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五　十　期　　　　　　　　　　　　【】 　【】　　　　　　　　　　　　　　　　　　　　　　　　　　　　　　【】 　【】【】【】【】【】【】【】【】【】【】【】【】【】【】【】【】【】 　　　　　　1998.2.17　　　　　　　　　　　　　　　（sd9802c） 　÷÷÷÷÷÷÷÷÷÷÷÷　本　期　目　录　÷÷÷÷÷÷÷÷÷÷÷÷ 　⒈　历史、遗忘和责任　　　　　　　　　　　　　　　　　　　　林培瑞 　⒉　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的自我反省　　　　　　　　　　　　　　翁寒松 　⒊　迟到的理解　　　　　　　　　　　　　　　　　　　　　　　朱学勤 　⒋　青春不是辩护理由　　　　　　　　　　　　　　　　　　　　苏晓康 　⒌　为了对集体罪恶有免疫力──法国帕蓬案　　　　　　　　　　南天朔 　⒍　德国的“政治局案”　　　　　　　　　　　　　　　　　　　李景功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历史、遗忘和责任　◆ 　　　　　　　　　　　　　　　　　　　　　　　　　　　　　·林培瑞· 　　香港人常常问：中国大陆的贪污腐败将来会不会拖累香港繁荣的现代化经 济？97年以后香港是否能继续享受它已经习惯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 自由？六四的坦克有没可能开进香港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一直否认香港的将来 会有问题，而且经常提醒香港人别忘了历史，别忘了香港的“出身”。上一个世 纪英国人在中国沿海地区大规模地贩毒──卖鸦片──然后强迫中国政府签不平 等条约，要求特权，要求割让领土，等等。 　　我个人完全赞成回顾历史。西方国家在中国卖鸦片是极其丑陋的历史事实。 西方政府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为了鸦片的问题向中国百姓道过歉，也是一件丑陋的 事实。但是我又觉得中国共产党提出来要认真回顾历史，也未免有点奇怪，甚至 有点自相矛盾。 　　　　　　　　　　　　◆　共产党的“遗忘术” 　　十多年前，我住在中国，中国朋友跟我提到过共产党的“遗忘术”。我起先 不懂，怀疑自己的中文有毛病。甚么叫“遗忘术”？遗忘是自然的过程，难道能 有“人为的遗忘“吗？ 　　后来我明白了。有些事情中国官方不允许你提到，希望你忘记。 　　1987年，刘宾雁、方励之和许良英提出来要举办一次回顾57年反右的大会， 官方不允许。1988年西单民主墙的十周年，政府不许纪念。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三 十周年，结束的二十周年，有几个中国刊物有胆子发一点回顾文革的文章，几天 后就被封掉。 　　解放军大将军迟浩田先生，也就是主使六四屠杀有直接责任的那位迟先生来 到了美国。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他居然能说六四的屠杀没有发生。他说解放 军顶多出于自卫推挤了几个暴徒。但是关于屠杀只有两个字：“没有”。 　　中国政府在抹杀过去的同时，还常常劝人们要“向前看”。实际上“向前看” 和“向后忘”有阴阳对称的关系，是一个道理的两面。过去虽然是铁一般的事实， 但是你别想它；将来虽然是飘在空中的，但是你最好天天想它。 　　这是所谓的“遗忘术”，听起来有点笨拙，但实际上是相当有效的。要求改 革的中国青年，常常这一代不知道上一代的经验是甚么。1956年百花齐放的时 候，中国的热情青年并不知道十几年前王实味等人因为话太多而失去了头颅的故 事。1978年积极参加民主墙的青年，并不熟悉56年的经验，参加89民运的青年 也不太知道78的民主墙。现在的青年有多少还记得89呢？迟浩田先生说忘了也 挺好。一代一代的中国青年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一代一代又忘了上一代的遭遇。 　　　　　　　　　　　　◆　历史是面镜子 　　中共现在要求我们别忘了历史，但很明显，却又要我们只记得一部分历史。 中国古人常常把历史比做镜子；司马光资治通鉴的“通”字的含义，是希望他的 镜子能概括历史的全面。关于只看自己喜欢的那一部分历史的问题，中国诗人艾 青1979年的诗句说得好：“自己长的不好看，不要埋怨镜子”。 　　政客不希望照全面镜子是普遍的问题，古今中外都有例子。英国在中国贩毒 不愿意照镜子；日本1937年在南京残酷屠城，日本教科书一直到现在不照镜子； 希特勒用毒瓦斯杀害几百万人，今天的纳粹党还有人不正面看；美国军队1968年 在越南，不问男女老少把整个儿美莱村杀尽了，以后拼命掩盖事实，希望没有人 看，希望看见过的人忘记。 　　然而，在利用“遗忘术”的方法上，很少人能够达到中国共产党的水平。1970 年中国高层领导集体照相，但林彪反叛以后同一张相片里就看不到林彪了。历史 变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是那张相片，可是却少了江青。历史又变了。洗相片 的同志自然得花点时间；但是管博物馆的、写历史书的人，当然要更忙得多。邓 小平两次挨批两次“平反”，历史镜子里的形象一闪一闪地消失又再现。 　　要是历史能变得这么灵活，甚么是永恒的呢？当然，保护当权者的利益是永 恒的原则。每次修改历史都是为了政客目前的方便。 　　　　　　　　　　　　　◆　由批孔到尊孔 　　最近中国政府很看重孔子，恢复了孔子故居，办了一个孔子研究会，似乎要 鼓励中国人认同古老的民族传统，并且把传统的爱国心和现在的共产党的领导合 在一起。但23年以前完全相反，那时要批林批孔，否认孔子的一切。当时孔子是 “封建中国”的象征，也是影射周恩来的比喻。孔丘和中共的利害关系变了。 　　但中共歪曲历史的最可怕的例子是大跃进。 　　1959年到61年在中国发生过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原因也并不是因为天 气不好；最近透露出来的内部气象记录表明，当时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天 气，实际上还比平常的天气好。饥荒完全是人为的，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政策引 发的。 　　是的，我们应该回顾历史，尊重历史。英国人上一个世纪在中国卖了一万吨 以上的毒品。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前饿死了三千多万无辜的中国农民。历史这面 镜子是广阔的。 【】　　　　　　　　　　　　　　【】　　　　　　　　　　　　　　【】 　　　　　　　　　◆　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的自我反省　◆ 　　　　　　　　　　　　　　　　　　　　　　　　　　　　　·翁寒松· 　　中国大陆学术理论界近年出现了“陈寅恪热”和“顾准热”，其影响越出了 思想界、知识界，具有超学术的社会意义，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性的文化反 思，是世纪之交的中国人自我意识反省的标志。 　　