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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丧失独立人格的中国精英 ◆                              ·吴逸夫·            ◆ “边缘人”和独立人格   近年来,“边缘”一词常常出现在贬意的名词中,最明显的就是“边缘化” 和“边缘人”。有学者将近代社会的几个大悲剧都归罪于社会边缘人的作为。如 德国之希特勒,屡次投考艺术学院而不取,欲进艺术界而不得;成为边缘人后只 好投身政治,将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又如中国之毛泽东,到北大后只能做个 小小图书馆员,没有能象梁漱溟那样混个破格教授进入主流学术界,于是乎投身 政治,将整个中国搞得天翻地覆。美国培养的卡斯特罗,英国培养的卡扎菲,也 可算是因为进入不了留学所在地的主流社会,反回头领导反西方运动的例子。   边缘人之所以感到凄苦,是因为不能融入某个文化群体而成为其中一部份。 可是,如果有了“我就是我自己”的我行我素的独立文化人格,是否能够融入也 就不成为问题了。毕竟,“融入主流”不是终极的和唯一的价值标准。   边缘人一旦心理上独立,就成为“独立人”了。如同科学上的边缘优势一样, 文化自然也有边缘优势,只要我们耐得住寂寞去发掘。简单地说,边缘的优势就 在于独立!“什么都不是”,就“什么牵制都没有”,其实正是创新的契机。   反过来看,主流当然有其优势,但未必没有劣势。成为主流核心,就会卷入 太深而不能自拔;融入某种势力,同时也会身不由己,失去独立性。郭沫若明明 知道自己在逢场作戏,知道逢场作戏会遭后人嘲笑,但又不得不逢场作戏的复杂 心理。可见郭因接近权力中心而失去自由。既然处在中心,他就不得不遵守中心 集团的那套游戏规则,说假话、肉麻话成了在中心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           ◆ 中国文化中独立人格的表现   对成为边缘人的普遍感叹,其实反映的是中国文人的缺乏人格独立。中国文 人的缺乏人格独立,可以说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表现之一就是反映人格独立的 隐士、侠客的文化的退化上。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士人,无论是文是武,都是有很强独立性的。文的进可 以自成一家之说,成为百家争鸣中的独立一家,退可以作“不食周粟”的隐士。 武的是独立地只身替天行道之侠客。《史记》中有《游侠列传》,将其尊为百家 之列,作者眼光固然不凡!那时候的中国文化,是生气勃勃、富有活力的。   到了唐朝,反映独立人格的隐士、侠客文化还存在,唐人传奇中不乏这方面 的反映。如《虬髯客传》就是。虬髯客后来知道竞争不过李唐集团,就到海外去 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这是何等高贵的独立人格!不比后代豪杰,天下一统之后 就只能靠拥护新天子来谋求富贵。设想后代豪杰皆能如虬髯客一样有独立的开拓 精神,试看今日之美洲,会是谁人之天下?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这样豪迈的反映 侠客风貌的唐诗后来就也看不到了。八九民运以后,虽然有主张用暴力推翻中共 专制的激进宣传家,但没有真格地向李鹏之流投掷炸弹的孤胆英雄。这固然是时 代不同的缘故,但独立行义的侠客精神的丧失,多少也有点关系。   宋代以后,侠文化逐渐消失。《水浒》中的好汉们,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已经知道要利用“拥护今上”的合法外衣,但也因此失去了独立性。连造反精神 最强的阮氏兄弟,也高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了清朝,所谓的侠客 们只能退而求次靠拥戴某个清官来谋求合法生存了,蜕化成了武侠文化的末流, 即鹰犬文化了。另一种末流武侠文化,则反映于宗派倾轧的武侠小说。这种小说 中的帮主们看似不依附于权贵,非常独立,但也离不开争斗的对方和他方,好象 只有在宗派斗争中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存在价值,本质上仍然是缺乏独立性。而其 中的帮凶喽罗则以融入某个帮派为生存基础。鹰犬文学和帮派武侠小说的流行, 反映了中国武人中的缺乏人格独立性。   从文的一面来看,隐士的文化表面上保存下来了,但也已经发生了极大变质。 早期隐士以追求人格一致为理想,是积极的。后代儒家的隐士则是求功名不成之 后的退身之路,不是当初那种本衷的隐士了,是比较消极的。早期的隐士是不一 定要隐居山林的,只要人格独立,有何妨居住人口稠密之闹市,故而《史记》中 有“大隐隐于市”的描写,反映了当时“大隐”们对人格独立的自信心。陶渊明 有诗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可见陶渊明也 是不避人群的。后代的隐士则大多非要隐居山林不可,那是对在众人之中维持人 格独立的缺乏信心所致:因为对主流社会的喧嚣和热闹无法无动于衷,只好来个 “眼不见为净”。   这种独立人格的缺乏,于今为甚。例如中国的海外学人,普遍表现出学术上 善于学习、阐发而缺乏理论首创性,这不能说同传统文化的缺乏人格独立毫无关 系。其中某些头面人物,忙碌于风尘道上:回中国则结交两岸权贵,挟洋自重; 回美则以同两岸权贵的关系自耀。这也是丧失独立人格的表现。   不仅精英文化缺乏人格独立,民众的俗文化也是如此。中国人“五分钟热度” 和喜欢一窝蜂起哄,如昔日之全民炼钢、“千万个雷锋站起来”、到毛泽东时代 的“八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的全民造反,乃至八九民运的从风起云涌到烟消云散 的直起直落,一直到今日之“十亿人民九亿商”,都是缺乏独立人格的随大流和 从众的表现。   所谓“中国的文化就是面子的文化”,“中国人是讲面子的”这类观察,其 实也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缺乏心理独立性。所谓面子,就是众人的肯定,例如成 功了必要衣锦还乡去接受父老乡亲的肯定,才算不枉发达一场。中国人的成功似 乎存在于旁人的评价之中,缺乏独立的价值操守。   