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三　十　一　期　　　　　　　　　　　【】 　【】　　　　　　　　　　　　　　　　　　　　　　　　　　　　　　【】 　【】【】【】【】【】【】【】【】【】【】【】【】【】【】【】【】【】 　　　　　1997.10.20　　　　　　　　　　　　　　（sd9710d） 　÷÷÷÷÷÷÷÷÷÷÷÷　本　期　目　录　÷÷÷÷÷÷÷÷÷÷÷÷ 　⒈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下）　　　　　　　　　　　　　　　丁　抒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续上期） 　　　　　　　　　　◆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下）　◆ 　　　　　　　　　　　　　　　　　　　　　　　　　　　　·丁　抒· 　　　　　　　　　　　　　　　　　　　（篇幅所限，本文注释由编者减略） 　　　　　　　　　　　◆　三、　是人祸，不是天灾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各地饿死的农民以成百成千万计，中共中央主 办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顾全国人民、包括该报编辑记者都在饿肚子 的事实，日复一日地朦骗世人、粉饰太平。人民从《人民日报》上只看到《从长 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夏季大丰收的序幕》的喜讯，字里行间找不出一丝一毫饿死人 的迹象。甘肃和四川都饿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 良在《人民日报》上宣告：“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大跃进。” 四川省委办的《上游》杂志也在吹嘘“农业战线上仍然是连战连捷，情况良好， 是持续大跃进的形势……” 　　不过，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突然一反常态，强调起天灾来： “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特别荒诞的是，此时各地 饿死的农民至少已达两千万，《人民日报》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 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 和死亡的历史命运。”好象农村中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一九五九 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正式 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诸于“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到一九六二年， “两年”变为“三年”，从此“三年自然灾害”就成了对“困难”的官方解释。 官家成功地用谎言蒙住了城里人，许多中国人居然至今一开口还是“三年自然灾 害时期”如何如何…… 　　中国这块黄土地，自然条件不算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丰、平、歉年交 替，丰、平、歉大致相当。天灾在所难免，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天灾 几乎年年都有，但总是地区性的，根本没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天灾， 更不要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了。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 了南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绝不至造成全国大饥荒。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 霸县王五房村的一位老农对县委派去的工作组说：“旧社会再不好，这么大个国 家，也不可能全国水洗了一样的挨饿，总会有个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饭吃。这可好， 六○年一到，全国都一样，无处躲藏。许多人干瞪着眼睛饿死……” 　　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 要的，人祸是主要的。”所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完 全是编造出来。就全国而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有不少天灾；一九五八年 则是个难得的好年头。一九五九年有自然灾害，但成灾面积（丁注：中国国家统 计局将因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定为“成灾”）低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 而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都没有发生饥馑。可见一九五九年并无却无影响全局、 足以引致全国大饥荒的天灾。当全国范围的饥馑从一九五九年秋收后两个月开始、 农民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时，中国并没有严重的天灾。 　　譬如，“湖南发生粮荒并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是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前往调查时曾询问农民天灾的情形，得到的回答是“天灾有， 但是小。”随刘一起调查的夫人王光美也说：“湖南那两年，虽不是风调雨顺， 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又如甘肃，黄土高原历来的问题是干旱，而一 九五九年并没有可引致全省饥馑的天灾。陕西、甘肃两省自一九二九年以来最严 重的干旱是在一九九二年，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甚至还比不上一九七一、七 二年，可见甘肃的非正常死亡也与老天爷无关。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风调雨顺，气候出奇地好，全省范围基本没 有天灾。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别高达一百○三万、二百五十 七万，可见饿死人与老天爷毫无关系。特别只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粮仓—— 都江堰灌区所在的灌县，饿死四万多人，这是两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而造成此 大规模饥馑的唯一原因，说来也很简单：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国家分别征购 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的粮食，而以往仅征购百分之三十。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灾，这正是丰、平、歉年交替的规律，决 不至饿死人，更不至成百万成百万地死人。纵观四川历史，人口曾两次锐减。一 次是十三世纪宋末元初，蒙古军队几次攻破成都等数十城，大肆掳掠，“搜杀不 遗”。川人长达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终被入侵的元军打垮后，许多县“宋代遗民惨 遭杀戮，或徙或逃，无复存者”，全川六百万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万。又一次是十 七世纪明末清初，张献忠造反、清兵入侵，兵祸绵延几十年，人口由三百多万锐 减至五十万。政府不得不组织往四川移民，谓之“湖广填四川”。