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六　十　六　期　　　　　　　　　　　【】 　【】　　　　　　　　　　　　　　　　　　　　　　　　　　　　　　【】 　【】【】【】【】【】【】【】【】【】【】【】【】【】【】【】【】【】 　　　　　　1998.6.3　　　　　　　　　　　　　　　（sd9806a） 　÷÷÷÷÷÷÷÷÷÷÷÷　本　期　目　录　÷÷÷÷÷÷÷÷÷÷÷÷ 　⒈　八宝山炉火里的青春　　　　　　　　　　　　　　　　　　　陆　肆 　⒉　我不信！！！　　　　　　　　　　　　　　　　　　　　　　路不平 　⒊　面对“后六四”危机　　　　　　　　　　　　　　　　　　　苏　炜 　⒋　关于“小阳春”的童话　　　　　　　　　　　　　　　　　　梁　辰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八宝山炉火里的青春　◆ 　　　　　　　　　　　　　　　　　　　　　·陆　肆· 　　　　　　　　　那些天八宝山的烤炉日夜红艳 　　　　　　　　　连全聚得的炉也没这么红火过 　　　　　　　　　因为烧的都是正当青春的身体 　　　　　　　　　就象好矿石不是轻易就化了的 　　　　　　　　　青春在炉只红不酥，且得烧呢 　　　　　　　　　不象老或病的骨头见火就碎 　　　　　　　　　青春的肉里是青春的心 　　　　　　　　　烧到最后，全是嫩蓝的火苗 　　　　　　　　　天堂里也不见得有这样的颜色 　　　　　　　　　那个司炉象值班上帝般忙碌着 　　　　　　　　　因为走廊里排了很多，都静卧着 　　　　　　　　　司炉的口罩很白，表情保密 　　　　　　　　　正是夏天，死人倒不说怕热 　　　　　　　　　所以炉内加大油门，熊熊轰轰 　　　　　　　　　让人感觉是在时代的列车头上 　　　　　　　　　门外的院子里一片一片风景 　　　　　　　　　哭的风景，什么列车也难超越 　　　　　　　　　有些年青的哭声无限凄美幽丽 　　　　　　　　　而大男人的哭容才象婴儿 　　　　　　　　　哭的能耐忘光了只能从头学起 　　　　　　　　　他们互相搀扶着离开八宝山 　　　　　　　　　背影都象老人，望着那个烟囱 　　　　　　　　　冒出的是灰烟，根本不象灵魂 【】　　　　　　　　　　　　　　【】　　　　　　　　　　　　　　【】 　　　　　　　　　　　　◆　我不信！！！　◆ 　　　　　　　　　　　　　　　　　　　　　　　　　　　　·路不平· 　　　　　“一开始，他们逮捕了共产党员，我不是共产党，所以我没采取任何 　　　举动。然后，他们来抓社会民主党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以我没有 　　　任何举动。后来他们逮捕了工会分子，我没有举动，因为我不是工会分子。 　　　他们又抓起了犹太人，然后又抓了天主教徒，我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天 　　　主教徒，所以我也没有采取任何动作。最后他们来逮捕我，这时已没有人 　　　剩下来能做点什么了。” 　　　　　　　　　　　　　　　　　　　　　　　　　　　——马丁.内迈勒 　　一位化名“浦江”的上海知识分子将他亲身参与经历“六四”、随后又接触 中国“六四”以后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的的思想变化过程写了一篇文章，基本观 点就是对“六四”的反思，认为当时的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平息动乱，避免了国 家社会大动荡、民族大分裂、甚至落入前苏联等国家解体的可怕结局，也才有了 近十年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成就。这种观点在相当一部 分人中颇有市场，就连许多当年积极投身“六四”运动的一些知识分子也不乏持 有这种观点者。 　　本人也是“六四”运动的参与者，当时也在某高校任教。但我直到今天也绝 不同意类似“浦江”等人持有的“六四”观点。“浦江”等人的观点建立在一个 单向思维判断上：中国今日之所以能有经济发展的局面，是由于有个稳定的社会 环境，而这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多亏了当初“六四”时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平息“动 乱”才取得的。受这一思维判断支配的人不知不觉地滑入一个假设：如果当初政 府不采取断然措施，就不会有今日的经济发展。 　　再推论下去，似乎开枪杀人也变得有些道理了。 　　不错，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稳定。可是，过去十来年经济的发展是由于“六 四”杀人后社会稳定带来的，还是另有别的因素？若是前者，“浦江”等人的观 点成立，“六四”出兵镇压，政府有功无过，或功大于过；若是后者，就得深入 探讨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假设上：如果政府“六四”没有出兵镇压，就一定没有 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吗？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根本无法证实的假设会如此深入、广泛地被许 多的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在内轻易地接受，在言谈话语中隐约流露出忏悔当年 的味道：共产党还是英明，甚至具有先见之明，当年的血腥屠杀行动如今看来是 “挽国难于危急，扶大厦之将倾”的举措了。这岂不是政府无辜，学生有罪？ 　　天下荒谬事以此为甚，简直荒唐到了极点。 　　天安门“六四”杀人就是犯罪，难道这还需要找专家学者论证一番吗？就连 战争中对垒的双方，在一方放下武器后都不得再施伤害，何况面对始终手无寸铁 的学生们？ 　　如果早年镇压学生的北洋军阀们从地底下爬出来，告诉我们：当时开枪杀了 几个人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避免了颓弱的中国被虎视眈眈环伺在侧的帝国列 强乘乱瓜分的悲惨下场，我们是不是该把历史重新写过？要是再联系到他们保住 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才有了我们今天搞改革开放的神州舞台，我们是不是该把他 们当民族英雄、立个牌位供起来？ 　　何以连共产党当初都不敢理直气壮地直言“六四”屠杀是为了给今后进一步 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社会环境？逼得无奈时用“迫不得以”、“缺乏经 验”、“没有足够的防暴装备和橡皮子弹”来搪塞对调动几十万大军进京镇压的质 疑。