那么,导致中国文化中独立人格退化的原因何在呢?以下我们从不同角度来 分析这个问题。             ◆ 独立人格退化的原因   中国文化的缺乏独立人格这一特征,首先同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大一统 特征,是直接相关的。   中国的大一统文化从孔子的“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开始了。为了“稳定 压倒一切”,就把所有“犯上者”称为“天下共讨之”的“乱臣贼子”,于是乎 “非王即贼”,没有广阔的中间地带可以遁身。于是知识分子们一旦发现自己“甚 么都不是”,失去归属,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虽然儒家是大一统的始作俑者,但是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青睐,最先 得专制宠爱的法家,就毫不客气地将它和侠家一起贬为非法之列,《韩非子》曰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就是这个意思。但儒家毕竟是主张稳定的,统治 者在用法家手段取得政权之后,当然希望社会保持稳定,就开始利用儒家。   法家、儒家都是主张大一统的和否认独立人格的。但其否认的方式不同,法 家来硬的,儒家来软的。儒家之压抑独立人格,主要体现在儒家提倡入世出仕的 价值观,把仕途的失败看作人生的失败。当然,早期儒家也有“道不行则乘桴浮 于海”的豪气。但儒家根本上还是主张入世的,因此孔子在《论语》《子罕》中 说“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坦率承认他的说学是准备待价而沽的。儒 家首先失其独立性于功名。   儒家其次失其独立性于祖先崇拜。孔子的托古和自称“述而不作”还主要是 一种策略,但到了后来的儒家中就蜕化成一种僵死的传统了。历来的儒家主流文 化,都是对先圣的“微言大义”作诠释,极少独立性、首创性。这对于中国的科 学文化的发展消极作用极大。   无论法家、儒家,又同样都是“官本位”文化。在这种非官即贼的文化垄断 之下,独立人格必然受到窒息,中国文化从此也就失去了活力。《史记》中被立 传的人物是丰富多采的,反映了作者开放、多元的价值观。但到宋朝之后,中国 的历史中所能看到的只有帝王将相、忠臣孝子和节妇。显然,一个社会的价值观 越是单一,被扭曲的灵魂、被扼杀的独立人格,就越是众多。   当然,儒家文化和大一统思维方式的影响,还是比较表面的。根本上说来, 依附主流主要是出于对个人对孤立的恐惧。例如认同中央政权,其实也就是认同 多数。因此深一层来看,大一统文化心态揭示了“挟众而自重”“挟众以自保” 的心理。国人对大一统的无限信仰,其实也是挟众以自众、自保的心理的反映。 许多人认为中国只有大一统了才能免受外国侵略,才能保持主权独立。其实世界 上人口数百万甚至几十万的独立主权政府多得很,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有十亿人 口的团结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大一统才能独立强大的论点其实反映了民 族自信心的严重缺乏!   鲁迅特别愤愤不平于中国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特别憎恶中 国人“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状则四处逃散”的陋习,特别不屑“集体的自大”, 又特别推崇“孤独的勇士”,可以说是切中了中国文化之糟粕的要害。   后半生完全失去独立人格的郭沫若,他对自己的处境是有清醒认识的。那么, 他为什么不能退出这个中心,过一种内心更为自由的生活呢?不能排除他对成为 “贵族、平民什么都不是”的边缘人的恐惧。因为很显然地,他这样的人要回到 平民阶层已经不可能。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领袖似乎一旦下台,不是囚徒就是放洋, 要回到本国的平民群体中实在很难。   读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常常会奇怪为什么在国民党面前能够威武不屈的老共 产党人,在来自共产党内部的迫害时那么窝囊、软弱。这里面是否也有对成为“革 命、反革命什么都不是”的恐惧在起作用?受国民党迫害牺牲,至少还会受到共 产党方面的认同和赞扬。反抗党内主流而死,就可是“什么都不是”了,于是只 好昧着良心说违心话,作违心事。             ◆ 独立人格的建设   既然害怕孤立,是缺乏独立性的根本心理原因,那么不难看到,不能维护孤 立者安全的社会环境,是民众缺乏独立性的主要社会根源。“所谓自由社会,就 是孤立者是安全的社会”,可以说,自由社会是人格独立性的重要保障。大陆政 府对异议人士打击迫害,就是在摧残独立人格。“异议”有什么罪呢?无非就是 “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罢了。这样陷害独立思想人士的作法,对于中国文化 中独立人格的建立,对于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是极具破坏性的反动力量。   但是自由社会的建立,本身需要独立人士的共同努力。因此,提倡独立人格 的可贵,使大家懂得何为独立人格,懂得尊重和保护独立人士的重要性,当是建 设独立人格的第一步。   当然,除了考虑安全的因素之外,物质的考虑也是一个因素。象庄子那样能 够在饿了啃草鞋的情况下坚持他那伟大的哲学和文学的独立追求,实在是需要极 大的勇气。   因此,所谓人格独立,总而言之,就是独立于权势,独立于功名,独立于世 俗和时俗,独立于物欲。   在一个旧理想消亡和新理想有待建立的转折时期,提倡人格独立性尤显其必 要,因为只有独立的人格才能创立新的理想和价值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提倡独立并非提倡造反和反传统。肯定边缘也决非否定主流。 边缘和主流是相辅相成的。主流维持社会的常态运作,边缘不仅有制约作用,也 提供变化和发展的选择。真正的独立人格,表现于“反垄断”而不是“反传统”。 边缘人出身的希特勒、毛泽东之流,虽然反传统,但是并不反垄断,不过他们是 要拿自己的垄断取代人家的垄断,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造反派而已。