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四　十　三　期　　　　　　　　　　　【】 　【】　　　　　　　　　　　　　　　　　　　　　　　　　　　　　　【】 　【】【】【】【】【】【】【】【】【】【】【】【】【】【】【】【】【】 　　　　　1997.12.25　　　　　　　　　　　　　　（sd9712e） 　÷÷÷÷÷÷÷÷÷÷÷÷　本　期　目　录　÷÷÷÷÷÷÷÷÷÷÷÷ 　⒈　中国９７：静悄悄的转折年　　　　　　　　　　　　　　　　段　平 　⒉　只有通过政治改革解决社会矛盾　　　　　　　　　　　　　　王锐生 　⒊　中国政府行为变化与机构改革　　　　　　　　　　　　　　　丁宁宁 　⒋　实施「关怀新政」　解决失业危机　　　　　　　　　　　　　魏　卿 　⒌　当前中国腐败问题的特点　　　　　　　　　　　　　　　　　庞寅生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中国９７：静悄悄的转折年　◆ 　　　　　　　　　　　　　　　　　　　　　　　　　　　　　·段　平· 　　１９９７年，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通货膨胀率己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水 平，出口大幅增加，国际收支出现巨额盈余，似乎一片“莺歌燕舞”。 　　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受到充分重视──库存积压的规模越来越大。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单看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除了这 两项，整个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中还包括社会消费、居民个人服务性消费、 净出口等几项使用，这些之外就是社会库存，也就是没有卖出去的积压产品。 　　９７年上半年的ＧＤＰ是３３１８０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合计２０４２３亿元，大体上占２／３。还有１２７５７亿元是怎么分 布的？这才是分析经济形势的关键。 　　上半年的工业产销率只有９４．６％，以去年的工业总产值近１０万亿元计 算，产销率每低一个百分点，就有大约１０００亿元新增库存。如果全年工业产 销率是９５％左右，那么意味着今年的社会库存将达到５０００亿元左右。这其 中压死的银行贷款至少占６０％以上，也就是说，全年大约有３０００亿元的银 行贷款因社会库存增长而成呆坏帐。而这绝大部分库存。最终都要成为废品。 　　根据统计局的资料，我国的库存量逐年大幅度提高。１９９４年为２４０ ４．３亿元，占ＧＤＰ５．１％；１９９５年为３５７６．５亿元，占ＧＤＰ ６．０％；１９９６年达到４５９１亿元，占ＧＤＰ的６．６％。９４年至今累 计起来，库存量超过１５０００亿元，呆坏帐就将近１００００亿元。 　　这种情况表明了什么呢？有人从中看到了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有人从中找 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度、低效益的解释，但是它说明的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则是中 国经济已经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 　　这个变化是具有本质性的，可以称为中国社会的转折点。 　　过剩经济意味着社会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中国七十年代以前的的缺吃少 穿和八十年代的能源、交通及原材料紧张，已经被成功地克服。这无疑是重大的 社会进步。不过同时出现了令人困惑的局面，从今年开始，什么都出现卖不动的 局面，愈演愈烈。最近甚至颁布了限制发电的措施，因为连多年以来最紧张的电， 都已经卖不出去了。 　　然而说这个变化具有本质性，不在于短缺或过剩本身，而是一旦从短缺经济 转变为过剩经济，中国的继续发展就只能由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来 推动了。这才是关键。 　　在短缺经济状况下，问题相对简单，解决问题的出路也比较明确，那就是推 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一点，短缺就缓解一点。经济大大地发展，短缺也就大大 地缓解。所以，那时的一切解决问题之道，全都只需围绕着经济的中心去运转。 即使有政治方面的变化，也不过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只是作为一般意义 上的手段。那些政治方面的变化虽然牵扯广泛（如解散人民公社、权力下放等）， 但一般不会触及政治体制的根本。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就是这样过来的。 　　今天，转变为过剩经济，情况则有了完全不同的变化，问题很简单，过剩已 经意味着产品卖不出去，继续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生产，岂不等于火上加油，让 库存更加增大，银行呆坏帐更要增多？ 　　这时应该怎么办？表面似乎容易，卖不出去，少生产一些就是了。然而这样 想问题是有所不知。且不说各级中共官员（包括中共最高层）的合法性与“政绩” 都是靠经济发展指标来维持，仅仅是中国庞大人口每年新增的劳动力这一项，就 必须靠相当的经济发展速度来吸收，而这个问题若不能解决，结果将会影响到中 国社会的稳定。同时，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宗旨的经济改革中，中国还在不断 产生大量企业精简的失业职工和下岗职工，那也得靠经济发展来消化，他们的问 题不解决，将给社会带来更大冲击。所以，说经济发展是中国社会安全和稳定的 命之所系，是一点不过分的。中国经济必须高速发展，一停顿就会出乱，甚至速 度减慢一些都会有麻烦。 　　东西卖不出去，又必须继续发展，在这种两难面前，别无选择的既然是发展 不可不要，解决问题的焦点就只能集中在如何把产品卖出去。能卖，才能继续发 展。 　　让我们首先来看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国外当然是一个市场。中国这些年把很 大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成果也相当可观。