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七　十　五　期　　　　　　　　　　　【】 　【】　　　　　　　　　　　　　　　　　　　　　　　　　　　　　　【】 　【】【】【】【】【】【】【】【】【】【】【】【】【】【】【】【】【】 　　　　　　1998.8.10　　　　　　　　　　　　　　　（sd9808b） 　÷÷÷÷÷÷÷÷÷÷÷÷　本　期　目　录　÷÷÷÷÷÷÷÷÷÷÷÷ 　⒈　自由主义与“北京之春”　　　　　　　　　　方觉、徐友渔、陈奎德 　⒉　九十年代中国的“不速之客”　　　　　　　　　　　　　　　刘军宁 　⒊　江泽民为政治小阳春套上缰绳　　　　　　　　　　　　　　　石　沙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自由主义与“北京之春”　◆ 　　　　　　　　　　　　　　　　　　　　　　·方觉、徐友渔、陈奎德· 主持人：陈立，BBC中文部资深节目制作人(以下简称“立”) 参与者：方觉，独立的政策研究员，曾长期在中国政府部门工作，现居北京(以 下简称“方”)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以下简称“徐”)陈 奎德，思想史学者，现在美国普林斯顿从事研究工作(以下简称“陈”) 　　立：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陈立。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大陆思想界和接近“体 制”的知识分子相当活跃，报刊上不时有学者呼吁改革派冲破禁忌，改善人权， 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和自由主义思潮现在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 一些知识分子大胆放言，要求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不少中外观察家说，现在是 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最为宽松的一个时期。有人称之为“思想正 如决坝的洪水四处奔泻”。官方把目前的一些论辩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而 在民间和海外，则有“北京之春”重新到来的说法。现在在电话线上的是徐友渔， 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他说最近几年他谈得最多的是自由主义； 第二位是在美国普林斯顿的陈奎德博士，他是位思想史学者，尤其关注自由主义 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和挫折；最后一位是在北京的方觉先生，他是最近一个时期相 当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今年年初，中共“体制”内一批民主派人士推出了一份 政策性纲领，题目是“中国需要新的转变”，呼吁加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中 国内外都引起强烈反响。方觉是这份意见书的执笔者。他说，他的意见在相当程 度上反映中共中高层官员的政治主张和政策理念。方觉曾长期在中央及地方政府 工作，为便于独立研究，他弃政从商，但是以决策研究为业。首先，我想问一下 方觉先生：不少中外观察家认为，目前中国思想界相当活跃宽松，言论大胆激烈， 春天已经到来。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方：我认为把现在的情况形容成“北京之春”是非常不恰当的，是过份夸张 的说法。最近几个月，中国思想界有些活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也表现了有限的 政治宽容，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限的政治宽容并不是出于在中国推行民 主的考虑，而是向国际社会作出一定的宽容姿态来换取同西方主要国家的某些外 交或者政治交易。所以我想，简单地把今天中国的形势同30年前捷克斯洛伐克 共产党所领导的以民主改革为旗帜的“布拉格之春”相提并论是很不合适的。 　　立：那你的意思是说，中国官方目前表现出的有限宽容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吗？ 　　方：目前，他们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民主改革方案，也不打算做出实质性的 政治改革举措，仅仅是姿态而已，仅仅是有限的容忍而已。 　　立：徐友渔先生，你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这几年你相当积极地倡 导自由主义理论，对方觉先生刚才这个分析你怎么看呢？ 　　徐：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这种评价：把目前的形势叫作“中国之春”或者叫作 “思想崛起的洪水”，我觉得是非常不准确和夸大的。当然我也承认，自1989年 以来，现在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候。前后中国思想界的情况相比，目前的情况到 底有什么不同呢？ 　　徐：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规模和它的社会影响。目前一些思想界学术界的 学者非常活跃，他们在探讨问题，我觉得这跟“十五大”以来出现的政治体制改 革的期望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它并没有形成一种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 　　立：陈奎德先生你现居住美国，你原来在中国大陆时经历过八十年代的思想 解放运动。