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二　十　九　期　　　　　　　　　　　【】 　【】　　　　　　　　　　　　　　　　　　　　　　　　　　　　　　【】 　【】【】【】【】【】【】【】【】【】【】【】【】【】【】【】【】【】 　　　　　1997.10.10　　　　　　　　　　　　　　（sd9710b） 　÷÷÷÷÷÷÷÷÷÷÷÷　本　期　目　录　÷÷÷÷÷÷÷÷÷÷÷÷ 　⒈　编者前言 　⒉　目前中国新闻界面临的双重围剿　　　　　　　　　　　　　　陈　雁 　⒊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徐　贲 　⒋　文革后中国思想审查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　　　　　　　　　　徐　贲 　⒌　传媒垄断造成的腐败──透视中央电视台广告　　　　　　　　洪佳山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编者前言　◆ 　　《隧道》与大家见面已经四个月，这期间收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鼓励、建议 和批评，首先对于我们没能逐一回信致以歉意，并向所有来信的朋友表示感谢。 鼓励的内容就不说了，这里将有关批评的内容归纳为几个方面，与大家谈谈我们 的看法，并欢迎进一步批评。 　　一种批评意见类似一位读者信中所写：“从你们所刊登的内容来看，以反映 当前及历史上新中国所谓‘黑暗面’居多，可是我不明白，今天的中国正在以令 世人瞩目的速度向前发展，为什么你们的声音让人们觉得如此偏离时代的主旋律 呢？” 　　我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如果存在“光明面”，也就会同时存在“黑 暗面”。我们不否认中国正在发生变化，但是那些“光明面”并不缺乏表现，当 局垄断或控制了大陆几乎所有媒介，口径一直地宣传“光明面”，却把“黑暗面” 划为禁区，严格禁止触动。我们认为人的知情权包括知道“黑暗面”，甚至那是 比“光明面”更应该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知道的，而所谓“时代的主旋律”，已经 不差我们这个声音再加入进去。 　　另一类批评认为《隧道》内容中对历史的回顾过多，一位朋友这样写：“不 要人家都开十五大了，我们还在回忆文革打人的痛苦。这未免有点太不合时宜了。” 还有人告诫：“不要仅仅坐在书斋把眼睛紧盯在中国的过去”。的确，我们知道， 不少人──尤其是文革后长大的青年一代──对中国那些苦难的过去已经没有兴 趣，甚至感觉厌烦，但是我们这样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历史，现在的中国与过去 的中国并没有一刀两断，从过去的历史，我们能看到中国的现在，甚至能看到中 国的未来。 　　不错，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共发生了变化，有些方面几乎南辕 北辙了，然而它们仍然不乏一脉相传之处，不然为何中共十五大的党章要把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共同确立为“旗帜”呢？还有至今中共为什么仍然严禁研讨 和揭露毛泽东时代的种种罪行呢？“六·四”屠杀是邓小平与毛泽东二者之间最 为典型的一脉相传。 　　所以，当我们仍然被强迫遗忘过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不懈地去回顾过去， 尽管那的确有些沉重。眼前一时的安逸不能说明苦难不再重现，要知道五七年以 前和文革以前的中国，都曾经有过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 　　还有一种批评是认为通过言论不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如这样说：“难道 就没有比不停的抱怨更好的方法来增进中国的民主和繁荣吗？难道你们这些人就 不能做些更实际的事来代替不停的嘟嘟囔囔吗？比如说帮助引进外资，捐献一些 财物给贫困地区的儿童等等。……多多介绍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方法给中国。更实 际一点去建设中国！！！” 　　