不过以现在的形势判断，好日子可能快 到头了。亚洲经济危机必将影响中国的出口。一是世界经济因为亚洲危机而减缓， 自然会影响进口需求；二是亚洲各国货币纷纷贬值，出口竞争力因此增加，也会 多夺走中国的出口份额。中国负责外贸的领导人已经表示，明年中国出口增幅下 降已成定局。 　　另一个市场是国内。对于中国这等大国，无论何时，国内都是最大的市场， 连世界都在盯着中国的大市场，中国更应该立足于自身。那么在国内，如何能做 到把更多的东西卖出去呢？ 　　最基本的前提当然就是消费者必须有钱。有钱才能买东西，否则无论产品怎 么精良、市场怎么开发也是没有用的。 　　中国消费者有没有钱，从不同的角度看，结论不同。中国人有四万亿元人民 币的储蓄，应该说不是没有钱。很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也正是盯着这笔钱，希望 能把它引到市场上来，然而大都无功而返。人民银行近期三次下调利率，这在西 方必有刺激需求立杆见影的效果，在中国却看不出反应。老百姓该存钱的还是存 钱，能不花的还是不花。中共主管经济的朱先生以及他的下属们肯定会纳闷，中 国的市场化似乎也可以了，为什么市场经济的规律不灵呢？ 　　先不说那四万亿存款里有多少为套取储蓄利息的“公款私存”或躲避监督的 “小金库”存款，也不说有多少贪官污吏的隐蔽存款，即使四万亿都属于老百姓， 平均到十二亿人的头上，每人才平均三千多元──按今天的高消费水准，不过就 是几顿饭钱。然而对于老百姓，他们指望这三千多元担负的功能是什么呢？养老、 医疗、抚养和教育子女，不说别的了，仅说对这三大项，三千多元是多还是少呢？ 所以他们明知放在银行里会贬值，利息被无理地降低，他们也不会动这笔钱。对 他们来讲，那是他们未来的唯一依靠（至少是心理上的依靠）。 　　在美国那类国家，很多人不但不依赖储蓄，还借钱进行超前消费，那是因为 有一套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对未来心里有底。而中国原本以低工资换取高 保障的社会安全感，现在已经烟消云散，大多数城市职工陷入孤立无援的对未来 茫然中，农民就更谈不上对社会保障有什么指望。 　　看起来，在这层意义上，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应该可以成为促进社会消费 的一条途径。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两极分化的扩大，中国有消费潜力的人被划定在一个相 对狭小的范围。对于恩格尔系数大于６０％的大多数中国家庭，即使还有其他方 面的消费，也只能维持在很低的档次而已。而经济的发展是只有在高水平消费的 支撑下，才可能去攀升新技术、高档次的台阶。在中国，目前年收入达到五万元 以上的家庭只有５００万户，在为数将近三亿的中国家庭中占２％的微小比例。 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新产品开发、开拓高档次市场，目前全部依托于这么小的一 个圈子，东西卖不出去，路越走越窄是一点不奇怪的。 　　因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促进社会消费，另一条途径就是要在中国社会培 育一个规模比现在大得多的中产阶级。以他们相对较高的收入做为支撑中国经济 发展的消费基础。仅靠少量“大款”和大多数低收入市民与广大农民组成的社会 结构，经济的“过剩”是不可解决的。 　　说到这，问题已经比较清楚，无论是建立社会保障，还是培育中产阶级，说 到底，都是个社会分配的问题。而分配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所以我们的结 论是，中国目前继续发展的出路，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得到解决。 　　在一个“党天下”的社会，大不过“党治”的法治能让谁相信？没有可靠的 法治，以现在的方式去建立社会保障又如何能够可靠？在没有新闻自由、多党竞 争制约下的黑箱作业中，建立的社会保障，又如何保障其不会成供贪官污吏们搜 刮民财的手段？而专制制度未来不可避免的垮台，更可能使今天搞起来的社会保 障成为废纸一张。就像共产党一打起“改革”旗号，就可以将其对国家职工多年 许诺的终生保障废除了一样。 　　同样，没有政治改革形成的民主政治、法治体系、自由空间和民间社会，中 产阶级就更是不会有产生的土壤。 　　除此之外，一个社会还必须有民主选举、自由工会、压力集团等机制，才能 给底层人民提供争取自身权利的武器，使中国不至在权钱联盟之下变成特权阶级 为所欲为、人民却日益贫困的不公社会。失业与国企职工下岗问题日益成为当今 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失业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 社会越贫困，东西越卖不出去，不但不能再有新的工作机会吸收失业者，现有的 工作者还将继续丢掉工作，扩大失业，社会将更加贫困──成为终将引发社会动 荡的恶性循环。 　　这就是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将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本质变化。以前的中 国只要经济发展，不搞政治改革也能维持，甚至不搞政治改革还可能有利于经济 发展的效率。但是现在已经出现的转折点以后，不搞政治改革，中国经济将陷入 难以发展的境地，中国社会亦将随之而越来越难以维持。 　　政治改革越晚，付出的代价将越高。 【】　　　　　　　　　　　　　　【】　　　　　　　　　　　　　　【】 　　　　　　　　◆　只有通过政治改革解决社会矛盾　◆ 　　　　　　　　　　　　　　　　　　　　　　　　　　　　　·王锐生· 　　市场经济改革的路只要开始走，就必然地要求彻底性和逻辑一贯性。也就是 说，市场经济必然会要求对现存国有企业的彻底改革。但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彻 底的改革，又是一个相当棘手的事情，它可能造成城市工人的大范围失业和贫困， 并由此产生社会动荡，甚至危及政局稳定。 　　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如果仅仅在经济领域内兜圈子，这个问 题就是一个“死结”。东欧当年试图搞经济改革的时候，曾一再在此类问题上碰 壁，波兰甚至连一次像样的调价都难完成。然而在东欧从政治上完成了民主化的 社会变革后，这样的矛盾就完全被超越了。通过国有财产平均分配、证券私有化、 货币私有化等手段，目前东欧各国大都已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改造任务，它所带来 的社会后果也正在被逐渐消化和吸收。