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四　十　八　期　　　　　　　　　　　【】 　【】　　　　　　　　　　　　　　　　　　　　　　　　　　　　　　【】 　【】【】【】【】【】【】【】【】【】【】【】【】【】【】【】【】【】 　　　　　　1998.2.3　　　　　　　　　　　　　　　（sd9802a） 　÷÷÷÷÷÷÷÷÷÷÷÷　本　期　目　录　÷÷÷÷÷÷÷÷÷÷÷÷ 　⒈　交流何以不能自由　　　　　　　　　　　　　　　　　　　　李青果 　⒉　从梁晓声看中国知识分子的断代　　　　　　　　　　　　　　仲维光 　⒊　中国的第五代学人　　　　　　　　　　　　　　　　　　　　汤　本 　⒋　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特色　　　　　　　　　　　　　　　　　网　帖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交流何以不能自由　◆ 　　　　　　　　　　　　　　　　　　　　　　　　　　　　　·李青果·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法国先锋学者布迪厄和美国前卫艺术家哈克在巴黎的一 间小屋以“自由交流”为题，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谈话是以当代自由知 识分子在坚持人性真实平等的基础上，如何在精神领域和物质世界建立价值批判 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实现知识分子的表达自由为背景展开的。谈话的结果并 不令人乐观，因为随着谈话的层层深入，结果慢慢显露了，它不是交流可以自由， 而是交流不可能自由。这种悲观的结论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遭受的普遍 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与知识分子在传统境遇中所遭受的物质贫困和人身受逐 的痛苦不同，是由当今知识分子“生活在别处”的现实处境决定的，他们意识到 这一点，却失去了言说的权力和行动的自由。 　　知识分子何以缄口不言？交流何以不能自由实现？ 　　两位敏感的知识分子一眼看出，这是由于知识分子在当下历史中的尴尬地位 决定的，也是由于知识分子桀骛不驯的性格决定的。历史的车轮碾进现代社会后， 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政治与经济的合谋取代 了政治与文化的传统关系，知识分子一下子从中心地带退居边缘，他们参与社会 历史改造的权力被削弱了。然而事情并不仅止于此，因为这种情况导致了一场全 面冲突，千百年来被确认为“牧师”身份的知识分子在被抛弃和愚弄后，为恢复 自由身份和话语表达权力，不得不发起一次次冲锋。他们的武器仍然是传统的—— 言论，手段也是传统的——自由交流。 　　然而布迪厄和哈克看到，这是一场很难取胜的战斗，因为自由交流的条件丧 失了。他们看到，全面地——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界，不论是传媒还是知识分子 自身，都在有意无意破坏这个条件。 　　出现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相对贫困化”。无论是学 者还是艺术家，由于经济力量的薄弱，他们那些具有独立意识的批判性精神成果 的社会化之路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了。他们不得不转而寻求资助，而只有政府和 企业界具有这种能力，这正是他们身陷侄桔的开端。因为政府和企业界很少会从 知识分子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的态度和做法要么是压制，要么是利用。 　　身为前卫艺术家的哈克对此深有体会。他发现，他的那些融入了社会学性质 的艺术其实受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治，而这正是艺术界的普遍境遇。这种特殊 的统治形式可以说是如影随形的——手头拮据的艺术家要使作品出版或参展，必 须取得政府资助，这使政府天然地具有了审查权，哈克称之为“外艺术”的阻挠。 　　政府与知识分子的某种对抗是有史皆然的，一般来说，政府都具备一定的保 守性，由于知识分子掌握着人类历史中某些罕见的秘密和成果，他们由此而发的 激进态度和行为必然会导致利用国家给予的自由来对付国家，从而造成二者的深 刻矛盾。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矛盾，获得国家资助的就并不是那些最富有主见、 最称职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平庸之辈往往由此获利。