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八　十　七　期　　　　　　　　　　　【】 　【】　　　　　　　　　　　　　　　　　　　　　　　　　　　　　　【】 　【】【】【】【】【】【】【】【】【】【】【】【】【】【】【】【】【】 　　　　　　1998.11.10　　　　　　　　　　　　　　　（sd9811b） 　÷÷÷÷÷÷÷÷÷÷÷÷　本　期　目　录　÷÷÷÷÷÷÷÷÷÷÷÷ 　⒈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下）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下）　◆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 　　　　　　　　◆　四、社会碎片化与社会自组织的发育 　　4.1　改革前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与总体性社会组织。(略) 　　4.2　分化与分权的双重分割。中国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有两个致命的缺 陷：一是社会具有高度的总体联动性，社会高层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会引发 全社会的动荡，因此对于总体性危机的担忧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担忧 不仅往往成为政策制定的优先考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对政策创新的创造 性思维能力；二是窒息社会的活力，它是以损害社会全体成员的活力为代价的。 而中国的改革，尽管是从经济体制开始的，但这种改革所触及的，恰恰是这样一 种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结构。应该肯定，由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走向分化和分权 是巨大的社会进步，此后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就是由此而来。1979 年的改革以后，中国总体性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即它同时发生了社会群体 的分化、阶级的分化、产业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等等。分化使中国从一致性社会 变为多元社会。与此同时，在行政领域中也发生了从集权向分权的过渡，决策权 从过去的只集中在最高部门和少数人手中，变为基层部门也广泛地享有了决定自 身事务的权力。问题是，这两种变化同时发生，分权和分化交织在一起，结果发 生了对社会的双重切割作用。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 会被切割为无数的片断甚至是原子，也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社会碎片化使国家 和社会的关系面临困境，具体说来，国家在面对农村和城市这两个方面都遭遇到 前所未有的危机。在面对农村社会时，农民已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 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 的自治社团，因而无论通往市场还是通往国家的路径都是堵塞的。因此使农民成 为一个最为脆弱的社会集团。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如何建立新型关系遂成为一个刻 不容缓的课题。在此种新型关系没有建立以前，农村中日益发展的基层自治与现 有体制之间的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加。在面对城市社会时，由于自我利益中心的法 团主义的发展，使那些准利益群体组织既不易于纳入国家整合框架，又会弱化市 场机制的调节，因此造就了国家、市场和企业之间独特的不匹配性。社会碎片化 并不是个贬义词，碎片化也有它的正向功能。社会碎片化是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 会走向自组性社会的过渡，它避免了总体性社会的两个重大缺陷，即总体联动性 和窒息活力。碎化了的社会组织避免了总体性危机的出现。由于国民行为失去了 总体联动性，从而降低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的可能。 　　4.3　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与农村的组织真空。在广大农村地区，在人民公 社解组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有效社会组织形式，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人民公社的解体是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的重大变迁，首先，它标志着过 去行之有效的从公社到生产队的纵向控制体系的瓦解，这样，国家开始直接面对 无数的个体小农。为了填补这种组织真空，近些年来开始实行乡村自治，即建立 农村自治组织----村委会。但在象粮食等重要资源仍然是按照行政手段而不是市 场手段抽取的情况下，基层社会的自治性与国家对农村资源的抽取方式开始形成 尖锐的矛盾；其次，农村家庭单元管理的井井有条，与农村公共事物管理的混乱 和无人负责形成尖锐对照，因为在国家从农村基层社会生活中撤退出来之后，并 没有形成相应的组织农村公共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再次，农民在获得相对自由 的同时丧失了组织的保护。而集体这种保护性缓冲层的丧失， 使农民更容易屈 从于中央政府的命令。