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八　十　二　期　　　　　　　　　　　【】 　【】　　　　　　　　　　　　　　　　　　　　　　　　　　　　　　【】 　【】【】【】【】【】【】【】【】【】【】【】【】【】【】【】【】【】 　　　　　　1998.10.1　　　　　　　　　　　　　　　（sd9810a） 　÷÷÷÷÷÷÷÷÷÷÷÷　本　期　目　录　÷÷÷÷÷÷÷÷÷÷÷÷ 　⒈　八十年代这样走过　　　　　　　　　　　　　　　　　　　　龙应台 　⒉　假如阿Ｑ还活着　　　　　　　　　　　　　　　　　　　　　晓　鹤 　⒊　西方学者看《水浒》　　　　　　　　　　　　　　　　Water Margin 　⒋　「中国在文化这个领域已经死了」　　　　　　　　　　　　　茉　莉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八十年代这样走过　◆ 　　　　　　　　　　　　　　　　　　　　　　　　　　　　　·龙应台· 　　　　　　　　　　　　　　◆　只是昨天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是个冷得不寻常的冬天。我在台北医院待产，从病床望 出窗外，天空有一种特别清澈干净的深蓝。 　　《野火集》出现在书店和路边书摊上。二十一天内印了二十四刷。放到我手 中的书，因为压的时间不够，封面还向上翘起。四个月之后，十万本已经卖出。 　　国民党的报刊开始了几乎每日一篇的攻击。 　　　　　　没有了国民党领导的政府，谁也活不下去。就连想“闹事”的野 　　　　火，到时也只有噤若寒蝉，否则就逃不过被斗被宰的结局！ 　　　　　　我们必须严正召告世人，今日生活在台湾以台北为主导的中国人， 　　　　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国风民俗或有缺失，但绝对健康，绝对无梅毒 　　　　恶疮，能爱也能被爱，只有龙应台这类××××，我们有权也有责任， 　　　　公开唾弃她。 　　来自党外阵营的批判则有另外一个基调： 　　　　　　龙应台责备读者“你们为什么不生气？不行动？”她不知道（或 　　　　是故意忽略）…是什么体制使他们变成那种“令人生气”的样子？龙 　　　　应台叫人们向绝大多数终生不改选的立委施“民意”压力，这不是笑 　　　　话吗？ 　　　　　　…任何个人主义的反抗原本就是无效的…龙应台显然没有认识到 　　　　这一点。她继续秉持个人主义等美式自由，终于也不得不碰到最后的 　　　　关卡：那封闭、压制、迫害个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别的，正是政治… 　　　　终于她开始攻击这政治力量，而且，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样，遭到封杀。 　　　　　　…然而为什么五十年代有“自由中国”，六十年代“文星”，七十 　　　　年代有“大学杂志”，而八十年代却只有一个龙应台呢？这是否意味着 　　　　自由主义的没落呢？ 　　对国民党所发动的谩骂恐怖，我不曾回应过一个字，因为不屑。对党外的批 评，也不曾有过一句的辩解，因为投鼠忌器：我不能让等着消灭我的人知道我的 写作策略。 　　十三年过去了。台湾社会在十三年中脱胎换骨了，只是换出来的体质面貌和 十三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诧异不已。 　　1985年月何怀硕写道： 　　　　　　最近“江南”案与“十信”案，如狂风恶雨，几乎使社会一切停 　　　　摆…一位对此一连串事件亦曾参与决策的官员沉痛地指出：“什么叫做 　　　　落后国家？差不多就是像我们这个样子。”交通混乱、空气污染、生态 　　　　破坏、奸商欺诈，治安不宁、贪污腐化……。 　　1997年8月20日中国时报社论写道： 　　　　　　马祖空难、温妮风灾、街道巷战，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画面， 　　　　一条又一条无辜性命的丧失…灾难和治安已达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 　　　　真正反映的是整个国家机器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于是当我想为80年代的“野火现象”写下一点小小的历史见证的时候，一 点儿也不觉得是白头宫女在话天宝遗事，恍如隔世；倒觉得80年代就是太近的 昨天。 　　　　　　　　　　　　　　◆　我这样走过 　　曾经用过一个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气，气体弥漫箱内。我在不知道的情况 下，点燃了一只火柴，弯身打开箱门。 　　“嘭”一声；不，没有爆炸。只是一团火气向我脸上扑来，一阵炙热，我眉 发已焦。 　　1984年的台湾是一个“闷”的瓦斯烤箱，“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只 无心的火柴。我的社会教育开始了。激动的读者来信对我摊开了台湾社会长久遮 掩的不愈伤口。一贯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人生哲 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 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但是闷啊， 这是一个有冤无处伸的社会。 　　江南的政治谋杀、十信的金钱诈欺、玉米的食品污染都是动摇“国本”的严 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小市民的个人悲剧和委曲在自生自灭。 　　1984年，学校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被“有关单位”带走问话。台北市美术馆 的展出作品可以因为“密告”有红色嫌疑而被涂改。在军中服役的预备军官可以 被打、被杀、失踪，而遭到消息封锁。机车骑士可以掉进政府施工单位所挖的坑， 死亡而得不到赔偿。 　　1984年，国际人权组织说，台湾有187次取缔言论事件。 　　不敢发出的声音、无处倾吐的痛苦，大量地涌向一个看起来代表正义的作家 案头。党外刊物在地下流窜，在边缘游走，在少数人中传阅。大多数的小市民不 看，不敢看或不愿看或看不到。党外刊物的斗争意识使习惯安定、害怕动荡的小 市民心存疑惧。