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八　十　四　期　　　　　　　　　　　【】 　【】　　　　　　　　　　　　　　　　　　　　　　　　　　　　　　【】 　【】【】【】【】【】【】【】【】【】【】【】【】【】【】【】【】【】 　　　　　　1998.10.18　　　　　　　　　　　　　　　（sd9810c） 　÷÷÷÷÷÷÷÷÷÷÷÷　本　期　目　录　÷÷÷÷÷÷÷÷÷÷÷÷ 　⒈　毛泽东的语言神话和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话语英雄　　　　　　　李　劫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毛泽东的语言神话和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话语英雄　◆ 　　　　　　　　　　　　　　　　　　　　　　　　　　　　　·李　劫· 　　毛泽东似乎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历史和合者，读的是曾国藩的书，做的是洪秀 全的事；受的是“五四”新文化的启蒙，认的是黄埔军校的道理：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毛泽东成功地把“五四”文化和革命暴力和合到一起，从而开辟了一条叫 做农村包围城市的一统天下之路。当然这条路不是通向曾国藩们开创的现代文明 社会，而是指向一个现代社会和传统天下的十分古怪的混合物，一个从精神到物 质从物质到精神全被专制统治一体化了的荒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有现代社 会所具有的高度的组织化系统化，又有传统天下的那种等级森严的庙堂秩序和一 本正经的道学氛围。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十分奇妙地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吃 饭一致，穿衣一致，走路一致，脸上的表情一致，甚至连性交的姿势都完全一致。 生活不仅成了单调的重复，而且成了同样枯燥的模仿；人们遵循着一种无声的口 令，一二一，一二一地活着。显然，把一个世界改变成这付模样，仅仅依靠暴力 是绝对不够的。因为这不啻是身体的管制，而且更是心灵的囚禁。为此需要一种 不无宗教意味的力量，谁能找到这种力量，谁就能完成到陈独秀到孙中山这正反 过程之后的历史和合，谁就能征服中国民众及其他们的国家。毛泽东找到了这种 力量，他凭借他在语言上的天才成功地制造了一个语言神话。与当年秦始皇先武 力统一再车同轨书同文量同衡的程序相反，毛泽东首先用语言统一了人们的思想 人们的头脑，然后用武力统一了江山。 　　毛泽东在语言上的才华首先体现在语势的发挥上。这种语势的发挥在先秦有 孟子为例。先秦诸子之中，名家重逻辑，孟子有语势。倘若从逻辑上着眼，孟子 的言辞是经不起推敲的。孟子的语言在于气势的雄浑和连绵上。而毛泽东则是一 个把语势的雄浑和连绵发挥到极致的天才。无论什么话，到了他的嘴里或他的笔 下，就具有了象真的一样的造型力度。比如他早年在《湘江评论》一刊上的发言：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里的“我们”究竟指谁，除了毛泽东本人可以被确定属于“我们”之列的 之外，是相当含糊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我们”，然后作出如此雄心勃勃 的宣言。甚至一个孩子也可以指在他面前的一切说：这都是我（们）的。但孩子 的天真又往往在于，他不会用“我们”替代“我”，而是会直截了当地说：这一 切都是我的，我不说谁说，我不干谁干。 　　然而，毛泽东的天才恰恰在于，他将“我”的主语诉诸了含混但不容置疑的 “我们”；在此，一方面“我们”不需要被论证，一方面这毋需论证的“我们” 使发言者的宣言变得气势磅礴，仿佛不是出自一个青年学子之口，而是千百万民 众的强烈呼声。这种在主语上的造势又使接下去的一个问题变得似乎是毋庸置疑 的，即凭什么说天下国家社会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含混性使主语可 以是意指千百万民众，也可以是代表了一群有抱负的革命学子，又可以是抒发了 一个人的极为自信的心声。主语的含混而具有的多重性意味和多层面意味，使“我 们”和天下国家社会之间具有了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在属性上的联系，以致假如有 人对此存疑，还会遭到这样的反诘：天下社会国家不属于“我们”又属于谁呢？ 当然，事实上，没人会表示怀疑，这样的“宣言”使人们拍手鼓掌热烈喝彩还来 不及，怎么会想到去质疑呢？因为这种主语上的含混在受话者会产生一种奇妙的 共振效应，仿佛这话是受话者想说而没能说现在终于被人说了出来一样，从而激 起一种强烈的共鸣。经过这种共鸣，受话者和发话者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一种 沟通，似乎彼此都为“我们”所涵盖了，然后天下社会国家属于我们大家（双方） 所有，而又首先属于发话者（单方）所有，因为这种权利不是法定的或选举的， 而是被一个天才人物说出来的。毛语在语势的雄浑和连绵上的这种发挥，到了成 年时代更为炉火纯青。尤其在那首著名的《沁园春》一词中，这样的语势变成了 阳刚之气十足的审美：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 　　　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 　　　人物，还看今朝。 　　