我们尊敬那些一直以专业工作和具体行为建设中国的人，不过我们认为思想 和言论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不是毫无“用处”。这一点从专制政权对思想和言论 的管制之严上就不难看出，他们怕的是自由的思想和言论动摇了专制统治──难 道思想言论的“用处”还不够大吗？如果我们全都停止了“嘟嘟囔囔”，那当然 是统治集团最求之不得的，而他们当然无需“嘟嘟囔囔”，他们一直都是在用高 音喇叭大喊大叫。 　　另外，有人写信说：“现在老百姓的痛苦很多。下岗、失业、劳保、医疗费 用、延时工作、没有工会保障、不平等待遇等等，而在这本杂志中反应的却很少。” 有的朋友建议《隧道》的方向应该以新闻报道为主，采用短小活泼的文章，改变 目前偏向思想性和理论性的风格。这些建议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可读性的必 要，我们会努力改进。但是《隧道》的编辑方针以思想性为主，这是我们创建《隧 道》的初衷。现在不乏具有可读性的报刊，即使在大陆也是如此，反映中国现实 社会问题的新闻报道，海外读者到处都可以得到，大陆读者则可以去看网络上的 海外报刊，况且那些事就在他们身边时时刻刻地发生。倒是从更深的层次对中国 社会进行分析和探讨，可能是《隧道》比较有意义的特色。 　　同时，由于我们不能进行公开活动，无法对时事进行追踪采访，这也是造成 《隧道》不可能加强新闻特色的实际困难。 　　另外，有些批评是出于认定《隧道》来自海外而发出的，如“舔舐过去的伤 口，发出哀鸣来博得金发碧眼的同情”、“不要用分裂你的祖国的行为来取悦美 国人，也不要用你反对中国的言论来作为在美国谋生的手段”。我们认为，同意 或者反对的态度，应该出自对观点本身的分析，而不是首先看那观点来自哪里； 其次，我们可以再说一遍，《隧道》的发送虽然经过海外，但编辑工作全部是在 大陆进行的。 　　对于《隧道》的编辑工作，我们需要做一点声明，按照规则，《隧道》采用 的文章应该每篇都写明转载于哪里，我们之所以没有那样做，是因为那样注明等 于给“有关部门”提供进行“定位”的线索。正因为我们不是在海外而是在大陆， 所以不能不防备被“挖出来”的危险。这一点还恳请各方面给予谅解。在以前各 期，我们把大陆作者的姓名以“暂无名”代替，现在来看，那至少可以使“有关 部门”定位出哪些文章出自大陆，时间长了，也不免会顺藤摸瓜。因此我们决定， 以后不再用“暂无名”，而代之以由我们所起的无规则化名。将来有一天，我们 会一一公布那些作者的真实姓名。 　　这一期刊登的几篇文章，可以作为对以上讨论更为全面的论证和注解。 【】　　　　　　　　　　　　　　【】　　　　　　　　　　　　　　【】 　　　　　　　　　◆　目前中国新闻界面临的双重围剿　◆ 　　　　　　　　　　　　　　　　　　　　　　　　　　　　·陈　雁· 　　　　　　　　　　　　　　◆　“党的喉舌” 　　中共对于自由、特别是人民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恐惧，是它一贯的特 征，虽经近十七年改革而未曾变。它对一切非自身拟就的文字的猜疑和敏感达到 病态程度，甚至超过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十月革命后，苏联曾有过四年时间允许各种政治倾向的报刊存在。二十年代 一个时期，党内不同的政见可以在党报上公开讨论。至于对苏联社会生活阴暗面 中非政治性现象以及中层以下官员的不良作风与错误的批评甚至讽刺，则直至斯 大林死去为止，从未在报刊上消失。从中央到各共和国，都有专事揭露和讽刺的 漫画期刊出版。这一切自然不能触及本质性问题，无非是政权的一种点缀而已。 然而，毕竟聊胜于无。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共执政后不出数月，一切民办 报刊一概被封闭，全部新闻媒体都定为“党的喉舌”。在组织上，所有新闻社、 馆的总编都由党委任命，以便加强控制。在内容上，虽无明文规定，然而，不仅 党报（电台同）的社论、评论必须准确地传达党的声音，一切报道的每一句话也 必须与党的“精神”相一致。各级党委的决定、领导人的讲话与行踪必须放在最 显要位置。 　　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就叫“舆论一律”，中共治下新闻界的铁律。现代北京 政治领袖的用语略微文明，称之为“舆论导向”。 　　“党的喉舌”、“舆论一律”和“舆论导向”，这就是中共建政以来的基本 新闻方针。