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六　十　期　　　　　　　　　　　　【】 　【】　　　　　　　　　　　　　　　　　　　　　　　　　　　　　　【】 　【】【】【】【】【】【】【】【】【】【】【】【】【】【】【】【】【】 　　　　　　1998.4.21　　　　　　　　　　　　　　　（sd9804c） 　÷÷÷÷÷÷÷÷÷÷÷÷　本　期　目　录　÷÷÷÷÷÷÷÷÷÷÷÷ 　⒈　产权改革与民主　　　　　　　　　　　　　　　　　　　　　秦　晖 　⒉　大陆学者谈社会公正　　　　　　　　　　　　　　　　　　　赛　江 　⒊　到底是谁养活谁？　　　　　　　　　　　　　　　　　　　　刘勤力 　⒋　中共官员对中共十五大精神的理解　　　　　　　　　　　　工人日报 　⒌　下岗──拖着尾巴的失业　　　　　　　　　　　　　　　　　丁　建 　⒍　下岗蕴育的社会风险　　　　　　　　　　　　　　　　　　　原　锺 　⒎　下岗的排挤效应　　　　　　　　　　　　　　　　　　　　　曹景行 　⒏　人民币不贬值，大陆人民牺牲大　　　　　　　　　　　　　　信　报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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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工人“往后得学会自己养活自己”，仿佛过去工人是被“养活”的，如今不 “养”了……。 　　的确，我们如今不应纠缠于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这类伪问题了，但我们却不能 回避一个真问题：公正还是不公正？无论姓公姓私都有个公正与否的问题。公有 制也许很理想，但象红色高棉那样搞“公有制”，马克思在世也会给气死；私有 制也许很有效，但无论哈耶克还是米塞斯或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理论家”都不会 赞成贪官污吏的化公为私。象“休克疗法”倡导者萨克斯那样的人尚且大骂“权 贵私有化”，我们这里却有人撰文宣称只要不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其余怎么 弄都行，真让人叹为观止！ 　　无论姓公还是姓私的不公正，都与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关，即马克思指出的那 种“权力捉弄财产”之弊。而这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才可能解决。在今日中国，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能进行，甚至还可能进行得又快又“彻底”， 但绝不可能缓解不公正，使改革沿着人类文明与正义的方向前进，甚至会激化社 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近年来海内外一些“新左派”大谈“经济民主”，但他们讲的“经济民主” 内容是文革式的“工人治厂”与文革前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而理论与实践都 证明，企业管理上的“民主”大都是失败的。企业决策应当由所有者或受其委托 并对其负责的经营者作出，“大众参与”只能限于建议性质。换言之，无论姓公 姓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较成功的企业家在管理上一般都是“一长制”。 然而，由此决不能导出所有者的产生过程也是“一长制”、也要排斥民主。在发 达市场经济下，企业主可以对他的企业发号施令，但他之成为企业主决不是发号 施令得来的：他决不能下令把“非他的”企业变成“他的企业”或他所看中者的 企业。换言之，管理改革可以讲集中，但产权改革必须讲民主，而不能搞“一长 制”。遗憾的是我们的情况往往相反：一些人热衷于鼓吹“鞍钢宪法式的民主管 理”，另一些人则主张搞一长制的产权改革，这是很可虑的。由于“管理改革要 集中”，过去一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消极影响还不明显，现在随着“产权 改革要民主”日益成为时代的要求，这种滞后的消极性会大大突出。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由商品时代向信息时代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也愈发突出。近来一个以关注政治著称的“首富”就信息价值问题频发惊人之论， 认为信息时代已使平均利润率概念失效，无本万利、“四两博千斤”已不足怪。 此论值得注意。的确，在一个机会均等的规范市场中信息价值的创造是人类劳动 质量的一次飞跃，创造者得到超常回报也是经济进步的表现。但在一个机会垄断 的不规范市场中，“权力信息化”比“权力商品化”更可怕，“信息官倒”的危 害将百倍于“商品官倒”，它的“四两博千斤”将是腐败的一次飞跃。就此而论， 我国某些信息价值论者对权力的兴趣远在比尔·盖茨之类洋人之上，是耐人寻味 的。而众所周知，消除机会垄断与权力信息化也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 　　总之，产权改革要民主，走向信息时代的产权改革尤其需要民主。 【】　　　　　　　　　　　　　　【】　　　　　　　　　　　　　　【】 　　　　　　　　　　　◆　大陆学者谈社会公正　◆ 　　　　　　　　　　　　　　　　　　　　　　　　　　　　　·赛　江· 　　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型时期，转型期的国家肯定有她独特的 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人们去关注和探讨。可是，我们的某些国人却习惯于把 别的国家的问题拿到中国来“赶时髦”、“与国际接轨”，或者干脆把国外的理 论与中国的现实揉合在一起作驴唇不对马嘴的嫁接，却唯唯对自己周边实实在在 出现的问题视而不见。社会公正问题大概应该算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范例”。 大陆一些学者强调：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公平与效率”之争并不重要， 不公正才是社会问题的真正症结，如果改革力量放弃了社会公正这面本应成为改 革之魂的旗帜，日后势必要吞下难以下咽的苦果。 　　