反传统而 不反垄断,仍然没有对多元的宽容,思想方法仍然是直线化、简单化的。   在主流和边缘之间,并非总有善、恶的区分。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取向,只 是因为个性和命运使其然而已。有人天生适应主流、有人天生独具一格,这是造 物的创造。重要的问题是不要歪曲自己的天性,要尊重造物的创造。人格独立首 先要自重、自信。   一九六四年,萨特拒绝了他获得的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其理由就是不愿意 失去独立性。他的声明题为“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萨特在声明中说: “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 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 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 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尔·萨特还是让-保尔·萨特--诺贝尔奖获得 者,这决不是一回事。……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 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萨特对独立人格的执着追求和坚持,对于 不是做造反派、就是做歌德派(如民运高潮个个是激进异议份子、民运低潮时纷 纷向政府靠拢示好)的“中国精英”们当是富有启发的。 【】              【】              【】           ◆ 参与政治,不等於介入权力                             ·安 琪·   今天的中国正在等待着强人政治的结束和共产党专制极权的解体。这样一种 迫在眉睫的政治结构的转型,面对中国社会累积难解的各种社会问题,贫富悬殊 和官僚腐败引起的民怨,价值观的普遍丧失等等,变得分外沉重。这对坚持实现 政治改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派来说,是机遇,也是风险。   把握时机,不等於投机。参与政治,不等於介入权力。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 要被社会变革的大潮所淘汰,首先应该独立其精神,昂扬其人格,从传统的“士 大夫”角色中挣脱出来,以一种与权力中心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立的群体意识,独 立的社会批判精神,参与中国的政治改革,承担起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 子应有的社会历史使命。   可以说,邓小平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先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选择,之後 又在胡耀邦、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选择,再之後胡死赵离任了,就在所谓代表改 革路线的邓小平和代表极左路线的陈云之间选择,陈云死了,又在邓小平和陈云 的代表者邓立群之间选择。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跳出共产党极权 制度下所仅有的有限选择的怪圈——如果把它称作选择的话。到了“六四”後, 这种选择更显得尴尬,无奈。因为在邓小平和极左派之间,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差 异。从这个角度讲,邓小平嘲弄了一代知识分子。   正是在这样的选择怪圈中,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机会。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当时中国经历了粉碎“四人帮”,否定“两个凡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胡耀邦、赵紫阳等共产党内改革派力量占 主导,开始了经济改革等重大变化,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政治局面。在那个过程中, 以社会良心自称的中国知识分子,原本是有机会表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新 闻自由、保障基本人权的诉求的。但由於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 会群体,没有形成群体的声音,而零散的表达形不成压力,页无法取得进展。   至今为西方知识分子甚为不解的,是当年中国知识分子对邓小平重判“民主 墙”活跃分子魏京生的麻木不仁。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忙于趋炎附势,丧失了社 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民主墙”时期党内改革派和社会民主派第一次联盟的历 史经验,演变为知识分子“精英”纷纷在党内高层寻求政治靠山,党内改革派则 在知识分子中寻找代言人和助手,当时的流行称呼即“智囊团”。一些著名知识 分子,一旦做了谁的“智囊团”的一员,不管是真是假,好象都是在“替天行道”。 不同的“智囊团”和“智囊”又有自己不同的外围圈子,客观上形成了各自不同 的利益集团,并直接介入了高层权力争夺战。那些与权力中心保持距离的知识分 子,他们的民主理念与思想,他们的思考和贡献,以及因此而遭受的迫害,不仅 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正义的声援,反而显得势单力薄,成为孤独的少数。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虚荣、恋权与不独立,使他们的目光总是集中在权力的 中心,对全社会、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几乎等於零,从根本上丧失了作为“社会良 心”的基础。