三位一体，一以贯之。 　　中共有一个奇怪的逻辑，似乎大陆上发生的任何好事都是中共之功，一切坏 事——包括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民事纠纷等，都使中共脸上无光。在这一心理 逻辑的指导之下，新闻媒体只能报喜不报忧，只有成绩、没有缺点，只有好人好 事、没有坏人坏事。除非是中央有意（如１９５２－５３年“三反”运动中处置 贪官以及不同时期的“反党集团”等的新闻），党、政、军和社会生活的负面报 道是绝对不准见报的。 　　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也严格按照中央的需要和利害决定取舍。１９５０年北 韩对于南韩的进攻，中国媒体的报道全然颠倒真相。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在苏共 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很快传遍世界，而中国大陆却作为 党内机密文件只限高干阅读，直到１９９３年上海一家刊物才作了摘要介绍。 　　新闻从业人员除少量一般编辑、记者外，领导和骨干必须是中共党员。他们 的职责，首先不是独立、敏感地去发现新闻线索和了解、研究社会动向与读者要 求，而是“吃透上级精神”，其主动性的范围不超出宣传政策时在词藻上下功夫， “正面报道”成绩、经验、与先进人物时选取更理想的对象，作更生动的描述。 久而久之，纵使是有才能的记者在长陷窠臼之后也难自拔，三十年后稍有自由时 虽有心重写社会真正需要的报道和文章，也难越旧轨了。许多新闻从业人员的思 想、作风竟完全“官化”，从仕成为他们的目标。 　　１９５６年，在苏联、东欧“解冻”潮流和毛泽东实行对文艺和学术的“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影响之下，中共对大陆新闻界的控制稍有松动，为显示 姿态，把《文汇报》等几个原属民主党派的报刊归还于原党派手中。一些报刊因 此开始出现对党、政官员和社会现象的批评。然而随即就是１９５７年的“反右 运动”。那场运动中受到打击最惨重的就是新闻工作者。这一点可以从新闻界的 “右派”比例之高得到证明──很多单位则超过百分之三十，有些达百分之五十， 某些地方党报竟占百分之九十。反右造成了一种恐怖性的震摄作用。从此，偌大 中华，鸦雀无声；全国媒体，尽归党有。中共真正获得了在大陆恣意妄横行无忌 完全不受约束监督的全盘垄断地位。一波紧接一波的大难由此而起。 　　反右运动使全国陷于沉默，新闻界一片死寂，这才使毛泽东１９５８年发动 疯狂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成为可能。大陆新闻界受到重创后，幸存者 中许多人便从此走上“风派”道路。“大跃进”中的浮夸是导致空前大饥荒的主 要原因，而新闻媒体夸大粮食产量与其他错误的报道，推波助澜，起了极为恶劣 的作用。一部分记者是为邀功请赏而有意这样做的。 　　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新闻媒体实际上提前二年便已开始。１９６ ２年十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伴随着“反 修防修”斗争的开始，全国新闻媒体便进入了意识形态的“战争状态”。到１９ ６２－６５年，宣传的单一化的极端化已接近文革时期。所以文化大革命的舆论 准备，并不是从１９６５年年末发表“评《海瑞罢官》”才开始的。 　　文革初期，在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下，全国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大小不等 的“革命群众组织”。一时间，人民群众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前提下， 也享有了相当大的新闻出版自由。各群众组织和不同派别都自发地、不经登记和 审查地出版了大量定期和不定期的“小报”、“刊物”和传单。不过很快，在扫 荡完政敌之后，毛泽东统治的文革后期中国，就陷入了更加单调和恐怖的“舆论 一律”之中。 　　自从毛泽东去世，江青等人被逮捕后，大陆政治空气松动，有一段被称为“民 主墙”和“民间刊物”的时期。其时，以北京为中心，一批民间刊物破土而出， 并生存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著名的有，《探索》、《北京之春》、《沃土》、《四 五论坛》等等，魏京生、王军涛、胡平、刘青等人都是它们的编者或作者。