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三　十　八　期　　　　　　　　　　　【】 　【】　　　　　　　　　　　　　　　　　　　　　　　　　　　　　　【】 　【】【】【】【】【】【】【】【】【】【】【】【】【】【】【】【】【】 　　　　　1997.11.28　　　　　　　　　　　　　（sd9711e） 　÷÷÷÷÷÷÷÷÷÷÷÷　本　期　目　录　÷÷÷÷÷÷÷÷÷÷÷÷ 　⒈　大陆当前思潮的发展　　　　　　　　　　　　　　　　　　　余英时 　⒉　“真痞子”来了　　　　　　　　　　　　　　　　　　　　　过　客 　⒊　卫道的张承志　　　　　　　　　　　　　　　　　　　　　　仲维光 　⒋　书市与世风　　　　　　　　　　　　　　　　　　　　　　　朱　紫 　⒌　什么是知识分子？　　　　　　　　　　　　　　　　　　　　殷海光 　⒍　呼唤大学自由精神之魂　　　　　　　　　　　　　　　　　　念　伊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大陆当前思潮的发展　◆ 　　　　　　　　　　　　　　　　　　　　　　　　　　　　　·余英时· 　　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大陆的思想和文化界开始有松动的迹象。进入八十年代， 官方意识形态显然已失去了号召力，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最後形成了著名的「文 化热」。这般热流和民主运动互相支援，互相激荡，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 杀才告一段落。 　　经过一两年的沉寂之後，大陆的思想和文化界又再度发言了。一九九三年以 来，种种新思潮随着大批新兴的刊物和丛书而出现，以致有人用「迎接新诸子时 代」来描述这一现象。这可以说是大陆对外开放以後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 由於它刚刚开始，我们一时不易看出来其最後的趋向。 　　不过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期的思潮在外缘条件上有两点最显着的不同。第 一是思想的论说与政治行动完全脱节了。论说本身自然有深刻的政治涵义。但由 於「六四」以後极权控制的严密化，大陆知识分子已只能「坐而言」，不能「起 而行」了。八十年代末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进行的种种公开化的社会、文化， 以至政治活动，已不能复见於今日。第二是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社会空间反而扩大 了。最近三、四年由於大陆「商业潮」的突然兴起，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下海」， 民间社会出现了可以支持思想与文化发展的经济力量，这是第一阶段所没有的新 情况，文化市场和市场经济开始恢复中断了四十多年的有机联系。我们观察当前 大陆思潮的发展，决不能忽视上述两个新的外缘因素。 　　我感觉这十几年来大陆的思想、文化界虽然十分活跃，各种思潮迭起迭落几 乎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整体看起来，总不免予人以无源之水的印象。 　　有些所谓思潮似乎是临时借西方人的杯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有些「思潮」 和「主张或对策」的分别也相去不甚远。用中国传统的名词说，这些都可以算是 「策论」，和具有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或思想未可同日而语。 　　今天大陆上的「策论」很多。（即使「策论」的作者寄旅海外，其对象主要 仍是大陆的当权者。）这种新式「策论」所采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种西方的理 论或观点（包括官方的马列主义和西方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然後针对着中国大 陆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对策」。即使是有些以思潮面目出现的文字， 如细加分析，似乎也逃不出上述的公式，不过表现得较为隐晦、曲折而已。大体 而言，理论资源取自西方的成品，和讨论的问题直接出於对中国现实（特别是政 治现实）的关切，这是相当大一部分「思潮」文字的特色。 　　这两者都无可非议。就前一特色言，梁启超早就主张「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 限的尽量输入」，胡适论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意义也特列「输入学理」为四大纲领 之一。至於後一特色，则更是中国思想史上早就出现的。所以《淮南子、要略》 论儒、墨、道等诸子的兴趣，强调其针对当时弊病的背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 说它们都是「务为治者也」，即可以「治天下」之意。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梁启超、胡适的话是在七、八十年前说的。他们的本意 只是要中国人参考西方学说以为自己创造的始点，并不是要中国人永远追随西方 的现成理论。