尽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总是成立的，尽管“主义”和“问题”往往有 所交织，但学者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问题”而不是“主义”，这一点是清楚的。 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以政治划线”、“政治压倒一切”的社会背景下，独立的学 术研究遭到专制政治之“主义”的残酷打击，被搞成了“最成问题的问题”。与 黑白颠倒相伴的必然是人妖颠倒，属于“好人”的学者都遭受到程度不同的摧残。 在那种情况下，陈寅恪始终强调“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顾准在极其严酷 悲凉的环境中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等问题，都是英勇地捍卫学术研究的独立和尊 严。现在发生“陈寅恪热”、“顾准热”，表明人们不仅钦佩他们可贵的精神和 气节，不仅承认他们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形象的恒久价值，而且认为他们所坚持的 学术理念、治学方法拥有更多的真理。 　　经过盲从“政治”、鄙弃学术到厌恶“政治运动”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人们 重新认识到学术研究的独立、纯洁、崇高和神圣性质，把学术研究从“政治”附 庸的地位上解放出来，重新回归到“公共领域”（也有人相对于“官样文章”提 出了“民间学术”的概念），伴随而来的便是一种对“地道的学术研究”的重新 遵从和追求，以至于有一种学术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的味道。这种革命性变革 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直接“解构”旧的“话语体系”，以便用“人的思维”来 进行称得上“学术”的研究。所以，对顾陈二人的重新定位，实际上隐含了对国 内学术界长期败坏的文风和学风的深刻反省和彻底谴责。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有些 “著名学府”、“知名教授”忽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忽而“深入研究 邓小平思想”的惯常“校风”和行径，就可以感受到文风和学风问题的极端严重 性，从而也充分认识到这一革命性变革的文化意义。 　　在政治激进主义和“政治多动症”煽乎起的“意识形态”中，学术成了政治 “主义”的附属品，“问题”完全被某种“主义”吞没，陈寅恪在这种情况下坚 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问题理念”，显然就上升或转换成了一种“主 义”。所以，今天的“顾准热”和“陈寅恪热”的社会政治性质，就是对在斯大 林主义政治模式高压下的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严重抗议，是对以中共文化专制主 义的深刻批判控拆，是在还学术文化以应有的尊严和光荣。 　　“顾准热”、“陈寅恪热”的社会政治意义还在于，我们社会对“群众运动” 及其“群众”的问题认识深化了。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作为“主义”的一极，长 期盛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总是和“群众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而顾准、陈寅恪等人 总是“一小撮”。换言之，文化专制主义总是以“大民主”的形式表现出来，总 是以煽动下等人（小人、恶人、奸人、庸人、心理变态者、泼妇刁民）群起反文 化为手段，达到扼杀社会精英的目的。所以，文化专制主义赖以存活和“得道” 的“群众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群氓运动和政治恐怖主义。这个问题在纳粹德 国同样发生过。当纳粹党人上台后（事后看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领导集团，完全 是由一帮从低层社会泛上来的小痞子组成），那么优秀的德国民族竟然“整体起 哄”，形成了反文化的、最终把本民族引向大灾难的“群众运动”。 　　顾准是“参加革命”的经济学家、某种“新型知识分子”，陈寅恪则是具有 “贵族血统”的大学问家、“旧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二人人生经历回 异，因而在专制主义政治高压下“发生问题”的情况也有所不同。顾准主要通过 一种非体制化的觉醒和反叛，体现“入污泥而不染”的人格力量，陈寅恪则主要 以一种“不入污泥而不染”的士大夫风范，最终体现的是同一种决不与阿猫阿狗 同流合污的先知先觉、彻悟、清高和“大拒绝”。顾陈二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但都是月黑风高之夜“独行者”，正应了胡适关于“狮子和老虎都是独往独来的， 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一说；他们在绝大多数文人都走向蝇营狗苟、趋炎附 势乃至助纣为虐时却那样“不识时务”，那样绝不合作或“稍许屈从”，其所以 如此，就在于他们的精神实质和文人气质是一样的，行动的依据都是大知识分子 才具有的非凡人格特性。人性、个性、创造性，正是他们两人的共性和优秀品质。 　　由此我们也看到了某种超凡脱俗的个性和“贵族气质”对于学术生命的重要 性。政治是一种“平衡的艺术”，它有把人推向平庸和“冷血”的趋势，而学术 天生是一种要求突破“平衡”的创新的生命跃动，它强烈地要求个性和激情，而 且学术文化本身就是包含某种“贵族气质”的，所以，一方面，学术的“贵族气 质”造就大学者，另一方面，学者的“贵族气质”促成其做成大学问。长期的文 化专制主义及其败坏了的文风和学风，突出地表现在制造平庸、扼杀个性，结果 使我们社会长期出不了大文豪、大思想家等“精神贵族”。这个问题的后遗症至 今严重存在，比如倍受称赞的“７７级”有那么多中文系毕业生，但我们至今却 看不到几个象样的”全国性人物“，相反热衷于小官吏主义的“小卡列宁”们倒 遍地都是。学术文化的不幸、社会的不成熟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较多地涉及到或暗示了中山大学作为一个法人 实体对陈寅恪的虚伪、恶劣行为（包括积极主动的特务行为在内），这引发了一 种社会认识，即中山大学有组织地迫害社会贤达，在自己校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 的一页，必须负历史责任。