你觉得，基于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问题的尖锐看法，当局是否会 担心有失控的可能呢？ 　　陈：我想，目前还看不出来当局担心失控，如刚才两位先生所述。因为我不 在北京，所以我不敢对北京的形势作任何实质性的评论。我只能说目前并未失控， 现在这个局面才刚刚开始，还在发展之中。我们不知道这个小潮流会把人们引到 何方。现在最重要的是观察。不过我的直觉是，如果说是“北京之春”的话，它 和当年的不同是，现在局限于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利”或“权 利的歧视”的问题。即：官方对于体制内人物与体制外人物是有区别的，对上层 人士与下层人士是有区别的，对知识阶层与蓝领阶层是有区别的。我把它称之为 带有某种阶级歧视的作法。这就是说对某些当局认为政治上有“前科”的人，当 局还是压制得相当厉害。比如独立工会和民办刊物，当局就不会允许。持不同政 见者上书或者采取政治行动，官方也严加禁止。但是对某些“体制”内、或者有 一定地位的知识界人士，它作出了某种宽松的姿态。所以这样一种局面恐怕不是 大规模的，而是局部的。但是往下会如何发展我不知道，还有待观察。 　　立：我想提一下，方觉先生，在今年年初由你执笔的纲领书中，第一句话就 说，“中国目前的发展不作重大改变，就难以推进现代化过程”，并提到了“政 治民主化”。你在文章中提出的建议有没有引起中国最高层第三代领导人的重视？ 　　方：据我们所知，中国领导层已经看到了我们所提出的政策性和政治性的纲 领意见。从主体方面讲，我们的意见与第三代领导人的改革设想和政治主张是有 明显区别的。但是在一些相对次要的和具体的政策问题上，我们可能也有某种程 度的接近之处。随着今后改革的发展，也可能会在更多的具体政策设想上取得更 大程度的接近。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希望，在政治改革的主体方面，在政治改革的 实质性的进程方面，第三代领导人能够接受新一代或者年轻一代要求民主化的合 理主张。 　　立：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提到了政治改革。作为“体 制”内的一个政策研究者，要想向最高领导人进言的话，你觉得目前政治改革的 突破口在哪里？或者说，在中国现实能够容忍的前提下，能够做什么呢？ 　　方：很遗憾的是，江泽民先生的“十五大”报告所谈的政治改革，相对而言 是比较空洞的，甚至不如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关于政治改革的阐述。在 11年后的今天，我们认为，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或者说有决定性意义的方 面是扩大中国的政权基础，通过民主途径扩大中国的政权基础。什么叫民主途径？ 最根本的是实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逐步直选以及各级政府主要首长的民主 选举。 　　立：徐友渔先生，方觉先生提到以普选来推进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 目前的情况下，是不是一个现实的方案呢？ 　　徐：我觉得如果决心做的话，如果采取比较渐进和理智的办法，是完全可行 的。 　　立：为什么？ 　　徐：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民众和相当一部份执政者已经看到这种问题， 我觉得大家的文化水平和思想上是完全能接受这一点的。而不这么做的弊病也非 常清楚。 　　立：陈奎德先生，你觉得不这样做的弊病到底在哪里？ 　　陈：我想，不这样做的弊病肯定就是，将来民间和政权的紧张的弦会越绷越 紧，而且，到了某种临界点以后，可能造成某种摊牌的局面。这个局面是我们所 有的人都不愿意见到的。不过，刚才方觉先生提出以普选为突破口，我不知道这 个突破口在中国现在是不是可以马上就进行？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尽早地开放 言论、开放言禁，实行言论出版自由恐怕更为重要。就目前的条件来看，刚才徐 友渔先生已经讲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与20年前和10年前的两次“北京之 春”比较，现在的不同之点是这次的社会共识比过去有所增加。就统治阶层而言， 它的派别斗争不如过去尖锐和阵线分明；就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而言，在过去， 它的政治光谱线的两端相距很远，而现在比较窄了。过去的两个极端，现在都基 本上没有市场了。但是在比较窄的政治光谱线中间，思想的流派反而是越来越多， 而不象过去是单一的黑白二色，民间和政权之间的张力极大，紧绷的弦容易断裂。 而现在稍微有一点共识了，包括民间和上层之间都有一些虽然很少但是重叠的共 识。而过去双方的意识形态化非常强，这种情况现在是没有的。所以这是目前向 前推进变革有利的条件。如果中国当局能够看到这个条件并逐步推进的话，我想 这在中国还是可以做的。 　　立：陈奎德提到广开言路，很多中外观察家觉得，目前中国的言路在扩大， 知识分子对一些重大问题发言的渠道在增多。徐友渔先生，最近一个时期，很多 知识分子发表了相当大胆的看法，但是他们很关心的一点是，这些有限的自由到 底能够持续多久？ 　　徐：很难说能够持续多久。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有比较多新颖大胆的言论，一 个原因在于，他们的影响实际上比较小。如果象八十年代那种振臂一呼应者如云 的情况，恐怕这种言路要维持很久就要打折扣了。 　　