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六　十　八　期　　　　　　　　　　　【】 　【】　　　　　　　　　　　　　　　　　　　　　　　　　　　　　　【】 　【】【】【】【】【】【】【】【】【】【】【】【】【】【】【】【】【】 　　　　　　1998.6.13　　　　　　　　　　　　　　　（sd9806c） 　÷÷÷÷÷÷÷÷÷÷÷÷　本　期　目　录　÷÷÷÷÷÷÷÷÷÷÷÷ 　⒈　迟到的反应　　　　　　　　　　　　　　　　　　　　　　　雷　颐 　⒉　满清的“族天下”与戊戌政变　　　　　　　　　　　　　　　余英时 　⒊　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何清涟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迟到的反应　◆ 　　　　　　　　　　　　　　　　　　　　　　　　　　　　·雷　颐· 　　中国近代史上十分悲壮的戊戌维新距今已整整百年。对近代中国来说，这一 个百年可说是“激荡的百年”。而这一历史事件在这风云剧变的百年史中屡屡被 人提起，不断被纪念，说明这一事件并未成为历史，而是和这百年史紧密相关， 和我们的今天仍有某种“意义”关联。百年前的事件至今仍不失其意义，从这种 角度来说，历史的发展尽管“风云剧变”，但似乎又太慢。今天，以这一事件为 中心对中国近代史作一番重新检视，就会发现，在历史、社会的变化面前，清廷 统治者总是作出一种“迟到的反应”,结果使社会变革的动力不断下移，丧失了 主动权。 　　从“太平天国”之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动力不断“下移”。今日认为十 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 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 以现代大机器生产制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维持生存必 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 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 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重构”这种意识形 态），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而行“洋务”。所以，是在平定太平天 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而不是满族中央“朝廷”，成为为“洋 务运动”的主要动力。 　　当“洋务”的发展将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不是重权在握的中 央朝臣或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 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发动戊戌维新运动，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当时以“公车 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 他们并不希望“革命”。有趣的是，“戊戌变法”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 短短几年后实行的“变法”范围远远超过“戊戌”的“新政”、“立宪”却往往被 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 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却遭到强烈反对。连康有为的弟弟、 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 “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 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 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所作的不过 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并没有颁布定宪法 或开议会的谕旨。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 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这些都说明“戊戌变法”实际上是非常“温和”的。 但清政府却以十分“激进”的手段对付如此温和的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 向“体制外”时，社会变革的动力便又往下移，“体制外”的社会下层如留学生、 会党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这样，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但人们似乎忘记，被尊 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而是想方设法、最后通 过王韬上书李鸿章，想走“改良”路线。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革 命”的。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断”，主要在于它 的“新政”完全是被动的。本来，在１９８９年５月“戊戌维新”时清政府尚有 一定的变革主动权，但是它却拒绝改革，丧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只是在经历了 两年后的“庚子巨变”这种大流血之后，他才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 为之地开始“新政”。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９日，慈禧在西逃途中以光绪的名义颁 下谕旨，表示愿意变法，称“无一成不变之法”，“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 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当 然，“不易者三纲五常”，“而可变者令甲令乙”。同时，命设督办政务处，作为负 责审查条议、推行新政、考核成效的领导机关。但此时为时已晚，形势已经剧变， 尤其是经历了庚子流血的巨变，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普遍的怀疑。