只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用“不争论”、“埋头搞二十年（经济） 建设再说”，“中国不稳定，什么也办不了”等舆论间接暗示当年激烈残暴行动的 不得已和正确性，反而是党外和民间的知识分子自己推衍出这样一套荒谬的“六 四”镇压行动的合理性逻辑来。 　　我在此向一切人直言诘问： 　　如果政府在1989年6月4日不采取残忍手段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中国今天 到底会怎么样？ 　　是不是就政府倒台、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国家崩溃、民不聊生、甚至饿孚 遍野、民族消亡？ 　　是不是就一定没有了后来的经济发展和今天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可能吗？ 　　我断然拒绝“当时的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平息动乱，使国家避免了社会大动 荡、民族大分裂、甚至落入前苏联等国家解体的可怕结局。也才有了近十年经济 快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成就”这种“六四”观点。 　　既然是假设，为什么不可以假设如果没有“六四”血腥镇压，中国民主政治 会迈进一个崭新的阶段，社会公平与正义将极大发展，新闻舆论形成对权力强有 力的监督，权力滥用与腐败被置于人大、公众监督制约下，又因更加严格和完善 的法律制度而极大地减少，国际环境中中国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在道义上空前孤 立，经济改革不但没有89年“六四”后到92年的“左派”复辟和国际资本联 合制裁的影响，而是持续渐进地进行到今天，今天的中国又会是一副什么样？ 　　我有时真有些心冷和失望：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连许多知识分子都如此 模糊，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八十年，这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进展。看来“国 民素质低”的帽子先放一放，中国的民主启蒙教育课还是先给知识分子补一补吧。 　　君不见，共产党“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吃”的手法曾让多少人为之感动得痛 哭流涕啊。 　　镇压76年的“四五运动”是“四人帮”干的，跟共产党无关，但却是“英 明领袖”和党中央给大伙平反昭雪的。“右派”帽子一摘，“共产党伟大、光荣、 正确，勇于自己纠正自己犯下的历史错误”的颂歌媚词就堆了上去。共产党爱说 “坏事变好事”，原来纠正自己造下的历史罪孽是一件值得万民称颂的光荣事儿。 早知道如此，当初多打它几百万“右派”，多关他们十年八年的“牛棚”岂不更 好？没有高山，哪来平地？唯有当初残忍、方显今日“英明”？现在就开始理解 政府平定“六四动乱”的一番“苦心”，日后真平反“六四”事件时，大伙儿还 不得蜂拥而上，再次好好演一出“谢主龙恩”和歌颂党中央“英明伟大”的闹剧？ 　　积五千年华夏帝王统治人民的经验，共产党把威胁与利诱、欺骗与蒙蔽手段 的运用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顶尖高手水平，这好有几比： 　　先把本来就是你的钱抢走，然后还给你一点（还不是全还），你要不表示感 谢，你就是忘恩负义的王八蛋、知恩不报的白眼狼！ 　　先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然后放回到第九层，你就觉得已经回到幸福人间， 若真让你回到你原本就该居住的人间，那你的感觉就一定是上了天堂，能不打心 底感谢共产党？ 　　先关起你五天不给饭，然后拿块馊窝头给你，不仅吃起来象山珍海味，心里 恐怕还感激人家没饿死你，给你留了一条宝贵的生命。还有啥比生命更贵重的？ 有人不是还为此撰文，大论被“捉”、“放”后应如何保持骑士风度吗？以“勿须 有”罪名强加于我后再监禁多年，凭什么我该在释放时说一声“谢谢不杀之恩”？ 否则就欠缺“风度”？写这文章的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怎么到了21世纪的门 口了，连人民政府人民获权，从属听命、效力服务于人民的起码知识都忘了(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五十年代猛批马寅初，弄得人口过剩，人均资源逼近临界点。现在正好拿来 警告叫共产党欺榨憋了一肚子气的老百姓：甭闹事，否则国家乱了套，大家都没 饭吃。搞得一些知识分子也觉得“生存权”比“人权”更实际。共产党把国家搞 到如今这份惨样，眼看没有共产党，国呀、家呀恐怕就都没有了，于是乎得出结 论：还得共产党来治理中国。 　　当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如今，就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啦。 　　若大的一个中国，芸芸十二亿，堂堂九神州，难道除了共产党，难道就没有 更好的思想、更高的智慧、更强的人杰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难道就得一 靠“摸着石头过河”、二靠“白猫黑猫”这俩理论了吗？ 　　我不信！！！ 　　打死我也不信！！！ 　　哪怕朱（金＋容）基再才华横溢，我中华也不唯此一人。别说大千世界、江 湖草莽之中藏有无数经天纬地、安邦治国之才，就是你我辈庸才，即使不能比共 产党干得更好，但凡还有点人的良心，总不能比它干得更坏吧。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将人才”。 共产党这武大郎把天下比他高的人 打的打、杀的杀、关的关、赶的赶，难道因此就曰“天下人皆小，舍吾其谁”了 吗？ 　　笑话！ 　　不错，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是有很大的发展，可问题并非象“浦江”等人想 的那样简单。 　　统计表明，近年中国引入的外国资本额在世界高居前列，外资注入对中国经 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再看看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表现，就可看出中国过去 十几年的经济主要是靠内外资本投入的外延增长型，并终将随市场需求饱和和外 来资本的减少放慢下来。如果没有89年“六四”镇压，不但不会发生大量外资 撤离现象，引入中国的外资比现在会只多不少，经济发展速度会更快。