更确切地说， 集体缓冲层的丧失， 使得农民不仅在面对 市场时是脆弱的， 而且在面对国家的代理人的时侯也是脆弱的。再次，农村工 业、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以家庭为基础的管理方式已成为向现代企业制 度迈进和提高管理水平的障碍。 　　4.4　单位制的解体。应当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单位制解体之后，这些“单 位”的演变方向如何，是否朝着市场经济中的“厂商”的方向演变？从目前的情 况看，很难得到确定的结论。相反，由于内部人控制等种种原因，出现了“无主 管企业”或“所有者缺席”的情况，严重者是作为出资者的国家对于企业完全失 控。在此情况下，出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企业日趋福利化以及腐败现象的 产生。 　　4.5　社会自组织的发育与发展。在总体性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基本特点是 他组织性，不具备产生带有自治特点的民间社团的可能。改革后中国社会的一大 变化，就是社会生活的自组织性有所增强，表现在若干城市地区发育出了多少带 有现代意义的社团组织。从总体上看，这类社团组织的特点是：第一，官办色彩 强烈，其组织架构基本上是官僚机构的拷贝，领导成员基本上是赋闲官员等等； 第二，盈利取向明显，在这个意义上说，很类似于上述的准利益群体。现代社会 中的社团组织至少应具备三个基本功能：一是协调个体行动者与国家的关系，二 是协调个体行动者与市场的关系，三是充当利益表达的工具。就此而论，它们显 然还不是真正的自治社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近20年的改革已使民间积聚 了相当的资源，可以预期，民间社团的发展及其独立性的增强，将是一个不可避 免的趋势。由于民间社团的缺乏，以及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得 一些在市场经济制度构架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冲突和矛盾缺乏应有的解决机制。比 如，在农村中，由于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团体，因而就明显缺乏协调农民与 国家关系的组织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抗拒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抗 拒信息传达的延迟性（如用撂荒的方式抗拒粮食价格过低，但撂荒的问题需经过 漫长的时间才能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二是爆烈抗拒发生的突然性。问题在于， 在目前国家的宏观制度框架中，没有给民间社团以明确的定位，缺少将民间社团 与其它制度要素连接起来的安排，因此民间社团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一个 微妙、敏感的位置上。这种状况是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误解有直接关系的，即 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是可怕的。但问题是，有时候无组织的力量要比有组织的力量 更为可怕。 　　4.6　社区是中国社会新的生长点。(略) 　　4.7　无上级主管单位的出现。(略) 　　4.8　民间集团和普通民众的自组织。(略) 　　4.9　局部化和地方化与自组织的发育。意识形态的局部化。地方势力的形 成。(略) 　　4.10　社会无归属群体问题。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的变化并不仅在于其自身的 性质和特点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将这些组织原来所包容的一批成员甩了出去。 在城市中，这批被甩出去的人员主要包括：国营单位下岗职工，以及到了就业年 龄而又无法找到就业机会的青年。据冯兰瑞估计，“九五”期间，中国将面临第 三次失业高峰，全国城镇失业率在2000年将达到21.4％，失业总人数将达1.53 亿人。以失业人口为主体而构成的社会无归属群体，将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 威胁。 　　在农村中，情况有所不同，平均主义地承包土地，使个体小农在短期内获得 了最基本的保障。但是，由于农村中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产业化、集约化业已成 为不可扭转的趋势，其势必与平均主义的小块土地经营方式形成日渐激烈的冲 突，规模经营将会把相当一部分小农甩出去，使他们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跻身 于农村中无归属群体的行列。因此，国家如何设法建立一套使这部分人以之为依 托的制度安排，是近期内必须解决的问题。 　　　　◆　五、市场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可能的危机 　　5.1　改革以来20年间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不同社会力量的角逐、社会 规范的片断化、新社会要素的不断生成、这些新要素与旧社会要素的尖锐对立和 冲突，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巨大张力的蓄积，使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摇摆不定； 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的共时态存在导致基本的社会安排难以定型。从根本上 说，今后的五到十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一个时期，长期积蓄的矛 盾、危机都可能在这一时期随时找到突破点而爆发出来，打断社会的演进和转变 过程。