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七　十　六　期　　　　　　　　　　　【】 　【】　　　　　　　　　　　　　　　　　　　　　　　　　　　　　　【】 　【】【】【】【】【】【】【】【】【】【】【】【】【】【】【】【】【】 　　　　　　1998.8.20　　　　　　　　　　　　　　　（sd9808c） 　÷÷÷÷÷÷÷÷÷÷÷÷　本　期　目　录　÷÷÷÷÷÷÷÷÷÷÷÷ 　⒈　在权与笔的护卫下　　　　　　　　　　　　　　　　　　　　戴　晴 　⒉　靠陈希同发迹的蛀虫　　　　　　　　　　　　　　　　　　　徐江善 　⒊　合肥市当局联手作假药奸商的保护伞　　　　　　　　　　　　王　海 　⒋　跑官：炮打当头隔一家　　　　　　　　　　　　　　　　　　殷国安 　⒌　天灾、捐款、政治人祸　　　　　　　　　　　　　　　　　　网　友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在权与笔的护卫下　◆ 　　　　　　　　　　　　　　　　　　　　　　　　　　　　　·戴　晴· 　　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用500页的篇 幅，在名为《大国寡民》的书里讲了一个发生在陕西咸阳泾河边、一个不很大的 村庄里的故事：丈夫打妻子，妻子不堪忍受，逃跑、闹离婚，男家不许女家不让， 最后丈夫下手将妻子毁容。 　　这故事发生在十年前，听上去似乎和成千上百类似的爱恨交织家庭剧没什么 大不同，但卢跃刚用了第一人称，也就是说，他自己也进到了故事里边——不为 叙述方便，只因为这位以“死缠烂打活老虎”著称的记者自己也卷进了直到今天 还没有了结的两桩案件中：一是须由检查机关提起公诉的毁容犯罪：当时年方三 十岁的武芳被丈夫用稀硫酸烧得面容身体严重损伤【1】；二是报道了该案的《中 国青年报》和该书作者，被施虐方控以“政治毁容”，成了一桩民事“诽谤”案 的被告。 　　这可有点不像是普通的家庭剧了。 　　卢跃刚不得不走进那个小村庄、走进一级又一级武芳曾求告、哭诉过的衙门、 会见一个又一个盼他、惧他、恨他、愿意帮他和打算看他笑话的人中间，开始了 他艰苦的、不无危险的调查。现在，他写成了这部书，把一个他终于弄懂、并且 以详实和无懈可击的一手资料托起的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 　　武芳本是一个勤快、爽朗、情感丰沛，不但读过书、还生相当漂亮的姑娘， 不幸因为家里穷，由父母做主嫁给了邻村一个与她不大般配的王姓青年。婚后、 特别生下孩子之后，身处八十年代，已经打开了眼界的武芳，对这个沾染偷、赌、 还常常对她拳脚相加的丈夫已不堪忍受。故事由此发生：走避他乡外出打工的武 芳，被两名村干部，动用了当地警察，开着村里的汽车，一边答应“保障人身安 全”、“给办离婚”，一边将她强行拉回，安置在后来的作案现场“接待站”，以便 丈夫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度“睡她”。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这已不像一般的村庄 和一般的家事纠纷处置了。 　　武芳不服劝、也坚决不让“睡”。干部们退了出去，最后走的一个人口说着 “睡、睡”，熄掉了房间的灯，退到人头攒动人的院子，只留下手里拿着一瓶酸 的丈夫。接着，他的一个兄弟和三个嫂子进到那黑了灯的房间，五个人七手八脚 按住武芳的手脚，扒下她的衣裤鞋袜，将硫酸撒向她的脸、耳、头、胸、腹……。 　　武芳被送进医院。 　　应该说，这起蓄意伤害犯罪尽管手段残忍，案情并不复杂。任何具有基本法 律常识的人都明白，其关键在于： 　　1） 为什么由村干部出动将人拉回，有没有蓄谋？ 　　2） 丈夫为什么要用酸，谁的主意？怎么得到的？ 　　3） 那已经构成共犯的兄弟和嫂子为什么要在熄了灯之后鱼贯进来？ 　　4） 为什么关灯，谁把灯关上的？ 　　应该说，这桩人证物证具在的伤害案，只消按照正常程序调查、并对主犯、 从犯和共谋犯提起公诉并判决即可，但事情的发展与人们按照常理所预料的完全 不同。 　　87天之后，武芳因为没有钱继续治疗被院方抬回家。她得知，虽然丈夫还 在拘押中，那兄弟进去几天已经放了，嫂子们没事，公安局检查院来过几次，简 单问几句就再无下文。 　　她等着，一年多过去，那把她骗回来的干部、还有那拉灯的，毫毛未动；那 提供硫酸的兄弟在家娶亲生子，案子大有不了了之的意思。 　　武芳在医院经过了四次大修补手术，母亲说“芳儿像羊一样，被人家活活地 剥了一层皮呀！”；她自己也哭求：“妈，你救我做啥哩！你救女儿是害女儿哩！”， 在医院还一次次试图自杀……然而这回，她不打算死了： 　　她们（和她的母亲、姐妹）跑遍了省市县委和政府，跑遍了省市县妇联，跑 遍了各个新闻单位。她们喊冤，她们下跪，她们悲泣哀号以泪洗面。武芳已经没 有了女人的顾忌。光看毁坏的脸还不够！她摘下头罩，掀起衣服，成百次地给人 看头部乳部腹部惨不忍睹的创伤……。一个女人摘下头罩，给有权有势、有头有 脸的陌生人看脓看血，掀起衣服给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陌生人看斑痕累累的胸 膛，诉说、恳求、哭泣、下跪……（《大国寡民》80页） 　　三年之后，在咸阳市人大的干预下，公检法的轮子转了起来：主犯被处决， 那小兄弟判了十三年。行刑那天，村里隆重开祭，同时对服刑犯的家属优容。 　　武芳在这个以“烽火”命名的村里生活了八年，她了解自己的丈夫和那小兄 弟，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借他八个胆也不敢干……”村民们说。这回 那胆子那里来的呢——“那个拉灯的人”还丝毫未被触动，案子并未了结。 　　“人不人、鬼不鬼”的武芳再次开始从乡到县、到市、到省、直到北京的上 告，死也要讨回公道。 　　《大国寡民》的作者就是这个时候被卷进来的。卢跃刚走到陕西、走到咸阳、 走到礼泉，查到了初始档案记录中那三个嫂子的证词： 　　当时在外面说话的人也比较多，不知谁说，“他三个嫂子来了。你进去帮你 弟把媳妇裤子脱了。”……一会儿，武芳住的那个房子灯灭了，我和我两个嫂子 先后进去了。 　　可见是受怂恿。怂恿者是谁？ 　　正服刑的从犯的妻子因村干部对她的许诺并未兑现，已经委托律师对 “判 刑的事实不对，判刑太重”为丈夫申诉，她说： 　　他哥给他要硫酸（没有说明原因）。要硫酸后六天至七天，大队把王茂新媳 妇（武芳）叫回来。 　　（出事那天，三个嫂子和兄弟）不知道他哥拿硫酸。 　　大约九至十时左右，王农业给我三个嫂子说，进去把武芳袱（关中方言，即 裤子）脱了去。