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五　十　八　期　　　　　　　　　　　【】 　【】　　　　　　　　　　　　　　　　　　　　　　　　　　　　　　【】 　【】【】【】【】【】【】【】【】【】【】【】【】【】【】【】【】【】 　　　　　　1998.4.5　　　　　　　　　　　　　　　（sd9804a） 　÷÷÷÷÷÷÷÷÷÷÷÷　本　期　目　录　÷÷÷÷÷÷÷÷÷÷÷÷ 　⒈　中国人的“清醒”　　　　　　　　　　　　　　　　　　　　佚　名 　⒉　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　　　　　　　　　　　　　　胡　平 　⒊　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保守主义　　　　　　　　　　　　　　　刘晓波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中国人的“清醒”　◆ 　　　　　　　　　　　　　　　　　　　　　　　　　　　　　·佚　名· 　　　　　　　　　　　　　　　本文对清醒者没有什么恶意，我只对自己清醒 　　　　　　　　　　　　　　　地看见一种不可能性而感到头痛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而无耻的政府，他拥有我们的财产、拥有我们的财产 分配权。对於我们的一切完全是由他们给的。清醒的人起先想：我们可以反抗么？ 不，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人数虽然最多而 素质却是最低的。这给当局提供了条件——他们不会思想，他们完全是一部可以 随意操纵的“机器”。在中共的财产里，这是属於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零件。 　　我们清醒地看到我们无法战胜他们。 　　於是，我们就只有看着他们堕落——当然也带领着我们。 　　清醒者在这时是痛苦的。我们看见他们的军人是怎样一些人呢？不会读书， 因此考不上大学；父母不是有钱人，因此不可能有什么遗产继承；父母不是当官 的，因此不可能给他们找一个好工作。所以他们只得当兵，退伍後政府会给他们 一个去处，毫无疑问他们依靠的是集体而非自己个人。他们的个性在集体中随波 逐流。 　　我们不仅清醒地看到了军队的顽固性与可怕性，我们还清楚地看到共产党已 经完全不相信共产主义这一结果了。不相信并不等於不要，共产党人不会轻易抛 弃这一理论，因为他们还可以利用它。出於这样一种目的，如果我们还在一厢情 愿地等待他们“最终醒来”并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来改革的想法就是错误的，因 为他们也已经“醒来”，但并不抛弃，而只是在“运用”。运用共产主义这一手 段来牢牢地掌握住他的人民，从而能够继续专制下去。我们的人民也在经历了“文 化大革命”之後醒来了。并对过去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否定的结论。那是中共当政 时人民的一次“醒来”，有人因此而希望在现在，人民能够再次“醒来”维护自 己应有的权利，使自己真正成为命运的主人。 　　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形与“文革”时期完全相反，“文革”时的人民是被蒙 骗的，所以一但发现了被骗这一事实，便会立即清醒过来，并从根本上来改变自 己，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而现在的人民则是清醒的，他们清醒的看到共产党所 编造的骗局，清醒地意识到共产党的强大，明白鸡蛋碰石头的後果就不会拿鸡蛋 去碰石头。人民显然是明白了怎样保护自己。人人都变得“聪明”起来，然而清 醒而不表达对所看到的强权的表演的不同意见就意味着屈服的认同，这也就是共 产党政府希望的公民的榜样。在八十年代末人们所表现出的对招工中干部子女走 後门现象的认同的平静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表现的愤怒可谓是质的变化； 同样的到了九十年代末，人们也同样的失去了八十年代末对贪官的强烈反抗，而 更多的是一些无奈的叹息。时间在历史中的功能有很大一部分都表现在遗忘的损 耗之中。在损耗中那些强烈的棱角被打磨得平稳而无知。历史正是在这样的认同 中完成了它的合法性。 　　历史在时间中通常有两种表现方式：即延续性和目标性。前者依靠的是在时 间中的自然展示，而後者则可以为了目标而来相应地摆置我们的现在的社会状态。 奇怪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两种状态不可能地而又同时存在着。一方面我们的 社会形态已经因为目标而被主观地设置了一回，而後在这个被设置了的大环境之 中，一切不合理的都在朝着延续的合法性中迈进。一切不合理的都将在时间的液 体中被清洗得干净而圣洁。 　　时间是共产党手上最有效的擦污的抹桌布。 　　有些时候，我确实不能理解共产党的一些掩耳盗铃式的干坏事的方法，因为 那些技俩真是可笑之极。 　　有一次，我到机场接两位刚下飞机的政府官员。在车上他们说到了某厂工人 上街闹事的话题。工人闹事，这是处於转形社会的必然现象，就象汽车在爬坡换 档时的短暂停顿一样。而後是整体的前进，包括车体和车子上的载物，都将在同 一时间里以同一速度在同一的空间中移动，这里传递出了一个公平的信息解码。 然而我听到他们却在这样说：“会哭的孩子多给奶。”这又是一个现实。他们说： “谁闹事，就给谁钱。”不闹事的就当不知道？社会的公正性在这里消失贻尽。 从这里我们看到个人的权益还是只能靠自己争取。 　　“自己的权力要靠自己争取”表面上看起来是正确的，因为绝大多数人看到 的总是局部的。如果全社会的人都站出来了，为自己的权益而伸手，那么这个社 会就将混乱不堪了。关键在於社会本身的公正性。如果一个社会连这样的公正性 都没有，那么它就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政府。然而一般来说这样的政府是不会主动 退出自己的舞台的，这就需要人民起来给它施加压力，这里就存在了一个与上面 的有关论述相悖的悖论。“人民的权力要自己争取”，看来混乱是不可避免地要 到来的。原因不在於人民，而在於政府。 　　我们正面对着这样一个可怕的危机。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会哭的孩子多 给奶”这一道理，如果所有的人都闹起来，清醒的人是要稍稍算个帐，就会知道 国家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就象派送某一产品，数量只有几百，而排队的人则有 数千，那么後面拿不到的人则会因此而不满，因为按道理，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一 份，而他又得不到。公正性的原则本身就受到了破坏，由此社会面临的将会是动 乱。 　　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是至关重要而急迫的。我们已经看到人民的要求是很低 的，仅仅是为了吃饭、穿衣。这在发达国家看来是一种基本的人权要求，它不含 有的政治方面的要求，这事实上也是政府所希望的，因为他所要给他的人民的只 是物质。然而，由於体制的腐败性与落後性，使他已经无法承担起这最基本的责 任。怎么办呢？