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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在廿一世纪最根本的战略利益是实现现代化。   具有五千年独特文明和12亿人口的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但确实是独一无二 的超级社会。就经济水平而言,中国与美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美国先进得多; 就社会发展而言,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中国要复杂很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 巨性和复杂性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 中国真诚的愿望   中国真诚的愿望是:和平与友好合作国际环境   虽然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道路还十分遥远。按照邓小 平理论和战略部署,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把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进行 到底,专心致志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 主和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中国廿一世纪最根本的战略利益所在。 为此,中国真诚地希望存在一个和平与友好合作的国际环境。   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的友好合作,怎样估量它的意义都不会过分。邓小平曾经指出:「中 美关系一定要搞好。」是十分深刻的富有远见的判断。我认为,正是在廿一世纪 最根本的战略利益上,使两国具有强劲的友好合作的结合点。               ◆ 美国的机遇   美国的机遇是:资金技术与中国市场结合   美国要在廿一世纪继续保持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首先要问美国是如何为世 界第一的?原因当然很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自然资源、移民国家的特殊优 势等等,但廿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本土无战争,成为世界优秀人才汇集地, 成为世界武器和产品的供应商也是一个不争的基本事实。这一情况将不会重演了, 这种机遇将不会再有了。   还有另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和情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全世界都遭受战争 创伤,经济要恢复和发展需要资金和技术,当时只有美国具有。但美国自己也面 临著恢复和发展,美国面临著多种选择。回顾历史,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马 歇尔计划。美国用五百亿美元援助欧洲,欧洲用它购买美国先进技术、设备和产 品,又反过来促进美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欧洲发展了,就有更大的能力来购买美 国的先进产品,形成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互补性经济良性循环,美国与日本也 有类似情况,并因此促进了美国战後经济持续发展与高涨。这个历史经验是:美 国巨大的资金和技术,与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相结合,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之途。            ◆ 十二亿人口俨如超级市场   历史又翻开新的一页。   今天,一个迫切需求资金技术而又蓬勃发展的市场在哪里?毫无疑问在中国, 中国12亿多人口的超级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天然的超级市场。如果中国有10% 的人口达到日本富裕程度,就是一个日本市场!如果中国有20%人口达到美国 富裕程度,就是一个美国市场!而且,中国这个市场不是潜在的,她的经济近2 0年名列世界前茅的持续增长,使她成为廿一世纪一个实实在在的市场。另一方 面,中国要在廿一世纪实现现代化,最需要的仍是资金和技术。因此,谁与之友 好合作,形成互补性良性经济循环,她就将取得廿一世纪第一的经济实力。现在 能够提供资金和技术的国家已不是只有一个美国了。我们希望美国作出正确的选 择,并在竞争中获胜。             ◆ 谁是今天的马歇尔?   友好合作可以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关键在於实际的行动。一个可能的友好合 作行动是:类似当年给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廿一世纪开始向中国提供一千亿美元 或者更多的援助计划。中国用这笔钱购买美国的技术和先进产品,既促进中国的 经济发展,又促进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市场就可以有更大的能力和 容量吸收更多的美国资金、技术和产品、从而保证美国在廿一世纪经济持续繁荣 和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实力。   问题是:谁是今日美国的马歇尔?           ◆ 问题一:意识形态文化差异   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常常成为那些认为中美两国注定要发生冲 突的理论依据。其实,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讲,都是站不住脚的。   (一)意识形态和文化是多元化好,还是一元好?人类历史实践证明是多元 好。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互相竞争与借鉴,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美国本身 就是一个多元意识形态和文化倾向的国家,为什麽唯独容不得一个中国文化和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二)不同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固然有冲突的一面,但是也还有互相融合的一 面,融合会产生「杂交优势」,这正是我们所应选择的。