（105） 　　那么，用酸烧的主意又是谁出的呢？ 　　偶然间，几乎可说是途中邂逅，卢跃刚遇到了一个曾与那丈夫关在同一监号 的人，他告诉作者： 　　王给我说，他估计他在“忙前忙后（关中方言，指麦收前后）就可回家”。 听了这话后，我说，“你可能不的（得）回家。我在家听人说，你把你妻子烧得 很厉害。”王说：“你有所不知，我的案子有王市长的儿子王农业给我办哩。”我 说：“他为啥要给你办哩？”王说：“我给你说了，你不要给别人说。事情是这样 的，我妻子在家胡弄哩！我村干部看不惯。我用硫酸烧我妻子是农业教我的办法。 我拿不住，弄得厉害了，把事情弄大了。那一天用硫酸烧我妻子时，是农业拉灭 了电灯后我才实施的。此事发生后，农业给我说，让我进监狱后不要怕，不要给 人说有他，他一定能把我在短时间（内）保出监。几次我哥都给我捎过话。（《大 国寡民》107页） 　　至此，一个名叫王农业的人：事前出主意、具体策划、介入作案；不仅现场 怂恿、还于事后掩盖等等，已经十分清楚。其实，用不着卢跃刚调查，案发不久 武芳在医院第一次接受调查时，就告诉公安人员：“农业最后出去的，他拉的灯”； 而办案人清清楚楚地说的是：“你再也不要提王农业，再提王农业，你的案子永 远结不了。”（53） 　　问题于是变成，这个王农业是谁。 　　1988年案发时，他是武芳嫁过去的咸阳市礼泉县烽火村水泥厂厂长兼农工 商总公司经理；上届陕西省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在《大国寡民》结稿时， 正在活动本届省人大代表连任。毁容案发时，人们把他称作“王市长的公子”— —他的父亲那时正在咸阳市副市长任上。 　　但区区一个三级市市长的公子，就得以如此一手遮天？ 　　这就是《大国寡民》要对我们说的最主要的话。 　　王农业之父王保京，是共和国的一面旗帜、一把“烽火”。据其自报，1946 年十五、六岁时就为“地下党做工作”、49年当“支前小队长”。已经查实的是： 49年当粮店小伙计时撒过欢迎共产党的传单，但随即以“冒充公安”被拘留； 虽然在村里名声不好，但成分好、“对党有感情”， 有政治眼力：“我们号召搞互 助合作，他就办互助合作社；我们号召学习文化，他就办夜校；我们号召科学种 田，他就搞玉米生产……”，于是：农会主任而互助组长；而合作社社长；而人 民公社社长；连年获丰产奖章、出席积极分子、劳模大会；上北京、上莫斯科、 见毛主席；第二、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行政和 党内职务升到了市一级；退休时还发出时代强音：“主动离职”，以《赤子回归黄 土地》受到省党报头版头条盛赞。 　　这实在不大容易。谁都知道，共产党建政五十年，连顶尖人物都“你方唱罢 我上场”；攀到国家领导人位置上的工农劳模，也不过风光一时。王保京这样识 不得几个字的人，靠什么保持他不衰的记录？《大国寡民》给出了答案： 　　1952年，政府号召“丰产”，他找到县长，夸口他能玉米亩产1200斤—— 这是他“放开胆子按政策吹牛”迈出的第一步； 　　1953年，由于工业化的推进，城市人口的膨胀（31.6%）与农村粮食征收 的增长（8.9%）不成比例，政府出台搜刮农民的“统购统销”、以及对该项措置 予以组织保障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这的决议》。王保京率先响应，“烽火农 业生产合作社”应运而生。 　　大跃进的1958年，他带头放“卫星”：先是“亩产由三万二”，随后跟着形 势长到了10万斤、15万斤、30万斤，三个月后，这数字变成了亩产240万斤， 最后响亮地喊出了那传遍全国且记入历史的著名口号：“人由多大胆，地由多大 产”，并以此挣得了“农民科学家”桂冠。 　　本应反左最后变成“反右倾”的1959年，他叫出的是让主导政治力量听着 熨贴的“党给我们继续跃进的力量”；而到了1964年，在毛主席作了一点违心 的检讨之后，王保京在报上高呼“好心办坏事”、“成绩是主要的”【2】； 　　1966年，“不兴玩生产数字游戏了，时兴玩革命激情游戏”，王保京先想成 立著名劳模造反组织，没成气候，但“学大寨”天赐良机是没有错过：烽火于是 成了陕西的“小大寨”。这昔日劳模抓住风潮，再度在文革中大红大紫：那激情 年代的全套把式对王保京说来轻车熟路——学毛著、唱歌、献诗、批斗……包括 把自己七十多岁的小脚母亲弄到场上打篮球、弄到台上表演《三个老婆批邓》。 政治压倒一切，王保京如鱼得水，烽火的事业也达到了它的颠峰： 　　谁都不敢说烽火一个不字，谁说了，就会大祸临头。反对烽火，反对王保京， 就是反对学大寨，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支持烽火，谁吹捧王 保京，谁就当官。（278） 　　待到文革结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开场，标志着邓小平时 代到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又闭幕，政治方向看看要转。这时：倡导“实事求 是”，清算“评法批儒批周公”运动，清算“批投降派”运动，清算“农业学大 寨”运动，清算“学小津庄”运动，清算极左思潮，上到“四人帮”、下到烽火 村，招招式式都是对着来的。……对烽火村的总清算要开始了。 　　但毕竟到了改革年代，有了以“宁说九十九，不说一百一”的态度坚持清查 的人员。80年代初，总算初步查出王保京自五十年代以来怎么隐瞒土地面积， 怎么虚报粮棉产量，以及在积累政治资本的同时，又以此为资本向国家讨要【3】。 　　王保京这座谎言大厦还保得住吗？ 　　尽管白纸黑字、人证物证俱在，媒体与权势再度运作，1981-82年，不仅省 报、省委书记，就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都来过烽火。 不知这批“笔杆子”如何研究、请示、汇报，并在何种原则下最后定夺，结果是： 　　全面肯定烽火50年代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成绩，并妙笔生花，赋予 烽火这个老“典型”以“当代”意义。烽火又一次登峰造极。（322） 　　到了1983年，在权与笔的护卫下，摞起来有一、二尺高的调查材料进了档 案馆，几乎落到了与其他重大、生动的中国史料一样沉睡的命运……“永久的胜 利者”王保京似乎已经不但笃定善终，闹得好还能已此历半个世纪而不衰的“舆 论/权势”衣钵传宗接代……。中国毕竟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村镇毕竟吹进 了些许清新的风：烽火村的青年农妇武芳跳了出来——谁“劝”都不听，一心争 自己的幸福与自由。 　　