只有在政治上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让无辜的人民牺牲个人的利益 来弥补政府失误，从而使他们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这一伎俩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 极为有效。因为官办的新闻媒体会大肆地宣传一些牺牲了个人幸福的人民，把这 种牺牲拔高到牺牲个人幸福为别人的高度，从而满足人性中的无法克服的虚荣本 性，其实从社会及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很少有个人的付出能满足并改变别人的命 运的。有一个道理是人人皆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同时，我们还常常在 报刊或电视上看到类似的宣传：“某人付出了多少而得到的却很少，而他仍毫无 怨言，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这显然令人感动。我 们迷失在传统的单向的指令性的思维里了，只是顺从别人的揭示而一直无知无觉 地走在一条单向的路上，从来也没有想过向相反的方向看上一眼。其实我们只要 换一个角度看一看，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谎言。既然某人付出了很多，而得到的 却很少，这显然就代表着不公正。那么做为政府就应该及时地进行调整，使其变 为公正合理。这是政府的职责。如果一个政府眼看着（已经出现了不公正）他的 人民在不公正合理的予取中工作了几十年，而没有采取措施来弥补缺陷，那么这 就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府。因为他的中心点不是人民的利益，而关注的仅仅只是政 府自己的利益。这个政府无疑地已蚕食了他的善良的人民“付出”的一切。 　　然而，还是有那些政府认为是“私心很重”的人，他们要求提高工资、降低 物价，他们上街闹事、堵塞交通、砸毁汽车、发泄不满，这些当然令政府头疼， 因为它粉碎了繁荣昌盛的神话。有些时候这些人数众多的是无法全部塞进牢狱里 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然要让步，该发的发，该补的的补。在这时候，解决 问题就显得果断，决不象在群众没上街道之前那样哭穷，让人民体谅国家的难处。 其实谁都知道政府中的那些蛀虫们把国家蛀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换一句话 说，人民体谅了国家的难处，那么谁来体谅人民呢？这就好比一个母亲，对她的 婴儿说：“你看我有多可怜，你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度过难关吗？你能够 不哭、不喊饿么？” 　　婴儿不会说话，只能哭，因为潘多拉的盒子在母亲的手上。如果她都不能从 盒子里拿出东西，那么还有谁能够拿得出呢？ 　　问题简单得连思考都不用。一点就透。 　　那么，为什么过去没有人来点透呢？因为人们都是清醒的。谁都知道１＋１ 得２，这是用不着去证明的。就象上面的问题一样没有必要去证明。阳光下有一 个盲点，它总是离你最近。 　　事实上，阳光下总还是有那么一些有良心的勇敢的要站出来揭露一些什么的， 但由於失去了传播媒体——就象鸟儿失去了空气而无法翱翔天空，就象鱼儿失去 了水而无法畅游大海——他们说出的话只能在自己的身边回荡。没有人看见，没 有人听见。一只醒来的狮子在悲壮的流泪。天空被一只强横的手遮住了透明度， 而仅只剩下无敌的亮度。 　　共产党每一次总结他们的成绩与工作时的报告，旁观的人很容易准确的发现 他们的工作重点，就是紧紧地抓住“两杆子”不放。所谓的“两杆子”就是笔杆 子和枪杆子。笔杆子放在枪杆子的前面是“解放後”的转化。谁都知道先前共产 党的政策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现在他们的策略则是“笔杆子里面保政权”。 後者没有形成文字而被明目张胆地提出来，与中共现在的领导人性格有关。毛泽 东是想啥、说啥、做啥。魄力信心和勇敢的个性，是他直到现在还拥有一定范围 的崇拜者的原因。而在他之後的领导人，则缺少了这样的信心，往往是想的是一 套、说的又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政策在他们的手里绕了一个圈之後又回到了 原地。这虽然表现出了极大的技巧与策略，但却浪费了历史的唯一资源——时间。 　　他们说我们可以游行，但必须得到他们的批准。他们说我们有选举的权力， 但候选人名单却只能由他们提供。这种公开的谎言，在我们的生活里充斥着，已 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以成为真理”这个道理准都懂，但 是谁也没有试图去揭穿成为了真理的谎言。所以谎言成为了真理。 　　重复谎言的最好的工具就是报纸、电视等传播媒体。也许他们不会承认说谎， 因为他们说的那些阳光明媚的、和风细雨的、见义勇为的完全是真实的事情。甚 至还可以找出许多的证人来证实。但在以正面宣传为主导的潮流下，所有的好人 好事的宣传报道的背後都直接指向一个主题：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就是好 呀，就是好。新闻媒体在这时的作用就是为谎言作证明。使那个藏在背後的巨大 的谎言得以躲避在一团厚厚的保护伞下面抵抗来自外来的质询和责难。 　　社会在一团假象的包围中随着时间的脚步而成为历史。那些质询和责难的人 的声音也如轰鸣的火车头般被排出的蒸气所掩盖。英雄死了，历史直接成为毁灭 英雄的人的手笔，堂而皇之地进入史册。 　　历史是由毁灭英雄的人写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考察它的真实性，而所 需要了解的是它的寓言性。寓言中的纯洁也许能够保护我们的真实。 　　记录下这一段文字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在一个私下的场合，我问一个宣传 部新闻管理处的领导： 　　“怎样把握新闻报道的尺度，曝光的稿件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形成一 个文字性的东西下发到各个报社？” 　　我确实有这方面的困惑，我相信每一个报社的编辑都会有类似的问题：怎样 在体制之内即不犯规，又可以把新闻做得好看（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每一个报社 的老总都要在开编辑会议时说：要多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要加大社会新闻 的比重。什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呢？我们每一个编辑都清楚，那就是烧、杀、抢、 奸）。这里有一个悖论，群众喜欢看负面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社会的本质，而 官员则要求刊发正面的，因为他们要宣扬自己的政绩。中国的报纸就是在这样的 一个夹缝里生存长大的。 　　那位领导回答：“不可能有文字性的东西，新闻的制度性原则，应该融入到 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血液里。” 　　倾刻间，我明白了一切。他们是即不能让外国人拿到我们的新闻不自由的把 柄，而又要达到他们的控制“笔杆子”的目的。 　　