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六　十　四　期　　　　　　　　　　　【】 　【】　　　　　　　　　　　　　　　　　　　　　　　　　　　　　　【】 　【】【】【】【】【】【】【】【】【】【】【】【】【】【】【】【】【】 　　　　　　1998.5.16　　　　　　　　　　　　　　　（sd9805c） 　÷÷÷÷÷÷÷÷÷÷÷÷　本　期　目　录　÷÷÷÷÷÷÷÷÷÷÷÷ 　⒈　我与《今天》　　　　　　　　　　　　　　　　　　　　　·ＸＸ·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编者按】　在官方媒介大张旗鼓地纪念以反击“两个凡是”为标志的思想解放 运动二十周年之际，我们转发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另一个同时期的民间“思想 解放”运动。民办文学刊物《今天》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那场民间的思想解放最 终遭到“解放”了思想的官方之严厉镇压。至今，它在官方的封锁中已经被大多 数人所遗忘。 　　　　　　　　　　　　◆　我与《今天》　◆ 　　　　　　　　　　　　　　　　　　　　　　　　　　　　　·ＸＸ· 　　我清楚地记得，１９８５年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 艺术节，北岛、Ｍ、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当学生们对现代派问 题、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 《今天》元老和主力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们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 深地刺痛了坐在观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并且为这些无从责怪的学生感 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 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四年，毫无疑问，如果现在处在同样的情境中， 我不会再有如此过度的反映。不是因为我不再年轻，被岁月磨钝了感觉，时间筛 选了记忆，而是因为当人生走过了足以使你回头遥忘后来者的路程之后，你已经 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 　　所以，我记忆和记录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 我命运中的《今天》。 　　　　　　　　　　　　　　　◆　一 　　１９７３年，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可能 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作家、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会因为离我太遥 远反而被忽略。但那恰恰是一个手抄本，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６角钱 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痕迹。仅猜测那笔迹是出自 男性还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一口气把它看完。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 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那 时我虽已是小学教师，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其实也只是小学程度，对诗的认识则停 留在文革前在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 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女孩儿。 　　因为这本诗集，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文坛的青 年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诗和小说。他还以 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我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新 阶级》等书都来自一凡。他的家是个怪杰荟萃的大本营，像徐浩渊、王好立、章 立凡等当年的活跃人物都曾在一凡的家里留下足迹。我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表述 一凡对我的影响：“我把他当作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 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 　　后来，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现在人们都叫他 北岛，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我是一个极为恋旧或者 说惰性极强的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振开就是我四年以前读到的手抄本诗集 的作者。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写完了拿给振开看，因为没能得到鼓励而终于 放弃，我和一凡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到１９８８年一凡去世，在同一篇散文 中，我写道：“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 容忍我的人而活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准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 这是十年以前一凡去世时我的感受，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一凡的行为对于文化 的传承、一凡的人格对于精神的建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的，它仅仅是一种象 征。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是过多的灾难混灭了人性 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黯淡导致了众多的灾难。如同我不知道，灾难是上帝对我们 民族的惩罚还是褒奖。 　　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保存 的旧作，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事物。很难说清，是《今天》凝聚了不止 一个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还是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今天》。 　　１９７８年底一个周未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时我 在大学读书，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从没落过，一凡家的胡同 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可以被看做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文 学作品几乎被它垄断。似乎是一种机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 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 振开。他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 办的文学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 我兴奋和激动。振开向我介绍了在场的其它几个人，其中有Ｍ和黄锐等。他们是 《今天》的创始人。 　　　　　　　　　　　　　　　　◆　二 　　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１１月，刘心武的 小说《班主任》发表。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 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产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伤 痕文学”的发端。