仅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而言，东欧在某些 方面至今还不及中国，但是东欧的进一步发展已经由于完成了政治改革而不再有 什么特别的障碍，中国则还始终围着国有企业的难题绕圈子，至今不得其门而入。 这充分说明了政治改革对经济改革的前提作用。 　　东欧的政治改革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架构──多党政体、选举制度、新闻 自由等。暂不谈其政治意义，仅从获得有利于经济改革的政治环境的角度看，这 种新政治架构的出现一方面使设计经济改革的思路大为开阔，可供选择的手段大 大丰富；更重要的是，新政治架构为消化和吸纳经济改革政策的消极后果提供了 较多的回旋余地，创造了宽松的环境。譬如由于社会矛盾带来的罢工、示威、游 行等等，在东欧旧的共产体制下，这些现象的出现或者导致政府更迭、改弦易辙， 或者导致高压政策、严格管制。而在新架构下，它不过是某些社会集团表明其政 见的一种方式而已。只要多数选民仍然支持政府的政策，政策就可以延续。东欧 的激进改革能够在几年前社会的一片混乱中坚持下来，部分地就得益于这种机制。 　　多元利益集团和多元化社会的逐渐形成，与此具有类似的性质。在经济市场 化的过程中，以及市场经济形成后，随着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社会各集团在社 会中的地位与利益会发生很大的分化。官吏同普通百姓、富人和穷人、知识分子 与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利益差别是显见的，也是正常的。承认这种差别就应该容 许各个集团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东欧变革初期政党纷起、派别林立的局面具 有矫往过正的性质，但鱼龙混杂后剩下的一些团体，往往成为一定社会集团的代 表者。市场经济社会，从根本上说，由于社会成员在占用和支配社会财产上的差 别，必定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党制和多元利益集团的格局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 面，东欧已经远远走在中国前面。 　　一个能够保持持久稳定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社会，而不是专制和 高压的社会。东欧（和俄罗斯）在过去几年间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稳定，其政府更 迭、党派争端、民怨爆发、利益冲突使社会似乎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但是，撇 开过渡性因素，现在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其社会不是变得动荡了，而是变得稳定 了；经济生活已相对独立于政治运作，政权更迭不再意味着社会混乱；党派争端 更多了，但它已成为职业政客的一种职业活动，不再对社会具有那么大的破坏力； 民怨累积通过选民投票、游行请愿、言论发泄直至移民出走而得以释放和平衡； 利益冲突则依靠党派制约、新闻监督、司法独立而得到调整和牵制，不至失控。 在社会转型如此剧烈、原有体制那般集权、市场化和私有化提供了大量腐败“良 机”的情况下，东欧的政策和官员远比经济更为发达社会也更为稳定的东亚廉洁 得多，这一点颇为发人深省。 　　中国有八亿农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这是中国制 定任何政策都不能忽略的一个现实，是认识和研究中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 这种现实也是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的巨大进步， 城市化的进程也越来越快。其结果是，农民，特别是真正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在人 口中的比重直线下降，而城市人口（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中国的贫困 人口则从３０％以上减少到６％左右。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广义知识分子在 社会人口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这种情况也许目前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的总 体面貌，但这种加速发展的趋势无论如何将日益成为影响社会价值选择和发展方 向的重要变数。如果不考虑这些发展中的因素，不考虑一个可能的“市民社会” 将要来临，仅看到农民、文盲、贫困的一面，政策的制定就可能失之偏颇。说到 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和改革，这种发展的结果却又要求更深的改革和 全面的市场经济。诚如斯言，市场经济制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不断复制和发 展着市场制度自身。 　　如果说“市民社会”的到来尚需假以时日，那么社会利益差别与利益集团的 日益公开和强化则是中国改革带来的社会现实和影响未来社会选择的因素之一。 在目前的中国，这些社会集团（社会阶层）至少包括工农阶层、新兴企业家和其 它富裕阶层、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以及主要由中层以上官员构成的官僚集团。 除此之外，还有不同地区利益所形成的利益差别。这些集团在社会价值取向上不 同，在改革中受益不同，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也有所差别，总之，存在着 不同利益。在中国现时的社会格局中，因为各个利益集团无法通过公开透明而畅 通的渠道表达自己利益，于是出现了在市场化中瓜分国有财产、以权谋私、腐败 泛滥、消极怠工、职业道德水平下降和以民谣等形式表达不满等等社会现象。这 种利益差别和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既然不能被消除，那就唯有通过社会的政治改革， 建立起相应的体制却适应这种新的社会格局。 　　