这批 刊物未经官方登记许可，由老百姓筹款自行油印或铅印出版，公开以“民主”和 “言论自由”为诉求中心，完全独立于官方的传播媒介体系之外。在中共的统治 历史上，那是一段非常显眼的异数。当时，由于中共党内正进行着毛之后的“凡 是派”和“实践派”的权力斗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践派”为借助民间舆论 打击政敌，故对“民刊”网开一面。但是，待到“凡是派”被击败后，邓马上转 过手来，逮捕魏京生，镇压并取消了“民间刊物”。 　　　　　　　　　　◆　目前中国新闻业受到的专制禁锢 　　赵紫阳于１９８７年初继任中共总书记后，决心有步骤地推行民主化，并提 出必须扩大“透明度”，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新闻工作者的斗争和党内改革 派的支持，终于在１９８９年五月中旬使大陆新闻自由实现一个历史性大突破： 中央正式决定，自五月十四日起，全国新闻媒体对天安门运动进行客观报道。虽 因戒严令使这次决定仅仅实行了六天，其意义和影响确是不能低估的。多达二、 三百个城市之卷入运动，同这段时间的报导大有关系。 　　“六四”屠杀后，新闻界遭到大清洗，其规模甚至超过文革。《人民日报》 从社长、总编辑起，到各部门负责人和编辑、记者骨干几乎全部被撤职、处分、 外调或降格使用，（而文革初期他们不过是暂时停止工作，大部后来恢复原有职 务）。从军队调来的二百多名素质低下的干部取代了他们。 　　新闻界普遍遭到整肃。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４日中共颁布的《关于压缩整顿报 刊和出版社的通知》，是“六、四”事件之后对新闻界进行整肃的文件。作为该 《通知》的结果，是相当一批在八十年代活跃的报刊被关闭、查封、停办。六四 前后被查禁的报纸有：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社会报》，北京的《经济学 周报》，深圳的《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报》、《特区工人报》以及兰州的 《西部晨报》等；在刊物方面则有：武汉的《青年论坛》，北京的《新观察》、 《走向未来》杂志，上海的《大学生》、《新启蒙》、《思想家》、《文汇月刊》 等。 　　“六、四”事件后，中共重新恢复了毛时代干扰海外广播的老传统，但是效 果日益式微，引起了高层的高度不安和关注。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中国中央电视台 发出一份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下达的内部文件，承认中国国营的广播电台和电 视台正在失去听众和观众。听众均转向颠覆性的外国广播。中共指示电台、电视 台努力赢回听众。文件警告：“电波的混乱有助于敌人进行和平演变。” 　　在那段时间里，官方的报刊上回响着类似上述的“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 话语。中国大陆似乎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景象。其后果首先是中国大陆报刊的发 行量暴跌，许多大报的发行量减少三分之一。其次，新闻在大陆的信誉扫地，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１９９１年对全大陆新闻媒体包括电台、电视、 报纸等从业人员三千多人，作了一次内部民意调查，被调查人数三千多人，问卷 回收率为６１%。结果显示，７９%的被调查者认为，新闻报导中批评的禁区限 制太多；６７.６%的人认为在敏感问题上，新闻界不说真话；有一半的人认为政 务和政策报导透明度不够；有１５%的人表示，反映群众呼声的新闻稿太少。在 这份内部问卷上，最敏感的问题是“新闻宣传受群众欢迎的程度”，回答“在群 众中信誉一般、较低、很低”的占７９%；对新闻宣传的领导方式“不大满意和 很不满意”的占８８%。有６.６%的人认为大陆的宣传工作“毫无进展”。因此， 正如《纽约时报》报导的，中国人抱怨说，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找不到新闻，那 就是报纸。 　　