由一个 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的政府来领导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进行调整和再分配的改革， 的确有些勉为其难。 　　更重要的是，在几年之后再做这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它作更多的改革或妥 让。但清政府对此似乎并不察觉，各项亟需的、能缓和各种尖锐矛盾的“新政” 主要内容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出台。此时，局限于“行政”方面的“新政”已无 济于事，人们开始提出“立宪”的要求。梁启超在１９０１年６月７日发表的《立 宪法议》一文中提出宪法“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君、臣、民三者必须“共 守”。议会制可“永绝乱萌”，“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 也”，在这种斗争中，“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同归于立宪而后已”。 到１９０４年，不少重臣都半公开主张“开国会”，出使法国大使孙宝琦上书称 变法所以没有成效是“以未立纲中之纲，而壅弊之弊未除”。“欲求所以除壅弊， 则各国之立宪政体洵可效法”。应“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 地方士绅和商界首领对“开国会”的要求更甚。 　　但无论士绅如何一次又一次请愿，“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 浪，清廷就是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反而出台一个垄断权力 的“皇族内阁”。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 而去。就在１９１１年秋，革命迫在眉睫，“造反”的导火索已经冒烟的时候， 清政府在成都对和平请愿“保路”的民众仍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屠杀几十人。这 一切，都使辛亥革命的爆发成为不可避免。换句话说，是清政府的颟顸与顽固， “造就”了辛亥革命。在还有一线希望的时候，它总是拒不变化；到了时机已逝 的时候，它才被动变革。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 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 　　改革是当事各方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 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 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的地位，革命往往是 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而成的。人们总是称赞英国革命的平和，但在英国革 命时期，正是由于当时的英国统治者善于妥协，才使英国革命相对平和。纵观近 代中国的历史，满清统治者根本没有英国统治者那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 的明智气度和不断的妥协精神。所以，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 不如说是被上层的“极端”逼迫出来的。对清政府而言，戊戌时期本为它提供了 一次难得的机遇，但它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把握这一机遇。这样，它后来便不得 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 【】　　　　　　　　　　　　　　【】　　　　　　　　　　　　　　【】 　　　　　　　　　◆　满清的“族天下”与戊戌政变　◆ 　　　　　　　　　　　　　　　　　　　　　　　　　　　　　·余英时·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不幸以悲剧收场。今天中 国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体制改革的始点，面对的困难则远比一年前复杂而深刻。这 真是历史的恶作剧。 　　　　　　　　　　　　　　　◆　一 　　戊戌维新百年来不断激动著读史者的遐想。辛亥革命以后，不满意中国乱象 的人常常发出一种慨叹∶如果戊戌维新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地成功了，中国也许 早就顺利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历程。这种感慨是很自然的，但也隐含著一个历史 判断，即认为戊戌维新未尝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最近二十年来，由於“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退潮，渐进的“改 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我所知的史学界的情况言，1989年西方史学 家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其基调与百年纪念时（1889）的热情赞扬已截然 不同。法国革命所追求的理想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虽然仍值得肯定，但 革命暴力则受到严重的质疑。沙码(Simon Schama)著《公民∶法国革命编年史》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更强调革命以前的法国 贵族及官僚中的改革家对於法国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改革”与“革命”不 是互不相容，而是延续不断的一系列的体制变动。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只有毁灭秩 序的负面作用，决不应再受到我们的继续歌颂。不用说，史学家之所以改变了他 们的看法主要也是因为受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历史经验的启示。 　　中国自然也参与了这一新的思潮，於是80年代以后“改革”的正面涵义又 重新被发现了。在学术思想界，戊戌维新的评价因此也发生了变化。李泽厚和刘 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在这一方面是有典型意义的，无论各方面评 论家对它作出怎样的解释。他们显然惋惜戊戌维新没有成功，终於使中国走上了 暴力革命的道路。 　　　　　　　　　　　　　　　　