有一种虚伪抽象的诡辨逻辑至今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 中顽强作崇，即把所干盯坏事推到少数人、过去人身上，而“大多数人是无辜的”。 按照这种逻辑，迫害陈寅恪的事情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山大学无关，与中山大学 的“广大师生员工”则更是无关。这种逻辑必须在我们的文化语系中彻底拔乱反 正，即首先要在总体上把中山大学这个实体定性为责任主体（因为这件事就是在 中山大学这块土壤上、这个小环境中实实在在发生的），然后才可论及具体当事 人和操作者，至于中山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除了积极或消极抵制过迫害行 为的少数人（以后要多用少数人”这个词，而把“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 以上”这类抽象的政治花言巧语清除掉）以外，则人人分享一份耻辱。 　　中山大学的这一历史教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现在文化机构越来越严 重地被一些不学无术、“半瓶子醋”却又要硬充读书人的“小人物”把持着，他 们“武大郎开店”，对陈寅恪这样的不会给他们带来蝇头小利但却又很有“精神 资本”的学者存有本能的藐视和敌视，并且因其小人心理而富有病态的侵犯性。 　　值得庆贺的是，“陈寅恪热”和“顾准热”说明正义和良知在中国还没有全 部死亡。 【】　　　　　　　　　　　　　　【】　　　　　　　　　　　　　　【】 　　　　　　　　　　　　　◆　迟到的理解　◆ 　　　　　　　　　　　　　　　　　　　　　　　　　　　　　·朱学勤· 　　顾准遗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海内外产 生相当影响。人们痛惜顾准去世太早，得到理解太晚，这样的思想史悲剧过去有， 现在有，将来却不该再发生了。为此，本文作者走访了顾准六弟、《从理想主义 到经验主义》一书编辑者──陈敏之先生。现根据陈敏之先生回忆，介绍顾准先 生蒙冤受难以及晚年临终的情况，以回应知识界、思想界对这位已故思想家的怀 念。 　　顾准早期在中共党内命运多蹇。抗战前后，他在上海领导职委工作，因与领 导意见相左，即遭批判。１９４９年后任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 兼税务局局长。终因刚直不阿，言行殊异，连遭厄运，而且一次比一次深重，再 也没有抬起头来。 　　第一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５２年。当时，党内在税收具体作法上发生分歧。来 自北京方面的指示是，发动工商联成员民主评议。顾准则认为，这一作法可能引 起很不公平的后果，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帐册俱全这一现代条件，通过“查 账征税”的办法，完成税收任务。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８日，《解放日报》在头版 头条赫然刊出顾准“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 之后，顾准即被撤销一切职务，调离上海。 　　第二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５７年。当时，顾准随中国科学院组团赴黑龙江，勘 察中苏边境水利资源。顾准为维护中方主权，抵制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触犯时 忌。人未返京，一份反动言论集已整理在案。公开见报的罪名是这样一句话：“现 在，让老和尚出来认错已晚了。”顾准抵京，立刻被扣上右派帽子，新账、老账 一起算，反复批斗。 　　第三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６５年。顾准有一外甥，时在清华大学念水利，在同 学中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在学校清理思想运动中，这个研究会的头 头主动坦白交待，引起康生注意。康生意欲从顾准下手，顺藤摸瓜，把同在中国 科学院经济所的孙冶方、张闻天编织在一起，打成有组织的反党集团。隔离四个 多月的严厉审查，证明在组织上毫无瓜葛，顾准却因此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 全国范围内，如此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实属罕见。 　　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下，顾准上述遭遇，势必祸及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 亲的不理解，与之疏远，乃至断绝关系，不难理解。１９６６年，顾准被迫与妻 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 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 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顾准开始了他忧愤满怀的十年研究计划。但是，他内 心却割不断对家庭子女的钟情。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苦熬心力，译述两大本著 作，部分原因即为了挣点稿费，借以改善家庭经济。１９６９年那么艰困的条件 下，他还是买了一只表，准备送给长女；同是在这一时期，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 褥，打算有一天孩子们会去看他时能用上。离家分居时，他什么也没带出，后来 思念心切，从陈敏之处收集子女的照片，一一粘贴在照相簿中。１９７２年从河 南干校回北京，他探询到子女地址，曾写信要求会见，信中说，“现在还谈不上 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 助你们。”信中所附，是他刚回北京后拍的八张半身照片，并特别说明，如果子 女和亲属中谁看到了想要，可以给他。此外，还有一张他在艰难岁月中节省下来 的油票。 　　１９７４年９月，陈敏之赴京，与顾准相处了半个月。顾准劝陈敏之，勿为 时势所动，从头研究西方史、中国史，并商定了京沪两地的通信讨论方式。《从 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辑录的顾准思想，就是后来两地通信答疑的结果。在 那次会见中，顾准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对子女的思念之情。陈敏之劝他，这实在是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似乎同意了这个结论。有一次，他们一起坐在紫竹院湖 畔的长椅上，周围异常寂静。