中国五千年文化不知融 合了多少不同的文化,「兼容并蓄」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和一大传统,所以才 具有五千年兴旺不衰的生命力。而人类文化史证明,文化排他的异端纵使显赫一 时,都是短命的。   (三)文化和意识形态都属於精神思想范畴。思想无国界,革命却不可输出。 人类历史表明,先进思想的传播、真理的传播是任何国界和力量都挡不住的。同 时,企图用革命的手段、暴力的手段、强制的手段、行政的手段,输出自己的文 化和意识形态,即使是先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错误的,但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人民有选择的权利,各国人民有同等的选择权利。即使人民选错了,也应该由人 民自己重新选择。谁也不应也不可能强制包办。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不 是对真正民主精神的一种社会检验?   (四)中国人民为什麽选择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在1949年总 结道,中国人民曾经向西方学习,选择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 但是先生老是欺侮和压迫学生,不让中国学习。中国人民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 社会主义道路,革命成功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大地上成功, 一个主要原因就在於她始终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不一样,走中国自己的路。 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一扫百年积弱,富强起来、现代化起来。实 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实际结合起来,对外国的东西,学习一切优秀的为中国所用,从不照抄照搬。 总之,什麽办法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能使中国人民真正共同富裕起来,我们就 采用。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   只要不怀著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冷战的思维定势,都可以看清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都会对她给予理解、同情和支持。   (五)美国对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充满自信,对此我们十分赞赏和尊重。 一个没有自信力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当然「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美国也有 自己各色各样的社会问题,美国还远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美国的最佳选择应该 是专心致志地努力自我完善。如果美国真正好,应该相信真理的力量,中国人民 会自动学习的。中国人是一个好学的民族。当代中国,几乎世界各国稍有影响的 思潮都已转了一圈;今日中国,稍有影响的理论著作都已或正在出版。中国人会 择其善而从之。但是,如果美国不致力於完善自己,却要强迫中国接受一切,中 国人自然会问:「难道这就是美国的人权和民主?」那就只会冲突。            ◆ 问题二:中国富强威胁美国?   (一)富强就注定是一种威胁吗?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是否意味著她 今日威胁著全世界?日本、欧洲现在都很富强,是否威胁著美国?中国是一个爱 好和平的国家,这已为上千年的历史所证实。中华民族是一个善良的民族,她的 数以千万计的人民走向世界,都与各国人民友好相处,诚实劳动,从未建立过任 何殖民地。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特别珍惜世界和平友谊。霸权是与社会主义本质 不相关的,搞霸权的假社会主义已自食其果了,这就是中国已公开宣布永远不称 霸的道理。   不妨列举一个数字,如果中国有10%的人口,即1.2亿人富裕到有经济 能力前往美国和世界旅游,那不就成为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火车头?反之, 如果中国贫困与动乱,有10%的人口成为难民流向世界,则将是对全世界一项 难以估价的威胁。   (二)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并不丰富,历史负担与欠债太多,因此,今 日中国虽有巨大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後的发展中国家。用中国贫穷的 标准计算,仍有六七千万人未得温饱。中国要专心致志於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 到下世纪中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虽然美国兰德公司1995年预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06年超过美 国,但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5倍,人均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恐怕至少一百年。 更重要的是,中国清醒地认识到,不仅是量的差距,更有质的差距。我们高速发 展的产值基本上还是「工业化」的产值,而美国是高新技术「消息化」的产值, 这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差距!   所以,邓小平说,中国人要作好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持续努力的准 备。至於军事力量,中国只有有限的自卫能力。无论热核武器,还是激光制导和 电子武器或是航空母舰……都不是可以与美国比拟的。中国军事绝对值只有美国 的1/30,人均值就更少了。