而先秦诸子则是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奠基者，他们之能够形成学派并 蔚成一代的思潮则是由於长期开创关於人文界和自然界的知识领域而致。反观一 部西方哲学史，情形亦复如是。即以本世纪而言，逻辑实证论以至整个分析哲学 的兴起都是和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的突破性收成一体的，而最近三、四十年 来欧陆哲学重振旗鼓，甚至在英美都已对分析哲学的传统造成威胁，也和人文社 会科学的新发展密不可分。其中如人类学、语言学、史学、文学批评等的研究成 绩尤其发生了重大的作用。与中西历史上这些划时代的思潮相对照，则近年来大 陆上出现的种种论述究竟算不算真正的「思潮」？其中表性的人物又究竟能不能 称为「新诸子」？ 　　我对於目前大陆有关思想和文化的论述甚为重视，但是我也确有一种不很满 足的感觉。过於依赖西方的论说显示出我们在思想上还没有达到独立创造的境界， 过分针对政治现实而立说则不免自处太狭。而且现实的变化往往快得出人意表， 有始立说未毕而客观的情况已变，则论述者的辛勤努力便不免落空了。 　　但是上列大陆论述的两个特色可以说主要是环境造成的，不能由个别论述者 负责。就我平素所接触到的大陆中青代学人而言，他们之中极多好学深思之士。 只是由於大陆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为官方意识形态压制了几 十年，至今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他们的学术凭藉远没有西方的同行那样深 厚。但是他们的热诚则十分高昂，因此只要稍有自由的空间便一拥而上追求任何 因偶然机缘而碰到的新鲜观念或问题。这也许是最近十几年来大陆上思想和文化 界常常出现各种「热」的原因之一。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和九十年代的「国学 热」、「『後学』热」（即「後现代」、「後殖民」、「後结构主义」之类）都 是显例。但是真正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需要长时期的艰苦研究和反覆讨论，其过程 与其说「热闹」，毋宁说是「冷静」。所以「文化」而能引起「热」，便恰好说 明这个「文化」不是自生自长的，而是从外面贩卖回来的，正如市场上抢购所造 成的热潮一样。 　　据我所知，大陆上已有不少人文学者正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默默地耕耘。即 以我接触过的中青代学人而言这一类沉潜的工作者已比比皆是。「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这是我对於大陆上人文研究的远景始终保持乐观的一个主要根据 。 　　我相信他们在学术上的辛勤创获最後必能导引出创造性的中国人文思潮。但 这我想对目前一个流行的观念附带加以澄清。最近我常在大陆的刊物上看到所谓 「学问突出，思想淡出」的说法，意思是说，现在出现一种风气，一方面鼓励知 识分子埋头从事纯学术研究，而另一方面则阻止他们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这个说 法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清代中叶考证学盛行的情况。照一般的解释清代考证 学本身便是一种思想倾向的产物，而且考证学家所攻击的程朱理学正是清廷所正 式提倡的官方意识形态。 　　今天大陆上「学问突出，思想淡出」的说法大概和正在流行的「国学热」有 关，官方如果有意诱导这一趋向，也自在情理之中。所以这个说法的出现也确有 一定的事实根据。不过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把「学」与「思」真的看作是互相 排斥的两件事。孔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但是中国学术思 想史上的通则，而且，如上文已指出的，也同样在西方哲学史可以获得印证。事 实上，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於严肃的研究工作， 他们的最後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起着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 尤其如此。 　　总之，真思想和真学问是一事的两面，无从截然分开。我们很难想像世界上 有无学问的思想家或无思想的学问家，两者的分别不过重点偏向有所不同而已。 只有在人文研究取得既深且广的成绩以後，中国大陆才能在马列主义的废墟上「重 建人文精神」。但这恐怕需要好几代的学人作持续不断的努力。 【】　　　　　　　　　　　　　　【】　　　　　　　　　　　　　　【】 　　　　　　　　　　　　◆　“真痞子”来了　◆ 　　　　　　　　　　　　　　　　　　　　　　　　　　　　　·过　客· 　　去年以来的大陆舆论界是寂寞的，知识分子的各种声音，都被冻结在十年未 遇的冰川底下。偏偏在这一片寒风凛冽之中，在各地大街小巷的书摊角落里，冒 出了一批来路不明的“政论”书籍，上至中南海研究的国家发展大思路，下至平 头百姓议论的社会道德沦丧，乃至本来专属外交部长考虑的对外能否“说不”， 统统成为了这些“政论”热衷炒作的话题。 　　当别的鸟儿在肃杀秋风之中噤若寒蝉的时候，为什么这些虫儿倒在鸣叫不 停？难道他们真的享有某种“独家争鸣”的特权？以一般人的常识理解，所谓的 “政论”总是要以一定的公共领域作为舞台，有相当的舆论空间作为背景。尤其 在中国的国情底下，要想痛痛快快地说话，非得有足够的耐心不可，等待诸如整 风啦、鸣放啦、宽松啦……这样的恩赐机遇，而且还要有足够的风险意识，闹得 不好就是一顶“右派”、“自由化分子”或“持不同政见者”的帽子，让你永世 不得翻身。