顾准情绪激动，长叹一声说：“这个问题，在我总 算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深埋在心底而已。他心中蕴藏舔犊之情， 随时都会迸发出来。后来病危临终，他对七弟反复说：“我想他们，想得好苦呵， 想得好苦呵！” 　　另一方面，顾准又是个孝子。他虽年届六十，却始终经常牵记九十高龄的老 母。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 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１９６５年，顾准处境恶化，不得不将 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１９６６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 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 　　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 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１９７２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遭委婉拒 绝。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 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 见面。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１１月１６日， 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 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时间了。母亲闻讯后提出，要到医院去：“已经十年不见， 想去见见。我本来想在我病倒的时候，让老五（指顾准）来服侍我，想不到他现 在竟要先我而去了。”老人是噙着泪水说这番话的。噙忍十年的泪水，再也忍不 住，默默流淌下来。 　　老人态度很坚决。路远，可以找出租汽车；楼高，有电梯、手推车。最后还 是陈敏之劝阻了母亲，不料却因此造成陈敏之的终生悔恨──母子十年生离，临 终死别，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还是未能相见！陈敏之当时深虑母子见面一恸， 会产生更大的悲剧，故而加以劝阻。事后证明，他由此造成的愧疚却再也不能弥 补了。 　　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１ ９７４年１１月９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有一信。此信在当时顾准尚未摘帽， 政治气候尚未解冻的氛围中，需要一些胆识。即使在今天，亦可一读：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 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 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 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 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 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 哥哥为荣。 　　在家庭关系上，他深深地爱着你们的妈妈。自从你们的妈妈不幸去世以后， 他又把全部爱情倾注在你们身上。我相信，这一点，你们是会感觉到的。这一次， 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们兄妹五人都见见面。他还问我：如果他这次不幸死去 的话，你们会不会去看他？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代你们答复，这只能由你 们自己答复。 　　〖——顾准用铅笔在此处加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 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关于你们爸爸所说的‘害了你们’，我想作一个注解。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信 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两全──既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又顾及家庭，这就是演 成目前的悲剧所在。” 　　陈敏之后来将这一悲剧称为“两代人的悲剧”。然而，有道者不孤，即使是 在那个黑暗年代，顾准的精神与思想在青年一代中也不是没有感召者、敬仰者。 与陈敏之上述信件相隔八天，临终前顾准收到了一个年青姑娘来信。这封信更可 一读：“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此 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萌（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 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供（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指经济所一锅端到河南息县劳动）象电影一 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河南息县所属）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 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 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即使明知这个目标是自欺其（欺）人的， 也要向着这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 你对我起了以身做（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恳（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 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 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这封信写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８日。