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六　十　九　期　　　　　　　　　　　【】 　【】　　　　　　　　　　　　　　　　　　　　　　　　　　　　　　【】 　【】【】【】【】【】【】【】【】【】【】【】【】【】【】【】【】【】 　　　　　　1998.6.23　　　　　　　　　　　　　　　（sd9806d） 　÷÷÷÷÷÷÷÷÷÷÷÷　本　期　目　录　÷÷÷÷÷÷÷÷÷÷÷÷ 　⒈　中国作家群与精神气候　　　　　　　　　　　　　　　　　　林贤治 　⒉　乙组老鼠　　　　　　　　　　　　　　　　　　　　　　　　柏　扬 　⒊　郭沫若对其忘年交的心里话　　　　　　　　　　　　　　　　丁　东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中国作家群与精神气候　◆ 　　　　　　　　　　　　　　　　　　　　　　　　　　　　　·林贤治·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时，对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 革命作过这样的总结：“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毛泽东对知 识分子的轻蔑溢于言表。反省一下，知识分子失败在什么地方？战场上的失败倒 不是最主要，在毛泽东的统治下，他们进一步失去了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失去 了批判的精神和能力；在被改造、长时期的淘汰和自我淘汰中，所余的仅剩平庸 与卑贱。一言以蔽之，角色已经丧失，知识分子不成其为知识分子。 　　1949年，随着大军进城，中国出现两部分知识分子合流的局面，其中一部 分来自延安解放区，数量很小，而能量很大。他们普遍地被赋予一种优越感，以 征服者的姿态，进入满布污泥浊水的广大区域。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即是 进城前的一场预演。刊内载有署名无咎的文章，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带有代表性 的。文章用列宁的论述定下基调，强调“知识分子是以资本主义‘思想’为立脚 点的，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知识分子唯有彻底“投降”，“把 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特点丧失无余”，即自行消灭，别无出路。这在理论上是荒 唐的，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是鸣响在城门外面的一声尖锐刺耳的警笛。 　　另外的一大部分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面临新政权的诞生，他们一则以喜， 一则以惧。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早已不得人心，新政权取而代之，理应受到知 识分子的欢迎。所以，当时像陈寅恪一流终不为劝诱所动，不曾趋附台湾。对此， 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但 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对新政权缺乏了解，所以难免抱有隐忧，甚至产生畏惧情绪。 钱穆论及西汉知识分子时说，平民知识分子骤遇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而相形见绌， 难免带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比较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国统区的广大部分是自卑 的。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发言，题目就叫《我是来学习的》。“看天北斗惊新 象”。陈寅恪远离京都，避居南方，是另外的例子，胡风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广 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抒发他的时代激情，同时又洞见了“杀机”，在“空气 坏的洞中”给朋友写信，不时吐露着内心的灰暗。远在重庆时，艾青和田间先后 邀他前去革命圣地延安，他都婉拒了。而今，是切切实实地置身于五星红旗之下； 无论有着怎样的顾虑，都不可能离开脚踏的这一片土地，几十年滚动着自己和同 伴们的战斗的呼声，交织着光辉，火焰与阴影的土地了。 　　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 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较，其差 异是十分鲜明的。十月革命前后，大批作家和学者流亡国外；留居国内者，如高 尔基、柯罗连科等，居然著文或以通信形式公开抨击新政权的滥杀，及其他非人 道行为，锋芒直指布尔什维克和领袖列宁，其态度之明确，措辞之激烈，是中国 作家所不敢想象的。 　　共和国崛起之后，知识分子随即过起一种组织化的生活。他们几乎全部被政 府包了下来，被安排到不同的机关、学校、团体中去。有了固定的工作，则除了 按不同的级别领取薪金以外，还得定期或不定期地参加会议和学习，这样的地方 叫“单位”。他们的档案甚至户籍就都相随留在单位里，不然就在街道，总之是 便于管理的地方。