烽火党支部副书记、王保京的“大内总管”王行兴说过：“大家心里有一杆 秤呢！舆论在人心里呢！”，“烽火的事情并没有了结，烽火这笔帐早晚要清算” （330）；王保京自己又何尝不知，有了“农民”身份这张大牌，他用不着惧怕 官场上的政治对手；但那些知跟知底的本村农民：“他给（烽火村）带来过荣誉 和诸多看得见摸得着得好处，……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九九……如果这些 人起来和他作对，才是他真正的末日。”（327） 　　读者或许已经隐约感到那“拉灭了灯的人”的行为脉络。 　　邓小平改革以来，报告文学曾在禁锢的新闻与媚俗的文学间，试图代底层民 众发出一点声音。八九年挫折过后，虽见悸悸之下或“打死老虎”，或温软、甜 腻“报告”频频出现，但这只是老的“专制/喉舌”时代的余音。《大国寡民》才 是今日中国的代表之作，卢跃刚才是始于八十年代初的一小批探索者最终强壮成 熟起来的代表之人。 　　一步步走进武芳故事的同时，《大国寡民》呈现给我们一份50年代至90年 代对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媒体报道编年史”。在我们已略略知道了王保京父子的 发迹“德行”之后，这份浮夸与弄虚作假、当时政策要什么就放胆呐喊什么、充 斥着诸如“人民公社红花怒放”、“党旗飘飘烽火魂”、“黄土地上的三代劳模”、 累计百万言的“喉舌”杰作，可称作党改造兼塑造文化人的硕果，也可以称作中 国文人——如果把周扬、邓拓、胡乔木等宣传员和对他们或真或假表示折服的乖 人算作是文化人的话——的奇耻大辱。所有人都熟知毛泽东的那句话：“枪杆子、 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如果有人对于靠“两杆子”把“老蒋”赶到了海 岛，还怀着些许阿Q式的骄傲的话，这回看看当政之后五十年，由这“两杆子” 造出的烽火和武芳案，不知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份编年史的学术价值，是怎么评估也不会过分的。 　　《大国寡民》给我们另一份沉甸甸的惊讶是，它发掘出了一封距烽火不过50 公里的杨伟名等三名农民共产党员在1962年写给该党的主席毛泽东、和他之下 的各级党组织的信。这封信因受到毛的亲口批评，成了严重的“彻头彻尾的恢复 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中农出身、仅读过几年私塾和数年基层工作经 历的杨伟名受到的批判与整肃可以想见，具体说，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致死。 　　与二战之后其他国家，包括几乎化为齑粉战争机器德国、日本相比，中国历 五十年和平建设而匮乏如此，在外人眼里，似乎这时期的中国人，必是一个个怯 懦糊涂、甘心供使役、受宰割。杨伟名这封以“一叶知秋”而载入史册的信，不 仅让我们知道了底层中国百姓所具有的智慧、胸襟与胆识；也知道了改变中国命 运与轨道的邓小平改革，其基本原理，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为底层农民条分缕析 地论述；也知道如今出自当局之口那似乎天然合理的神话，如将所谓“养活十亿 人口”视为自己一功、视为自身政权天然合法之依据等等，多么不堪一击：究竟 谁养活了谁，谁弄得大家饿饭，恐怕已经不是下岗工人要问的问题；更使人了悟 专制对独立思想（包括这思想的载体，包括这载体并非“著名人士“而不过田间 一介农夫）摧毁的罪恶。 　　如果没有烽火党支部副书记王行兴那多达数十本、时间覆盖近40年的日记， 对王保京现象的揭露恐怕会显得概念、笼统。出乎常人的想象之外，这名看来似 乎属于典型为虎作伥的“大内总管”，竟然廉耻尚存；对“坏事作尽”必遭报应， 也还心怀畏惧。如果没有陪着“农民科学家”读大学的经历，不知这崇拜权势的 乡下孩子王行兴，会不会有延续数十年的内心挣扎；在对主子鞍前马后伺候着的 时候，能不能不忘时刻“留个心眼儿”。“王行兴日记”或许给我们些许信心：一 是为知识所打开心灵之扉是合不上的；再有就是，联想到已出版的御医手记，今 天那些在不同档次上伺候着的角儿——他们真是多如过江之鲫、抓起钱来也从不 手软——或许还有谁也心怀怵惕，并给后人留下证词。 　　在该书的后半部，王保京终于遇上了一个对头。《大国寡民》给出了一名看 起来与武芳案没有多大干系的人物郭裕禄：一样的劳模、农民企业家和省委委员， 只不过有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差”—— 新劳模郭裕禄出在改革时代。应该说， 这名王保京的刹星与他没有现实利害冲突，这相隔不过十五里的两个村庄的头面 人物的差异，是生活在中共特别的政治体制下的农民为求生存（当然也包括求发 达）的两种选择： 　　他是那种典型的“乡村英雄”，没有任何外援，竭尽其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自 身潜能，靠着朴素农民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在城乡二元差距、农村政策扭曲、 农民受挤压的情况下，图生存、求发展的历史。他信奉的原则是“只干不说”…… 　　这样的人、这样的乡村，直到八十年代、在“改革的大气候”下，才真正活 起来、富裕起来。 　　其实，不同品格导致不同命运，并非从王、郭二人开始： 　　五十年代选择合作化道路时，出现了金光耀所代表的“农民”和和王保京所 代表的“农民”的分野，金光耀被淘汰，王保京独领风骚二十年；六十年代选择 人民公社集体化，还是分田单干，出现了以杨伟民所代表的“农民”和王保京所 代表的“农民”的分野，杨伟民被淘汰；七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场大 吵架，郭裕禄和王保京分野。（364） 　　这回谁将被淘汰？ 　　更有趣的是，在他所践足的思想与政治领域，当代农民郭裕禄并没有“只干 不说”：既然给了他一个党内职务，就算谁都不说，他也得说，“一开（替王保京 谋权谋利的）常委会，郭裕禄就把它搞砸”，锋芒所向，直指王保京为代表的、 披挂着那个刚刚过去（甚至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代的全部特色的恶风习、恶势 力。王保京和他的“关系网”（包括为他笼络又靠他邀功的笔杆子们）当然饶不 了他，诬告、暗算等等不一而足。