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官方意识形态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波澜 中的涟漪。在上层权力争斗的同时，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探 索》、《四五论坛》等一批政沦性刊物应运而生。 　　《今天》创刊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它以纯文学的面貌出现，在创刊 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 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 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北岛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中还写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 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 心的花朵。”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 背景，她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 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 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Ｍ坚持参加民刊的联席会议并 参加了民刊组织的“１１．２５”讨论会。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７位 编委中有５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人。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 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 株荷花，殊不知这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说都有理由， 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为星星美展的 主要发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 《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Ｚ、Ｗ，和Ｌ、Ｘ、Ｃ三位女性。 　　Ｌ的前夫当时是政论性民刊《北京之春》的主笔之一，而她本人更感兴趣的 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于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姨妈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 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富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Ｌ在与振开第 一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 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歧视的目光、划清界线的 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团圆时，与父亲隔绝了二十多 年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悲凉，团圆的结局是虚幻的，而父女间的陌生却是永远的。 Ｌ没有想到，死死缠绕着她的家庭团圆的故事，很快被振开改写成文学版，小说 《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无以言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 流淌。 　　Ｘ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小女儿，１９７６年因涉嫌一个反革命集团案而被 捕人狱。我坐牢时不到２０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Ｘ那时只有１７ 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俩人之间的缘分还在于，虽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时 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１９８０年Ｘ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似 乎有一种命定的缘分，六·四时她代表海外留学生回国声援，我们俩在人山人海 的天安门广场不期而遇，她走在打着“海外学子”横幅的游行队伍里，我们互相 拥抱，我激动得流了眼泪。Ｘ住在天安门附近的晨光街，６月５日清晨，我们在 她家门口巧遇并匆忙告别，她按计划乘当日的飞机返回美国，我们都没想到，连 同仅一岁的大儿子和腹中只有四个月的小胎儿一起在机场受到非难，一周之后才 抵达美国。 　　Ｃ后来嫁给一位经济学家，那位经济学家六·四后曾被捕入狱。 　　我认为，列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今天》 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都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到 《今天》周围显然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在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 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 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但介入其中，将必不可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 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直至今日，我的这段和民主墙有关的历史，仍然 被政府、被不知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 和精神总是与政权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利，要么你就是这个政权的叛逆， 我们天生意识形态化，我们只能意识形态化。 　　５年以后的１２月２３日，我们在Ｚ的办公室聚餐，纪念《今天》创刊五周 年，事后得知，那晚的情况公安局居然一清二楚，而且还找了万之正在读研究生 的学院给他施加压力，１０年之后北岛特意从欧洲赶回国内参加创刊十周年纪念 活动。由芒克主持的那次纪念会，参加者近百人，会上散发了由老Ｅ编写的“《今 天》大事记”，宣读了给赵一凡的悼词，并将首次“今天文学奖”奖颁给了诗人 多多。老Ｅ笑咪咪他说：“如果给《今天》的生日蛋糕插上蜡烛的话，那只该是 两支，而不该是十支，因为它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但是，我们宁愿认为它始 终存在着，事实上，它在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着。１５年以后的同一天， 在京的Ｍ、Ｅ以及从日本回国的黄锐、从美国回来的杨炼等十多个《今天》成员 和作者在Ｗ家举行没有任何仪式的聚会，今年是《今天》创刊２０周年，不可能 再有１０周年时的纪念阵容了，但我相信会有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归 根结底，《今天》是从深海里浮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 精神家园。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本杂志的旗下， 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民主墙、民刊是一个事 件，一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改变 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告诉我们，星聚星散有着它神 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只能是沿着 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与离散。 　　　　　　　　　　　　　　　