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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ＴＵＮＮＥ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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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九　十　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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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22　　　　　　　　　　　　　　　（sd9901c）
　÷÷÷÷÷÷÷÷÷÷÷÷　本　期　目　录　÷÷÷÷÷÷÷÷÷÷÷÷

　⒈　单向度的改革　　　　　　　　　　　　　　　　　　　　　　江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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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向度的改革　◆

　　　　　　　　　　　　　　　　　　　　　　　　　　　　　·江　水·


　　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７８年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实际领导
地位和以经济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这个已被证明将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深远的事
件，到现在已有整整二十年了。几乎所有关切中国发展的人，都很想纪念这个历
史性的日子，无论他们对所谓“改革开放”的看法如何。这个话题也对我们的心
智构成了挑战，它不仅涉及刚成为过去的历史从何处走来，还更涉及马上要发生
的历史将向哪里去。

　　然而，挑起这个话题并不十分轻松。历史事实本来就是复杂的，特别对仍然
脱不开历史语境的当代主体来说，似乎更难设想什么“客观性”描述。先不要说
中国内部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了，即使从外部世界来观察中国的巨变，人们也很
难一下认清这种变化对他们自身的意义。比如在冷战时期，由于中国的率先改革
有可能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雪崩，它就既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兴趣和支持，又引起
了苏联政府的猜忌与恐慌；然而在冷战结束以后，由于中国仍自称为社会主义国
家，它的改革反而又引起了俄国共产党的赞誉和羡慕，同时当然引起了美国国会
的疑虑和敌意。

　　在中国内部就更不用说了！一个下岗工人和一个暴发户，一个老干部和一个
新官僚，当然会对刚过去的历史抱有相反的看法，更不要说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
人文学家，或者一个留恋传统的学者和一个追求西化的学者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所谓“改革开放”找不到任何共识。从今年春天
开始，香港一家很有影响的学术杂志，就开始约请各方面的专家讨论这个话题。
然而推来推去，人文学领域的学者都不愿发言，只看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纷
纷命笔，以至后来全部来稿都是讨论社会经济的，一篇也没有涉及到思想文化。
这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说明实际上大家普遍认为，真正值得一提的“改革开放”，
几乎全都发生在经济领域。这本身就是对过往历史的一种默默界定。当然，随着
经济生活的急剧变化，其他生活领域也大大变形了，人文学者并非对此无话可说；
不过恰恰由于改革只在一个领域中进行，言论自由居然也就只在一种话题上存
在，所以中国的人文学者只好统统保持沉默。这本身又是对过往历史的某种界定，
似乎要表达的抗议都在集体的失语之中了。

　　由此，就不妨先来刻划一下当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一言以蔽之：它的发
展动力主要来自一种“单向度”的改革开放，其一切得失以及由此引起的所有褒
贬，全都来自这种对于经济改革的偏重。尽管自从改革事业一开始，知识份子在
思想解放的高潮中，就顺着官方话语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认为光靠所谓“四个
现代化”还远远不够，还必须配套进行“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以及“第六个现代化”即精神素质的现代化，但是这些要求在八十年代受到了巨
大政治压力，在九十年代则干脆销声匿迹了。有些人对比着苏联东欧的急进改革，
把中国的变化描绘成“缓进改革”，但中国的发展其实一点都不和缓。如果把毛
泽东从水晶棺材里唤醒，他一定完全认不清这是什么国度：昨天人们还把“资本”
当成罪恶的象征，今天人们就已把“老板”当成讨好的尊称；尽管表面上还叫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现在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成份已比美国还要少。这是
多么急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然而这种变化仍有其难以逾越的局限，正是这种局限构成了当代中国历史的
基本特征。如果中国当初也象俄罗斯那样进行全方位改革，那末它现在就肯定会
是另一种样子。那绝对不会意味着改革事业一帆风顺，然而碰到的毕竟会是其他
类型的困难，而不是当代中国所特有的困难。我想正是各种社会的如此不同的个
性特点，才会使研究国别的历史学家们兴高采烈，虽然这种快乐恰恰要建立在各
种特有的痛苦之上。

　　当然，假如说当代中国人仅仅生活在苦痛中，那无论如何也是有失公正的，
他们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中国
从去年起已首次从毛时代的“低收入国家”进入了邓时代的“中收入国家”的行
列，而且其国民生产总值也已攀升到世界前七位。所以更客观更平心的说法应当
是，正象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曾深深打上了毛泽东的印迹一样，它如今又深深打上
了邓小平的印迹。邓的思想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主要侧面：其一是作为起点和目标
的民族主义，其二是作为方法和手段的实用主义，因此他尽管被宣传为改革开放
的“总设计师”，但心里其实并无较为清晰的未来蓝图，而只要求采用经验主义
的试错方法，去追求中国国势的尽快增强。他替中国构想的目标也一向只在经济
向度，要么是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要么是人均收入达到小康之家，并无与之相
应的制度与文化目标。