发展到八九民运,知识分子的表现就更是可圈可点了。有的“文革” 中的造反派,这时也成了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代表,不封自许地成了学运的当然 “导师”。岂不知他们身上那种难以掩饰的“造反有理”的精神留存,恰恰构成 了对民运的伤害。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运动後期,扶赵倒邓的口号压过了争民 主、反腐败的呼声,将重心完全偏到了权力争夺的一边。而这一次机会的滥用或 丧失,同时也削弱了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在於知识分子选择的错误,而是知识分子对这种错误选 择的自觉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首要问题应该是准确无误地了解民主到底是什么?长 时间以来,有的人很自然地把民主等同於革命,把民运的目标定为夺取政权。这 种概念混淆,无论有意或无意,都是有害的。革命即使成功,不一定意味着就有 了民主;以民运的名义获得的政权,不一定证明就不搞独裁。何况,把民运和获 得权力连在一起本身就是荒谬的。知识分子应该明确自已的目标选择,谴责社会 不公,声援遭受迫害者,追求社会正义的终极价值,应当有永远甘当持不同政见 者的勇气和品质,参与政治而不是介入权力争夺,关心民生疾苦多於接近权力中 心,从事民运而不是为了满足权欲,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独立批判精神的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 【】              【】              【】           ◆ 自由活在每个人的心底 ◆                            〔美〕格莱斯尔                              秋 明 译   Samuel Johnson(1709-1784)有一名言“爱国主 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他这里说的“爱国主义”指的不是一个公民对 祖国的赤诚无私的热爱,而是当政者历来惯用的、那种名为爱国实为己利的“爱 国主义”。这种牌子的“爱国主义”我们已屡见不鲜。比如有人,常常裹着美国 国旗为外衣,却无时不在诋毁我们的国旗所代表的真正价值。   还有另一种爱国主义,它从不谟拜国旗,却始终如一地效忠于我们国旗所代 表的两个伟大原则:民主和自由。         ◆ 美国:个人至上,而不是多数至上   人们今天常常将民主和自由作为同义词使用,其实它们不仅不同义,相互间 还有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民主指的是人民对有关民生的决定应该有发言权。他 们应该有权在公平选举中,投票选举公共官员,挑选政府和以多数原则通过政治 决定。   而自由,指的是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由多数决定的。 人有生来就有的权利,有即使是多数人都不能剥夺的权利。比如,我们国家白人 比黑人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就可以剥夺黑人的投票权。政坛上大多是男人, 但是不是因此妇女就应该是二等公民呢?有的宗教比其他的有更多的信徒,但是 不是就可以逼迫其他的教徒改变信仰呢?   过去,追求自由往往意味着与国王或皇帝的抗争。美国建国后,自由的含义 第一次包括了对民主权力的法定限制。《民权法案》说的就是,即使民主也不能 是法力无边的。在它划定的禁区之中,个人至上,而不是多数至上。赋予自由这 个崭新的含义,是美国对世界的一个独特贡献。     ◆ 在美国,许多人已经不懂得《民权法案》在怎样地保护着他们   更有甚者,当今出现了许多对我们这种理想的解释上的本质分歧,比如,什 么叫爱国主义,公平和自由。诸如以下问题:   ●两个人中谁是真正的爱国者:一个人要立法用法律强迫你向国旗脱帽致敬。 另一个人说,我们国旗代表的,是不向国旗,不向多数人或政府认为的所谓的“正 统”的政治或宗教屈膝的权利。   ●公平:我们对非裔美国人几个世纪的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应该以优待政策 来弥补?还是说现在这已成“逆向歧视”,而到取消优待政策的时候了?   ●公正:我们对错判无辜的顾虑,是不是要求我们,即使对最骇人听闻的犯 罪的审判,也要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还是这种顾虑,已经成为我们治安和打击犯 罪的绊脚石?   ●宗教:宗教自由是不是要求严格的政教分离?还是只要不厚此薄比,政府 应该被允许帮助教会?   ●司法独立:在过去三十年中,联邦法官多次以宪法为武器,限制政府权力 而保护普通百姓。这些法官不是民选的又是终身的,凭什么来管制民选政府?   所有这些问题很容易让人糊涂,也深深地分化着美国大众。对这些问题的不 同回答,往往反映着对美国价值的不同信仰。这里想要说明的是,美国价值就是 个人自由,而正是为了个人自由,1791年《民权法案》才被写入宪法。   美国价值,追溯其根基,并回顾其发展进程,《民权法案》——美国宪法修 正案前十条——是这个进程的开端和最重要事件。最主要的公民权是这样几个: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公正审判权,和人人平等的权利。   我们需要用缔国者的眼光来审视当今的社会争论。那时美国人的世界观,就 是对自由的不屈的追求,和这样一个信仰:政府第一位的和最崇高的职责,就是 保障个人自由。   然而如今,这个眼光好象有些过时了。   取而代之,我们听到许多这样的议论:“这个权那个权太多了”,我们要“重 建”政府权威。调查发现,现在美国的大多数竟然不一定会支持《民权法案》。 或者说,人们已经不懂得《民权法案》在怎样地保护着他们。公众人士也常发这 样的议论。六十年代后期,副总统Spiro Agnew说,美国有一个“沉 默的大多数”其实是反对许多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的。