◆　三 　　很快我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字迹很难辨 认，从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我们分头通过私人关系寻找打字员，让他们用公 家的打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１元５角的价格付费。我找的打字员是 我们大学印刷厂一个工人的女儿，她在某民主党派办公室工作，我经常中午到她 家去交接稿子，有时候，她用单位的蜡纸为我们打字会使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 我们的钱的确少得可怜。最初都是一张一张在油印机上推出来的，然后折页、配 页、装订，大家轮流着没日没夜地干。别人可能想象不到，由钟阿城画的线条画 是制成铅版后像盖图章一样一页一页盖上去的。当时，我在大学担任学生会工作， 我主编的刊物在校印刷厂用手摇机印刷，这正好是一个愉梁换柱的机会，我把《今 天》的蜡纸拿去让校印刷厂印，既省了力气又省了纸。流传开的《今天》是铅印 的大蓝色封面，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了风头。尽 管如此，它的印刷质量仍与现在书摊上摆着的任何一种杂志都无法相比，但是我 们的读者来信说：“我吻着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 　　铅印的难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工厂敢干没有介绍信的活儿。按规定 必须有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以学生会的职务之便开出来的，我从 家里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贿赂印刷厂厂长，他居然当 作学生会的刊物给印了。印好的封面是Ｍ和刘念春用肩膀扛回来的，后来大量封 面是通过一凡联系由外地一家杂志的主编帮助印的。以后我又两次以学生会的名 义把音响设备弄到手，供我们在公园开朗诵会使用。 　　因为住校，我只能在周未才能到编辑部去。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普通的四 合院里，院内到处是临时搭建的厨房、矮篷，我们占用的东厢房是刘念春的家。 念春是《今天》的联系人，订阅刊物的人都应该熟悉他的名字。那时他在北京师 范学院中文系上学，对语言学有极大的兴趣和很深的造诣。他的哥哥刘青是民刊 《四五论坛》的主要人物之一，１９７９年因魏京生一案被判刑坐了十年牢，出 狱之后流亡美国，现担任国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同盟主席，成为一个流亡海外的 职业政治家。念春因受刘青牵连入狱三年，１９９４年又因申请注册“劳工同盟” 再次被捕，被判劳动教养四年，现正在东北某农场服刑。很多人对念春的行为不 解，甚至不以为然，认为他做的事没有意义，没有必要不顾一家老小以身试法。 但我认为，当人的正当权力被剥夺，自由意志受到挑战的时候，是非和价值的问 题可以退居到次要的位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是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探 讨的，我想，念春是在中国政治的漩涡里闯出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可行 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我更愿意把他的行为看做是一种姿态，也就是说，他 的出发点不是可行或不可行，而是应该或不应该。我们都是从一条道路走出来的 人。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义精神，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我们懂得了什么 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学会了逃避许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诫 自己，要避免学会以非难或指责别人来解脱自己。在很多时候，慎重和苟且，拘 谨和萎琐，小心和怯懦是很难划清界线的。 　　如今我已无法从刘氏兄弟那里知道他们当初何以把家贡献出来，使之成为民 办刊物的大本营。但是我仍记得那张破旧的八仙桌，我曾在那张桌子上把魏京生 在法庭上的辩护词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民主墙；记得那个让人看不出颜色和式样 的碗柜，柜子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食物储备；记得那张铺板搭成的床， 我们蟋缩着腿坐在床上开编委会，Ｍ和他的前妻在那张床上度过了热恋的浪漫时 光；记得不知是谁用手绘制的窗帘，红、黄、白组成的抽象图案，有三角形、箭 头形，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三角形代表女人，后来，我曾把这个意向写进一篇题 为《带星星的睡袍》的短篇小说里，后发表在《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 上；还记得振开从家里拿来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录音机，现在想起来，那音质实在 是极差的，但是在７０年代未的中国，无疑是一件奢侈品，听着音乐干活成了最 奢侈的享受。 　　７６号人来人往，穿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这里义务劳动。不记得是 哪期，我把散页拿到家住７６号附近的一个大学同学家里装订，他们工作到深夜， 然后又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本来少得可怜的助学金订阅杂志。还有很多文学青年 来这里朝圣，一个外地青年写来一封像散文诗似的信：“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 燥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 时坐麻的双脚，沿着长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 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　四 　　提起诗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标新立异的披肩长发，是喜怒无常的神经 质，是让人不能不接受的狂妄。然而这些不属于振开。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 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 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 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我们相识时，正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唯一的妹妹姗姗因为抢救落水儿 童刚刚牺牲不久，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宁愿去死， 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世的不可逆转竞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 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地。”以后他把 中篇小说《波动》题献给了珊珊。 　　与文弱的外表和内向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振开一惯鲜明的立场和勇气。当 年Ｌ、Ｃ和Ｘ第一次为《今天》工作时，振开颇像个共产党的政工干部与下属谈 话时那么郑重其事他说：“如果公安局找你们的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 到我和Ｍ头上。”这话虽然激怒了这几个女志愿者，当即表示都是成年人了自己 做的事情当然应该自己承担，但他严肃的表态，确立了信任关系。 　　《今天》发表的作品很快被一些开明的官方刊物所接纳，《安徽文学》很快 以专号的形式转发了民刊的作品，《诗刊》也率先发表了振开、Ｍ等人的诗，一 时间说《今天》要被招安的大有人在。对此，振开制定了在官方刊物转载《今天》 上发表的作品必须使用原笔名的规定。一度他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新观察》 当临时编辑，当时还是市政公司的挖路工人，这份职业对于改变他的现实处境无 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星星美展”事件后，他在《新观察》上发表高度评价美展 的文章，致使他被辞退。１９８４年，他已进入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六人小组。为 丁玲主办的《中国》杂志被停刊一事，他毅然声明退出，为此中国作协有关人员 找他谈话，试图让他收回声明，但被他拒绝了。 　　在圈子里，他的外号叫“老木头”，套用帕斯卡尔“会思想的芦苇”的名句， 我说振开是“会思想的木头”，他的敏锐深藏在木讷的外表下面。