对於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由於工作的环境及传统的教育，他们应该是一批最 具现实主义思想的人。如果没有现实利益，他们是不可能用血液去溶化什么制度 的。共产党也清晰地看见，光靠过去的那种假、大、空的理想来愚弄人已经行不 通了，只有把馍馍做大，那些处於制度内的特殊行业的人都能够分到一点甜头。 这样新闻界就成了体制内的受益者，这在十几亿人口的强烈对比下，使新闻工作 者高高地浮在人民大众的上面。何乐而不为，只要做出对政府迎合的姿态就能够 得到如此的地位与利益。比如说在社会行业工种中偏高的工资、新闻发布会的礼 品、礼金，及公费出差旅游等等，使新闻工作者的那一腔人性的血液成了缓和社 会矛盾的润滑剂及调解汁了。 　　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体制中，分馍馍的非政府官员绝非只是新闻工作者这样简 单。它们还表现在其它一些特种行业中，如执法部门、监督部门、医疗卫生部门 等等，已经完全构成了一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行业经济体系”。人人 都在利用自己的行业的特殊性大捞特捞，想方设法地挖国家及人民的墙角，政府 当然看得见这一切，但为什么不干涉呢？因为政府要依靠这些特殊的部门来维持 自己的统治，当然就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这些新闻从业人员顺理成 章地成为了社会的蛀虫，腐蚀国家、养肥自己。中国的前途由此已经进入了一个 歧途，并不可思议地清醒、清晰、理性地败落下去。哪里是尽头？有人说只有等 到一个大厦全部被蛀空了，大厦才会倒塌。这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我想，只有 不断地有人提出要求来，要一起来参予分馍馍，并不懈地坚持，政府为了维持其 虚假的稳定与繁荣，就要不断地把馍馍做大，直到所有的中国公民都能够分到一 口馍馍，从而切实地感受一下饱与不饱，好与不好，只有这样中国才是真正地民 主了、公正了。 　　全国人民都以蛀虫的方式来使这个社会达到公正、合理，这一结论虽然消极 无奈，但如果我们一直象现在这样“清醒”下去，那这一结论也许就会顺理成章 地形成。“清醒”过来的人说：“你偷我的，我偷他的，他偷你的”你看这不就 公平了吗？ 　　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将是什么？ 【】　　　　　　　　　　　　　　【】　　　　　　　　　　　　　　【】 　　　　　　　　　◆　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　◆ 　　　　　　　　　　　　　　　　　　　　　　　　　　　　　·胡　平· 　　苏东事变後，有人讲过这样一句俏皮话：“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话 的前半句容易理解，後半句则令人深思。为什么那些主动进行改革的共产国家非 但没有延长其一党专政的寿命，反倒加速了它的灭亡呢？ 　　一般性原因即所谓“期望提升律”（Law of expectations），既得陇，又望 蜀。人们越是在某些领域赢得了自由，他们就越是对其他领域还存在的不自由感 到难以忍受，他们就越是要求赢得更多的自由。在统治者方面，诚如托克维尔所 言，专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 从而使其弊端公开显现暴露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改革初期，在中共党内，经济上的改革派往往在政治上是温和 派。反过来，政治上的强硬派也往往是经济上的保守派。其实，党内保守派之所 以反对经济改革，主要不是出於经济上的理由而是出於政治上的考虑。他们担心 经济改革会瓦解共产党统治的意识形态根基，从而直接危及共产党的专制权力本 身。据说，当年蛇口经济特区搞得有声有色，颇引起一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 家”忧心忡忡。他们问：“难道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有人回答得很妙：“只 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於是，这些“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也 就放心了。 　　由此，我们可以澄清一种流行的谬误。许多人把邓小平路线称为实用主义， 应该说邓小平路线不是实用主义而是犬儒主义。因为实用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相 一致，邓小平路线的特点恰恰在於理论与实践相背离。正象近年来中共干部中流 行的一段顺口溜——“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是极左派。说资本主义，干资 本主义，是自由化派。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是邓小平派。”时至今日，邓 小平派的“说社会主义”的欺骗性早已被世人看穿。 　　照理说，谎言一经识破就不再具有效力，但奇怪的是，邓小平派的“说社会 主义”这套谎言似乎依然很有效，中共依然可以在“说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去压 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其间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於当今中国普遍流行 的犬儒心态。人们非但不去揭露谎言，不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而促成权力 的性质转换，相反，他们对这种挂狗头卖羊肉的做法大表佩服，对权力堕落为赤 裸裸的暴力的现状大表赞赏，以为那是高明，是老辣，是有政治智慧。因此如汉 娜·阿伦特发现的那样“犬儒态度解除了领袖被迫面临的压力，取消了要么揭露 谎言、要么迫使领袖言行一致的现实”。所以，当维持中共统治的手段只剩下暴 力时，协同这种暴力统治的心态就是犬儒主义。 　　如果说共产党犬儒化的根源是“为权力而权力”，那么，民众犬儒化的根源 便是恐惧。 　　恐惧并非犬儒。它只是通向犬儒的桥梁。在极权社会中，恐惧感深入人心， 然而问题又在於，如果人们能够直面正视自己的恐惧，那倒好了。因为怕和恨是 同一事物的两面，怕就是恨。承认恐惧，认识恐惧，必将把我们推向异议者、反 对者的立场，哪怕我们只把异议隐藏在我们的内心。恰恰因为正视恐惧必然会刺 激良知，会导致良知的觉醒与反叛，多数人才会有意无意地回避恐惧，掉过脸去 假装看不见，假装没有这回事，宁肯让良知处於糊涂状态。这就叫“难得糊涂”。 据说在六四之後，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横幅小小流行了一阵。这应该不是偶然。 这样的“难得糊涂”就是犬儒主义。由聪明变糊涂才叫“难得糊涂”。“难得糊 涂”是聪明的不聪明，是不糊涂的糊涂；但是，“难得糊涂”终究是糊涂，是不 聪明。只有肯思考的人才会变成犬儒，而一旦变成犬儒你就可以不再思考。只有 聪明人才需要变糊涂，这要求你必须给自己的聪明套上笼头，不让它去深入思考 那些容易惹麻烦的现实问题。