　　如果这种“单向度的”改革开放，在八十年代还只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式
的探索，表现为当时的各种历史可能性之一，那末到了九十年代，它就已经成为
中国政府迫不得已的选择，表现为高层统治者们的基本共识。由于无法成功吸纳
普遍高涨的参与意识，把它转变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力，政府在几经犹豫和
争论之后，终于在天安门广场碾平了这种参与意识。这就进一步拉开了社会上下
层的心理距离，也进一步损毁了改造政治所需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由此似乎显出
了某种惰性特征，也就是说，中国开始越来越像一个东亚国家，而且政府也越来
越自觉地模仿李光耀和苏哈托。尽管遭遇的麻烦更像是“后社会主义”问题，跟
东欧国家甚至古巴的种种麻烦有更多的类似，但中国采取的对策却更像周围的几
个资本主义小社会，以为可以走通“经济开放、政治收紧”的发展道路。

　　对于上述抉择的典型官方表述是：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思想方面“两手都要
硬”。然而实际上，如果把改革的艺术看成系统的社会工程，还不如说这只是瘸
脚鸭在用“一条腿走路”。一方面，由于既缺乏保障经济活动有序化的配套制度，
也缺乏能使市场竞争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国家能力确实是大大削弱了。中
央政府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获得的份额，自改革开放以来竟然一直在逐年下降，使
得各项代表国民整体利益的公益事业，几乎统统面临经费不足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的困境，这跟中国总体上的国力增强构成了巨大反差。可另一方面，由于仍然沿
袭着毛时代的统治方式，政府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操作又相当强硬，迟迟不肯放弃
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种种做法，而这却是美国总统连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实事求
是地讲，由于不再像过去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也由于社会控制手段的相对
削弱，公民的活动空间已大大拓宽了，即使在最受压制的思想文化方面也照样如
此。然而，政府既僵硬又刺目的集权主义行为，仍然受到了最尖锐最广泛的批评。
这其实正是源于它“既改革又不改革”的强烈反差：如果它完全无意和拒绝改革，
人们对它的行为预期反而会完全不同，它在国内就不致于释放出那么多的不同政
见，在国际也不致于暴露出那么大的意识形态异端。

　　这种“单向度”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势必造成“单向度”的社会心理，而且
是严格马尔库赛意义上的“单向度”！由于古代儒家伦理已被激进的政治实践破
坏殆尽，由于集体主义的热情已随着共产主义理想而破灭，也由于当局一直拒绝
以配套的改革措施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消费主义就成了当代中国人最后的信仰
支点。人们不再有超出物质享受的任何理想，不再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任何信念。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不仅那些暴富的人们会挥金如土，其奢侈程度使发达国家的
来访者自愧不如，就连那些赤贫的人们也会“笑贫不笑娼”，性风俗的开放早已
大大超过美国。这种消费主义也许并非只有消极意义，因为正是人人要求富裕生
活的普遍潮流，构成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否决了希望回到斯大林
体制的党内保守派。但无论如何，在一个现代化社会的初始阶段，即使韦伯在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间勾勒的关系受到质疑，也并不自动证明在极度奢侈与资本主
义间具有桑巴特式的关联。事实上，消费主义也同时构成了中国发展的主要限制，
这不仅因为依据中国的资源与人口之比，根本就不足以支撑起美国式的生活方
式，还更因为一味追求享乐的极端利己主义，会使人们龟缩回一个个孤零零的“小
我”，无法为共同体的持续发展博弈出真能提供无形支持的公共领域。

　　跟社会风气的毒化互为因果，官僚阶层的腐败也已登峰造极。改革一向意味
着利益的再分配，只是这种调整又不可能在制度真空中进行，所以负责重切蛋糕
的人从来都有可能借机牟利。即使在已把旧有权力框架摧毁的苏联东欧，那些放
弃了原有政治特权的社会精英，也不可能跟大众共享同一条起跑线，更不要说拒
绝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了。那些干部们表面上自称为“公仆”，暗地里却利用他
们掌握的公共资源，把手中的权力迅速转化为资本。所以更形象的说法是，他们
白天在虚伪地宣讲《资本论》，晚上在无情地榨取剩余价值。据有的经济学家估
算，在改革开放的过去二十年间，通过这种渠道流失的公共财富已不下三十万亿
人民币，等于四万亿美元。前北京市长陈希同因为经济犯罪而被判重刑，但市民
从官方那里得悉了其受贿总额后，反而普遍误以为他还比较“清廉”！这个案例
也许比抽象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确实，由于“单向度”改革的病根在
作怪，权力和资本早已勾结到了这种程度：像贪污受贿这样的罪行实在太缺乏想
象力了！利用对双轨制价格的控制权，利用对股票市场的裁判权，利用对房地产
开发的审批权，利用承包转卖企业的优先权……官僚们完全可以更合法和更大量
地侵吞公共财富。权力不仅有可能转化为资本，权力本身就已是现实的资本！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也急剧地恶化了。尽管仍然保守着社
会主义的名义，但过去那种低效率的平均主义，如今已变成了“掌勺人独享大锅
饭”。同样顺理成章的是，政府的的行政管理效率也急剧下降了，许多政策的制
定与其说是基于公益的理性，不如说是基于私利的谋划。针对这种广泛弥散的恶
臭，国人中流传开了一句民谣：“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这并非一个
信口讲出的笑话，而是一种极具智慧的总结。正由于改革的“单向度”性质，才
造成了社会结构的畸形脱节，造成了“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造成了“坚
持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因此一方面，只要拒不吸纳跟经济活动同步增长的
参与意识，就很难造成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机制，就很难保障社会管理部门的良性
运作，就很难使整个社会的发展走上健康的轨道，所以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
但另一方面，如果真正揭开了舆论监督的盖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切实的政治体
制改革，不再允许一个官僚特权阶层盗空国库，那末现在的一党专政局面就很难
维持，所以说“反腐败要亡党”。中国的同时也是中共的高层领导人，肯定正在
这种两难困境中走投无路。