是的，人是有 思想的动物，但人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保持思考的能力，只有极少数人能够 抵御无孔不入的宣传，并最终不使自己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而振开正是那极少 数人之一。他在一封信中对同学的信仰表示赞赏的同时，也提出了质疑：“你忽 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它的特性和它的 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 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接踵而至的‘无限乐趣’、‘无限愉快和幸福’不过是几 百年前每一个苦行僧和清教徒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这封信写于１９７２年２月， 那时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有人开始对四人帮、对文革提出质疑，但是很少有人 对于我们的所谓信仰，以及构成这信仰的意识形态提出质疑，而一年以后，“白 卷英雄张铁生”以及“反潮流小将黄帅”的出现还大有市场。 　　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使他写下了著名的《回答》。他的怀疑已得出结论：“告 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 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三年以前，北京曾有一个文革诗歌研究者向我询问《回答》 的写作时间，想要证实此诗不是写于１９７３年而是写于１９７８年，我理解此 公的目地是想证明谁是诗坛的“霸主”，我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对此也毫无兴 趣，但我相信不管诗写于何时，诗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由来己久的。他在同一封信 中说：“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会有信仰，不过在站上去之前，我要像考古学 家叩叩敲敲，把他研究个透彻。”与振开毕业于同一所名牌中学，曾经主办《中 学文革报》，为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牟志京，在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之后移居 美国，而到了美国之后，他又对美国的民主产生怀疑并试图参加美国共产党，只 是因为怕不好找工作才放弃。美国梦的破灭，使他又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对资 本主义的认识。也就是说，至今他仍然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经历在很 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历程。我们的怀疑，是在不怀疑中生长出来 的，即使要否定什么，也一定要先肯定什么。而年青一代怀疑论者则不同，他们 怀疑并且推翻，只是为了怀疑和推翻，不需要先肯定或树立什么。 　　正因为如此，振开的诗不可能不带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在举世皆知的 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他的诗句被抄成大标语飘在广场的上空：“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示刽子手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成千上万大学生在那标语下面静 坐绝食，几天之后，军队的坦克车从那飘动着的标语前面穿过……六·四时，振 开不在国内，我不知道，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会因此而感到振奋还是悲哀，振开 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但是政治过多地干预了他的生活，影响了他的创作，于是， 人们更多地记住了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铬”’这样 的诗句，而忽略了另一些像“从那微笑的红玫瑰中／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这样 的诗句。也就是说，人们宁愿记住正义的、英勇的、深刻的北岛，而往往忽略了 内向的、孤独的、脆弱的振开。 　　２０多年过去了，振开流亡海外已长达７年，我们只有很少的通信和通话， 我知道他的善良依旧，对朋友的友情依旧，而且，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他从没试 图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木讷的、不苟言笑的，固执的， 甚至有点古板的赵振开，我不了解走在蓝天下、碧海边、金沙滩上的北岛和他的 创作。９４年底，听说他要回国，朋友们都盼着，我更想知道，如今他也还是精 神的漂泊者吗，是否还在叩叩敲敲，在以往的怀疑有了结论以后，他的怀疑指向 何处？ 　　　　　　　　　　　　　　　　◆　五 　　我是先读到并欣赏振开的诗，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和崇拜，先入为主地以一种 仰视的态度与之交往的。对Ｍ则不同。我在认识他的同时，读到“太阳升起来， 把这天空／染成血淋淋的盾牌”，读到“黄昏，姑娘们浴后的毛巾。／水波，戏 弄着姑娘们的羞怯。／夜。在疯狂地和女人纠缠，／”，也读到“我有一块土地 ／我有一块被晒黑的脊背／我有太阳能落进去的胸膛／我有会发出温暖的心脏 ／”这样的诗句，我热爱这些诗，也热爱这个叫Ｍ的浪漫主义诗人——当时他２ ７岁，是造纸厂的工人，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感情又很外露的人，和他接触 时，你很容易摆脱拘束，当你忘掉他是诗人时，他又会毫不掩饰得意地提醒你： 你以为我是准呢？我是一个诗人！他会很认真地把事情做错，也会很真诚地向你 道歉，而你也会不折不扣地原谅他。 　　很多人愿意把早生的白发染黑，或者藏在帽子里，而他却以自己的一头白发 自豪，５岁的女儿叫他“老杂毛”，他朝女儿嘻嘻地笑，全然一个老顽童。英俊 的外表和浪漫的气质，使他在吸引姑娘时很占优势，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戏 剧性的事件，以至我把他四年以前出版的小说总是当作自传而不能当作小说来阅 读。 　　外部环境的恶劣很难对Ｍ形成真正的威协，从１９７９年起，他就失去了正 式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对Ｍ来说，有固定 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的穷日子他可以过得很踏实；喝洋 洒、吸洋烟、穿几百元一件的名牌服装像花花公子一样的日子他也能过得心安理 得。和很多诗人相比Ｍ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很少听说他与谁闹翻，诗坛上诗 人相轻互相攻击的事情常有发生，可我几乎从没听到过对他的非难，他的情场佚 事也总是从浪漫开始，到浪漫结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世故更加圆滑，正相 反，而是因为他更加坦率更加自然。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和他在一起总是快乐的， 他的无忧无虑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由不得你不和他一起神聊，一起畅饮，以至 醉倒在他家的地毯上、沙发上。９５年，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当年插队的白 洋淀玩，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里。划着船陪我们到淀里去玩，打来 活鱼给我们吃，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与当地渔民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 有个叫福生的残疾人，行动不方便，很难把这样一个农民和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联 系在一起，可事实是，Ｍ和他的关系像亲兄弟一样，福生每次到北京都吃住在他 家里，福生的母亲去世，Ｍ带着几千元钱到白洋淀去奔丧，据说他哭得比老人的 亲生儿子还伤心。人们常常把粗犷与豪爽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 Ｍ是一个例外，他是豪爽的，又是细腻的，和他交往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无拘无 束的Ｍ，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是一个近乎于有洁癖的人，他的穿着总是那么整洁， 他收拾厨房比任何主妇都仔细，哪怕有一个排的人在他家狂吃暴饮，他都要亲自 清洗餐具、整理房间。 　　