立：那你觉得目前这样一些言论能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思潮，是不是跟最高领 导人的刻意容忍有相当大的关系呢？ 　　徐：照我的理解，对最高领导人来说，现在这种言论可能还在他们可接受的 范围内，因为既然“十五大”提出要搞政治改革，提出了一个比较抽象和粗略的 纲领，我觉得现在这些人提的东西，比如市场经济，而且在市场经济之下建立个 宪政架构，或者约束政府的权力，这些实际上跟改革纲领还是可以衔接起来的。 如果下一步假定有人言论非常过激或者跟现行政策明显不一致，那可能会出问题。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都非常理智，他们是想在现存框架之下一步 一步地去做。我觉得如果双方都非常有理解力的话，会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局面。 当然这种局面是很不容易达到的。 　　立：方觉先生，自由主义是目前中国知识分子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作为一个 “体制”内研究决策问题的人，你觉得知识分子是不是仅仅是在纸上谈兵呢？ 　　方：我非常赞成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引进和介绍世界上的自由主义思潮，但是 我希望他们在两个方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努力使中国的思想 界回归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这就是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和科学精神的主流。这样一个主流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被强 硬地中断了，我希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中国思想界可以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 回归到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上去。第二点是，我希望中国思想界在讨 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候，不要过份地学术化，要重视向40岁以下的青年一 代输送一些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本观念，锻造一批能够运用自由主义思想思 考问题、能够运用民族主义的立场去决定自己政治态度的新一代中国国民。 　　立：陈奎德先生，你现在在美国研究自由主义大师海耶克的理论，方觉先生 刚才提到不要太过书面化地研究那些理论，是否有他的道理呢？ 　　陈：当然，我想这个道理是非常明显的。方觉先生说的要让自由主义的思想 尤其在青年一代中更加普及，要用更通俗的方法，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基本观念， 而不是非常精深的学术理论，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所有理论都有一层层分阶梯 (通过不同群体)向下扩展的问题，而各层掌握的程度深度不尽相同。不过我现在 更想谈的是，刚才您也问了另两位，如何使这次的成果能够进一步扩大。显然中 国所有的大浪潮或类似“北京之春”的现象，具有某种周期性：我们看得出来， 中国这种政治大潮差不多是十年来一次。这中间有它的深刻的原因，这里我就不 多讲了。但确实有这种周期性存在，也就是说确实可能是摆动性的，往下可能还 要重新收紧。但重要的是，我们每次要积累成果。每次在一定的宽松条件下，不 要一味向前冲，要步步为营，使已经获得的权利成为既成事实、凝固在法律中、 凝固在社会利益的结构中、凝固成制度性的产物，就是说，凝固在历史上。一句 话，要积累成果。不要镇压之后退回到零；到形势好了时，一切又从头开始。有 了一些权利以后，先停一下，通过法规或通过扩大获得权利的利益集团，牢牢地 把这些权利巩固起来。这是我们--包括知识界和民间--都需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 　　立：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很担心目前这个情况很可能是简单的历史重复，而 不是有所积累？ 　　陈：当然，我就是担心这一点。但是看得出来，现在知识界往前走的时候还 是相当小心谨慎的，这种小心谨慎不一定是坏事，它是有节制的。因为中国的空 气还是“乍暖还寒”的，就象费孝通1957年所说的那个早春天气一样，阴晴不定，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步步地观察。但是我们在可以 得到权利的情况下，一定要把它凝固起来，就象在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大家 都认为基本上退不回去了。那么在政治领域，我们获得的某些权利是不是可以组 成某些政治利益集团或者社会力量，让它成为所有力量都不可低估的一种退不回 去的利益载体呢？这是非常重要的。 　　立：徐友渔先生，陈奎德先生刚才提到知识分子如何影响社会。不少分析家 这样认为，就是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影响决策。最近几年来，你和 其他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写了很多文章，介绍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并把它应用 到中国现实之中。就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你们的观点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决策呢？ 　　