任何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谁能相信中国军事力量 会威胁到强大的美国。             ◆ 希望给子孙们怎样的遗产?   退一万步说,中国要具有威胁美国的力量也要在廿二世纪以後。那已是我们 孙子、曾孙子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一百年後的子孙,将具有更高的智慧 和更深刻的理性,他们将会找到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友好合作的途 径和措施来。   问题在於我们留给他们一份什麽遗产。这是真正的历史性选择!如果我们跨 世纪的这代人留给我们子孙一份中美友好合作的坚实基础,那麽我相信他们一定 会在前辈的基础上建立起宏伟的中美友好合作大厦。   综合以上,我的结论是:廿一世纪中美关系应该选择友好合作,全面友好合 作。这是两国廿一世纪根本的战略利益之所在。同时,这个选择是建立在充分理 性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可行的,只要有足够的 政治远见和政治魄力。   事实上,中美关系友好合作的势头一直在进行著。例如双边贸易额从199 0年的200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573亿美元,五年内增长了将近一倍 半。如果政治家们顺从历史潮流前进,中美友好合作的前景,不是可以期待的吗?   如果政治家们非理性地选择对抗,那无论对於中国,还是美国,都是不利的, 甚至是一场灾难。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迎接一个中美友好合作的新世纪,一个中国和美国都 繁荣和进步的新世纪。 【】              【】              【】         ◆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 ◆                           ·康 元(美国)·   我路过当地一个报刊的零售架,《新闻周刊》4月1号的封面吸引了我的注 意力。《新闻周刊》是美国读者范围最广泛的新闻杂志。在这期杂志的封面上, 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紧握望远镜,怒视着我。几个套红大字写道:“中国: 是敌人还是朋友?”   如今,许多美国人都问过《新闻周刊》所指出的问题。多年来,多数美国人 很少想到中国,美中关系问题几乎完全是华盛顿政界人士的事。两个星期前,我 在首都华盛顿的时候,一位替国会做顾问的资深分析家解释说,直到最近,美中 关系可以被看作是国会和总统之间的内部政治斗争问题。1989年,在北京政 府镇压了民主运动之后不久,国会听凭布什总统的政府去处理美中关系,但是在 1990年,国会和白宫就是否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展开了一场争斗和较 量。国会在1993年占了上风,新当选的克林顿总统采纳国会的政策,把延长 最惠国问题和中国改善人权挂钩。尽管克林顿试图夺回对中国政策的主控权,但 是他的努力实际上没有成功。1995年,克林顿屈从于国会的压力,向李登辉 颁发了访问美国的签证,他还拒绝邀请江泽民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现在呢, 那位分析人士解释说,不论是总统,还是国会,谁都控制不了对中国的政策。双 方都只是忙着针对公众和媒介的压力做出反应,而绝大多数公众和媒介对中国的 印象都是负面的。   最近的民意调查资料可以显示出问题的严重程度。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 在1993年7月,百分之53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印象,而只有百分之48的 人对日本有好印象。在1996年1月,对中国印象好的人降低到百分之48, 对日本印象好的人则是百分之46。仅仅两个月之后,对中国有好印象的人跌落 到了百分之39,对日本有好印象的人却猛升到百分之65。对中国的看法“基 本不好”或者“非常不好”的美国人占百分之50,比对日本有负面印象的人数 多出一倍以上。分析家开始揣测,一个历史性的潮流变化正在发生。日本长期以 来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的对头,而现在开始被当成朋友和盟国,另一方面,中国却 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威胁。   毫无疑问,中国形象大幅下跌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 人们的普遍感觉是,中国军队试图在台湾举行总统选举期间威胁恐吓台湾人民。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和《华盛顿邮报》96年3月17号联合进行的一 次民意调查,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当中,有百分之52的人认为,美国在台湾海 峡有至关重大的利益。百分之54的人赞成克林顿向台湾附近水域派遣两支航空 母舰战斗群的决定,只有百分之35的人不赞成。赞成率明显超过公众对克林顿 总体外交政策的支持率。赞成克林顿总体外交政策的人占百分之51,不赞成的 占百分之46。对于盖洛普测验「是否支持以武力保卫台湾」的问题,百分之4 3接受调查的人给予肯定的回答,百分之46给予否定的回答。这项结果令人吃 惊。要知道,支持出兵海地或者波斯尼亚的美国人都不到百分20。   虽然美国公众对中国不满的直接诱因是台湾问题,但是中国形象的跌落还有 其他因素。中国政府基本上已经放弃改善形象的努力。而以前的努力颇有成效。 在1990年末,中国国务院成立了新闻办,这家新机构的职责就是改进中国的 国际形象。当国务院新闻办1991年刚开始运作的时候,盖洛普测验显示,对 中国有好印象的美国人只有百分之35。在以后的两年中,国务院新闻办率先公 布有关中国的正面新闻,包括中国在人权领域的进展。中国的形象稳步提高,到 了1993年7月,对中国有好印象的人上升到了百分53。在整个1994年, 对中国有较好看法的美国民众一直保持在百分之55上下,中国可以和德国、墨 西哥这样的国家相媲美。克林顿总统在同一年决定把贸易最惠国和人权脱钩,总 统做出如此决定,民意是大有作用的。但是,1995年初,北京的官员得出结 论,认为美国阴谋遏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随即停止发表对中国有利的人权消息, 转而发动反击,指出美国存在的各种人权问题,并且坚持说,中国的人权记录实 际上要比美国的好。   现在我们注意到的情形似乎很荒唐。中国之所以停止发表有关人权方面的正 面报道,是为了不在外国面前“示弱”。