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之争是引进外国的问题，本身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因 为公平与效率之争实质上讲的是结果平等与自由竞争之争的问题，而我们在进入 市场经济的时候，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结果平等的问题，而是起点平等和规则平 等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公正问题。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是自由竞争的前提，如果 说竞争是效率之母的话，那么作为竞争前提的社会公正也是效率之母。在中国目 前的条件下不应该有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问题，而应该有的是在公正的基础上 求效率的问题。人们始终有一个误解，把什么都归结为改革与否的问题，先说不 谈姓社姓资是一种思想解放，后来又说不谈姓公姓私也是一种思想解放。其实， 不论是姓社姓资、姓公姓私都有一个公正与否的问题，即使公有制有优越性，也 不能用一平二调的办法搞公有制。即使私有制是有效率的，也不能用以权谋私或 原始积累的办法来搞。这就像一个宗法式大家庭，当它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可能 发生的最尖锐的斗争往往不是要不要分家的争论，而是如何分家的争论，分家不 公正产生的矛盾要比要不要分家的争论厉害得多。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从要不要 分家的争论，到了如何分家的争论的时候了。 　　在现实生活中，一项改革措施能不能得到推行，推行的实际效果如何，主要 是由改革本身的公正程度决定的，而不是由文化等其他因素决定。在我国农村改 革过程中，农民是主动放弃人民公社制度的，而在城市的企业改革中，企业内的 工人从整体上说没有多大的积极性。我国工人和农民都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下， 农民文化难道比城市文化更能契合于改革？显然不是，实际上不管是从接受外来 信息的角度看，还是从受西方影响的程度角度看，农村都要比城市小得多，因此 农民在改革中的主动精神从文化上解释不通。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之所以比工 人更容易接受改革，是因为农民比工人穷，工人比较富不愿改，农民过不下去了 愿意改，其实这种解释也不足以说明问题。农村瓦解人民公社的改革很快席卷了 全国，包括一些很富裕的地区。而现在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有的职工甚至靠卖血 为生，但他们仍然没有改革动力，所以也不能说是因为工人日子过得好而不愿改 革。 　　实际上，人们对改革的接受程度具有明显的利益指向。农民和工人对待改革 的态度上的差异有一个起码的背景：农村改革是起点平等，改革第一步是平分土 地，每个人都得到了应有的一份，在进入市场时有一个能说得过去的起点。而现 在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发生在穷庙富方丈的背景下，许多富方丈把庙都搞空了，再 把工人撵出去，让他们下岗，或者让工人拿钱来填企业资金窟窿，工人对这种改 革不感兴趣是必然的现象。返一步说，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 是改为农村某队长的私人庄园，把农民全部赶走或在庄园打工，这也是一种私有 制的改革，也可以说是激进的或一步到位的，对此农民是不会支持的，农民肯定 比现在的工人还要保守。因此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行和城市改革的难产，根本不是 文化问题和人的贫富问题，而是改革是否公正的问题。 　　学者进一步提醒说，不管是什么文化的国家，在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容 易掉入反竞争的伪公平和不公平的伪竞争之间的恶性循环之中。所谓不公平的伪 竞争，就是说一种竞争制度起点不平等，规则也不公平，机会被极少数人所垄断， 竞争对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这种竞争是虚伪的。这种伪竞争容易 刺激社会上的反竞争思潮，这种思潮要求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赐子一种公平，当 然这种赐予是排除一切竞争因素的。反竞争的公平又往往是伪公平，至少在被赐 予公平者和赐予公平者之间谈不上任何平等可言。这种制度运行到一定程度就会 产生危机，危机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一种对竞争的呼吁。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权 力已经很集中了，对竞争的呼吁便又会产生新一轮的不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又 容易产生一种民粹主义思潮，于是这种社会便会反反复复地出现不公平的伪竞争 和反竞争的伪公平之间的循环。只有做到公平的竞争，做到社会公正，才能跳出 这种循环的怪圈，跳出权贵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反复振荡，走上一条比较 正常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也要注意这一点。 　　人们都喜欢谈论竞争的限度问题，即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之间取一个什么度 的问题。其实竞争的起点问题比竞争的限度问题更加重要。人们往往都是这样一 种思路：为了减少不平等，就限制一下竞争，不让竞争那么自由，或者反过来， 为鼓励市场竞争，就必须放纵不平等，这种思路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结果不平等 厉害到什么程度，不是取决于竞争是否自由，而是取决于竞争起点如何。