Ｍ的诗和他的人一样，魅力在于自然天成，有人在一本书中写道：“他诗中 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书中记载：Ｍ于１ ９７０年开始写诗，１９７３年起与多多开始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 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这一年多多抄下Ｍ最初 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有人 戏言，Ｍ除了《北京晚报》不看任何读物。这显然不是事实，但可以部分他说明 他写诗不是源于形而上的思辩，他不是思想者，也不是文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诗人，打架、喝酒、流浪、恋爱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他浪漫人生的早期背景， 他插队的河北农村白洋淀水乡是他成为诗人的摇篮。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 是否能被本人所接受：如果说振开写诗是思想，那么Ｍ写诗则是呼吸。 　　　　　　　　　　　　　　　　◆　六 　　我在这里见识了许多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人物。一些不明来历的外地 画家是编辑部的常客，他们不修边幅，嗓音嘶哑而又涛涛不绝，四川的Ｄ瘦小而 活跃，看到他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跳来跳去的小松鼠，总也摆脱不掉滑稽的感觉。 贵州的Ｈ、北京的Ｙ，都是最初在京城闯荡的流浪艺术家，他们把自己所谓现代 派的作品挂在西单民主墙，引来无数好奇但不解的目光。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 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没有固定的住所，在最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 要的事。 　　也许所有搞艺术的人都喜欢为自己设计一种独特而古怪的形象，就像顾城总 戴一顶用牛仔裤的裤腿剪成的帽子一样，马德升则总穿一条黑色的裤子，一件草 绿色的军装，戴草绿色的军帽，背军用挎包，这身打扮似乎成了马氏品牌标识， 在８０年代的中国颇有后现代的意味。他拄双拐靠一条腿走路，而速度快得我这 个正常人几乎跟不上。据说，冬天他常常在结冰的路上滑倒，除了画画，他也写 小说，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瘦弱的人》（署名迪星）就出自他的手笔。除此之 外，他还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家，星星美展游行时，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挥舞着因柱了几十年双拐而硕大无比的手，边走边发表演说，吸引了众多围观的 群众。 　　因为艺术，我想还因为残疾，他过于敏感而脆弱，一次在圆明园聚会，他喝 了过量的酒，任性地出口伤人，扔掉拐杖甚至把搀扶他的人咬伤。当时我并不在 场，是事后听我弟弟讲的，深夜，弟弟骑两个小时自行车把他从圆明园一直带到 市中心。马德升的情绪似乎永远是亢奋的，不管是高兴还是气愤，总爱使用最极 端的言词，最夸张的表情，苍白的脸上深陷的眼睛又黑又大，专注地注视着谈话 对手，他的神经质使人觉得他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８０年代中他到了法国， 听说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女朋友当场毙命，他本人也几乎丧生，这使他原本不寻常 的经历更增加了传奇色彩。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马德升曾经是单位的团支部书记，还是行业内的先进工 作者。超出常规的行为都应该能找到变化的动因。比如我，上中学时，我是写大 批判稿的能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小学教师时，曾经因为没发 展我入党而委屈得哭。如果不是意外之灾。可能如今我会是一个模范的小学教师。 这不等于说现在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事实上，这是我少年时代的职业理想， 但我不知道，在现行的意识形态下，允许不允许让我当一个好教师。我不了解马 德升的早期经历，也没和他深谈过，不知道他的变化、他的反叛是由政治始，还 是由艺术始；是由思想始，还是由性格始。想起他，我便会不由自主地问：使马 德升超出常规的动因是什么呢，他在何时何处偏离了原来的轨迹，从北京柴棒胡 同一个极其普通的小院里的一间兄弟三人合住的拥挤的平房里走出来，走向７６ 号，走向西单民主墙，以至走向美国、法国，从架着双拐到坐上轮椅？ 　　与马德升的躁动与疯狂形成反差的，是钟阿城一向的不温不火，我在《今天》 认识的艺术家中，阿城可以被称做智者，不止因为他的画好，更因为他人活得明 白。他曾经对我说：“我这个人好色。”还没等我从尴尬中醒过味来，他解释： “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像机镜头，”他是 追求完美的，日常生活就是他的审美对象。在德胜门内那间破得屋顶几乎要塌下 来的平房里，穿着中式小褂儿，面带菜色，弱不经风的阿城，喝二锅头酒，抽劣 制烟草，吃炸酱面，画画和摄影，还悄悄地写小说。８０年代中，阿城爆出冷门， 小说《棋王》引起轰动，他被评论界称作寻根派的代表人物，当“琼瑶热”在大 陆方兴未艾的同时，“阿城热”在台湾风起云涌，阿城一夜之间成为公众人物。 他在小说集首页的作者简历中写着：“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 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 一些钱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外出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这是典型 的阿城式表达，一个不自信的人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这样讲话的，别人崇拜你，如 果把自己太当回事，会被认为是狂妄，如果把自己太不当回事，会被认为是对别 人的蔑视，只有阿城能这样说，他有实力这样说。 　　　　　　　　　　　　　　　　◆　七 　　我始终把赵南看成是《今天》中的一个特殊人物。他曾经是《探索》的成员， 似乎还办过一份流产了的民刊《人民论坛》，《四五论坛》他也曾积极参与过， 这听起来多少让人觉得他是个政治狂热分子。但事实上赵南无论如何不会给任何 人留下这种印象。英俊的外貌、儒雅的气质以及绅士的风度、敦厚的性格，使每 一个与他相处的人都会感到安全而亲切。他是一个从不对任何朋友说“不”的好 先生，没有人可以得罪他，你会觉得，得罪他就是得罪了上帝。 　　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赵南没有刘青的激情、王军涛的口才，也没有魏京生 的深谋远虑。但是与任何一个热衷政治的人相比，他都不缺少勇气，在魏京生被 捕之后，在他的主持下《探索》杂志居然又出版了一期，除了他，谁会做出如此 壮举；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不像马德升那样神经质，不像Ｍ那样放浪无迹，也不 像北岛那样固执，但是与任何艺术家相比他都不缺少浪漫和才情，在《今天》上 发表的诗和小说，都是他的处女作。 　　《给你》（署名凌冰，发表在第四期《今天》）是一首歌颂民主墙的诗，与 《今天》的其它诗作相比，显然是过于直白了，但从中可以看到赵南之所以热衷 民主墙事业的一片赤子之心。在民主运动遭受挫折的时候，诗人写道：“还是说 欢乐吧／说明天的欢乐／说纯净的天空／说野外金黄的花朵／说孩子透明的眼 睛……你是我童年温柔的梦／是小红帽、灰姑娘、白雪公主……” 　　是谁，忍心让一个如此天真的人去面对灰墙？是什么残酷地把一个如此自由 的心灵关进铁窗？在他远度扶桑的这些年里，我常常想起他用一只手臂托着腮像 做白日梦般沉思的形象，想起在他家渡过的许多个周未的晚上。他的家在市中心， 居室又大布置得又有格调，数不清有多少人出入其中，那里几乎成了公共场所， 很多人坐在他的沙发上、床上，喝着他准备的茶水。却不知道主人是准。不管什 么时候去，不管你带了什么人去，都能得到他的热情款待。在那间房子里，隔周 一次召开《今天》作品讨论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聚在一起，朗诵自己的或 名家的诗歌、小说，我曾为Ｗ朗读小说《永动机患者》（署名晨漠，发表在《今 天》第七期）；听振开朗诵玛格莉特。杜拉的《琴声如诉》（载于《世界文学》）， 至今我仍然记得那篇小说优美的节奏和韵味；听振开的弟弟朗读《克罗齐美学的 启示》（署名齐虹、史文，发表在《今天》第五期）的评介文章，老实地说，那 是我第一次听到克罗齐的名字，而国内公开出版这位美学大师的著作已是数年之 后。 　　如今，赵南流亡日本已经多年，有消息说，他生活得不是很好，好在，赵南 历来是无为而为与世无争的，他是真正的绅士，我相信，不管经济怎样拮据，生 活怎样孤独，他都是平和的，文雅的，高贵的。赵南赴日不久我曾经到他家去看 望过他年迈的母亲，很多年过去了，我甚至不知道伯母身体可好，多年见不到儿 子的母亲该如何打发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当年我们那么多人不分日夜去打扰她， 她不曾有过抱怨，如今，不再有那么多人打扰，她是否会觉得寂寞？ 　　　　　　　　　　　　　　　　