这样，作为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成为“单位人”。 这种情形颇类古代的养士制度和俸禄制度，证之国外，则基本仿效苏联的人事管 理制度。关于古代中国，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中国皇权之傲慢专断的政教合 一的性质，对于士人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以孔子和老子曾经为吏作例子， 指出：“此种与国家－官职的关系，对于士人阶层的精神本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中国俸禄制度的发展，士人原有的那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也就停止了。”至 于苏联，尤其斯大林时代的文化知识界的禁锢状况，近二十年，我国的报道很不 少，那是令人震骇的。统一管理的人事制度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以及建立在封 闭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同构的，或者可以说是同步的。比较庞大 的组织，个人是渺小的，意欲脱离集体而独立是艰难的，无能为力的。当体制内 的个体为自身的独立而试图反抗时，将很快为大量的吞噬细胞所搏噬；因为唯其 如此，才能确保整个有机体的健全。 　　个体被组织化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应当是难以适 应的；在新秩序的面前，他们成了“脱节人”。但是，在新秩序已经建立并且巩 固下来以后，这些脱节人即使抛弃了为之委身的专业，而单从基本生活考虑，也 必须进入体制内，为大集体所包容。唐诗云：“欲采苹花不自由”。陈寅恪一反其 意，改作“不采苹花即自由”，呈示的是另一种选择，另一种生存状态。然而， 即便自愿“不采苹花”，自由亦非易得。“组织”不是永远敞开大门的。于是，脱 节人只好徘徊于“欲采”与“不采”之间，陷入新的脱序状态。建国之初，胡风 就颇尝了这样一番为组织所排拒，不得其门而入的苦恼。首先是住地问题。由于 工作没有着落，住地也就无法固定，他有一段时间唯在京沪两地流浪人似的奔走。 １９５１年１月，胡乔木约见胡风，提出“三个工作”，由他选择，他随后书面 答复说“愿意听从分配”，但从此没有下文，而外间的传言却说是他拒绝工作。 １９５３年初春，他搬家的要求终于得到组织的批准。可是，到了北京，也跟在 上海一样，什么理论文字也投有写。用他的话来说，“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 不能说了。”可是，还有另外的一些话是不能不说的，那就是自我辩护和检讨。 　　职业及所在单位不是可以随意调动的。历史学家顾劫刚日记有云：“到京８ 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己极！”胡风的朋友 贾植芳曾拿鲁迅和胡风做比较，说鲁迅懂政治，而胡风不懂政治。那意思，大约 是说胡风就栽在这“不懂政治”上面。说到对中国政治社会的了解，胡风当然无 法与鲁迅相比，但胡风也不至于糊涂到要做赤膊上阵的许楮的。他曾经说过：“至 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对于政治方面的敏感， 看来颇为自许。其实，两人战斗境遇的不同，最重要的正如胡风所说：“解放以 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各在领导下做工。”这里说的就是社会组织 问题。胡风知道：普天之下，已经变得无可逃遁的了。 　　正因为组织的无所不在，胡风才极力怂恿他的同伴在文化单位里占据一定的 位置，“从积极的意义上去争取”，以确保昨天的文学事业的延续。然而，愈是怂 恿，愈见“反革命”的“野心”；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 共产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的罪证，从而遭到加倍的 打击，在组织中，权力是分配的，正如任务是委派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更 是如此，怎么可能容许存在“独立王国”，存在自外于组织的文学使命和目标呢？ 全国的报纸、刊物、电台、剧院、出版社，统统进入了有组织的网络，而成为党 的喉舌和工具。这就是列宁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中国的具体实践的 产物。 　　“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的空气是强迫人的。”胡风是建国后第一个呼吸 到这笼罩的空气而感觉窒息的人。置身在“僵尸统治的文坛”，他说：“许多人， 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地存在着”，“但 我们是，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他要求具有创作天才的路翎“拿出东西 去，从庸俗和虚伪中间来歌颂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斗争”。但是，他和他的同伴们 的许多作品，都得不到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他们劫余的通信，至今仍然留有在这 方面到处碰壁的失败记录。至于他个人，“一动笔就要挨骂”，“不动笔也要挨 骂”。他说：“现在才懂得了何其芳同志在文代会后说的话：不能给国统区作家有 创作机会”。