以往十几年，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市场化，也曾经依靠这种 策略而得益，但是现在，中国将要并且已经开始为此付出代价： 　　●　因为没有足以承受国企破产、工人失业的社会承受力，国有企业的改革 一直无法真正开始，中国从八十年代未就开始在此徘徊，直到今天仍未找到切实 可行的出路，或者说充满巨大的变数和风险； 　　●　因为没有一种新的政府结构，产权多元化和市场化等于全民的财产被官 僚个人化、私有化，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脚； 　　●　因为没有来自中共自身之外的独立集团的监督和新闻自由下的舆论监 督，在合理的市场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承认并鼓吹个人利益和个人财产，必然导致 以权谋私和腐败的泛滥，这种问题在旧的结构中是无法解决的。 　　●　没有一种制度化的、较平和的矛盾释放机制，矛盾的累积最终会导致矛 盾以异常的形式爆发和社会动荡，其结果往往就是导致改革的倒退； 　　●　没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所维系的社会道德和社会价值追求， “泛市场化”将把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引向极端，把人性中的阴暗面推向极致， 并把经济学中“劣市驱逐良市”的规则社会化。 　　近两年中国改革举步维艰，矛盾重重，说明已经在付出这种代价。 【】　　　　　　　　　　　　　　【】　　　　　　　　　　　　　　【】 　　　　　　　　　◆　中国政府行为变化与机构改革　◆ 　　　　　　　　　　　　　　　　　　　　　　　　　　　　　·丁宁宁·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在以前计划体制完成了历史使命，经济增长趋于 停滞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是在文革摧毁了传统体制赖以存在的组织基础，而经济 增长势头良好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它也不是首先有了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以 后才开始行动的，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就决定了中国改革渐进的、经验主 义模式，也造成了相应的问题。 　　　　　◆　从“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关心中国改革前途的人士无不对政府迅速增长的腐败感到痛心疾首。官员的 逐利动机和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显然是矛盾的。因此，谨慎的未来学专家在预测 中国改革的前景时，将问题的判据概括为两种速度的比赛，即改革的速度和腐败 速度的比赛。只要改革的速度大于腐败的速度，则中国改革的前景依然是光明的， 腐败不过是传统体制被取代的代价。否则，社会的稳定和渐进改革的进程有中断 的可能。 　　对政府官员的腐败提高警惕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应当看到，官员的逐利动机 是对过去极“左”路线的反动，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看，有一定的必然性，逐利动 机导致官员行为上的腐败。以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则不仅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 的缺失，也说明了政府机构本身缺乏权力制衡方面的设计，这个问题，并不是体 制转轨时期才产生的，而是从传统计划时期继承下来的。 　　缺乏权力制衡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传统计划体制的一个特点。当干部、 群众充满理想主义且中央计划当局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时，权力制衡机制 的缺失甚至有利于对整个社会阶层的动员。但如果实践证明了发展计划脱离实际， 政治家的经济许诺落空时，则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危机，毛泽东对付这一危机的 办法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仅未能解决政治危机，而且摧毁了传统 计划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群众的理想主义和干部队伍的组织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 这对毛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无疑是拨乱反正，但是却没有同时解决权力制 衡的问题。或许中国政治体制演进的逻辑只能是这样的：只有当“革命干部”头 上由革命赋于的神圣光环因腐败而消失时，人们才会认真开始考虑权力制衡与民 主监督。 　　　　　　　　　　◆　行政性分权的经济政治后果 　　一九七八年的“洋跃进”规划，是传统计划体制的回光返照，因其经济上的 脱离实际和缺乏政治基础而夭折，但由于改革初期体制目标并不明确，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的中国改革，仍继承了大跃进时期的行政性分权模式，这种做法之所 以没有产生大跃进时期那样的灾难性后果，是因为中央政府学聪明了一些，没有 制定大跃进时期那样的盲目的高指标。 　　事实上，９０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皆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务实态度， 以及行政性分权带来的基层政府活力。中国的行政性分权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利润留成和计划指标下放；二、１９８４－１９８ ７年，企业下放和财政分灶；三、１９８７－１９９３年，企业承包和财政包干。 　　从体制角度看，行政性分权不是对传统体制的真正否定，而是对传统体制的 分解。因此，传统体制的弊病在缩小了的范围内依然存在。虽然地区、行业间的 竞争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首先是地区经济结构趋同问题。