“野火”的系列文章是许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看见不转 弯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虽然注满感染力与煽动性，但是它超越党派、不涉权力 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蕴藏着最直接的批判，人心为之沸腾。 　　不只是闷着的小市民，还有那已经闷“坏”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 病患者的来信。通常信写得特别长，来信频率特别高，三两天就一封，而且锲而 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叙述被 国民党跟踪、窃听、盗邮陷害、茶中下毒、饭中下药的过程。有一个人长期给我 写信谈国家大事（他也长期给里根总统和教皇写信）。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的名 字；他因为在街头散发“反政府言论”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学生。他们的病不 见得是极权统治所引起，但是国民党的极权统治深深控制着他们仅有的 思维， 使他们动弹不得。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许多人看见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动了，忍 受的人被激励了。而我，却不再天真浪漫。眉发焦赤的同时，我已经发现这个烤 箱不是单纯的泄气，它有根本的结构问题。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难局”一文出发。 　　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 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最大的《中国时报》写到较小的《自立晚 报》再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彻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 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炜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总。尺度的问题我们来 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总？江南才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 了我老做恶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人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罩住沉下大 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 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极 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独的沉 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 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 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 我不能写出的。 　　其实亦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 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 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园大学”或“台湾是谁的家”， 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 无法说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为确实认为“苍蝇”责 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我写着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有关 单位”的“关怀”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 住了。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野火”专栏和中国时报。现在政战部主 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尔雅。，谦和中不失锋利。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许 伯伯”，我笑了笑，没接腔。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 省长辈，但是各在各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 殃民的。”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宴请结束之后，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一文：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 　　　　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 　　　　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 瑜先生，十三年后的台湾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说 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交换了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 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 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虚心地聆听，并 且作记录。