先是承该词上阙中的“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而来，将大自然， 美女，江山作了一气呵成的互喻，然后推出英雄之于这一切的渴望。沿着这种渴 望，作者又历数了二千多年中最有文治武功的一代代帝王，最后以俱往矣一句将 之挥去，推出风流当看今朝的豪言壮语。这里的宾语“风流人物”，与前面的“我 们”是异曲同工的。谁也不能就“风流人物”一说而指出作者的个人野心，个人 欲望，但谁又都领会了“风流人物”的所指何在，并且因此钦佩不已。其实，所 谓的勇敢，有时仅仅体现在敢说和不敢说之间。对于不敢做的人来说，当然敢做 比敢说更重要。但对于敢做的人来说，敢说有时也有一种先声夺人的声势。面对 美人般妖娆的江山，蒋介石敢做，但他不知如何说，因此他不敢说；但毛泽东比 他高明的是，他不仅敢做，还知道怎么说，从而敢说。就这一敢说便分出了两者 的高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认为，在江山的争夺上，蒋介石之所以输给 了毛泽东，是因为他不懂白话文。 　　蒋介石虽然从黄埔军校中承接了暴力这一传统气脉，但他漏掉了北大精英所 创下的“五四”文化。而蒋介石所忽略的，又正是为毛泽东所擅长的。虽说毛泽 东在年青时也曾写得一手好古文，但他的语言天才却是在习得了白话之后才充分 发挥出来的。他不仅将古圣贤的语势造型运用到他的白话之中，而且将汉语语言 特有的在逻辑运用上的意象性挥发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化不是 西方的逻辑的理性文化，而就是中国式的意象的感悟文化。这种语言不是通过逻 辑的求证让人信服，而是经由意象的营构让人领会。比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 阶级分析》一文中的那个著名的开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 　　　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　 　　　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可以说，在当时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想过革命的首要问题，即便陈独秀也 不会留意。因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在陈独秀是不言而喻的，即“五四”的两大追求， 科学和民主。然而，毛泽东在此通过有关敌人和朋友的意象营构，将革命的首要 问题变成了分清敌我的斗争策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逻辑的推导和论证，而是以 一种不证自明的方式将前提硬塞给了读者：革命的首要问题不是科学和民主、不 是打倒军阀、不是实现什么主义，而就是分清敌人和朋友。按照这种说法，革命 的操作具有高于一切的重要性。或者说，革命将干什么且慢说，先把该如何革命 弄清楚。 　　毛泽东的这种话语方式十分清楚地标出了与陈独秀的区别。陈独秀所给出的 历史话语虽然充满激情，但基于一种不可动摇的理性立场，但这在毛泽东的话语 体系中，是否合乎逻辑的理性立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其所说的是否切实可行。 说得含混些不要紧，但做起来却必须清清楚楚。同样的白话文，在陈独秀诉诸了 文化，在毛泽东诉诸了政治。文化是必须说清楚的，而政治则在于操作上的可行 性，说得是否清楚或者说是否合乎逻辑并不重要，有时候不说比说更为有利和有 效。于是，毛泽东便把革命的首要问题似乎是不言而喻地交付给了有关敌人和朋 友的意象营构，而且接下去还真的一层层地仿佛很有逻辑性地排列出了敌人的阵 营和朋友的阵营，如同弈棋中的楚河汉界那样分明；并且毋庸置疑地省略了敌人 和朋友之间的全部人性因素，将整个社会分成敌我两个阵营，从而变成一个阶级 斗争的战场。陈独秀当年的具有批判性的理性立场，至此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 全然变成了斗争哲学，或者说，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斗故我在。 　　毛泽东话语的这种意象营构同样体现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比如：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 　　　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 　　　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 　　　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这样的语句与其说是考察报告，不如说是描述农民运动的钢琴奏鸣曲。其描 述文字比农民运动本身更有气势，从而勾勒出一种时代英雄的意象，令人想起《山 海经》中的共工，刑天，不仅猛志常在，而且将埋葬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 官污吏、土豪劣绅”。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的一场“痞子运动”，经过毛泽东的话 语奏鸣，变成了一个革命的神话。所谓语言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这里的秘密 在于，只要意象在手，不妨尽管吹牛。正是基于这种手法，毛泽东在后来中国卫 星上天之际，对西方人说他把一个山药蛋送上了天空。如果说有关农民运动的神 话在表达上是把小的说成大的，那么在卫星上天时的这种豪迈则是把大的说成小 的，这都是语言经过意象处理后所达到的神话效果。 　　