随后，靠陪邓小平玩桥牌爬上高位的丁关根出任中宣部长，开始了对新闻界 更为严厉的管制。１９９４年发布了控制新闻舆论的一系列法令。我们看看其中 主要的几条： 　　●１９９４年４月颁布的禁止外资在大陆独资、合资合作兴办报纸、刊物、 有线电视，禁止有线电视转播港、澳、台节目，禁止居民安装卫星天线的法令， 见中共国务院１９９４年颁布的《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和广播电影 电视部颁布的《有线电视管理规定》，它们规定天空“不开放”。 　　●１９９４年６月９日颁布《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要求新闻工 作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中宣部下达通知，不准个人未经组织批准，私自向海 外报刊投稿。在此之前，曾有相当部分异议知识分子向境外投稿，包括魏京生、 王丹等，揭露内幕，抨击时政，导致国际上很大反响，引起当局严重关注。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北京市下达文件，重申“四不政策”：不准外资办报， 不准合资办传媒事业，不开放电讯事业，不开放天空。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下达的新闻２０条（于１９９５年１月宣传工作会议上 通过）。内容是加强控制舆论，对重要新闻发布、批评性报导、与海外新闻交流 都予以严格管制，使后邓时期过渡阶段，保证媒体对党的方针政策报导有一致性。 并重申不准外资办报，不准合资办媒体。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阅报部队”，专职审查各报内 容，对媒体的控制日益严厉。 　　●１９９６年２月４日下达的关于控制电脑国际网络的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６日《计算机世界》报导，公安部日前发出《关于对与 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备案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使用单位和 个人应当在网路正式联通后３０日内，到指定的市（地）级或县（市）级公安机 关办理备案手续。已经使用者，按当地公安机关通知备案时间起３０日内办理备 案手续；在联网方式变更或者中止联网时要在３０日之内通知办理备案的公安机 关。不按规定办理备案登记手续的，公安机关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予以处罚。 　　●１９９６年中共国务院关于外资企业海内外经济资讯流通的管制规定，它 荒谬地规定外资的所有讯息都必须预先经过中共的审查机构过滤。 　　●海外报纸在大陆被允许存在的范围，只限于对外的大宾馆、饭店等地。 　　以上法令规章主要着重于四点： 　　１、防止媒体的经济独立，尤其是外资染指。 　　２、割断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信息联系，特别是政治与社会新闻的交通。 　　３、以保密作为今后封锁资讯主要借口。 　　４、对最近电脑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深怀戒心，不惜一切手段试图切断网络 联系。 　　不难看出，这些法规明显违反国际通行准则和中共自己的宪法。为了保证这 些专制性的新闻法规执行，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通过用超严刑罚惩诫新闻记者，杀 一儆百，逼使新闻界就范，从而规规矩矩服从中共苛刻的限制新闻自由的条件。 如，香港《明报》记者席扬事件，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被捕事件，赴福 建采访军事演习的两名台湾记者被捕事件，提前两天把江泽民十四大公开报告的 文稿提供给香港记者的新华社记者吴仕琛夫妇双双入狱且吴被判无期徒刑事件， 中共外交部新闻司职员白伟基夫妇被控向外国记者泄密被判重刑事件……等等。 据国际保护记者协会的报告，自１９９３年迄今，中国大陆监禁的新闻人员人数， 始终排名世界第一位，在二十人以上。 　　１９９６年是“文化大革命”的三十周年，对于这个给全中国人民带来无穷 苦难的所谓“革命”，全世界举行了各种讨论，出版和发表了大量文章著作。