奇怪的是，这两年上头也没有号召大家鸣放，倒是再三恳求各位知识 分子兄弟“帮帮忙”，“不要添乱”。偶尔有个把不识抬举的，敬酒不吃吃罚酒， 下场都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等气候底下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究竟是作者们都吃 了豹子胆，义无反顾，挺而走险，还是有关方面对其格外照顾，网开一路，留个 把声音，以壮门面？ 　　　　　　　　　　　　◆　作为投机产业的“政论” 　　有识者告之，这些“政论”既不是反潮流，也非当局的特别授意，而是一种 别开生面的投机产业。投机者，古已有之，来来往往，皆为利也。今日“政论” 之投机，为的是哪般，有何厚利可图？粗粗分类，这些“政论”投机之道，分为 两类，一类为政治投机，一类是商业投机。先谈政治投机。最有名的，莫过于《与 总书记谈心》以及它的姐妹作《关键时刻》了。这两本书的作者群，号称都是当 今大陆知识界的年轻精英，前看以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论坛”为班底；后 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分别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俨然一派“为了一个共同的 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会师气概。中国政治讲究的是阴招，最厉害的人物往往 是只做不说。为什么他们偏偏要犯兵家之大忌，在“关键时刻”急于站到前台， “与总书记谈心”？《关键时刻》的某主要策划者私底下的一番话泄露了天机： “第二代领导人已经有自己的理论，第三代领导打什么旗？用什么理论？我们的 总书记心中无数，那个急呀。我们做知识分子的，只有牺牲自己，集思广益，为 总书记分一点忧罢！”自然，上条陈、献对策，也是“分忧”的一种。不过，自 己种下的仙桃，让别人才摘了怎么办？还是依照市场经济的惯例，抢先注册商标： 这个旗号、这个理论的知识产权——是咱们的！ 　　再说商业投机类“政论”。在海内外名声大噪的《中国可以说不》是当仁不 让的始作俑者。尽管《说不》比《谈心》在架式上要牛气得多，但作者原先不过 是故作姿态，企望在市场上卖几文小钱而已。当初，这些流浪文人瞄准了似乎耸 人听闻、实际无伤大雅的话题，一连炮制了好几本畅销书，其它的都无声元臭， 畅销不起来。惟有《说不》阴错阳差，一炮走红。“说不”者不仅财源滚滚，而 且还俨然一伙“义和团”式的反帝英雄。自从《说不》投机成功，东施效颦者如 过江之鲫，令人眼花缭乱。先是围绕着“说不”大做绕口令文章，随后就由外而 内，“研究”起国内的政情。诸如《国是论衡》、《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大趋势》 之类层出不穷，煞是闹猛。闹猛得连始作俑者也暗暗发急，惟恐市场效应，过期 作废，于是加班加点，生产续集，从对日外交，到“第四代人”，挖空心思，无 不论及。这类商业性“政论”，讲究的是市场卖点，只要政策容许，有轰动效应， 书商们就会雇佣一批写手，剪刀加浆糊，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制造出 来。可以想象，这些“政论”是如何地文理不通，难以卒读。但只要书名出跳， 撩得人心痒，每位读者一次性上当一回，书商们就大有斩获，成暴发户了。 　　以上两类“政论”，一个向往着红地毯，另一个希冀着黄金路。实际上，红 道黄道，原是同道：从政与经商，本来就是血脉相连，原理相通。经商若有庙堂 效应，从政又收馏铢之利，岂非一箭双雕，名利双收？看透了这一点，我们方可 理解，无论是讨政界欢喜的，还是投商业之机的，从策划、包装到宣传，走的都 是畅销书路子，国营大书店里见不大到，个体书摊上泛滥成灾。 　　　　　　　　　　　◆　“伪政论”伪在哪里？ 　　这样的“政论”，实在无以命名，只能以“伪政论”称之。或有厚道者相问： 你说它们是投机之作，是否过于苛求，有失公正？不能因为不赞成其观点，就斥 之为”伪”吧。——答曰：作为政论，究竟持什么样的观点尚在其次，一个理性 的、健康的公共领域，本来就应该容纳各种多元的声音，激进的也罢，保守的也 罢。自由主义的也罢，只要是言之成据，持之有理，都该有其一席之地。然而， 真正的政论，最起码的要有政治的真诚感和责任感。所谓真诚，就是自己的那些 观点（即使是不中听的，大家听了都要起哄、发嘘声的），的确是出自一己之内 心信念，并非朝三暮四，随行就市。而责任感，就是韦伯他老人家所说的责任伦 理，对自己的言论所可能产生的社会结果，敢于承担充分的政治责任。 　　比照当今活跃在大陆的这些“政论”作者，有哪一个真的拥有了这样的道德 真诚和和政冶责任心？他们仅仅是千变万化的政治／商业市场的短线投机者（连 一个长线投资者都不是），所有的投机诀窍，大约可以归纳为三句话：一看脸色， 二跟行情，三抓机遇。今天中美关系紧张了，我就来个“说不”，明天缓和了， 就该“ＹＥＳ”了；上头需要什么，着什么急，下面就来个投其所好，雪中途炭。 什么谈得，什么谈不得，哪里是痛处，哪里可以搔痒痒，全都一清二楚，明明白 白。这些拎得清、识时务的明白人，所下的赌注是十分准确的。个中的奥秘无它， 只是牢牢守主两条底线，即王蒙当年评价王朔的警世名言：“既不违背四项原则， 又能适应市场经济”。 　　　　　　　　　　　　　◆　无信仰的一代 　　值得提一笔的是，这些“伪政论”的作者，并非七老八十的思想僵化之辈， 他们大都年轻得很，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硕士、博士，教授、研究员的头衔足以 吓唬一般天真烂漫的大众。