８０年代中期，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中央 政府的倡导下，各地区都搞了本地的发展战略规划，但实际上收效甚微。其根本 原因是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追求短期的市场目标，而置地区长远利益于不顾。 　　第二是重复引进技术设备，缺乏消化吸收能力。８０年代以来，除小方坯连 铸，３０万吨乙烯等通用技术设备外，电子、机械工业从国外同一厂家重复引进 技术、设备的例子比比皆是。由于资金、技术力量分散，未能掌握关键技术，９ ０年代继续走同类技术、设备引进之路。 　　第三是政府职能弱化，地区间市场封锁倾向抬头，国有企业困难加重。随着 中央财政比重的下降，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保护本地企业的行为 演变为旷日持久的市场封锁之战，双重体制并存，政府机构有增无减，而且都来 插手管企业，国有企业苦不堪言。 　　但上述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降低了政府 推进改革的能力，而且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稳定。 　　　　　　　　　◆　税制改革后企业与政府行为的变化 　　行政性分权的极端形式是财政大包干。这种做法各国历史上只有罗马帝国解 体前的包税制与之类似。其弊端是不言而喻的。１９９６年上半年，国有工业企 业整体亏损，许多人士很着急。其实国有工业企业整体亏损大概从９０年代初期 就开始了，只是在帐面上没有反映出来。原因很简单，承包制下工资总额与利润 挂钩，逼着企业报喜不报忧。现在实行新税制，多报产值要交增值税，多报利润 要交所得税，迫使企业改弦更张，坐实成本，合法避税，原来掩盖的问题就暴露 出来了。 　　税制改革的作用并不止于此。政府的行为也受到了约束，过去各级政府不管 企业盈不盈利，都去争当国有企业的“婆婆”。税制改革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由于公司法明确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税收，政府侵吞国有企业利润的做 法就失去了根据。特别是税制改革的一项副产品一明确了企业的财务隶属关系后， 各级政府发现，在企业亏损的情况下不仅拿不到所得税，还得承担亏损补贴。于 是，地方政府开始将亏损企业或者交给大企业集团经营，或者出售给企业职工及 国内外老板，而且给予一定期限的所得税减免优惠。这就为喊了多少年的政企分 离开了一个好头儿。所谓诸城经验，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出售了亏损企业徒有其名 的国家所有权，换来了财政税收的成倍增长。当然，与其在企业亏损以后出售， 不如事先缩小国有经济战线，降低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 　　事实上，许多国有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投资决策失误和资本金注入不 足。因此，必须改变目前中央与地方相互钩鱼的基本建设投资体制。抑制各级政 府办企业的冲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应当在分税制基础上继续推行资本帐户与 经常性帐户分立的复式预算体制，对现有计划及行业管理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从财政包干到税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　中介机构的成长取决于政府机构的改革 　　西方学术界的一些人认为，市场中介机构的成长是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 的前提，这个因果关系在中国应当颠倒过来，因为文化历史传统不问。罗马帝国 解体后，欧洲从来没有统一过，众多领主、公国的存在以及基督教的兴起，为孕 育市场中介机构的自治市的存在，创造了有利的历史环境。中国则从公元前２２ １年秦王朝建立之日起，分裂就只是帝国改朝换代的插曲。长期的帝国统治，形 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僚行政体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里，除了官员 和平民，既没有贵族，也不存在第三等级。宗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起过基 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的作用。因此，中国政治学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政府行政机 构的腐败是因为它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而离开了政府行政机构， 社会本身又缺乏自组织能力。 　　在西方的舰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中国也开始了缓慢的现代化进程。但 一直到４９年以前，中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从西方引进的会计师 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从来没有取得过它们外国同行那种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 交易所和证券公司从建立之日，就沦为青红帮和官僚资本的工具。４９年以后， 中国走了一条特殊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靠的是群众的献身精神和共产党的行 政效率。市场中介机构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了近４０年。 　　因此，在８０年代末期以后出现的各种市场中介机构，无论在能力上还是在 信誉上，都达不到西方同行的水平。况且，这些中介机构本身就是从政府行政机 构派生出来的。不仅关键人员来自政府，办事准则来自政府规制，而且其生存权 利也掌握在政府手中。以至在那些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士看来，它们比政府还 腐败。