由于这样的意象性，使毛式话语充满了文学想象力。后来的人们很奇怪毛时 代的话语的这种特征：凡是政治话语都十分形象化文学化，凡是文学语言又都十 分概念化政治化。这种现象在话语上的奥秘则在于本来应该诉诸逻辑的话语方式 被诉诸了意象，而本来应该诉诸意象的话语方式却被诉诸了概念。经由毛泽东话 语装饰的语言由此获得了语言神话所特有的神奇性。比如在井冈山斗争的最为艰 难困苦时期，毛泽东会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大胆预言革命高潮的快 要到来，并且令人眼花缭乱地描绘道：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 　　　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 　　　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不管身处如何绝望的境地，看了这样的描绘还会怀疑希望的快要实现么？同 样的手法见诸《纪念白求恩》是：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 　　　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 　　　的人。 　　毛泽东所说的“这点精神”是指他认为白求恩所具有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 的精神”。且不说这种精神的归结本身是否夸大了白求恩医生的职业道德，即便 就算是这样，接下去的发挥也太五彩缤纷了，又是高尚，又是纯粹，还要道德， 有益人民云云。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纯粹的，那么道德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反过来 说，一个在道德上备受谴责的人，就肯定不高尚吗？地藏菩萨下了地狱不也照样 是菩萨？这种具有神话效应的五彩缤纷的话语方式，在逻辑上是不堪一击的；因 为从这五个对人的要求来看，这种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好在毛泽东说的是一个以 身殉职的国际友人，他说得再莫名其妙，只要情感上热烈深沉礼遇上扎实到位便 行，不会有人硬去仔细推敲，追究。但问题是，到了后来的斗私批修年代，这五 条标准被用来衡量所有的凡人，结果弄得几亿芸芸众生人人感到自惭形秽。仿佛 除了说出这些标准来的领袖之外，人人都不敢说自己是高尚的纯粹的。为此，大 家只好对想出这些形容词的伟人诚惶诚恐地膜顶礼拜，而且好象没有人暗自思 忖，说这话的人自己是否也符合这种几近神话人物的标准，因为大家都认定了说 话人是个神话人物。 　　毛泽东的语言天才之于他的语言神话固然是首要的形成条件，但不可忽略的 是他这种天才所基于的土壤也是滋生神话的重要前提。因为中国人所习惯的话语 方式就是意象的心领神会的方式，而不是逻辑的推理或求证的方式。“五四”白 话文的语言革命只是一种建立逻辑话语和理性思维的努力，这种努力并没有在后 来白话文的发展中得以完成，相反，其努力的方向被不知不觉地引到了毛泽东的 话语上，也即是说，引到了用白话形式表达的传统话语方式上。白话文的这种演 变又绝对不是因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天才所能达成的，而是经过了许多为“五四” 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虽然历史的轨迹经常在一些领袖人物英雄人 物身上标记出来，但历史的演变却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种因素。毛泽东曾生 动地比方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 　　倘若说，毛泽东的天才所创造的毛式话语是一颗语言神话的种子，那么整个 中国民众的话语习惯或曰话语传统就是语言神话的土地。尽管陈独秀们的“五四” 话语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划时代的反响，但这在中国民众却是不知所云的。 中国民众根本不知道何为科学何为民主，相反，对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倒是相当心 领神会的。比如说，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在知识分子中也许会争论不休，但在民 众看来却很简单，就是分清敌人和朋友。在民众心目中，所谓革命斗争和江湖械 斗是一回事。既然是打架，那么当然得首先分清谁是这一帮的，谁是那一帮的。 团结什么人打击什么人，在民众心目中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不懂什么主义， 但要说到拉帮结派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在行。因此，毛泽东所说的道理十分符合作 为土地的民众的心理。毛泽东的脚下由此踩实了充沛的地气，他的几乎每一句话， 都能得到大地的回应。他说“深挖洞，广积粮”，民众马上弯腰曲背，挖洞不止， 如同愚公移山一般执着。他说“几亿人口，不斗行吗？”民众马上为此斗到一起， 难解难分。毛泽东的话说到后来，几乎成了一种巫术般的符咒，民众根本不管听 懂与否理解与否，一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兴奋起来，行动起来。