到了1996年底，省委书记出面和稀泥；八个 月后，这位将烽火总结为“一个好班子、一个好队伍、一个好带头人”的书记卸 任，新一任书记到任。 　　正可谓层层战犹酣。 　　随着法制与公平竞争的确立，到了下个世纪，王保京们恐怕已经不是资产规 模达二亿五千万的郭裕禄的对手。这是这本书真正的光明的尾巴——况且不是硬 加上去的——也是有着无数弊病的邓小平改革最立得住脚的地方。 　　到《大国寡民》结稿时，作者被诉的“政治毁容”案裁定终止审理；烽火村 硫酸毁容案进入了司法复查却查而不力【4】。武芳呢？她好吗？当地村民说的 是，“武芳是前世为烽火预备下的，事情没办完，她不会死”。（54） 　　【1】　武芳经抢救后大片颅骨烧伤外露，左眼失明，右眼几乎失明，右耳 烧成一个“焦核”，乳房烧毁、右手残疾（《大国寡民》48页） 　　【2】　熟悉中共党史的读者或许会联想到，林彪就是因为在那个关头采取 了这样的态度，而一路高升，最终成为成为副统帅。 　　【3】　据《大国寡民》给出的数据，烽火从1958到1995年，国家无偿 “输 血”现金、实物（静态）3，至少250万人民币；至于向财政、银行、信用社的 借款贷款逾期不还的，至1997年，已累计2540万元。（317-318） 　　【4】　王农业继续“留任”省人大代表，名字已经报到咸阳市。本文结稿 时，已经确知…… 【】　　　　　　　　　　　　　　【】　　　　　　　　　　　　　　【】 　　　　　　　　　　　◆　靠陈希同发迹的蛀虫　◆ 　　　　　　　　　　　　　　　　　　　　　　　　　　　　　·徐江善· 　　　　　　　　　　　◆　陈希同一句话否决县委决议 　　1993年夏秋之际，京郊顺义县传出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县委作出的调顺 义镇党委书记刘金生任县委农工部部长，原农工部部长改任顺义镇党委书记的决 议，被陈希同一句话否掉了。 　　这本是一项正常的任命，8月，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找刘金生谈话，向刘宣布 了这项决定。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当天，县委的任命便在顺 义镇宣布了。并决定，下午进行正式交接工作。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处级干部的正常调动竟然惊动了北京市委主要领 导。下午1时许，市里匆匆赶来一位干部，向县委宣布市委书记陈希同的意见： 刘金生的任用问题市委另有考虑，暂时不要动。 　　原来，刘金生与县委主要领导谈话后，立即驱车直奔京城，找到陈希同的儿 子，要见陈希同。 　　当时陈希同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陈希同的儿子给老头子拨通了电话，刘金 生接过后，在电话中向陈希同汇报了自己调动的事情。 　　陈希同这一非常举动，使顺义县委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两个月以后，市委 正式任命：刘金生为延庆县委书记。 　　围绕刘金生非同寻常的升迁，顺义县干部群众言论纷纷。有的说，陈希同也 太不把党的一级组织顺义县委放在眼里了；有的说，一个领导人的一句话就可以 否定一级党委的决议，哪里还有什么党的组织原则! 　　刘金生与陈希同是什么关系?他何以如此神通广大? 　　　　　　　　　　　　◆　刘金生的升官之道 　　1989年，担任顺义镇党委书记一年多的刘金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 陈希同的儿子。他们由吃吃喝喝，发展到互相利用，成为“哥们儿”。 　　刘金生在官场混了几十年，深知权力魔棒的神威。他在向权力顶峰攀援的时 候，深感学识的浮浅，政治功底的单薄；但他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要寻找 一条捷径。经过一个时期的观察，他终于发现了自认为“捷径”──投机取巧， 接近领导干部子女，向权力的高峰冲刺。他把目光对准上级或上级级的上级，分 析他们的爱好，揣摩他们的心态。对一些他认为有用的领导干部，他主动为其提 供服务。 　　“领导同志工作繁忙，使用‘大哥大’，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些冠冕堂皇 的话语后面，包藏的则是不可告人的目的。给领导送去“大哥大”的同时，自然 就掌握了领导的电话号码，联系起来就方便了。他选中了陈希同的公子，竭力讨 好他，他缺什么就送什么。刘金生知道这些投资都是长期有效了。以吃喝搭桥， 金钱开道，很快他们就成为称兄道弟的朋友：一个想通过陈公子攫取更大的权力， 一个则看中他鼓鼓的钱袋。陈公子说：“刘哥，我去看你不方便呀!”刘金生回应 道：“那好办，开着车来不就方便了嘛。”不久，他就给陈公子送去一台轿车。 　　刘金生认为，接近了陈公子，就等于抱住了陈希同的大腿。于是，他不惜花 巨资，搞感情投入，当然，这些钱全是公款。他先后三次请陈公子出国，一次到 泰国，两次到美国。 　　正是由于刘金生看到了权力中的高额回报，他才绞尽脑汁，不惜一切攫取权 力。他通过拉拢陈希同的公子，接近陈希同并取得了陈的信任。刘金生非常清楚： 攻取“核心”，必须首先突破外围。仅从1991年11月至1993年10月，他请 客和以实物送礼的金额就达85万元。到延庆后，他经常到陈希同、王宝森领导 家送礼，逢年过节更是必去，每次至少都送二三千元的礼物。 　　轿车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可是，在刘金生手里则成了一堆铁铸的筹码。他把 汽车当作“牌”，先后送出8辆轿车，除一辆奔驰送给陈希同使用外，其余7辆 都是送给领导干部的子女个人使用的。其中先后送给陈希同儿子3辆，送给王 宝森儿子一辆桑塔那，后又换了一辆丰田。送给市人大一位原副主任之子桑塔那 一辆。送给某县原县委负责人之女桑塔那一辆。 　　好大喜功是刘金生向上爬的另一招。 　　延庆县基础较差，1993年工农业总产值16.1亿元。刘金生到任后既没有做 调查研究，也没找什么人论证，就提出要在三年内，即1996年使工农业产值达 到100亿。从16亿到100亿，短短三年，这意味着每年要增长60%以上，谈 何容易!当时的县长李树旺明确提出，应该实事求是，可刘金生根本不把县长的 话当回事。 　　如果这些大话只是说说而已，也就罢了。刘金生是在县委常委会议上，拍着 胸脯郑重提出来的，并把它写入县党代会的报告里。他的这些做法，恰恰迎合了 陈希同好大喜功的“胃口”，得到了陈希同的赞赏。 　　