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86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 的说法是，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我是由于家庭因素， “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异地哺乳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风险， 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 国民党主事者本身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 个千疮百孔的体制，本身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 火”所传达的社会大势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1985年代表着台湾政治的主流。在10年后全变成了非主流，退 居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80 年代的想象力。 　　87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处 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90年代一一浮现。 　　88年，我到莫斯科采访。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克格勃仍旧 监视着我的行踪，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沈昌焕外交部长则公开对媒体重 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会议中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 光火。 　　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学生们静坐，听他们年轻的激越的声音。6月…… 　　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风中帛帛作响的旗帜 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80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 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 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 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 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 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 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90年代，世纪之末。 　　　　　　　　　　　　◆　任何人，都可以堕落 　　我们，都老了十来岁。 　　手边保留了50封当年“野火”的读者来信。那个17岁的中学生，噙着眼泪 写：“I fight authority, authority always wins(我抗议权威，权威总是赢)，” 现在怎么看这世界？那个在军校里半夜被打成重伤无处申诉的师大毕业生，现在 是否活得健康？那被宪兵逮捕的精神病患者现在幻想被什么人迫害？住在淡水山 坡地上、暴雨砂石将屋子裂成两半的家庭主妇，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当年写“野火”慷慨激昂、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 政治”的作家，现在认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只不过在八十年代的极权体制里，政治 霸占了一切生活领域，因此也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国民党经过一场“木马屠城”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八十年代任特务横行 的政党；它是一个有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党了。民进党也不是八十年代那饱受压迫 的政治异端，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即将取而代之的在野党了。八十年代我们 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了，那么要以什么来解释新国民党的党内专制和 民进党的权力欲望？民主议会以合法方式为自己谋私利的行径植因何处？选举出 来的民意代表有三分之一带犯罪前科，又说明了什么？ 　　于是卡尔·波普尔在1954年的演讲对我有了新的意义： 　　　　　　……制度，如果没有传统的支持，往往适得其反。譬如说，议会 　　　　里的反对党本来应该是防止多数党偷窃纳税人的钱的，但是我记得一 　　　　个东南欧国家的例子；在那里，反对党和多数党一起坐地分赃。总而 　　　　言之，能够让制度达到个人期待的，最终必须是传统文化的支撑。 　　显然，反对党和多数党坐地分赃的不只是咱们台湾人。但是波普尔一直强调 的传统文化——使民主制度落实可行的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历史环境里非但不是一 个可以补充民主制度的力量，反而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政论家批评李登辉专 断，可是他的专断难道不是围绕着他的人的顺服所养出来的？这些人对主子的顺 服里头又揉杂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线索？ 　　