◆　二 　　照一般历史分期，戊戌变法似乎自成一独立的阶段，其前是同治以来的自强 运动（或称之为洋务运动），其后则是辛亥革命。我现在对这一分期发生了疑问。 如果把变法局限於戊戌这一年之内，则所谓变法一共不过延续了三个多月（1898 年6月11日至9月21日），而且除了无权的皇帝颁布了一些主张变法的诏书以 外，毫无实际成就可言。这不可能构成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阶段。但若以甲午战败 后康有为创办强学会（1895）等一系列的活动来概括戊戌变法，则戊戌变法事 实上只是同、光“新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不过因时局的紧迫而突然尖锐化了。 正因如此，康有为变法的号召才能立刻获得朝廷和地方大吏的热烈反响。不但北 京的光绪帝与翁同飨、徐致靖等在中日和议后（1895）立即筹划大规模的变法， 外省如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都热心赞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和办报的活动。 其中陈宝箴且在1895年任湖南巡抚后进行了全面的地方改革计划并聘梁启超为 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当时辅助陈宝箴的地方官如黄遵宪、江标等人也都“以变 法开新治为己任”。因此湖南的变法成为全中国的模范，戊戌维新在理论上是由 康有为领导的，但其实践的基础则是由湖南变法所提供的。 　　陈寅恪曾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不容混而为一。他的祖父陈宝 箴因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基本上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 法”。这和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完全是两条不同的 途径。“历验世务”云云，即指同光以来的种种“自强”措施，如立学堂讲西学、 办实业、设工商局等等。这些技术层面的变法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逼出了体制方面 的改革要求。换句说话，同光以来地方性的、局部的和技术性的长期改革在甲午 战败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即如果没有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则自强运动 已陷於停滞不进的困境。康有为适在此时提出“统筹全局”的变法，自然受到自 强派领袖人物的普遍支持。甚至李鸿章在政变后也表示∶康有为关於全面变法的 主张正是他自己数十年来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所以陈寅恪指出戊戌变法中有“历 验世务”的一源是极其重要的，使我们认识到戊戌变法并不是完全出於康有为一 派的提倡，而同时也是自强运动本身的必然发展。这样看来，我们与其把戊戌变 法看作一单独的历史阶段，不如把它看作是自强运动的最后归宿。 　　现在让我借用现代的经验来进一步阐明戊戌变法的历史曲折。第一、戊戌变 法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传统体制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其中如开国会、定宪法 的主张已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上面已指出，这一全面体制改革的要 求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从以前自强运动中的局部变法一步步逼出来的。这一点严 复早在1896年2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问题时便已点破，即所谓“一思变甲，即 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可见基本体制的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 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於平地不止。 　　最近二十年中国又在经历著另一场牵动著全部体制的基本改革，其最后归趋 如何，今天还未到明朗化的阶段。可以说的是∶这次改革的要求也起於严重的危 机，不过与戊戌时代不同，危机的根源不在外来的侵略，而出於内在体制的恶化。 不但如此，这次改革也是从地方的局部“变法”开始的。最初是农村经济的改革， 继之则有城市经济改革的发动；在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改革的浪潮已冲击到 政治和法律的领域。这样一波接著一波，终於激成了80年代末期的全国大动荡。 这一历程和晚清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的发展，先后如出一辙。 　　第二，80年代中期，政潮激化中也出现了两股来源不同的改革力量∶一股 是党政内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各级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大致很像清末 “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自强派。从实际经验中，他们似乎已深 切认识到，无论是新科技的引进或局部的制度调整最后都不免要触动现有体制的 基础。不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尽管他们所要 求的改革幅度也许会导致现有体制的解构。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知识份子，特别是 青年学生。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接受了许多刚刚引进的西方观念和价值，因此像 康有为一样，以激昂的姿态提出“全变”、“速变”的要求。但是他们的基调也仍 然是“变法”而不是“革命”。因此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和平请愿”、甚至“下跪 上书”，这就和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之间更难划清界线了。 　　这两派也和戊戌变法的自强派和立宪派一样，在危机最深刻的关头，曾一度 有合流的倾向。但二者之间也始终存在著紧张。其共同的悲剧结局尤其与戊戌政 变相似，或死、或囚、或走，总之是风流云散，而所谓体制改革也从此陷入僵局。 　　具体的历史事件决不可能重复上演。但是在某些客观条件大体相近的情况 下，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的演变确有异代同型的可能。