徐：在我看来，我觉得影响不大。我觉得，目前在同一气候下活跃的知识分 子实际上分两部份：一部份在体制内，是给上面出谋划策、提些建议，这部份人 可能对上面有影响。而像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做的事情，我们不是这个方向，我们 是要营造一种思想文化气氛，这种文化气氛可能对中国政治改革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并不想直接影响上层的政治决策。另外，我们觉得现在中国社会上存在很多 民族主义的泛滥，我们非常担忧。我们提倡一种比较温和、理智的东西，这种东 西被贴上标签叫做“自由主义”，我们觉得大体上也可以。我们感到中国的民间 也有很多非常狭隘和狂热的气氛，所以，我们主要做的工作是营造一种精神文化 气氛。 　　立：方觉先生：刚才徐先生提到，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起的作用跟体制内的知 识分子功用上有不同之处。体制外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社会启蒙，你觉得这样的分 工是否合理呢？ 　　方：徐先生他们所从事的营造新的思想文化气氛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其重 要性绝不亚于体制内的某些出谋划策者。同时我还想补充一下：第三代领导人的 主体是一批工程师，或者说用西方的语言来讲，是一批技术官僚。他们基本上不 具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背景，甚至基本上不具备现代知识。在这种情况下， 为他们出谋划策的那些政策研究人员，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大体也算不上是知 识界的精英。所以，由一批三流甚至四流的出谋划策者提供的政策蓝图很可能不 大符合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需要。所以，徐先生他们所起的作用客观上讲可能 会是更健康、更积极的。 　　立：你说现在体制内是一些三流四流或者五流人才出谋划策，言下之意，是 不是说，像你这样严肃考虑国策问题的研究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呢？ 　　方：我们并不希望得到某人的重视，我们是希望从一个民主的、共同参与的 角度去提出我们的政策设想。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底中共十五大之前所写的《中国 需要新的转变》这么一篇材料中，我们没有采取所谓献计献策的写法，而是采取 了相对独立、相对客观的写法。 　　立：你们意见书的主题，是不是就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呢？ 　　方：它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中国现在改革的核心不在于国 有企业的改革、不在于金融体制的改革、更不在于所谓机构改革，核心是，首先 在民主改革上做出最基本的尝试，其它改革才可能健康发展。 　　立：一方面这份意见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目前中共高层中青年官员的想法， 而另一方面，你们的那些想法要在目前情况下马上得到实施可能性还不是很大， 是这样吗？ 　　方：我们认为，实施是一个过程。我们提出意见就是希望引起青年一代更多 的注意，同时也希望第三代领导层能够理解。他们作为70岁的一代，必须尊重和 注意更年轻的官员和更年轻的知识分子合理的政治与社会要求。 　　立：徐友渔先生，方觉先生这样一些在体制内以这样的视点分析目前的政策 和国情。你作为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目前从事的工作怎么看呢？ 　　徐：我觉得他们所做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我的看法比他乐观得多。据我的判 断，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幕僚对方觉先生他们的纲领并不觉得陌生，也 并不是不能接受。关键是，我觉得他们有很多考虑。在他们的未来选择中，完全 可以包括方觉先生提倡的这种东西，只不过他们觉得中国的国情也许还不允许， 也许如果推行这种东西，可能要导致自己政权不稳或者全国形势不稳。所以我觉 得，如果不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都发出这种声音并在全国营造这种气氛的 话，如果最高当局觉得这种选择可行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做的。当然，我这 种说法有一厢情愿的成份，但我敢肯定不是绝对的空想。 　　立：陈奎德，你在美国远距离看中国，你觉得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跟中国的 现实之间现在到底有多大关系？中国为什么需要这套理论呢？ 　　陈：中国需要自由主义，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都有共识了。自由主义理论并 不新颖时髦，实际上是个相当老的理论了。但是重要之处在于，它经受了历史的 考验，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基本政治生存方式。而且在经济方面，事实上中国的市 场改革也在向这个方向迈步。政治上虽然还没有太大的动作，但是很明显，趋势 是清楚的，无法抗拒的。