从另一个 角度讲，如果不是“六四”后共产党政治腐败、国家前途不明，就不会有多达数 千亿计的国有资产非法流入官僚私人之手后，逃逸海外，中国经济会比现在还要 好得多，国有企业不会如此艰难，下岗人员不会如此之多，“六四”镇压，共产 党有功还是有过，自有世人评说。 　　国内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是以大肆挥霍老祖宗留下的国土资源家底为代价 的。十多年来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导致生态平衡遭受严重破坏，水土流失， 耕地减少，森林消失，环境污染，淡水紧缺，草场退化，沙进人退，黄河断流， 共产党早年的疯狂和现在的急功近利造下的种种重大隐患、危机后果又如何是一 些“亡羊补牢”的招式所能掩盖和弥补的？用这种吃光祖宗老本，透支子孙资源 的做法发展经济越快，后果越严重，越威胁中国未来的发展。 　　共产党把全国人民纳税供养的国防军队变成为自己看家护院的“党卫军”， 还堂而皇之地写入国家大法。靠枪杆子抓住政权死死不放，把人大、政协等当成 玩偶摆设，把党凌驾于法律之上。 　　明明把国民经济搞的维持不下去、不得不大搞资本主义，却偏偏告诉你我们 这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在“初级阶段”而已。明明大干着种种“挂羊头卖狗肉” 的勾当，却偏偏蛮横到了极点：我干得，你却说不得。你要指责他这是欺骗“上 帝”消费者行径，属于３．１５“打假”范围，劝他或者摆卖羊肉，或者干脆卖 狗肉，他就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砸烂你的狗头，留下身子拿去卖。 　　明明知道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区， 解放了思想，才有后来的经济发展，却偏偏又竖起“四项原则”的禁区，严禁人 们用实践去检验它们的真理性。明明知道其中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三项原则在现实中破碎的一塌糊涂，可只要别 碰着“坚持共产党领导”这条原则，别的就全当没听见、没看见。 　　政治上保守反动，同时却在经济上自由开放，混合着荒唐的“摸着石头过河”、 “白猫黑猫论”等“唯利是图”庸俗理论做指导，诞下了中国特有的市场经济怪 胎。这一切加上虚伪的国家政治生态，充满谎言和欺骗的伦理道德说教，正在从 根子上摧毁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文化、传统和维系社会人际关系道德伦理准则。 　　然而，正是有了这一批又一批难得的党的政策和行动的理解者、支持者、拥 护者，共产党方可罪行累累而长立不倒。也没准儿共产党听多了这些理解者们的 话，真的慢慢地把当年“六四”时惊慌失措的野蛮蠢行幻化成自身有“诸葛之明” 而沾沾自喜，信心倍增，搞不好日后再“英明”地来这么一下、俩下子也说不定。 　　要真是这样，不说“浦江”这些“理解万岁者”是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也 得送他们个是非不明、姑息养奸、助纣为虐的名。 【】　　　　　　　　　　　　　　【】　　　　　　　　　　　　　　【】 　　　　　　　　　　　◆　面对“后六四”危机　◆　 　　　　　　　　　　　　　　　　　　　　　　　　　　　　　·苏　炜· 　　一个我从小看着她长大、并一直对我尊重有加的亲戚孩子（就简称她小Ｄ 吧），到美国后即跟我辩论“民主”问题。她向我真诚而激烈地重复着海外耳熟 能详的那些“理论”：人权就是生存权。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比人权、民主重要得 多……甚至用锐亮的高音调向我说出“汉奸”等字眼。结束谈话以后，她的纯真 坚定的面容久久烙在眼前，灸得我心中隐隐作疼。近些年来，一方面是海外民运 的自乱阵脚，人气声望越走越低；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一片荣景，知识 界“淡化政治”、“淡出现实”的声浪越来越高；身边的熟友、老友也一个个相继 弃甲而去，掉转头来说各种风凉话的更是大有人在。而自九十年代市场化、商品 化大潮高涨与“文化热”、“政治参与热”急骤退潮和大陆勃兴民族主义风潮以来， 海内外自由派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后极权”、“后六四”、“后邓”之世态舆情的急 剧变化，却大多采取驼鸟式的态度。但是，现实已经要求我们不得不正视我们一 直所高唱的“民主”在中国面临的危机。 　　　　　　　　　◆　 “失语”、“失忆”与“失传” 　　信息资讯的封锁隔膜，是专制政治的杀手锏。其中的舆论一律、新闻管制更 是锋险的刀刃，阉割、扭曲了不止两、三代人的心智灵魂。记得八十年代初到美 国留学，每一次和来自台湾的室友发生“两岸问题”的争论，总是听到这样的讥 讽：除了《人民日报》的说词，你还知道说一些别的什么话吗？一下子就能把我 问住。在当时的知识阅历里，除此以外，我们确实无话可说。没有想到，整整十 五年过去，同样话题、场景，又出现在我和小Ｄ的那次辩论上——我也问她：你 说的话我很熟悉，大多都是我们“江总书记”刚刚说过的。除了这些，你可以说 说你自己的看法吗？…… 　　和小Ｄ的争论之所以让我坐不住，是因为直面了一个人们无以回避的尴尬事 实：社会上广泛的政治失语症的流行，源自于历史失忆症的深久锢疾。由于资讯 的封锁与政治钳制，所有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都被片片断断地删改了、切 割了、扭曲了，人们赖以独立思考的真实土壤被抽离，历史赖以传承的信息媒介 也便变得支离破碎。虽然“八亿人只用一个脑袋思考”（李一哲语）的时代早已 结束了，但十二亿人只能用一张嘴说话，却仍然是中国大陆老百姓无以挣脱也无 以睽避的现实。因此，民主，无论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政治文化或是生活方式， 近几十年代，在中国大陆都是缺乏历史的累积性和承继性的。每一代人都要“启 蒙”一遍。我们能怪今天的小Ｄ们，不知道、也不在乎那个曾经那样震憾世界的 六四，连人权、民主的ＡＢＣ都没弄懂，就跟着官方调门鹦鹉学舌么？回想六四 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们，不是同样不知道魏京生是谁、民主墙何物，更 不可能知道李一哲、遇罗克等等为何方神圣么？同样道理，其实，今天的魏京生、 王丹、刘晓波们已经关进大牢第二回了，北京王府井、上海外滩照样卡拉ＯＫ、 莺歌燕舞，各种学术沙龙的侃大山依旧热火朝天，谁又为此想知道一些什么，在 乎一些什么了？ 　　忽然想到当日，魏京生关了整整十年，整个大陆知识界似乎为着刻意配合“邓 改革”，对魏京生案从旁观、沉默到漠视、冷视甚至侧目以视的全过程。