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得，这是个什么 年月。顾准当时读信，即在病榻上流下了眼泪。 　　此信作者叫徐方，小名咪咪，是经济所张纯音女士（已故）之女。１９６９ 年１１月，经济所迁离北京时，咪咪十五岁，随母南迁。在干校期间，咪咪给予 顾准最难得的关心和理解。她常常偷偷地送一些奶粉给顾准补养身体。她对顾准 的同情随着理解加深与时俱增，以至顾准成了她年幼心灵最敬仰的人。她与顾准 的忘年之交，后来在顾准的遗嘱中得到了反映。 　　遗嘱立于１１月１５日。当时，陈敏之根据顾准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 初稿： 　　我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 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注：顾准幼子）；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 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 款伍百元赠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 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 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 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顾准看完初稿，认为前面两段是空话，删掉。关于遗体供医院解剖，是他嘱 咐陈敏之后添进去的。１１月１７日修改稿抄录了两份，由他过目以后签了字。 　　令人感慨的是，顾准遗嘱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孩子们”。当时陪伴他 的一位老友为之黯然，称之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使人欣慰的是，顾准这 份“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终于在他去世之后得到了理解。 　　顾准于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３日凌晨去世。弥留时，经济所吴敬琏在身边。这 个当时还年轻的经济学家，遵嘱接过顾准有关希腊史研究遗稿，以后协助《希腊 城邦制度》一书出版。那本书在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内广泛流传，教育了包括 本文作者在内的整整一代人。 　　１９８２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 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１９８４年２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 说： 　　“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 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 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 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附记”引用了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 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 样。 　　知父莫如女，尽管这是一份迟到的理解。然而，迟迟不解顾准者，又何止他 一个女儿？我们整个社会都是在十年之后蓦然回首，惊讶顾准之先知、顾准之预 见！而这个社会最需要思想的时候，这个社会却已经把它所产生的思想家悄悄扼 杀了。 　　“附记”随之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意义远远超越了顾准及其 亲人的家庭悲剧： 　　“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 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 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 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 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 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 受代价。” 　　不愧是顾准的女儿，她理解父亲，迟到了十年，却提出了一个十年后的今天 也未必已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顾准已听不到这一追问了。他把追问留给了活 着的每一个人。 【】　　　　　　　　　　　　　　【】　　　　　　　　　　　　　　【】 　　　　　　　　　　　◆　青春不是辩护理由　◆ 　　　　　　　　　　　　　　　　　　　　　　　　　　　　　·苏晓康· 　　巴黎一位友人寄来她的一篇文字给我，是回忆六八年法国「五月风潮」的， 那字里行间的拉丁区街垒，焚毁的车骸，让我在三十年后读去，彷佛还有一股青 春被烧焦的糊味儿。她如今已近耳顺之年，笔下「青春无悔」的不甘依然那样强 烈。不同制度、文化以及东西方在本世纪对峙得那麽水火不融，却在六八年同时 上演了一幕角色相仿的青春躁动大戏，据说大伙儿还都公认导演是当时已被击毙 的切·格瓦拉，和正在颠峰的毛泽东。 　　三十年前，我也绝过食、守过被成千上百手持钢矛大刀的「敌人」围困的一 座孤楼，然后在黑夜里落荒而逃。那时我只有十六岁，看到一位老师被大卸八块 的尸体后，很多天吃不下饭。跟许多同龄人不同，我很早就没了「青春无悔」的 那种浪漫，因为这青春里总会泛起那具残肢的尸臭，一辈子也拂之不去。我不知 道我的六八年，同反越战、吸大麻的美国嬉皮以及巴黎性解放者们的六八年，有 何相干？ 　　也许，而今陷在股市崩塌、人欲横流之中，资本主义幻化成巨大的「虚拟资 本」吸尽了东亚奇迹和尚未揭幕的「太平洋世纪」，我们又有理由去怀念三十年 前弥漫的理想主义了。据说冷战消失之后，俄国和欧美的知识分子都惶惶然於他 们称之为的「人类进入中空期」。「中空」彷佛比毛泽东的「中国六亿人，不斗 行吗？」还要可怕。不知道格瓦拉的传记在美国出了两、三本之多，同湖南乡下 为「毛大爹」建祠堂，以及美国一群华裔毛信徒声讨「御医」李志绥，有何关联？ 真的是阴魂不散，还是不过怀旧而已？ 　　柏克莱或巴黎的学运，同在毛泽东麾下我们这些「正牌」红卫兵，理由真的 一样吗？