这就像 一场体育比赛，如果让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人们的速度虽然有快慢之 差，但相互之间的距离肯定不会太大；反过来说，如果在比赛一开始起点就是不 平等的，有些人一开始就站在终点线前，即使在比赛的过程中再照顾弱者，也会 造成极端的不平等。 　　本世纪七十年代有人曾经搞过世界上七十多个国家基尼系数的统计，结果发 现美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还要低，甚至比社会民主党执政 的北欧国家还要低。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竞争早期阶段的起 点有关。美国不像欧洲那样有封建遗产，有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不存在欧 洲那种机会被少数人所垄断、对大多数人无竞争机会可言的情况，也就是说美国 的市场竞争比较好地做到了杜会公正，所以美国的工人可能强烈地反对他们的雇 主老板，但并不反对竞争，或者说他们反对资本家，但不反对资本主义。 　　学者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大规模推进的时候，有两种值得忧虑的现象：一 种现象是如果企业有油水，就用行政方法强调经营者持大股，强调少数有特权者 应该有垄断地位，有的地方甚至把这一点写进了法规文件。比如，一个地方的文 件就说在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时候，要强调经营者持大股，在经营者中又强调企业 法人代表持大股。还有一份文件的提法是要企业主要领导硬性持股，中层领导动 员持股，企业工人自由持股。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现象更是无奇不有，有的地方 甚至由企业出面贷款为领导购买股份。另一种现象是对于一些资不抵债，没有净 资产甚至是负资产的企业，让工人出钱填窟窿，出现全员等额入股的趋势。有的 地方甚至采取变相解雇工人的手法。有的企业两三年都发不出工资了，还让工人 掏一万块钱，如果掏不出来就会被赶出企业大门，有的个别地方做得更过份，如 果你不掏出这笔钱就按自动离职处理，连下岗待遇都不给你。按一般说法下岗人 员还是有一些待遇的，或者有下岗工资，或者有就业的优先权。许多工人对此都 怨声载道，他们都说交完这一万块钱后上面没有给我们任何承诺，甚至连不解雇 我们的承诺都没有，也就是交了这一万块钱后，只换来这一次不下岗，这一万块 钱用完了企业是不是就能救活呢？以后是不是就不会下岗了呢？谁能保证交的这 一万块钱不又是打水漂呢？这些情况都不知道就强迫工人交钱，这是很糟糕的现 象。企业的改革，不管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乡镇企业改革：都不能以甩包袱作 为它的出发点。 　　企业改革应该遵守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增量投资要自由，存量转换要公平。所 谓增量投资要自由，就是谁愿投资谁投资，现在有人强调股份合作制原则，就是 对外要排斥外来股，对内实行强迫增量投资，这是不对的。企业存量资产的转换 要强调公平原则，存量资产是通过大家的劳动积累起来的资产，这一部分资产量 化到个人，使这一部分产权明晰化，这种量化从理论上说是一个分配过程，而不 是赎买过程。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工人只有掏钱才能成为企业主人，他们的主人翁 身份是需要赎买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产权改革的第一步应当是把产权交给最应该得到它的人，而不是最会利用它 的人。那种认为谁是天生的管理人才，企业就理所当然归他所有的想法是不行的。 这既有道义上的原因，也有经济学上的原因。 　　道义上的原因比较好理解，公有资产是大家的劳动积累，这和无主资产是不 一样的。有人说国有资产是无主资产，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国有资产的权责利关 系没有理顺，找不到对国有资产负责的人，国有资产所有者虚位，但这种虚位绝 对不是天上掉馅饼，掉到谁的脚下就归谁所有。对公有资产的积累做出贡献的， 对公有资产的积累就有天然的权利，这是道义上的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经济学上的原因，究竟谁是最会利用资产的人，从理论上说是 只有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才能看得出的问题，不可能用行政手段辨认谁是最会利 用资产的人。承包制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觉得你是最会办企业的，就把企业 交给你了，这是承包制的一个出发点。这样搞的结果就是穷庙富方丈，有人认为 这是由于承包制下产权问题没解决，造成经营者的行为扭曲，这种理论是用来批 判承包制的。问题在于我们就是在经营者行为扭曲的背景下进入产权改革的，事 先就无法知道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扭曲，他的表现应该如何。现在如果我们还是 一开始就把企业交给所谓“最有能力经营企业”的人，就会重蹈承包制的覆辙。 　　所以，产权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把资产交给最应该得到它的人，对资 产积累有贡献的人，而不是最会利用它的人；第二步是在市场竞争规则的作用下， 使产权向最会利用它的人转移。这实际上是所有进行产权改革的国家，不管是苏 东的前计划经济国家，还是西方搞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国家，都不能忽视的原则。 用捷克前总理克劳斯的话说，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步是通过证券私有化、大众私有 化（即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的所有者，第二步是通过市场竞争中的规则平等 原则找到最终的所有者。他讲的最初的所有者和最终的所有者，就是最应该得到 资产的人和最会利用资产的人。 【】　　　　　　　　　　　　　　【】　　　　　　　　　　　　　　【】 　　　　　　　　　　　　◆　到底是谁养活谁？　◆ 　　　　　　　　　　　　　　　　　　　　　　　　　　　　　·刘勤力· 　　面对许多陷入“穷庙富方丈”困境的国有企业，时下“改革阵痛”，“分享 艰难”之说在文学界大兴。