知识界 的冷漠，其实最有效地实现了官方对为魏京生消音的意图，也加快缩短了这种从 历史失忆到社会失语再到道义失传的循环周期。今天，身在海外自由环境，笔者 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想过，如果此刻身在中国大陆，自己也一定会是这个冷漠 群体中的一员——不作红朝的帮凶便实属不易，帮闲的角色恐怕在劫难逃。我一 定也会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普天之下刺秦的荆轲几人能当？拎着的头颅几人 肯掷？趋利避害是人性的选择而非政治的抉择。要求大家都成为拍案而起、临危 不惧的勇士，合情么？合理么？可能么？必要么？一个需要英雄、烈士的时代甚 至是英雄、烈士辈出的时代，究竟是中国的大幸呢还是中国的不幸？…… 　　——身在中国现实之中，此乃读书人无奈无助却也有理有据的一番由衷之言 也！笔者时时为此黯然：失语－失忆－失传的周期性循环，果真是中国人无以摆 脱的“民主宿命”么？ 　　　　　　　　　　◆　 “民意主流”是什么？ 　　有这么几种声音： 　　“苏联、东欧式的社会大崩溃把中国人吓怕了，现在最怕乱的其实不仅是北 京当局，更是好不容易从多年的穷困中喘过一口气来的老百姓，以及总算稍稍可 以关起门来作一点学问、少过问一点政治的知识分子。”此之谓“安定论”也。 　　“现在确实是中国社会进入近百年难得一见的繁荣时期，政治不算修明但经 济却堪称昌盛，中国人是一个被‘中庸之道’、‘知足常乐’与‘及时行乐’熏陶 了几千年的民族，这种时侯，你很难再想真正让他们改变一点什么。”此之谓“小 康心态论”也。 　　“苏联垮台了，中国变成了唯一可以和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强国。所以美 国就要和西方联手，围堵、遏制中国的发展，北京争办２０００年奥运失败已经 充分显露西方的这一阴谋。面对这样的‘世纪大阴谋’，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 跟政府站在一起，为实现强国梦，与西方抗衡到底。”——此之谓“民族大义” 论也。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有不同的时代话题。在今天，八十年代式的忧患意识、 社会参与意识、文化批判意识，西方思潮热等等，都统统过时了。九十年代流行 的后现代、后殖民等等‘后学’的要旨，就是要解构、颠覆一切中心话题。民主、 自由、人权作为西方价值的中心，也就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变奏声部，当然 应在解构之列。”——此乃近期在知识界“后主”们中风行一时、而与官方意识 形态有合谋合流之嫌的“民主自由即西方文化霸权”论也。 　　以上诸论其实基本由两种不同的恐惧症构成——“动乱恐惧症”与“列强恐 惧症”。无论是怕变怕乱、祈求小康的自足，或是强国为上、恐惧西方的遏制围 堵，我们并不难从近百年来列强环峙、内乱不已、血火交集的中国历史中找到它 们的渊源出处。这一渊源出处及其在现实中所投射的巨大阴影，其真实性是无庸 置疑的。非常微妙的是，笼罩并掌控在这样两种真实的社会民众心理恐惧之上的， 是执政党另一种更为真实逼人，时有燃眉之急的恐惧——即：经历过文革、六四、 苏东崩垮之后的“亡党亡国”的恐惧，其中包括政权合法性的恐惧，以及“红旗 到底能打多久”的恐惧。自八九年以来，北京为政当局做得最漂亮、最成功的一 件事情，就是将上述维护官人们私己利益的“权力恐惧”即“江山恐惧”，巧妙 地转换、嫁接、化入到关系草民（普通民众）整体利益的“权利恐惧”也即“饭 碗恐惧”之中去，从而有效地营造出另一种深具民意基础的大恐惧——“自由即 混乱”、“民主即动乱”、“是西方价值造成了苏联、东欧今日的乱局”……等等。 其中，又以成功地将苏、东共产阵营崩溃的当下政治危机，转换成“红旗一倒国 家解体、暴民遍野、人头落地”之类的广泛的社会心理危机。这些不同层面的恐 惧混为一体，又全都罩上了“民族大义”的光环。于是，执政党在六四血案后失 掉的正当性、合法性找回来了，颤巍巍的邓大人和笑眯眯的江核心重新控制了八 九后严重失序的中国大局，使一度岌岌可危的政权实现了政经、舆情的“软着陆”。 　　北京为政者除了精于在“恐惧”上作混杂文章，也喜欢作“利益”的混杂文 章——刻意将社会的诸种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需求淹为一片，把“党领导一切” 的党私之利，与“十二亿人口的饭碗问题”混为一谈，从而将“红旗一倒人头落 地”之类的唬人大话，变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法理注脚。在这种利益混淆之中， 中共政权内部以权获利、利益分赃、贪污腐败的惊人事实被淡化、掩盖了。以至 人们常常忘记：自八十年代改革以来，中国老百姓的获益与为政者的得益是非常 不均衡且完全不成正比的。中共权贵与各方诸侯充分利用改革的缝隙“跑马圈 地”，多年来已经成为国有资产明火执仗的的鲸吞者和掠夺者，并且随着改革深 入，越来越成为民众业已取之改革利益的剥夺者，这已经是相当显明的事实。今 天各个亏损的国营企业高达数千万工人“下岗”，并不影响那些侵蚀了“国企” 资产、需要为亏损实际负责的主事高官们，在外国银行的私人帐户存款数字的节 节攀升。最近的亚洲金融风暴已经为此拉响了预警警报：由病毒缠身的政治体制 所主导的经济增长，随时孕酿着深刻的危机。被政治腐败所搅乱蚀空的金融体制、 运作规则和决策系统，如果不及时在政治体制上作出根本性改革，终至要酿成经 济大衰退和政治大雪崩，这，就将成为一切“怕乱”、“惜福”和“知足”的社会 大众的真实梦魇了。 　　　　　　　　　　　　◆　“代际”歧异 　　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各方各层的利益分际模糊，有主政者刻意使然，也有所谓 “代际”使然。 　　这里面首先确有一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别。八十年代，改革伊 始，一切利益的参照物都是“十年文革”与“文革前十七年”，所以社会各阶层 的无论情感趋向或是政策取向，阵营都很鲜明，“左派”与“右派”、“保守派” 与“改革派”甚至“精英”与“大众”，其利益的指代关系都是很清楚鲜明的。 九十年代则大大不同了。由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已进入第二个十年，随着改革的 深化，使得原有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比方，原来从 恢复“岗位责任制”中得到“多劳多得”真实好处的工人阶级，成为推行股份制 后纷纷“下岗”因而利益尽失前途茫茫的一群；过去处在价值重建、文化启蒙“中 心”位置的“精英”阶层，被潮涌而来的“大众文化”挤到“边缘”去而不知所 措；更重要的变化其实发生在执党内部。