这就把整个中国社会推向了所谓的“高风险社会”，其既不同于常规社会， 也不同于改革之初的“侵蚀阶段”的社会。可以断言：今后，中国社会进一步的 演化和转变将会迈上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而绝非一帆风顺的坦途。 　　5.2　国家机器的日渐钝化。改革后出现的四种基本社会——政治力量，即 国家、垄断集团精英、民间精英与社会大众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处于不停顿 的变动、演化之中，从而产生了形成各种组合的可能性。国家自主性的降低是改 革以后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其突出地表现在国家机器的日渐钝化和总体性垄断 集团的迅速膨胀这两种现象的结合上。国家自主性是指相对于社会而言，国家本 身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活动、利益和运作手段。但是，当社会 学家主张“把国家带回分析框架”的时候，他们的意念中的国家绝不仅仅包容“国 家能力”的概念，尤其是那种从社会中抽取财富的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还特别 包容着“国家的责任伦理”的概念，即作为整个社会的治理机器，国家理当承担 起它的责任。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责任密不可分。但是，国家是具体的，是由它 的各级代理人即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构成的。国家的意志和政策依靠它的各级 官员的行动才能化为现实。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过去20年中出现了 国家机构中各级责任承担制的形同虚设，以及金钱对于决策的操纵的趋势。这就 使得国家行使威权的能力极大地钝化了。各级官员的推诿塞责、文牍主义；公检 法机构的公开或半公开地追求部门利益；以及在政策制订上明显的有利于富人的 取向，使国家在公众心目中日益丧失其成为社会公平代表的象征符号意义。人们 可以看到，至少在一部分地区，在那些最需要国家登台的地方，如在教育、扶贫 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中，往往看不到国家的身影；而在国家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如谋求市场利益和各种高消费场合，它的官员却经常出没于其中。从1980年代 中期以后，官员腐败就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问题；而从1992年以后， 官员腐败则干脆演化成一股强劲的社会趋势，虽有严刑峻法而不得根治，大小规 模的社会动荡无不与此相关。但是，由于“主义话语”的崩塌、对官员收入偏低 的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等多方面的原因，塑造了大小官员独特的机会成本计算方 式，使得官员阶层的各种经济犯罪和生活腐化等现象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 烈，成为转型期的官僚集团肌体上的一个痼疾，非简单、局部的手术处理所能根 除。简单地说，官员的腐败和不负责任导致国家机器的钝化和失灵。国家的钝化 和失灵，使国家日益丧失作为全社会代表者的角色。在实际生活中，它越来越多 地表现出不是作为自己的独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为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的代表 而活动。国家政策制订更多地受到垄断集团的影响，产生了以牺牲下层利益和整 个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政策制订过程；其发展结果将是对转型期社会的 失控。 　　5.3　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过去十几年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是一直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来 推进的，但实际的结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不仅没有精简，反而在进一步膨胀。 无论在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上，还是在人员的数量上，今天中国的政府规模，都远 远超出了改革以前。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一般通常是要由政府来承担的那些功 能和责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 主要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方面：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用行政权力 牟取部门或个人的经济收入；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层层下 达经济增长的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政府官员与 企业的私下结合。在目前的中国，凡是与政府直接有关的功能，几乎都在处于衰 败之中：基础科学和尖端技术投入不足，教育陷于困境。