不久以前，有些人似乎还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热爱西方民主的斗士，甚至为出过一本什么书、说过怎样的话，挨了整、受了气。 然而，识时务者为俊杰，大气候一变，他们像一头四季要换皮装的熊科动物一样， 也摇身一变，变为时下颇为时髦的新保守主义者了。至于明天还会变成什么，只 有老天晓得。为什么守不住自己的政治信念？一位以研究国情而名噪一时的京城 小腕曾对朋友道出衷曲：“我什么年龄？都已经快奔五十了！这年头年轻人上得 猛，我再不拿出一点让上面赏识的东西，就没有我的戏了！”至于更年轻一点的， 索性是无信仰的一代，理想主义早已是一面褪色的旗帜，最高的人生信条便是简 单实用——什么可以用最小的风险，搏取最大收益的，我就信它的了！商人的精 明加政客的滑头，就是这帮“新生代”的全部政治素质！ 　　生意人毕竟是生意人，他们懂行情，善包装，知道如今要贩运“新保守主义” 的膏药，假使像“老左”们那样，板着一张马列主义的咸肉面孔，肯定无人问津。 要下请读者入瓮，乖乖打开钱包，非得在“新”上面下功夫。如何个“新”法？ 变个腔调而已。如今不是流行“民间思想”、“民间话语”么？我就抢先打一面 “民间”的旗号好了。翻翻这类“伪政论”，的确不像“老左”们那些“九评” 式的大批判文章，到底是年轻的生意人搞出来的货色，语言煽情，修辞现代（甚 至后现代），一派乡村思想家俱乐部的民间风范。 　　　　　　　　　　　◆　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化诠释 　　不得不承认，这些思想赝品，就象市场上的其它假冒伪劣产品一样，包装术 一点也不假，足以乱真。难怪有这么多的老外、海外同胞，会信以为真，真的以 为民间的声音出现了，大陆的知识界保守了，老百姓要对西方“说不”了。这些 常常被大陆的表象玩得团团转的“中国通”、流亡思想家们，大概忘记了毛主席 他老人家当年“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谆谆教导。他们的眼光老是在“民间话语” 的表层滑行，不知道用一把手术刀（哪怕是生锈的），切开文本的表皮，读读里 面的意蕴。其实，这哪里是民间的思想讨论，分明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化诠释！ 你以为这些“政论”的作者真的敢与总书记面对面促膝“谈心”，真的要对美国 白宫吼一声“ＮＯ”？哪门子的事！只不过是一个漂亮的姿态，一个老练的造型， 他们所能做和所敢做的，只是诚惶诚恐的“交心”，或迎合官方的外交政策而已！ 　　因为有这些“伪政论”充斥着市场，就给一些不明就里的观光客一个错觉， 以为时下大陆的政治气候很活跃。很宽松、很多元。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活 跃的”、”宽松的”只是一种声音，那就是暧昧的“新保守主义”，至于“多元”， 不过是民间的“新保守”与庙堂的“新保守”纠缠不清的磨合而已。民间的新保 守主义，乍看之下，似乎与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实际上，它对庙堂的意识形态不 仅不发生丝毫的解构，而且时常扮演着帮忙或帮闲的角色。帮了闲也罢，更可恶 的是还要以此赢利。当其他的声音被禁锢的时候，他们独霸市场，利用读者关切 国是的心理，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推销了一大批不堪卒读的“伪政论”，真可 谓发了国难财。 　　当年地摊顽主王朔嬉笑登场，就有人惊呼“痞子来了”！其实，那不过是一 场“狼来了”的虚惊。王朔文学说是“痞子文学”，毕竟还有解构虚妄、拆除庙 堂意识形态的一面，况且王朔本人也未必像小说那样痞，倒是一个“躲避崇高” 的“假痞子”。而今，这些“伪政论”的制造者，倒是一伙货真价实的真痞子： 明明没有操守，却要提倡人格；明明缺少原则，倒要为国立法；明明缺少崇高， 还要弘扬正气。如此作派之“伪君子”，岂非是最最标准的“真痞子”——本来， “伪君子”与“真痞子”就是一张面孔两张皮，“君子”为表，“痞子”为里， “君子”为虚，“痞子”为实，真真假假，表表里里，虚虚实实，乃是中国“兵 不厌诈”之传统智慧也。 　　“真痞子”来了——这倒是要格外引起世人警惕的。 【】　　　　　　　　　　　　　　【】　　　　　　　　　　　　　　【】 　　　　　　　　　　　◆　卫道的张承志　◆ 　　　　　　　　　　　　　　　　　　　　　　　　　　　　　·仲维光· 　　张承志最早的文学冲动所显示的，是他不折不扣地走在共产党社会中的正统 文学的道路上。这种文学可能会比其前辈贺敬之、魏巍、玛拉沁夫等人，甚至比 苏联和东欧的那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更加成熟，但是终究是没有生命力的， 不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什么。 　　而他后期的《回民的黄土高原》（内有《心灵史》），仍然是令人熟悉的文 风。套句时下流行的时髦话说，那是共产党文化“话语”霸权下的产物。 　　如果说红卫兵文风是受前辈左派知识份子，如贺敬之、魏巍，乃至戚本禹、 姚文元等人，受前辈党的理论工作者，受各类党文化作品的影响产生的，那么可 以说张承志今天的文风继续了当年的红卫兵文风，虽然战斗的词句少了一点。但 是，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语言的韵律、节奏，语言中包含的情绪都和当年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更成熟了一些。事实上，张承志从没有感到过有变换自己语 言的必要。