自由主义是经过反反复复冲击的，包括战胜了本世纪的 两大主要挑战，就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生存方式尽管已经受到 而且还在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它的生存方式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相当大的 包容性，而且它有某种超越性，它对各种意识形态并不限制，并且真正对各种批 评开放。这就是它的包容性和超越性。方觉先生他们这样提出某种政治纲领的方 法，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当前的中国，他们居然也没有受到骚扰，起码没 有受到明显的骚扰。如果这样的方式逐渐地成为气候，就是说，提出某种政治政 策产品，供公众思考和选择。徐友渔先生他们推出某种思想产品，供公众思考； 我们也希望提出我们的思想产品，营造某种思想气氛，希望国内的民众能知道、 能够更进一步思考中国的未来，我觉得这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如果在思想的市 场上、政策的市场上都有了不同的公共产品，而且公众都能看得到、都能有所思 考，有所选择，中国政治往前走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同意徐先生的看法，从 长远的历史跨度来看，我并不这么悲观。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事不过三”嘛。特别是有了两次“北京之春”的经 验和有些方面重大的教训。过去有些人提出过一种说法，“让一部份人先民主起 来”，这听起来非常不公平，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现实可能就是这样。 所谓“精英民主”开始慢慢地出现一点萌芽状态。中共当局是不是有意这样，我 不知道。能不能往下推展，还有待观察。 　　立：方觉先生，陈奎德谈到，鉴于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两次“北京之春” 的经验和教训，大家当然希望这一次的“北京之春”--如果有这样一个“北京之 春”的话--希望她能够持续得长一点、气候能够好一点。你觉得如果让这种放言 的程度持续下去的话，第三代领导人难道不担心再出来一批新的持不同政见者吗， 他们现在刚刚解决了魏京生和王丹的问题？ 　　方：我认为，陈先生刚才讲得很好。现在第三代领导人怎样看待目前中国知 识界的活跃情况，我想有两种可能性。如果知识界只是保持在目前这种讨论的状 态以及大体上不触犯第三代领导层的实际政治利益，可能第三代领导人还会继续 容忍。如果说知识界明确提出触动第三代领导人，还有邓小平理论的一些基本教 条，或者江泽民先生的一些主要提法，如果知识界对这些东西展开讨论甚至怀疑， 我确信第三代领导人会实行思想压制。同时，仅仅有说话的自由还是不够的，在 现代社会中，所谓言论自由必须落实到出版自由。出版是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 报纸，也包括广播、电视、甚至CD-ROM。就是说，知识界一定要争取把自己的思 想自由或者言论自由真正落实到出版自由上，才可能形成思想自由的制度基础和 物质基础。 　　立：陈奎德先生，你是不是有时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读了方觉先生的意 见书，觉得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思考问题的尖锐 程度有时甚至超过在国外的知识分子？ 　　陈：是啊。我想，方觉先生当时的意见书海外很多朋友都看了，大部份都觉 得好，而且从总的框架来说也大体切合我们的一些基本想法，当然具体的有些部 份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商榷。但是很多人怀疑，在中国，方觉先生所说的中高层官 员都具有这样的思想，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很多？或者都具有这样的政策水准？而 且，假设这一部份人掌权的话，是否可以推行到这一步，我们不知道。没有调查， 不好发言。不知道这样一个纲领，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共官员的看法？首先是人 数的比例，第二是这些人在中共政权机构里所占的位置怎么样？如果象方觉先生 说的，确实反映了大部份中高层官员的看法的话，我觉得这在中国是令人非常庆 幸的事情。 　　立：那么，方觉先生你能不能就此补充一点呢？ 　　方：我想，陈先生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但也非常敏感的问题。在今天这个 场合下我想作这样的回答，不知道陈先生是不是能够满意。从我在政府工作十几 年的经历来看，以及从我大多数现在政府担负着中高级职务的朋友的情况看，像 我们那份(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所提出的基本思路，至少有半数以上四十几岁、五 十多岁以及三十几岁的中年和青年官员能够基本赞同。但是，这里有个重要的问 题：中国政治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并且带有压制色彩的政治，是很强调所谓 的政治统一的。要让超过半数、能够接受民主改革纲领的这些中青年官员公开表 示同意，甚至公开地拿出必要的政治行动，必须有一个政治契机和一个历史契机。 我们现在所缺乏的主要是一个政治契机和历史契机。如果说，中国长期处在一种 政治上的沉闷，或者超稳定的状态当中，那么，即便思想上能够接受民主纲领的 这些中高级官员，他们也会逐渐退化、逐渐老化，所以，既要判断现在有多大比 例的中高级官员赞同这样的领，同时也需要考虑怎么创造一个政治契机和历史契 机使这样的民主纲领能够在半数以上的中高级官员当中变成行动。 　　