日子一长，你的聪明会退化，於是，你就终於修练 到难得的糊涂境界了。“难得糊涂”式的犬儒主义无异於精神的自我阉割。它是 对理智的背叛，对聪明的背叛。 　　前几年，国内知识界兴起了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人文精神问题的提 出，是因为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痛感於人文精神的失落：商业大潮的冲击，大众 文化的勃起，使人文知识分子顿时间失去了位置，失去了影响，失去了尊重，甚 至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此论一出，在知识界立即引起相当的共鸣。也有人提出异 议，他们反问，人文精神难道在过去果真高扬过吗？市场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 的淡出，社会生活包括文化本身的的多元化，难道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为什 么当它们开始成为现实时我们又要拒绝，又要抱怨呢？在世俗化的现代社会，知 识分子本来就不处於中心位置，因此，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怀抱精英心态，再幻想 着当时代英雄，而必须安於边缘，甘於本份。另有一些论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这 场讨论发表评论。他们指出，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往往把矛头指向世俗化、商业化 或大众文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专制主义这一政治现实。更有论者提醒人们，要 注意到这场讨论的形而下方面，尖锐地批评了“嘲笑道德嘲笑理想嘲笑精神”的 虚无主义、犬儒主义。 　　产生於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失落感，其参照系乃是八十年代（确切地说，是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九这段时期）。事後回顾不难发现，八十年代不愧为自四九年 以来中国大陆人文精神最为高扬的时期。正是在这段时期，大量的人文知识分子 成为时代英雄。这不足为奇。我们知道，共产国家是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共产 党以一种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彻底的控制。在这里，每一种 控制和压迫都假借理论的名义，因此，每一种挑战和反抗也不得不首先是理论的 挑战和反抗。如果我们把批判精神定义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那么，他的黄金 时代就正该是意识形态统治社会的後期，知识分子批判作为专制基础的意识形态， 他瓦解了那套意识形态，从而也就瓦解了专制统治。在八十年代席卷整个共产世 界的民主大潮中，知识分子扮演了先锋和领袖的角色。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所发 挥的重大作用，恐怕只有西方历史上的启蒙时代可相比拟。 　　正象医生的重要性在於使自己的存在变得不重要，同样地，以消解意识形态 魔性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其重要性也不可避免地会随着其使命的完成而下降。譬 如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前苏东各国，知识分子很是风光了一阵。作家当上 总统，诗人成了部长，教授被选为议员，在国会大厦里充斥着还没毕业的大学生， 严肃的政治性书刊风行一时。这在当年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不过这种情景通常不 会持续得太久。这也难怪，既然知识分子所批判的专制怪物已然寿终正寝，他们 倡导的基本原则已然被公众接纳并铸入体制，他们的历史作用也就告一段落。例 如此前饱经磨难的异议人士，他们顶上的道义光环每每会随着政治迫害的终结和 政治悲情的消退而逐渐失色。当民主从理念变为运作，行动人脱颖而出，理念人 则可能脱离中心而成为背景。好象看电影，观众注目的是演员，编剧则被忽视。 民主政治是凡人政治或曰庸人政治，曲高和寡在所难免。所以，许多最早鼓吹自 由民主理念的人，待到自由民主实行後倒很容易感觉落寞。这里还不说商业化与 大众文化的影响。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应该说，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的 失落感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的问题与上面所说的情况类似。在 八十年代，一部在纯学术纯艺术领域中突破原意识形态框架的作品都可以在学术 圈艺术圈之外的广大公众中引起轰动，这在九十年代就几乎不可能，因为原意识 形态已经从这些领域中溃败撤离了。在这里，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的胜利而落寞。 另一个问题则全然不同。在中国，政治专制依然存在，这个被八十年代知识分子 批判的主要目标依然存在。照理说，知识分子的英雄戏还没唱完，怎么就被抛向 边缘了呢？当然，这是因为政治专制政治高压。在中国，人文精神的高扬期与失 落期是以六四分界的，这本身就给出了答案的线索。 　　然而，答案的线索还不是答案。不错，六四事件压下了一批知识精英，但是， 知识界的批判并未因此偃旗息鼓。仔细检索九十年代大陆的公开出版物可以发现， 宣扬自由化的文字未必少於八十年代，其深度力度未必不如先前，甚至多有过之。 异议人士的批判抗议之声连绵不断，而且比六四前更加鲜明。老百姓的“什么话 都敢说”的情况并没有衰减，而且更尖锐、更普遍——如今，连不少共产党的干 部也都在指名道姓地批评共产党了。甚至当局对思想的控制似乎也比八十年代更 弱而不是更强。许多在八十年代遭禁挨批的观念，到了九十年代反而显得稀松平 常，通行无阻（例如人道主义的观念）。现在，不少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的感慨 是：并非我们不敢批判，并非当局压制得太严，问题是如今的听众数量较六四前 大为减少，我们的呼声缺少广泛的回应，别人都忙着下海挣钱奔小康去了。无怪 乎一批论者要把矛头指向商业化世俗化及大众文化了。 　　我并不否认经济大潮的冲击。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起了新一轮经改热潮， 这确实转移和减轻了政治专制所面对的压力。但我要指出的是，导致自由呼声缺 少回应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泛滥成灾的虚无主义和犬儒心态。这是六四事件留下的 最恶劣的後遗症。 　　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告诉我，过去，他在讲坛上阐述自由理想，堂堂暴满； 现在他在课堂上讲同样的内容，却听者寥寥。“现在的年轻人太实际了”，他说。 “不，”我说，“是现在的年轻人太犬儒了。”