那两次灾难虽 也属人祸，与一九六○年的灾难毕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国，既无内乱、又无 外患，却饿死了那么多人，真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 　　鱼米之乡湖北也一样，“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但是，“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这显然也与天灾毫 无关系。 　　一九五八年大放粮食“高产卫星”时，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负责人刘应祥 怕当“白旗”，不得不虚报产量，宣布全大队平均“小麦亩产千斤”。可是他和 几位大队干部同时做了个手脚，压缩了该队的耕地面积，这样总产量就没有夸大， 于是也不用把口粮拿去充“余粮”上交了。结果是：“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 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灾难 非由天灾所致。 　　非正常死亡与天灾无关，若以县为单位来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六个 人就死了一个的安徽全椒县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没有天灾，仅 一九五九年有轻度旱灾，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两个夏天都轻得多。“人口 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四川井研县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没有天灾，五九 年仅有轻度水灾。一九六○年的夏旱与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远不如一九三七年 的旱情严重，也是不该死人的轻灾。可是每八个人就饿死了一个。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甘肃武山县，那几年什么天灾也没有。从一九五八年 起，公社食堂就“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饭，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 粮食吃光、发现要不要钱都没饭吃的时候，已为时太晚。三分之一社员死去，与 老天爷毫无关系。云南昆明郊区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这样。二十年 后一位学者前去调查时，人们告诉他，那几年气候好得很，四季如春象往常一样， 可是该公社也死了数百人。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贵州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 义事件”，说遵义大批人饿死“主要责任在于县、市委。”“第一，他们……以 粗暴的办法扣发口粮，大搞反瞒产运动。第二，他们报喜不报忧……第三，对人 民生命漠不关心。第四，混进干部队伍里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 富裕中农乘机进行破坏，残害人民。此外，从遵义地委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官僚 主义。”他完全没有提到天灾。可见贵州一九六○年春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 天灾造成的。 　　全国普遍饿死人的灾难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许多地方秋收甫结束、粮食 被“国家征购”后不久就开始了。广西扶绥县是个典型的例子。“素称鱼米之乡 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队……秋收后口粮标准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降到二十 市斤谷……死亡率达百分之八点七”。 　　从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几个月间饿死的农民不是天灾的受害 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与这场灾难无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 使饥馑持续而已。一九六○年，整个华北干旱，山东亦干旱少雨，一九六一年夏 收因而大幅减产，比一九六○年减产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山东的农民已 成百万地饿死，与老天爷的确无关。河北省的天灾也是在一九六○年，位于北京 西北方一百公里处的官厅水库，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但在那干旱发生之前，大 批河北农民已经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毛泽东的政策：“出口过 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 月不杀猪”（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口 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却增 加了二百二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 力。出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农民的口粮。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 三万吨粮食就够四千万人吃几个月，足以从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 然而，这些粮食都被地方干部当做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交给了国家，转而被政府运 到国外去换硬通货了。 　　进入一九六○年，各地农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中国的粮食却在一船船 地运往国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 　　要是留下出口的粮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万 吨粮食留下一半（六十八亿斤），送到缺粮最严重的地区，濒临饿死的农民是可 以得救的。然而，这不可能。因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两眼一摸黑。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饿死人的最高峰时期，中共中央竟发出了这样一个 乐观的文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 亿斤的基础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将达到五百亿斤……”而实际一九六○年六月 底，全国的粮食库存仅一百二十七亿斤，少得甚至不敷粮库的铺底和正常周转。 正是在对粮食不摸底的情况下，周恩来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决定。当时外贸部 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 正低，是买进的好机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结果非但 不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 　　当时，只要十斤粮就能救济一个人不死，若周恩来将那笔购买黄金的钱用去 购买几十万吨粮食，一九六○年绝不会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残酷的事 实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间，中国出口了六百八十万吨粮食，购买了几 十万两黄金，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五百万。 　　以安徽为例，该省死了那么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亿斤粮食就很有 关系。