严肃的文化和艺术处境 日益艰难，社会生活正逐步丧失其人文基础；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规则受到破坏， 法律的执行效率极低，社会公平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政府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分 散了某些部分对自己承担的独特功能的专注，一些本来就应当是由政府承担的功 能，不得不推给企业，如打击假冒伪劣的问题，本来是需要由政府来做的，但现 在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推给了企业；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保护生态和自然环 境的种种努力，都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冲动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政府行为经济化 和企业化的倾向，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第一，政府功能的畸变，政 府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将导致对其掌握的权力性资源或垄断性资源的滥用。 利用权力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利用垄断性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行 业不正之风。但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滥用。而在公共 资源被滥用的情况下，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而且会造成社会功能的紊 乱。第二，政府功能的失效，社会生活的失序。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 的“下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行政经费紧张的问题，但同时也严重地 损害了政府的功能。政府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调节器，政府功能的畸变，在很大程 度上意味着这个调节器的丧失作用，于是便导致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紊乱现象的发 生。第三，公共事业的衰败。在一个功能配置正常的社会之中，绝大多数的非赢 利性的公共事业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的。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就更是如此。 然而，在近些年来，凡是由政府所负责的公共事业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处于衰败之 中。第四，政府的超越性的降低。第五，政府官员的腐败机会的增加。 　　5.4　各个精英集团之间在社会转型方向上的利益冲突与分歧。如同我们在 第三部分中所分析的，在90年代初期，各个主要的精英集团在“稳定共识”的 基础上形成了结盟关系，但当改革（特别是转型方向）涉及到进一步的利益分配 的时候，在国家和垄断集团之间，以及特别是在垄断集团和民间精英之间，由于 利益的冲突，在制度选择的共识上出现了裂痕。国家在垄断集团这个它亲手培植 起来的怪胎面前日渐显得束手无策。垄断集团这个以某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为纽结 而聚拢起来，集政治、经济甚至文化资本于一身的特殊社会群体，由于善于从体 制和市场两个领域中动员和吸纳资源，因而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地聚敛巨额财 富，占据经济生活的命脉，并且开始对政治生活形成重大的影响。最近，我们甚 至在关于国家的产业政策的讨论中也可以时常听到他们的十分强有力的声音。他 们正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实际主宰者，正在企图把整个社会的转变扭转到最能 保障他们的利益的方向上来。在垄断集团之旁，我们看到的是天生发育不够健全 的民间经济精英，是一大批“长不大”的个体户。二十年的改革历程赋予他们以 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机遇，使他们能够凭借各种自致手段脱离原有的社会位置，通 过经营小型的、简单的企业而积累起小额资产。这就使他们能够从普通大众中脱 颖而出，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经济精英的行列。但也仅此而已。国家和垄断 集团的联手抵制封杀了他们在社会阶梯上靠着自己的力量进一步向上攀登的可能 性。在经济生活中，除非变成垄断集团的附庸，否则他们注定要驻足于现有的位 置，难以再图发展。在一大批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生活领域中，市场准入方面的 限制使他们不得其门而入；而当国家采取紧缩政策时，他们也和平民一样饱受经 济萧条之苦，并且随时有可能被抛入社会的底层。而在政治生活中，除非和平民 联手，否则他们自己微弱的声音也难以引起任何社会反应。 　　5.5　贫富悬殊及其导致的利益冲突。(略) 　　5.6　随着社会张力的蓄积，新的抗拒形式出现了，并有继续演化的趋势。 这些形式包括：随着劳资纠纷的大量出现，城乡企业中的雇工为了发泄不满，采 用了焚烧厂房、毁坏机器、对管理人员的人身伤害等多种破坏手段，此类现象在 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已屡见不鲜；各种有焦点的社会运动，如请愿和罢工。大中城 市企业职工以要求基本生活保障为口号的请愿、罢工运动日渐增加，彼伏此起； 此类消息尽管出于稳定的目的而丝毫不见诸于报端，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此外， 还有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夜晚政治”形式，即犯罪。