独裁体制没有了，而党主席在党内依旧可以一言专断，而议会依旧可以拿公 款自肥。这时候云消雾散，问题的真正症结才暴露出来：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走过纷 纷攘攘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诱惑，任何人都可以堕落。这当然包 括，或者说，尤其包括，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们。 　　13年前，“野火”的作者相信“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13年后， 她仍这么看吗？ 　　　　　　　　　　　　◆　解放竟是过程 　　当极权体制瓦解了，还有什么东西压迫着个人呢？从什么解放出来，向什么 争取权利？八十年代，这些都不是问题。个人面对着强悍的体制，像瘦小大卫仰 望巨人。只有在巨人倒下之后，大卫才赫然面对了自己和自己的伙伴们。 　　伙伴们的意见就叫做“民意”。九十年代，民意以铺天盖地的气势主宰社会， 透过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塑造新的价值标准，“政治正确”是它一件剪裁得 体的西服。于右任的铜像被拆走，换上庸俗不堪的眩目花灯;但是没有人敢站出 来说眩目花灯庸俗不堪而于右任的书法和当年办教育的理念值得尊敬。花灯，代 表新兴大众，不管怎么庸俗丑陋；于右任铜像，代表要打倒的国民党旧秩序，不 管他是不是有更深远的意义。反对民意，就是反民主。 　　但是在民意当权的时候，竟也有人这么说： 　　独立的个人迷失在群体中。在政治上民意掌控这个世界。唯一有权力的就是 大众和那以执行大众意向与直觉为宗旨的政府，在道德领域、人际关系、公共政 策上，率皆如此……这个大众并不向他们的……精英或书本求取意见；他们的意 见来自他们的同类，以大众为名义，透过报纸，草率形成。 　　也就是说，民意可能恶质化成一种多数的、平庸者的暴力，限制个人的发展， 所以── 　　　　　　“当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是社会主流的时候，制衡 　　　　这个趋势就得让更多的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 　　　　的人越多，天份、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也就是说，个人要从民意的强大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向民意的平庸统治争取 不同流俗的权利。极权瓦解之后，压迫着个人的是无数个个人所结成的集体“民 意”。 　　说这话的可不是什么八十年代历尽沧桑的英雄，而是英国的政治哲学家小弥 尔，写在他的经典之作《论自由》里，发表于一八五九年。 　　在一八五九年，他警告英国同胞：如果维多利亚王朝的英国人不抵抗民意的 专制、不鼓励个人的独立发展，那么他们最可悲的下场将是……变成另一个中国， 一八五九年的停滞不前的中国。而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那个国家只知道 群体的齐一，不知道个人超越卓群的重要。 　　不，我识见短浅，阅历有限。八十年代中完全没有想到，或者说也没有时间 想到小米尔在一百三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严复把《论自由》译为《群己权 界论》所表达的对“自由”被无限扩张的不安，我开始有了新的体会。梁启超在 七十年前说过的话，更令我惊诧其早熟： 　　　　　　……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 　　　　会革命还不是同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 　　　　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 　　难道说，解放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难道说，如前人已陈述，解放不等 于自由，因为得到了某一种自由之后势必要出现另一种不自由，需要更进一层的 解放？于是我想起哲学家德沃根所提出的“背景理据”（background justification）。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作为“理据”。譬如近 代西方社会的组织及法律原则多依据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么 在这个社会中所谓争取权利就是争取反对效益主义的权利。换一个时间空间，争 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理据”是什么。 　　八十年代的“背景理据”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们追求的权利是反对一党 专政，以民意取代独裁。九十年代的“背景理据”就不同了，它变成肤浅民意的 无所不在。九十年代必须争取的权利也就变成如何洞察民意的虚实真伪、如何保 护少数的不受侵害和腐蚀、如何保障真正意义的自由了。 　　解放，竟然没有止境。 　　比较起来，八十年代的“奋斗”虽然冒着坐牢的危险，人们的心情是自信而 轻松的。极权体制是那么大一个目标，打垮它只需要些英雄气概。九十年代看起 来平庸而安静，可人心惶惶不安，首先就闹不清敌人究竟是谁。在八十年代，贪 污腐败、火烧水灾死人，都可以怪国民党；在九十年代，官商勾结、黑道横行、 火烧水灾照样死人，却不知要怪谁？政府由小市民自己投票组成；如果还有什么 要被打倒，那最该被打倒的，竟是小市民自己的种种弱点。当政治责任由独裁政 体转到个人肩上时，个人顿时发现了自己体质的虚弱。 　　　　　　　　　　　　　　◆　来自黑暗 　　发现个人体质虚弱，当然不只是戒严后的台湾人。经过纳粹统治和共党政权 的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国家权力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吃掉个人，到今天还在 讨论自由的危机。解体后的俄罗斯人和东欧人眼看旧政权崩溃而新秩序无从建 立，丛林的掠夺原则得以盛行。个人体制相对结实的，全世界也不过英法美少数 国家，而他们已经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在培养个人体制。