八十年代早期,Jerry  Falwell牧师说,美国有一个“讲道德的大多数”,他们反对许多公民权 而想回复“美国传统价值”。Agnew和Falwell及他们所代表的运动, 有这样一个错误假设: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两者互不相容,坚持其一就不可避 免地会损害另一个。从这个假设出发,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倡,个人有多少自由, 要由大多数人决定。支持这个观点的在八十年代中稳步增长,如今最高法院也开 始越来越多地在反映这个观点。       ◆ 即使是民主多数,即使是民选官员,都不足委以全信   然而,这个国家的第一代公民们认为,个人自由是最根本的、最至高无上的、 和最宝贵的社会利益。个人自由是社会利益的一部份。其实,个人利益就是社会 利益。   在他们看来,自由的敌人,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不加约束的政府权力。权力 是什么东西?权力是用暴力强行支配别人。如历史学家Bernard Bai lyn所说,权力象癌细胞,具有贪得无厌地越界侵蚀和残忍杀戮之本性。个人 自由是权力的天然猎物。早期美国人的两分世界是:权力和自由。后者脆弱而被 动,所以一个要抑制,一个要保护,而两者永不可混为一谈。   权力本身并不是罪恶,但它是危险的。而权力主要在政府手中。对政府和执 政者,个人自由,自然地不是其利益和兴趣所在。个人自由只是那些被统治者的 利益。当权者从来不会提倡个人自由。他们的兴趣只在于扩充自己的权力。这很 自然,但也很危险可怕。   美国早期公民们的这些观念,并不是源于什么学术理论,而是出于对人的自 我膨胀之本性的实际观察和理解。今天,我们谁都承认,人对权力的引诱和吸引, 是没有抵抗力的。正因如此,要保障个人自由,仅仅基于对官员们的良好愿望和 做人良心的信任,是不现实的。   民主也不是对个人自由的足够保障。恰恰相反,人民的权力对个人自由的威 胁,一点也不亚于一个国王的权力。如果个人自由是社会的终极利益所在,那么, 公民出于自己的利益,无论对民选政府还是皇家政府,都要严加制约。即使是民 主多数,即使是民选官员,都不足委以全信。     ◆ Jefferson的蜕变:指望掌权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幻想   看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人的这个本性缺陷。即使象Thomas Jeffe rson这样的个人自由的先驱者,当选总统后就远不那么值得尊敬了。Leo nard Levy告诉我们:Jefferson曾支持宣誓效忠,曾许可拘 押政治嫌疑,曾起草一个无需审判就可判罪的法案,曾敦促对煽动谣言罪的公诉, 曾违反(译注:关于限制政府抄家搜身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曾饶恕军事专制, 曾在和平时期动用战争用部队,曾审查读物,曾根据政治观点挑选教授,还曾赞 同只要目的不错就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   Jefferson的蜕变是自然的和意料之中的。也并不能因此就说他是 一个虚伪的小人。只是因为他手中有权后,为了追求那些他自以为是政府的“宏 伟事业”,脑子一热,就忘记他曾经那么坚定地倡导过的自由主义理念了。   今天了解Jefferson的阴暗面,我们也许觉得吃惊。但独立战争时 期的革命家们,对此不会感到一点奇怪。这正在他们对人的本性的了解的预言之 中:对任何掌权者都不能委以信任,都不能指望他来保护百姓的个人自由;指望 掌权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幻想。权力,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愿望,无论怎样自称 忠实于自由,只能靠法律来约束。Levy的结论是:自由意味着“国家机器这 条野兽,必须用一个《民权法案》来套上镣铐和疆绳。对自由的保护绝对不能依 靠暂时的多数票或某个当权者。”   这就是早期美国人的理念。他们深知,虽然政府是在公民的认可下组建的, 它仍不免是公民的敌手,而且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敌手。所以,光说公民有批评政 府的言论和信仰自由是不够的,必须白纸黑字地,明文剥夺政府限制这些公民权 的权力。所以,《民权法案》的条文大多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国会不能制 订法律来限制公民的某某权利”。在这种理念下,二百年前的今天,《民权法案》 被接纳为刚刚出台不久的美国宪法的一部份。   正如早期美国人所再清楚不过的,在权力的巨人面前,公民权永远是无力的 弱者。将来公民权在美国之存亡,最终取决于公民们自己的意愿。正如法官Le arned Hand曾经说过的:“自由活在每个人的心底。如果它在那儿死 去,没有一部宪法,没有一条法律,没有一个法庭,能让它起死回生。” 【】              【】              【】           ◆ 理想死了,底线在哪? ◆                              ·网 帖·           ◆ 理想主义是一种正向思维方式   十九世纪以来,社会运动大大加速。它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理想,同 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失望和危机。希望越高,失望越甚,理想越美好,危机就越深 重。人们的期望值和现实感的反差,构成了社会动荡的原因。反差越大,动荡越 烈。这种动荡与其说来源于社会现实的危机,还不如说是来自人们心中的危机感 和失落感。   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值得讴歌,可是每一次追求所带来的後果却值得深省。理 想主义变成了孕育激进主义的温床,而激进主义使社会永远处于希望和失望的轮 回。在这一思潮的夹裹下,人们总是处于不满和危机感的状态,永远希望变,可 是变到什么程度为止却没有一个底线。   