以往围绕政治决策，“改革”、“保守” 的营垒分明，今天改革开放已成不可逆转的“既定方针”，处在“邓后”权力交 接与再分配之中的各方政要，保权、固权、揽权的利益已大大高于意识形态派系 利益。 　　“代际”之间，还有一个纯粹由不同年龄层所带来的“利益选择”与“问题 意识”的大异其趣。仍以小Ｄ为例。六四发生之时，小Ｄ只是一位小学毕业生。 当八、九年过去，她作为一名自费留学生到美国修读研究生学位时，她已经成长 为一个思想活跃、能量充沛的人物。这一代人是真正“吃改革的奶水长大的”（与 老三届常常自称“吃文革的狼奶长大”截然不同），他们是中共改革的直接得益 者，经历中少有前几代人的阴暗面，也从未受过任何旧式理想主义的熏陶，他们 对切身拥有的利益有着更为直接也更为功利的感受。今天，小Ｄ她的同辈朋友们 已经站到了社会舞台的聚光灯之下，他们确有权利、也有资格代表自己的一代人 的利益发言。而且他们这一代的人的利益、关心的话题，其具体内涵并不见得与 六四、与民主、人权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比方：从卡拉ＯＫ、ＮＢＡ的流行到王 朔、 四大天王与“辣妹”的流行，从股票涨跌、桑塔拿减价到“瘦身减肥”，都 与“八十年代人”或“上一代人”的热点话题无涉。——如果在史家笔下腥风血 雨的文革十年浩劫，成为王朔、姜文们真实感受中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你又 怎么可以要求小Ｄ这一代人，需要为六四血泽的消解，承担一点什么道义责任呢？ 　　民主是需要理想的。但推进民主的进程却不是传统的“理想主义之旅”，更 不是格瓦拉式的“纯粹革命”，它不存在任何超越社会具体利益需要之上的乌托 邦色彩。既然以维护个人的、多数人也包括少数人的利益与权利作为自己理念的 出发点，民主运动又怎么可以无视、低视甚至蔑视今天大陆社会一般民众维系自 己小康利益的基本要求呢？实现民主的目的之一，既然是为了争取民众个人免于 恐惧的自由，执着于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民主人士，又怎能回避今天社会一般 民众存在的诸种真实与虚幻的民意恐惧呢？——民主力量，应该如何破解专制政 治行之经年、“一抓就灵”的恐惧统治呢？如果不能从这些弥漫一切的现实与真 实出发，民主，确实就真的成为隔山买牛的空中楼阁；今天已被舆论大多变为贬 称的我辈“民运人士”，在本来已经够艰辛、够寂寞的奋斗长程中，就难免更容 易添上几抹供时人闲言絮语的滑稽色彩了。 　　在与小Ｄ的谈话之后，笔者却生出一种由衷的危机感：民主，如果不能面对 面对“世纪末”与“新世纪”的诸种新课题，不能确立自己全新的“问题意识”， 仍旧是千人一腔，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就一定还会延怠多年。今天积极投身 民主运动的这一辈人，恐怕就真的要留下“世纪之憾”了。 【】　　　　　　　　　　　　　　【】　　　　　　　　　　　　　　【】 　　　　　　　　　　◆　关于“小阳春”的童话　◆ 　　　　　　　　　　　　　　　　　　　　　　　　　　　　　·梁　辰· 　　今春以来，外界猜测不已，大致的脉络，是一个“朱容基旋风”之后，北京 又有所谓“知识界的一个小阳春”，于是“中共开始政治改革”、“北京之春”、“第 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等等雾里看花的分析报道，充斥西方和港台媒体。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增长停顿、下岗失业大面积蔓延、金融危机高悬，却显示着另一类冰冷 严峻的基本态势。政治钳制的短暂“松动”与社会深层的乱序、少数知识分子的 活跃与大量失业者的怨气、江朱李体制机关算尽的“小聪明”与它意识形态和合 法性皆不足的限制，所有这两者之间都透露出某些信息，使我们不必为某个“小 阳春”而激动不已。 　　　　　　　　　　◆　“思想解放”已沦为政治游戏 　　北京知识界的动向，历来是一个政治晴雨表，几乎也是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 首要指标。这种经验自然是八十年代从“西单民主墙”、朦胧诗、“文化热”直到 各种“上书”“请愿”塑造出来的，因为最后终于酿成了八九年的天安门学运。 然而，八九之后的中国知识界已经“变质”───说它“边缘化”也好，转向纯 学术、纯艺术也好，总之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具有重大影响力（无论对官方还是群 众）的阶层，因此，甚麽人发表了一份“宣言”、“纲领性文件”、敏感谈话、稍 有新意的文章，甚至出了一本甚麽畅销书，其政治上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力，同 八十年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外面的媒体，始终还在炒这锅“八十年代的冷 饭”，一有这类东西出现，便大惊小怪，各种分析、预测、背景介绍、小道消息 充斥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然而外面闹得不亦乐乎的这些“新闻”，常常在中国 内部绝对不是甚麽“重大事件”，有的也许议论过一阵子，有的立刻被官方封杀， 有的则根本是路人不知。因此，今天的知识界尽可以“活跃”，但对政局变化已 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因素，也不再是对外界提供分析价值的“政治晴雨表”。 　　北京知识界最近又活跃起来，围绕着纪念北大百年校庆和真理标准讨论二十 年，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又是撰文，又是出书，又是开讨论会，煞是热闹。老一 辈的如于光远、孙长江、李慎之等在久未露面後，又重新出现；新一辈的如刘军 宁、汪丁丁等脱颖而出。大致前者疾呼政治体制改革，後者则高扬自由主义旗帜； 最热门的则是政治畅销书《交锋》的出版……对这个动向，西方媒体反应得比港 台中文媒体还要热烈，英国《远东经济评论》甚至很动情的写到：“这是一九八 九年以来最温暖的春天”。 　　这次“小阳春”中风头最健的《交锋》一书，因反左尖锐，据说上市一个月 就销了十五万册。有趣的是，这本书恰好也提供了所谓“思想解放”今天在中国 当作何解读。 　　第一，此书引起轰动，主要并不在于它所叙述的二十年中共意识形态之争， 而在于乃是由江泽民的心腹智囊刘吉作序，似乎透露江泽民又有了一次“反左” 的倾向；而已经退出政坛、久不露面的党内大老万里突然接见该书两位作者，也 颇耐人寻味。这都显示此书的政治意味远大于思想意味，或者说，它主要是反映 了党内的“反左”呼声而谈不上是甚麽民间的“思想解放”。 　　第二，此书出笼显示当下中国依然胶着在一个“反左”的党内意识形态之争 上，几乎是二十年一贯制，并没有前进一步。