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 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 容忍异己。多少高举正义旗帜夺取政权的政党，都在测验中暴露了自己的本质： 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1987年的在台湾发生的宁静革命不是哪一个党的革命，而是真正的全民运 动，人民把权力索了回来。在绵长的中国历史上，这是晴天霹雳第一回，不能不 使人屏息静气，想看个分明：这人民正在接受测验，他是否能慎用权力？他是否 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 　　不知道，测验正在进行中。但是当我想道，在1935年，蒋廷黻和丁文江都 斩钉截铁地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今日不可能的程度远在独裁政治之上”，理由 之一就是“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我在衡量台 湾的人民。半个世纪的路虽然曲折，没有白走。 　　如果说，扛在个人肩上的重担使人步履不稳、心中不安，或者说，消毒隔离 病房走出来的个人现在面对各种病菌侵袭而适应不良，他是否愿意回到原来安全 控制的消毒房里去过日子呢？碰见一个爱说话的计程车司机，从和平东路开始抨 击政府和财团一直抨击到圆山饭店。：“那么”，我下车时问他，“还是蒋家政权 好 ，你这么说。” 　　他用力地摇头，“当然不是。以前的特权是合法化体制化的，合法体制你根 本不知道它是特权。现在是个人行为，而且你知道它是非法的。差别可大了。” 　　司机说话，充满自信。 　　胡适在20年代说过，必得先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司机的自信使我相信，必 得离开消毒病房才能建立自己的免疫能力。自由主义不自由主义，只有检验才是 唯一的真理吧。 　　　　　　　　　　　　　　◆　梦想光明 　　走过台湾的80年代，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继续梦想光明，面 对个人最深邃的黑暗。 【】　　　　　　　　　　　　　　【】　　　　　　　　　　　　　　【】 　　　　　　　　　　　　◆　假如阿Ｑ还活着　◆ 　　　　　　　　　　　　　　　　　　　　　　　　　　　　　·晓　鹤· 　　阿Ｑ糊里糊涂被人在土谷祠里捉去枪毙了，使我们这些当惯了看客的中国人 老大不舒服。总觉得以他的名气，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不该这么英年早逝。 近翻鲁迅全集，见“《阿Ｑ正传》的成因”一文，知作者原不堪编辑催稿之苦， 才故意让阿Ｑ“渐渐向死路上走。”“我那时虽然并不忙，”豫才先生抱怨说， “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作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 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可见文人草菅人命起来，理由 是不需很充分的。 　　假如当年知识分子的待遇高一些，有地方好好静坐想一下，或许鲁迅会抽身 走一趟未庄，通知阿Ｑ连夜逃脱赵秀才的构陷。那时户籍制度不严，不象如今公 安国安人员遍布，南下北上装都不用化。稍稍潜伏十天半个月的再回去转悠，乃 至跑到县里举人老爷的家门口闲逛，人家也一定早忘了他的犯科行径，不当会事 了。运气好遇上别的什么嫌犯绑赴法场顶罪问斩，如名声差的甚远的小Ｄ、王胡 之辈，他还能同吴妈一样，挤在人群中张开嘴巴看。在去酒肆茶楼的柜台旁，跟 人手舞足蹈地比划一下：“好快刀”。 　　　　　　　　　　　　　　　◆　Ｂ 　　不几年北伐开始，阿Ｑ强烈的革命诉求，也就有了付诸实现的机会。白盔白 甲虽穿不上，真刀真枪却少不了。要是用他那浙江口音，跟北伐军蒋总司令叙上 同乡乃至本家，兴许真能晋个一官半职，回未庄向乡亲们炫耀。不过假洋鬼子和 赵秀才可是早化了四块洋钱，在大襟上挂过银桃子了。没他俩的介绍，革命党也 还是有些难投的。倒不如跟湖南一样自行组织农会，打一捆梭标板刀，去赵钱二 家先分了浮财再说。这也与他心目中的革命较为接近——“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 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等等。 　　接着“清党”、“清乡”，共产党在邻省江西闹暴动。到这步田地，阿Ｑ无 疑是只得去“投一投”了。假如他不死——这本是咱们立论的前提——，历经井 冈山、长征、延安……下来，如今的官位应不下前一阵子死在任上的国家副主席 王震。他两个都不善识文断字，都习惯出口“妈妈的”，都主张动不动便将对手 “嚓”地杀头，就是说都很有革命的坚定性。若论起开荒种地，王震只怕远不是 他的对手。王只当过铁路工人，不谙稼穑；而阿Ｑ住土谷祠的时候，“割麦便割 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样样是好把式。一个老头曾颂扬说：“阿Ｑ真 能做！”唯一的遗憾是批阅文件的圈儿画的不园。不过不打紧：孙子才画得很圆 的圆圈呢。 　　　　　　　　　　　　　　　　◆　Ｃ 　　如果那天晚上得到捉他的通报，竟至远走他乡呢？“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 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没有死守一地的道理。当初他只是想和吴 妈睡觉闹出风波，到处找不到工打，便改向城里发展，果然混一个“满把是铜的 和银的”回来。知道自己被告成死罪，还不赶紧溜之大吉？因为“有一会他似乎 是姓赵”，而赵姓原籍“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应是“陇西天水人也”。 所以他极有可能和必要借此机会回西部老家“黄土高坡”去寻根，以证实“我们 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西部却不及江南小镇妩媚富庶。阿Ｑ到了彼地（我们且设它叫“未寨”）， 又难免与人夸耀起未庄打工时的“先前阔”来。加之他“真能做”、“见识高”， 又有“精神胜利法”创造“人定胜天”的奇迹，领些人改造一片“狼窝掌”想必 没问题。