中国自满清末年,旧的秩序已经崩溃,而一个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新秩序 一直没有稳定地建立,因此思想激化的趋势越演越烈,使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 环:一方面恶化的现状滋生激进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的激化又加深了现状的动 荡。陈奎德先生把这种现象形容为“社会中了魔咒”,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首先是解除魔咒;余英时教授则比喻为“巨石走峻坡”,社会积累的不满势能使 巨石非滚到平地不能停止。激进和保守在中国完全丧失了原有的定义,“变革” 成了“进步”的同意语,“保守”成了“反动”的替换词。在西方人眼里值得称 道的“保守主义”完全丧失了立足之地,因为不断变动的社会完全没有任何相对 稳定的秩序值得保守。四十年前,所有中国人都高举着“革命”的旗帜,而所有 的区别只是“革命”目标的不同;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在高呼着“改革”,而 其所有的分歧都在于改革的程度和速度的差异。   七十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确立了理想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使这个民 族几乎是必然选择了理想主义色彩最浓的共产主义目标。可是,七十年後,当中 国新一代理想主义者在天安门广场竖起民主女神像,把希望转向西方时,人们发 现,在那个模式中的成功者都是经验主义的典范。   今天,“反思”已成为最时髦的动词。人们反思“八九民运”,反思“十年 改革”,反思百年以来的历史,反思五千年文化。可是,在人们的美好希望一个 接着一个破灭之後,难道我们不应该深刻地反省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吗?难道我 们不应该在我们理想主义的旗帜上打一个问号吗?           ◆ 经验主义的负向思维模式   理想主义是一种正向思维方式,在这个旗帜下,人们总是着眼于“应该”干 什么,人们需要找到极终的真理,需要设计一个理想的模式,然後为之奋斗。   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奋斗的结果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失望。道理很简单, 今天这个世界不再是原始美洲大陆一样的白纸,而是一张涂得五颜六色的画布。 我们有了历史的财产,也有了历史的负担,任何一项社会的变革都必须在这五颜 六色的画布上涂涂改改。我们难以实现理想的模式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理想的 环境,任何一个意想不到的历史变量都有可能使社会偏离理想的航程。极终真理 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线,人们很容易在接近它之前就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于是 不得不重新否定自己的理想,不惜以社会的动荡为代价去寻找新的目标。   相反,经验主义是负向思维方式,其着眼点往往是哪些事情“不能”做。在 这种思维方式下,人们在碰撞中找出可行的道路。人们也许不清楚极终目标在哪 里,但是他们却可以清楚地知道哪种更坏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社会运动尽管没 有极终的目标,但是却有基本的底线,它也许不会达到最佳,但很难变得比以前 更坏。社会运动相对平稳,不会大起大落。   我们今天追求的民主制度恰恰不是理想主义的产物,而是经验主义的果实。 丘吉尔说过:民主制无疑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它缺乏效率,常常不得不放弃最 优决策来达成协议,但是尽管如此,它今天仍是我们唯一能接受的制度。这一思 路是个最典型的负向思维,它用排除法从矮子里面拔出高子。也就是说,民主制 不过是人们为避免专制而作出的选择。导致它实现的动力不是人们要追求善,而 是人们要避免恶。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个理想主义的运动,可是写在它理想主义旗 帜上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恰恰没有民主。   民主制实现的过程同样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的色彩。它在一开始显然不如我 们今天在西方民主国家看到的那样完美和成熟。美国的选举制度在最初阶段还有 财产和教育水平的限制,然後才普及到所有成年男子,之後逐渐扩大到所有女子、 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研究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将会发现,它们大多经过一个精 英民主的阶段,其政治参与面是逐步扩大到全民的。游戏规则首先是由少数人摸 索奠定的,後来参与面的扩大只不过是增加游戏人数而已。这一经验摸索的过程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就像一个人在跳高之前的助跑一样,非此不能 越过理想中的横杆。             ◆ 没有助跑的跳高   可是不幸的是,今天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包括为民主奋斗的中国人,都把 西方的民主制当成一个理想的模式。他们一开始就直接接受了西方国家发展了一 百多年的结果,而略去了其发展过程。他们把这个现成的发展结果当成了极终的 奋斗目标,在一个经验主义成功的领域里,再一次升起了理想主义的旗帜,把社 会拖入了新一轮从希望到失望的轮回。   就像一个有了计算器就再也不肯背乘法表的孩子,面对已经发展成熟了的民 主制,落後国家为民主而战的理想主义者们不会再忍受从精英民主的起步,也不 会忍受以文化水平对政治参与权的限制。可是人们不难想象,在一个毫无民主素 养的社会里,一开始就推行全民普及的政治参与会发生什么结果。