◆　八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 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 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未必能进入写作状 态。《今天》的作者，大多数都已流亡海外，就像以上写到的马德升、钟阿城、 赵南，还有多多、杨炼、江河、严力、雪迪等等，在国内寥寥无几的人中，处于 写作状态的更是屈指可数。 　　Ｔ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入《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份给编 辑部写信，很快便在《今天》开始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１ ９８８年，Ｔ的系列长诗《闲暇》在圈内引起反响，杨炼曾称其为“伟大的《闲 暇》。”“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的征讨之士，都在一部手抄 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 诗人，而Ｔ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 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史。至于Ｔ的诗是否 像有的人所说，是８０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 与Ｔ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与Ｔ交往是《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 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Ｚ把他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有过丢 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振开曾 经跑到迈平家一本正经地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 次香蕉，据说一车皮香蕉运到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 额，那年春节被戏称为“赵南的香蕉年”。Ｔ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搞 过轻印刷，做过皮货生意，到过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 撑着，挑着养家糊口的担子。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 五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不存在了，他进入回忆，在回 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与之有关的世界，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 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Ｔ远没有我这样功利。 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 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 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 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Ｔ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 足常乐，他的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 　　我与Ｌ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Ｘ中老初三的学生，６８年我 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他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后来到中宣部 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周恩来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 革开始后跳楼自杀。Ｌ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上中学 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在批斗Ｌ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 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 头发扬起脸来示众。Ｌ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镣铐，剃了光 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在意这个细节， 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正相识时，我首先忆起的就是这个场面。以后，当年的 阶级敌人成了默契的朋友，这种戏剧性的关系变化是中国独有，是文革独有的， 可能也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 　　Ｌ是一个使人难以读懂的诗人，难以理解的小说家，难以亲近的人。他在骨 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是个现代主义者，他在《今天》发表的小说《圆号》、《仇 恨》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实验色彩，近些年则走得更远，如果一篇小说可以分而知 之的话，我愿意承认他的实验性小说我只能读懂五分之一，如果不能，只好承认 我百分之百不懂。不管他的试验是否成功，但我认为，在《今天》的作者里，他 是在绝对意义上从事文学，而不是理想的，信仰的，亦或社会的意义上从事文学， 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相比是一种倒退，他为中国的诗人和作家， 包括评论家不能从文字本身进行革命性的试验而感到焦虑和无奈。尽管如此，他 一如既往地思考、读书和写作，而国内却很少有人能认同并欣赏他的作品，因而 他的作品很少有机会发表。他写作的效率之高让我望尘莫及。在报社喧闹的办公 室里，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工作日下来，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说， 而且都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他像一只蜗牛，幽闭在一个硬壳里，全身心地营 造私人写作状态，与众多大陆作家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安于这种毫不相干的现状。 　　　　　　　　　　　　　　　　◆　九 　　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至今仍然不能忘记我 们和龚巧明同爬香山鬼见愁的情景，不能忘记他喝我用小奶锅煮几毛钱一两的咖 啡时的尽兴。 　　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１９７７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 中文系，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生在一 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里学历最高 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小说作者，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期 都有他的小说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小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 功。 　　迈平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 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 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 示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 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 陌生人》、铁冰的《墙》倒显出更强的社会性。 　　