印度人的奏乐舞 蛇尚且还有生命的节奏可循，而毛语之于中国民众的交感效应却简直如同刮风下 雨的自然现象一般，神奇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毛语一出，民众就象中了魔似地 狂歌乱舞。即便毛泽东并没有装神弄鬼，民众也把他敬若神明。 　　由此可见，当毛泽东在展现他的语言天才的时候，中国民众正好在盼望着一 个语言神话。孙中山临终时意识到了唤起民众，但他没能意识到的是，他所唤起 的民众所期待的却不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而是他当年根本没有注意到的毛泽东。 民众一方面不在乎科学和民主，一方面又对暴力有着道德上的保留。因此，陈独 秀可以象孔子那样成为知识分子的领袖，但民众不会以他为然，民众也许更喜欢 盗跖那样的一介草莽，更喜欢《水浒传》中的诸多好汉。相比之下，蒋介石比陈 独秀要孔武有力得多，但蒋介石在民众心目中是一介武夫，而不是一条好汉。蒋 介石得了力却少了义。力是通过打仗打出来的，义却是经由话语说出来的。毛泽 东既会运用暴力，又极善言辞，得了打仗和说话的两全其美，得了暴力和文化的 天然组合。因此，最后是毛泽东迎合了民众的心愿，满足了民众的心理期待。这 与其说是历史的选择，不如说是土地的召唤。 　　当论及中国晚近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时，一个令人十分悲哀的事实是，无论 是鲁迅的狂暴，周作人的坚忍，抑或胡适的绅士风度和陈独秀的英雄气概，最终 都只标记着新文化的开拓，而没能构成新文化运动本身。因为这场运动发展到后 来，却莫名其妙地演变成了一场思想文化上的农民起义，从而让一些文化草莽或 文学盗寇以话语英雄的形象扮演了历史的主角。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折腾到了 这一步，算是走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在改朝换代的同时灭绝了整个文化，不管 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也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在造反有理的暴乱年代全都 灰飞烟灭。文化的这种灭绝以一种极端的身体化形式成为权力的纯粹附庸，权力 随着欲望的暴涨，既淹没了东方式的内心话语，又摧毁了西方式的头脑理性。生 命的内心修为、社会的科技文明、连同理性秩序在专制极权的无度纵欲之下被全 然荡平，整个历史正好应了“红楼梦”那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预言。 当年的“五四”新文化领袖们绝对料想不到，他们所开拓的这场新文化运动最后 竟以一场历史的劫难而告终。当然，事实上，就在“五四”领袖们创立新文化的 时候，那场历史劫难就已经有了先兆，我指的是，郭沫若作为一个白话诗的新诗 人的崛起。 　　在新文学运动的缘起上，郭沫若的新诗“女神”显然是与鲁迅的白话小说“狂 人日记”相对称的新文学的奠基之作。正如“狂人日记”道出了一个精神病患者 的压抑和焦灼一样，“女神”宣泄了一个文化草莽的野心和欲望。在这部命名为 “女神”的诗集中，根本看不到丝毫女神应有的宁静和柔美，充斥其间的全然是 欲望的蓬勃和泛滥，并且为以后的吹捧者所美其名曰：革命的浪漫主义。毋庸置 疑，浪漫主义的确是一个美丽动人的说法，但即便是浪漫主义也有以心灵为基点 的浪漫主义和以欲望为基点的浪漫主义。心灵的浪漫主义有一种精神上的贵族气 质，如屈原、苏轼、拜伦、雪莱，这种浪漫主义展示了豹的状美；欲望的浪漫主 义则带有一种无赖脾性，如刘邦的“大风歌”、黄巢的“菊花诗”、毛泽东的“沁 园春”，连同郭沫若的“女神”，这种浪漫体现的是狗的狂妄。尤其是郭沫若的“女 神”更是直接以狗自命，吵吵嚷嚷地号称自己是一条天狗，不仅要吞食日月，而 且要吞食宇宙。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后人竟然将这样的贪婪说成是对斯宾诺莎泛神 论的领略。我虽然佩服这种无知无畏的勇气，但也不得不指出：泛神论乃是一种 心的尚徉和荡漾，而郭沫若天狗式的贪婪则是一种欲望的狂暴的夸张；泛神论和 庄子的齐物论相近，只是泛神论是对上帝的自然皈依，齐物论是对自然的神圣臣 服。相反，在郭沫若天狗式的自白中，道出的是一种对世界或曰对天下的强烈的 占有欲和企图拥之入怀的渴望。这种诗歌作为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实在与“五四” 精神相去甚远，而假如作为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倒是恰如其分。 　　正如“女神”中的天狗篇章宣示了农民起义的狂暴一样，“女神”中的“凤 凰涅般”篇章预告了半个世纪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诗歌所描绘的极其仪式化 的场面令人想起天安门广场上的红旗红花红海洋还有红太阳，那熊熊的烈火，几 乎就是革命激情的形象写照；而所谓涅般，则是一场思想改造运动的神圣化说法。 “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斗私批修，自我检讨，最后洗心革面，成为一代社会 主义新人云云，也即是说，凤凰涅般了。在此，由于诗人的造作和夸张，涅般已 经完全丧失了原有的生命意味和宗教氛围，不是宁静的，祥和的，而是暴烈的， 狂热的，有时候象希特勒上台时的火炬游行，有时候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检 阅红卫兵小将。这种氛围虽然被命名为凤凰，但实质上更近于天狗，或者更象是 大泽龙蛇的喧哗与骚动。 　　郭沫若的整个“女神”跳动着一种准备闹事的焦灼。欲望的高涨，使之充满 暴力的张力。相对于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中所体现的美国创业精神，郭 沫若的“女神”所张扬的是中国农民起义传统的造反脾性。