那些将在社会生活中激 起轩然大波的艺术思想——无论是前卫的，还是现实的，都很容易被政府称之为 有害的、颓废的、黄色下流的，进而会打着国家人民的旗号进行全面声讨，并断 然拒绝提供任何资助。 　　在美国，一九八九年国会甚至通过了一项禁止国家艺术基金会支持那些被称 之为“颓废艺术”的法案，法案宣称：国家艺术基金会主席（政府官员）有责任 使资助“符合美国公众所赞同的、合乎礼仪及尊重多种价值的基本原则”。这种 打着“健康民族意识”幌子的声明与一九三七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做的如出一辙。 历史的车轮倒转了，当年纳粹正是用这种口号对德国博物馆中的“蜕化艺术”进 行了清洗。这样，政治标准被强加到专家评审会上，政客获得了绝对否决权。不 仅如此，它还迫使凡是申请政府津贴的机构和艺术家不得不在创作之初就进行自 我审查。它使知识分子再一次意识到，自由表达权虽然见诸《人权法案》，但是 公众若不奋起捍卫它，它便是一纸空文。而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的所作所为不 仅剥夺了艺术家的表达自由，而且也剥夺了民众的聆听自由，不仅伤害了艺术家， 也侵犯了人民的权利。 　　如果说，来自政府的控制和刁难堵住了知识分子的喉咙，使他们陷于失声和 沉默，那么企业界则使知识分子产生了被利用的感觉。在当代社会，企业进行文 艺资助已成为十分时髦的行为，但这种支持却不是艺术原因导致的。企业与艺术 的联姻，不过是“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对企业界来说，文艺资助不仅是十分 有效的交际手段，而且是诱惑舆论的手段。艺术大赞助商万宝路公司的赞助宗旨 说得十分明白：艺术是为了生意，企业通过艺术才能发展。赞助要达到三个目标： 声誉、姿态、交际，要将被赞助对象的积极因素转移到赞助者身上来（形象转移）。 赞助行为必须达到提供与大主顾、商业伙伴、制造和扩散舆论者愉快交往的机 会——艺术就是广告。 　　显然，这种关系是不洁的，这种求爱是自私的，因为艺术形象被置换为企业 自身的形象，真善美转换成了赢利的发挥物，这些发挥物紧紧依附于高贵艺术之 上，巨大的文化资本又转化为巨大的企业利润。在这种情况之下，艺术家在物质 和精神上越来越依附于经济力量和市场制约，作为“创造者”的知识分子的自主 权也被新的经济规则所覆盖。他们陷入缺乏自我意识的纷乱之中，他们不得不接 受赞助商的研究目的、问题和方法，他们不得不在主题、风格方面与赞助商进行 斗争。由于赞助商的盛气凌人和目标明确，这种斗争又往往以失败告终，又何谈 自由的表达和交流？而最令艺术家痛苦的是，赞助商的行为往往就是他们批判的 对象，这形成一个怪圈：批判者用被批判者的钱批判被批判者，被批判者花钱领 教批判者的批判。 　　哈克在赞助商资助的艺术展览会上，多次用作品呼吁自由、平等、博爱、正 义、和平，抨击种族歧视、战争、侵犯人权。但正是赞助商的不义行为对造成这 些人间惨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国艺术展览的资助者戴姆勒－奔驰公司不 仅在二战时就是希特勒的帮凶，而且直到现在还不断向南非和伊拉克出售直升机、 军车、导弹。法国造型艺术赞助商伦勃朗公司不仅在南非对罢工黑人动用武力， 造成工人的失业和伤亡，而且还是南非部队和警察的最大供货商。 　　这种状况使知识分子陷入了深深的怀疑和绝望之中，他们不仅要面对商业价 值对艺术价值的盘剥，而且要面对自身行为与自身价值观的对峙。他们的思想表 达和交流变成了对他们人格的质问和考验，同时成为射向自身善良灵魂的利箭。 他们的身份再次模糊了，他们分不清自己是斗士还是帮凶，是自由的代言人还是 自由的扼杀者。 　　两位交谈者陷入了深深的沉默，政客和商人很难成为知识分子的同路人，与 他们的合作必然导致分歧。于是布迪厄提出一条新思路，即与传统盟军——新闻 界携起手来。他看到，在法国从左拉到萨特，新闻界一直就是知识分子思想表达 的通道，是知识分子革命和战斗的前沿。如果在任何一次讨论中，新闻界起不到 扩音器和讲坛的作用，那么事情就不会顺利。 　　但是时移势异，新闻界的情况已今非昔比，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这种变化不仅是新闻界也如同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控制。 为了生存，他们还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要争取观众和读者，新闻媒体不 得不在版面和屏幕上填充与日常见闻有所不同的、能引起好奇心的、富有刺激性 的不寻常的轶事。这样，为了大众的浅俗口味，知识分子的精英要求被拒绝了。 