就这样也能去京城做成大官，如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再由金口玉牙讲 一句“农业学未寨”的语录，别说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一群鸟男女”吓成一滩， 连周恩来、江青、郭沫若一级的朝廷显贵也得趋之若鹜。鲁迅作传时遇着的第一 个难题——“阿Ｑｕｅｉ，阿桂还是阿贵呢？”——便也迎刃而解：当然是“阿 贵”呐！ 　　　　　　　　　　　　　　　◆　Ｄ 　　当然他也可以既不去江西，也不去陇西，只捱过一段日子再返未庄，如前所 推论的，风声一过，顶多被地保敲去几百文酒钱即相安无事。他依旧替人打短工， 凭力气吃饭，余钱赌个精光，在街口遭人嘲弄欺侮，挨几扇耳光，仍歇在土谷祠 里，并且仍然孑然一身。如是“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一九四九年得解放”。共 产党来了，他又有机会抖起来：作为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阿Ｑ一举当选为 贫协主席。 　　“老Ｑ，”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我手执钢鞭……”阿Ｑ打算昂首而过。 　　“Ｑ老。” 　　“得，锵，锵令锵，锵！……” 　　“Ｑ主席！”秀才软声一喊。 　　阿Ｑ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阿Ｑ哥，像我们这样的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 探共产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Ｑ说着自去了? 　　于是工作组及阿Ｑ带人到了赵家和钱家，“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 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 这可比偷偷摸摸跟着到举人老爷家打劫痛快多了。赵太爷吃斗不过吊了颈；赵秀 才连同老婆、孩子被监督劳动改造；地保到县里大牢服了五年刑；假洋鬼子算他 走运逃到国外去了——不然一定打成汉奸、特务。 　　　　　　　　　　　　　　　◆　Ｅ 　　吴妈也肯跟阿Ｑ困觉了。岂止肯，简直还求之不得。要不要她？要她还是要 周七嫂的女儿？其实吴妈还是不错的，只“可惜脚太大”。如今一解放，脚大正 说明站得稳阶级立场。便是赵司晨的妹子，虽然“真丑”，日后从城里念完高中 回来，亦不妨考虑考虑如何对她进行“再教育”。 　　最早勾起阿Ｑ关于“女……”的遐想的小尼姑，文革中由他作主嫁给了小Ｄ ——或者就是王胡罢。本来他可以自己要的，然而“和尚动得”的，又“一定 引诱野男人”，还用带哭的声音骂过“断子绝孙的阿Ｑ！”不能便宜了她。老尼 姑自然也要嫁给管祠的老头。不然静修庵当成四旧砸了之后，她又住到哪里去？ 　　说到文革，阿Ｑ“思想也迸跳起来了”：“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皮带 扎腰的红卫兵，都拿着语录、传单、绳索、封条、浆糊桶，走过土谷祠，叫道， ‘阿Ｑ，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他不再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早改为“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外观 上也略有变化，如头上那顶从地保手里赎回的旧毡帽，即换成旧军帽，很有些时 代气息了。只是军帽下面的癞疤依旧，于是仍然不许说“癞”，不许说“光”、 说“亮”、说“灯”、说“烛”、说“太阳”……等等。 　　　　　　　　　　　　　　　◆　Ｆ 　　象以往一样，最先将“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带进未庄的又是阿Ｑ。 　　“阿Ｑ，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发财发财，你是——在……” 　　“深圳去了！” 　　只见他上下一套西装，虽说皱巴，毕竟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万宝路”洋烟来， 立刻使人对他有了新敬畏。接着纷纷传说，邹七嫂的女儿抢先在他那儿买了一条 牛仔裤，旧固然是旧的，但只化了二十块。赵白眼的母亲——一说是赵司晨的母 亲，待考——也买了一块孩子带的电子表。于是街头巷尾总有人追上叫住他问： “阿Ｑ，你还有牛仔裤么？没有？收录机也要的，有罢？? 　　只几趟的工夫，土谷祠就变了大样：门口停一辆雅马哈，门内供着东芝冰箱 乐声彩电；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早拆了，摆上软呼呼的欧化席梦思。 　　变化最大的要数静修庵，里里外外修缮一新，并请来绍兴城里最有名的工匠 （现称民间艺术家）重塑金身佛像。鲁迅一个最近的本家，叫周什么的老先生， 还指甲长长地为庵子题了匾额。这一切开销，不用说都归阿Ｑ独家赞助。不过条 件是，从此静修庵所有门票收入得由阿Ｑ与重返佛门的老尼姑两人分成。小尼姑 则涂了口红，蹬一双高跟鞋，在港台流行歌带的节奏中扭着腰肢，领游客参观“ 阿Ｑ翻过的墙”、“阿Ｑ偷萝卜地”、“阿Ｑ躲狗的树”、“阿Ｑ砸过的门”及 “阿Ｑ捏小尼姑脸蛋处”等文化旧址? 　　　　　　　　　　　　　　　◆　Ｇ 　　料想不到的事仍时有发生。比方赵白眼，不仅解除了管教，还以“中国最末 一位秀才”的名份当上省政协常委。人前人后，讲话亦带些官腔了，三两句便要 说起辛亥年间他跟阿Ｑ一起革命的故事，并埋首著述回忆录。而假洋鬼子，也从 海外回国考察投资环境，同“未庄实业发展总公司”的董事长阿Ｑ钻进星级酒店 洽谈生意。手中捏的那根哭丧棒，早换成一只意大利真皮公文包，打开尽是与省 长、总理、港督握手的照片：“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鹏哥！ 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 　　“ＯＫ！”阿Ｑ仰脖子干了一盅人头马，竟用洋文接过话来。这回轮到假洋 鬼子一楞。才知道一向对崇洋十分蔑视的阿Ｑ，近几年也越学越洋派，时常为鲁 迅替自己起的洋名洋洋自得，在全国都可说是领潮流之先。有一阵子印名片连“ 阿”也不要，干脆印成“ＲＱ”，更是味道十足。但赵秀才以为，那样未免太“ 全盘西化”，还是“阿”一下子具有中国特色。 　　同样名字带洋味儿的小Ｄ，步阿Ｑ后尘跑过几回沿海特区，犹不过瘾，弄一 笔钱去日本进了语言学校。鲁迅预言他“大起来和阿Ｑ一样”，不意倒是有些和 假洋鬼子一样了。 　　　　　　　　　　　　　　　