　　中国社会的这种畸变现状，也使得知识份子的处境倍感复杂与艰难。由于改
革开放过程是走出毛时代的标志，也由于毛晚年把国民经济弄得既瘫痪又崩溃，
所以他们绝大多数都曾衷心拥戴过邓的事业，其显著标志就是北大学生在蜜月期
打出的那个横幅──“小平你好”。就算部分意识到了这种改革的重大局限，他
们也很难像其他社会的知识人那样，把主要矛头对准市场竞争带来负面效应，因
为正是那种竞争毕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活力，而正是这种活力有可能打破毛时代
的僵化教条。即使中国在八十年代末走过了那个十字路口，历史已不再闪现全面
开放的可能性，他们仍然拥护邓小平以“南巡”重新启动的改革，把注意力主要
用在了警惕历史的倒车与复辟。由此，“单向度”的改革就使他们陷入双重的困
境：一方面，正是这些市场经济的最早呼吁者，反而丧失了在毛时代享有过的物
质优待，多数人要么被迫放弃专业下海，要么不得不勉强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另
一方面，也正是这些自由竞争的热烈拥护者，反而最受正大力推行市场化的政府
的冷遇，无法用自由主义信条去合法化现有的经济事实，而迟迟不能转化为官方
的主导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在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度里宣讲自由主义，和在一个专制主义的国
度里宣讲自由主义，不同的社会语境会赋予同一种话语以不同的含义。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肯定会在中国酿成最主要的思潮，而且只要当局一天不改变
“单向度”改革的初衷，它就一天不会失去自己昂扬的姿态。但无论如何，当代
中国事实的复杂性却在于，它至少是由三类麻烦叠加而成的：一类是毛时代遗留
下来的问题，比如动辄追问“姓社姓资”的党内保守势力，比如长期平均分配养
成的懒散劳动态度，比如任意干涉创作自由的蛮横审查制度；另一类是邓时代刚
刚造成的问题，比如权钱交易所带来的普遍腐败和民怨沸腾，比如鼓励投机心理
所引发的犯罪上升和道德沦丧，比如片面强调经济向度所导致的制度与文化发展
滞后；再一类就是在技术官僚时代已渐露端倪的问题，比如迷信科技魔力所隐含
的巨大社会风险，比如刺激社会需求所付出的可怕环境代价，比如照搬西方法典
所引起的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的背离……前现代问题、现代化中问题、后现代问
题如此搅在一起发酵，使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极其复杂，根本就不可能照
搬任何简单的主义来作出应答。中国所面对的成百上千个危机问题，拿到西方来
也许个个都值诺贝尔奖，只是它们必须调动本土的智慧来解决，而不可能在西方
的图书馆里找到现成的答案。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由于社会活力的释放，由于社会空间的拓展，也由于多
种资源的开拓，中国已有了初具雏形的民间知识界，但它的规模相对于上述问题
而言，却仍显得微不足道，特别是相对于它未来超级大国的形象，简直就像泥足
巨人却长个侏儒的脑袋。正因为这样，无法给出确定的预言，中国的改革事业究
竟前途如何。唯一可以告之是，中国的改革如果不能尽快走向辉煌的顶点，就必
将很快走向衰老的尾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已成全球瘟疫的今天，再想步苏哈托
的后尘进行“单向度”改革，那毫无疑问将是一条绝无出口的死路。而且，这位
印尼独裁者的教训还告诉我们，如果在经济快速起飞的情况下，蛋糕的总量扩张
尚可暂时掩盖社会不公，那末一旦经济过程进入停滞甚至负增长，社会矛盾就肯
定会激化和爆发，那时重新分配财富的要求就会带来这样的抉择：要么进行全方
位的社会改革，要么接受彻底的现代化受挫。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已经面临着最紧要的关口。它必须迅速做出反应
来回答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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