对此，曾参与一九七八年“真理标 准”讨论的改革派人士孙长江有一番话讲得很精彩，他对香港《明报》记者谈到 此书时说：“二十年後的今天还讨论思想解放问题，显示中国这方面的进展很 慢”，“思想解放是好事，但老是讲这个问题就不是好事，思想解放如果总是需要 去推动，这个国家也就完了”。 　　第三， 此书以“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为副题，其中“第一次”即 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标准”讨论，虽然是借助一个在哲学上并不成立的“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作“非毛化”的武器，但还勉强称得上是“思想解 放”，用孙长江的话来说，那不过是“推动中国走出中世纪”罢了；至于“第二 次”，即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已经不再借助任何“哲学命题”，也毫无“思 想”可言，完全是反击陈云的一个政治宣言，它的实质意义是邓小平镇压了“六 四”天安门运动这次货真价实的“思想解放”之后，决定在经济上放开搞“资本 主义”以挽救“改革”的机会主义之举；另外书中称为的“第三次”，其实并不 存在。 　　更彻底的讲，所谓“思想解放”，实在不过是突破中共自设的“思想禁区”， 《交锋》所写的内容，也许称作三次“反左”高潮更为合适，都纯属党内政治斗 争，而且一次比一次勉强。二十年前邓小平要否定毛泽东“两个凡是”的禁区， 否则他的“上台”就名不正言不顺，也无法“解放”大批成为“走资派”的老干 部，却又担心否定了毛泽东势必否定整个中共体制的合法性，于是才绞尽脑汁去 借助一个事是而非的哲学命题，并撇开《人民日报》而在《光明日报》首先发难， 事后邓又立即宣布“四项基本原则”，重设了更大的禁区，第二次“思想解放” 不过是又回到原点，去突破邓小平自己设下的新禁区而已。从一开始，这一切就 象作圆圈游戏一样，一次次回到原点。江泽民就更不敢突破邓小平设下的禁区， 于是这一次他虽贵为第三代的“核心”，再加上那个位高权重的万里，竟还要躲 躲闪闪的借助民间出版的一本书来“反左”，可见“思想”并不“解放”，“反左” 也反得越来越胆怯，由于胆怯，才越来越变成政治游戏。 　　所谓的“小阳春”远称不上是一次“思想解放”，连说它是一次“反左高潮” 也太勉强，那麽它的政治含义究竟是甚麽？很多人其实都看清了：克林顿突然宣 布提前在六月份访问北京，因此这个“小阳春”最可能是江泽民提前送给美国总 统的一份礼物。“思想解放运动”在邓小平时代的使用价值仅止于党内斗争，到 了这帮“第三代技术官僚”的手里，已经“进化”到具有国际斗争的价值了。 　　　　　　　　　◆　 意见领袖、压力集团皆不成气候 　　中共今天已从“六四”危机中走出来，并不急于修改的它的既定政策以挽救 “亡党亡国”，这种情形，同二十年前邓小平刚上台之际，以及“六四”镇压后 又发生“苏东波”大崩溃时的情势，完全不同。因此虽然中国内部不断出现各种 建议、请愿、呼吁一类的政治参与，却丝毫不能触动中南海，压根儿不象一九七 八年有人说出一句近乎废话的“真理标准”来，就立刻让邓小平如获至宝。 　　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近来政治参与意识渐趋强烈的民间人士，大致 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被安全部门定为“异议”性质而不断加以骚扰、拘捕的人 权活动分子，大部分是外省人士，有的还是劳工阶层，如武汉的秦永敏、上海的 杨勤恒、安徽的沈良庆等；另一类则主要是北京的知识界人士，有学者、教授、 新闻或商界人士等。由于中共的控制依然严峻，北京这些人士不仅都是各自为政， 绝不互相联络，也绝对同外省的人权分子们划清界限。这个现象，说明今天中共 的社会钳制力度及其恐怖效应，远远超过“六四”以前那几年，使分散的民间力 量，基本不可能凝聚成为压力集团。 　　还有一种现象，则可称为出乎寻常，与中共无孔不入的社会高压环境极不相 称。北京知识界主流患政治冷感症，“不谈国事”多年了，如今居然还有人敢跳 出来，颇令外界惊诧，这也是“小阳春”之称谓的由来，但如今几个“出头的椽 子”，背景多晦暗不明，加之他们放胆议政，又接受西方记者采访，其“放肆” 程度，比那些不断被公安无端拘押的异议人士不知厉害几倍，却皆安然无事，个 中蹊跷，很耐人寻味。本来，北京的“自由化分子”和党内胡派、赵派两类“体 制内改革人士”都是营垒分明的，“六四”后基本溃不成军，虽然还在不断“反 左”，但言行皆十分谨慎，尤其决不轻言“西方民主”、“政治改革”一类话题的， 相形之下，最近冒出来的几张新面孔，则令人有无所顾忌之嫌。 　　综合以上两个现象，按常理分析，今天在民间一时还形成不了代表性清晰、 诉求明确、背后具有强大民意基础的意见领袖（远不是政治领袖），零零星星冒 出来的个别建言者，不是某种体制内势力的偶然代言人，就是由官方默许“秀” 出来的“样板”，无论其言论如何大胆，都丝毫不反映社会真实，只徒然混淆海 外视听。下面就民间政治参与的不同方式作一粗略的归类。 　　自然，目前真正称得上是“政治参与”行为的，只有那些被视为“异议分子” 的各地人权活动人士，但他们既无公开的民意基础，大多也都是“单干户”，除 了可以得到总部设于纽约的“中国人权”在道义、舆论和“通风报信”上的微薄 支持之外，基本上是孤军奋斗，对眼下中国的政局，影响微乎其微的，也不可能 促成甚麽温和、良性的社会转型。这是今天中国标准但也凤毛麟角的第一类民间 政治参与者。 　　另一类也是“单干户”，但却出乎寻常地风险不大、也不受迫害，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一份署名“方觉”的《中国需要新的转变》的“纲领性文件”， 在中国内部无人知晓，似乎是专门“秀”给外面的。这份“文件”以几乎是执政 者的口吻大谈种种外交内政、台湾西藏政策，不仅给人大而化之的荒唐印象，也 诚如许多人所分析的，其政策口径完全是抄袭西方的，没有甚麽具体操作的意义。 作者的动机，似乎也并不在引起官方“重视”，而是某种“政治明星”的心态， 好象是在对并不存在的“选民”发表一个“竞选纲领”。或许因此，中共对它也 很“容忍”，作者安然无恙。至于此人的背景，各种小道消息的说法一盆雾水， 说他曾是八零年北大竞选活动中的活跃人物，又说他后来特意去钻营“太子党” 阵营，乃是这股势力的代言人；后一种猜测，可信度极低，不仅在于“太子党” 这种政治学界定有些子虚乌有，即使中共高干子弟们有权力野心，也不会找这类 背景复杂的人以西方话语“代言”的。“方觉”及其理念，应属极个别脱离中国 现实“闭门造车”的“策士”类型，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皆无足轻重。此外， 前不久还有一份传到海外来的所谓《军方改革派意见书》，据称“由一批中低层 军官串联而作，受到若干高级将领支持，在军中征求意见”等等，大致也是“方 觉”式的类型。 　　