但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他的大话为转移，他给延庆定的1995 年的产值35个亿，而实际这一年延庆县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8个亿。不知是 刘金生真的头脑发热，还是在那里装蒜，就在纪检部门找他谈话时，他还“牛皮” 吹得山响，摆他的“业绩”。他说：“我到延庆后，建了100多个项目，见效益 的就有50多个，你们可以去查嘛!” 　　有关人员果然去调查了。事实与他“吹”的相去甚远。他只建了五六个企业。 他招来的外商，有的竟是骗子。 　　刘金生到延庆后，急于拉几个外商撑门面，于是见到庙门就烧香，其实，他 对有位港商的底细是了解的。他把该港商拉到延庆时，该港商正被债务搞得焦头 烂额。刘金生的邀请有如一针强心剂，使他顿时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在延庆贷 款，用来偿还顺义的债务。 　　这个港商开始时还小心翼翼，刘金生拉他搞一个拉链厂，他说那就搞个小规 模的厂吧。刘金生听了不高兴，说：“小的不行，要搞就弄大的，没钱我来贷款。” 　　拉链的市场情况如何?有关部门找了8位专家对项目的市场前景进行论证， 专家认为，国内外拉链市场已经饱和，不宜再上。刘金生听了不以为然，他嘲讽 说：“那都是些书呆子，别听他们的，上。” 　　刘金生一意孤行，帮助跑来了贷款。结果贷款来后，被那位港商先后转走了 2700万元。 　　　　　　　　　　　◆　来了个“人头马”书记 　　延庆县的干部群众中有许多关于刘金生的顺口溜和笑话。 　　延庆县地处山区，改革开放十几年来，这个山岖县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各项事业发展也很快。但仍有一些乡村十分贫穷。作为县委书记，刘金生上任伊 始，不是深入基层，到贫困乡村帮助农民尽快脱贫，却在排场、阔气上大动脑筋。 　　他一到延庆，就说延庆太土气，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他要给延庆带来 现代气息，让这个县城更快地“洋”起来。 　　一次，他宴请外商，开席后看到上的是国产酒，他马上露出不满的脸色。说， 这不行，档次不够，要上“人头马”。 　　当时，延庆知道“人头马”的人还不多，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刘金生等了 一会儿，看找不到洋酒，他急了，派人从他的轿车后备箱里取出两瓶“人头马”。 据说刘金生自己不会喝酒，他执意要上洋酒，完全是为了排场和阔气。 　　刘金生开了这个县喝“人头马”洋酒的先河，这个故事也迅速在县城传隍7d。 于是，群众称：咱延庆来了一个“人头马”书记。 　　笔者在顺义采访，所有人对刘金生的第一印象都是一个字：“傲”。他不仅对 底下的干部群众傲，目中无人，甚至对上级领导也傲气十足。刘金生的延庆两年， 几乎没到过各个乡镇，更不要说边远的贫困乡镇了。许多人只听说来了一位很有 来头的新书记，就连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难得见他一面，以 至于闹出许多笑话。 　　他到延庆半年后，县里召开各乡镇党委书记会。刘金生先到会，永宁镇的党 委书记随后也进了门，他竟然问：“你是哪里的，你找谁?”弄得这位书记哭笑 不得。 　　不仅大镇的党委书记不认识，即使为他服务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县里的领 导，他也不认识。已经到延庆很久了，他见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还问：“你叫什 么名字?” 　　有一位副县长要调到市里工作，行前来刘金生办公室，向书记告别。这位副 县长进屋后说：“我要走了，来看看你。”没想到刘金生不认识他。这位副县长出 来后气愤地说，他来了都快半年了，连我都不认识!” 　　在延庆许多干部心目中，刘金生行踪诡秘，很难见到他的人影。据县里有关 同志介绍，他调到延庆后，家一直没有搬来。他在北京城里花巨资租房建了一个 “办事处”，在延庆的两年中，他只在县里住过一二个晚上。无论何时，即使开 会到深夜，他也要回城里的办事处或回顺义的家里住。 　　还有一件荒唐事。到延庆不久的一天，他突然给县粮食局长打了个电话，说： “我给你添个副局长，明天就去上班。”第二天，他从顺义带来的无业人员韩玉 宝，在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和手续的情况下，竟然前去上班了。这件事没有经过县 委的任何会议讨论，连主管干部人事的县委副书记也不知道，此事，自然又成为 延庆县里的奇闻。就是这个韩玉宝，当上副局长后，打着局长的招牌，到处行骗。 不久，这家伙在平谷县行骗时被抓获，并被司法机关判处7年徒刑。 　　　　　　　　　　　　◆　长城脚下的蛀虫 　　1995年4月，原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在京效结束了自己罪恶的生 命。不久，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接着，被撤 销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的领导职务，接受中央纪委审查。随着冰川的轰然倒塌， 隐藏在海水底层的污秽便浮出水面，暴露在阳光之下。 　　这一年的六七月份，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委陆续接到一些反映刘金生问题 的群众来信。尉建行书记多次作出指示。北京市纪委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组成 了调查组作了初步核实，并向市委作了汇报。10月，市委决定，对刘金生立案 审查。 　　经查，刘金生除了违纪问题还有违法行为。从八达岭特区调巨额资金挥霍， 便是突出的一例。 　　刘金生到了延庆上任后，想在市里建一个办事处，加强与市里的联系。他既 没与其他县委领导商量，也没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研究，便 一个人操办起来。 　　他以每月7.4万元的租金租下了北京某大厦A座的一个大套间，又花20多 万元购置了高档办公和生活设施。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自己找，从顺义找来一个 会开车、会做饭的男子，从市里找了一个无业的女孩管财务。 　　