而不能挽回的是，在当代个性化社会形态下，新闻界也增强了自我的独立意识， 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别人的阵地”，替“别人说话”，说“别人的话”， 他们要改变拿着活筒虔诚地照录知识分子话语的微不足道的形象，他们要站出来 自己说话，他们要做“哲学家型的记者”。 　　这样，哲学家和学者真实地阐释世界，特别是阐释社会的辛勤努力受到了记 者们的严峻挑战。不再满足于传播信息的记者要生产信息。他们用一再重复和溢 美之词以时尚模式对待精神生活，他们有“炒热事件”的能力，有能力将讨论和 思考的问题，以及对这些强制性问题的强制性思考一天天强加给公众。是记者而 不是知识分子成了精神活动与公众之间的屏障或过滤器。知识分子再次匿形于语 言迷雾中的结果，导致了社会上弥布着弱智思想家的时髦言词，平庸艺术家的低 级造型和浅俗而畅销的文字唱片，世界陷落于深度的假象之中，而假象造成的现 实感使人们越来越失去历史感和社会冲突感。时髦言词的烟花和不实之词的喧嚣 消弭了当代社会生存的真实困境。 　　知识分子已经到了一个十分严峻的历史关头，无论他是挺身而出，还是归隐 江湖，都注定了一个痛苦不幸的命运。令两位交谈者痛心疾首的是，很少有人意 识到自主权受到的威胁，不论这威胁来自出版界还是新闻界，来自学院派还是评 审团，来自文化部长还是委员会，来自国家订货还是私人赞助。知识分子充当社 会良心的责任感使他们在当代社会成了一个巨大的靶子和“他者”的玩物，而自 身的缺陷使他们无法马上摆脱这种境遇。 　　两位交谈者指出，知识分子往往关注于自己的思想内涵，而忽视如何产生社 会效果；喜欢孤军奋战而忘记了团结；他们常常沉醉于学说，沾沾自喜，而忘了 真正的人格觉醒；他们讨厌官僚作风，讨厌开会，从而无法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自 卫机构。而更为致命的是，知识分子队伍中存在着为数不少的虚假的革命家，他 们靠制造耸人听闻的决裂——特别是政治、学术决裂——起家，最后却成了因循 守旧的学院派。保守派，他们从两个方面对真正的革新者进行刁难：当他们处于 极端激进阶段时，他们从左面进攻，指责革新者过于温和、畏首畏尾，甚至抱残 守缺；当他们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处于保守阶段时，他们从右面进攻，指 责革新者冥顽不化，无可救药，而且将他们的朝三暮四说成是思想自由的明证。 两位交谈者最后提醒知识分子，阻碍交流自由的敌人并不仅外在于我们，他们往 往就是我们自身。 【】　　　　　　　　　　　　　　【】　　　　　　　　　　　　　　【】 　　　　　　　　　◆　从梁晓声看中国知识分子的断代　◆ 　　　　　　　　　　　　　　　　　　　　　　　　　　　　　·仲维光· 　　梁晓声算是中国社会一位很“有名”的作家。然而，在那个不仅上层很会垄 断，就连每一个领域的小人物都很会经营一言堂的社会中，这一次却出现了一篇 指名道姓地批评梁晓声的文章。我在随手捡起的一张电视报上看到赫然醒目的题 目，“梁晓声为《岁月随想》作序，读者批评其错误百出不可思议”。该报转摘 了文敬志的文章“名家作序不堪卒读”。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梁 晓声为电视节目主持人赵忠祥所写的序言，称该序言“文句不通，水平之低，令 人感到不可思议。”文敬志说，梁晓声文章的标题是“领略赵忠祥(代序)"，与全 文立意和格调相比，更不堪一提的是它用的词不当，故意卖弄古文而恰恰古文基 础过差，不通顺的病句随处可见。他列举了一些例子，如：“非我认为他是一个 普通的名人，而是他自己一贯地将自己定位在一个普通的名人的社会坐标上。” 他认为，这里，“语意不明，谁会一贯地将自己如此定位呢？傻不傻呀？” 　　“在这一种很有自知之明的思想的自我教育下……”文敬志认为，这话让人 不知所云，莫名其妙。“他读书的传统个人方式是认真地读……”什么叫读书的 传统个人方式？“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句佳句，不仅丰富了他的语言表达，简直 还融解在他的思维之中，形成他的一种思维方式了。或可曰之谓诗词性思维链。” 文敬志对此批评说：也许是排印倒错，否则不至於把“谓之曰”弄颠倒了。前言 不搭後语。“名句佳句”形成“思维方式浆糊。至於，“吾今以此为原则陪吾兄 ‘嫁’，不忒苛刻，亦何妨焉？”这口气是冲赵忠祥说的，不知老赵能否听得懂， 反正我们感到云里雾里一样。文敬志说，他原想把这篇文章请相识的一位北大教 授过目、指教，後来朋友劝道：你别太残忍了，当心老先生看了气出病来！专业 作家，还很著名，居然写出这种文字，而且正规出版社居然编辑过关，真是怪事 一桩。 　　事实上，梁晓声不过是这个社会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并且还不 能说是最坏的典型。