我把这种造反称之为 身体叛乱。所谓身体叛乱，意指感官的物欲之于世界或历史的颠覆。身体叛乱往 往以权力的角逐或江山的易手为指归，以火与剑的暴力行为做形式。历史上的身 体叛乱从来没有创造过什么文化，充其量只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调控机制。而且， 由于叛乱的身体性，除了暴力行动，它很少诉诸语言。历史上的身体叛乱以语言 的形式表达出来，乃是一个文化嬗变时代的特殊景观。尽管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之前，已经有了“红楼梦”所标记的内心话语，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又 缘自胡适所标出的科学理性，但作为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毕竟有着草创期 的种种疏漏和空隙：内心话语还不曾重新构建，科学理性又不曾深入人心，于是 新时代的历史文化就不由自主地掺入了大量的身体因素，或曰物欲成份。这些成 份又碰巧受到暴力革命的乌托邦理论的历史催化，于是结合成了一个以欲望和权 力为核心的语言神话，或曰语言骗局，以及参与和置身其中的话语英雄。正如毛 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记了语言神话的诞生，郭沫若的“女神” 标记了话语英雄的崛起。中国晚近历史上的文化草莽就是以这样的标记步入历史 和完成了水泊梁山式的聚啸山林的。 　　相对于毛泽东的语言神话，以郭沫若为首席代表的话语英雄在能量、气势、 想象力和创造力上显然要“稍逊风骚”或者“略输文采”，并且正是这样的逊色， 使毛泽东终身不以白话新诗为然，即便出口“不须放屁”，都要煞有介事地诉诸 旧体诗词。然而，话语英雄之于江山的占有欲和之于暴力的热衷，却是与毛泽东 全然相通的．毛泽东有井冈山的打土豪分田地，郭沫若有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上的 号称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造反有理；毛泽东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郭沫若 “棠棣之花”之类的所谓历史剧将先秦的义侠改写成了暴乱的恐怖分子；毛泽东 在抗战时期玩弄抗日话语，郭沫若有“屈原”一剧中捶胸顿足的爱国表演；最后， 毛泽东登上天安门主持开国大典，郭沫若锑泪横流地写下了“新华颂”之类的阿 谀诗章；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郭沫若马上响应说，他过 去的所有文字全都作废，其情形一如毛泽东号召大跃进大炼钢铁粮食亩产上万 斤，郭沫若组编新民歌运动，要求人人写新诗歌歌功颂德；终于，毛泽东一命归 西，郭沫若转身写道：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 　　倘若说话语英雄和语言神话的这种默契是一幕悲剧，未免失之过于严肃；但 假如说话语英雄之于语言神话的追随是一幕喜剧，又显得过于轻松。在毛泽东的 帝王气概面前，郭沫若有类于文学弄臣；但一旦面对文人学士，郭沫若马上变得 霸气十足，仿佛一个文化黑社会中的龙头老大。事实上，所谓的话语英雄，乃是 对文化流氓的一个比较文雅的美称。与此相应，对付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天狗” 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金庸小说中的“打狗棒法”，一如粉碎毛泽东的语言神话可 用金庸小说中的“降龙十八掌”。降龙要旨在于破其腾云驾雾之状，打狗秘诀在 于击其摇尾乞怜之术。作为流氓文化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和郭沫若主仆二人在骨 子里是很虚弱的。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虚张声势，一个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 五洋捉鳖”，一个号称要把日月吞食。这种流氓腔到了文革年代，普及到每一个 造反派或者后来的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的成员身上，形成一种可以以一个上 海工总司头目命名的陈阿大效应。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到了声嘶力竭地吼叫“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时候，可说是原形毕露，暴露出了这种流氓文化的 全部粗鄙和全部丑陋。 　　如果说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大陆上政治之于文学的专制统治是由毛泽东１９ ４２年的《讲话》确定的话，那么革命之于文学的强暴却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 经在一些文学青年中间蔚然成风了。以后的抗战文学，不过是这种革命文学的自 然延伸和扩展，而毛泽东在延安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则是革命文学－－抗战文学 的逻辑结果。从革命到抗战，从抗战到服务，文学仿佛只是稍许亢奋和激动了一 点，便不慎沦落为随军妓女，最后被固定在政治的侍妾位置上。毋庸置疑，文学 的这种命运与当初“五四”新文学的奠基者们的初衷是完全背反的，即便与整个 新文学在“五四”以后的发展也是很不协调的。