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粮食可以“搞到一万 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时，安徽省 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跟腔说“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好象安徽的粮食多得 成了灾。当时若留着那四亿斤粮食不出口，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 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们完全可以挺几个月熬到夏收而 活下来的。 　　当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国家粮库有的是粮食，并不在乎卖了那四亿斤粮，问 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时曾说：“（一 九）五九年调（安徽的）粮食是中央叫调的，死人同调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 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不好，水利搞 那么多。” 　　甘肃饿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率领的工作组 就发现甘肃饿死那么多人完全是由于省委“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 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当年征购入库的粮食后来有百分之四十又返销 给了甘肃农民，但那是饿死人之后的事了。 　　全国各省大同小异，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反瞒产”，横征暴敛之残 酷、之普遍，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望尘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在他老 家湖南老家对乡亲们说：“中央只晓得多征粮，搞得下面没饭吃，家破人亡。” 真是一语中的！ 　　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开始，无数农民成为饿殍，侥幸活下来的农民也因饥饿 而无力操持农活，荒废了农作物，有的干脆就没有种上。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西 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所说，春耕季节，“地里看不见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 这是第二年大幅减产的根本原因。恰好一九六○年风不调雨不顺，而饥饿的农民 无以对付天灾，抗旱、排涝都谈不上。河南省一九六○年农业产值下降三分之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一九六○年是有天灾，但这不是当年大幅度减产的首 要原因，更与死人无关。 　　一九六○年春天，国家仓库里还有粮食，问题是县委书记怕不怕戴“右倾” 帽子。譬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在山西阳城县任兼职县委书记，在“反右倾”的声浪 中，他坚请上级拨给粮食，及时分发，救了不少人。赵在几年后的文化革命中被 斗争、整死前，有人到阳城县去收集赵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说：“要 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可见，当时只要县委书记们如实向上报告，还是 可以得到“返销粮”的。 　　当然，也有县委书记向上伸手而要不到粮食的情况。河南省唐河县陷入大饥 馑时，县委书记毕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级拨给五百万斤粮食救急，可是南阳地委无 动于衷。毕可旦一粒粮食都没要到，反被点名批评为“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 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饿死。后来毕可旦全家跳井自杀，还能 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于此。 　　据当时的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回忆：“鉴于蔚县死人太多，省委 工作队……来到蔚县……调查解决饿死人问题。他们惊异地发现，在大多数公社 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阳原片（丁注：蔚县后分为蔚县和阳原县，阳原片 指现在属阳原县的部分）却死人很少，特别是东城公社情况最好。”原来东城公 社的书记武万升瞒着县委秘密放粮，从公社的储备粮中分给每个农民十斤，由社 员领回家食用。相邻的公社闻讯，也秘密放了粮，今阳原县的农民就是这样获救 的。可见只要干部不在乎“右倾”帽子，不怕引祸上身，农民是不致饿死的。 　　反对虚报产量、把农民的口粮当做“余粮”交上去邀功的干部各省都有。但 他们往往要为说实话付出代价。山西河曲县委第一书记刘毅将本县虚报产量后征 购的二百万斤粮食压住，不让上交，结果不仅被撤职，中共中央还发了个一九六 一年第六六三号文件，把他“隐瞒产量”的问题通报全国。 　　由于“反右倾”运动清洗了一大批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许多干部打 肿脸充胖子，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愿向上级承认缺粮。饿死四万人的江苏宝应 县就是一个例子。若不是县委书记徐向东“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 （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语），宝应的四万农民是不会被困在家中活活 饿死的。 　　这个例子绝非个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一个会议上 这样说：“省委曾经三申五令，要求各县如果粮食确实不够，会发生人口死亡时， 应该如实向省委报告，省委可以保证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粮。但是，不少的县既 没有反映情况，又没有很好安排群众生活，其结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些人，而 且超过了百分之二的死亡率，这难道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他所说的“多死了 一些人”的地方应包括死了两万人的德庆县，但所谓“追究责任”，只不过是撤 了县委书记的职而已。 　　江渭清和陶铸提到的“死官僚主义”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对子民饿死 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了护住乌纱帽，他们竭力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以免 饿死人的实情流露出去。譬如安徽有的地方对死了的人规定“四不准”：一不准 浅埋，要深埋，上面种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由于 民兵把守了交通要道，邮政局也奉命截扣告状的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农村饿 死人的实情掩盖了很长时间。 　　城市回乡探亲或外界去搞调查的人虽可将消息传开去，但反右倾运动搞得人 人自危，敢说实话的不多。譬如有个省的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年到省内一个去 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吭声。有人问随该司 令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时，他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 　　在党组织的严密控制下，就是敢讲话的也未必能帮农民做些什么。