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 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 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 　　讲启蒙，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暗含的前提是，一旦人们认识到善就会从善， 认识到恶就会抗恶。但是启蒙对犬儒们似乎是没有意义的。犬儒是不分善恶的， 但他不是不知善恶。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有些犬儒还走得更远。 他们不但不反对恶，他们还要迎合恶，只要恶有权有势。他们变得很势利。其实 犬儒本来未必全是势利，但是既然他抹杀了善恶是非，结果到头来只剩下了势利。 　　有的犬儒富於进攻性。他们不只放弃理想，还要反过来嘲笑理想。说来也是， 给别人奋斗泼冷水的人，往往不是从没奋斗过的人，而是那些自己也曾奋斗过、 但遭受挫败後放弃了奋斗的人。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自己不再奋斗了，看见 别人还在奋斗就去嘲笑。这多半是以攻为守，嘲笑别人的奋斗是为了辩护自己的 不奋斗。犬儒的嘲笑也有他自己的逻辑。犬儒既然不承认理想只承认现实，他就 会把别人不顾在现实中碰壁而执意追求理想视为“傻冒”。尤其是在现今的中国： 过去，共产党实行“全面专政”，“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给个人留下的 出路太窄；如今却是“一面架机枪，可以走三方”，只要不挑战政治上的专制权 力，干什么都行。你偏偏要朝枪口上撞，不是“傻冒”是什么？人生苦短，大家 都受了半辈子穷，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大发其财的机会,为什么非要争什么自由民主 不可呢？ 　　顺便反驳一种说法。不少人认为,现今中国大陆的民运难以开展，是因为经济 改革取得实效，民众富了起来,物质主义泛滥，冲淡了政治上的追求，知识分子也 获得了更多的空间和相对的自由，所以对现状也比较满意。此论似是而非。回想 八九民运爆发之前，经济改革不是也搞得不错吗？那时还是经改的蜜月期，人人 有糖吃，无非有多有少，还不象现在，上千万工人下岗，几家欢乐几家愁。至於 知识分子的处境，那时正是高峰期，自我感觉普遍良好。八九民运的爆发，在民 众方面来说，如第7节所言，主要是得陇望蜀期望提升的结果，而不是绝对剥夺 相对剥夺的产物。这反过来也就说明了，现在民运的低落，是因为政治理想政治 热情遭受严厉打压被冷冻被放弃，不是因为人们利益的满足而是因为期望的收缩， 不是因为物质主义的泛滥而是因为犬儒主义的蔓延。 　　犬儒一词，许多人感到陌生，若说起“玩主”，大家就熟悉了。其实，玩主 就是犬儒。前些年，以王朔作品为代表的调侃文学风靡一时。我们知道，作家大 於作品，作品大於观念，对作品的诠释又大於作品本身。这里，我们不讲王朔， 也不讲王朔的作品，只集中讲王朔作品的走红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学者专家已经 发表过许多意见，其中不乏破的之语。有学者指出，王朔作品在多年以前就已经 出现，但是作为一种玩主思潮在北京走俏， 有特定的背景，实际上反映了九十年 代初弥漫於整个社会上下的玩世不恭的虚无感。有人提到了“弥漫社会底层的无 可奈何的失败主义情绪”。 　　这就点到了六四。很明显，犬儒主义是在理想主义惨糟失败後发生的。玩世 不恭的心态是在严肃的追求横糟蹂躏後发生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会使人深感疲惫， 摆脱疲惫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扔掉精神再付之一笑。为什么要“躲避崇高”、“渴 望堕落”呢？因为“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 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王朔小说语）。阿Q每遇挫败，要么精神胜利， 要么自轻自贱，两法都有解脱之效。其实，不只是阿Q，就连一些执着的理想家 在碰壁之後也常常要自嘲一番的，自嘲就是自疗。若置身於旁观者的地位，要嘲 笑别人的碰壁就更容易。因为庄严与可笑本来就只有一步之差。 　　玩主的冷嘲热讽，是连澡盆带孩子一起泼。它使官方的说教显得可笑，同时 也使严肃的抗争显得可笑。但是权势是不在乎你嘲笑的。犬儒揭穿中共的真面目， 但那不等於犬儒要成心和中共过不去，因为犬儒认为换上别人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犬儒对民运同样不以为然。他认为民运无非是想取而代之。当中共镇压民运时， 犬儒的态度是：“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谁也不帮。”暴力统治意味着民众在政 治上的消极冷漠，意味着普遍的犬儒。犬儒嘲笑权势，於权势无甚大碍，犬儒嘲 笑抗争，却对抗争有大伤害，因为抗争的力量端在於道义，端在於赢得人们的支 持同情。 【】　　　　　　　　　　　　　　【】　　　　　　　　　　　　　　【】 　　　　　　　　　◆　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保守主义　◆ 　　　　　　　　　　　　　　　　　　　　　　　　　　　　　　·刘晓波· 　　九十年代的大陆中国，不但执政党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和毫无作为，而且以反 对八十年代的激进主义为标识的政治保守主义在知识界也颇为流行，它所批判的 主要对象是八十年代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全盘西化（方励之、刘晓波及《河殇》） 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运动。二者的更迭并非基於纯粹的学理上的竞争，而 是以“六·四”血案之後政治“激进主义”的言论空间完全被取消为前提的。正 是执政党对八十年代推动政治改革的党内开明派和民间自由派的全面封杀为政治 保守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的支撑。於是，政治保守主义在“稳定压倒一切”和 “经济决定论”的官方口号下，和在没有公开竞争的畸型学术环境中独领风骚。 　　毋庸置疑，政治保守主义思潮极为庞芜和复杂，有官方的、有大众文化的， 有学界的有国内的，有海外的。他们或以“国情特殊论”为经验根据，或以发源 於英国的保守主义为学理依据；就其动机而言，真诚忧国者有之，借此坚守渐进 的自由主义立场者有之，但是也不乏借此跻身於官僚集团充任高级幕僚者，或借 此成为官方认可的学界名流，执掌意识形态霸权。然而，无论其理论根据如何， 也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政治保守主义都在客观上迎合官方所倡导的“稳定压倒 一切”，“发展经济绝对优先”的意识形态导向，而放弃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 人类主流文明价值体系及其制度安排。他们宁可要无自由的强权秩序，而不要通 过政治改革而逐渐建立的自由秩序。