就“五四”新文学本身的立场而 言，革命之于文学的强暴并不是新文学发展的逻辑结果或历史必然，而只是新文 学在起步不久之后不幸遇到的一股逆流；当然，对于新文学来说，更为不幸的是， 这股逆流最后经由毛泽东革命的成功而变成一场历史性的灾难。这场灾难不仅标 记着文学的沦丧，也同样标记着文化的寂灭。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日本军队的入侵对中国晚近历史都是一个天大的不幸 和灾难。正如苏联顾问和孙中山的合作成为中国晚近历史的第一个大滑坡，日本 军队入侵和毛泽东的崛起构成该历史的第二个大滑坡。而又正如日本军队的入侵 给毛泽东带来了机会一样，所谓的抗日救亡运动使郭沫若、茅盾之类的话语英雄 有了入主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绝好机会。而且更为不幸的是，相比于这二位多少领 受过“五四”熏陶的话语英雄，其他一大批标语口号式的诗人作家更是不堪入目。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们的语言还仅仅是带有暴力 倾向和暴力色彩，那么此刻的抗日话语则将语言和暴力全然划一。这种抗日话语 的特色在于：由于抗日的语境，语言成了杀人的武器。此刻的文人们有一种莫名 其妙的同仇敌忾，一时间，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上不上前线可以不谈，但说不 说抗日或发不发抗日宣言写不写抗日文章却是一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而且在大 敌当前的情形下，文人还有一个类似于妇女一样的受照顾的特权；只是与妇女不 同的是，受照顾的妇女通常去做看护以示有力出力，但受照顾的文人却仿佛只要 在一旁大声喧哗就成了抗战英雄。于是，文人们互相比赛谁的喉咙响，谁的用词 狠。最后《义勇军进行曲》独占鳌头，因为该曲号召全体中国人用血肉去做成新 的长城。这种号召让嗜血的入侵者听来比被号召的血肉们更为热血沸腾，从而展 开手脚肆意屠杀，大快朵颐。因为这种号召既不慷慨也不悲壮，而是充满了受虐 的疯狂。这样的受虐心理又正好迎合了以武士道著称的日本军队的同样疯狂的施 虐心理。抗日诗人们说看吧，头颅挂起来了，头颅果然被挂了起来；他们又喊看 吧，鲜血喷出来了，鲜血果然喷了出来。一个杀人，一个号召被杀，并且不被杀 不足以表示抗日立场和爱国主义；结果，中国人只有死路一条。 　　即便是中国历史上宋明那样衰弱的时代，诗歌也还没有象抗日文学那样受虐 和卑劣。比如辛弃疾，比如陆游。由于辛弃疾本人也亲身搏战沙场，故辛词充满 英雄的豪情；陆游虽然没有戎马生涯，但陆诗所表达的是诗人自己的内心忧患， 并无鼓励他人去流血之意。就是后来的文天祥，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说， 也是夫子自道，并没有怂恿别人去牺牲的意味在其中。明末有柳如是劝钱谦益自 沉的传说，但这样的壮烈也仅限于情人之间而已。清末的革命志士再具慷慨赴义 之精神，他们也仅限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哪里承想，这种所谓的爱国热情到了抗 日时期会让话语英雄们倾注在鼓励国人去赴死的号召中。而且这种号召这种话语 方式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从而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习俗”， 一涉与外族的战争，不是“雄赳赳，气昂昂”，就是“血染的风采”。据说唯其如 此，方能“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如此等等。如果说作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 是残酷的话，那么这种以鼓励国人去赴死的话语更残酷，更无人性，更无为人的 道德。这种话语方式通常是在黑社会中使用的。一旦面临危险，龙头老大就会在 帮会中号召手下的弟兄们去奋勇送死。当然，当这种话语方式在一个社会中成为 “习俗”之后，那么与其说是该话语获得了合理性，不如说该社会已经变成了一 个黑社会。 　　如果说语言神话尚且有一些神秘的感应，那么话语英雄是绝对世俗的文化动 物。文人作为社会的头脑、社会的良心，本来是有心胸有性情的生命群体。他们 或如汉唐时期那样致力于修齐治平，或如宋明时期那样留意于风花雪月。然而， 不知为何，中国文人在晚近历史上争相扮演起了话语英雄，或者是写诗的关公、 岳飞，或者是舞文弄墨的张飞、李逵。他们有的假装“凤凰涅般”，有的白相“子 夜”；有的高唱进行曲，有的用诗歌打鼓点。这些话语英雄学的是文学大手笔， 干的是革命小伙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会聚集在离前线很远很远的地方 成立抗敌协会，并且标明是文抗，而不是武抗。这种协会让当年的辛弃疾见了肯 定捧腹。及至革命胜利，江山坐定，英雄们排定座次，开始向政治权力提供服务。 作为这种服务的报偿，话语英雄的身体可以得到满足。小车有了，面包有了，小 洋房也配齐了。唯一的焦虑便是服务质量的能否提高。因为服务对象很难伺候， 稍不如意，服务者便大祸临头，弄不好还会赔掉身家性命。 　　当历史以语言神话为标记时，同样的虚假也体现在话语英雄们身上。他们是 语言的附庸，是神话的烘托。而且英雄又总得从事杀戮，比如武松杀嫂，宋江杀 惜。话语英雄杀的是他们的同类，或者是他们的同行异类。他们一会儿听从政治 指令，一会儿假借大众的名义，干着谋杀的勾当。中国文人从来没有象在晚近历 史上那么好斗那么紧张那么担惊受怕过。写一次文章就是一次出征，一次讨代， 一次还击，一次捍卫。他们由此被称为文艺战士，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被称为文艺 战线。