从暴民政治到 强人专政(按杨小凯的话是从一百个小土匪到一个大土匪)的两极摆动在所难免。 这是一次没有助跑的跳高,原地起跳怎么可能达到西方国家两百年助跑所越过的 高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落後国家在诚心效法西方民主制时都给人一种东 施效颦的感觉。其失败的原因并非像某些学者所强调的经济文化因素,两百年前 的美国未必比今天的南美国家有更发达的经济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些国家所缺 乏的正是它们所忽略的过程,是那个逐步进化过程中的训练。   也许,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囫囵吞枣式地选择目标和模式,而 是学会新的思维方式。正如对一个孩子来说学会怎样走路比选择走什么路要更重 要。手段先于目标,形式重于内容,也许是改变中国人思维方式首先要学习的内 容。             ◆ 将目标换成底线   理想主义的思潮已经使中华民族历尽了近百年的挫折,而退回到最原始的起 点,进行经验主义的摸索对于一个落後者来说又显得过于笨拙。为什么我们不能 做出一个妥协,在设计社会运动模式时把那个理想的目标换成最低的底线?这样, 也许事情不会变得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好,但至少不会变得比现状更坏。因此,我 们可以摆脱从希望到失望的摇摆,使社会能够更稳定地运转。   当人权被全世界公认为是衡量一个社会状况最基本的价值标准时,联合国的 《人权宣言》为人类制定了一个理想的目标:从每个人都有温饱的权利,有就业 的权利……直到种种政治权利。我相信,这个包罗万象的目标,为人们带来的失 望将远远超过希望。不要说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连世界首富美国,也还 没有可能保证每个人的温饱。只要人们发现还有一个人在街头流浪,就会对社会 产生不满,而这种不满则会成为孕育激烈情绪的温床。最麻烦的是,社会温饱问 题在很多情况下不是社会制度和政府想解决就解决得了的。不久前发生的东非大 饥荒能怨谁呢?在那里,满足温饱不是基本的权利,而是奢侈的目标,无论哪一 个政府,也无论采取什么制度,是民主还是专制,都无法满足这一最基本的人权。   如果我们换一种负向思维的角度来为社会制定人权标准,事情也许会变得简 单得多。一种制度也许不能保证人们“应该”得到什么权利,但却可以保证人们 哪些权利不可剥夺。一个政府也许一时无法让人们吃饱,但它却可以保证不侵犯 人们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剥夺人们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自由选择社会制度的 权利。只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将会发现,人权问题的底线并不是人们通常认 为的温饱,而恰恰是人生具有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这一结论也许和唯物主义者的 推论恰恰相反。   当我们热烈地主张联邦制时,最好不要指望地方自治会成为富国强民的基石。 也许它的作用只不过是在中央集权大崩溃时不致使社会垮得粉碎。中国历史上的 分裂局面,无论是三分天下还是五代十国,都是必要的,它们的作用正在于此。   当我们全力推动民主选举时,先不要指望它会成为举贤推圣的妙方。也许它 只不过是一剂泻药,让我们以此来清除腐朽和避免暴君。第一流的人才未必会被 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而大多数人的选举只不过是在矮子里面挑个高子。   当我们坚持建立法治社会时,最好别指望它的政绩会超过贤明的人治。也许 它的优点只不过是防止社会堕入腐败人治的泥潭。严格的程序规则不会为社会带 来奇迹,它只不过能排除权力斗争的灾难,使社会保持稳定。   当我们高举起改革大旗时,最好别着眼于它能赢得多少人的支持,也许更明 智的着眼点是怎样把反对的力量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用一套彻底的主张去征服 反对者是很困难的,而通过有限的诉求去削弱他们的对抗却相对容易。            ◆ 争取当局的沉默   在中国大陆当前的形势下,如果采用设底线的原则,无论你主张什么或者做 什么,都不要指望当局公开的承认和支持,只要当局在事实上不压制就足够了。 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最有利于 变革的顺利进行,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农业生产承包制的成功。   任何一项社会改革的成功都是从条件成熟的小范围开始的,如果此时官方压 制,自然扼杀变革的幼苗,必须抗争。可是官方的支持也未必有利,因为这会造 成没有条件变革的地方一哄而上,使变革走向反面的极端,最後造成普遍的失望 和复辟情绪。大陆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建立技术开发区,就是在当局支持下失败 的例子。相反,让小范围的榜样自然普及的效果要好得多,这个经验逐渐扩散的 过程,就好象前面提到的跳跃横杆前的助跑,其必要性在此已无需论证。农业生 产承包制在当局采取观望态度时发展很正常,但是当当局开始支持推动之後,反 而过火了,一些地方把本来不该分也不宜分的集体资产也拆散分掉了。   民主运动的道理一样。十年前发生的大学生竞选风潮的成功,就是在官方“不 支持,不反对,不宣传”的夹缝中取得的。如果当时官方镇压,这场大火会很容 易被扑灭。可是如果官方表态支持并加以宣传,竞选风潮有可能会在知识界以外 的各行各业,在工人和农民中迅速蔓延开来。这种拔苗助长式的普及可能会造成 竞选内容污垢横流(如对竞选对手揭隐私、造谣、人身攻击,这些已经在某些大 学校园中发生了),使竞选这种形式蒙受耻辱。那样,左派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 总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训了,并在人们普遍失望的情绪中凯旋。   在当时的竞选风潮中,最具官方色彩的问题是:这种竞选的形式是否适合中 国大多数人?