梁晓声和我为同代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一切以政治 为先的社会，或者说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梁晓声的成名不是由於他的文学、 语言的才能，而是因为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想法和语言既完全和那个社会合拍， 又略微表示了一点不同意见。政府能容忍它，是因为它对社会没有大害，甚至有 所补益；民众接受它，是因为几十年极权社会的训练，民众的胃口已经没有能力 消化其它的形式和内容了。供给这个社会其它的内容，说梁晓声、张承志以及金 观涛、李泽厚的东西是狗屁不通，他们就会反胃。 　　当然，时代留给这一代人身上的这些特点是无法回避的。但是，可以回避的 是，当已经打开窗户看到外面时，应该反省自己，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不再夜 郎自大，无知而狂妄。 　　梁晓声这样的情况出现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非 常粗陋，在电视剧和某些专题节目中，日常生活的粗俗语言，甚至那些最令人恶 心的脏字无阻拦地从演员和主持人的口中出来。事实上，这对於表达剧情和活跃 气氛完全是不必要的。主持人问的问题常常是一些大而空，愚蠢无当的问题。 　　我曾经在电视中听彭丽媛演唱歌剧《党的女儿》，在响亮的打击乐的衬托下， 她那天才的声音喊出空话连篇的口号，没有任何人的血肉内容。写出这样作品的 人灵魂如果没有问题才会让人奇怪。我曾经在电视机前，看著主持人装腔作势的 表演、听著他愚蠢的问话时蓦地感到，在这个社会中活，人肯定要变得愚蠢，失 去智慧。 　　不久前，我曾经想重读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但是，这一次我却怎 么也读不下去，为什么青少年时代受他那么大的影响。不久前，我读了帕斯捷尔 纳克的回忆录《人与事》，那清新的语言和思想令我惊奇，他在共产党社会生活 了几十年，竟然在语言和思想上没有受到污染，帕斯捷尔纳克说，唯一的办法就 是不听广播、不看报纸、离群索居。 　　我深深感到，共产党社会不仅在边界上封闭，而且媒体、知识界形成了一个 强大的排他的封闭空间，铸成一种封闭的精神。这种无形的封闭比有形的还要厉 害。谁若不使用他的语言、他的思维，谁就会受到排斥，受到群起的攻击。这种 对於任何异质声音的排斥形成了最具实质性的封闭，这种封闭甚至能够延伸到国 外。知识分子想要追求另外一种异质的语言、思想和感情就必然要忍受这种排斥 甚至扼杀。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是躲避、抵抗；而对我们来说，则是反叛，是 先把旧的自我打死，“自杀”，脱胎换骨、众叛亲离，这样也许才能达到置之死 地而後生。 　　我总是认为，最应该反省自己的是知识分子。自四九年建立的极权社会破坏 知识、文化、破坏传统，不只是通过民众，更主要的是通过收编和豢养的一群知 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参与协助破坏那个社会的文化，语言。谁是他们的知识分子？ 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要从思想、语言、伦理上一点一滴地反 省。 　　和李泽厚这一代人不同，我们这两三代人是在被他们破坏了的文化和知识环 境中成长的。他们从四九年到八十年代初期为共产党社会完全意识形态化所作的 各种投机工作，在我们这几代人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放”了（绝非真正 的开放，而是有限的开放），可以稍微多出一些书了，这些影响都显示出来，时 下据说已经到了无错不成书。成名了，要无所不谈了，结果却是捉襟见肘。思想 局限，理论无知，学识浅薄，这就是社会封闭，完全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几代人 的特点。不患不知，而患对自己的不知无知，说共产党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无知的， 在於他们已经失去了知觉真正知识和文化的能力。他们不但没有像哈维尔那样虔 诚地反省自己，却仍然把自己装扮成大师，个别人近年来甚至没有脱去极权主义 的文化就急急忙忙地想穿上中国文化的外衣重造自己的光环。说来可笑，但是演 出的确实是皇帝的新衣，说出一二三的人，说梁晓声、张承志还没有入围的人， 却遭到巨大的非议。其实，批评的目的无非是大家都要回到起点，重新老老实实 地补课，至少不要再故弄玄虚、误人子弟。 　　