在一个社会中，会议室里的 “圆桌政治”、公开表达的“街头政治”和所谓“夜晚政治”，是利益表达的三种 基本方式。在中国社会，由于制度缺项或不配套，前两种利益表达的形式并没有 得到制度化的允许，甚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要求会由于政治的敏感性而付 出太大的代价，这样就使利益表达和社会抗拒更多地采取了“夜晚政治”即各种 刑事犯罪的形式。城乡犯罪率多年以来居高不下，各项恶性犯罪率迅速攀升，有 组织犯罪在迅速蔓延，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可以预见，由于城乡地区失去社 会保护和无以为生的人群的增加，以及底层民众不满情绪的加剧，城乡治安状况 就总体而言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观；日增的刑事案件透露出底层民众诉诸于 实际行动的强烈抗拒意识和反社会情绪。这种情绪发展到极端，就是近年来已现 见端倪的城市恐怖活动。 　　5.7　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走入尴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金融机构 的商业化过程必定要求银行行为符合市场运作机制，消除或至少也是降低政策性 的贷款；另一方面，寄居在国家肌体上的国有企业则以国家银行的“输血”机制 为根本的生命线，卡死国家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无疑将导致大多数国有企业 的崩溃。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早已深深地卷入了资本主义 的国际市场，这就使得当我们考虑国家的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时，不能不 以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为基本的参照系从计划体制沿袭下来的货币管制政策使中国 暂时避免了过多、过深地卷入当前的“东亚经济风暴”。但是这种侥幸局面究竟 能够坚持多久？在东亚国家竞相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我们固然可以坚守防线，一 再承诺人民币绝不贬值，我们似乎也可以借助于种种计划体制手段来“防范金融 风险”，但是我们能够长久地处于世界资本市场的大门之外吗？一旦当前的货币 政策影响到对外贸易，我们这个实际上靠贸易入超维持的国家又能有什么有效手 段来维持国民经济？实际上，我们看来是最可能受到亚洲金融风暴波及的国家。 这是因为我们比陷入金融危机的其他亚洲国家负有更多外债，国有银行的坏帐比 其他国家更多。更为糟糕的是，1997年注入的外资大幅度下降，减少了35％。 看起来，经过多年快速增长后，我们的经济也开始遭遇波折。一场经济衰退似乎 必不可免地将会到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衰退必将引发 深重的社会灾难。 　　突发性经济危机及其可能导致的社会震荡，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危险。各种 经济发展中的短期行为，早已埋下了产生危机的种子。问题在于危机在何时到来，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到来。从当前的形势来推断，即使抽掉世界市场的影响这个外 部条件不谈，单就中国经济社会的现状来看，由国有企业解体给银行造成的烂账 和呆账、中央财政向股市转嫁负担，都有可能成为导致突发性经济危机的触点。 危机可能来自尚在糨褓期的股市的突然崩盘，也可能来自某种自然灾害对农业收 成的影响。在前一种情况下将是城市中的股民，而在后一种则可能是乡村中的农 户成为引发社会振荡的振源。但不论哪一种情况，在国家机器钝化和失灵、整个 社会充斥着巨大张力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振荡都将会迅速地从局部漫延到全局。 　　5.8　失业问题的不断严重化。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系列旨在 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结构调整措施的出台，社会失业问题正 在中国加剧。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不少地区出现以一刀切的方法，把“卖” 作为中小企业转制的主要方法，统统卖给个人。在企业拍卖和重组过程中，对职 工的安置简单化的情况也十分突出。买断工龄，成为一些地方安置职工的主要方 式。补偿最多不超过万元左右。许多工人在被解雇之后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 犯，其中许多人被激怒，而可能采取暴力行动。可以预期的是，在今后的若干年 中，失业问题将会成为一个相当敏感甚至带有爆炸性的问题。与此同时，据比较 保守的估算，农村地区还有约一亿五千万潜在的剩余劳动人口在寻找转离农业和 农村的机会，此种转离意向又为农业本身作为一种绝对无利可图的产业的实际状 况不断地强化着。换言之，13亿人口、八九亿劳动力，安置在什么地方，如何 为这些城乡剩余人口安排出路，将直接影响今后五到十年的社会重建和市场转 型。 　　5.9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与经济转型同步。问题的严重性 是在于，当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不断严重，农村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向城 市转移的时候，城市中的工业却处于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的过渡。