秩序优先和自由优先的不同抉择，是政治保 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分野。 　　“六·四”刚结束时，颇具投机本能的何新以“新保守主义”一枝独秀。虽 然何新本人以此捞到了政协委员的资本，但是因其学术包装的拙劣和赤裸裸的官 方立场而被知识界所唾弃，其影响也如过眼云烟，迅即消失。邓小平南巡之後， 新一轮经商热潮所导致的通胀与市场秩序的混乱以及中央权威的削弱，使加强中 央权力的宏观调控的思潮应运而生。值此之时，一批经过欧风美雨洗礼和镀金的 学人，不约而同地走向政治保守主义，其集权倾向的学理化包装，精巧新颖，洋 味十足，既博得了执政党的欣赏，又征服了一批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有些人已经 在学界一举成名之後，迅即被执政者揽为高级幕僚。 　　政治保守主义的要点大致如下： 　　一、或从中央财政锐减，调控权力下降的角度，或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 主张以强化中央集权来推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胡鞍钢 和王绍光合著的《国情报告》。他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後西方经济中政府行政干 预的强化和西方人对“东亚模式”的理论诠释为参照系，认为外塑後发型国家的 现代化不能走西方式的自然成长的道路，而应以强化国家的行政干预和集权来自 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而且是单纯经济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就是强化中央集 权，特别是财政和计划的集权，放弃已经实施多年且成效卓著的分权式改革模式。 他们认为，即便在中国现行的一党专政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中央权威仍然很弱， 必须强化，而无视一党专政的无孔不入。李泽厚、刘再复、甘阳等人也从不同角 度强调强化中央权威的重要性，以防止由社会势力和地方权力的坐大而引发的失 控、动乱乃至国家分裂。 　　众所周知，政府权威的建立有两种模式，一种源於被统治者的同意和授权， 也就是民主政治下的政府权威，此种权威的强化也要经由选民的同意，绝非统治 者的任意行为。如果民主体制下的政府缺乏权威性，那只能或重塑政府的公众认 同，或下台，让位於其他更得民意的政党执政。另一种权威源於统治者的以暴力 为支撑的强加民意，使被统治者在暴力的威慑下别无选择地服从政府权威，而不 是基於民众自愿的选择，这就是专制政治下的政府权威。此种权威的强化大都是 统治者非经民众授权的任意行为。如果专制体制下的政府权威衰落或弱化，那只 能是民众对强权的不顺从或不完全顺从的结果。政府要想强化权威性，或顺应民 意进行改革，重塑政府权威的来源，或继续强迫民意加强控制，维持短暂的、表 面的强政府。所以，两种不同的政府权威根本没有可比性，而胡鞍钢等人却硬要 以西方民主政体中的政府干预来论证中国专制政体中的强化集权的合理性，它不 是混淆了最起码的政治理论的常识吗？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中国，关键的问题 不在於应否强化政府权威和行政干预，因为中国政府现在仍然是世界上为数极少 的全能的无限政府之一，其权力无孔不入，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正因为政府权 力的不正当介入而步履维艰；而在於怎样通过政治改革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其 逐渐转变为有限政府。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角度讲，我们宁肯要一个靠被统治 者的授权和同意而建立的有限的弱政府，也不要一个靠剌刀和谎言维系的无限的 强政府。中国人作为个体已经被这类强政府剥夺了所有的尊严与自由；中国作为 一个民族已经为认同这类强政府付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惨重、最血腥的代价； 　　还是众所周知，西方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循着分权式道路发展的，即便是二战 後强化政府干预也是在充分分权（个人，社会，国家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 责利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保障）的前提下进行的。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 式的现代化，显然是在威权体制下完成了经济腾飞，但是其基本战略仍然是国家 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台湾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土地改革，公营转民营和县 市自治，恰恰是以执政党放弃经济上的中央垄断和政治上的中央统治一切为前提 的。“东亚模式”与“西方模式”的不同只在於：西方的分权是在无 任何成熟经 验的条件下，经过自发的长期的，试验性的渐进累积完成的，而东亚模式只不过 是把西方经由几百年的探索积累而形成的成熟经验，通过政府权威的全力推进在 短期内完成的。“四小龙”的现代化在经济发展和政体改革上基本受惠於西方模 式，甚至二战後台湾与南韩的改革方案都是在美国的主持下制定的。我想，即便 台湾和南韩的民族自尊再强烈，也不至於完全抹杀历史事实，把自己的腾飞归功 於专制主义和东方文化吧。而只有顽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 中国政府及其御用文人才会替台湾人和南韩人重写历史，正象中共抹杀历史事实， 重写抗日战争的历史一样。 　　又是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循着分权道路进行的，邓小平时代与毛 泽东时代的最大区别在於：一是把毛泽东时代无所不包的国家权力，下放一部分 （仅仅是极为可怜的一小部分）给社会公众，使一部分人开始摆脱全面受制於国 家的供给制，获得了相对自主的私人活动空间；二是把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下放 一部分给地方，使地方能够局部地摆脱中央计划的全面控制，因地制宜地发展自 己的经济。此种放权让利的改革，突破了中国大一统的总体国家，全能政府、无 限权力的极权主义框架，形成了极为有限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格局， 从而激发了国家、社会、中央、地方、团体、个人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导至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的威权主义与大陆中国的一党专 政在集权的程度上和性质上有着显著的区别：东亚四小龙都是以私有制为主，都 给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多种优惠政策（如台湾对民营经济实行税率优惠，外汇 额度优惠，代款利率优惠的三优政策），而大陆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在宪法上明确 产权关系，对私营经济的发展设置重重阻碍；东亚四小龙都有一部以自由主义政 治哲学为价值基础的宪法，这就以国家根本大法保证了其政体改革的未来方向， 加之有限的言论开放和地方自治的政策（香港则除了选举权之外的一切公民权利 都得到法律的保障），使其专制权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无法为所欲为。