六八年的销烟血泊，好像始终包裹著一层含情脉脉的理想主义光环，也 从未被中国大陆死於「文革」的成千上万冤魂抵消掉过多少。暴力可以谴责，理 想主义却永远纯洁无瑕。每一种青春，都可以理直气壮为她自己辩护，而且好像 越是过来人越要辩护。不过，我始终觉得为红卫兵的辩护是苍白的。我常猜想， 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在读史丹福王友琴写下的北京学生打老师的那些血腥故事时， 肯扪心自问一句。她一个人每年假期自费回北京去，一家一户的调查，用微弱的 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去怀怀这个「旧」。很多人大概心里很恨她。 　　青春总是令人怀旧的，而且样式很多。比如据说是「红卫兵」这三个字的发 明者的张承志，九四年还在「读书」杂志上撰文，说他很遗憾当年毛泽东给马丁·路 德·金恩发唁电，而没有发给马尔孔·Ｘ，「也许是秘书们和专家们的失职，没 有向毛主席介绍马尔孔·Ｘ其人。毛泽东是一定会喜欢马尔孔·Ｘ的」，因为毛 泽东讨厌非暴力主义。红卫兵张承志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再后来又成了回教原教 旨主义者，他写的「心灵史」，「要把黄河以南、汉语知识体系和汉族知识分子 传统抛在一边」（某书评语），被中国回民奉为「新可兰经」。他很崇拜马尔孔·Ｘ 这头「高贵而危险的黑豹」，说对今日中国青年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参考」，虽 然他不会不知道马尔孔·Ｘ后来已经抛弃暴力主义，并且因此而死於暴力。这种 明知故犯对「文革」暴力的怀旧，已经不是理想主义，是信仰了，而对於信仰， 则无论青春老迈都是无话可说。 　　还有一类怀旧，是辩护造反派的，恰好是张承志的死对头郑义、仲维光（留 德学生）们，大概还有杨小凯。他们说中国大陆以外的人根本不懂「文革」，把 造反派和红卫兵一锅煮。他们写了许多文字论证造反派其实都是被红卫兵的「血 统论」打出来的，是一个同共产党利益集团真正有「阶级仇恨」的被压迫阶层， 是打著拥护毛泽东的旗号反对共产党，是中国最早的民主运动者。他们的英雄是 遇罗克，写文章驳斥「血统论」的一个中学生，大概就是六八年前后被关进大牢， 临枪毙前被摘掉眼珠，拿去作器官移植。一说到这样的「青春」，我只觉得血漫 过了头，也漫过了那些什麽浪漫、理想主义、躁动、反叛期等等。 　　都说红卫兵运动传染了全世界，因为全世界的青年都到了青春期的躁动和反 叛。於是我想，这大概是可以遗传的。果然，到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出现了。那 是一九六八年才呱呱落地的一代，是中国动乱里的「婴儿潮」，他们的父母都武 斗过，都没读过什麽书，只知道「批林批孔」，轮到他们可以上大学了，却是食 堂里伙食不好就可以「造反」的一代，还对游行、静坐、绝食无师自通，那时主 管意识形态的胡启立百思不得其解，说「你们怎麽拿起筷子夹肉，放下筷子就骂 娘？」共产党不懂青春期躁动，虽然他们的「大救星」毛泽东从小就是一个躁动 的胚子，「和尚打伞，无发无天」「在榻上乱天下」，浪漫到老，把中国搅得「周 天寒彻」。 　　共产党对青春躁动只剩一个「杀」字。这一杀不当紧，杀得巴黎那些当年的 老红卫兵无地自容，也杀得哈佛的费正清改变了一生对中国革命的评价。不过， 最要紧的是，邓小平好像真的阉掉了中国人的青春躁动遗传基因，从此浪漫不再。 刀光剑影之后，九○年代初只剩下调侃全中国人的一个王朔，和几个唱摇滚的痞 里痞气地哼著∶「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想一想是相互捉摸；人潮人海中有你有 我，装著正派面带笑容」……。其实这副笑容是捉摸不定的，后来就有一副恶狠 狠的「说不」面孔昭然天下。到这时连王朔这个痞子也被「放逐」到美国来，不 知道他还找不找得到三十年前美国的嬉痞们，交流一下反体制的心得？可以肯定 的是，他绝对不会去凭吊马尔孔·Ｘ。 　　二十几岁写过小说「青春万岁」的王蒙很欣赏王朔，说这小子的一大贡献， 是「颠覆崇高」，大概他自己当年那股万岁青春，已经耗尽在放逐新疆的右派生 涯中。当过右派的文人，能活出地狱来，大凡都很讥讽理想主义，如今好像只有 一个刘宾雁，过了耳顺之年还是满口道德，流亡在外说大洋那边中国人都得了「心 灵之癌」。三十年前我就看到许多右派分子虽然挨斗极惨，但自我保护的技术都 很高，后来我才忽然知道他们大概看著红卫兵和天安门这两代，都很可笑。 　　三十年里很多龌龊都是藉著「崇高」之名干下的，「崇高」被滥用得很廉价， 青春就更是幼稚可欺；可是颠覆了崇高，是不是只剩下无耻畅行天下，今日的中 国人大概也顾不了了。 　　你很难说青春反叛期究竟是被邓小平阉掉的，还是被王朔「侃」掉的，反正 中国大陆前后二十年两次青春大躁动，好像泄尽了元气，终於蔫了，也好像中国 的「红卫兵精神」一绝迹，全世界也都乖了。如今只剩下一个当年也曾是红卫兵 的魏京生，蹲了十四年大牢出来还有理想主义，说他此生不打算结婚成家，要跟 共产党玩到底，在不再浪漫的世界看来，像一个怪物。 【】　　　　　　　　　　　　　　【】　　　　　　　　　　　　　　【】 　　　　　　　　　　◆　为了对集体罪恶有免疫力　◆ 　　　　　　　　　　　　　　──法国帕蓬案 　　　　　　　　　　　　　　　　　　　　　　　　　　　　　　·南天朔·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对绝大多数老一辈的法国人，都是良心难堪的时刻。７ ０年代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里担任过预算部长的帕蓬，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在通敌的维希政府时代将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罪名而受审。帕蓬的审判，真 正受审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整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里的每一个人。 　　　　　　　　　　　　　◆　历史的括弧 　　近代法国，对于第二次大战期间的维希傀儡政府一向无法面对。所谓“维希 政府”，指的是１９４０年德军侵法，法国战败，大部分领土被德军占领，双方 签订“法德停战协定”后成立的傀儡政府，由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元 帅领导，称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维希政府的统治始于１９４０年７月，终 于１９４４年９月盟军解放法国之后。 　　由于维希政府是个通敌的傀儡政权，战争结束后，贝当元帅等被判处死刑， 后由戴高乐减为无期徒刑，１９５１年病死狱中。但对维希政府里的７０万公职 人员，戴高乐则以“国家大和解”的诉求一笔揭过，仍继续他们的公职生涯。任 何国家在被征服后出现的傀儡政权，都是国家重获解放后最难处理的问题，它的 首脑可以惩处，但总不能将全部的公职人员都扣上通敌叛国的罪名。戴高乐在“国 家大和解”的理念下，遂将维希政府放进了“历史的括弧”内。