过去史学界一度曾流行过 “朝代循环”说。其实，中国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朝代循环”，不过在传统 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异代同型则往往有之。现代“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结局之 所以能照明百年前的戊戌往史，正是因为这两次改革运动之间的具体事象虽不能 相提并论，但以整体结构而言则相同之处终是无法掩饰的。关於这一点，80年 代末改革运动的参与者便已隐约地有所察觉。下面再略举一二端以发其覆。 　　　　　　　　　　　　　　　◆　三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 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1898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 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 文悌所上长摺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可见在守旧派眼中， 变法即使有利於中国也将不利於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关键。 　　但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於集中在 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 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 代价。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於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 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 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这里必须从现代观点重新理解一下清王朝的统治结构。姑且以明、清两朝为 例稍稍说明我的意思。明朝的天下属於朱家，但朱家皇帝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 统治集团作后援。朱元璋诛尽功臣，登基后只有广封诸子以为屏藩。但仅仅皇帝 一个家庭不能构成统治集团，其理甚明。（依传统的说法，这是“家天下”。）后 来的皇帝鉴於永乐篡位，对宗藩防范甚严，只好依赖宦官作爪牙，即黄宗羲所谓 “宫奴”。因此明代晚期形成“宫奴”与外廷士大夫对抗的局面。与此相对照， 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 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 不但如此，这个集团又是有严密的组织的，此即是八旗制度。在十九世纪中叶以 前，军政大权大体都在满人的手中。康、雍、乾诸帝也一再告诫满人必须保持原 有的尚武精神，勤习骑射，不能效法汉人文士的诗酒风流。在满洲皇帝眼中，满 人汉化对於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 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忧。） 　　光绪帝当然知道清王朝的权源在满族，所以也曾下诏书改善“八旗生计”。 这是一种安抚的策略，然而已远水救不了近火。总而言之，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 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 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　四 　　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也可以从权力分配和个人作用等方面得到更进一层的理 解。但这里只能极其简略地谈一谈当时两个主角──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 关系。 　　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反之，则是所谓“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便是一 种由上而下的改革，所以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光绪帝身上。这也是他们最初 能得到自强派领袖如陈宝箴、刘坤一、甚至张之洞等人的支持的主要原因。“戊 戌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两人便是陈宝箴推荐的。 　　这种变法的方式在儒家的政治传统中叫做“得君行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宋 代的王安石。但“得君行道”的理想事实上在王安石以后已趋於幻灭。明儒自王 阳明以下大致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变方向，以讲学和其他方 式开拓社会空间。他们说教的对象不再是朝廷，而是民间。在明代君主专制的高 峰时代，“得君行道”不仅已不可能，而且还会招杀身之祸。明末东林党人忍耐 不住，挺身而出，其结局便是黄宗羲所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 清代“一族专政”，对於汉族士大夫更发展出双重的猜忌。康有为等在甲午战败、 外患严重之际，以为有可乘之机，因此发生了变法运动。但他们似乎对“一族专 政”下的权力结构缺乏深刻的认识，终於重演了“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 坤”的悲剧。 　　当时“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大体如下∶光绪虽是亲政的皇帝（自光绪十 五年起，即1891），但却毫无实权，事无大小几乎完全听命於慈禧太后。另一方 面，慈禧虽已撤帘归政，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名义，但王朝的全部权力系统却仍然 紧紧地握在她的手中。清代政治权力的泉源在满人的一族专政，慈禧则从1861 年起便夺到了满族的领导权。咸丰帝死时，她才25岁，但已在丈夫卧病期间学 到了处理政务的的本领，她以母后的身份，联合了恭亲王弈欣，竟然能够在咸丰 死后两个月剪除了最大的政敌肃顺，她的政治手腕已可想而知。紧接著她又在清 朝史上开创了於祖制无据的“垂帘听政”，这样一来，她便取得了最高统治者的 正式地位。后世读史者因为对慈禧太后十分厌恶，往往忽略了她的政治能力。 　　慈禧在戊戌旧历八月发动政变，如纯从政治名分言，是毫无凭藉的。