而大陆 中国至今仍然没有这一切。 　　现在，中国经济的混乱与失序，一是由於转型期的新旧交替，国家与社会、 个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责权利没有得到立法上的明确规范（如产权和地方权利 都不明确）致使短期行为泛滥，犯规行为盛行。二是由於集权体制下的行政权力 在经济领域的滥用，使自由平等的竞争规则无法健全，或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 致使权钱交易式的腐败，政府行为的企业化和越权行为成为社会惯例。那些握有 权力者，不仅能够名正言顺地瓜分全民资产，而且设立各种名目搜刮民间财富（一 九九六年八月，济南市政府以建立交桥为名，强行勒令私营出租车主连续三年每 年每辆车交二千元公共交通费，这等於利用权力强行抢劫民众资产。类似的名目 多如牛毛）。在一党专政体制还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中国，只谈强化中央集权 而不谈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虽强调稳定的秩序而不谈政治制度的改革，其 社会後果极为可怕，一遇偶发事件，暴烈性的社会动乱将不可避免。 　　因此，无论是西方模式还是东亚模式，都不可能成为在目前的中国强化中央 集权的论据。恰恰相反，这两种模式的成功都在告诉我们，中国现代化的成功， 关键取决於从无限的强权政府向有限的弱权政府的渐进转变。 　　二、政治保守主义的另一理论是社会发展阶段论。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应 以经济发展为前提，而经济发展的前提又是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的前提又是政 府权威的强化，因而，他们就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置於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 进而把强化中央集权置於政治改革的首位，而把民主和自由流放到遥远的未来。 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李泽厚与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 　　此书以反对八十年代的所谓激进主义为基调，把古今中外几百年历史上的革 命全部划归告别之列：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谭嗣同的殉难、五四运动、大跃 进、文革、“六·四”运动、苏东骤变。换言之，作者以激进主义革命为批判对 象，不加区分地否定了从百日维新至“六·四”运动的中国人为追求自由民主所 付出的牺牲和努力，甚至把五四、六四和文革混为一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 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的渐进改良顺序，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 义的经济决定论加上被歪曲的英国式的古典自由主义。相对於卢梭式的激进自由 主义，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具有保守的倾向，但是从柏克、洛克到哈耶克、波普尔， 这些英国式自由主义的捍卫者所要保守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的精髓，而不是象李泽 厚等人的保守主义那样，对集权政治情有独钟。 　　纵观全书以及发表於《东方》杂志上的李泽厚访谈录，他提出的四步论等於 一步论，即在目前的中国，只应该发展经济而不做其它。似乎当代国人只能或只 配要求面包，填饱肚子，而公民的言论权，财产权，参政权等自由和尊严国人不 配拥有，对此种温饱哲学，我且不论证离开了政治民主的保障，个人自由和社会 正义纯属天方夜谭，仅就中国的单项经济改革所导致的日益尖锐的各类社会矛盾 而言（高通胀、低效率、腐败猖厥、贫富悬殊、治安恶化、国有资源流失、国有 企业停滞、价值真空、暴烈对抗），如果没有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是根 本无法和平化解的。而且，到一九九五年，单项经济改革的正面能量已经释放完 毕，再无潜力可挖，经济改革处在负面能量强劲释放和停滞不前的状态（如金融 体制改革、产权改革、市场规范化、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无甚作 为），其根本症结就在於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後，如果再不改革严重阻碍甚至 是窒息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中国经济的未来肯定是灾难性的。 　　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特别把苏东骤变作为其理论的经验依据，然 而他们恰恰忽略了政治体制改革完成後的苏东经济，正在渡过混乱低速时期，而 进入正常发展。更重要的是，以短期的经济代价换来的是巨大的社会整体效益， 特别是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言论权利的获得，社会公正系统的建立和健全，人 的尊严的重新恢复，以及现行民主政体对经济的长远发展的巨大推进作用。至於 苏联的解体，只不过是靠剌刀和谎言所维系的专制国家的解体，是把本来属於各 民族的自主权还给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这不是解体，而是国际正义的实现。 短暂的面包匮乏换来的是长久的自由，这种物质代价的付出太值得了，因此，俄 罗斯人民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选择的标准仍然是自由优先，而不是面包优先。 　　总之，在这种无视中国人作为人的基本价值、尊严、自由与权利，而把民族 国家的短期目标置於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国家主义的深层，在这种人为地割裂作为 社会有机整体的经济和政治的物质决定论的背後，是丧失了独立的批判意识和屈 从於专制权威的依附人格，是无视人的价值，以国家振兴代替人的解放的狭隘的 民族主义的复活，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次地拒绝选择以自由 主义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当代翻版。