褒者谓之“新现实主义”，贬者谓之“伪现实主义”。 不管是“新”是“伪”，总之是“现实”已经使人们不能不注意它了。 　　　　　　　　　　　◆　匪夷所思的“现实主义” 　　去年播出的电视剧《浦江叙事》，片中有一段内容令人印象深刻：某企业大 裁员，被裁者中的一些人（片中的落后分子）以一名为“西瓜皮”的人为首不愿 就范，声言“为什么工人下岗，干部不下岗？”他们的“闹事”很快受到另一些 人（片中的进步分子）的指责，道是“你们这样闹，还有没有一点主人翁样子！” 于是，邪不压正，风波平息。进步者随即放言，从今以后，我们只能自己养活自 己了！ 　　“从今以后”？那么从今以前呢？未下岗时这些工人又是谁“养活”的呢？ 显然不是自己。片中的意思，工人原来是被国家，或者说是被企业“养活”的， 如今不能再“养”下去了，所以…… 　　记得少时读过许多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描写到党启发劳动者觉悟时， 首先提到的都是“谁养活谁”的话题：资本家说他们养活了我们工人，那是谎言。 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所以…… 　　后来读书稍多，才发现“剥削阶级”也并不都讲这种“谎言”。大约封建时 代的确是这样的；专制统治者大都自称是“牧”民者，“恩养”了众百姓，因此 百姓应感谢他们的“养活”之恩。而“资产阶级”则很有些人不以此为然。从资 产阶级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魁奈到“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再到以后 各种时髦的经济学流派，似乎都没有说过资本家养活工人之类的话。相反，他们 中有的主张“劳动价值论” 　　——正是这种理论经马克思吸收、加工后成了“工人养活资本家”这种通俗 宣传的思想基础，有的虽不主张劳动价值论，不认为工人养活资本家，但也并没 有反过来把工人看成是被养活者，而是认为“劳动贡献”与“资本贡献”同等重 要，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利的交换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示 惠。说工人只是在下岗以后才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混淆， 也是一种现实社会关系的颠倒。 　　诚然，在改革之前的旧体制下，城乡不平等的关系具有从农村向城市“抽取” 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性质，有人据此把旧体制下的工人说成是相对农民而言的“工 人贵族”。但应当明白，这种“抽取”所形成的是工业资本，而不是工人的消费 基金。我们可以说过去我们的工厂在某种程度上是靠农村“养活”的，但决不能 说工人是靠农民“养活”的。相反，工人在旧体制下以低工资的形式不仅提供了 国有资产资本，而且提供了在国有资本项目下积存的住房基金与社会保障基金积 累。换句话说，是他们（与农民及其他劳动者一起）“养活”了企业和国家。 　　当然，旧体制下企业中人浮于事现象严重，改革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 计划体制下要素配置不合理的问题，而不是“谁养活谁”的问题，人浮于事的也 决不仅仅是工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付出代价，、经历阵痛，但代价（以及相应 的利益与机会）的分配应当公正、公平。在存在着“穷庙富方丈”现象的今天， 如果把工人看作被“养活”者，“养”不起了就叫他们走开，而全然不考虑他们 作为国有资产积累创造者在产权改革中应有的权利，是不公正的。而在我们这个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就讲了多少年“谁养活谁”的大道理的国度，如今却冒 出了这种自己打自己耳光的说法，而且还是在号称“主旋律”的作品中，是否有 些匪夷所思？ 　　　　　　　　　　◆　“凭什么”要“帮”你？ 　　与声势夺人却制作粗糙的《浦江叙事》相比，另一部八集电视剧《姐妹情深》 在制作上可算上乘，但其引导取向也值得评说。 　　——片中一个“落后典型”女工闵小丽下岗后被丈夫赶出家门，她想求助于 厂领导，进步的下岗工徐虹训导她说：“做人不要太过分！……她（丁书记）凭 什么非要帮助解决工作不可呢？”，“连丈夫都不管你了，领导还有什么责任要 管你？” 　　——另一个更落后的人物刘全福本是农民，家中两亩地被厂里征用后按政策 进厂工作，不料工厂破产，地没了工作也丢了。他于是倡言：“党是娘，我们要 找丁书记”，并要求要么还给土地，要么分给工作。他按书记提供的地址找到书 记家中，要吃书记的大户。书记自然无法接受，“你应该自找门路嘛！”广大进 步工人对这厮的无理取闹义愤填膺，赶来把他撵了出去。两个进步工人还把他打 了一顿为书记出气：“人家丁书记凭什么老是跟在我们后头救火？……你瘌痢头 撑洋伞，越来越无法无天了！”而另一位厂领导则指责书记对这厮太软：“我们 凭什么管那么多人呐，他们是我的儿子还是我女儿”。 　　——在丁书记要求下，局里补发了拖欠工人的医药费，但同时告诫书记：“不 要做老母鸡，”，“不要用一个大锅饭代替另一个大锅饭。”在上级关怀和亲人 关照下，这个破产厂家的书记很快被安排了不错的新职位，然而她在某种高尚风 格之下，不但主动放弃了这些机会，还带领厂领导班子向工人承诺：只要工人们 没有重新就业，他们就不去新岗位上班。工人们大受感动，先进者积极争取，落 后者痛改前非，终于实现了再就业。 　　通过这个感人的故事，片子的主题已很鲜明。首先，下岗工人应该“靠自己”， 而不该死气白赖地纠缠领导。因为他们既不是领导的儿子，也不是领导的女儿， 领导“凭什么非要帮助”他们不可？如今是什么年代了，丈夫都可以不“养活” 老婆，“凭什么”领导就该“养活”他们。——通过上面的例子，《姐妹情深》 实际上表达了与《浦江叙事》类似的“养活论”，而且通过剧中进步的下岗工人 之口，以反复运用“凭什么”这种强烈反诘的方式，表达得更鲜明了。 　　其次，尽管领导并无责任和义务当“老母鸡”，替这些不争气的下岗工人擦 屁股，找出路，而大可把他们“轰走”（剧中关玲玲语）了事。但他们基于崇高 的人格，仍然承担了分外的工作，任劳任怨地给了工人以无私的帮助，并为此付 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本剧中，下岗的工人不是死猫扶不上树的窝囊样，就是无理 取闹的刺儿头，下岗时闹事，转岗时啥也不会还拉不下架子。