河南省民 政厅办公室主任去信阳调查，见到农民饿死的惨状后，回到省会郑州向民政厅长 和省委监委书记呼救。可是上司毫无反应。他决定亲赴北京向中央面陈，可是刚 到火车站就被省里派去的人截住，终于没能去北京。 　　不过，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那是有中共中央文件 作依据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 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 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 这是一九五六年农村搞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新名词。但自一九五六年底周恩来签 署《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来，文件发了不少，“农民盲 目流入城市的现象”却一直解决不了。现在这份新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 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 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国都大抓起“盲流”来。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 等地，成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 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 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 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是会设法往外跑， 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 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 目外流”而已。 　　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 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阳地委指令各 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 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留的“盲 流”投入监狱，饿死了二百多人。 　　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 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 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一九六○年我们哪儿都 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当然，成功外逃的人总还有。但那时城镇居民也都吃不饱，“盲流”们很难 讨到食物充饥，不少人千辛万苦到了城里，最后还是饿死。据北京作家黄秋耘回 忆，当时“在北京前门外的某些贫民区，例如龙须沟、金鱼池一带，几乎每天都 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人，其中多数是从附近农村逃荒来的。” 　　在党的控制力稍弱的边疆地区，把关堵道不那么容易，老百姓逃出生天的机 会才比较大。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分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起的几年间，云南边境不少居民逃到了国外。如云南潞西县景 颇族聚居的三台区与缅甸接壤，“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大量外出缅甸。” 一九六○年，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后曾说：“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 “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可见问题之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 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获者都是五花大绑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 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对逃港者不要武装扣 押，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结果两年间至少有十万广东人成功地逃出中 国，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怀抱。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那固然与 苏联暗中挑唆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大跃进人祸使那里的 百姓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了望的 边民们连同中共的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对这件事，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如实说：“因为这几年新疆少数民族生活太苦了， 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发生了叛乱。”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所以空前，还由于有个史无前例的公社食堂。 　　一九五八年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了没几个月就险象丛生，各地开 始零星饿死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初， 他回到老家食堂，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 他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几千个食堂。那时，公社食堂的弊病有目 共睹，毛泽东也同意作政策调整，在食堂问题上对农民作些让步。一九五九年五 月间，中共中央明文规定，“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 定量，结余全部归己”。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还表示： “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 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六月底他访问 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时，他没有打官腔，只说了一句 “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离开韶山，后头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是， 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 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并把和他一样解散了老家公社食堂的张凯帆定成了“混 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说他“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 动的目的”云云。（题外话：黄山玉屏楼门额的题字是张凯帆书写的；笔者一九 七二年登黄山时，“玉屏楼”三个字还在，张凯帆的名字已被斫去。