文人的品性由此一落千丈，不仅没有王国维那样的天空意味，而且也没有 草莽英雄那样的叱咤风云。他们全然为欲念所苦，在泥潭里折腾，美其名曰，改 造自我。他们互相斗争，互相撕咬，斗争他人，斗争自己。语言文字变成了真正 的罪恶，话语权力构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间地狱，有人为之发疯，有人为之自 杀。经由这一代话语英雄，中国文化被翻到最黑暗的一页。 　　中国晚近历史由于语言神话的出现和话语英雄的登场，现出了名符其实的末 世光悬。生命被桎梏，文化被侵蚀。由于内心进向的阙如，身体变得极为空洞， 除了欲望的探头探脑或者张牙舞爪，人们不知道还能干什么。而且与内心进向的 阙如相应，头脑空前失落。西方头脑文化的进入，使中国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 力，仿佛一切都由别人设计好了一般，只消照本宣科就有了思想，有了理性，有 了科学和民主。这样的没落致使中国晚历史上有头脑的人物变得屈指可数。诸如 曾国藩，章太炎，毛泽东，等等。不管这些人物的文化取向和生命状态如何，他 们至少都有自己的头脑，他们至少都没有被西方的头脑文化所淹没。凭借内心的 修为，曾国藩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主导了新的历史进程；凭借纯真的童 心，章太炎以俱分进化说匡正了进化论的偏颇；凭借本能的触觉，毛泽东创造了 他的造反方式。如此等等。 　　毋庸置疑，也正是内心的阙如，头脑的失落，使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成为可 能。因为生命的如此残缺，使身体的存在变得极为虚假。同样，没有生命内在的 照明，历史陷入黑暗之中。人们努力按照西方文化给出的头脑，盲目从事改造社 会的种种尝试。曾国藩的意味并不为人们普遍领会，至于王国维的自沉更是不为 世人真正解读。既然头脑已经照搬别人，那么剩下的就是放开身体的欲望，以身 为本为所欲为。过去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正好道出了革命的凭借所在。 所谓“耕者有其田”，所谓“民族、民主、民生”，所谓“打土豪、分田地”，这 些革命纲领的蛊惑人心之处，都在于号召身体的解放。后来的唯物主义其实早就 有了历史的土壤。人们理直气壮地为解决衣食住行而奋斗，仿佛过去几千年的中 国人从来没有吃饱过，如今终于到了有吃有喝的历史关头，只要起来造反，身体 所需的一切就都有了。正是这种唯物风潮，使孔子遭到了一再的奚落；也正是这 种唯物风潮，使语言有了虚构的巨大空间，使文人有了成为战士的机会，扮演历 史的话语英雄。 　　语言神话的成因，除了内心和头脑的双重阙如，除了乌托邦理想和宗教热情 的交互作用，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则在于语言革命，即白话文运动。这场白 话文运动开始是以移植头脑的方式进行的。那位胡适博士力图将一种西方理性精 神和西方逻辑思维通过白话运动搬入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但胡适博士没想到， 他的努力到后来会被语言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扭曲成一种所谓为中国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形式。这种形式不是理性的逻辑的，而是直觉的感官的，这种形式不是头 脑的，而是身体的。我把这种形式称之为毛语。毛语在本质上是一种身体语言。 毛语不是经由头脑的思考，而是凭借身体的体会互相意会领略，亦即中国人的心 领神会方式。作为身体语言，毛语在其历史文化向度上又是一种权力语言，或者 说帝王语言。毛语在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心领神会在于发话者扮演至高无上的 皇帝，受话者扮演唯唯喏喏的臣民。尽管毛语以乌托邦理想为精神外壳，但这只 能镇住一些有点头脑有点文化的知识分子；更多的中国人或中国的造反民众之所 以心甘情愿地成为毛语的话者和受虐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从毛语中感受到了 权力，从毛语中看见了皇帝，他们因此顿时心中一亮，精神大振。找到了，终于 找到，中国民众找到了心中的皇帝，找到了盼望已久的父亲。他们的身家性命有 了依托，仿佛在黑暗中走了很久很久，突然眼前光芒万丈，“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又出了个真命天子。这样的对话，这样的施虐和受虐，是胡适博士当年倡导 白话文时万万想不到的。因为理性也罢，头脑也罢，比起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比起中国人的身体感受，毕竟太有限了。语言不是头脑可以创造，不是头脑可以 左右的。身体之于语言，具有更大的制约力。毛语的成功，也就在于把语言诉诸 身体，从而使头脑无法思考。毛泽东把胡适那样的头脑语言称之为“懒婆娘的裹 脚布，又臭又长。”曾经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醉神迷的理性语言逻辑语言，就 因为毛泽东的这一比喻，顿时声望扫地。这个比喻紧紧抓住了身体形象，从而把 头脑语言踩到脚下，让“不须放屁”那样的身体气味变成了语言的芬芳。经过这 种身体之于头脑的颠覆，毛语形成了，语言神话形成了。从此，语言既无内心主 导、又无头脑思考，全然变成身体的交流和领会。在毛泽东时代，这种身体语言 成为唯一的白话文。 　　几乎与语言从头脑（理性的逻辑的）走向身体（毛语体系）同时，话语英雄 随之出现。就语言历史角度而言，话语英雄乃是白话文的产物。