他致信牛汉说：“现在有权者所要的是没有过程的战斗，无根的花， 或者失心的声音。那又何必写呢？当然，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如你所感到的， 要我沉默！”他通过痛苦的个人体验，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罩子下面”，“‘理 论’问题仅仅是一个表现，这里面所要的是一个对特定个人服从的军事服从的企 图。”“教条主义不过是一种表现，骨子里是恶毒的军阀主义在统治着，或者说， 在争取巩固统治权。”军事化管理与权力，是这里的“一大结”。 　　组织及组织化生活，是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物质基础。唯其有了这个基础，才 可以使运动的空间在瞬息之内扩及全国，在时间上，使运动得以周期性的发生， 从有名的运动到无名的运动，几十年来，大小事件，均呈“运动效应”。这里的 所谓群众性运动，与历史上出现的真正的群众运动是有区别的，后者由广大群众 自身利益所激发，因而带有一定的自发性质，如巴黎公社；前者则是自上而下地， 按照权力意志推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政治运动中，把主义和思想教条 化，教义化，从原来的经典意义的征引到后来的言必“最高指示”；把阅读制度 化，教仪化，从有组织的学习发展到后来的“天天读”，还有祈祷般的“早请示， 晚汇报”，等等。于是，领袖及其思想被绝对权威化了。个人崇拜和信仰主义盛 行。 　　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现代宗教运动，而作为宗教运动是其 来有自的。在宗教运动中，除了“教主”的思想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任何思想。 所以，像遇罗克、张志新等极个别富于独立思考的人，就不能不被当作“异教徒” 一般被残酷处死。胡风所以对张志新表示特殊的好感，而且一再提及，是可以理 解的。著名宗教家威廉·詹姆斯在其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中说：“圣徒对极 微未的对神的侮慢必须愤怒，神的敌人必须受耻辱。……圣徒的脾气是道德的脾 气，而道德的脾气往往是残忍的；它是党派的脾气，而党派的脾气是残忍的。” 对这种极其偏狭残忍的宗教情感，他称之为“奉神病状态”。罗素也指出：“历史 上无论什么时期，只要宗教信仰越狂热，对教条越迷信，残忍的行为就越猖狂， 事态就变得越糟糕。”当年胡风的“问题”在文化界最先招致众多圣徒的谴责， 及至把胡风正式定为“反革命”而进行公开声讨，文艺界群众大会那种神圣而盛 大的愤怒，可谓“众口烁金，积毁销骨”。胡风“集团”事件，其实是“权势者” 与“知识者”合谋的产物。这是明白的。 　　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造神运动，同时也是造鬼运动。在运动中， “反面教 员”根据预设的目的给制造出来，然后采取公开“斗争大会”——相当于斯大林 时代的“公开审判”——的办法，不断施加压力，直到使之彻底孤立，投降屈服 为止。这其间，也当辅以其他手段，但惩罚手段是主要的。顾准在日记中有一段 关于反右斗争的记录，说：“大开斗争会，既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了被斗者，也教 育了斗争者，并从斗争与被斗争者中物色了积极分子与骨干分子。于是有的人是 经过恐怖达到了屈服，有的人方式不同一些，‘自觉地’成为积极分子，但总的 说来，无非还是从恐怖到屈服而已。”群众斗争大会使人们长时期处于被动员的 状态，使斗争者在狂热中失去理智，使被斗争者愈来愈显孤立，抵抗力下降，以 致丧失信念，感到精神崩溃。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有一个“强化”理论：在“斯金纳箱”放置强化物，通过 奖赏，强化某种行为模式。与此相反，塞利的“系统性压力”理论通过实验证明： 对老鼠施加系列压力，结果出现“一般适应性症状”从惊恐反应阶段、抗拒阶段 到衰竭阶段。人是高贵的，却又是不堪折磨的。然而，群众性斗争运动，就是这 样一个对人类同时进行奖赏和惩罚的试验场，由于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已然成为 公理，种种非人道行为也就成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群众性运动的“天然合 理性”使法律成为多余的屏风，良知和理性遭到公然的践踏，人性中最丑恶的部 分：凶残、贪鄙、虚伪、嫉妒、阴险狡诈，被道德化，正义化了，告密与诬陷成 了时髦的勾当。真诚保持沉默，世界唯余一片附和的喧哗。 　　胡风“集团”事件就在这样一个文化生态环境中展开。这个环境，是不利于 一个正直的公民的生存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延安时期，“工农兵”被确定为革 命的主体；建国后沿袭下来，致使知识分子必然下降为附属的等级，可以随意处 置的等级。“阶级论”被儒教化以后蜕变为著名的“皮毛论”。知识分子中，除了 技术知识分子可供利用外，人文知识分子基本上在改造和打击之列。许多政治运 动都是针对后者的，对此，敏感而脆弱的作家、艺术家特别容易产生自卑感。庞 大而严密的组织，则进一步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依据。制度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提示 是：人是生而为集体的，不应当具有独立头脑的，必须听命的。在遭遇运动的压 力以后，自卑会迅速转化为恐惧与焦虑。