中 共当局却下令大陆报刊杂志一律不许涉足这个领域。个别尚存良知和勇气的刊物 ──如《东方》、《焦点》等──因为试图突破禁令而遭到严厉制裁。其中近年 代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东方》杂志被冠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遭到取 缔。 　　　　　　　　　　　◆　目前中国新闻业受到的商业腐蚀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在邓的“南巡讲话”气氛的笼罩下，中共十四大通过决 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从此，中国 大陆经过一起一伏之后，经济发展走向了超越１９８９年之前的顶峰状态。 　　邓小平的战略是“稳定压倒一切”，在以经济增长换取政治稳定的同时，为 使人民脱离政治，可以准许其个人自由有所扩大，所以在对政治性新闻严加控制 的同时，对非政治性的新闻网开一面。这也是由于财政困难、政府必须取消对官 报补贴，因而使它们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的结果。在这样一紧一松的两面作用下， 中国大陆新闻业迅速走向非政治化的商业事业。与八十年代的后期相比，九十年 代中国新闻业的政治性减弱了，商业性有了更加迅猛的发展。 　　１９９２年之后商潮冲击，各地出现大办晚报、小报、副刊、周末版、文摘 版的现象；还有生活类报纸、行业报、企业报、文摘报等都有飞速增加；同时各 报出现“扩版热”、“广告热”、“小报热”、“增刊热”；上海东方广播电台 的改革，电视台涌现大量专栏现象，使得媒体越来越深入到一般中国平民的日常 生活之中。中共传统的一个地方只有一加党报、一个党办电台和电视台的局面， 正在被打破，一种新的新闻格局正在形成之中。 　　显然，九十年代的新闻媒体以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方式赢得了一些新的自由。 例如在八十年代，所谓党和社会“阴暗面”暴露的常规仍未完全突破，军队和公、 检、法司法机构的问题属于禁区，绝对禁区。而现在，这些机构的腐败问题则常 见诸报端。这并不是由于当局的开明，而是“阴暗面”之泛滥已引起社会强烈愤 怒，不得不予以暴露以表明当局无意纵容而有心制止。 　　报刊的商业化，有对于当政者有利的一面。报刊内容的多样化会给人以错觉， 似乎已享有充分的自由，而侧重消费主义和声色犬马的报道则可使政治上本已冷 漠的读者进一步疏远政治和公众事业。 　　天安门运动的失败和继之而来的白色恐怖，使新闻工作者和全社会一样意气 消沉。然而１９８９－９０年尚能留在岗位上的编辑、记者，仍有人不改初衷， 在恶劣条件下透过奉命采写的报导的字里行间，向人民透露少许真实信息。然而，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后全民经商、大发其财的“运动”，和官员大腐败、社会 大腐烂以及新闻媒体的商业化倾向，却使许多新闻工作者抵挡不住诱惑了。 　　当然，在中共这样一种新闻体制下，由于缺乏记者间的竞争机制，记者收入 偏低以至不能与普通工人相比，没有财力保持职业道德上应有的尊严，同时又难 于通过自己独立、真实及有极高价值的新闻报导确立自己的名声、荣誉、地位和 收入；加上媒体间的相互竞争和监督机制也远未完善，因而虚假不实或毫无新闻 价值的报导并未影响到报纸名声和经济存亡；此外，新闻业的职业道德规范也没 有确立，因此，所谓“有偿新闻”成为这种体制下的一个特殊的头痛问题。 　　所谓“有偿新闻”，就是新闻记者向某些个人或单位预先索取报酬，作为交 换，该记者撰写报导，赞扬吹捧这些个人或单位的“光辉事迹”；即该个人或单 位以金钱换取名声与地位，而记者则以手中的权力交换金钱；有些人甚至买通记 者为自己树碑立传，扩大影响。还有一种更大规模的是“版面交易”，常常是官 方认可或默许的，是一种集体受贿形式。 　　另一类“有偿新闻”现象，是表现在媒体广告中。这就成为“无偿广告”。 在这种时候，广告商的利益会与记者的权力产生交换。即，有个别素质不高的记 者私人在得到广告商好处的情况下，把广告写成新闻报导。 　　据认为，大陆新闻工作者中目前尚能不失敬业精神者，不超过三成，仍有为 社会良知斗争愿望的，不到一成。总之，目前的中国新闻界在政治禁锢下不断萎 缩，同时在商业腐蚀下正在迅速堕落。 