按照撒 列尼的经济转型理论，在外延型发展阶段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 就是要实行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使整个社会由以乡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市 为主的社会，农业则由于劳动力大量的减少而实行规模经营；工业中工人的实际 工资有明显增加，工业转而以生产消费品为主，整个社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然 而，在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近20年的时间里，这个过程在中国不仅没有 取得明显进展，甚至也没有开始。1960年我国市镇总人口为13073万人，市镇 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19.75%。1978年市镇总人口虽增加到17245万，增 加了约4200万人，但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却仅为17.92%，下降了近两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1961—1978年间，农村人口由53152万人增加到79014 万人。也就是说，理应在这个阶段上解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 决，而是将这个问题的解决拖到了经济转型阶段。其结果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和工业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过渡这两个本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的过 程，在中国成为一个同步的过程。问题很清楚，在工业处于外延型增长阶段的时 候，工业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工业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工业 部门可以向从农村中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而我国却由于 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机会。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 业涌来的时候，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型发展阶段 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行增长而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 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转移更为困难，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更难于在城市工业中找到就业机会。 实际上只要分析一下近几年来我国的就业情况，就不难发现，这种技术和资本对 劳动力的排挤，不仅在更为发达的城市工业中已经开始，就是在技术和资金条件 较差的乡镇企业中也已经开始出现。如果我们再将这问题与我国劳动力人数的巨 大规模以及目前在城市工业这、特别是在国营工业中所存在的大量隐性失业现象 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虑，问题就会显得更为严重。 　　5. 10　社会矛盾的激化与解决社会冲突制度化手段的缺乏。在进入以市场 经济为基本构架的社会的时候，社会冲突会变得常规化。社会冲突的常规化是指 社会冲突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而上述我们所分析的 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加剧，都无疑会加强社会冲突对一个社 会所造成的震荡的剧烈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冲突乃至程度比较强烈的社会 冲突，将是我们的社会要经常面对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或发生社会冲突， 而在于能否形成有效的社会制度安排，将社会冲突尽可能地置于理性的基础上并 保持在理性的范围内。但多少年来，我们社会中最基本的冲突模式是，冲突的双 方是一种你胜我负、你死我活的关系。在这样的冲突中，双方的目标不仅仅是获 得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彻底战胜对方。而缺少一种以讨价还价为特征的理性解决 利益冲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由于多年来一直对社会冲突采取一种不正视的态 度，因而在社会中缺乏有效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手段。所采取的权宜性措施又 往往以高压为特征。这样的权宜性措施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冲突产生的问 题，反而往往会激化矛盾和冲突。同时，由于长期缺少理性解决冲突的意识形态 话语和文化环境，整个社会对冲突的看法往往非常僵硬，即使是在由于利益而引 发的冲突中，也很难进行对话和协商，缺少共同的规范和共同使用的语言，相反， 在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相互的恐惧，这样就人为地强化了社会冲突的敏感 性。 　　5.11　在这个时期中，社会保障体系将成为调适国家和社会关系、精英和民 众关系的焦点领域。