◆　Ｈ 　　也许阿Ｑ并不象我们愿望的那么发达和先进。他仍是穷，挤在百万盲流中到 处找工打，蹲在壅塞的车站过道里脱下破袄袜捉虱子；饿得想不通时，仍不免做 些小偷小摸甚至打家劫舍的营生；他仍然跟王胡或小Ｄ打架（只是没有辫子可揪 了），仍然隔了一层裤捏女人的大腿，仍然醉醺醺把钱输个精光…… 　　阿Ｑ是不甘寂寞的，学生和市民上街示威游行他会跟着乐不可支，见到烧车 抢店一边心里“怦怦跳”一边抱怨“怎么不叫我”，事后却又痛恨：“——好， 你民主！民主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去杀头，——嚓！”结果 是他自己被抓去绑赴刑场。 　　然而阿Ｑ一定还活着。因为世界忽然间变得丰富了，不断地有许多事等着他 去干。他可以当官，也可以做打工仔；可以当作家教授，也可以干个体户，可以 小本经营，也可以大笔买卖；可以留在未庄也可以去繁华都市，甚至偷渡到海外 的唐人街；可以高唱“我一无所有”，也可以大骂一声“他妈的纽约！” 　　作为看客，中国人总是有幸大饱眼福的。 【】　　　　　　　　　　　　　　【】　　　　　　　　　　　　　　【】 　　　　　　　　　　　◆　西方学者看《水浒》　◆ 　　　　　　　　　　　　　　　　　　　　　　　　　　　·Water Margin· 　　　　　　　　　詹纳尔教授(Bill Jenner)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是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英文版译者。 　　记者：对《水浒》这部作品应当如何看待呢？ 　　詹纳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从明朝到当今的中 国文化和社会心态。从一方面来看，《水浒》这本书里厮杀打斗、热闹非凡；另 一方面，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人大开杀戒到底为了什么？书中的所谓英雄好汉大 打出手，往往对自己和家人造成伤害，这些好汉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武功而使用 暴力，危害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浒》是一部病态的小说，其中宣扬的暴 力观念和流氓式的哥们义气是没有什么建设性意义的。 　　记者：那么，为什么《水浒》那么受当今中国老百姓的欢迎呢？这是不是说 明了现实中的某些问题呢？ 　　詹纳尔：我觉得《水浒》中的人物并不是真实生活的写照，现实生活并非象 《水浒》中的好汉世界。《水浒》中的江湖义气是对流氓行为的美化，这种价值 观是很具破坏性的。这本书以及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之所以在本世纪八、九十年代 仍很流行，是由于书中的世界同现实生活存在着一种反差，书中的好汉大打出手， 不顾后果；而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喜欢这本书，这是由于他们感受到社会上权势的 束缚，这些人在书中放荡不羁的英雄好汉身上寻求解脱、发泄心中的愤懑。这是 很令人担忧的现象。 　　记者：您认为《水浒》中的什么人物最能体现上述英雄好汉的行为和品性呢？ 　　詹纳尔：我觉得李逵这个人物很能说明问题。他有勇无谋，对自己的同伙忠 心耿耿，他还是个大孝子，不畏艰难去接自己的母亲，尽管他母亲被老虎吃掉了， 但他还是尽了一切努力。可是另一方面，李逵如果发起脾气来就失去了自我控制 能力，不仅杀掉仇人，而且毫无区别地杀死所有的人，连那些无辜的旁观者也被 他用板斧砍死。这说明，他为了发泄个人的愤怒，不惜使用极端的、毫无意义的 暴力。在这个层面上看，《水浒》现在仍很受欢迎并得到官方的认可实在令人迷 惑不解。官方曾把《水浒》当作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来加以宣传，其实，除了李 逵之外，《水浒》中的108将都不是农民，这些人大多是仕官阶层，还有土地拥 有者，连阮氏兄弟也是雇佣其他劳动力的资本家。如果说《水浒》中表现了什么 阶级矛盾的话，那主要是表现了统治阶级下层内部的矛盾。 　　记者：您说《水浒》是一部病态小说，主要是因为它宣扬暴力和哥们义气吗？ 这难道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吗？ 　　詹纳尔：《水浒》之所以是病态小说，是因为它象滑稽剧那样歌颂暴力，而 不指出其严重后果。活人被无缘无故地杀死而没人为之伤心，这很容易对青少年 造成误导。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青少年暴力问题。 比如，当今的美国社会也有《水浒》价值观的体现，持枪少年无缘无故开枪杀人， 只是为了逞能，与《水浒》中好汉的表现如出一辙。 　　记者：的确，美国当今的社会和文学作品中都不乏暴力现象，这也使我联想 到英国文学里也有罗宾汉之类绿林好汉的描写。 　　詹纳尔：我觉得，罗宾汉的传奇与《水浒》有不同之处。罗宾汉式的英雄有 杀富济贫的正义感，而《水浒》中好汉的江湖义气并没有这种社会正义感。 　　记者：您这种说法同人们一般的印象似乎不同，人们一般提到《水浒》英雄 就想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士。 　　詹纳尔：乍看上去是这样，但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水浒》缺乏正义感。 其中的英雄好汉只是报私仇，他们更关心的是让人觉得自己是好汉，并讲好汉义 气。但这种义气是不讲道德准则的义，不是正义。就拿武松来说吧。他因杀死嫂 子潘金莲而入狱，看守监狱的人对他行好，想让他帮忙对付蒋门神。武松明知对 立双方都不是好人，但这并没有阻止他醉打蒋门神。武松所做的实际上是为黑社 会服务，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无任何关系。就连梁山泊本身也是一个阶级社会的 体现，梁山泊分赃时把战利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英雄好汉享用；另一部分则 由众多的小喽罗平分，但这些人从来不把粮食分给挨饿的穷人，他们虽然也袭击 官僚恶霸，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好汉中的成员自己受到了官僚恶霸的 不公正待遇，个人因素居多，不同于罗宾汉的故事。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才有“老 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的说法。 　　