而幸运的新职工则 趾高气扬，又是闹待遇，又是歧视下岗工。至于体制外的个体、民营老板更是一 副趁火打劫的模样。惟有各级领导，个个是道德高、观念新、工作强的贤人兼能 人。 　　剧中有个场景，丁书记与几个负责人谈论为什么厂子垮成这样，关玲玲说是 因为没钱，方婷说关键是技术不行，丁本人未置可否。她在另一场景中说：上级 决定工厂破产，就是要我们顾全大局，做出牺牲，要变革总会有牺牲，谁让我们 摊上了呢？”说到底是命不好——“摊上了”！总之，是钱的问题，技术的问题， 命的问题。而体制的问题呢？看来没有，要说有，那就是“养”坏了工人，如今 只要不再“养”他们，就是完成变革了。 　　这种答案不免令人生疑。的确，体制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为个人责任，但体制 毕竟不是个抽象概念，它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规范力量，体制的弊病说到底就是 它扭曲了人的行为。就企业而言，这不仅指工人的行为，尤其指管理者的行为。 说得尖锐一点，如果旧体制坏会养坏工人的话，那么它首先会养坏干部——自然 这里所谓的“坏”不一定是道德上的涵义，而是指行为的扭曲。但无论如何，如 果各级管理者都象片中所描绘的那样道德、业务、观念三过硬，那还谈得上什么 体制问题，无怪乎片中人怪钱、怪技术、怪命，就是不怪体制之弊了。但是，为 什么如此多的企业都陷入了这种无钱、无技术、又无“命”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这一批“大厂”作品都把“靠自己”与回避历史欠帐混为一谈， 这是必须一辩的。 　　旧体制下我国国有资产不但包括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而且包括了住宅、医疗， 养老等社会保障基金，这两者都是作为积累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扣除的。劳动 者的工资只是生活费，他们的住房、社会保障与相当一部分教育费用都已存在国 有资产中并由后者代为支付。这种低工资与完全市场经济的工资概念是很不同的， 它不是劳动力的全价值。目前的下岗工人多已四、五十岁，在旧体制下工作已二、 三十年，他们创造的积累在这个体制结束时应当有个交代。一些东欧国家在转轨 中采用“大众私有化”的办法把积累返还公民，或者采用出售国有资产并以所得 充抵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我们不搞私有化，国有资产中的产业资本或其变现形 式（出售所得）仍由政府控制，如果国有资产中的社会保障基金也不返还，那么 政府就必须承担社会保障之责，这决不是什么“不做老母鸡”之类的遁词可以推 卸得了的，也与完整市场经济下的“自己靠自己’根本是两码事。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经济，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工资）与非人力资本的 投资回报（企业积累）是清晰分离的。在这种状态下契约一旦解除，工人只有“靠 自己”，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实际上今天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保障体 系也很发达，一旦失业，工人并不仅仅“靠自己”）。而在我们这里，低工资制 既然不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性质，在体制转换时，就必然要带出历史欠帐问 题。这种情况下，所谓靠自己，就意味着要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制度的 安排）去索回欠帐——这不就是剧中刘全福、“西瓜皮”等人的行为吗？剧作者 显然是反对这种做法的，我也同样反对，因为这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和改革的有序 进行。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少唱一点“靠自己”的高调，承认历史欠帐，用心解 决好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以期在公平的起点上展开竞争，在公正的 原则下再来谈“靠自己”，这才是可行之道。否则，“富方丈”们可能把“庙” 搞穷了，再把“小和尚”一脚踢出去，让他们“靠自己”，而“小和尚”也可能 “靠自己”去找“富方丈”算帐，这还不乱套了？ 　　从另一方面说，作为旧体制下国有资产管理人的厂领导及其上级，在企业破 产时与工人的关系也根本不同于市场解决中破产老板与工人的关系。市场经济中 的老板是资产责任的最终承担者，“破产”就是破他的产，他可能被逼得发疯、 自杀，而工人却很难逼他为工人的前途负责。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双方原 则上都只能“靠自己”——之所以是原则上，实际在工会、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的约束下，老板也不能对工人不付一点责任。而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人并非资 产责任的最终承担者，“破产”并不是破他的产，但他对工人的责任原则上却是 不可推卸的。电视剧不是三番五次地宣称他“凭什么”要负这种责任吗？很简单， 就凭他不必为“自己的破产”而冒跳楼的风险，所以他就不能要求工人承担丢掉 “自己的饭碗”的风险，不能象破产的老板那样对工人一推了之。当然，承担这 种责任是艰难的，他们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压力人们也是理解和钦佩的。但应当 明白，难做的工作并不等于分外的工作，它与“雷锋做好事”这类善行是根本不 同的。把破产国企的领导为工人承担的责任拔高为“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就 如同把不贪污受贿说成是了不得的崇高品格一样，只能反映全社会道德标准的紊 乱。《姐妹情深》的作者要人们相信，丁书记们在企业破产之际接受“组织上的 安排”去易地做官，扔下数千工人让他们“靠自己”是理所当然的，而她不这样 做则是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笔者却以为，她不这样做是一种尽责的表现，如果 这样做了，则有渎职之嫌。