这样的语言在张承志的作品俯拾皆是，如在“海骚”的开始： 　　“这不是北方阿洛达莱的春三月；草地上白毛风星期的日子再可怖，但马蹄 子踏着的是冻得铁硬的泥土啊！ 　　这不比西省灰条沟崖的落雪天，山沟里冻破石头的日子再孽障，可镢把子顶 着的是热气股股的故土啊！”(见《回民的黄土高原》，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 三年，第一百一十三页。以下均引自此书)。 　　这里既有贺敬之也有郭小川的痕迹。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 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第 二百三十九页)。 　　这是和文化革命时的文体一样的一种进军式的散文，这是一些慷慨激昂的空 洞的大话。 　　“对於我--对於你们从《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以来就一直默默地追随的 我来说，这部书(指《心灵史》--笔者注)是我文学的最高峰。我不敢说──我还 会有超过此书的作品。甚至我还在考虑，就是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 　　对於我在一九七八年童言无忌地喊出的口号--那备受人嘲笑的‘为人民’三 个字，我已经能够无愧地说：我全美了它。这是对你们的一个约束；如今我践约 了，我没有失信”(第二百四十五页)。 　　“──那时，你们不仅觉得自己触着了我的心，也觉得自己触着了大西北的 心。我的感情，你们的感情，死去的烈士们的感情--会彼此冲撞。那一刻的震撼 将无法形容。我坚信那千金难买的一刻一瞬。我崇拜它。未来的人类将因此而羡 慕我们。他们会觉得：在人世间，再也没有一份比这更珍贵的感情了。”(第二百 四十六页)。 　　这种肉麻的自大在自由社会的作家中是很难找到的，只有在那种极权社会和 权威文化中，在那些极端的教派团体中才会出现。 　　“描画这样一个硬壮的汉子么？ 　　任何旧文学的手段都无法奏效。”(第二百四十页)。 　　“他们并没有怀着对殉教者的同情深入调查。他们缺乏对於人的心灵力量的 想像力，因此也不能获得秘密。而历史从来只是秘史；对於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 的文人墨客，世界不会让他们窥见真相。”(二百九十三页)。 　　这种夸张的基础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马克思式的先知，一种对一般文学的无知， 及由此而来的文化革命式的所谓对旧世界的蔑视。再如： 　　“中国对此一无所知。中国对心灵和心的灵性，从来是冷淡的。”(二百六十 五页) 　　这种夸张的语言可追溯到马克思，以及雨果那种浪漫夸张的语言的中文译文 的特色。为什么会这样习以为常地大量使用夸张性的语言，为什么在绝大多数大 陆知识份子的作品中经常如此，原因就是那种极权文化的自以为占有真理，自以 为代表真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这一切必定导致假、大、 空。这种特点甚至在金观涛等人的所谓哲学作品中都可以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 种自大而无知伴随着一种虚张声势，在作者看来仿佛只有“历史”、“人民”、 “人类”、“危机”、“尊严”、“孤独”、“宇宙”、“神秘”、“高尚”这 些名词，“一切”、“高、大”这些形容词，才是大文学家和大思想家的语言和 问题。如： 　　“毛拉说：‘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 　　我坚信，一切哲学，都会被这句话震动。”(第二百六十一页) 　　“在苏四十三出世时，大时代悄悄降临了。”(第二百六十九页) 　　“他的时代，用教内术语来说，已经全美。”(二百八十八页) 　　在此我只是引述了极少的一些例子，这些语言遍布在《回民的黄土高原》中 的每一篇作品中。 　　分析这种语言和其它文学语言的不同，分析中国从三十年代以来到七十年代， 乃至八十年代语言的蜕化和萎缩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题目，不是两句三句可以说 完的问题。王朔把它说俗了，但是却是一针见血。极权社会中的张承志不过是深 沉的流氓，他根本没有一般社会中的知识份子的道德规范，因此，把他作为抵抗 投降的高尚，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除了我们在上文中所引述的作为“黑骏马” 的作者那种沾沾自喜，事实上，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在一般人面 前的俗不可耐的自得和对尘世中权贵的垂涎谄媚，如： 　　“在这个尔麦里的打依尔上，我被它彻底征服了。我把一名优秀作家的自信， 第一次变作虔诚献给了它。”(二百九十二页) 　　在《心灵史》的前言中，他炫耀地说，“当我的《金牧场》发表时，曾经举 办过一次朋友间的小小庆祝会。沙沟农民马志文被我作为第一名贵宾，介绍给包 括文化部长王蒙、美国大使夫人包泊漪在内的客人。”(二百四十一页) 　　然而，张承志可以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仍然不顾社会的变化而沉浸在极权 的正统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社会演变到了八九年，尤其是其後，张承志所赖以生 存的那种文学气氛，文学手法，文学空间却是在社会的变化中越来越狭窄，由於 他自己的特质决定，他甚至不能像王蒙、王朔那样随波逐流，顺应极权社会苟延 残喘的变化，作个弄潮儿。这可能就是王朔所说的，卫道的红卫兵天性所致。