存在主义者把这两种心理状态当作哲学 范畴加以探讨，是不为无因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指出，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 “逃避自由”。胡风的青年朋友，“中国的杜勃罗留波夫”张中晓说：“恐惧和畏 罪，是中国道德实践的基础。”其实，这也是针对自由而发的。无论外在的自由 还是内在的自由，一旦失去，就只有无条件服从。中国几千年奴隶根性的养成， 就因为权力者致力于培养恐惧，从天罗地网到不测之威。 　　近些年来，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时候，常常提及“人格”问题，人格的建树， 除了土壤，同精神气候如何大有关系。“风号大树中天立”，这是罕有的。心理学 家认为，焦虑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在具有恐怖症状的焦虑状态中可以观察到人格 的解体。所谓人格解体，就是自我的丧失，独立性的丧失，１９５２年，胡风的 朋友，著名作家老舍发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一文，说：“现在，我 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的作品。”１９５５年，著名学者汤用彤在《汉 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写道：“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 胡风３０年代的朋友冯雪峰，４０年代的朋友乔冠华，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与 胡风是比较接近的。到了后来，也都先后反过来批判胡风，疏远胡风了。这种人 际间的变化，是认识上的分道扬镳呢，还是出于自保的实际考虑呢？在“第二批 材料”刚刚发布，而胡风实际上已经被捕将近十天的时候，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 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会上，郭沫若致开幕词，正式提出把胡风“作为反 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与会７００多人报以热烈掌声，并一致通过决议，撤销 胡风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其间，只有吕荧一人公开为胡风辩护，但也立即招致 会议一致的驳斥。这一幕，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作家群体的一次即兴表演。 自此以后，批判性大会迅速扩展至社会各界，已经是集体人格——“国民性”— —的更大规模的巡回演出了。 　　１９７９年，胡风获释时，向儿子晓谷道：“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 机器？”由系统控制所引起的恐怖是巨大的。爱因斯坦说：“人们应当明白，人 的组织制度同人的心理状态是相互影响的。”组织生活与群众斗争把个人抛向波 涛掀天的大海，使之深感孤立元援，于是始而被迫继而自愿服从集体，也即权威 的支配。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判决》中叙述一个关于权威的故事：父亲疑 心儿子反判他而判决儿子投河，儿子不敢违抗，死前还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 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对于外部强加的意志不作抵抗，而是无条件顺从， 甚至本能地顺从，从行动到思想、感情、态度，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正是现 代文化专制与传统文化专制不同的地方。 　　胡风“集团”事件作为政治事件，完全是人为的悲剧。胡风的问题，始终没 有超出文化－文学的范围。国家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人类的精神文化活 动？权力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文化的仲裁者，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作 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性方针。他把“双百”方针置干预设的阶级斗争—— 思想斗争的前提之下，运用习惯的“两分法”，把斗争的双方规定为“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香花”与“毒草”，彼此不能相容。其中，还规定了判断的“六 条标准”，十分具体，其实不具可操作性。相反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这样裁判权 最后仍当落在权力者的手上。果然，不出一年，文中所预约的“可以自由发展”， “可以自由争论”的局面非但没有出现，而以剥夺数十万知识分子的“自由”为 内容的反右运动，却骤然发生了。这是颇有点谐谑剧意味的。“双百”方针是意 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与其他事物一样，都是有一定范畴，不可以“放诸四海 而皆准”的，在一个法制健全的民主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放”和“收”一 类问题。