尤其是如果在“穷庙富方丈”的情况下把工人推出庙 门，任其“靠自己”，那就更是一种犯罪行为了。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尽责并非 易事，但这不能成为渎职的理由，正如低薪条件下保持廉洁并非易事，但这不能 成为贪污的理由一样。 　　　　　　　　　　　　◆　“浦江”上的夜与昼 　　上述这类文艺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但它们表达的倾向值得重视。尤其是《浦 江叙事》，不仅集数多，规模大，而且有意对经济现实做了全景式描写，国企， 外企、私企，官员、经理、工人，都纳入了它的视野。有趣的是，该剧与大致同 时播出的另一部电视剧，即根据茅盾小说编摄的《子夜》都用了同一个特写情景 作为片头，即上海海关的大钟。所不同者，《子夜》中的大钟指示的时间是深夜， 而《浦江叙事》中的大钟则指向正午时分。 　　众所周知，《子夜》描写的是三十年代初官僚资本（即那个年代的国有资本）、 外国资本、民间私人资本（即所谓民族资本）之间的交往与冲突过程。剧中，有 官府与洋人撑腰的官僚买办代表赵伯韬最后击败了民间资本的代表私营厂主吴逊 浦。而《浦江叙事》描写的则是60多年后的国有资本、外国资本、民间资本之间 的关系。剧中，国有资本的代表、某大厂厂长罗逸明与其岳父、政府主管局局长 和外国资本的代理、日资公司的华籍经理宋以宁、叶玲等人经过一番磨合后成功 地联手，而剧中唯一的私营企业主沈大兴则被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子夜》中描写了不景气的工厂关门裁员，工人们在玛金、蔡真等领导下发 起抗议，结果却在“知道顾全大局，知道劳资协调”的官办工会桂长林等人做了 工作以后被平息下来了。而《浦江叙事》中也有企业关门裁员引发“下岗工人” 闹事的描写，领头的名叫“西瓜皮”，与《姐妹情深》中的闹事工人刘全福一样， 也是个“瘌痢头撑洋伞”的主儿，结果也是在富于“主人翁”精神的先进工人的 制止下很快平息。 　　《子夜》中还描绘了当时大量游资充斥于投机市场而工业企业却资金短缺、 周转失灵的情景：“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 很！碰到我们厂家一时周转不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呀，那就简直是要了他 们的命；条件的苛刻，真叫人生气。”如今电视中虽未曾有这种描写，但谁都会 觉得这种泡沫经济的场面，今天是太似曾相识了。 　　总而言之，在那特写的海关大钟下，两个时代所发生的情景竟是如此的相似！ 有意味的是，两个时代的作品在类似的事实描述之下表达的价值立场却截然相反： 《子夜》那个“和军界有联络”的寡头赵伯韬与“由官入商，弄了个信托公司理 事长”的尚仲礼等辈都是流氓恶霸似的反派人物，而民间企业家吴荪浦则得了作 者的几分同情，被描绘为壮志未酬的悲剧人物。今天的作品里则相反，罗逸明、 宋以宁等国企、外企老总个个是敬业君子，道德楷模，而私人企业主沈大兴则是 一幅流氓相，其失败亦罪有应得。《子夜》中带领工人闹工潮是英雄人物而破坏 工潮的“工会”分子被斥为工贼。今天的作品中，抗议下岗的尽是些“西瓜皮”、 “瘌痢头”，这名字起得就够损的，而制止工潮的才是先进的“主人翁”工人。 究其所以，皆因“坐天下”的人换了一拨。 　　《子夜》中描写了一个真可谓有信仰、有主义，终身不渝的守旧冬烘吴老太 爷，“他真正虔奉《太上感应篇》，完全不同于上海的借善骗钱的‘善棍’”。 这位“有信仰”的老太爷被十里洋场的乌烟瘴气活活气死了，而他身后的赵伯韬 们似乎并未摆出一幅“有信仰、”“有主义”的样子。而如今的作品中倒是看不 到什么老太爷被花花世界所气死，反而是今日的赵伯韬们整日把现代《太上感应 篇》（特色？主义？）挂在嘴边，活脱脱一付“借善骗钱的‘善棍’”嘴脸！ 　　《浦江叙事》与《子夜》几乎同时播出，大概并非有人故意恶作剧，但这确 实令人想到一则不那么好笑的“幽默”： 　　“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一条最痛苦的路”。 有诗为证： 　　《子夜》翻来成正午， 　　狼变羊兮猫作鼠。 　　老赵于今改姓罗， 　　大兴原来名荪浦。 　　伯韬喜读《感应篇》 　　太爷何必自入土。 　　瓜皮、玛金皆刁民， 　　阿三、金凤翁人主。 　　戏剧今昔无大异， 　　演者俨然成汉楚。 　　六十七年扬州梦， 　　血雨腥风又何苦。 【】　　　　　　　　　　　　　　【】　　　　　　　　　　　　　　【】 　　　　　　　　　◆　中共官员对中共十五大精神的理解　◆ 　　《工人日报》二月十日报道：十五大以后，拥有47名职工的山西省寿阳县木 器厂先后四次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同意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想不到的是， 县二轻局已经替他们做了主，以80万元的价格把木器厂一次性整体出售。职工们 坚决反对这一决定。 　　去年12月8日，县电视台就播出了出售企业的公告。第二天工人们找到二轻 局，局长郑自君解释说：“股份合作制不是彻底的改革，是把‘大锅饭’改成‘二 锅饭’，当前改革根据上面的精神，主要是卖。” 　　12月16日，县里有关部门无视工人的反对，举行了出售木器厂的签字仪式， 由郑自君代表企业，把木器厂卖给了原任厂长弓风华。 　　就在木器厂被卖掉的同时，县里出台了一项《木器厂人员安置分流意见》， 主要办法是“辞职补偿”，每个工人按工龄长短，以一个计算公式算出补偿金， 一次性发给工人，同时要工人必须写出辞职报告。对于不愿辞职的工人把人事关 系转到县里的劳务市场，可是县劳务市场尚不具备安置下岗工人的能力，这样一 来，工人不仅没活干，也没有饭吃。县长助理、县劳动就业局局长李富祥对工人 说，十五大以后，企业全都要卖给个人，工人只是劳动者，不再是主人翁。 　　现在，厂子已卖给了弓风华，工厂只有厂长、党委书记和一个锅炉工上班。 其余的工人既无工作更无工资，他们开始集体上访，要求立即罢免弓风华的职务， 尊重职代会的决议，实行股份合作制。可是到目前为止，县里还没有同意的迹象。 县委书记吴兴文仍对上访的工人解释道：“十五大的精神就是卖，就是快卖。” 【】　　　　　　　　　　　　　　【】　　　　　　　　　　　　　　【】 　　　　　　　　　　◆　下岗──拖着尾巴的失业　◆ 　　　　　　　　　　　　　　　　　　　　　　　　　　　　　·丁　建· 　　下岗职工是劳动者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有人说：他们是失业者，因为他们已 失掉了工作，并正在到处寻找工作。