【】　　　　　　　　　　　　　　【】　　　　　　　　　　　　　　【】 　　　　　　　◆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 　　　　　　　　　　　　　　　　　　　　　　　　　　　　　·徐　贲· 　　历史意识的关键在于集体记忆，即一种不受国家记忆或遗忘任意控制或操纵 的社会记忆。近年来，随著人们对豪布华希的《论集体记忆》和肯奈顿的《社会 是如何记忆的》等著作认识的加深，集体记忆越来越受到文化批评的重视。集体 记忆是一种既不同於「历史」也不同於个人自传式回忆的群体记忆。在极权国家 里，「历史」由国家权力所控制，民间记忆便成为一种对抗国家记忆扭曲（或国 家操纵的强行遗忘）的手段。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个人回忆成为保存非官方记忆 的唯一处所。 　　匈牙利学人里埃思本沙德曾以切身体会谈到：「极权统治下的东、中欧地区， 知识分子以保存个人记忆（回忆录、自传）来保存群体记忆的要求特别强烈，这 是因为记忆的传统保存方式——历史书、刊物杂志、教科书、国家节日、博物馆—— 均遭官方权力所操纵，因此作家便起到了记录者、记忆保管人和说真话者的角色。」 作家因此而成为英雄，成为民族遗产的继承人，而官方史家则被视为唯唯诺诺的 思想侏懦。在官方对历史的控制和歪曲（强行忘却）面前，作家的个人记忆便成 为民族记忆的来源与代表。文革以後出现的文学或个人回忆（包括创伤文学）对 中国社会重新记忆文革起过极大的作用。那些个人的记忆因为进入了公众领域而 在文化交流中成为群体记忆。这和当时在相当程度上鼓励反思文革的宽松政治环 境是分不开的。１９８９年以後，文革讨论反倒成了禁区。这和官方需要遗忘１ ９８９年事件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昆德拉在《笑声与遗忘之书》中刻划了以控制集体性历史记忆为主要特征的 极权统治，其中有这样一句现已广为人们知晓的话：「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 忆与遗忘的斗争。」昆德拉写道：「为了不让一丝一毫不愉快的记忆来打扰新牧 歌，那曾玷污国家美好记忆的布拉格之春和俄国坦克都必须消除。所以，在捷克 斯洛伐克没有人纪念八月二十一日。」 　　仅就集体记忆而言，１９８９年後的中国社会和知识份子向文化观察者传出 复杂而不容盲目乐观的信息。有论者写道：「在经济大繁荣的年代里，历史失忆 像疾病一般在侵袭中国人。」人们再也见不到从７０到８０年代那种历史反思： 「（当时）知识分子和作家都不懈地积极回忆。好几年里，忏悔和自责不仅回响 在文学话语之中，而且也成为政治话语的主调。」事实上，１９８９年後的中国 知识份子并没有停止回忆，他们回忆以章炳麟、黄季刚、王观堂、胡适、顾颉刚 为学人模式的中国学术史业绩，回忆顾准，回忆陈寅恪，但他们毕竟再不能把回 忆集中在那些曾经深刻影响过中国人集体生存的历史事件上。这应该归于客观的 政治环境的结果，而不是知识份子真的患了普遍的「失忆症」。 　　之所以要强调社会对历史事件，尤其是不久前的历史事件保存记忆的重要性， 是因为在集体记忆中，特定的事件已不再仅仅是过去的往事，而成为历史流程中 具有象征意义的印记，对当今和未来的群体生存经验具有意义提示和范型表徵作 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五四」、抗战、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都可以说是这 样的事件。国家记忆有时与社会记忆重合，有时则不但不重合，而且还相互冲突， 这是因为这二者的内容和使用的象征并不相同。正如甘卜勒斯所指出的那样，国 家要记忆的主要是有助于它的政权合理性的事件，如胜利战役，光荣纪念日，英 雄或领袖，或者惨遭失败的叛徒和敌人。社会成员记忆的则是非自然原因的集体 苦难、灾祸和死亡，引起过集体震撼的动荡和暴行。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是它独 一无二的集体生存经验和身分意识的重要部分。社会记忆的往往是群体所恐惧在 未来会发生的往事，它的象征很多是官方权力力图消抹或者至少是淡化的「阴暗」 图景和形象。像《蓝风筝》和《活著》这样的电影，就因为保留了这样的图景和 形象而遭到官方的敌视。 　　在维护独立的社会性群体记忆，重视它的现实生存意义和对抗价值这一点上， 文化批评的职责和文艺创作又不完全相同。社会群体记忆需要在适当的政治环境 中才能通过公开、民主、自由地阐释、理解、表现和交流来形成。