在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以前，甚至许多人视为神圣的立法工作，也变成一些 政府部门的“专利”。法律不但未能规范政府行政机构的行为，反而成为维护某 些政府部门特殊利益的工具。在这方面，中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教训和挑战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中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 改革之初就解散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还有８０年代初期的县级直接选举试点， ８０年代中期的市管县以及８０年代未的中央政府机构撤并。中国问题不在于政 治体制改革的超先还是滞后，而是对试点工作中的教训缺乏认真的总结。最值得 深思是８０年代未这次中央政府机构改革。９０年代以后，不仅所有被撤并的机 构又都恢复了，而且吃政府饭的人员比改革前还大大增加了。 　　应当看到，明年人大的政府换届似乎为机构改革提供了一个机遇，但是政府 财政，特别是中央政府财政准备之不足，使机构改革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根据近 来公布的数字可以看出，虽然实行新税制后财政收入增加较快，但它占国民收入 的比重仍在１１％左右，中央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比南斯拉夫解体前还要低。 即使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要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到２５％左右， 也得等到２０１０年了。过低的政府财政收入激发了政府的“创收”冲动，混淆 了政府与企业的职能，直接导致了腐败。 　　目前，各级政府为了挣钱什么都干。政府机构趋利动机的形成，是中国前一 阶段改革中的怪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格格不入的。 目前中国改革呈现一幅矛盾的图景：一方面政府根据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要求， 大张旗鼓地搞政企分离，另一方面又偷偷拿出预算外收入去办企业创收。在改革 的名义下，不仅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外收入合法化了，而且官员也以工资 外收入为荣。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机构革自己的命，将企业所有者职能与社 会行政职能分离，可想而知将有多么困难。 【】　　　　　　　　　　　　　　【】　　　　　　　　　　　　　　【】 　　　　　　　　◆　实施「关怀新政」　解决失业危机　◆ 　　　　　　　　　　　　　　　　　　　　　　　　　　　　　·魏　卿· 　　近日来，不断有湖北武汉、四川自贡和安徽合肥等地下岗工人上街示威、请 愿事件的报道传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系列旨在提高效率和竞争 力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结构调整措施的出台，社会失业问题正在中国加剧。除 了失业这个社会问题之外，人们还担心社会动荡、治安恶化和经济萧条等一系列 综合症也会一同并发。 　　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的城市人口失业率是百分之四，也就 是说，这一数字代表了大约八百万的城市失业人口。而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室 主任胡鞍钢博士计算，目前中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率为百分之七点五，失业人口为 1500万。他称自己的估计为「相对保守的数字」。他说，世界银行对沈阳、北京、 天津、上海四大城市的计算表明，失业率大约是百分之十一到十二。胡鞍钢说， 即便以他统计的百分之七点五为准，目前的失业率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的最高峰。控制高失业率已成为目前中国极其突出的问题。 　　专家认为，表面上的失业数字掩盖了更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成百上千的下 岗工人并没有被包括进这些统计，他们仅仅能够拿到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工资， 而这点钱到底能够拿多久还是个未知数。 　　一位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承认，失业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是目前令人头 疼的一个主要问题。全国总工会最近也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全国总工会的 一位发言人说，我认为许多工人在被解雇之后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其中 许多人被激怒，而可能采取暴力行动。一群首都钢铁公司的工人在被解雇之后， 还被赶出了他们的宿舍。现在，这些工人不得不搬到钢铁厂周围一些废弃的砖房 里居住。他们公开承认，目前只能靠将厂里的铜线、电缆和机器部件拿出来卖钱 来维持生计。对下岗工人而言，最可怕的莫过于无处栖身，被迫流落街头。一位 北京的纺织工人叹着气说，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只能容纳两张床的小屋里，生 活已经够困难的了，如果明年被解雇了，我们将无家可归。 　　有专家认为，失业之所以在中国如此的危险是因为在共产党的理论中社会主 义制度下根本不存在失业问题。在以往，人们也从未担心过这个问题，在铁饭碗 的机制下，国营企业为职工提供终生的就业机会以及从生老到病死的福利。近年 来，中国取消了公费医疗制度，国家和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也不再提供这类 铁饭碗和终生福利。这样，人们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经济条件上都无法承受失 业的现实。