1994年5月准备妥当后，他以县委办公室主任吴荣的名义注册了名为延庆 县八达岭特区驻京办事处的机构。这一切，吴守荣一点也不知道，包括以后的资 金，都是背着县委其他领导一个干的。 　　办事处的钱从哪里来? 　　刘金生自有办法。延庆有一个聚宝盆，那就是八达岭特区。 　　“不到长城非好汉”，万里长城以它的雄伟壮观，每年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 旅游业给延庆县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他先后从八达岭特区调动资金174万元，还嫌不够，又以出国考察为名， 从县财政要钱41万元，这些钱都是财政和应上交财政的资金，被刘金生划拔到 他的驻京办事处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被浪费挥霍殆尽。 　　他找的管财务的女孩不懂财务，连会计证也没有，只记一些简单的流水帐， 且会计、出纳集于一身。刘金生对这笔资金有绝对的支配权，所有支出都由他一 个说了算。办事处的金柜如同他自己的腰包，他说什么时候取钱就什么时候取， 说取多少就取多少。 　　经查证，他共在办事处报销餐饮费25万元，等于他到延庆后平均一天报销 一次，天天在用公款吃喝。更可气的是，有时几张票据出自同一天同一个饭店， 金额过万元，不知他到底长着几张嘴。 　　在刘金生的眼里，有钱大家花，当然花的全是公款。连他儿子办公司及汽车 修理费也由办事处开支。由于办事处没有任何制度，财务管理极度混乱，刘金生 最为信任的司机陶某和办事处聘用人员任某，心中也开始不平衡了。于是，他们 购买了各种吃的、喝的，化妆品等等，都拿到办事处私自报销。除了疯狂挥霍， 刘金生还采取重复报销的手段贪污公款1万多元，收受港商贿赂4.8万元，挪用 公款41.3万元。 　　1995年7月，中共北京市纪委对刘金生的有关问题开始进行审查。同年11 月，北京市检察机关以受贿、挪用公款、贪污等对其拘留，不久正式逮捕。1997 年3月14日，刘金生被开除党籍；5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刘金生 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　　　　　　　　　　　　　　【】　　　　　　　　　　　　　　【】 　　　　　　　　◆　合肥市当局联手作假药奸商的保护伞　◆ 　　　　　　　　　——关于合肥假药及医疗欺诈事件的经过 　　　　　　　　　　　　　　　　　　　　　　　　　　　　·王　海· 　　1998年6月30日，在结束了与克林顿的座谈会后我当晚便乘机来到合肥。 到合肥一个是看看朋友，一个是顺便看看市场，因为我还是第一次到合肥。次日 我们便在合肥市场上发现了大量的假药意大利“菌必治”（Rosélphin），按照惯 例，我们依旧采取了买假索赔的方式对假药进行打击。在购买了8万多元的假药 后，逐渐引起了各个药店和商店的警觉。在鼓楼商场，我们要买3盒印度“菌必 治”，但是售货员怎么讲也不给在发票上开品名和产地，只肯开“药品”两字。 　　在另一家大药店，我们要购买5万多元的意大利“菌必治”药品时，钱也交 了，发票也开了，提货单也开了，但是供货商在送来200盒“菌必治”后似乎发 现了什么。结果后来一个供货商过来和柜台里耳语了一番后，药店拒绝交货，赶 紧热情地把钱退了给我们。我们买货的人离开后，柜台里的小姐庆幸道：“幸好 没把药给他们，要不然他们把药拿走可就坏大事了！” 　　于是，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医院。在各大医院均未发现药的问题，但是在合肥 市皮肤性病防治所、合肥市第二性病防治所、合肥市第三性病防治所发现标明韩 国产、意大利产假药“菌必治”和其它涉嫌药品。但是这三家性病防治所均不销 售给不在他们那儿看病的消费者，都声称“只有在本诊所看病才给开药。”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们开始留意各个性病防治所的广告。《安徽日报》、 《新安晚报》《安徽广播电视报》《安徽工人报》《安徽法制报》《合肥晚报》 几家报纸几乎每一期都有一个或者几个通栏的版面刊登各个性病防治所的广告。 我们粗略地算了一下，光是报纸的广告，各个性病防治所的广告费加起来每天就 得4至6万块钱。省电视台、市电视台、省有线电视台、市有线电视台、省电台、 市电台也是每天都有各个性病防治所的广告…… 　　据了解，这三家性病防治所一年的广告费最少在1000万元以上。我们不知道 合肥人得性病的人到底有多少，但是我们相信不会比得感冒的人多。按照国家规 定，医疗行业只能有 30%的毛利，实际上除去税收、成本，净利润所剩无几，就 算有10%的利润，那么要挣出1000万元的广告费来一年首先至少得有1亿元的营业 额。 　　一亿元的营业额得给多少人看病才挣得出来？ 　　根据我们向一些医院的了解，一般的性病几十块钱或者几百块钱就能医好， 就算每个病人平均 500块钱，一亿元的营业额也得给20万人看病才做得出来。当 然，仅有一亿元的营业额是不够的，因为成立诊所的目的是赢利。然而合肥的市 区人口只有60余万人，去掉老人和少年儿童，我们估计可能得性病的人最多也就 是20几万。 　　说一年合肥有20几万人感冒或许有人会相信，但是20几万人得性病有点不 可能吧！ 　　除了这三家性病防治所，合肥还有大大小小几十家医院可以看性病，我们搞 不清楚了。 　　合肥到底有多少性病患者？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为了看个究竟和购买到假药，1998年7月9日、10日两天我们委托了5个 没有性病的朋友到这3家诊所看病拿药，结果朋友们在这3家诊所均被诊断为有 性病[其中3个朋友还被注射了假药意大利“菌必治”（Rosélphin）]。并且给我 们开出了高达13514.00元的诊费和药费（假药）。 　　7月9日，在当地记者的陪同下，我们来到在合肥市美菱大道155号（原104医 院内）的合肥市第二性病防治所（原省军区医院性病防治门诊）。身材较胖又戴 了一条金项链的王志明被开了3700元假药，稍瘦一点的老方开了2000多元假药， 我们年轻的司机李强开了1000多元假药。但是这都才是第一疗程的费用。 　　我们发觉，这些性病防治所似乎不是根据患者的病情轻重来看病，而是根据 患者的外表、打扮、气质来判断患者是否有钱，然后再据此决定开多少钱。简单 说来，这些性病防治所不是看患者有没有病，而是看患者有没有钱。无论什么人， 只要一到性病防治所，大夫肯定先讲你有病。