最近,一位在1989年被判处长期徒 刑的持不同政见者因治病而假释出狱,这是他的家属对我透露的。我肯定,类似 的放人事例还会有。但是,中国政府好像不想让外部世界知道这些消息。而如果 有某位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被逮捕和判刑,中国却大事宣传造势,唯恐天下不知 道。中国全国人大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建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然而, 中国却没有好好宣传这一点。中国已经内定批准两项联合国人权公约,但是却拒 绝公开宣布。   负责公关宣传工作的官员们必须重新想一想他们目前采用的策略。有报道显 示,中国不仅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江河日下,在包括欧洲和日本在内的其它一 些地方也是如此。除非这种趋势得到扭转,否则可能会有不可预见的严重后果。 克林顿总统1994年5月决定把中国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脱钩,当时,支持 和反对这项决定的美国人各占百分之40。最近的民意测验显示,只有百分之2 0的人仍然支持无条件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而有百分之60的人反对。   中国官员需要记住公关宣传工作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如果你自己不愿意 宣扬自己取得的成就,没有人会为您代劳,第二,树立一个好名声需要多年的辛 勤努力,而毁掉好名声却就容易得多。 【】              【】              【】          ◆ 美国社会中为中国游说的集团 ◆                RICHARD BERNSTEIN(美)                     ROSS H.MUNRO(美)                              肖 隆(译)   所有国家都力图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和政府决策,但中共在美国的游说和公 关活动与其他各国有四点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纵观中共政权的各个方 面,它是一个专制政权,是一个正在露头的超级强权,是美国的对手,这个政权 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不一致。第二点则体现在中共的独特做法上,从它企图影响 美国行动的那种肆无忌惮,一旦听到不同意见就发泄出来的那种刻毒的愤愤不平, 到它在美国的无孔不入的活动,这些活动不光是指那些伴随着私下游说的宣传、 威胁和恐吓,还包括购买或盗窃技术以便向中国转移。第三点,美国政府和公众 对中国问题的种种争论,已经被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由原美国高级官员组成的集团 所支配,而这个集团的人则通过推销他们所主张的对华政策获取暴利。最后的一 点是,中共惯于以发动经济战相威胁,企图这样来改变美国的国家政策,这种做 法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 惩罚波音公司   在以上各种做法的背后,中共当局总是一面以利润诱惑美国商界,一面又发 出威胁,声称如果中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这些利润就被一笔勾销。总理李 鹏一九九六年惩罚了波音公司,取消了购买波音飞机的承诺,改从欧洲的空中客 车公司购买了价值十五亿美元的飞机。他极为露骨地说明了采取这个做法的原因, 因为欧洲领导人在“对华合作时不附加政治条件,而美国人却任意地威胁要制裁 我们。”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中国政府自己在耍弄着贸易制裁的武器, 时而以经济利益相许,时而用经济惩罚作威胁,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那些新近 出现的为中国游说的集团从来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对美政策之所以能明显地收效, 恰恰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把经济和政治拴在一起,用经济上的利诱和惩处来向美国 索取政治让步。   中国推动的五花八门的游说活动确实非常成功,唯一的但却是重要的例外是, 未能说服美国国会改变它帮助台湾免受中共军事恫吓的强硬立场,因此尽管中共 强烈抗议,美国对台湾仍继续出售武器。中国一直试图迫使华盛顿改变它原先的 立场,不再反对中国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也许有人会用中美签署了知识产权协 议为证,说明中国愿意遵循国际准则,会保护外国音乐唱盘、电影录像带和计算 机软件的产权。但事实上,尽管中国政府一再保证要取缔中国各地盗窃外国知识 产权的行为,直到一九九六年年中,中国的盗版企业在地方政府和军方势力的保 护下,依然故我,其盗窃外国知识产权的生意仍旧蓬勃兴旺。   中美之间围绕着人权问题有着一系列争议,此外,在中国向伊朗运送毒气制 造原料、对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出售导弹、帮助伊朗和巴基斯坦制造原子弹、从美 国非法转移技术、以及中国管制进口使得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长期不得削减等 方面,争议也一直不断。但在这些争议中,虽然美国也威胁过、大声地恐吓过, 最后却极少采取真正的行动。这也许有许多原因,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却是那个最 近出现的中国游说集团的有效活动。这个集团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彼此通过一个 松散的关系网相互联系,而中国当局则通过利益输送的方式操纵着他们,让他们 活跃地为中共的利益服务。   卸任的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感到十分灰心丧气,他 说,“我们在中国问题上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当我们对付中共时,我们在欧洲 和日本的盟友们却拖我们的后腿,把合同抢走。”他承认,美国试图使中共停止 出售武器给美国的敌人、遵守它在贸易上的承诺等等努力,都失败了。