水 落石出，他越来越深地感到威胁。对极权社会文化的衰败，张承志的反映是两方 面的：这就是“抵抗投降”和《回民的黄土高原》所显现的。 　　一方面，他再次跳出来卫道，所谓抵抗投降不过是再次的“卫道”而已。因 为，张承志从来也没有反叛过社会，当然更没有反叛过扼杀人性、扼杀任何追求 真善美的冲动的极权专制制度和共产党。同样也可以说，张承志从来没有追求过 我们一般所说的人性的解放，追求过“真理”和知识，追求过真正的知识份子的 生活，否则的话，他怎么可能从来没有和共产党社会产生过冲突呢？张承志理想 中的高尚、社会伦理秩序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正统文学赖以生存的“三纲 五常”，可惜已是昨日的黄花。而这种极权文化的衰落和瓦解，使他一直坚持的 人生道路，文学道路的基础动摇了，市场萎缩了。大厦将倾，张承志们本能地要 坚持、维护旧有的伦理秩序、旧时的文学，反对对旧日的一切偏离。 　　除了这种卫道外，另一方面，生活在极权社会崩溃的时代，他必然要到别处 去寻找出路。六十年代表现出很强的干部子弟意识，七十年代末期有很强的所谓 “人民”意识，而从没有很强的回民意识的他，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後发现自己竟 然首先是一个回民。要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红卫兵发起人张承志走 向黄土高原，转而宣扬伊斯兰教思想了，并且据说成了某些教派的精神领袖，这 真让一些还没有走出共产党文化的知识份子瞠目结舌。 　　这其实和时代有很大关系。张承志没有他的前辈贺敬之、玛拉沁夫等人那样 有运气，随着共产党的上升而成名。他所处的时代是共产党文化式微的时代。这 类作品越来越失去市场。人们虽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这种文化，但是，在表 面上却是以远离这种文化为时髦。张承志当然不能恪守红卫兵文化和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中的理想主义。然而，任何反叛都是痛苦的，任何反叛首先要砸碎的是旧 的自己。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才气，甚至需要“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虽九死而不 悔”的坚韧。二十岁的张承志不曾走向这条路，那时他迷恋特权、憎恨平民，现 在，眷恋尘世的他更不会抛弃掉旧有的一切，他想要寻求的是这种文化的代替品， 当然要有高尚的外表、神圣的光环。 　　张承志属于极权社会的宠儿中最早跳出来玩“火”的一些“知识份子”。在 那个民主文化、人权意识薄弱的社会中玩弄宗教主义、民族主义，是十分危险的。 他从精神世界带来的变数要过於当年红卫兵文化给尘世所带来的危害。人们必须 警惕，那些个自以为占有真理，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各类权威主义份子，一旦狂热 起来，一旦行动起来，是不会考虑社会和平民的利益的。极权主义的文化，从希 特勒到共产党，到今天的南斯拉夫给世界带来的危害，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思 索。 【】　　　　　　　　　　　　　　【】　　　　　　　　　　　　　　【】 　　　　　　　　　　　　　◆　书市与世风　◆ 　　　　　　　　　　　　　　　　　　　　　　　　　　　　　　·朱　紫· 　　要说“思想”与著作的行销，中共几代巨头中以毛泽东运气最好，文革前， 连识字有限者也乐于捧读“雄文四卷”，而且多是自己花钱买的，那阵大家都很 虔诚，哪似文革时，毛像与毛著必得在厅堂供奉，连不识字者，至少“小红书” 是非有不可的了。 　　轮到邓小平，即使在他声望最高之时，大家也只奉他为实干的改革家，并不 认为他真有什么“思想”。所以《邓选集》在书店是销不动的，唯有通过“组织” 渠道硬性摊派，譬如用党费认购然后分发给党员，总之发行指标大致也能完成。 　　毛思想、邓思想写进十五大文献之后，“江思想”已呼之欲出。不巧的是， 十五大既然确定了“私营化”的路标，出版业与书店销售业自然会跟进市道。况 且经济自由化了，连党团基层组织的活动规程也会有所蜕变，起码强迫认购“领 袖”的著作不太行得通了。将来“江泽民文集”前景之黯淡，未卜先知。 　　说起来，大陆书市之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早就成势了，只要哪个馆子推出 的凉拌热炒有卖点，就千军万马地一拥而上，直把泔水缸里的残羹剩菜都哄抢个 干净为止。例如去岁的“说不”狂潮，始作俑者为几个浅薄、偏激、狂妄的“青 年义和团”，《中国可以说不》里头汉语语法的混乱、对成语典故之无知，却无 妨于该书的大热卖。于是众多炒家便如蝇逐臭般蜂拥而至，一气推出《中国还是 能说不》、《中国何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岂止说不》……直 到将“说不”两字蹂躏到惨不忍睹。 　　恰似周星驰的《逃学威龙》之后，无数的“威龙”烂片如垃圾一样倾倒出来， 直把所有影院都薰成堵塞的马桶，臭不可闻！说实在的，敝人至今也不懂“威龙” 二字出于何典，真是惭愧之极──自己的汉语水平和《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群 原来相去无几！ 　　至于今年蓄势待发的“畅销书”，保证让你耳目一新，据知仅剩一本是去年 余韵的滥觞，这本书叫《纸牌的秘密》，即使你不是赌徒，听起来这书名好象也 挺吸引人的。其实它是一部畅销外国翻译小说的续集，去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苏 菲的世界》，热卖二十万册。