立：但是，眼下马上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议论纷纷的“北京之春”。 徐友渔先生，你觉得目前的“北京之春”，春天到底能够持续多长? 　　徐：这是很难说的事情，这可能取决于上面跟下面的互动。如果乐观一点， 我觉得目前的状况可能大体持续下去，但是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也许持续不下 去。 　　立：陈奎德先生，据说，有些观察家认为，至少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六月份访 华之前，“北京之春”不会过去。你说呢? 　　陈：这是个很短的时限了。在克林顿访华之前，我想大体上这个气氛还能够 维持，当然也不会进一步深化，大体上维持目前这个局面，我觉得是很可能的。 但进一步怎么发展？是不是在年底就夭折，这是很难说的事情。不过，我的估计 是，79年的“北京之春”延续了将近一年左右；89年就比较短，因为89年冲突更 大，社会人数参与度也非常广，那是个非常激烈的政治冲突时代，时间短也是可 以理解的。这一次因为它比较温和，各方面都比较克制，我觉得可能会长一点。 　　立：方觉先生，你只有15秒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您的看法怎么样呢? 　　方：我认为，目前知识界的这种情况假如不触动邓小平理论或者江泽民先生 的主要说法的话，还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假如触动了，它很快就会被强行停止。 　　立：谢谢在北京的徐友渔先生和方觉先生，还有在美国普林斯顿的陈奎德先 生。 【】　　　　　　　　　　　　　　【】　　　　　　　　　　　　　　【】 　　　　　　　　　◆　九十年代中国的“不速之客”　◆ 　　　　　　　　　　　　　　　　　　　　　　　　　　　　　·刘军宁· 　　在中国的学术思想界，自由主义正在成为越来越引人注意的话题。自由主义 的登场是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间中国思想发展的最大的分水岭，同时也意味着 中国学人的思想探索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当然也引来了一系列的质疑与诘难。 　　现在有一种观点是把自由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相提并论，认为自由主义是一 个时过境迁的学术研究对象，它既不时髦、也不前卫，更不代表当今西方的学术 前沿。这种主张没有看到一个更深层的现象：自由主义是一切其它主义的舞台。 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消灭了，其他主义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繁荣。我们今天的 听到的民族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后）现代主义在“文 革”期间听到过吗？没有！任何思想只有在自由主义铺垫的土壤里才能健康成长。 没有英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我们甚至不能设想有今日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更 不能设想马克思能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文革期间的中 国能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可以说，只有在自由主义的土壤上才能产生对 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 　　一个人可以信仰任何一种主义，但是首先必须造就或认同一个允许各种主义 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而只有落实到社会实践中的自由主义才能提供这种土壤。所 以，一切诘难自由主义的人士请不要忘记自己与自由主义者同样需要一个可以表 达拥护或反对自由主义观点的自由主义制度平台。只要人们还需要自由，只要自 由主义制度平台还有理由继续存在，自由主义就不会过时。再说，自由主义从来 就不是T字舞台上的学术时装。 　　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一个实行自由主义的社会有种种弊端，既然 自由主义在其西方的大本营都已受到了万般的抨击，为什么还要在中国伸张自由 主义？ 　　的确，当今，西方的社会充斥着种种的危机和社会问题，自由主义所主张的 自由市场经济也正在东南亚经历着严重的危机。然而，自由主义的功能不是要使 一个社会免除一切危机。如果自由主义不能使一个社会免除一切危机的话，那么， 那一种主义能够使一个社会免除一切危机呢？没有。那一种主义都做不到。只要 是由凡人构成的社会就免不了有这样或那样的危机。自由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差别 不是在于自由主义能造就一个完全没有危机的社会，而是危机程度大小的差别。 像文革式的“十年浩劫”在英美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东南亚的危机表明， 如果自由主义的原则不能彻底地贯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去，类似的 经济危以及相应的政治危机就不能避免。 　　从日本到东南亚的这次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与政治不自由化的程度、 金权勾结的程度与该国经济和政治危机的程度成正比。