但她的 根据是满清的“家法”，也就是“族纪”。所以她随时可以“垂帘听政”。撤帘后 仍然继续执政，视在位皇帝如无物，这也是根据“家法”，没有人指责这是不合 法的。而且这也不是从慈禧开始的。朝鲜使臣李秉模向朝鲜国王报告在圆明园见 退位后的乾隆时说∶ 　　太上皇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 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 　　这是《朝鲜实录》中的史料，绝对可信。可证慈禧所行的正是满清皇族历代 相传的“家法”。朝鲜使臣记乾隆“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最为传神，今天中国 的读者中一定有人会忍不住笑起来的。 　　慈禧自1861年取得恭亲王弈欣的拥戴，以后，即以母后的身分独揽满族的 最高领导权（当然包括军权在内），并在“一族专政”的基础上，掌握了清王朝 的政权。依满洲的“家法”，先后两个少年皇帝（同治与光绪）对她这位母后都 是“自称臣子”的。“垂帘听政”只有在翦除肃顺等族内政敌和初期统治的几年 之内是有必要的。在她的绝对的权威建立起来以后，恭亲王对她也只有唯命是从， 无论是“垂帘”还是“撤帘”，反正她和太上皇乾隆一样，“大事还是我办”。到 1898年她在权力颠峰上已坐稳了37年，光绪名义上虽是皇帝，对她的权力并 不构成任何威胁。但光绪擢用康有为实行变法，撼动了“一族专政”的基础，政 局便立刻发生了大动荡。 　　现在让我们再谈一谈光绪帝及其与慈禧的个人关系。他是咸丰的侄子，入继 大统时不过三岁。慈禧特别选中他，当然是为了便於自己长期“垂帘听政”的缘 故。入宫以后，他是在慈禧的积威之下成长起来的。光绪个人的意志早已为慈禧 的积威摧残得所剩无几。深刻的畏惧已使他处处不敢违背慈禧的意旨。但是现代 心理学告诉我们，在这种积威下长大的人，明处不敢反抗，潜意识终不免要在一 切可能的情况下寻找反抗的出口。变法便恰好为光绪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我这 样说并不是否认光绪变法还有其他光明的动机，例如他不愿做崇祯皇帝那样的“亡 国之君”，和他不愿看到中国长期受外国势力的欺压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戊 戌时27岁）是很容易为理想主义所激动的。我只是要指出，以光绪对慈禧的畏 惧，最后居然敢在关系“一族专政”这样重大问题上背叛皇太后一向所坚持的原 则，不惜舍身一试，这就使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他那长期被压抑的反抗意识了。 　　但是他的反抗隐约地存在於潜意识之中，是不能直接、公开露面的。只有在 关於变法的公共问题上，他才敢站在和慈禧相反的立场。因为这是“化私为公” 的间接反抗，不是个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一落到个人的层面，在慈禧的积威前面， 在满洲皇室的“家法”或“族纪”高压之下，他仍然只能说∶“子臣不能自主。” 何况他即使具有与慈禧相同的坚强性格和意志（关於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 可以判断）也於事无济，因为他在满洲统治集团之内已完全陷於孤立。当时国家 机器仍然操纵在满洲权贵之手，汉人变法派的拥护和一般社会舆论的同情都对国 家机器的运转方向发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慈禧则是掌握著这个巨大机器的总 工程师。 　　据光绪在戊戌旧历七月二十八日交杨锐带出的“朱笔密谕”说，他主张变法， “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 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试想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须乞援於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 推行从上到下的全面政治改革？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份子，是 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 心。此所以戊戌变法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的喜剧色彩的悲剧。 　　以上关於戊戌变法的解读，虽然偶而参照现代的改革经验，但主旨仅在了解 戊戌变法为甚么终於失败。 　　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的两三天，王国维写信给友人说∶ 　　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 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 　　这是说在变法失败之后，浙江知识份子立刻痛骂康有为和梁启超。王国维在 当时也是热心支持政治改革的人，虽然他并不赞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 所持以变法的哲学与思想。所以他听到许多人一夜之间态度剧变，视康、梁为罪 魁祸首，深感气愤难平。中国所谓人心、所谓舆论，往往随形势而转，其不可恃 如此。三百年前，明遗民反抗满清政权失败之后，人心也很快地便归顺新朝了。 故黄宗羲慨叹道∶“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 莫测者亦从而转矣。”三百年后戊戌变法失败，我们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 的重演。今天上距戊戌又已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心似乎依然如故。我写此文既竟， 忍不住要套用陈寅恪的语调说∶“呜呼！通识古今世变之君子，傥亦有所感悟欤！” 【】　　　　　　　　　　　　　　【】　　　　　　　　　　　　　　【】 　　　　　　　　　　　◆　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 　　　　　　　　　　　　　　　　　　　　　　　　　　　　　　·何清涟· 　　戊戌变法前的中国除了列强的侵略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 的不平等，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和政府的腐败。 　　比较一下戊戌变法１００年来中国对这五大问题的解决办法，如同看见一条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道路。戊戌变法时期面对的一些问题，以更复杂的形式向 中国人提出挑战。 　　