此后的半个世纪， 法国人都视维希政府这段时期是不愿再提起的历史梦魇，甚至将维希政府看成“非 法国人”的政府。 　　战后的法国人刻意要遗忘那忘不掉的记忆，但对法国的扰太人而言，维希政 府当权的时刻将７．６万余名犹太人送进集中营，而后辗转运到屠场奥斯维辛， 其中绝大多数都有去无回，只有２５００人得以幸存。 　　这是大浩劫的一部分，也是维希政府的集体罪恶之一。受害者的家属和犹太 社区不愿将这些罪恶放进“历史的插弧”内。 　　　　　　　　　　　　◆　面对自己的罪恶 　　不过，在“国家大和解”的气氛下，追究维希政府的罪恶并不容易。在过去 的时间里只出现过一起，那就是１９９４年的“图维耶案”。图维耶是维希政府 模仿德国禁卫军而成立的特种部队的一名军官，曾处决七名犹太人。他的案子在 １９９４年被提出指控，他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二年死于狱中。 　　“图维耶案”的证据确凿，相比起来，“帕蓬案”则复杂多了。它除了牵涉 到罪恶证据的认定与判断之外，更牵涉到对维希政府的评价。或许也正因为它的 这种复杂性，该案从１９８３年初次被提出后即一直被搁置，１９９７年则连续 经过两次调查，终于正式成案并交付审判，从１０月９日起，估计将于１２月２ ３日结束。“帕蓬案”的审判已成了近代法国最大的政治审判案件： 　　（一）维希政府时代的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几乎都已凋谢殆尽。 帕蓬本人也已８７岁高龄。这显示出，本案几乎可以说是法国在维希政府期间罪 恶的最后一个而且也是第一次有总体性审判意义的大案。 　　（二）战后法国从戴高乐起，就不愿面对最难面对的维希政府的问题。不过， 这种以“国家大和解”的方式来蒙混历史反省的障碍却已于１９９５年起被希拉 克总统所打破，他提到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６及１７两日，法国警察将数千名犹太 人驱往巴黎一个体育场集中拘管，而后送往集中营的往事时指出：类似于这样的 事情已不能推诿给纳粹德国，这种罪恶必须由维希政府下的法国人自己来承担。 过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的法国人已有了面对自己罪恶的心理准备。 　　　　　　　　　　　　　◆　审判傀儡政权 　　今年８７岁的帕蓬，细究他的生平，或许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个非常普通的法 国人。他１９３０年是法国内政部的一个小小的行政人员，维希政府时他在法国 西南部的吉伦特省任中低级行政官员，在维希政府内大概算得上是个负责尽职的 小地方官，他曾间接地为当时法国地下抗德组织做了一些事，因而战后的政府在 查证后遂视他为一个小小的英雄。很可能他就凭着这样的功绩，战后遂开始陆续 跃升。他６０年代曾任地方警察局长，而后脱离行政体系而从政，７０年代德斯 坦主政时遂出任预算部长之职。 　　不过，１９８１年后他的命运却开始逆转。一个当年被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 的家属，在查证当时运送犹太人的车辆调度文件时竟发现了他的签名，这意味着 他参与了当时将犹太人送往集中营的作业。吉伦特地区当年被送往集中营的犹太 人多达１５６０人，他的参与使得他必须为这些人的受害负起责任。“帕蓬案” 己成了审判维希政府的一个象征。 　　维希政府是个政治上失败的政府，但当它存在时，它毕竟维持住了一定的秩 序和国家自主性，也确保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定。所有的傀儡政权固 然都可以从道德上加以指责，但是无法要求每个人都誓死反抗。以前的法国人对 维希政府很难面对，只得以“国家大和解”为诉求将其略而不论，否则一路清算 下去，维希政府下的每个公务员和公民都难以逃脱通敌等罪名。 　　　　　　　　　　　　◆　无辜的守法公务员 　　对维希政府的历史评价固然可以宽厚地予以理解并缩小打击面，但维希政府 在迫害犹太人这个问题上却有太多问题无法含混带过。早在纳粹德国向维希政府 要求迫害犹太人之前，法国即已不淮犹太人出任公职及某些特定职业，接着又要 求占领区内的犹大人佩戴黄星标志等，这显示维希政府将７万余名并非诞生于法 国的犹太人遣送至集中营，任由纳粹德国杀害。这些罪恶是无法全部推给纳粹德 国的，它除了应由维希政府负责外，纵使普通法国人也应承担起一定程度的良心 责任。 　　因此，“帕蓬案”的审判前，法国的天主教会立即发表道歉声明，为当时教 会对这种迫害的沉默向犹太人道歉，法国最大的警察工会也同样向法国的犹太社 区表示道歉，它承认当时遣送犹太人至集中营不是少数人的罪恶，而是一种集体 性的罪恶。法国对战时的罪恶虽然反省较迟，但终究无法避免。 　　不过对于帕蓬，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情了，他自己在审判前发表过声明， 宣称自己的无辜，他当时只不过是个中下级公务员，上有地方行政首长，不能因 为自己战后当到部长即必须承担一切责任。他并且表示，将犹太人送往法国的集 中营，他或许应负一部分责任，但由法国的集中营再转送到奥斯维辛，则和他完 全无关。他的律师团也为他辩护说，他当年在担任地方官员时曾删减遣送名额， 也曾暗助过地下抗德组织，因而将他起诉审判完全没有道理。 　　　　　　　　　　　　　◆　责任归属难分辨 　　帕蓬这一边的辩护逻辑所根据的是严格且直线的因果关系，他没有下达过任 何迫害犹太人的命令，他只是个中下级的小公务员，没有行使罪恶的权力。但提 起诉讼的律师团这边，所说的却是另一套逻辑。律师团认为帕蓬当时服从纳粹德 国的命令，“他非常努力地让遣送犹太人的车辆不误点，遣送的名额达到指定的 要求，尽量不要有人逃脱”，受害人的家属及律师团认为吉伦特地区当年将１０ ００多名犹大人送往集中营，帕蓬应为他们的死亡负责。 　　因此，“帕蓬案”乃是一起棘手的案件。战后的德国许多思想家在追究纳粹 罪恶时早已发现，现代的国家罪恶已愈来愈难以辨识它的责任归属。邪恶的统治 者下达命令，下面的各级公务员只不过是奉公守法地执行他们应执行的命令。对 于这种集体性的罪恶，唯一的克服之道就是提升整个社会的良心水准，不让任何 极端的政治民粹出现，这乃是战后德国在反省纳粹集体罪恶后得到的答案。法国 历史学者诺拉说：“帕蓬案乃是维希傀儡政府的副产品。” 　　　　　　　　　　　　　◆　迟来的历史反省 　　目前“帕蓬案”已正式进入司法审判。帕蓬当时只是个中下级的小公务员， 但因他后来宦途得意，他始成为样板被告，借着他来对维希政府的所为进行清算 与重估。帕蓬现已８７岁高龄，两年前才做过心脏手术，因此，有关他的审判， 再加上反复上诉，全案可能要拖到两三年之后，他是否能活到那个时候都值得怀 疑。 　　不过，借着审判帕蓬而审判维希政府，对法国人而言，却是一次迟来的历史 和集体罪恶的反省。法国天主教会和警察工会为以前的缄默和服从而犯下的罪恶 表示道歉，对法国人而言，这就已是一种道德的清洗，一个良心被洗涤过的国家 才可能对集体罪恶更有免疫能力。这时候，帕蓬是否被判有罪，也就不那么重要 了！ 【】　　　　　　　　　　　　　　【】　　　　　　　　　　　　　　【】 　　　　　　　　　　　　◆　德国的“政治局案”　◆ 　　　　　　　　　　　　　　　　　　　　　　　　　　　　　·李景功· 　　“政治局”这个怪名字是斯大林一九四六年用起来的。