗的登峰造极。我
在这里仅就大陆老百姓不甚了解的中共执政前的清洗做简要的例举：１９２９
年，中共在苏联的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进行了旨在清党的“十天大
会”，结果是学校停办，几百人蒙受冤屈，很多人被捕，一些人自杀或失踪，
一些人被迫害致死，一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三十年代，中共先后进行了整
肃“ＡＢ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多次肃反运动，仅在肃反中被
滥杀的人至少有三万多，蒙冤者无法统计。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
“抢救运动”，被滥杀和被冤枉的人数没有准确的统计，我只能例举一、二，
让读者自己去推断了。西北公学有五百多人，仅有二十人不是“抢救”的物
件，被“抢救”的特务的比例高达９６％；绥师挖出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
总人数的７３％，年龄最小的特务是只有十四岁的女孩刘锦梅，甚至连七岁的
孩子都成为抢救的物件。在整风中，仅延安一地就有五十六人自杀。而这一切
都是在中共羽翼未丰、只求自保壮大的在野时期发生的！后来通行的审干制度
和个人档案制度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建立的，所有的人必须填写表格，详细
如实地向党组织交代个人的简历以及亲属关系。从此以后，与每个人性命攸关
的档案，就一直作为组织控制个人的秘密武器跟随着每一个人。
　　中共执政后的暴力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从五十年代初的“三大运
动”到六十年代的文革，从五十年代末的“六匪”大屠杀到九十年代末的镇压
“法轮功”，中共五十年的执政史就是血腥暴力的历史。暴力手段在当今的反
腐败和严打之中也是中共的唯一杀手锏。用于暴力镇压的残忍手法，也是从二
十年代贯穿到今天：虚构敌人和编织莫须有的罪名，严刑逼供和疲劳审讯，诱
骗招供和鼓励“小报告”、诬陷、背对背揭发，树立正反面典型，党小组会的
揭发批判和群众大会的揭发批判、游街示众、公审处决和秘密处死，有比例的
杀人、逮捕和无法控制的滥杀滥捕……等等。如此野蛮的政党也只能选择一党
专制的现代极权主义，决不允许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与之共同分享权力。
　　其次是谎言。满清的垮台后，中国传统的靠血缘关系传递的“家天下”法
统随之完结。被迫洞开的国门使西方的现代人民主权观念传入中国，在内忧外
患之中的强国战略的指引下，中国的政治精英接受了政权合法性（法统）源于
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观。袁世凯时期开了国会，随即的皇权（家天下）复辟导
致袁的灭亡。这之后，尽管所有政权在实质上都是暴力集团的工具，却不得不
在外在合法性上冒充人民授权，任何政治家和政党都不再敢于公开挑战被公认
的人民授权的民主原则。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如此，中共亦如此。孙中山
制定“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的渐进宪政民主化纲领；蒋介石制
定主权在民的《宪法》和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也制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
《宪法》和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制定的《宪法》与中国执
政时期制定的《宪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国民党或ＸＸ阶级领导的
专政国家”的总纲，而后者的《宪法》则非常明确地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专政”国家写进了总纲，由此在立法上奠定中共凌驾
于人民之上的统治地位。前者的专制只是渐进宪政民主化过程中的最初秩序基
础，其最终目标是宪政民主制度，而后者的民主承诺只是建立一党独裁体制过
程中骗取民意支援的手段，其最终目标是没有任何个人自由的极权体制下的共
产主义乌托邦。
　　中共之所以能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赢得民意的支援，是因为当时执政的国
民党太腐败无能，中共又处于在野的相对弱小的地位，它始终高举着“反独
裁、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的旗帜吸引不满现状的各路精英，以对抗执政
的国民党。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无论对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对无党派的各路
精英，都是一种谎言和阴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时期，中共把民
主的旗帜举得最高。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
务》一文，提出要争取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并且说如果
没有这些自由就无法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毛认为中国的“大缺点，一言
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６年，中共所控制的报纸
《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共发表了近百篇“反独裁，争民主”的文章，要求
人民应该享有“人权、政权、财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
住、迁移之自由权”。毛泽东多次以联合国的国际公约和美国的《独立宣言》
来为中共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周恩来在致马歇尔的信说的很清楚：“吾人
相信中国将采取之民主，应效法于美国。”“吾人所称将循美国之途径者，乃
指获致美国式之民主及科学，并使中国采取农业改良，工业化，自由及个性发
展等。”“军队制度，应该以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制度为改革的榜样。”
“庶几能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之中国。”中共甚至对现代的民主宪政都
有精到的了解，知道宪政一方面要保障人民的权利，另一方面是限制政府的权
力。１９４６年中共在和平民主建国的纲领性文件《双十协定》上签了字。
１９４９年中共执政后召开的第一届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上，也有
对中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承诺。中共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于它
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
话，都是兑现的。”而中共执政后的历史事实则告诉世人，中共在夺权过程中
和刚刚执政时对人民、对社会各界精英的承诺，直到今天一条也没有兑现。

【未完待续。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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