比较系统而专业性的向执政当局“建言”，属于第三种参与方式，即以智囊 机构提供政策方案，由于犬牙交错、半体制半民间，最为复杂。这里需要指出智 囊机构与秘书班子的不同，因为中共历来有浓厚的唯命是从的秘书传统，以前的 毛、刘、周都有自己强大的秘书班子，其中“大秘书”最重要，不仅侍奉、进谏、 代言，也几乎是“捉刀代笔”者，因此往往权势熏天，如江青实际上是毛泽东最 重要的“秘书”，而《毛泽东选集》有近一半文字出自胡乔木之手；到了邓小平、 陈云时代，秘书直接染指中枢更为剧烈，邓陈的秘书们都成为“邓派”、“陈派” 的首领，互相倾轧、暗斗、你死我活。中共体制中启用民间智囊参政者，首推赵 紫阳，英国《远东经济评论》四月二日报道中称：八十年代中共“党内各派都坚 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各自有自己的智囊班子彼此明争暗斗。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的智囊们掌握著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赵的对手，老牌左派邓力群也有他的一套 班底。两派的办公室在同一栋办公楼”，所不同的是，赵手下有一部分人是来自 民间的“智囊”，而邓力群的班底完全是旧式秘书，并无半个“智囊”；而且，赵 紫阳的智囊机构后来也彻底“官化”，成为标准的政府机构，如经济体制改革研 究所。 　　倒是江泽民颇有“智囊”之好，早在上海时代就刻意网罗上海知识界中的“年 轻才俊”为他出谋划策，是标准的民间智囊机构。“六四”后他人去了中南海， 却不肯使用那边强大的秘书班子，不但频频从上海调旧部来京，大主意还是垂听 “上海智囊”们的意见，其中有个王沪宁，虽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极少亮 相，知名度也不高，据说却是江泽民最倚重的一个智囊型人物。朱容基系统的智 囊，大多是留美学生，给他出主意收拾地方“经济割据”、搞“宏观调控”那一 套，成效可观。这说明，中共的“第三代”们面临原体制“脑力”应付不了的许 多执政难题，知道非得从外引进“智力”不可，他们同第一代的最大区别，就是 终于有了这种工具理性。事实上，江泽民主政以来的许多新招数，如反身重吻中 国传统攫取“第二合法性”、遥借西方之“反西方中心主义”点燃一把民族主义 大火、拘捕魏京生王丹以为筹码同克林顿作“人权交换”，等等，甚至江泽民外 访的形象设计连同跳恰恰舞、唱“我的心肝肉儿”之类，都绝对不可能出自旧体 制原有的那个“老年痴呆症”的大脑，而是来自颇有现代观念的“智囊”。 　　话又说回来，智囊、智库这类东西，本身并不是体制、当局、政客，不过是 一种“智力卖出”，是中性的，无所谓意识形态的左右，商品制造出来，看谁愿 买，或者也不仿“拿定单”、投标等等，因此可以是提供“民主政治”的智囊， 也可以是维系“一党专政”的智囊，总之“士为知己者用”，或“道不同不相与 谋”罢了。目前中国尚无西方式标准的民间智库，个别智囊型人物大多也是为中 共维系专制服务的，不属于本文所谈的参政范畴。但是，江泽民等人既然喜好用 智囊，也就给民间预留了以智囊方式参政的可能性，如今中国各种建言、呼吁、 意见书频频生出，与此有关。另据西方媒体报道，中共政治局已授意中国社科院 两个科研项目：一是拿出一个政治改革的蓝图；二是拿出一个政党法，规定政府 权限高於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政治力量之上；还有一个据说是直接下达自江泽 民办公室的研究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家化，使之由效忠党转为效忠政府；北 京校园内至少也有三个研究“基层直选”问题的项目在分头进行，是为年底举行 的一个专门会议准备的。而且，如今独立的学者们发表论文讨论政治改革，不是 专门面对某一派政治领导人，而是面对所有的听众，《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编辑 邓正来说，现在不需要由某个领导人去建立甚麽智囊班子，因为“各种各样的理 论都登在杂志上。” 　　这就涉及到第四类参与方式，即知识分子借言论工具间接议政，目前最为普 遍。据说，这是最近才由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带头引起的一股新风潮，也 是“小阳春”的主要内容。有一份《改革》杂志一向宣传经济改革，但基本是官 方口径，李慎之于该杂志今年一月号纪念创刊十周年的特刊上，发表题为《提倡 政治改革》的文章，呼吁政府尽快认同国际人权标准，否则中国将令全世界感到 恐惧和厌恶，同时鼓励“改革派”冲破禁忌。这篇文章发表后，有关政治改革的 讨论在北京日见高涨。不少政治性的书籍，在四个月前还不能公开出版，现在成 了大学区书店的抢手货，如《中国伦理学未来》一书，付印后一直不敢上市，却 在两个月内销掉两万五千册。由于中共宣传部长丁关根对新闻出版界极为严厉的 控制，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民间性质的出版机构，《方法》、《经济与社会制度比 较》、《改革》等杂志，原皆默默无闻，近来皆因某个著名人物的介入，言论突然 大胆起来。杂志上发表文章争论“基层直选”问题、教授们组织会议讨论政治改 革、编辑出版各种思想和政治类丛书等，都是中共十五大之前不可能的。同时， 半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也出现了，如从中国社科院退休的老学者茅予轼，创办了 一所独立的经济研究所──天则研究所，最近也活跃起来，邀请北京若干“自由 化分子”开会讨论哈耶克的著作《自由宪章》，与会的十五位人士中包括不少“文 化热”时期的活跃分子，如社科院政治所的王焱、北大经济所的周其仁、北大法 律系的朱苏力等。会议论文集也准备整理出版。 　　需要指出的是，以言论间接议政的指向和作用对象，主要不是执政当局而社 会大众。办杂志、出丛书、搞电视，本是十年前中国“文化热”时期知识界的老 把式，并不新鲜。当时的活跃分子不仅没有明确的参政意识，一般都忌谈“政治”、 回避官方，但因终于孕育出“八九”一代大学生，导致天安门学潮，被中共视为 “背后长胡子”的“黑手”，结果都被封了嘴。因此，从“小阳春”的情形来看， 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好不容易回到了“间接议政”，而且比原来的起点还要低得多， 并免不了又开始“孕育”另一代人了。因此，中共宣传部立刻感觉不妙，召开全 国宣传部长会议，又讨论“稳定社会”，加紧对新闻出版的控制，说明当局已不 能容忍知识界的自由空气。有人分析，当局也许并非一定是同知识分子过不去， 而是出於对社会动乱的恐惧。 　　　　　　　　　　◆　衬垫在底下的大寒流 　　其实，九八年春天最严重的事态不是知识界的“小阳春”，而是弥漫在民间 的失业寒流。下岗失业工人成千上万，精简机构又增添了一支下岗干部大军。香 港《明报》说：“中国人一旦饭碗不保是最要命的，这时候就什麽事都做得出来， 任何一个小乱子就可能触发社会大动荡。