也有人反驳说：他们还是职工，因为他们和 企业保持着确定的劳动关系，他们按期从企业领到下岗津贴，在企业或通过企业 享受着作为企业职工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企业有权利在需要的时候将他们招回重 新安置在本单位的工作岗位上。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又失之片面，将他们合二 为一，则可较为全面地认识下岗职工的特征。 　　从本质上说，下岗职工就是失业者，对于劳动力市场而言，他们同一般失业 者一样，都是需要寻找新的工作岗位的劳动力供给者。然而从形式上看，他们又 不同于一般失业者，下岗职工还没有被完全推给社会，在形式上还保留着与企业 的劳动关系，还保留着一条包括下岗津贴、养老和医疗保险等等在内的“职工待 遇”的尾巴。所以可以说，下岗＝失业＋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各项保障；下岗职工 即为拖着“职工待遇”尾巴的失业者。不能小看这条尾巴的作用，没有它职工是 不会接受“下岗”的；因为没有它下岗就是彻头彻尾的失业。 　　下岗虽然是形势发展所逼出来的企业富余人员显性化的一种形式。然而下岗 本身不是目的，对经济改革、企业改革来说，目的是要为企业卸去富余人员包袱， 使企业得以改制、转轨、恢复生机与活力。那么下岗是否能实现卸包袱的目的呢？ 下岗并未实现富余人员与企业完全剥离，其留在企业的“职工待遇”尾巴仍是企 业的一大负担。事实上只有进一步实现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才能真正把企业从富 余人员的重负下解脱出来。但是，目前许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是把尾巴留在原企 业的再就业，即到其他企业做劳务工、临时工，或自谋个体职业，同时继续保持 在原企业的下岗职工身份，享受下岗职工的待遇。这种形式的再就业对下岗职工 个人而言达到了解困的目的，对社会而言也带来了安定；但对原企业来说，则未 能达到卸去富余人员包袱的目的。实施再就业工程的目的不应仅仅是解困，而应 是为企业改革铺平道路。 　　下岗职工之所以留了个“尾巴”是有说法的：这是因为下岗职工的绝大多数 是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固定工，他们在固定工制度下与作为国家代表的企业建立了 “低工资、高保障”的终生劳动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下工作了一、二十年。自然， 他们就拥有了与其在老制度下工作的年数相适应的享受原制度所规定的各项保障 的权利。从道理上讲，这种权力并不能因原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或消失。这是因为 他们的劳动早已经付出，他们应得的保障权利也已经形成。要想通过下岗职工再 就业方式切断他们的“尾巴”时，也必须有个说法。如果简单地切断“尾巴”则 是侵犯了他们的正当权利，于情于理不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承认这部分下 岗职工具有这种权利。其次承认政府负有此种“责任”并明确地从企业手中接管 这项责任，因为这一责任原本就是国家（政府）的。另外政府应拨专项基金，从 有利于下岗职工真正再就业（脱离原企业）的角度出发，以某种保障和帮助的形 式对下岗职工作出补偿。 【】　　　　　　　　　　　　　　【】　　　　　　　　　　　　　　【】 　　　　　　　　　　　◆　下岗蕴育的社会风险　◆ 　　　　　　　　　　　　　　　　　　　　　　　　　　　　　·原　锺· 　　「下岗」泛指国有企业职工，与原企业仍保留名义劳动关系并领取一定下岗 津贴。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截至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底，计有一千三百万工人「光 荣」下岗。至於其他企业形式的工人有多少丢掉饭碗，完全不在统计之内。不过， 这一部分失业人数远远多於「下岗」职工却是一定的。 　　在一九九七年，城镇低收入（年人均收入在一千四百元人民币左右）群体约 为三千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失业职工、下岗後未能再就业者以及被困难企业劝 离劝退的老弱病残人员。 　　另据春节前夕来自重庆的报导，大量工人生活状况不隹，其收入根本无法满 足日常生活基本需要。许多下岗年轻女工不得已只能去声色犬马场所充当「三陪」 小姐。重庆是大陆制造业重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共与北方近邻苏联关系 不睦，遂下令内地不少重型企业迁移大西南，以利於「备战」。再加上沦陷以前 国民党政府的惨澹经营，该市工业基础雄厚，是大陆制造业、军工业重镇。由於 数十年的一贯制，设备陈旧、产品老化、改革起步较晚等原因，重庆整体工业形 势相当不妙。因此就成为这一轮企业改造的冲击对象，事实上，下岗工人的百分 之五十便是来自制造业。 　　二十年来，大陆当局推行的一直是跛脚改革，经济上开放搞活，政治上铁板 一块，现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成功转型，无不是政治与经 济的相互促进、科学与民主的相互浸透，然後达到升华。所谓「台湾经验」，在 很大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虽然属於经济范畴，但是基本上没有受到 触及，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乃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 地位，不敢轻举妄动，主观原因则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体制的象徵，动不得。换言 之，国有企业承担了全部改革成本，面对合资企业、乡镇企业以及个体企业的竞 争束手无策。结果国有企业成为改革死角，只能依靠国家大量信贷维持运转，无 不是负债累累，风雨飘摇，百分之八十资不抵债。 　　後任总理朱熔基决心进行国有企业改造，他的魄力和能力，没有人能够怀疑， 但是改造国有企业是一项复杂的庞大工程，尤其需要社会救济、医疗制度、养老 保险等软件工程配套，而後者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据说，朱熔基智囊 正在拟定一个「三年千万」再就业计画，以便提交拟於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 讨论。