中国人因选择文明基本构架上的多次失 误（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而付出的代价太惨痛，再不 能保守这种传统了。因为，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民主化朝流已成为人心所向，大 势所趋。 　　三、政治保守主义最极端的表现，是以“新马克思主义”为学术包装的毛泽 东幽灵的复活，其主要代表是崔之元的《以俄国为鉴看中国》，《中国实践对新 古典主义的挑战》，《鞍钢宪法与後福特主义》等文章。这种新毛泽东主义与老 左派的《万言书》一样，仍然以毛泽东式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待目前中国的贫富 两极分化，并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平民代言人的名义，向中国的现代化战略提出挑 战。如果说，胡鞍钢等人从财政的角度提倡强中央，还是短时期内的改革策略的 选择的话；如果说，李泽厚等人的保守主义还是在认同政治民主的总目标的前提 下强调改革方式的渐进改良而反对激进剧变的话，那么崔之元新毛泽东主义则把 改革的最终目标和中国的长远发展全部化为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不仅否定了自 由主义在中国改革中的当下价值，而且否定了自由主义的最终价值。 　　崔之元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中的制度学派的方法为分析框架，以毛泽东的政 治遗产为思想资源，批判了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所有发展模式：从西方 的工业革命到古典经济学，从自发私有化到新古典主义，从康梁变法到辛亥革命， 从东亚模式到苏东的私有化，甚至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都属於被超越或被抛 弃之列，唯有经过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包装的毛泽东遗产才是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 於是，人民公社变成了村民自治，大跃进变成了乡镇企业的先驱，文革变成了抑 制权贵私有化（自发私有化）的试验，鞍钢宪法变成了後福特主义的经济民主， 这些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组会为中国提供独一无二的现代化模式—社会主 义民主。他甚至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是类似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的专制社会， 反而比骤变後的苏东更接近美国的平民私有化的资本主义。 　　崔之元所全力推荐的平民私有化或社会主义民主，主要是针对自发私有化或 资本主义民主所造成的贫富差别悬殊的社会分配不公，然而，平民私有化的实现 必须以强大的政府权威为後盾，否则的话，私有化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根本无 法达成平民私有化，即便是北欧等高福利国家也无法做到为一点，平民私有化实 质上是分配的平均主义的现代版，而只有强大的专制权力才能违反人的本性而强 行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从社会正义的的角度讲，崔之元的理论把所有富人 的财富指责为社会不公，不管这些财富的积累是否合法合理，只要社会上还有贫 富之间的差别，就无社会正义可言。那么，毛泽东式的打土豪分田地以及供给式 的平均主义就是社会正义了，懒汉低能者去瓜分勤劳者和高能者就是正义的，此 种平均主义式的社会正义在二十世纪为人类带来的灾难对崔之元来说并非灾难， 而仅仅是试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大跃进所造成的饥殍盛野，文革所造成 的生灵涂炭都可以一笔勾销了。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 和义务，通过平等自由的竞争分配社会资源（例如财富和权力）所带来的不平等， 也将随着崔之元的新毛泽东主义而作古。 　　要么是席卷全球的自由主义错了，要么就是已经接近坟墓边缘的专制主义下 的绝对平均主义错了。我想，学理上的澄清远不如世界史的事实更有力。西方新 马克思主义绝不会是未来人类的选择，它至多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补充或平衡，提 醒人们为生活的弱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分配社会资源时尽可能地给最少 受惠者以补偿。崔之元的新毛泽东主义更不会是未来中国人的选择，它甚至连补 充和平衡的作用都没有，因为目前的中国还在毛泽东的专制主义阴影的笼罩下， 日益悬殊的分配不公绝不是由於自发私有化造成的而是专制体制下特权阶层对社 会财富的非法掠夺和侵吞造成的，是维持社会公正的基本系统全部失效的结果。 我们离自由主义的正义——作为公平的正义——还很遥远，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 代人的努力。 据说，中国的老左派们和留洋归来的新左派们曾经共同参加了“社 会主义与当代世界”研讨会。老左派对新左派的发言既欣喜又困惑，欣喜於留洋 博士居然在目前的中国捍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困惑於他们根本听不懂新 左派们用洋理论包装後的新毛泽东主义，然而，二者共同的政治利益会添平一切 理论上的代沟，实现政治现实上的利益同盟。 　　由此观之，不管当代中国的政治保守主义之间在理论上有多大的差别，但是 在目前专制主义仍然强大的中国，他们都是持反对政治民主化改革和强化中央集 权的立场，正是这种共同点既被官方欣赏又在民间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而 一旦此种理论既成为执政党的决策依据，又成为民间不满情绪的代言者，中国就 将重回毛泽东时代。对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必须严肃地回应政治保守主义。就 我本人而言，“六·四”前我仅仅是一个不成熟的观念上的自由主义者，“六·四” 给我的最大恩惠就是：我不仅要在观念上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且要以行为践行 自由主义理念，即便再被指责为激进主义也在所不辞。 　　附注：《国情报告》的作者之一王绍光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 一九九六年第二期《战略与管理》双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公共财政与民主政治》 文章，着重阐述了民主政体比专制政体更有利於政府汲取财政收入。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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