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倍感吃惊，他说，不管在 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想，不会有人 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他始终仅仅是《今天》的撰稿人，并 没有进入核心，但是，当《今天》面临被官方封杀的当口，他毫不犹豫地出面与 官方交涉。我们都知道这种交涉只是保持姿态、申明立场的形式，不会有我们所 希求的结果，公开站出来的人，完全有可能成为官方整肃的靶子，所以另外一些 人另外的表现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他正面临毕业分配，研究生考试也有可能因为 政治的原因而不被录取。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他这话只为了表达他 对自我的看法。表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说明他的行为方式，他也许只想 说明这是人生在恶世上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唯一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 他还爱自己，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 不堪一击。”迈平８５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 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来加深了许多。 　　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欣赏他的才华；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 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魅力他都具备；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会对他非常坦 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 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的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 方式继续和老Ｚ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种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关系， 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将唯美的人际理 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 　　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责任，而是以一个人的良知，参 与流亡中的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民主运动，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豪感受不到他 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 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气氛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 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但 是，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唯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 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的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 能真正地轻松。 　　　　　　　　　　　　　　　　◆　十 　　《今天》一共发行了９期，被迫停刊以后，又以“今天文学研究会会刊”的 名义出版了３期，时间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共两年，这在民 办刊物中是最长命的。没有北岛、芒克、黄锐等人就没有《今天》，这是事实； 没有北岛的《回答》，没有芒克的《天空》。没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没有 江河的《纪念碑》，就没有《今天》在中国现代诗历史中的地位，这也是事实， 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被足够多的人评说并记住。他们被接纳被认可首先因为作 品所达到的高度，在国内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青年崇拜的偶像，在国际受到 盛情欢迎，他们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据说北岛不止一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芒克也已被世界许多国家邀请。其次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发表在民办刊物《今天》。 它出自共产国际仅存的社会主义堡垒，所以被西方世界涂抹上持不同政见的色彩。 但这终究还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西方人无法想象，在一个不 准许选择的社会做出选择需要具有怎样的勇气，付出怎样的代价，我相信，虽然 作为诗人，他们有长于常人的想象力，但是，当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顶着凛烈 的寒风，提着浆糊桶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今天》时；当他们面对父母亲友的劝说 和叮咛时；当他们放弃每个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时，绝对想象不到日后的 功名和与之相随的困境。即便是像振开、Ｍ被戴上了诗人的冠冕，也是个荆冠， 谁也没有看到他们被荆棘刺破的伤口和他们流血的内心。所以相对于文学成就来 说，更应该张扬的，首先是《今天》所代表的精神。 　　而要真正理解所谓《今天》精神，就不能不了解它的追随者们。 　　使用“追随者”这一词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对于《今天》来说他们决不是可 有可无的角色。这些幕后者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作为文 学同仁刊物，北岛、芒克、万之等撰稿人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是很多人想做 而做不来的，而Ｂ、Ｚ、Ｗ、Ｌ、Ｇ……他们可贵和可爱之处正在于，他们所做 的，是很多人都能做而没有做，想做而不敢做的。如果说，一些人政治上受到的 迫害已被他们的文学成就抵消了，而那些根本没有文学梦想的，动力何在呢？ 　　比如Ｇ，严格他说，她甚至算不上一个文学爱好者，她的职业是护士。当年， 她手持一本天蓝色的《今天》与振开在大街上接头，被领进一间毫无浪漫色彩的 破房子，以她那纤弱的手臂印刷、装订没有她属名的杂志，至今她仍然是一名普 通的护士，与文学与政治无涉，但因为那段历史却少有了普通人的安宁。 　　我在以上提到的振开家的聚会中与之邂逅，Ｚ是在民主墙上看到《今天》的， 当晚在他那间临街的办公室里就像每天一样，向朋友们发布了这条有关民主墙的 要闻，并发表评论说：“如果这个刊物能坚持下去，其影响将意义深远。”当时 他找遍了整个刊物没有发现通讯地址，只有刊物的未尾留有一张白纸，便把姓名 和地址写在上面。第二天，Ｌ和Ｗ紧随其后，也留下了自己的姓名。那张白纸向 他们召示了某种莫名的希望，使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 他，也包括Ｌ、Ｗ等人，始终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所以，与其说吸引他们的 是那些诗句，不如说是那杂志所象征的创造精神和叛逆精神，至此，他们从边缘 走入与官方对峙的主流。老Ｚ以其年长，以其稳健，以其善解人意在编辑部备受 尊重，成为全体同仁亲敬可赖的兄长，１９９４年他死于疾病，振开以今天杂志 社的名义发来唁电：“作为编委，以多病之身日夜操劳，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 作，特别是在手工作坊式的出版与印刷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大家敬重 他，他是《今天》的老大哥。老Ｚ，你的一生简朴、自重、宽宏、始终如一，你 在提醒一个道德伦丧的年代的到来。”