如果这次危机的最深层的 根源不是本国的制度上，而是外国的投机商造成的，那么解决办法就应当是彻底 封闭经济体制，尤其是金融体制，以阻断本国经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我们在 现实中所看到的解决办法是无一例外地进一步开放经济和金融体制，颁布使金权 脱钩的新措施，甚至包括必要的民主化措施。这些无疑都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原 理的重大胜利。当然，作出这些让步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前提是统治者愿意承担 不让步所造成的一切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货币的贬值，经济的滑坡，也可能是 政局的动荡和政权的更迭，就像最近在印尼所发生的那样。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是多余的，中国过去几千年都是在没有 自由主义的状态下度过的。不错，自由主义基本上是在西方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 和价值系统。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资源，而且往往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过去 的努力表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常常“水土不服”。为什么要把这种纯西方的东西 引入中国？中土与西方的确存在着种种差异，如中国人爱喝茶，西方人爱喝咖啡。 在深层次上，东方人与西方人同作为人，在本性上，却有共通之处。西方人珍惜 自己的人权，难道中国人就愿意被无缘无故地投到监狱里面去？西方人珍惜自己 的财产，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自己的财物被掠夺？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言论自由， 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被别人缝上嘴巴吗？只要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珍惜自己的 人身自由、财产权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和自由，自由主义在中国就能派得上用 场。在西方，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在中国，当市场经济成为必然的选 择的时候，自由主义也就早晚要成为中国的一位“不速之客”。既然通向市场经 济的大门已经打开，通向自由主义的大门就再也关不上了。同时，我们已经看到，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历程是不可逆转的。 【】　　　　　　　　　　　　　　【】　　　　　　　　　　　　　　【】 　　　　　　　　　◆　江泽民为政治小阳春套上缰绳　◆ 　　　　　　　　　　　　　　　　　　　　　　　　　　　　　　·石　沙· 　　今年北京的春天，被海内外不少评论称为「政治上的小阳春」，有人甚至还 与二十年前相比，称为「又一个北京之春」。 　　这种喜悦与兴奋，主要来自「交锋」的出版，这本由江泽民的重要幕僚、中 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作顾问的书籍，言论之大胆，为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所罕见， 不但披露七八年以来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而且重点将矛头指向左王邓力群一系， 将他们炮制的四份万言书全部公开。更令人诧异的是，中共官方竟长时间未作出 反应。因此，大令北京知识分子雀耀，认为又进入了一个言论宽松期。 　　然而，保持高度警觉的人士注意到近期发生的叁件事： 　　　　　　　　　　　◆　御用文人为江护航 　　首先是「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批评」。邢氏在 京城被指为江泽民的御用文人，九五年底，江泽民提出「讲政治」、「划清界限」 後，邢氏九六年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 划清马克思主义 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进行护航，其实主要是反右。九七年中，他在到北戴 河参加为十五大政治报告最後拍板会议前，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访问，发表了 一通反对邓力群「万言书」左倾观点的言论，同时又指称九六年的长文是反左。 就是这样的邢贲思，在最近的一个座谈会上断言「交锋只反左不反右」。 　　其次，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召开「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纪念会」，官方报 导只字不提胡耀邦一字。当年讨论的展开是胡耀邦直接组织的。据悉，在此之前，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九周年，其妻李昭上书江泽民提出叁点要求，一是平反， 对当年给胡耀邦定的六条罪名，反自由化不力；只反左不反右；搞人治；对外交 问题乱说话；不遵重党的决定；造成八四年经济失控，要予以纠正。二是「邓小 平」纪录片不提胡耀邦，不符历史真实，亦应改正。叁是明年是胡逝世十周年， 建议出版「胡耀邦文选」。江泽民读信後，即时面露不悦。 　　