（想一下也对，什么人闲得没事往 性病防治所跑呀，只要去看病的，十之八九是干了什么事的，说他没病他还不一 定信呢。）剩下来便是检查一下你有什么病的问题了。在别的医院做5项检查是 190元，在性病防治所3项检查是240元；在别的医院检查结果要2天以后才能 出来，在性病防治所只要20分钟。可笑的是，一位老太太陪一个少妇来看病， 大夫居然说老太太也有性病。不给病例、不开发票、不让把开的药拿回家、打完 的药瓶到不了患者手里…结果一般的患者根本拿不到任何证据。 　　7月10日，我们向合肥市工商局经检分局和合肥市公安局郊区分局递交了 举报信，反映这三家性病防治所销售、使用假药和医疗欺诈的违法行为。我们甚 至觉得应当向检察院举报，因为这不仅仅是欺诈的问题了，这分明就是诈骗。 　　合肥市工商局经检分局和合肥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当即采取了行动，将合肥市 皮肤性病防治所、合肥市第二性病防治所、合肥市第三性病防治所三家性病防治 所中正在销售、使用的意大利产、韩国产假药“菌必治”和其它涉嫌药品暂扣了 起来。 　　其中一个正要溜走的福建人和合肥市第二性病防治所的两个福建人被合肥市 公安局郊区分局刑警队带回到局里询问情况。 　　经了解这3家性病防治所都是福建人开的。 　　这些福建人首先是在福建当地注册了几家医疗器械公司，然后到全国各地买 通当地防疫站或者医院的负责人（据说）后表面上与当地的防疫站或者医院搞所 谓的“联合体”，本质上就是挂靠。因为性病防治所的经营，包括看病、药品采 购、收款等均是由这些福建人完全控制的。 　　合肥的这三家性病防治所就是福建人使用原省军区104医院、市卫生防疫站、 东市卫生防疫站的名义开办的。性病防治所的医疗许可证都挂在性病防治所非常 醒目的位置上，法人代表都是医院的院长和防疫站的站长。出了什么事情，都会 有院长和站长兜着。 　　福建人被刑警队带回到局里，涉嫌药品被暂扣后，与三家性病防治所有各种 各样利益关系的合肥人开始忙碌起来。其中不乏大大小小的“领导”。 　　当地某报陪我们一起采访的记者写的揭露医疗欺诈的稿子在发稿的前一天晚 上，被领导授意隐去三家性病防治所的名称。然而第二天早上发稿前领导又把稿 子给毙了，据称原因是性病防治所给该报送去了30万的广告费。另一家报纸虽然 隐去了三家性病防治所的名称，但是还是险些被人踏破门槛。同时关于撤消广告 的威胁搞得记者不时打电话给我询问事情的进展。某军区医院的院长威胁新闻单 位说：“我们的性病防治所都是有合法手续的，现在马上就到八一了，你们还敢 曝军队医院的光，等着瞧，我们一定要告你们！” 　　市卫生局药政处极端不满地对记者说：“你们在报纸上说假药怎么不先和我 们打个招呼，我们没说是假药，你们怎么就能说王海买的是假药？什么？244号 文件？对不起，244号文件只发到省卫生局，我们看不到。” 　　某电视台居然接到“市里有关领导”打来的电话。 　　合肥人为什么要为福建人四处活动？ 　　答案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钱。 　　而且可以肯定是黑钱。 　　7月15日下午我与安徽法制报记者王新宇，合肥晚报记者赵德润和王志明 一同陪同受害人李强前往该所要求赔偿。 　　“假药的事情我们也是受害者。”合肥市皮肤性病防治所的顾说，“至于看 病的问题属于误诊。” 　　“一个人误诊或许能说过去，但是两个人，三个人怎么解释？”王志明问。 　　“医院一般的误诊是30%，或许设备故障，或许是大夫水平不高都有可能。” 　　“你们说误诊有什么证据？”我问道。 　　“我们不但把没病的看成有病的，而且我们还曾经把一个有病的看成没病的 呢。”顾得意洋洋地说：“前段时间我们看了一个梅毒病人，第一次检查就是没 检查出来，后来那人又来了一次才看了出来。这就是证据，你们不信我们可以把 那个病人找来。” 　　说完顾接了一个电话，接完电话后顾转过身来问我：“你说你是王海，请把 你的身份证给我看看。” 　　“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的身份证？”我一听不禁气愤起来。 　　“我们说得是医疗欺诈的问题，你没必要更没权力看消费者的身份证。”李 强也非常恼火。 　　“你们说欺诈就是欺诈？我还说你们是欺诈呢，为什么没病装病，我们还要 告你们呢！”顾看起来底气很足。 　　18时30分前后，当我们正在该所办公室交涉问题时，一名腰围较大，没带警 帽，胸前两粒纽扣没系的干警突然闯入办公室将诊所一个人喊了出去。 　　过了大约10分钟左右，该干警又闯进来喊道：“王志明，你出来”说着将王 志明强行带至另外一间办公室。 　　“我们找你有事。” 　　“我们现在有事，等会再说。”王志明一边走一边讲道。 　　“不行！” 　　接着走在王志明后面的另外一名年轻警员道：“你老卵什么，还叫不动你？” 　　说着猛地推了王志明一把。 　　“有什么事，我找你你还敢不出来！”陆讲。 　　“你抖什么抖，我看你还很难请啊。”另一名年轻警员居然一副流氓腔调。 　　该干警自称是派出所陆所长（县桥派出所），不料本人要求其出示证件时陆 称：“王志明，你可到过公安局？” 　　“到过啊…”王志明讲。 　　“我看你是活得有点不耐烦了，你信不信我把你抓起来！”陆抓住王志明的 领口气势汹汹地讲道：“王志明，你这个样子也说人家有假，我看你纯属捣乱！ 我警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不要在这里扰乱人家的正常工作，有什么问题明 天再讲！” 　　“你有什么权利管我们这个事?”王志明十分不解。 　　“我们想管就管，管你怎么着!” 年轻警员一直一副流氓腔调。 　　“告诉你们，有什么事明天再来商量，或者不成你们上法院去告去，今天这 个事就到此为止，再捣乱我把你们都抓起来！” 　　“这个事跟派出所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我什么事都能管。” 　　我们不明白，我们和有欺诈行为的诊所交涉问题关警察什么事，警察有什么 权力威胁我们，有什么权力让我们改天再来，有什么权力干涉消费者和经营者之 间的纠纷？！ 　　难道警方是拿了人民的俸禄为假冒伪劣护航？ 　　难怪朱总理讲“民怨沸腾”。 　　后来询律师知道，陆在了解情况的前提下粗暴地干预民事行为、并对当事人 进行威胁的行为是严重地越权、违法行为。 　　7 月19日，我们最后一次与各药店和性病防治所进行联络，如果各药店和性 病防治所再不退赔的话我们将诉诸法律。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药店和性病防治所都答复说：“我们也觉得这个药是假的， 但是市卫生局药政处已经给我们所有卖这个药的药店经理开了会，说所有的问题 要等药政处调查出个结果再说。