今年，对商海弄潮已很有些心得的军方便抢先译出 它的续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纸牌的秘密》必能大捞一票，但它能否 摆上军营的书架，只怕不容乐观。 　　其它赶制中的“抢手货”，就更耸听了，中国社会出版社推出国际畅销书《外 遇：可宽恕的罪》中译本，书未印好，广告海报已赫然上市，宣称：“全球震撼！ 畅销六百万册！”展望今年岁末之销售榜首，它理应大热胜出。不过有一本从未 宣传造势的冷门书《反经》，刚由内蒙古出版社推出，便平地狂飙，全国书店及 个体发行商都抢着要书，据知首批新书三天内就卖光。它是拳经还是剑谱？是解 构权威还是干脆教人如何“造反”？笔者还来不及探听，唯有急急托人去买货， 以一窥究竟。 　　前报告文学家张胜友一九九五年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履新不久就 在社内实行“重奖重罚”，一切看效益。结果一年后（去年）在全国畅销书排行 统计中，作家出版社共有四本书赫然上榜。张胜友不无得意地说：出版社其实是 一个“暴利行业”，重要的是看你怎么去经营。 　　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守文则另有心得，他说中青出版社的经营方针是“大 手笔写小文章”。大手笔当然是指一流的作者，小文章则是指通俗化、大众化。 这年头，要哄人家掏腰包卖书，不但要靠名气，还得让名人放下身段去重温毛泽 东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论断。 　　犹记九十年代初有一通俗作家“周洪”，与出版社签下卖身契，将未来作品 都卖断给书商，这事曾轰动一时。“周洪”却非一个人，而是一群另类“赶海人”， 即最早认定文学写作就是商品生产的几个先知先觉者。他们推出的所谓“人生忠 告”系列，一度颇为畅销，同时也拨正了“雅文学”的风帆，使得出版社端正立 场，重新将文化水准与智商都不太高的芸芸众生奉为自己的主要服务对象。如今 “周洪”当中的一人周昌义（《当代》编辑部编辑）感慨道：现在我们都不写了， “周洪”当中除个别人还比划两笔小文章，大部分已洗手不干，大家都忙着炒股， 我们目前的经济目标是房子和车子，只要把“住”与“行”的问题解决了，才会 去好好写几本老百性愿意看的书。周昌义也承认：当初作为首批“卖身”的一群 文人，我们只是昙花一现。但我们对刺激当时萎顿的图书市场起了作用，而作者 是不能逆市场而为的，每个人都应该找准自己的市场位置——除非你愿意选择孤 独。 　　最有趣的是，八十年代以鼓吹“清官政治”的一部《新星》而蹿红的作家柯 云路，后来“笔走偏锋”，转而去写《大气功师》、《人类神秘现象破译》等奇 门遁甲秘笈。这几年来，大陆知识界讨伐“伪科学”鼓角交鸣，柯作家是除了江 湖术士之外唯一的“中华气功”总坛大护法，其卫道与殉教的激情，令人动容。 不过他今年连续奉献出两部长篇《情商启蒙》、《超级圈套》，据他自己说，读 过文稿的朋友劝其将书名改为《经商指南》和《防骗指南》，这将更为贴切也更 加叫座。可见柯“大气功师”除了对生命科学的终极关怀之外，又多了一重世俗 关怀，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竟咂出滋味来了。 　　这是一个大家都争相“还俗”的时代，书市不外是世相的另一面镜子罢了。 【】　　　　　　　　　　　　　　【】　　　　　　　　　　　　　　【】 　　　　　　　　　　　　◆　什么是知识分子？　◆ 　　　　　　　　　　　　　　　　　　　　　　　　　　　　　·殷海光· 　　照时代周刊（Time）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 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 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 立精神和原创能力。 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 如霍夫斯泰德（Richard Hofstadter）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Christopher Lasch） 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 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 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末，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 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 　　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的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末不仅中国的知 识分子很少, 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聊聊可数。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 条件的。史迪文逊（Adlai Stevenson） 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我所 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 不易造一清册。