另一位美 国高级官员也告诉记者,“我们并未真正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他们对各种国际 间的行事规则口头上表示一定遵守,而实际上却从不遵循,有时甚至是明目张胆 地故意违反国际准则。我们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不愿意失去进入中国潜在市 场的机会。”              ◆ “中国的朋友”   这个新的中国游说集团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华往来中金钱的诱 惑,但决非仅此而已。这个集团的另一个动力是建立打入中国的管道,而这样的 管道在一些场合又可以转换成金钱与利益。   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和政治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词,即“关系”,如果某 人有某种“关系”,那就意味着他具有一些优势。对中国人而言,这“关系”可 能是他的一个有某些权力的朋友或亲戚,比如一个当地最好的中学的党支部书记, 或房管部门的干部,或者地方政府里一个负责批准合资企业的办事员。如果你是 个外国人,那么你在中国的关系可能意味着你与荣毅仁或者江泽民交上了朋友。 而自从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与“关系”直接相关的另一个词,“走后门”就流行 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渊源。“走后门”的盛行反映出中国社会中的玩世不 恭的现实态度,个人的能力、服务的质量、商品的低廉价格并不见得能带来竞争 的成功,更重要的本事是能不能“打通当权者的路子”、“打政策的擦边球”。   一个外国人若能在中国有某种“关系”,那他就可能在中国做很多其他外国 人做不到的事。在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国只准许很少的外国记者和作家进入中国, 这些人被中国称为“中国的朋友”,换言之,就是愿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作宣 传的外国人。韩素音,一位瑞士公民、作家,就是一个这样的“中国的朋友”。 另一例子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只有极少数美国人能去中国的“文革”年 代,他居然能去中南海,进入毛泽东会见外国贵宾的客厅与毛长谈。还有一些外 国人也属此类,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等, 澳大利亚共产党员WILFRED BURCHETT等。除了极少数例外,这 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是因为他们具有“朋友”的身份。而只 要他们向外部世界讲了一些真话,比如披露了上层权力斗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 拜、或者毛政策造成的经济灾难等情况,就会被中共认为“不友好”,他们的“朋 友”身份就会被轻而易举地撤销。为了适应中共的需要,象韩素音那样的人,就 只好一会儿歌颂一个位高权重的中共领导人,几个月后又不得不谴责这个人、改 而吹捧另一个刚上台的、不久前还被中共正式定性为“阶级敌人”、“走资派”、 “美帝国主义走狗”的领导人。               ◆ “杀鸡儆猴”   这些“中国的朋友”在西方是完全按照中国官员的要求来介绍中国的。他们 这么做或者是因为他们确实相信自己所说的,或者是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因为 他们想保护他们在中共心目中的“朋友”地位,维持他们在中国的“关系”,保 留他们接近中共权力“金字塔”的机会。不管这些“中国的朋友”真实的动机是 什么,中共运用各种手腕、造就出一小群中共的“外国支持者”,中共对他们的 犒赏是去中国的签证、到各地旅游的许可、进入中南海会见领导人的特权等。倘 若他们中间有人受到中共官方的特殊款待,可是事后发表的言论却违背中共的意 愿,他就会被视为“坏蛋”而遭到中共的抵制,以便“杀鸡儆猴”。意大利电影 制作家米开郎基罗·安东尼奥尼就是一例。他是意共党员,一九七二年获准到中 国摄制一部文献电影。当这部电影(CHINA IS NEAR)上映以后, 中共发现,电影没有突出中国人的革命形象,而是如实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情景, 就掀起了一场长达数月之久的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宣传运动。埃德加·斯诺在七十 年代访华期间也制作了一部电影,但他采取了与安东尼奥尼相反的做法,他拍摄 的只是建造长江大桥的“英雄事迹”,这就保证他下一次还能拿到访华签证。不 久以前,毛泽东过去的医生李志绥写了回忆录,生动地描写了毛作为一个冷酷的 暴君和好色之徒的特点。中共立刻宣布,这位居住在美国的李医生是“撒谎”, 而为李医生的回忆录作序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 AN)也同样遭到中共的抵制。   最近,曾经公开批评中共领导人违反人权的的美国学者和作家,或者在申请 访华签证时被拒签,或者是被要求参与一场寻求著名美国人支持中共政策的活动、 以此换取访华签证。ORVILLE SCHELL是一位能够说中文的学者, 曾出版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自从九十年代初以来,他就在访华问题上遇到了麻 烦,原因显然是他参与了“人权观察”的活动。一九九六年八月,在普林斯顿大 学任教的中国文学方面的著名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持有效中 国签证从香港进入中国,中共官员却拒绝允许他入境,把他在旅馆里扣留了整整 一夜,于次日晨将他送回香港。林培瑞事后说,当他被扣压在旅馆里时,有四个 公安局官员在房间里通霄值班看守他,他们把房间里的电话切断了,结果林培瑞 没法通知他在北京正准备迎接他的朋友。   同样地,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ROSS TERRILL,近年来 越来越多地撰文批评中国的人权政策,结交了一些中国的异议分子朋友,但发现 他申请中国签证时屡次被拒。这位澳大利亚出生的TERRILL,与SCHE LL、LINK一样,中文都说得非常好。他的情况是一个有趣的案例,七十年 代前期,当中国刚向西方开放时,他发表的书著称赞了毛时代的中国,因此得到 了那种给“中国的朋友”的好处,得以获特别许可访问中国。