用“双百”方针取代国家大法，对精神文化活动进行任意的规限；正如 同把文化一律视为“阶级的文化”，划归“意识形态”，然后进行政治干预一样， 是不可能不产生悲剧的。 【】　　　　　　　　　　　　　　【】　　　　　　　　　　　　　　【】 　　　　　　　　　　　　　◆　乙组老鼠　◆ 　　　　　　　　　　　　　　　　　　　　　　　　　　　　·柏　扬· 　　一直到现在为止，人类最大的利益仍是国家利益。对内对外，都高於一切， 过去的历史如此，在短暂的未来，也会如此。可是，一种新的思潮兴起，发现国 家利益之下，人类还有一种共同的更高层面的利益，远超过国家和国家保护下的 民主利益。在很久以前，人类就有一种自觉，自觉他独立於其他动物之外，而最 近一次自觉则是，人类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远超过对其他动物和大自然的 问题，如果不获得公平的解决，人类凭著自己的智慧，所制造出来的灾难，将使 人类毁灭。 　　法国大革命使这个问题获得初步答案，那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三项最基本 的理念，创造了欧美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并成为全人类奋斗的目标。但是任何 崇高的理念，在野心家的解读下，常异化出一种畸形的结论。好比说，某一部分 有权势的人，认为那些被权势压迫的人，是天生的贱民，贱民必须承认自己是天 生的奴隶。美国总统林肯先生，第一个发现和抨击这种现象，他说∶我们不应允 许世界上，一半人有自由；一半人受奴役。那就是说，人有人的「尊严」，不能 因为对最高理念解读的不同，而使「尊严」意义扭曲或丧失，这就是人权。 　　人权是一种绝对价值，不因地域、言语、肤色、性别，和经济条件，有所差 别。 　　近年来，亚洲的经济发展快速，「亚洲价值」口号自然冒出，直接挑战十七 世纪以前，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启蒙思想。一时之间，响彻云霄。亚洲人也因为这 个口号，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价暴涨，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标准， 而洋洋得意。然而，这个口号经不起考验。我们从原始的农业社会，逐渐迈入工 业社会的转型之际，亚洲人还是脱离不了自耕农和佃户思想，我们没有从根本上 了解贸易的真谛，而一直认为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做生意，是赚我们的钱，所以产 生了下列认知∶“你只要敢借钱给我，我就敢向你借钱。”亚洲大、小城市，高 楼大厦遂连云而起。所谓的三小龙、四小龙、五小龙、六小龙，纷纷出笼，「亚 洲价值」成为金字招牌，好不风光。忽然间，西方国家收帐索钱，各龙无以为应， 除了诟骂西方资本家心怀叵测外，「亚洲价值」连颜面都保不住，徒落笑柄。它 并不能颠覆西方电脑时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体系，只能颠覆自己国家国民（尤其 是低阶层小民）的正常生活，而使国家的力量更形下陷。 　　人权是世界性的，人类全体性的，台湾最初也曾经拒抗过人权思想，当时的 挡箭牌是∶“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所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了五十周年的 时候才签署。而就在这个时候，大陆声称中国拥有的是「中国特色」的人权观， 这跟前述的「亚洲价值」及「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是一条生产线上的复制品。 政治语言有时固然令人捧腹，但有时也会刺激我们，兴起一种掀开盖头，瞧瞧新 娘真实面貌的冲动。现在大陆推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就是资本 主义，那麽中国特色的人权观，到底是什麽样的架构？难道说，中国人的生命没 有保障，随时可以屠杀；健康没有保障，随时可以摧毁；自由没有保障，随时可 以逮捕；人格没有保障，随时可以侮辱，这才是中国特色的人权？如果是这样， 那是中国人自异於人类。 　　如果不是这样，应该告诉我们，在人权观念上，「中国特色」具体的理念和 行为是什麽？现在这样的干法，是把西施女士的盖头，盖到无盐女士的头上，然 后宣称，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美丽新娘。那不仅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欺骗，也是 对中国人的一种羞辱。 　　人权就是人权，没有东方人权与西方人权之分；没有白色人种人权与黑色人 种人权之分；也没有男权与女权之分；没有无产阶级人权与资产阶级人权之分； 没有官人权与民人权之分；然而，这些年来，出现了亚洲价值人权与中国特色人 权的不同声音，说明对这一项人类最高无上的理念，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澄清。 　　一提起人权，封建落后国家的掌权人物，立刻大为惊恐。他们感觉到一个政 治性的斗争，就要来临。於是把人权视为洪水猛兽，於是口中念念有词，祭出「亚 洲价值」、「中国特色」。他们的恐惧，当然有相当的道理。在人权发达的国家， 特权一定减少，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权，要比政治人权、经济人权、法律人权 的层面，更为提升，也更为深入，而是生活人权。 　　