国家计委预计钢铁企业将裁减21%的职工，棉纺企业也要减员高达四 分之一。那名全国总工会的官员表示，由于整个国家正在进行结构调整，失业问 题正在全国蔓延。 　　目前，下岗工人所面临的不仅是一场现实的经济危机，而且还是一场令人难 以承受的心理危机。他们无法面对社会分配制度不公、机会不均等和腐败造成的 贫富悬殊。由于合理和平等解决社会矛盾的民主机制还没有在中国健全起来，当 前的失业可能产生社会动荡和犯罪率上升等并发症。流亡香港的中国89工运领袖 韩东方预测，工人和政府的紧张关系将会象定时炸弹一样地爆发。 　　对此，美国萨瓦那州立大学经济史副教授洪朝辉认为，中国既需要竞争，又 需要关怀。他说，美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可以用「竞争与关怀」这两个主题来阐 释。但是，竞争与关怀有相当的协调难度，美国十九世纪时就存在强竞争、弱关 怀，竞争长期超前、关怀严重滞后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全国范围的工人罢工和 农民运动，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 　　洪朝辉说「这就给中国的发展提出一个警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必须及时面对由于竞争和关怀的脱节时间太长而造成的『礼崩乐坏』『急功近利』 和『贫富分化』。」 　　洪朝辉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竞争比十九世纪的美国更加惨烈，因为中国除 了要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还要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他说，在中国，竞争的失败者在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夹击下，无论是痛苦 的量还是痛苦的质，比之于西方和美国当初的弱势群体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洪朝辉说「以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为例，他们不仅承受着西方和美国失业工人 在物质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远远大于物质的贫困。 他们当主人翁、先锋队已经当了五十年，如今却要被自己所热爱的主义和政府所 抛弃，成为改革的牺牲者。」 　　胡鞍钢对此也强调，中国的改革目标不仅仅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 济，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关怀的、爱护的、公正的社会」，使那些下岗工人 和妇女、残疾人、退休人员等在转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集团的利益不受到损 害。这样改革才能获得政治支持和群众基础，才能取得成功。 　　除了工人失业的问题以外，中国还要解决大约35%，也就是1亿5千万过剩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中国正在进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精简人员编制、提 高工作效率的调整行动。如果相关方案能够在2月底3月初召开的全国人大上通 过，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现有公务员将被再裁减20%，也就是说，又将有数百 万公务员处于待业状态。另外，中央政府还将加速对政府支持的社会组织进行调 整，这些社会组织的260万人员也将面临失业的威胁。 　　总之，目前中国可能面临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场大规模的失业以来的又 一次失业危机。已有经济学家预测，这次失业危机可能触发社会总投资与消费总 需求的衰减，乃至经济萧条。明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低到9%。 　　洪朝辉最后表示，中国应该实施他所说的「关怀新政」，首先是建立起社会 保障体系；其次是进行税收体制改革，通过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和免税制度等措 施，进行财富的二次分配；第三是重建现代化信仰体系，包容孔孟之道、现代宗 教、爱国主义、西方思想等人类精神资源。最后是，实践人权理论和原则，将弱 势团体地位的改善列为中国改善人权的优先主题。洪朝辉说「人权分两大主题； 政治权和经济权。中国现在强调生存权，这还不够，经济权不仅是生存权，还是 福利权、教育权、居住权、迁徙权，不仅要讲人的自由，还要讲人的平等。」 【】　　　　　　　　　　　　　　【】　　　　　　　　　　　　　　【】 　　　　　　　　　　　　◆　到头了的繁荣　◆ 　　　　　　　　　　　　　　　　　　　　　　　　　　　　　·程晓农· 　　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的繁荣稳定有三个重要原因，即大量外资突然涌入， 国有企业通过国家银行“汲取”金融资源而能够少产出多提薪，倾斜性政策把农 村经济资源转移给城市居民消费。乡镇企业虽然蓬勃兴旺，但主要靠压低工资来 维持竞争力，农村居民从这一轮经济繁荣中得益不多，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比改革 前还大。一个处境艰难的国有部门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然而， 这个部门维持稳定的办法（“汲取”资源）和结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却反过 来使它自己的前景“雪上加霜”。 　　在中国，计划经济已经瓦解，但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 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体制寄生攀附在 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体制上，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滋养着日益泛滥的腐败， 约束了非国有部门的扩张渗透能力。