然而,一九九五年 当他受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指 派,要到中国采访以便撰写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时,他被拒签了。一九九六年, 《国家地理》杂志又邀请他去中国写一篇文章,介绍香港与广州的联系,他再一 次遭到拒签。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他出席北京的一个讨论毛泽东诗词的讨 论会,他把邀请信和签证申请送到纽约的中国领事馆。中国领事馆拖了很久,直 到拖过了会议日期,才寄给他一张手写的条子,写在没有机构名称的便条纸上, 声称他必须再为此会向北京的会议筹办单位索取另一封邀请信,可是TERRI LL收到此纸条时,他拟出席的会议已经差不多快结束了。            ◆ 控制西方中国观察家   SCHELL告诉作者,明显地,对那些不触犯其意识形态或敏感问题的外 国学者,(中共当局)不会采取惩罚手段、拒绝给签证。SCHELL认为,从 总体上来看,中共在试图控制外国的中国观察家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中方制 造的恐吓确实使许多外国学者和记者讲话时小心翼翼,他们害怕成为中共的“不 受欢迎的人”。SCHELL说,这其实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所熟知的,中共 对付它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手法,这种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威胁手段不仅在中国国内 十分有效,而且对外国记者和学者也产生强烈效果,因为这些人为了保住目前与 中国相关的职业,需要去中国,所以对中共有所依赖。   在美国有一小群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事业非常成功,当然部分原因是他们个 人的研究分析能力强,但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给了他们与中共高层官员接触 的机会。他们为白宫非正式地提供咨询,为美国大公司或政治名人的中国之行“护 航”,也发表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分析。在当年中共最专制、残忍的时候,有韩 素音、斯诺这样的人站出来充当中共的辩护士;今天,乍看起来,美国的这些“走 红”学者似乎与韩素音、斯诺类似。可是也应当看到,目前这些美国的中国问题 学术精英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不仅排斥本国异己、也排斥外国批评者的中国政 府,只要这些美国学者在某些问题上冒犯了中国政府,他们去中国作调查研究的 路就被堵死了,他们的学术生涯就会因此终结。如果说,美国学者要去中国,中 国政府就要求他们用阿谀奉承来交换,这会不太公平。中共领导人比这要精明的 多。而那些保持着与中共官方良好的接触管道的美国政治学者们,通过这些接触 还能了解中共领导人是如何想问题的,这些知识确实颇为实用;他们发表的关于 中国政治的文章就有参考价值。但在一些问题上,比如毛泽东的声誉、人权、中 共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北京当局紧紧地盯着,这些学者就只 好要么是说些奉承之词,要么干脆缜口不言。照着中共规则行事的美国学者,就 还能继续进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的副总理;而那些不愿遵循中共规矩的学者,就 休想有此等机会。             ◆ 大捞好处的美国政客   其实,上述中共的规矩虽然在学术或新闻领域内全面实施,但说起来还是在 商务活动中贯彻得最严格。在商务领域内,中共凭借操纵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许 可,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颇为收效。在中共的诸多成功当中,最典型的就是, 利用那些最可能从美国迁就中共的政策里大捞好处的人,在美国政府和公众当中 不遗余力地推动对中共的迁就政策。这一策略是这样实现的,前任的美国政府官 员变成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的顾问,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前国务卿基辛格和黑 格,还有前副国务卿伊戈伯格(LAURENCE EAGLEBURGER) 和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SCOWCROFT)等。这种顾问的工 作看起来只是提供咨询,但在中国,一群图利的政治精英永远占据着权力,当开 办企业和各种执照许可都被他们所控制时,基辛格这样的顾问的关键作用就是建 立与中共官员的“关系”。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 指出,如果一个基辛格这样的顾问想为他的主顾(某家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在 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中赢得一项合同,那么根据中方的要求,这场交易的一部分就 是,这个顾问要在美国为中国的利益公开辩护,或者安排美国的国会议员或记者 团访华;因为这位美国顾问认识中共的高级官员,美国公司主管就可以见到中共 的相关官员,美国公司为此付钱给这位美国顾问,而这个顾问为了巩固他与中共 官方的私交,则要在美国公开支持取悦北京当局的政策建议。这种安排从来不会 明显地写在商业合约里,但人人都懂得这种交易。   就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不几天,基辛格就发表了一系列看法和文 章,坚定不移地站到了“中国的朋友”的位置上。那时美国国会正在呼吁制裁行 动,而布什当局正准备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基辛格却在接受美国广播公 司(ABC)著名晚间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 的采访时说,“我不会主张任何制裁”。就在天安门屠杀之后的第二天,基辛格 同时在多家报纸上发表专栏文章,称邓小平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之一”, 说邓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更为仁慈而较少混乱的过程”。实际上,即使基辛格的 说法不错,他发表看法时天安门广场砖地上的血迹还未干,他的说法也未免太谄 媚拍马了。