记者：您刚才说，《水浒》这部病态小说仍然流行令人担忧，但是中国其它 古典名著也很流行，而这些书并不都象《水浒》一样宣扬暴力和江湖义气。 　　詹纳尔：当然是这样。《水浒》的流行只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心态的一个方 面，并不代表整个中国社会的状况。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很少有人对《水浒》 所宣扬的精神提出质疑。如果我们往前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共产党闹革命时期， 有不少战士就喜欢《水浒》，把其中的人物当作心中的偶像，尽管共产党不主张 个人英雄主义，但这些战士仍然想效仿《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所以，《水浒》 的流行并不是当今一时的现象，我们也不必因此把这种现象看得过重。 【】　　　　　　　　　　　　　　【】　　　　　　　　　　　　　　【】 　　　　　　　　◆　「中国在文化这个领域已经死了」　◆ 　　　　　　　　　　──谈谈北大学生向克林顿的提问 　　　　　　　　　　　　　　　　　　　　　　　　　　　　　　·茉　莉· 　　那天乘车经过斯德哥尔摩的一条街，街头的一幅白布帘上写着的一个大大的 漂亮的中文草体「书」字突然映入眼帘，一时兴奋地猜想，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破 天荒地出现了一家中文书店。赶忙下车察看，结果令人气馁，原来是一个日本书 法展览的广告。 　　在瑞典的展览世界各国各个民族文物的民族博物馆里，也有一个不小的日本 厅，展览小小的岛国日本从我们大大的古老的文化「母国」学去的东西。问为什 麽没有看见中国厅，据说是中国人自己没有兴趣来捐赠文物和出钱出力筹办展 览。 　　就在前不久，大陆的《半月谈》杂志采访了向克林顿提问的北大学生，似乎 大陆舆论都给予向克林顿提出「尖锐问题」的北大学生以「高水准」的评价。其 中第一个提问的北大艺术系广告专业的梁山鹰更是受到夸奖，因为他提出了克林 顿承认的「没有轻松的答案」的问题。 　　这个看似「很好」（克林顿语）实则无理的问题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美国的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欣赏电影《泰 坦尼克号》；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认识却少得可怜。你打算怎样加强两国人民真 正的相互了解与尊重。」 　　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提得无理，就是因为梁山鹰所代表的北大学生把推介弘扬 中国文化的责任推给了美国总统。这足以让默默地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兢兢业业 的努力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日本人笑掉大牙。 　　　　　　　　　　◆　文化如水向需要的地方流 　　其实美国人何曾刻意地向世界推介自己的文化，至少没听说有美国学生向外 国总统这样提议过。美国的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自己的 文化特别高明，所以他们老往外面跑，想看看他国的古老优秀文化。 　　那麽为什麽会出现梁山鹰说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是很深 的」的情况呢？一个最简单的答案是∶「需要」。 　　美国人用刀叉吃饭并不比中国人用筷子吃饭高明，为什麽中国会需要美国文 化呢？其实在1978年中共决定向西方开放时，他们只希望引进西方的技术以推 动工业化。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中国在经营管理上也需要西方的许多东西。 　　这种接受西方物质文化的需要必然地带来其它文化成分的引进。比如说，当 西方科技进入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牛仔裤和迪斯科音乐。是中国人自己在心理 上出了问题。当他们把美国看作榜样时，他们也就不加考虑地把美国的所有东西 都作为一种象徵接受进来。而奇怪的是，美国文化中最优越的民主制度和人道精 神，却并不如牛仔裤和迪斯科那样在中国受欢迎。 　　　　　　　　　　◆　美国学生去中国学什麽？ 　　在北大的演讲中，克林顿很诚恳地谈到，希望更多的美国学生去中国学习。 这使得梁山鹰所代表的中国年轻学生得到一种民族尊严感的满足。 　　如果我们面对现实，我们就要问∶美国学生到中国去可以找到什麽可以供他 们学习的？一个自称是源於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制政治制度，一片疮痍满目环境 破坏水土流失的土地，一代穿牛仔裤吸外国烟听摇滚乐、认得英文比古文多的年 轻人，充斥街头的或盗版或仿照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日常生活用品、传统道德荡然 无存…… 　　美国学生将再也找不到书上描述的那个有自己古老博大精深文化的中国。所 以克林顿说「没有轻松的答案」。 　　早在1934年，就有陶希圣等10位教授发表了一个叫做《中国本位的文化 建设宣言》。他们沉痛地宣称∶「中国在文化这个领域上已经死了，因为它的在 政治形式、社会组织以及在思维的形式与内容上的典型特徵已经不存在了。这样 的人民已经慢慢地不能再被看作中国人，因为从文化的角度看，在中国已经基本 上没有中国人了。……」 　　其实1930年代的中国比起今天的共产中国来，还是满中国的。如果悲哀的 10位教授认为那时的中国人已经不算中国人了，那麽今天这些向克林顿提问的 中国学生算什麽人呢？ 　　重建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文化的重任，我们能指望这些只会指责美国总统学 习中国不够、而不去谴责自己的破坏传统文化的政府的北大年轻人吗？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 　http://www.geocities.com/SiliconValley/Bay/5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