话语英雄的一个 显著特征在于：他们把文学这一最富有内心意味的语言文化变成了斗争的武器， 变成了隶属于身体（欲望和暴力）的工具。从整个中国历史上说，文学从来没有 如此充满欲望如此充满暴力。文学原有的诗情画意，突然为刀光剑影所代替，文 场上到处是投枪和匕首在飞舞。同时，诗人作家们又变得空前社团化、帮派化。 因为文学变成斗争，所以文学家之间就有了阵营。久而久之，文学创作反而显得 不重要，文学斗争被推到了首要的位置。欲望和暴力不断的增长，致使诗人作家 变得越来越工于心计，越来越富有斗争经验。他们的内心不再纯真，他们的心地 不再天真。即使如鲁迅那样的唐.珂德式的冲锋陷阵，在忙于斗争的文学家中间 也成了稀罕现象。大量的文人们，虽然只是革命的小伙计，但有着极强的团伙意 识；他们精于拉帮结派，热衷于各种形式的文学“落草”。事实上，这些话语英 雄骨子里乃是语言文化上的“梁山好汉。”他们的英雄作为与农民起义在实质上 一脉相承，都是为了追求身体的解放，将生命诉诸欲望，诉诸暴力。确切地说， 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话语英雄，乃是一群文化草寇。他们聚啸山林，效法短裤党的 模样在城市里为他们的身体争得一席之地。经过一番文学上的盗贼蜂起，攻城掠 地，他们齐集延安，以座谈会的形式再演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会师故事。 　　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标记，既标记着语言神话的成 型，又标记着话语英雄的确立。在那里，语言神话为自己找到了征战传播的战士， 其中有不少战士如同当年的家将家丁一样，对主人一片忠心。与此相应，话语英 雄从此有了方向，明确了斗争的任务和对象，为以后的文化大屠杀作好了充分的 准备。在这个聚会上，身体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手上有无牛屎，脚上 有无牛粪，肩上是否挑过担子，掌中是否握过锤子，诸如此类的体力劳动成为诗 人作家的自我改造途径。经过这番改造，头脑彻底切除，只剩一副既能劳动又能 斗争的身架，在语言神话的导引下冲杀不止。这种改造的结果，据说能使内心变 得更加纯净，头脑变得更加简单，一如疯人院里的白痴，除了成为斗争工具一无 所知。 　　语言神话之于话语英雄，有如唐僧的紧箍咒之于孙悟空，使当年野心勃勃的 造反者俯首贴耳地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话语英雄在毛泽东时代全部变成了 职业服务者，这种服务有类于妓院，区别仅在于妓女用肉体服务，文人们操作笔 杆子服务。所谓的文联组织作协组织，类似于艺妓文妓的行会，并且有着更为严 格的组织纪律，因为这些组织直接隶属于权力中心。话语英雄当年攻城掠地的斗 争，此刻全然变成互相监视和互相残杀。被屠杀的异类乃是一种双重的受刑，既 是精神上的受刑，又是肉体上的消灭。据说屠杀这种异类特别有快感，好比切除 肿瘤。比如四十年代延安的文化异类王实味，就是象肿瘤一样被切除的。这段历 史仿佛一场恶梦，至今让人为之战栗，并且人们至今对此讳莫如深。当这个时代 行将终结，以身体开放为特征的商业浪潮席卷而来时，文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经商 行为比作下海。其实，他们又何曾在岸上过？不是一直在下海吗？不过换了个大 嫖客，就变得如此委屈？过去的嫖客叫权力，如今的嫖客是金钱。只要文人不确 立自己的内心，不具有自己的头脑，他们就永远留在苦海里，永远做自己身体的 奴隶，做欲望的奴隶，做暴力的奴隶。 　　由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构成的历史，最后似乎是因为金钱的崛起而开始解体 的。中国晚近历史经由曾国藩，走向毛泽东，然后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又将 成为曾国藩时代的开始。蒋介石在台湾按照曾国藩中体西用原则建立的文明模 型，让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大陆中国人羡慕不已。大陆中国人发现，吃饭问题并 不是通过身体革命解决的，而是基于头脑文明的建设。当然，大陆中国人还将发 现，即使是生存，吃饭也不是唯一的问题。当唯物主义泛滥到极端不堪的地步， 内心的需求就会自然而然地升起。一旦身体走到极端，内心的体悟也就开始了。 毛泽东时代是身体的时代，是物欲的时代，是唯物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以“摸 着石子过河”的方式走向终结的。所谓摸着石子过河，是凭着身体的感觉过河， 是凭着身体的感觉趟过历史的河流。摸着石子过河形象地表明了毛泽东时代在其 走向终结时期的特征，既无内心准则，亦无头脑控制，一切都凭借身体的盲目触 摸。因此，历史在此如同一具无头的尸体，顺流而下。人们过去把毛泽东作为内 心的凝聚点，作为全体人民共有的头脑。等到毛泽东谢世之后，在没有毛泽东的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变成了一盘名符其实的散沙，以内在的极度纷乱对应了春秋 战国时代外在的社会动乱。这个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不管被命名为小平、小 康，还是改革、开放，实质上却是一个方寸大乱的时代，人欲横流的时代。从秦 始皇到毛泽东的力的传统，在这个时代堕落成一堆肉的烂泥。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 　http://www。geocities。com/SiliconValley/Bay/5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