不仅如此,基辛格还给了布什总统如下建议,要避免采取任何针对中 共的措施,以免使美国的关键性安全利益受到威胁。在另一篇专栏文章中,他批 评美国国会批准的对华制裁措施超出了布什总统建议的范围,并且提出了一番“高 论”,“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示威者占领首都的主要广场达八周之久,” 这种占领导致了失序和混乱,因此实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的说法忽 略了一个每个中国人都懂得的问题,即中共当局蓄意地用残忍和血腥的手段,来 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六四”的整个过程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试图斩草除根、 一举铲除知识分子对当局的威胁。基辛格发言的基调就是为中共当局寻找一些借 口,来抵挡世界舆论的抨击。那一年的十一月,他陪伴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了中国, 见到了邓小平和中国外长钱其琛,钱对他大为夸奖,回美后他在白宫又报告了与 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谈话。基辛格一年中会数度访问中国,而中国的大门对他则永 远是开放的。   基辛格在谈美中关系时总是回避一个问题,即他能从他鼓吹的对华政策中图 到多少利润。基辛格的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代 表许多想在中国寻求商机的公司,而这些公司付给基辛格大笔的钱,至少部分原 因是他有不可取代的接近中共最有权势人物的管道。基辛格发表看法时好象处处 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比如,一九八八年他要求放宽美国对华技术出口, 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友好的不结盟国家,但他却是个受雇于那些想要往中国卖技术 的公司的人,会从这些技术转让中捞到大笔好处。正当一九八九年他发表那些为 中共辩护的言论时,他组建了一个名为CHINA VENTURES的有限合 伙公司,与他的老熟人荣毅仁负责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在中国投资。 美国全国民主政策委员会(NATIONAL DEMOCRATIC POL ICY COMMITTEE)的SCOTT.THOMPSON在参议院外交 关系委员会的发言中指出,基辛格确实从那些在中国有投资的公司那里拿到大量 酬劳,当然是在通过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图利。   显然,由于中共当局实行的是操纵商务来达到政治目的策略,而基辛格这样 的原美国高级官员又从中帮忙,结果在美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大的为中国游说的 集团,这个集团不愿意批评北京当局的人权记录,反对与中国“对抗”或制裁中 国,并藉此捞到了可观的利润。这个问题的要害并不是基辛格不应该帮助美国公 司,或者要质疑美国公司到中国投资的动机,值得人们怀疑的是基辛格和黑格这 样的人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影响力公开地或私下地推动美 国的政策,然后个人从中渔利。 【】              【】              【】           ◆ 一个中国人的「美国一天」 ◆                             ·程荣进·   清晨,他起身後的第一件事,是穿上带有「耐克」品牌标记的运动鞋、运动 衫,去户外活动,晨运归来,他用高露洁牙膏刷牙,用老头牌剃须刀修饰面孔、 餐桌上的麦氏咖啡散发出浓香。用餐之际,他点燃一支万宝路香烟,未及吸完, 就拿起摩托罗拉移动电话匆匆出门了。他在一家企业工作,办公室里用IBM电 脑、惠普打印机和耳熟能详的微软公司软件。他还时常通过联合包裹公司收寄物 品。   中午时分,他与同事来到麦当劳,每人一份大汉堡,外加可口可乐或雪碧。 如果要换换口味,肯德基、必胜客等快餐店也都在附近。下午,他去机场接几位 朋友,他们搭乘不同航空公司的班机,来自不同的城市。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 由波音飞机载运而来。   下班了,又适逢周末。他同妻子、孩子共享欢乐,但也有麻烦:儿子崇拜迈 可·乔丹,要看电视台转播的NBA篮球赛。妻子是影迷,提议去影院看一部新 引进的荷里活影片,他本人则执意要收看泰臣的拳击。他对早些时候错过了泰臣 咬掉霍利菲尔德耳朵的那场赛事,至今耿耿於怀……   以上描述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反映出美国商品在今日中国比起中国商品 在美国来,其影响力和渗透力要强劲得多。美国商品在中国有几个显见的特点: 一、它以高档次、高价位的名牌货出现於市场;二、它的消费者以年轻人、高收 入和高文化层次者为主;三、它不限於以吃、穿、用产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 它的文化、娱乐、知识产品正在日益深入中国消费者的精神领域。 【】              【】              【】           ◆ 俄国不是中美关系中可打的牌 ◆                              ·诗 雅·   今年江泽民对莫斯科的访问加深了外界对中、俄关系的诸多猜测。有的观点 认为“对北约东扩极感不悦的俄罗斯,为尽力阻止其东扩,正在世界寻找盟友, 中国就成了其争取结盟的最理想对象”。为澄清这一错误,首先需要澄清俄同北 约的关系关系。           ◆ 俄同北约是友好合作而不是对抗   诚然,对於北约东扩,俄国共产党、保守派、民族主义分子主张采取对抗措 施,甚至提出将核弹瞄准即将加入北约的前东欧盟国,并在与东欧之边界上重新 布置重兵。但这种主张并不是俄精英决策层的主流声音。   事实上,东欧加入北约是出於自愿。而北约东扩与否也不取决於俄国的态度。 前外长科济列夫形容对抗北约东扩是朝吹来的风扬水,弄不好还泼自己一脸。他 认为,俄国、北约两个庞大军事机器紧贴在一起当然不好,但这可通过签订一些 协议来加以避免。重要的是应采取法国模式使俄能加入北约内部的讨论,对最主 要的政治问题拥有发言权。尽管科氏的继任人普利马科夫力主对美强硬,但检视 其一段时间以来同北约盟国频繁的接触、谈判,基本上是按科济列夫的思路在做。   俄人外交一向狡诈。叶利钦政府成功地利用了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声音,以 及要同中国、伊朗、伊拉克结盟的这种假象,使在同北约的谈判和讨价还价中为 自己赢得了最大的实际利益。