这个计画即便能顺利实施，对於大量下岗工人和日趋严重的高失业问题来 说也是杯水车薪。 　　朱熔基声言在三年内扭转企业亏损局面，一边要求解决企业「减员增效」、 劳力过剩等固疾，一边又要求企业保证下岗工人有饭吃，「不出乱子」。这些互 相矛盾的方面能否处理得当，令人怀疑。大陆当局今年下达的失业内部指标是百 分之五，真正的失业人数将会高出一倍或许更多。许多方面已经显示，大陆国有 企业并非像李鹏在接受外国媒体所表示的那样，不是那麽「糟糕」，而是糟糕得 多。据「华人关怀行动组织」的一份调查，重庆已有百分之十二的企业无工资可 发；四川的下岗工人已达百分之三十八。就北京市而言，去年发布的失业数字是 十九万人，今年会猛增到年失业三十万人。铁路行业、纺织行业已发出了三年内 将各裁员一百万的讯息。煤炭、机器制造、化工等行业的失业形势也将趋於严峻。 　　文化大革命中，在工业战线表现得「特别能战斗」的就是产业工人，许多蔚 为壮观的武斗场面，许多打、砸、抢的特大案例，皆是产业工人所为。这部分工 人一旦将沦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将不满转化为愤怒，便会呈现另一种形态。 因此说失业问题比贪污腐化、官僚体制等更能威胁到改革进程。有关专家预言， 在今後三年内大陆每年将以五百万到八百万工人下岗的速度增加失业人数，届时， 整个中国大陆的城镇将充斥三千万左右的失业大军。这批人就像在薄薄的地壳之 下骚动的岩浆，一旦突破地表，局面难以想像。 【】　　　　　　　　　　　　　　【】　　　　　　　　　　　　　　【】 　　　　　　　　　　　　◆　下岗的排挤效应　◆ 　　　　　　　　　　　　　　　　　　　　　　　　　　　　　·曹景行·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获得人大代表极为热烈的反应，等於提前批准通过。但 掌声之後这件大事真要推行起来，一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必须承担相 当的风险。国务院机构要动大手术，省市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也须相应变革。在中 国金字塔式的官僚体制中，愈往下牵涉面就愈大；国务院若精简数十万人，地方 官员可能要有数百万「下岗」。 　　要「下岗」的还不只是官员。军队要裁员五十万，「下岗」军官就有五万之 多。北京当局除了要紧缩官员编制，还决定全国大部分事业单位「每年减少财政 拨款三分之一，争取三年基本达到自负盈亏」；若如此，又会有百万「吃王粮」 的人不得不自找饭碗。 　　　　　　　　　　◆　顾「官」只怕顾不了「民」 　　当局不赞成把官员遭精简称做「下岗」，认为应叫「转岗」、「分流」。但 不管叫什麽名称，都可能出现官员与下岗的工人、军人及事业单位员工争抢饭碗 的「排挤效应」；如果这些官员「下海」经商，也会使本来生意已不那麽好做的 民间企业，更感到空间挤迫。给予原来当官的、当兵的适当照顾，在目前的国情 下在所难免，也是情理之中的，但当局还须时时顾及「民」的那头，不能失去平 衡。 　　这次两会对下岗职工再就业也给予极大关注，解决办法：一是放开生路，靠 发展民营经济来增加就业机会，二是力图改变他们的就业观念，去做一些本来不 愿干的工作。今年财政预算除了把失业下岗工人再就业及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开 支从上一年的三十五亿元大幅增至一百七十五亿元，还特意增加苦、累、险工作 的津贴，就是想吸引更多下岗者去做这类事情。 　　但这麽一来，农村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机会就会大减。去年秋天笔者在广州、 上海探访时，都听到企业人事干部说，员工下岗前会先让他们在仍由农村民工干 的工种中作一选择，如愿干的，即时就用他们顶替农村民工。这对农村又会带来 怎样的後果，当局不能掉以轻心。在生存的压力下，人们的观念不变也得变。前 几年城市下岗工人多不愿做家庭佣工，怕苦怕累更怕丢脸。最新的消息则是，上 海已有逾万下岗女工经培训正式从事「家政服务」，至今「外来妹」求职无门， 叹息道：「在上海当保姆怎麽变得这麽难啊？」 　　　　　　　　　　　　◆　官挤民、工挤农 　　官挤民、工挤农，如此的下岗「排挤效应」，如果不加控制，将使中国农村 成为最後的承担者；一旦农村承受不了，整个改革大计都可能被拖垮，当政者岂 能不早早有所防范？至於全国政协委员顾宗棠提出再就业的「新点子」，建议「向 香港输送家政服务人员」，那更是要把「排挤效应」扩大到香港的十多万菲佣、 泰佣身上，恐怕只会「添乱子」。 【】　　　　　　　　　　　　　　【】　　　　　　　　　　　　　　【】 　　　　　　　　　◆　人民币不贬值，大陆人民牺牲大　◆ 　　　　　　　　　　　　　　　　　　　　　　　　　　　　　　·信　报· 　　香港信报的社论指出，中共国务院总理朱熔基最近在访问英国期间说，人民 币不贬值部分是为了保持香港的稳定，但是这种说法有问题。 　　社论表示，香港的财经高级官员不久前才说过，就算人民币贬值，港元也不 一定会受损，原因是中国大陆出口增加，香港转口业便会获益；香港商人投资内 地也会有更大的好处，因为内地的价格将相对更低廉。「实质经济受惠，港元抗 跌能力便增强」的说法是对的。 　　社论表示，一九九四年人民币贬值，当时的港元丝毫无损。九四年以来，香 港人投资内地大增，人民币贬值将会对香港资产价值有影响，但香港资产贬值灵 活，可大大地减低汇价下挫的压力；另一方面，九四年以来，香港外汇储备增加 一半多，港元更能抗跌。 　　社论表示，大陆以穷国之身慷慨解囊，出钱解救东南亚受灾国，又作出牺牲 将人民币不贬值，以促进东亚金融局面的稳定。这种政治主导的经济行为，有如 文化大革命期间慷慨出资兴建铁路送给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而履行国际义务应量 力而为，如以整个国家的国力作为代价，则要先看清楚回报有多大。支援香港也 应有限度；礼给得太大，香港人承受不起，也没有这个必要。 　　社论提到：过去，中共领导人视香港为棋盘上的一只棋，香港要服从中共的 利益大局；现在怎麽反倒要牺牲全国的利益来支援香港了？ 　　社论说，亚洲金融风暴还未消褪，日圆可能大幅贬值；届时区内货币再下挫 已势所难免，中共到时是否还要继续牺牲，以支援东南亚和香港，从国家利益角 度来看是不智的。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