我的回答是:适合多少人,就试行多少人。变革总是从少数向多数 扩散的。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让一部分人先 民主起来呢?成熟的经验和游戏规则如果能在小范围高质量的人群中建立和巩 固,对今後的普及和扩散大有好处。在这一过程中,底线是官方的沉默。   要想让官方默许,首先要造成即成事实。而且在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没有必 要主动要求官方承认你的合法性。比如成立独立的团体,如果你事先要求官方承 认,那结果无疑会被否决,还没开始就夭折;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实力要求官方事 後承认,又实属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本来当局中的开明者还有沉默的回旋余地, 现在反而被逼得非正式表态不可了。官方的正式表态无疑是否定的,因为它只要 承认了一个组织就等于开了一个通例,社会上一夜之间就会诞生成千上万个群众 组织。就像当年毛泽东承认了红卫兵,全国立即涌现出千万个造反团、战斗队, 最後连他自己也控制不住了。这种一开始就万马奔腾的场面对民运团体的成长未 必有好处,官方潜在的压力可以使群众组织保持相对集中的形式和较强的自我控 制能力。可是一旦这种压力在群众团体成熟之前骤然消失,大的群众组织将立即 裂变成无数个小团体,社会上涌现出来的各种组织鱼龙混杂,形成无规则运动。 这种场面,在朝的当局自然头痛,但无论如何它最终还有军队可以收拾局面。而 在野的反对派也将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更糟的情况甚至是,相对集中的反对派 阵营根本无法形成。这种局面一旦引起人们对民主运动的普遍失望,就会导致专 制主义的复辟。民主运动同样需要一个自我训练的“助跑”过程,我们不能只站 在民主运动的角度去静态地设计这个过程,而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朝野互动的局 面中,将对方的能量和反应也引进这一过程的设计。   在专制统治下,人们所争取的所有权利总是以非法的既成事实开始的。只要 你付注行动,首先就别指望官方的承认,只要它不镇压就可以了。划出了这一底 线,就容易有效地控制住前进的步子。也许你还不能肯定最终走到那里,但至少 可以学会怎样走不摔跟斗。             ◆ 重新评价保守主义   本文的宗旨不仅仅在于提供一个民主运动的战略战术,同时也在于提供一个 不同的思维角度。人们在摔了很多跟斗之後,不能总是把总结教训的水平停留在 埋怨路没走对,而应当反省一下走路的方法,至少学会谨慎举步。   如前所述,中国被理想主义的思潮冲刷了近一百年,康梁之後社会急剧的运 动使人们几乎无本可守,保守主义几乎丧失了立足之地。可是八十年代以来,全 世界的保守主义都在抬头,即使中国的民主运动,也并非创新,而不过是在追求 西方古典的价值,被称为保守的变革。   也许中国人应当重新评价自己心目中的保守主义。保守并不意味着不变不动, 问题是怎样变,怎样动,快变还是慢变,急动还是缓动。如果说激进主义是在行 动之前要找到一个理想的目标,那么保守主义则更倾向于找到一个基本的底线, 前者是在得到或失去之间赌博,而後者则是在多得或少得之间选择。   有很多受共产党教育的人在区别激进或保守时往往以其纲领目标为准,这常 常把概念搞得一塌糊涂。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都有各自的保守派和激进派,而双方 保守派和激进派的纲领诉求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甚至可能截然相反。我在前面提 到,形势重于内容,手段先于是非,因此区分激进或保守的标准不是看一个人做 什么,而是看他怎样做。换句话说,不是观其目标,而是观其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需要保守主义。 【】              【】              【】 【编者按】 刘霞是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夫人,这首诗写于刘晓波被捕之后。她丈 夫现在仍在狱中。              ◆ 某个夜晚 ◆                              ·刘 霞·             一根针掉进那夜晚             器官迸裂             柔软清夜             在意外的疼痛之中             面部痉挛             一个女人坐在台灯前             坐在睡眠之外             双手在空中绝望地挥舞             纤细的手指间空空荡荡             所有关於黑暗的词汇             四下奔逃             手的影子投射到墙上             变形如剪纸             只有心头那只不眠的猫             在血中悲鸣             目光雪亮             和虚无作战的女人             连同语言             最终被她指间的黑暗吞没             那颗叫做“波普”的慧星             在夜空上             神秘地飞行                          1997.4.9 【】              【】              【】              ◆ 关于永恒 ◆                             ·北 岛·             从众星租来的光芒下             长跑者穿过死城                          和羊谈心             我们共同分享美酒             和桌下的罪行                          雾被引入夜歌             炉火如伟大的谎言             迎向风                          如果死是爱的理由             我们爱不贞之情             爱失败的人             那察看时间的眼睛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