不是我们不想赔，是药政处不让我们赔。” 【】　　　　　　　　　　　　　　【】　　　　　　　　　　　　　　【】 　　　　　　　　　　　◆　跑官：炮打当头隔一家　◆ 　　　　　　　　　　　　　　　　　　　　　　　　　　　　　·殷国安· 　　“炮打当头隔一家”是中国象棋的走法。我这里借用来，是描写一条便捷的 跑官之道。 　　什么叫“炮打当头隔一家”呢？举例说，你是个科级干部，管你的是县里的 处级干部。现在你想调到好的单位去，或者是副科变正科，更有甚者想升到县里， 按照正常跑官之法，你应当去找县里的有权人物。现在不这样，偏偏是跳过他们， 去找到一位市里的有权人物。他管着县里的干部。他的话一说，县里岂不照办？ 比你找县里容易多了，快捷多了。甚至县里还大惑不解，后来知道你上面有人， 还要对你“倒巴结”呢。以上是定义阐述，例子就是报上有的。北京的刘金生本 是镇委书记，县里打算调他任县里的农工部长，属平行调动。可是北京来了电话， 刘金生的工作你们不要安排。不几天，刘金生调到另一个县任县委书记了。何以 如此？因为刘金生结识了陈希同的儿子，在陈希同那儿挂上号了，提拔个县委书 记还不是小菜一碟？当然，这一炮打响，“投入”也是较大的；又当然，不一定 全用“私款”。 　　“炮打当头隔一家”还可以逆向打炮，就是从上往下打。比如市里干部的亲 属子女，有的有德有才做了大官，有的经商发了大财，还有些子女、亲属、三姨 娘、亲舅母，无德无能，非官非商，这时就请市里的干部炮打当头隔一家，这一 隔就打到乡镇了，安排他们下去当个乡镇的书记、镇长总可以吧，还可以先当副 的，半年之内变正的。可以跟县里说一下，这当然好办，简直是看得起他，也可 以直接派下去“挂职”，半年后转正。这样的例子就在各位读者身边。 　　当然，凡事要灵活运用，不能死抱住教条。以上两法可以交叉运用。先向上 找到市里的干部，再请他们向下隔一家打炮。安排自己的孩子去当个小官。当然， 以上方法，未必人人适用，如果你的丈人就是县里的实权人物，又何必要“隔一 家”？如果你在“隔一家”的上头转了三个弯子，还是未找到人，自己“投入” 的实力又不足，则也行不通的。当然，遇到坚持党性原则的好干部，无论是直线 运作还是曲线运动都是不行的，所以关键还是看人下菜碟。 　　我看到的就说出来，不一定要想好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后再说。 【】　　　　　　　　　　　　　　【】　　　　　　　　　　　　　　【】 　　　　　　　　　　◆　天灾、捐款、政治人祸　◆ 　　　　　　　　　　　　　　　　　　　　　　　　　　　　　·网　友· 　　一位自香港移居加拿大温哥华的朋友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当你要捐款给中 国大陆的所谓灾民时，我希望你看完这所谓的故事後，不会影响你的乐善好施的 心情。 　　随着中共的经济开放玖革政策，加上邓小平的先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一句 话，依附权贵的中共高干皇亲国戚首先尝到了甜头，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就 是所谓中国传统的特色国情。亦因为这些高干手上握有生杀大权，所以捞到油水 及好处不费吹灰之力，虽然共产党号称自己是革命的政党，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封 建专制及独栽人治的传统，落在共产党的手上已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 　　北美洲的美国及加拿大近来来了不少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其中不少是 腰缠万贯的中共高干的家眷，别小看这些高干的家眷，它们携带来加拿大的财富， 与香港及台湾的移民比较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朋友说，有一对梁性年龄约四十上 下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年夫妇，用加币六佰几万在温哥华最尊贵的住宅区“桑那斯”， 买了两块相连约一万多平方公尺(约叁万多四万平方英)的建地，它们只有一对子 女，大儿子在美国上大学吧。他们请了全温哥华收费最贵的洋人屋宇设计师，及 全温哥华亦收费最贵的屋宇建造公司，一同合作建了一间室内面积达二万英(约 七仟多平方公尺)的气派尊贵的豪宅，它可以说是全温哥华可能亦是全加拿大首 屈一指的豪宅，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在温哥华UBC区内的豪宅简直不可与它比美， 这间豪宅用防地震材料建造，全屋全电脑自动冷暖气空气调节及光暗电灯控制， 单单为了拉一条叁相八佰安倍的电缆要化费加币廿五万，室内的设备可以说应有 尽有，室内自动温度调节的游泳池，电影院，自动温湿度的古董收藏室及皮草明 克冷藏室，朋友估计该超特级的豪宅每平方公尺的建造费达加币二仟五佰元，豪 宅设计的费用照加拿大的建筑行规是建造费的百份之十，再加上室内设计师的费 用约建造费的百份之叁至五及往海外去购买入口家俱，而且该豪宅设计师的洋人 妻子亦是全温哥华收费最贵的室内设计师，据朋友说该洋人的习惯必需同时聘用 他俩夫妇，买家俱时屋主同时亦要负责室内设计师所有飞机票及食宿费用。 　　朋友忿忿不平地说，他肯定相信该梁姓夫妇绝对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个体户， 他同时说该梁姓夫妇为了掩饰它们自己的财富来源，所以他们在温哥华市中心开 了一间入口化妆品贸易公司，以消除别人对它们穷奢极侈豪华生活可有圆满的解 释，妇两人加一个女儿要用四个佣人服侍，六部进口平治，宝马再加保时捷汽车 出入代步，这种生活可以说是帝王享受。 　　大陆高干贪赃枉法的趋势是手上握有生杀大权的，继续在位捞其油水必要时 化公为私，这些贪官为了保持这些见不得光的财富，就将妻小家眷连同民脂民膏 移往海外，这些贪官们为了括尽民脂民膏视死如归，最要紧妻小及财富安全就可 以了。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 　http://www.geocities.com/SiliconValley/Bay/5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