在贫困化群体正在生成和迅速膨胀的同时，我们这个社会恰 恰又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变革。核心的问题在于国家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 制改革将会把有限的资源配置给谁：是配置给那些日增的城乡贫困化群体，还是 配置给垄断集团和各种各样的精英，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从但 是无论国家如何决策，至少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初期，由于旧的制度业已失效， 而符合市场机制的新体制远未确立和完善，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在较长时期内形 成社会保障的巨大盲区，使得真正能够享受社会保障并借以增强生存能力的城乡 人口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而在今后若干年内，对社会中相当一部分 成员来说，生存压力也将变得空前巨大。而一旦遭遇变故，则必将陷于灭顶之灾。 　　5.12　城乡分割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会加重已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上面 所分析的问题，并非始自今日。但过去十几年中快速的经济发展使这些矛盾和问 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 否能够保持？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条件是否能够继续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由 城乡分割形成的分裂的工业化，已经开始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抑制。94年至今累 计起来，库存量超过一万五千亿元，呆坏帐就将近一万亿元。以去年的工业总产 值近10万亿元计算，产销率每低一个百分点，就有大约1000亿元新增库存。 如果全年工业产销率是95%左右，那么意味着今年的社会库存将达到5000亿元 左右。这其中压死的银行贷款至少占60%以上，也就是说，全年大约有3000亿 元的银行贷款因社会库存增长而成呆坏帐。而这绝大部分库存最终都要成为废 品。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我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 经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城乡分割所形成的“分裂型工业化”。现 在，在我们的社会中，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或者说提供工业品和服务 的，共有4亿人（城市2亿劳动力，乡镇企业1个亿，农民工1个亿）。而由于 大部分人口仍然滞留在农村，其对工业品和第三产业的服务的消费是相当有限 的。而在城市中有能力和条件消费工业品和服务的人口中，还有一些富裕阶层是 以消费进口耐用消费品为主。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要受到抑制。 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会对解决有关的社会问题构成严重的制约。 　　5.13　把上述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从实质上看，就是它们从不同角度突显出 中国社会正在朝向两极化快速发展的根本趋势。两极化社会的基本特点在于：社 会框架脆弱，没有能力抵御社会震荡、处理和化解各种突发性的事件；社会认知 短浅，扭曲了对这些问题的把握，特别是对若干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难以形成 共识；而作为社会运行主导者的政府在问题和危机酝酿之时往往麻木不仁，当问 题显著化或危机来临之时，由于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惯性作用的支配，其又会更多 地强调在问题和危机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不适当地强化了问题和危机中的敌对 因素，从而导致政府在心理上的“过分紧张”和行为上的“防卫过当”措施。此 种过分紧张和防卫过当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危机，同时削弱政府的凝聚意志， 限制政府有效化解问题的措施和手段。因此，两极化社会又可称为“高风险社会”。 　　　　　　　　◆　六、社会重建：结构、制度、组织 　　6.1　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时代。在20年的改革历程或多或少地 祛除了思想的某些桎锢，至少也是把一部分独立思考的权利交还给社会的时代， 这个社会就整体而言却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听上去是一个悖论，但却是一 个事实。一个人丧失思维能力，那是他的大脑出了毛病；而一个社会丧失思维能 力，则是这个社会的思维器官即其知识精英阶层出了毛病。这种毛病就叫作短视。 整个社会在转型时期中的短期行为就是知识精英的这种短视症状的恶果。与这一 趋势相互影响的是，在政府机构中，技术官僚把持了决策权，这就必定导致把战 略问题技术化的毛病。时至今日，正当这个社会的发展进入至为关键的时期之际， 知识精英阶层却拿不出长远发展的基本国策，在事关社会公平的重大问题也没有 声音；技术官僚层却并不考虑也没有能力考虑这一类的宏观问题。知识精英阶层 的短视和技术官僚集团的无能将使我们这个社会失去赖以立国的长远决策能力。 　　6.2　前述四种不同社会力量的不同组合，将决定中国社会的不同发展前景。 