极权社会是生活在谎言中的，哈维尔说，为真理而生活，如果在各个领域中 都求了真，极权社会就垮台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　　　　　　　　　　　　　　【】　　　　　　　　　　　　　　【】 　　　　　　　　　　　◆　中国的第五代学人　◆ 　　　　　　　　　　　　　　　　　　　　　　　　　　　　　·汤　本· 　　当江泽民访美期间，在极偶然电视新闻节目扫过的欢迎镜头中，看到的是一 张张年轻中国大陆青年学子的脸孔。因为镜头之快之短，使得笔者几乎无法多加 注意及思考，但是一个来自波士顿的电话，使得笔者不由得深思起中国大陆第五 代和美国媒体的机缘和心结。 　　来电话的是正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在UCLA获得历史 博士学位，是一位在中国史学界相当有建树的学者，是他首先在80年代早期提出 “中共的革命胜利是农民起义的性质”的学术性观点，有如石破天惊。他的学术 探索，在中国知识界和学界，开始拨开几十年的中共的革命宣传，透视这场革命 的落后性以及传统性，反思这场革命所深深隐藏的历史惯性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负 面影响。 　　稍微讲一点题外话的目的是想指明，这位朋友与笔者一样，是文革后第一批 大学生，是77级的一员，是对传统共产专制意识和社会深恶痛绝的一代人。 　　这位朋友告诉笔者，在江泽民赴哈佛大学演讲时，礼堂周围聚集了欢迎和抗 议的两群人群，抗议的人群多是岁数很大、满面风霜、面目焦愁的人，而欢迎的 人大多为20多岁到30出头的年轻人，面目亮丽聪明、英姿勃勃，以哈佛、麻省 等校的硕士博士生居多。两群人在人数上十分明显的是欢迎人数占很大优势，在 风格上欢迎者热情但温和，抗议者激烈且具战斗性；抗议者在高音喇叭的配合下， 和先占据的有利位置，其声势十分浩大。 　　最有戏剧性的是，美国全国联网大电视台以及当地电视台和报界在报道中， 绝大多数采用了“选择性新闻”（Selective News）而不是“平衡性新闻” （Balanced News）的方式报道这场欢迎和抗议并行的场景，经过角度选择、特 写、专人访问、光影处理，抗议人群却看来大大超过欢迎的人群，抗议的人显得 慷慨激昂，充满正义感；而欢迎的人群则变得怯懦畏缩，形象不端。而在相当多 数的美国电视台和报纸上，干脆皆是抗议者的形象，压根儿没有欢迎者的踪影。 事实被扭曲，真实被遮蔽。 　　可以想象，在一两年前，对宗毓华的“特务说”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批评奥运中国队伍的“用药说”不断持续抗议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对于美国媒体 又有了新的愤怒的理由。这当然也会包括哈佛、麻省理工的学生们。 　　这批90年代中后期来美国留学的大陆青年学子是万万不可小视的。与第一代 在马背上读书的毛泽东不同，与第二代在40年代后期学生运动中读书的江泽民不 同，与在四清运动中读书的胡锦涛不同，与在文革中读书的老三届的第四代人（亦 是笔者一代人）不同，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出色的第五代人，他们在改革开放 后上学，是接受了最完整的现代化教育的一代人。赴美前托福、GRE考试成绩之 优异是创造世界历史记录的一代人（创造满分不算，满分人数之多令美国人不可 思议）。赴美后，他们亦是世界各国留学生人数最多成绩最好的一代人。 　　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第五代在群体精神特征是体现为： 　　一、他们很少有历史沉重负担，根本不懂文革，着眼于现实创造和享受，追 求未来。 　　二、他们处于五代人生活环境及学习环境最佳时代，来美后所受到的文化冲 击相对薄弱。 　　三、他们原属于全身心拥抱西方价值观念的一代人，其中，有人甚至提出要 中国“引进一个美国总统”，由于前一时期复杂的美中关系变迁及美国一些政策 失误，他们的亲美的情感大受挫伤，使得他们大声对美国说“不”。 　　四、他们自尊心极强，过分强化的自尊心随着中国国内政经的良性变化以及 他们自身在美骄人的成绩，形成了群体的民族主义者情结的强化和提升。 　　事实上，来欢迎江泽民的青年学生与其说是来欢迎江泽民，不如说是他们是 来欢迎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他们主观个人理想追求的一个客观实体。他们与 第三第四代相比略有些娇纵的个性，更容不得谎言和误解。而美国冷战意识强烈 的媒体的非客观性报道，易使他们对美国的新闻自由和言论平等产生怀疑，易使 他们倾向威权社会的新权威主义。他们在中国大陆的伙伴已公开提出：“只要我 们认为我们是国家主人公，体认现在的政府又有什么不可以？”他们对美国多数 媒体的恼火和气愤可以从大量的电子信件的不满、抨击中流溢出来。 　　显然，他们年轻，时间在他们一边，引人注意的是，他们之中欲学成回国的 人数相对比以往增多。他们无疑将成为21世纪中国各界的精英领导人。 