现在不知恢 复了没有？） 　　张凯帆作为“反革命”进了监狱，几亿农民则又被赶进了公社食堂。中国人 从没见过的大灾难就此蔓延开去，再也无法收拾。 　　一九六○年初，贵州省委闭眼不看正在大批饿死人的现实，给中共中央送上 一份《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说公社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 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毛泽东亲 笔将该报告批转全国，说它“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人民日报》立即响应领袖指示，为食堂大造声势，用通栏黑体大字刊登长 文：《贵州农村公共食堂成为社会主义坚强阵地》。当时，贵州至少已有数十万 人饿死，奄奄待毙的更多；省检察院已将“革命圣地”遵义人吃人的报告秘密上 报。可是《人民日报》竟然宣称：贵州“十一万九千多个食堂越办越好……社员 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在毛泽东指令下，中共中央要求全国百分之八十、 九十以上的人在公社食堂吃饭；而且出尔反尔，一改去年五月的“粮食分配到户” 的规定，重新规定：缴了“征购粮”后，收获的粮食一律直接送到公社食堂，不 得分给农民。 　　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并非不知道公社食堂是饿死人的祸源，可是努力贯彻中央 指示是他们的天职。到了四月间，就河北、山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统计， 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户又入了食堂。河南省由于吴芝圃下令“不许一家农户烟 囱冒烟”，入食堂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显然将山沟沟里的农民也赶进了 食堂。 　　对一九五九年已经饿死了一万六千多人的江苏高邮县县委书记来说，解救饥 民是小事，学习中央文件才是大事。他们于四月初召开了一个有一千多人参加的 “办好食堂现场会”，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研究的成果是：高邮县一九 六○年和六一年又相继饿死了两万人！ 　　“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只是《人民日报》画出来的仙境。河 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 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 “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 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 梁，消失在坡那边…… 　　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当时，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革职、 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就有这种经历：“我带着两个 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一九六○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 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 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 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 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 岭去喝粥。 　　阎红彦在总结云南饿死人问题时说：“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 果，也造成了死人。”本来，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菜蔬由农民自己支配，除集体分 配的口粮外，这是另一个食物来源。一九五九年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关于农 业问题的文件上批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 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但是，庐山会议后，毛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将 早先下达的文件作废。才发给农民没几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农民唯 一能获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农民吃什么，食堂没粮了，农民就只好等死。 譬如四川井研县，县志记载：“起初食堂吃饭不定量，吃饭不要钱，浪费了不少 粮食。一九五九年粮食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先是每人每天定量六至 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后又降至三至八两不等。”三两粮不到一百公克，谁 也没法靠这点粮食活命，结果每八个人就死了一个。 　　公社食堂是卡住农民脖子的钳子，食堂散伙是唯一的办法。一九六○年春江 苏宝应县饿死四万人后，省委派去的工作组向省委书记刘顺元汇报说，不解散食 堂便不能遏制饿死人，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刘立即回答：“该解散多少 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但刘明白，若消息走漏、让中央闻知，那是要问罪 的。他叮嘱工作组干部说：“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说是‘调整’，不要说 ‘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们共同负责吧。”当时的江苏省 长惠浴宇后来回忆道：“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又 救了宝应多少条人命啊！” 　　惠浴宇说的是对的。但毛泽东还在坚守他的“社会主义阵地”，直到一九六 ○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在向全国发指示：“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 的制度必须坚持”。于是食堂制度继续掐着绝大多数农民的脖子，农民也就继续 饿死。可惜的是，敢于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阵地”挑战的干部太少了。 　　从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灾害”之外，中共又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是造 成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祸首。理由是，苏联一方面“背信弃义”地单方面中止执 行数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包括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协助中国 研制原子弹的专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对中国“逼债”。中国不得不把食物送到 苏联去还债，以致食物短缺、发生饥荒。“好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用民族主 义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泽东成功地挑动起人民对“苏修”的仇恨，转移了人民 的不满情绪。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