而且，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的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 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 　　维斯（Paul Weiss）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而且没有什么朋友。赫 钦士（Robert Hutchins）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试行追求真理的人。 　　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 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 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 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 不算希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 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 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依这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 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真理到底的读 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 　　海耶克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 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 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 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班人来得快。 　　海耶克的说法没有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那么严格。我对这两种说法都采用。 依照海耶克的说法，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倒是不少。时代周刊的朝代论文所界 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本干。前 者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创建的前锋；后者是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时至今日，知识 分子自成一个占特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 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因此，我们现在谈 文化创建，已经不是狭义的局限于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是广义的扩及社会文化的 各部门的优秀人物。在一现代化的文化建构上，经济工作者，工业工作者，农业 工作者，以至于军事科学工作者，都不可少。可是，在传承上和方便上，以研究 学问为专业的人是“搞观念的人”。我在这里所要说的种种是以这类人士为主。 当然，这一点也不意含其他方面的工作对文化的创建不重要。 【】　　　　　　　　　　　　　　【】　　　　　　　　　　　　　　【】 　　　　　　　　　　　◆　呼唤大学自由精神之魂　◆ 　　　　　　　　　　　　　　　　　　　　　　　　　　　　　·念　伊· 　　在现代社会，知识份子之所以是知识份子，而不仅是从事知识生产和再生产 的专家，是与哈伯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公共传媒、民间社团、同人杂志、 同人沙龙等等──的存在分不开的。 　　在公共领域之中，大学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学不仅是知识份子的栖身之地， 而且也是生产新的思想、领导社会舆论的堡垒，它与传媒一起成为政府与财团之 外的第三中心。 　　自由主义精神之所以能够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国光大一时，实与那时的大 学氛围分不开。这样的精神由于中共的专制统治而在中国大陆消失。９０年代以 来，尽管市场经济较８０年代大大强化了，但公共领域在权力与金钱的双重围剿 下反而萎缩了。大学更成为出卖文凭的学店，不要说领导舆论，连自身的学术标 准也建立不了。 　　一个时代的精英，是由一个时代的大学氛围培育出来的，如今，大学风气之 颓败，令人深感叹息。虽然目前把「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叫得震天响，教 育的投入也较以前增加，但大学的魂却没有了。这个魂不是别的，就是作为公共 领域所必须的自由精神。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