【】　　　　　　　　　　　　　　【】　　　　　　　　　　　　　　【】 　　　　　　　　　　◆　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特色　◆ 　　　　　　　　　　　　　　　　　　　　　　　　　　　　　·网　帖· 　　做学问的方面，大家心里有数，我就不加评论了。至于关注社会，简直是一 目了然——关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 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 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弗罗姆·马尔库塞的书，国内都有译 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里热衷于伦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还有一些 是家庭妇女（我听说美国一些抵制色情协会都是家庭妇女在牵头——可能有以偏 盖全之处）。我敢说大学教授站在讲坛上，断断不会这样说：你们这些罪人，快 忏悔吧……这与身份不符。因为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教 皇本人都不这样，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笑眯眯的，说话很和气，遇到难以教化 的人，就说：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启示于你——比之我国某位作家动不动就“警 告ＸＸＸ”，真有天壤之别。据我所知，教皇博学多识，我真想把他也算个知识 分子，就怕他不乐意当。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 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就说现在大学 生水平太低，连“郭鲁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时就如吃了一闷棍。我想这是个蒙 古人，不知为什么我该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迅、 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来说，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但把自编的黑话 也列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现在中学生不知道李远哲也是个罪名—— 据我所知，学化学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学到李先生的理论；他们还有个罪名是“追 星族”，鬼迷心窍，连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是谁都不知道。据我所知，这三 位先生的学问实在高深，中学生根本不该懂，不知道学问，死记些名字，有何必 要？更何况记下这些名字之后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国籍，这是给孩子灌输 些什么？还有一个爱说的话题就是别人“格调低下”，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兄弟我格调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说里看到过这种腔调，小说 的题目叫《会说话的猪》。总的来说，这类文章的要点是说别人都不够好，最后 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否则就要国将不国。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 国外的报刊上也有。只是挑出来的毛病比较靠谱，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 　　如果把道德的伦理功能概括为批判和建设两个方面，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 面。我不认为这是批判社会——这是批判人。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 猛烈：一类是中学生；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 咱也惹不起。现在该说说建设的方面了。