１００年前，中国部分志士在“变法图强”的意念驱使下，开始了以变革政 治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戊戌变法”，而这次变法的失败，中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的上层资源，从此以后，中国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惶惑旅程。决 定了中国百年飘泊历程的两个相关主题是“法统”（政治制度）和“道统”（意识 形态）的创新。 　　戊戌变法前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 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 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 工具，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由于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成为“保国 保种”的头等大事，保国保种又须依赖“富国强兵”，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强有力 的政府才能予以实施，所以戊戌变法主要先解决政府改革这一问题。 　　从世界历史来看，所谓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则 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易，三是政府改革。 而成功的制度创新，从来都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完成的。戊戌 变法失败所导致的最大问题是使中国中断了社会改革的上层资源，从此以后中国 社会变迁只能走暴力革命这条损耗极大的路。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被当时的革 命者赋予了太多的历史使命：民族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政治革命（变 帝制为共和）、思想革命（废儒家学说）。但其实一场革命是无法完成这三大任务 的。现在从这三大革命的命运来看，只有民族革命是成功的，政治革命虽然改帝 制为共和，但大都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精魄——民主、自由、法 制等精神。只有思想革命最为复杂，它的不彻底为中国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因为 思想的高度决定了改革的高度，并关系到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取向。比较一下１ ００年来解决前述五大问题的办法（即反贫困的总体战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 作为世纪性的难题，历经百年努力，却并未获得理想解决。而这种局面的形成， 与中国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密切相关。 　　从认识根源上来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中国对世界与本身的认知能 力有关。中国一直只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即生产技术处于落后状态，而意识 形态却优于西方国家。产生这种心态非常自然，因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从资格与历 史来说，确实有资格与西方思想相比较，但与之相应的经济技术实力却无法比较。 对西方文化的不服气与对西方工业化骄人成绩的被迫服气，使中国自然而然地将 工业化看作摆脱贫困的阳光大道，并且也容易使当时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们将现代 化看作技术层面变迁的过程，而不是制度及意识形态变迁的过程————这里后 来有一个相当复杂的马列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苏式政治体制在中国本土化的过 程，但只要看看一个半世纪以前洋务派“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与后来改革过程 中那种“马克思主义为体、西方科学技术为用”的政治与社会实践就可知这一变 迁的深度————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论前提下发生的社会改革，经过了一段曲折 的道路。从宏观上看，可以说中国自从戊戌变法改革政治体制的尝试失败以后， 这１００年来作为中国社会管理者的三个政体完全不同的政府基于各自不同的认 识，为解决中国面临的五大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到了２０世纪末，上述５大 问题以更复杂的形式向中国人提出严重的挑战。 　　第一：人口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自清中叶乾隆时期开始已相当严重，部分政治家和思想 家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和马尔萨斯处于同一时代的洪亮吉在《意言·生计篇》里 就已谈到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这一事实。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汪士 铎更是直接将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与人口压力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一个社会在人 口过度增长的情况下，即使政治清明，气候收成都不错，但由于失业人口（即“不 家、不工、不商、不士之人”）太多，都必然要产生社会危机。但可惜的是这一 思想未被后来整合进社会思想的主流中，只是长埋于故纸堆。政治家和思想家们 都认为中国贫困落后完全产生于分配制度的不公，以拉平贫富差距来克服大众贫 困的方法成了后来百多年思想家和革命者努力的主要方向。虽然有不少外国的学 者们谈到中国人口过多对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中国，我们目睹了人 口过剩造成的民族大悲剧的最后一幕。在这里，一个伟大帝国疲惫地倒在尘土之 中。中国，这个世纪艺术、哲学和智慧的源泉由于其平民的过度生育而逐渐衰竭。” 这种批评当时被当作帝国主义的恶意诬蔑而根本不予理睬。马寅初先生的《新人 口论》更是受到粗暴的批判。忽视控制人口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平行进行的基本道 理，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的大部分都用来支撑庞大的新增人口。