最後就是，五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决定开展纪念十一届叁中全会二十 周年活动。通知规定：纪念活动的主题是，通过回顾和总结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 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加深对邓小平理论和基本 路线的理论，自觉用中共十五大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　基本路线反左反右 　　将二件事联系起来看，可以得出的结论至少是，江泽民并不希望有「政治小 阳春」，江泽民是要反左还要反右，要控制政治局面，要保持社会稳定，最终使 到其十五大定出的路线可以实现。换言之，江泽民要把「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纳 入到为其服务而不影响其政策的轨道。 　　反左又反右，在邢贲思的讲话提到；在胡耀邦妻子李昭的信提到；中共中央 的通知表面没有讲，潜台词则有，所谓「基本路线」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中心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者用 於反左，後者用於反右。因此，可以讲，既反左又反右，是目前江泽民用於控制 政治倾向的两个拳头。 　　中共十五大是在邓小平死後召开的，也就是完全属於江泽民的，不带有邓小 平的阴蔽。而在五年後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有可能下台了，所以无论怎麽说他 都非常看重的。北京政坛现将十五大称为第叁次思想解放，给予了江氏里程碑的 地位，实质内容是在「所有制问题」上有突破。其要点有：一、公有制不单是国 有制一种形式；二、股份制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一定表 现为数量上；四、私有经济已不单是补充，应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江泽 民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突破，正是邓力群一系所极力反对的。他们一夥的四份 「万言书」的主题，也是集中於此，认为所有制改革用意在於把公有制搞差、搞 弱、搞完。他们不认为江泽民的是甚麽新思想、新办法，只不过是将资本主义的 内里披一层社会主义的皮，涂一层社会主义的油彩而已。 　　　　　　　　　　　◆　下岗大军影响政改 　　在迎接左的挑战上，江泽民有叁个弱点，一是在政治上，没有邓小平撑腰。 十四大搞市场经济时，邓小平人还在，还讲过话。而对所有制问题，邓小平只讲 过可为左派所用的「老话」。二是在理论上，左派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体系，江泽 民的则只有「只言片语」，东西方两大理论体系都不承认。叁是在现实上，国有 企业每下愈况，二千万失业工人等饭吃，这最令江泽民头痛。 　　所以，江泽民要避开弱点，打赢左派，「纪念解放思想二十年」提供了武器， 那就是「实事求是」。其次，江泽民强调在活动中宣传二十年来的成就，用意就 是要纾缓失业工人的不满。 　　要特别指出的是，江泽民虽然在所有制上有突破，但确实还是想搞社会主义， 并不想搞「私有化」。有一个事例是最好的证明，那就是其幕僚刘吉多次公开表 示，坚决反对私营企业上市集资，否则十五大要搞的股份制就真的变成「私有化」 了。 　　所以，在经济改革上，江泽民也并不是没有保留。同时，在政治改革上，他 更不会超过邓小平定下的框框，不允推动政治民主改革，只可以搞机构精简的政 治体制改革。这就是江泽民在反左的同时还要反右的原因。 　　目前，下岗和失业工人已经积聚了庞大的不满情绪，下岗干部又加入了这个 不满大军，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私营企业迅速的壮大，私营企 业主强烈要求提升社会政治地位，这也是西方社会常说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叁 月份全国人大会议，其代表人物已发出要求修改宪法。在这种情势下，只要北京 真的放松控制，给予「小阳春」，立即会形成新的政治运动，并迅速形成高潮。 相信，这绝不是江泽民、朱熔基可以承受的。 　　　　　　　　　　　◆　平反问题不敢触动 　　事实上，在「小阳春」中涌现的一些思潮已令江泽民头痛。前面讲到胡耀邦 平反问题，就是一例。近几年来，江泽民对胡耀邦一家其实相当照顾，但真的要 平反，推翻原来的邓小平、陈云做的结论，江泽民是不可能轻举妄动。因为胡耀 邦的口子一开，接着必然是赵紫阳、八九年六四事件，最终可能就反到了江泽民 自己头上。这一骨牌效应，其实就是邓小平死後江泽民一直防避的。 　　还有，在「小阳春」中，北京还出现一股「批毛（泽东）思潮」，认为不但 要总结七八至九八这二十年之经验教训，还要总结五八年至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 验教训。某些改革派元老，要求仿效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於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起草一个新历史决议，对两个二十年进行比较 评估。这样，必然扬邓贬毛，江泽民目前是否有足够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进行这 样重大的工程呢？由此会否引发新的民主政治运动呢？显然，这绝不是江泽民目 前轻易敢碰的事情。 　　所以，「政治小阳春」迅速被扼杀，或者误引入江核心的轨道，是毫不奇怪 的。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