不久前的俄、美赫尔辛基高峰会谈就是一例。北约 盟国已允诺尽一步裁减其地面部队,不在新加入的成员国布置核弹及外国军队。 经济上要增加和强化对俄投资及援助,帮俄加入WTO(98年),巴黎俱乐部 (今年末),伦敦俱乐部等。政治上将G7改为G8,让俄加入北约政治问题上 的磋商等等。   这样看来,东扩後的北约,军事色彩淡薄,在政治和经济上正计划逐渐将俄 融入。这正是科济列夫主张的,俄国的前途和希望是和西方文明世界结合在一起。 在这一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中、俄接近的真正目的了。            ◆ 彼此利用是中、俄接近的基础   从政治层面上讲,中国成了俄同北约讨价还价时的一张牌,使其能从西方那 里得到更多的好处。此外,叶利钦借同北京接近也可安抚国内主张走“中国改革 道路”的保守派。经济上,两国贸易本有互补性。去年贸易额已达到了令双方都 满意的六十八亿四千万美元。同俄国向西方出口能源、原材料相比,中国是为数 不多的能够购买俄半成品、成品、机械设备的主要国家之一。而对中贸易,连续 几年俄也维持着庞大的顺差。军事上,中国成了俄军火的最大买主。这对濒临破 产的俄军火工业来说无疑注入了一线生机。   对中共来说,同俄接近可增加其同美及西方交手时的筹码,并对美日安保扩 大做出回应,继之可在十五大前变相地巩固“江核心”的领导地位。更重要的是, 从俄能获得从西方国家得不到的高技术武器,完成解放军的现代化换装。而其北 部压力或威胁的暂时解除又可完成其战略重心从北向东南沿海的转移。            ◆ 江访俄意在制造气氛   所以,也可以说,四月末江泽民莫斯科之行做秀给外人看,制造气氛的味道 似乎更浓一些。这可以从其访问内容中最重要的一个声明和五国边界协议得到证 明。   不错,克林顿的年轻自信再加上受历史影响,美国外交中的传统理想主义色 彩使其对外政策有时狂妄自大。这一点,不但中、俄反感,主张“多极世界,建 立国际新秩序”的德、法等盟国也感到不舒服。但北京的国力还远未到其敢向美 国说不的时候。而俄国现在正积弱不堪。两国领导层所面临的内政问题更是堆积 如山,自顾不暇,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组成共同的、反对美国一极世界的统一联盟。   而目前的事实是两国对美国、西方国家的依赖远远超过对对方的依赖。从某 种意义上说,莫斯科现在基本是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每月几亿美金的 贷款而过活。而中、俄去年的贸易额仅相当於中、美或中、日贸易额的九分之一。   此外,中苏两国关系八九年开始正常化。九二年中、俄两国高层才开始互访, 多年的敌意,猜疑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完全消除。更何况这种双边关系是建立 在利益和互相利用的基础上。这就是两国关系并不成熟,基础也不稳固的真正原 因。倒是在俄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美国传播的论点,即代表民主、文 明势力的北约对俄并不构成危胁,其真正的危胁是来自东部中共的“黄祸”。   这样看,中俄两国多极世界的声明与其说是反美,倒不如说是做秀给美国人 看更确切些。   至於五国边界裁军协议,对中共来说,其军事思想是纵深防御,梯次配置。 在一百公里范围内除边防兵外,原本并无多少实际兵力。对俄来说,即使没有裁 军协议,其远东和後贝加尔军区也会按国防部统一的俄军改革,精减计划完成人 员缩减和过时装备的淘汰,俄军远东实际战力并未受到根本削弱。协议的签署仅 在於更想烘托边界地区的友好气氛。          ◆ 中、俄关系问题多多,难结盟友   倒是中、俄两国关系中目前所出现的问题或隐藏着的潜在危机为未来两国关 系发展蒙上了阴影。比如,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并未感到中、俄关系的这种升温为 自己带来任何影响或好处。正相反,俄对中国人的限制、掌控变得比过去更加严 格、苛刻。   长期以来,部分中国人在俄胡作非为及大量抛售假冒伪劣新产品,使俄社会 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印象,更增加了反感。“中国威胁论”在俄也变得甚嚣尘上。 部分自由民主主义者更想联合美、日、西欧对中共进行围堵。   不过,眼下最令北京头痛的是俄滨海边疆区行政首脑那兹得拉前科在俄、中 东段边界堪界问题上同叶利钦中央政府完全做对的立场。这里顺便说一句外话, 九一年五月所签署的中、俄东段边界协议等於北京在法理上承认了满清同沙俄在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础上所划定的两国边界,并正式、永远彻底地放弃了对俄的 领土要求!(即使老毛也未敢这样做,他在中、苏论战高峰时甚至要求苏归还沙 皇俄国从满清手中霸占的部分西伯利亚、远东领土。)   当然,将中、俄边界恢复到两项不平等条约,即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和一八 六零年北京条约之前的疆界状况已不可能,更不现实。但北京完全可以像其它世 界列强一样在俄现在积弱时期对其施压,促其在其它方面做出让步,以为国家赢 得更多利益。因为俄学界已至少默认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性并熟知中国人对这片领 土的感情。但恰恰相反,北京不但放弃领土要求,更心甘情愿地配合俄打中国牌 被其利用,到头来让北京真正担心的却是,俄同北约最终达成某种妥协,北约势 力有一天会跨过乌拉尔山直逼中、俄边界。如果说卖国似乎有点言之为过,但至 少这种对外政治中的昏庸无能,鼠目寸光使在这场互相利用的牌局中玩到最後, 很可能是俄所得多於所失,而北京所失多於所得,甚至白白被俄耍弄一场。   即使如此,那兹得拉前科仍然觉得自己吃了亏。认为东段边界堪察後将有几 块几十公倾至几百公倾的土地会划归中方,特别是图们江一地中共会因此得到面 向日本海的出海口。这对俄国太不划算并损害俄战略利益。显然,俄百姓幼稚的 民族主义情绪极易被那氏轻易地挑动起来,并威胁着边界堪察能否在今年按时完 成,继之使问题复杂化,影响两国关系。   ◆ 真正的中、俄两国关系应是非盟友,亦非敌人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一点已逐渐成为精英阶层对华政策的共识。中、俄共同拥有的四千多公里 长的边界线,中共庞大的人口,高速增长的经济,使俄将合作而不是对抗定为对 中共关系的底线。但这种关系应是不结盟的。发展同北京的关系也不应影响发展 同第三方的关系,应是互为平等的。制造同中共友好气氛,那只不过是为俄获得 更多实际利益的一张牌。至於说对中共售武,这些俄主流派更认为要小心谨慎, 把握住分寸,不应该犯众怒,更不应该武装自己未来的敌人。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