有很多人问我∶“你读过中国的二十六史，有什麽感想？”更有多人问我∶ “你读了资治通鉴之后，有什麽感想？”感想当然很多，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括 的话，那就是：“中国人没有尊严。”读史的时候，我常掩卷叹息：“中国人，你 的名字是苦难！”不仅生没有尊严，死也没有尊严，健康也没有尊严──至少一 千年以来（多麽漫长的时间）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每逢夜深人静，家家户户都 有小女孩的哭声，她们的骨头被摧折，她们的肌肉被蹂躏成为烂疮。人格更没有 尊严──灭九族、灭十族，屠城，杀降，阉割男性的生殖器，强迫接受单一思想， 三百年丑陋的剃发，五千年无时或断的冤狱酷刑，中国人活在恐惧、羞辱之中。 　　曾志朗博士曾经用小白老鼠做过实验，他把小白老鼠分成甲、乙二组，然后 电击它们。甲组的小白老鼠受电击后，立刻跳过一道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几 个小门，穿门而逃。乙组的小白老鼠，在受电击后，同样也立刻翻过矮墙，奔向 广场另一端的小门，可是小门不开，因为那是画的假门，而不是真门。它们一直 撞击小门，有些撞得精疲力尽，有些甚至撞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做第二次实 验，甲、乙二组所有的反应，跟上一次一样。但在做了若干次之后的最后一次， 甲组小白鼠，照样的立刻翻过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小门，穿门而逃。可是乙 组的小白老鼠，在接受电击之后，却不再有任何反应，不再跳过矮墙，也不再奔 到广场另一端的小门，它们趴在地上，无奈的承受电击，不再挣扎。唯一的盼望， 就是电击早一点停止，或不再电击到自己的身上，而电击到别只小白老鼠身上。 　　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写照。大陆朋友常常自豪的说：中国人终於站起来了。 事实上，只是中国大陆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中，敢跟美国说相反的话， 如此而已。除了这个以外，中国人并没有站起来，因为我们的极度穷困，极度愚 昧，以及极度的自卑，像一只体积庞大的井底之蛙。在会议桌上，中国大陆官员 严厉指责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回到房间，几乎没有人不想在这个罪恶的资本主 义国家定居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热爱自己的国家， 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急吼吼想移民到别的国家居住。 　　我们常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两者有非常大的落差，文 艺复兴运动是唤回欧洲人的诚实精神，主要的是诚实的面对自己。而中国的五四 运动，追求的只是科学与民主，所以我们迄今为止，仍然不能建立一个很诚实的 民主制度，也不能执行一个很诚实的科学观念。我感觉到，我们不能够诚实的认 清自己的缺点，所以也不能诚实的学习别人的优点。我们所会的，只是制造一个 美丽的盖头，认为无论盖到任何人的头上，她就会成为美丽的新娘。 　　中国文化中，勉励诚实的文字，多的不得了，可是这些文字，都放在书架上， 专制政治的长期迫害，五千年以来从不停止的电击，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 上最狡狯的一个民族。中国人说谎像吃糖一样，自从毛泽东先生把阴谋变成阳谋， “引蛇出洞”以来，中国人讲起谎话，如同流水，不但别人不相信，连自己也不 相信。而对那些相信他们的人，还加以嘲笑，说他老实天真。 　　我们推行人权教育，是希望发起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诚实是最基础品 质，民主就是民主，不是玩具；法治就是法治，不是玩具；斑马线就是斑马线， 不是玩具；我们追求诚实，不立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诚实，而是希望建立一个诚 实的文化──尊敬诚实。 　　中国人从来不敢诚实的面对灾难，不敢面对死亡，认为只要不想到灾难、不 想到死亡，灾难和死亡就不会来临。像乙组的那群小白老鼠，它们唯一的盼望， 就是忘记电击，认为只要忘记电击，电击就不会再来。一些暴君，就是希望我们 忘记过去的暴政，然后他才可以从容的再下毒手。乙组的小白老鼠群的哲学是： 过去的就过去，把它忘记。事实上，他不能忘记，而只是把恐惧冤酷的悲情，刻 在自己的基因上。 　　只有不忘记过去的罪恶，才能避免罪恶的重现；忘记过去的罪恶，罪恶一定 重新抓住自己。 【】　　　　　　　　　　　　　　【】　　　　　　　　　　　　　　【】 　　　　　　　　　◆　郭沫若对其忘年交的心里话　◆ 　　　　　　　　　　　　　　　　　　　　　　　　　　　　　·丁　东· 　　本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度过的。除“文 革”那一场运动对郭沫若有伤害以外，郭沫若一直充当革命动力。一方面，他率 先对诸如胡适派、胡风集团、右派分子等革命对象声讨、批判；一方面，他又写 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文章。那些白纸黑字，已经很难经受历史的检验。