这些年来，大家蜂拥而上赞美过的正面 形象，也就是《渴望》里面的一位妇女。该妇女除了长得漂亮之外，还像是封建 时期一个完美的小媳妇。当然，大伙是从后一个方面，而不是前一个方面来赞美 她；这也是中古的遗风。不过，要旌表一个戏中人，这可太古怪了。我们知识分 子的正面形象则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国服务。想要崇高，首先要搞到 一份高薪聘请，以便拒绝掉，这也太难为人了；在知识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 所以，除了树立形象，还该树立个森严的道德体系，把大家都纳入体系。从道德 上说事，就人人都被说着了。 　　所谓道德体系，是价值观念里跟人有关的部分。有人说他森严点好，有人说 他松散点好，我都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念不是某个人能造出来的（人 类学上有些说法，难以一一引述），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就能立起哪个。就 说儒家的道德体系吧，虽然是孔孟把他造了出来，要不是大一统的中央帝国拿它 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关上门就可以造。造 出来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可以潜心于伦理学、道德哲学， 营造一批道德体系，供社会挑选，或是向社会推荐——但是这件事也没见有人干。 当年冯定老先生就栽在这上面，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学乖了，只管呼吁不管干， 并且善用一种无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种句式来源于《圣经·创世记》：“上 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真是气魄宏伟。上帝的句式，首长用用还差不多。 咱们用也就是跟着起哄罢了。 　　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 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 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 所述，这正是中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 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批判找不着目标，颂扬也找不着目标，只 一件事找得着目标：呼吁速将大任降给我们，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 任，没有它我们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最后说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然，他有“士”的传统。有人说，他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悲观主义者？）；有人说，他以天下为己任（国 际主义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 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资格教训别人（教化于民）。这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看 自己的。问题是别人怎样看我们。我所见到的事，实属可怜，“脱裤子割尾巴” 地混了这么多年，才混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这 种情况下，我建议咱们把“士”的传统忘掉为好，因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梦了。 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事，我知道，别人还不知道；或者 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代的标准来表现知 识分子的能力。这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但也未见得不好。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