朋友们在悼词中这样写道：“在世界各地 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 于命运慷慨的馈赠。” 　　提起《今天》就不能不提Ｅ，大家都习惯叫他“老Ｅ”，而那时他也只是一 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在内蒙牧区插队多年，７９年初困退回北京的第三天就 被Ｌ拉着来到了编辑部，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能许多人难以把一个手指 永远嵌着黑色机油的汽车修理工和一份纯文学刊物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他是 《今天》的存亡真正的亲历者、目击者。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大家庭，他就是 管家；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单位，他就是一个后勤部兼财务部部长；如果说《今 天》是一个杂志社，他就是总编室、办公室主任兼会计、编务、校对。他操持对 内对外的每一件事，他关心男男女女每一个人。有了他的勤奋，杂志始终和几百 个读者保持通畅的联络，几乎每一封来信他都亲笔回复，Ｔ感慨地说，当年他收 到的回信是他有生以来最让人激动的文字。有了他的细致，使得杂志在经费极少 的情况下得以坚持和发展，他记录每一笔开支和收入，小至五毛钱一本卖出的杂 志收入，大至购买三百多元一台手摇油印机的支出。Ｍ被工厂除名之后，编辑部 每月给他三十元生活费，因为怕他没计划地花钱，Ｅ每月把三十元分成两次发； 编辑部所有信件、稿件、订单、帐目他都细致分类后妥善保存着。可能除了他， 很少有人保存着一套完整的《今天》，至今不管是准，都要在他的监护下阅读， 毫不夸张他说，比他个人的财产更加宝贵。我无法例举他做的一切，因为那实在 是太琐碎太细微了，对于一个将被载入史册的杂志，那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对 于一个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民办刊物，那实在又是不能忽略的。 　　日后他们承受了种种来自家庭，来自舆论善意和非善意的压力，但没有谁被 压垮，他们从不发牢骚、泄私愤，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承担着为人妻，为人夫， 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在接人待物的每一个细节中，一 以贯之地坚守着自己的人格信念，绝不在精神的层面上降低生活的标准，像初来 《今天》时一样，他们远离文学创作，远离政治，远离《今天》的光环，唯独无 法远离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档案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８９年以后，振开先是在欧洲，然后在美国恢复《今天》，曾有人对此表示 不平，好像《今天》是一棵结满了鲜桃的果树，所有浇过水、铲过土、剪过枝的 人都应该平分秋色。有趣的是。这种议论在局外人中搞得沸沸扬扬，《今天》圈 内的人却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躺在病床上的Ｚ对《北京之春》的Ｄ说： “《今天》的事，Ｍ和Ｅ不说话，别人准还有资格说话，”事后，Ｄ对Ｌ转述后 说：“老Ｚ都认为除了Ｍ和老Ｅ别人没资格，谁还能再说什么？”我是想说，《今 天》的名声、地位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他们不会因自己曾是《今天》 的一员而骄傲，但是《今天》完全有理由因为有了他们而骄傲。我相信，因《今 天》脱颖而出的人们。谁也不会遗忘他们。 　　所以我说，他们是一些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 义不是创造神话，而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如果谁有幸感受这样的 生命状态，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被熏陶，有幸在这种群体中被点燃，他可能仍然 是平凡的、贫穷的，但他不会庸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展示的是一种 境界，一种姿态，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文精神，所以可以穿过昨天而历久弥坚。 　　　　　　　　　　　　　　　◆　十一 　　然而，历史往往无公正可言，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则注定 是永远的听众，注定要被埋没。但是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有权选择是站在历史 一边还是相反，有权选择述说历史的角度和方式。我想告诉对当年的情况一无所 知的人们，同时也提醒得益于《今天》的人，不该忘记那些曾经以献身精神“陷 入”《今天》，而后却因此而荒芜了的人。 　　用“荒芜”这种字眼来表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然而事实也许比我 所能够通过文字表述传达出来的更为残酷。 　　《今天》创刊时，小Ｙ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通过别人 介绍，还是自己找上门来而走迸这个圈子的。小Ｙ热情、谦和而柔弱，用一手整 齐的字为杂志刻写蜡板，后来她也开始写诗，但作品没能引起大的反响。那时她 是北京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想必为了杂志的事她常常请假甚至旷工。魏京生 被审判，在中央电视台搞摄像的曲磊磊将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录音，民刊组织人 把录音整理印刷装订成小册子，小Ｙ和Ｎ等人都到民主墙前去卖，他俩同时被公 安局抓走，大约一个星期后，因刘青“自投罗网”才被释放。如果她从此脱离这 个圈子，成为一个顺民，一定早已是妻子，是母亲，是一个生活清贫的下岗女工， 然而她没有。或许是因为她看清了一个坐过牢的女孩儿再不会被正统社会所接纳， 或许是因为富有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对她充满了诱惑，总之她越走越远，辞了职， 有一段时间她在一凡的公司工作，后来她患了精神分裂症，不止一次住进精神病 院。 　　９４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她突然打来电话，说要来看望我，电话里我觉 得她很正常，见面之后她告诉我已经皈依佛门，并且打算领养一个被遗弃的女婴， 我一本正经地劝说她领养孩子对她不合适时，她又改变话题说要做古玩生意，我 这才意识到她仍然处于病态。有一段时间她常来我家，有时住在这里，她仍然热 情、谦和而柔弱，只是喋喋不休，并且开始吃斋念佛。近来听不到她的消息了， 向别人打听才知道，她又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无法形容对小Ｙ这种状态的感受，是同情，是惋惜，还是怜悯。我不知道 应该责怪谁，是她本人，还是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出生活的每一个人，诚实地说， 我很少想到她，每次想到她，我心的深处会隐隐地疼，但那只是一瞬间，事实上， 这么多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帮助，而我却不止一 次地到北京郊区去看望住在福利院的郭路生，张罗过资助郭路生的捐款基金。在 我的意识里，没有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也深知，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自己选 择的，谁也无力为别人承担后果。但小Ｙ在我的记忆中常常被遗忘却是事实。 　　小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被放逐而无法返回生活 的其实不止小Ｙ一个，所以，当不得不准备结束本文时，我觉得必须要谈谈小Ｙ， 同时也谈谈我自己的心态。遗憾的是，我什么也没能讲清，我对她了解得太少， 对她的处境也想得太少。那么只好留给每一个看到本文的人，留给每一个认识或 不认识小Ｙ的人共同思考和体味小Ｙ们的道路和处境。 　　当年办《今天》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们也还太单纯，为浩劫后的幸免 于难而庆幸，对我们的奋斗和抗争充满了幻想，但是《今天》连同整个中国民主 运动很快被封杀了。更没有料到，在《今天》创刊十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六·四 事件。震惊之余，不能不自问：我们还需为我们的幼稚和肤浅付出怎样惨痛的代 价，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 忆文革和六·四，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徘徊。我们的子孙会给 我们以同情，但未必会为我们而骄傲。任何漠视灾难的成功，漠视牺牲的辉煌都 没有意义，历史并不为颂歌留有过多的篇章。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