引进外资的高潮已经过去，今后很难再依靠 这样的投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目前，国有部门延年度日的主要方式是靠 国有银行“输血”，结果把国有银行也拖进危机中。在现行制度环境里，非国有 企业不可能大量连续吸收国有部门的数千万冗员，中国经济今后的顺利发展取决 于国有部门的改革能否深化，否则现存的非国有部门很难迅速长大、至少二十年 内无法替代国有部门而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国有部门的改革中，真正的困难在于，现行体制把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维持 旧的社会结构直接挂起钩来，深化改革可能会动摇城市民众对收入和职位的信心， 进而动摇金融和财政。要改革国有部门的体制，仅仅在调整改变所有权关系上动 脑筋是远远不够的。改革所要建立的新体制，不可能完全在旧的社会结构中形成， 旧的社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这是大势所趋、在所必然。但目前中国仍然缺少有 效的社会结构调整机制。政府把制度变革的所有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 自己身上，不能有效地扮演社会利益集团间的仲裁者角色。当轮番安抚不再奏效 时，政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社会集团，以至于成为其利益代表， 这时政府继续推动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缚住了。中国目前实现稳定的机制可能导致 未来的不稳定。要摆脱这个风险，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架构。 【】　　　　　　　　　　　　　　【】　　　　　　　　　　　　　　【】 　　　　　　　　　　◆　当前中国腐败问题的特点　◆ 　　　　　　　　　　　　　　　　　　　　　　　　　　　　　·庞寅生· 　　——发案率持续、大幅度地向上攀升。据统计，１９９６年审结的贪污、贿 赂、挪用公款等万元以上的案件１．５８万件，比１９９５年上升９．９８％。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在１９９６年共立案１６．８３万件，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８．３ ％，共结案１６．３万件，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１４．０８％。 　　──大案要案，特别是重大的经济案件大幅度攀升，涉及的数额也越来越大。 １９９６年１００万元以上不满１０００万元的案件３９７件，比１９９５年上 升６０．７３％，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案件５９件，比１９９５年上升２０．４ ０％。 　　——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高官腐败”现象突出。１９９６年全国司 法机关立案查处的省部级干部就有５人，厅局级干部１４３人。其中包括副部长、 省市人大副主任、市委书记、副市长等“高官”多人。同时腐败现象在公共权力 部门中迅速蔓延，现已广泛渗透到“三机关一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公 共权力机关和部门的腐败昭示了金钱、资本对公共权力的侵蚀程度的深化以及公 共权力金钱、资本化的倾向。 　　——顶风作案和案件复发性增强。自１９９３年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以来， 国家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有关部门还相继制定了大量的法规、条例以规范和约 束国家公务人员的行为，但顶风作案的势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劲。１９ ９３年以来作案的占相当大的比例，有的地方高达５０一６０％，其中当年作案 的占２０一３０％。“窝案”、“串案”增多。干部队伍“集体腐败”，有的领 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 　　——腐败现象向政治领域发展。集中体现在“卖官”方面。有些地方甚至出 现公开、半公开标价的现象；还有的建立庸俗的人身依附关系，以求得到提拔、 晋升。而且腐败现象向着群体化、公开化、法人化。合法化的方向发展。现在的 腐败现象，有些是以国家机关、社会组织集体的名义，通过开办咨询公司、代理 公司等合法的、非法的组织，实行权力专办、行业垄断，谋取非法的或不当的利 益。 　　——腐败行为具有很大的隐蔽性，腐败分子利用各种手段，转移、隐瞒巨额 财产。“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许多腐败现象表面上看不出来。它们通常由 领导人员或有权公务人员以国家党政机关或经济管理部门的名义，以行使合法权 或管理权限的形式，公开地、合法地为本地区、本部门，直至为私人谋取利益和 好处，而且在行为的过程和形式上也不能认定是违法行为。 　　——腐败案件查处的难度加大。有的行贿人与受贿人休戚相关、利益共享、 荣辱与共，互相包庇而难以查处。反侦查的技术和力量的强大，严重的地方和部 门的保护主义，都使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增加了难度。所以，腐败“黑数”大量存 在。我们每年查处的腐败案件只是实际发生的腐败案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很小 的一部分，大量的腐败案件都没有受到查处。这就使搞腐败成为收益高、风险小 的冒险行为，利益的驱动就使很多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带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 使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呈现连续性高发的发展态势。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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