因此，当局担心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 主张会成为社会弱势集团的精神力量，重演八九年‘六四’的历史。” 　　然而，谁都知道，假如真的“重演”，就不会再是一个“学生运动”──八 九年那种哭着游行、跪着请愿，要邓小平收回“动乱”定性，讨一个“爱国”标 签的“秀才造反”了。早在“六四”天安门屠杀后不久，许多人都说：连这样的 学生娃娃都敢杀，共产党是只认狠的了。今年以来，随著下岗工人和流动人口的 增加，社会治安问题日趋严重，下岗工人在各地政府门前请愿示威已司空见惯， 连李瑞环都感叹：“我现在到下面考察，大多走不了正门”，可见正门都被请愿、 示威者阻塞；还有就是武汉两次公车爆炸、福州则是火车爆炸、长沙重庆游行、 成都警民冲突、鞍山卧轨、广东抬棺示威，真可谓神州四处冒烟。根据官方统计， 今年一月份各地发生集会、游行、示威、请愿共一千一百五十二宗，其中有一百 七十五宗发生冲突；二月份发生九百七十五宗，其中九十五宗发生冲突；三月份 发生一千二百五十五宗，其中一百三十一宗发生冲突。而一至三月向有关机关提 出申请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的案件仅五百三十五宗，其中只有四十二宗获准 举行。中共曾对国际社会反复强调，人权在中国首先是“生存权”“吃饭权”，现 在看来，这种说法也真不能算错：老百姓确实是生存不下去了，而这种“反失业、 反饥饿”式的游行、示威，是不要“爱国”名分的，人家只要饭碗。自然，这不 是甚麽“政治参与”，或者说肚子没填饱时人是不会有“参与”兴趣的。 　　“六四”后许多人都说，学生最大的失误，是叫中国老百姓没有勇气再上街 一次了，但湖南骚乱却昭示，关键要看他为了甚麽东西才肯“再上街一次”，为 “民主”大概是甭想了，但若为了钱，人人照上街不误，挡都挡不住。这起事件， 也典型反映了眼下中国的一大吊诡：想稳定就得让老百姓搞钱，人人搞钱就会搞 出不稳定来。传销被中国人视为“二十世纪最後一次发财机会”，自九十年代传 入後，迅速风行全国，短短数年内吸引会员三千多万。国际通行的传销业，本来 就象树根似的在社会形成一个网路，这在开放社会不是一个问题，但进入中国那 样的封闭社会，就犯了中共的大忌，因为它又带上中国传统行会、帮会的特色， 其组织的严密性，主要是让税务和工商部难以管理，便于逃税，却俨然成了一个 庞大的秘密结社。传销的大型聚会甚至超过万人，很容易转化为政治社团。其次， 中共也担心这种传销网成为失业大军的聚集点，不仅凝聚城镇下岗工人，也吸引 农村的流动大军，那是以数亿计的。今天的失业者往往不是炒股，就是蜂拥去做 传销。传销网很多由外商控制，如美商安丽公司的传销网，覆盖了中国全境，甚 至渗透到农村，显然令中共担心外商控制传销网，变成西方“和平演变”的工具。 总而言之，所有忌讳，都是一个专制社会的忌讳，很反讽也很彻底地揭示出邓式 “改革开放”的虚假性。 　　四月十日中共国务院颁布“关於处理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的若干意见” 十二条，要求省、直辖市政府“根据不同性质、不同情况做不同的对待与处理。” 让我们看看中共如今“镇暴”的技术和能力比八九年“现代化”了多少？ 　　文件首先将集会示威活动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非政治性、非组织性、非蓄 意对抗性的活动；一类是敌对势力勾结外国和境外反中反共势力的具政治性质、 有组织并以颠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领导为目标的活动。一望而知，这是半个 多世纪前就出笼的、让人耳熟能祥的“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说最简陋 的翻版，要知道，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来都分不清这两类矛盾，才在这半个世纪里 弄死了几千万人，而且它的发明者毛泽东也弄死了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 奇。这个“两类”魔咒最欺人之谈的地方在于，它其实只有“一类”：“敌我”和 “人民内部”是可以任意互换的，而互换它的权力也是赋予任何人，因此任何人 都可能任意成为“敌我矛盾”──任何一次“非对抗性”的游行请愿，都可以随 意定性为“勾结外国和境外反中反共势力”的颠覆活动而予以镇压──八九年就 是这样！假如今天江朱李这些“第三代”有本事哪怕只拿出与毛泽东不同的第三 个“矛盾”来，也好相信共产党是有长进的，否则，谁游行都还是一个“敌我” 矛盾：叫你吃枪子儿。 　　至于技术上，十二条规定是∶ 　　１、及时、准确地判断活动性质； 　　２、及时、准确地掌握主要策划者的政治背景； 　　３、及时、准确地了解是否有跨部门、跨地区的串联； 　　４、对人民确实受到损害的请愿，应防止因官僚作风及主观判断错误而引发 事件扩大或恶化； 　　５、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人要深入问题多而复杂的地区，在示威事件酝酿期间 予以解决或平息； 　　６、要劝阻示威活动在市中心、交通要道、使馆区、军事基地举行，劝阻无 效应采取非武力的强制性措施； 　　７、对带有暴力性示威请愿活动，应动用非致命杀伤力装备对付； 　　８、对大规模在市中心、交通要道、党政军部门、外国使馆区的请愿示威活 动，应在事发后两小时内上报中央； 　　９、对有组织、有目标的攻击党政军机关、监狱、关卡、电力通讯等机关， 在鸣枪示警无效后，给予武力阻止； 　　１０、对敌对势力策划的政治性示威活动，应坚决、及时地阻止、驱散、拘 捕； 　　１１、对敌对势力与境外势力勾结策划的政治性活动，应坚决、及时地驱散 并拘捕骨干份子。对暴力破坏、攻击活动，应以武力阻止、打击，绝不手软； 　　１２、对分裂主义份子策划的暴力攻击性示威游行，应予武力打击，依法制 裁，绝不手软。 　　无须仔细分析，这“十二条”其实就是一个关于“开不开枪”的规定，这大 概是从“六四”以来唯一的长进。然而这些规定也还是等于零，因为“两类矛盾” 可以任意转换，尤其对于少数民族闹事，干脆就是一个“格杀勿论”；不过有一 点难能可贵的，是终于出现了“非致命杀伤力装备”的字眼──李鹏当年向外国 人解释，天安门死人的原因是那时“非致命杀伤力装备”不足，如今中共外汇存 底上千亿，还愁没钱进口橡皮子弹？但问题是那时只有一个北京，现在则要同时 对付中国几千个县城，橡皮子弹要配备到每一个县公安局，外汇恐怕仍然紧张。 　　所以，到时侯还得野战军坦克上阵。只这一个细节就亮出了底线：如今中国 若要避免流血而“温和转型”，橡皮子弹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技术性瓶颈。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