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成了人口意义上的————从４．５亿猛增到 １２亿，完全不是社会意义上的。现在中国人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人口过剩所造成的。 　　第二：农业内卷化问题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由人口问题决定的。所谓农业内卷化，指的是农业边际报 酬收缩这一事实。早在清代中叶开始，由于劳动力过剩，中国传统农业耕作就已 集约化到了边际报酬收缩的地步，形成了典型的贫农经济。人多地少这一矛盾决 定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变方向。在本世纪５０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后，中国经 历了农村人民公社等历史实验，又退回到以前由小家庭分散占有土地的制度。由 于农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很少，无地农民数量庞大，土地分散在小农户手中，中 国农业始终无法向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从历史事实看，在本世纪５０年代工业化 早期，中国曾有一次机会摆脱人口压力，但由于政治上的失误，将人口等经济问 题政治化，中国又一次丧失了选择机会。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农业问题绝对不会比 一个世纪以前简单，反而由于农业政策导向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种复杂 性表现为：一方面是土地太少，另一方面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大量土地抛荒，从而 使中国的农业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第三：教育问题 　　戊戌变法提出的教育改革直到１９０８年新政期间才开始进行。从大学这一 层面上看，发源于欧洲的大学以培养怀疑和批判精神为己任，中国的大学制度最 初也具有这一特质，但越到后来，所存在的问题也就越多，不仅精神特质相去甚 远，就连技术教育这一层面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大问题，中小学至今还未完全实 现义务教育。由于人口素质的普遍低下是教育不普及的直接结果，到了２０世纪 初，有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如不是建立在思 想意识变革的基础上，很难获得成功，因此必须让农民学会解决他们世世代代面 临的经济问题。在这种观念驱动下，力图通过教育改造地方社会的活动在中国兴 起，发展成本世纪３０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运动的类型甚多，有西方影响 型、本土型、教育型和军事型等。在中国这样一个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国度，本 来重视教育和保护知识分子是应有之义，但到本世纪５０年代以后，教育中衰， 知识分子也受到各种无情打击。尤其是“反右”与“文革”，更是对文化教育及 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的清洗，本来就不够健全的教育体制经受了所谓“教育革命” 之摧残，层层淤积的弊端堆积到如今，已造成了教育严重萎缩这一事实。 　　第四：政府的腐败问题 　　２０世纪，中国几度被腐败这一政治之癌所困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它彻 底丧失了作为统治者的资格，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中国人民生活如恶梦一般，在 官僚资本与专制政治相结合的统治体制下，许多改革举措先后流产，最终使国民 党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屡屡将前朝的腐败导致亡党亡国 的教训引为借鉴，所以腐败问题在本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末期还能得到控 制。但到了８０年代以后，腐败开始蔓延，权力市场化作为改革开放的伴生物， 并威胁到社会的健康发展。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 最大阻力的因素其实就是权力市场化。 　　第五：社会的不平等 　　社会的不平等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不平等，解决这个问题，孙中山先生提出了 平均地权，但这一措施却未来得及实施；共产党则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消灭 地主阶级，采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铲除了城市有产阶级，使中国在一段时期内 实现了平均主义理想。这种奠基于平均主义理想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曾在几十年 内使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到了本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不得不开始寻求建立新经 济体制的尝试。由于权力资本介入市场前的国家资源分配，这一尝试到最后虽然 打破了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益，却使中国在短短十余年内走完了从平均主义到贫 富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收入的严重集中化，强烈阻碍了公众对发展的参与， 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现任政府必须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这二者参加分 配的比例上作出公正的规定，否则少数人不正当的收入过高和社会两极分化的不 断扩张，将严重妨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２０世纪的中国曾充满各种各样的忧患和苦难，戊戌变法只不过是中国在现 代化道路上漫长飘泊的开始。经历过长达１００年的惶惑旅程，从宏观层面上看， 戊戌变法时期面临的五大问题，无一不以更严峻的形式向中国人提出挑战，任何 回避都只会使这些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现在看来，这些问题通过回到本世 纪初社会改革的起点————政治体制改革来加以克服。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