有些明显的 过头话，甚至成为笑柄，如郭一篇《红旗跃过汀江》文中写道：“主席并无心成 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 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言论，‘黄粱’写作‘黄梁’， 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 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 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 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 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极其 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王元化对此的评论是：“这话又说得何其肉麻！”的 确如此。 　　郭沫若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否则，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 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谀？再举其晚年治学的两次失误： 　　一是专著《李白与杜甫》。且不说用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研究李杜是否 牵强，就说此书对二位诗人态度的反差，一个是不遗余力地褒，一个是挖空心思 地贬，凡有几分修养的读者都不舒服。原因也很容易推测，毛泽东偏爱唐代三李 的诗，于是郭沫若自然要褒李。褒李倒也罢，李白毕竟是中华文学的巨匠。问题 在于，褒李何必非得贬杜？郭沫若以学术投权力之所好，做得也太过了！今天看 来，学术无论如何是不应如此仰人鼻息的。 　　二是考古学论文《〈曼坎尔〉试探》。郭沫若对于中国文学的流变不可谓不内 行，但在这份伪造的唐诗上，竟有当代的简体字。这种破绽本是很容易识别的。 无奈诗笺如能考订为唐代少数民族诗人所作，实在太能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 了。郭沫若当时到底是无力辨别真伪，还是无意辨别真伪呢？ 　　就学术本身而论，郭沫若几十年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观点建立中国史 学框架，现在已经证明有许多根本点站不住脚。顾准70年代就点出“中国的历 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 觉得他们实在可怜。”郭沫若等史学家依据马克思对欧洲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框架 提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形成了六派以上学说，郭的观点占得了上风，进入了 中小学教科书。但今天学术界已经弄清，马克思本人压根儿就没有把东方国家放 在这个框架之中，而专有“亚细亚的”范畴，是斯大林取消了“亚细亚的”范畴， 把人类历史简单化了。因而所谓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问题本来是个假问 题。 　　郭沫若生前一直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身居科学、艺术两界首 席，他的治学方式、创作方式和做人方式对中国知识界都起着表率作用。在此期 间中国知识界的整体状况的确令人汗颜。 　　需要说明的是，以郭沫若的学位和聪明，他对自己的尴尬处境不是没有自省。 他曾对他的忘年交陈明远说：“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 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 得好，是因为自然流露。譬如我写《女神》，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靠写诗去争 地位。那时候，我在日本留学，时常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好在有几个朋友， 田汉、郁达夫，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我写的《女神》里面，有不少是和田 汉交往过程中写出来的，陆续寄给了在上海宗白华。宗白华是个好编辑，是他把 《女神》发表了出来。由此，我就成了名。北伐开始之后，我的地位渐渐高了， 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 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 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 　　他在1963年5月5日给陈明远的信中也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 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 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 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 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 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 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 可能听见了。”