如今除了中国有，世 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个怪东西呢？廿世纪造出许多丑陋的文字诸如“纳粹”、 “法西斯”，“政治局”也是其中之一。可以肯定，後人从“政治局”三字中看 到的不是地位和权力，而是阴谋和罪恶。中共搞改革，我以为也应该改掉这类怪 名字。再说，“政治局”以经济为中心，也名不符实嘛。 　　不久前德国法院审理了一批案件，又给“政治局”三字蒙上一层新的耻辱。 德国人称此案为“政治局案”，因为审判对象正是原东德统一社会党（东德共产 党）的政治局成员。既然中国还有“政治局”这名堂，就有必要将此案介绍给中 国人作参考。 　　德国最有名的大概是柏林墙了，它是东德在一九五六年建设的。当局的用意 很清楚，一劳永逸地堵死东部德国人走向西部的道路。天下岂有这样便当的事？ 从大墙竖立的第一天起就不断有东德人特别是青年企图越界逃亡，许多人被东德 边境士兵射杀。三十三年中究竟多少人亡魂墙下现在已经难以统计。德国统一後， 德国国家检察官已逐渐调查过二百六十三起边界身击逃亡者致死事件，专业人士 估计实际数目至少三倍於此。 　　德国人没有忘记清算这和历史冤债。一九九零年十月三日两德合并後，德国 联邦宪法法院即作出裁决：在原民主德国边界射击逃亡平民是一项最严重的犯罪。 这就为在法律上处理柏林墙射击事件扫清了道路。此後法院陆续审理过多起边界 枪杀案件，从拨动枪机开枪的原东德士兵到原东德国防部长都被判有罪。最重要 的审判是在今年八月二十五日，德国柏林州法院经过一年半的审理後宣判：原东 德统一社会党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应对边界屠杀事件负主要罪责。三名政治局 成员被判刑，总书记克伦茨被判六年半徒刑，政治局委员沙包夫斯基，克莱柏被 判三年半徒刑。这就是“政治局案”。 　　从我们中国人观点看上述判决未免太轻了。德国国家检察官本来对克伦茨求 处十一年徒刑，在德国这相当是杀人犯的刑期，还说得过去，但结果被法官打了 六折。这里首先是国情法情的巨大差异，德国没有死刑，判个三年以上都属於重 刑了。我们作镜花缘般的想像：一个社会如果确确实实视你的自由我的自由为生 命，关你一天大概也是很大的惩罚吧。就在德国法院宣判政治局案时传来一则消 息，中国大陆一九九六年枪毙人数逾四千，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死刑执行人数总和 还多。这在中国人看来不算很大新闻，甚至怀疑实际数目会不会更多一些，但给 德国人的感觉是不得了的大事。许多德国人法国人问：为什么你们中国人的生命 那么轻贱？在这个直觉的疑问背後包含了多少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难道不令每 个中国人触目惊心的吗？特别是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你们也是中国人，你们 在回答这个疑问的时候是否也有点愧疚和反省呢？总之，我们中国人只能从国情 法情的差别去体会那几年刑期的意义。这一点，让东德领导人占了便宜。他们在 一种与中国相似的国情法情下犯罪，如今却在另一种国情法情下受审。恐怕再没 有其它国家有这样走运的事了。 　　详细考察起来，德国法官们公平公正的作风还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如果把德 国法院已经审判过的柏林墙等案件一一加以比较，德国法官们真的做到了严格按 证据按责任大小判罪，决没有“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之类怪事发生。请看，直接 开枪打死人的原在德边防军的士兵判刑得最轻：两个半徒刑并缓期执行；指挥开 枪的原边防军军官们判得很重：六年半徒刑；判刑得最重的是原边防军最高领导 人国防部长凯斯勒：七年半徒刑。如此看政治局案，克伦茨的六年半与凯斯勒应 属同一数量级。这些审判如果换到中国的国情法情下，克伦茨与凯斯勒拉出去枪 毙，军官们死缓，拿枪的小卜拉子劳动教养，你说在中国还有没有比这更公平更 公正的审判呢？ 　　俗话说，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如今德国法官们碰到克伦茨这种从共产 党环境中混出世的老手，在法庭上法官被他蒙走一年两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 曾想到，克伦茨会把柏林墙事件责任往莫斯科身上推。这一点我的眼睛似乎比法 官们明亮，这明摆着的挡箭牌，他不会不用，後来事情果然如此。虽然法官最後 裁定，莫斯科的影响不能改变被告应承担的责任，但经这么一胡搅，对法官们的 权衡心理难免发生影响。 　　说起克伦茨这个名字中国人当不会忘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不久， 他率东德党政代表团访问北京，对中共镇压行动大表支援。中国报刊电视都留下 他的历史镜头。这使他倒了楣，此事待後交待。克伦茨是老牌总书记昂纳克定的 接班人，八九年十月昂在动乱中下台，克继任。十一月九日柏林墙被人民推倒， 只做了五十天书记的克伦茨随後黯然下台。克氏也算是东德的“末代皇帝”了。 　　审窃铢者易，审窃国者难。在一个严格讲法律的国家审“政治局案”这样的 官司是很棘手的事，因为一切判决都要有证据。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中国今 天来审六十年代饿死几千万人案件或者审文革邯郸武斗杀人案件，作为法官的你 审得到最高领导人的头上吗？你找得到证据证明他下过饿死人打死人的命令吗？ 你束手无策，那你就无法在法律上治他的罪。“老和尚很英明小和尚念歪经”， 你还是找大队书记选择派头头算帐吗！发生在“政治局案”中的事也是如此，法 官到哪里去找被告犯罪的证据呢？他们也没有下过一个字的开枪命令，可是事实。 被告之一，原东德部长会议副主席克莱柏自诉，他是经济专家，只管工业从不涉 及边界事务，他本人没有做过任何事导致逃亡者丧命，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要做那 样的事。可以想见柏林州法院法官们当初会如何的困扰。 　　值得庆幸的是，这道法律难题最後被柏林州法院法官完满地解决了。柏林州 法院法官们用了一个专门名词“指令链条”来揭示被告们杀人的具体罪证。什么 是“指令链条”？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经常就边界形势作出决议（如要对企图 越境者采取坚决措施之类），在一党专政制衡下国防部将政治局决议转变为部队 批示，用落实阶级斗争任务的名义一级一级地将政治局决议最後落实到边界士兵 身上，这就从上到下构成一条“指令链条”。这样，一切就大白於世了，政治局 是这条“指令链条”的启动者，链条一旦启动，政治局决议就一环扣一环地落实 为开枪令。开枪杀人的罪魁祸手正是高高在上不用下开枪令，不用拨动板机的政 治局委员们！ 　　现在，如果你再去审饿死几千万人案，审文革武斗死人案，甚至审“六四” 案，你还愁找不到证据吗？你大概会像阿基米德那样说：我找到了！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