其中至为关键的就在于国家和哪一种社会力量结盟。简要地说，这种前景至少有 两种：第一，国家和垄断集团结盟，它们的偏好将主导社会选择某种体现对社会 主义计划体制带有强烈路径依赖特点的制度框架和社会安排。可以想见，这将是 官僚－垄断形态中的市场经济，而其特征将会与现在拉丁美洲的那些现代化后来 者国家相去不远；第二，国家与民间精英和大众结盟，这将是一种良性的发展途 径，推动中国社会逐步走上规范化的市场经济，其特征将会是众多基本的社会与 政治层面上，体现出与欧美的现代化先行者国家有类似之处。 　　6.3　实际上，要推动中国社会向上述第二条道路转变，真正地化解各种社 会问题和危机，只有通过全面的制度创新才有可能。总起来说，这种创新包括三 个方面：⑴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上，要着眼于努力扶植一个中等阶级，并且通 过各种政策手段，设法使之尽快发育起来，将整个社会结构从两极结构推向三极 结构；造成在社会分层阶梯上，最贫困阶层和最富裕阶层这两个端项在数量上都 减至绝对的少数，中等阶层占有绝对优势的格局；这就是所谓社会结构的重建； ⑵为社会中现有的各个不同社会集团确立明确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通过这些渠 道使国家、精英和民众这三者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沟通和互动关系。这就是所 谓社会制度的重建；⑶各种带有自主性的社会组织的重建。 　　6.4　社会结构重建。对于社会结构可以有不同的划分和界定方法，但这里 所要说的是，要使一个社会真正地渡过风险，达至稳态，最主要的就是扶植社会 的中等阶层，使之成为社会的主体部分和中间力量。为此，一是要杜绝新富群体、 特别是掌握“总体性资本”的那个新富群体的核心阶层通过非经济手段谋求超额 利润的途径，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将之推上主要从产业领域而不是从金融证券领 域、从市场而不是从国库、依靠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而不是借用各种政治资本和 社会资本来谋求正当利润的道路。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所采用的应当是规范性手 段，而不是大众动员式的手段；是改良，而不是革命；目标是推动新富阶层的转 化，而不是像以往的革命运动那样消灭这个阶层；二是在救助社会贫困阶层的同 时，努力创造使之再结构化的条件，推动其中的大部分人能够借助于各种渠道逐 步上升到中产阶层中来。在这方面，鼓励和优惠各种带有合作社性质的小型厂商，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抓大放小”，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三是直接塑造和孕育 中产阶层。按照通常的涵义，所谓中产阶层就是指企业的管理层、技术层、商业 层、白领层这样的并非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阶层。为了造就这样的一个阶层，就 要创造相应的产业条件、职业结构条件和基本教育条件。 　　6.5　社会制度重建。对于各种社会问题，有一种程式化的、稳定的、配套 的制度安排，使新的社会抗拒形式合法化。实际上，近年来已经在发生此种变化， 对社会抗拒的默认、安抚，以及惩办责任官员，就是此种默认的具体表现。但是 默认还不是制度化。为了实现制度化，至少要作出以下安排：⑴确立利益表达与 社会协商机制，使社会中的各个群体，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体获得更多的表达利益 的合法渠道，并且在重大社会决策中必须有其声音；⑵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制度， 充分运用舆论工具和其它制度安排，监督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行使和各级官员的 收入状况，及时法办渎职官员和贪官污吏；⑶用以调节收入过分悬殊的制度，这 包括试行高额累进税制等一系列税务制度等；⑷安全阀制度，在社会的经济压力 加大之际，对于民众的政治约束必须有所松动，必须允许民众的局部性的、小规 模的各种抗议活动，并视之为转型期的常规性行为；⑸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建 立以家庭为基点的社会支持系统；使住房、医疗、教育等最基本的保障能够以各 种形式覆盖大多数社会成员；⑹社会流动制度，即借助制度形式将求职、迁徙等 方面的自由流动机制定型化、常规化；⑺中间组织建设和沟通制度，即通过建立 各种社团组织，确立公民政治，建立兴趣社团，作为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之 间、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中介机制和传导沟通机制；等等。 　　6.6　社会组织重建。在城市社会，建立现代企业组织，逐步而又稳妥地剥 离单位组织的社会福利功能，实现社会保障的社会化，促进企业单位向现代厂 商的转变；促进行业公会的发育和发展，使其承担其调节企业活动的作用，在 企业和市场之间建立桥梁；在农村社会，建立和完善各种农民协会，用契约形 式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成为农民一方面与市场、另一方面与国家建立关系 的桥梁。6.7　在进行结构重建、制度重建和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 各种可得资源，包括：传统资源、共产主义资源和市场资源，以建立多维度的、 具有充分吸纳能力的社会整合框架。 　　　　　　　　　　　　　　　　　　　（执笔人：孙立平　李强　沈原） 　　注：限于篇幅，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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