这是他的自知之明，郭沫若毕竟是史学家，明之视今，如同今之 视昔。所以，他连后人对他的耻笑都预料到了。郭沫若这段话，实在是研究他心 态底蕴的重要线索。 　　他与陈明远的通信中，还吐露过不少真言。比如写于1963年11月16日的 信中说：“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 ‘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 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 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 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招徕 不必要的麻烦。”陈明远当时22岁。他给郭的信里说了什么我无从知道，但可 以推测，议论的是大跃进一类的国事。郭沫若对他一是认同他的看法，二是替他 担心。须知，大跃进中，郭曾与周扬合编《红旗歌谣》，也算为之添柴加薪。但 他真实的看法，竟与彭德怀相近！ 　　写于1965年9月20日的信中说：“在我看来，批评有每个人的自由。你说 得对：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对于别人要实事求是，对自己更必须始终要实事求是！ 你太年轻，太天真，目前你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得过于单纯了。现在哪里谈得上开 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 大有人在。我看不必和那些无耻无聊的文人去纠缠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 写什么反驳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把学术讨论搞成 知识分子萁豆相煎，几乎成为当时学术界的通例。在多次所谓的“学术讨论”、“引 蛇出洞”中，郭沫若唱的都是红脸。不看这一番私语，会以为他真是像胜利的将 军一样洋洋自得。其实，他心里并不以为然！ 　　1965年12月22日的信说：“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个 月我满73周岁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 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 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象十个手指按跳蚤，结果一个 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物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精力。 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净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 那帮无聊之辈交往。至于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我的房门永远对你是敞开着 的。”这封信写于“文革”前夕，郭沫若还未受冲击，心境却已十分悲哀。 　　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郭沫若只对陈明远一个人口吐真言？我想，原因应当 从两方面找。在郭沫若方面，高处不胜寒，周围有公务关系的，很难成为交心者。 他要是真在周围营造一个说真话的氛围，早就殃及自身了。郭沫若自己也知道他 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别人不管是出于需要，还是碍于无知，都争着夸他的 衣服漂亮。只有陈明远，从孩提时代就与他相识，进入青年，有了批判能力，仍 然童言无忌，敢于揭出真相。郭沫若也是人，虚伪的氛围他也感到窒息。于是， 陈明远这个忘年之交，成了他呼吸新鲜空气的唯一窗口。自古以来，文人由士而 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明代海瑞就说：“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制于人 则不得以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禄焉。”郭沫若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没有 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于立 群让他在当晚的宴会上向周恩来求救，他竟未能发一言。不几日儿子便命归黄泉。 他内心世界其实极为痛苦，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又加剧着这种痛苦。给陈明远的 那些信，不过是内心世界的巨大冰山露出了一个尖顶。但其余部分，也许永远无 法浮出海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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