这种政治环境， 至少对讨论「文革」和「１９８９年事件」而言，在当今的中国并不存在。文化 批评者有责任指出这一点，而不是对它加以掩饰。在文化批评能够於国内环境中 对各种历史记忆的形式和关系（国家的，社会的，民族的，群体的，个人的）作 民主自由的公开讨论之前，批评和争取改善这一环境应当仍是它的一项不容推卸 的基本责任。 【】　　　　　　　　　　　　　　【】　　　　　　　　　　　　　　【】 　　　　　　　◆　文革后中国思想审查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　◆ 　　　　　　　　　　　　　　　　　　　　　　　　　　　　·徐　贲· 　　限制言论自由的审查体制有三个基本因素。一是国家权力审查机器的压力， 这种审查无论是以意识形态、宗教或传统价值为审查内容，都是政治性的，即使 在民主国家，政府压力也能影响出版界，而直接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恫吓和惩戒， 则是专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是出版媒体的「自我审查」，出于政治的压力， 或甚至在并无显著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有倾向性或选择性地报导或发表。第三是 经济因素的作用，这个因素本身又相当复杂。经济独立是出版独立的基本条件之 一，但追逐利润，并不一定与争取独立出版有关，也不必然会形成出版独立。 　　审查的这三极因素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呈现出极为复杂多变的结合形态，根 本不是用所谓「全球化」商业机制这种笼统说法就能大而化之的。中国文革之後 至今的审查制度虽然时松时紧，但与文革期间相比，总的来说出现了两个基本特 征。第一个特征是思想讨论的「禁区」与「非禁区」的差别明显了。文革期间的 「政治挂帅」使得一切话题和文化行为都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连亲朋夫妻间 的私下交谈都足以成为罗织死罪的证据。文革後，中国社会有了所谓官方的「不 在意区域」，也就有了「非禁区」与「禁区」的差别，当然这种差别并不是绝对 的。「非禁区」往往是非政治性的。当今知识分子在思想「非禁区」内的学术活 动、讨论和观点陈述，往往是以纯学术面目出现，只要这种自律不失控，确实有 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禁区」则一定与政治有关。凡涉及政治制度及其理念、政 权结构和统治形式、政党及具意识形态等等的，都是「禁区」。 　　文革後，官方对文化界的思想审查主要是在「禁区」内进行的，因此，感受 到这一审查压力的也就不再是一般文化人士或知识分子，而是具有政治意识，尤 其是非正统政治意识的知识分子。「禁区」和「非禁区」的区别使得中国的文化 讨论话语形成不易为外国学者所理解的重要「中国」特征。其中之一便是，由于 从「禁区」向「非禁区」的边缘不自然过渡，而造成的实质问题和可见议题的错 位。例如。明明涉及社会和政治议题的讨论，却偏偏戴一顶「文化」的帽子；明 明涉及了「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这类民主价值，却又不得不放到文学 去谈「人道主义」或「主体性」。这类顾此言彼的策略有时见效或见效一时，并 不能完全逃脱审查制度的监视。 　　文革後思想审查的第二个特徵是从攻势转为守势。用匈牙利作家孔拉德的话 说，就是从逼人说假话变成限制人说真话，或者如茹普尼科所解释的那样：这是 「从群众恐怖转化为『文明的暴力』，极权政权觉得与其实行制度性审查，还不 如争取（当事人的）内在化自我审查」。对这种从咄咄逼人的斯大林式审查到退 居守势的後斯大林式审查的转变，东欧作家感受特别强烈，也多有论述。中国知 识份子对这种审查制度的转变不会没有查察，但至今未见公开讨论，恐怕也是因 为讨论「思想审查」本身就是一个「禁区」。内在化的自我审查包括刊物的和作 者的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刊物和作者自律并不总是那麽可靠，免不了会出毛 病，所以文革後的审查又有事後处理多於事前遏制的特点。 【】　　　　　　　　　　　　　　【】　　　　　　　　　　　　　　【】 　　　　　　　　　　◆　传媒垄断造成的腐败 　　　　　　　　　　　　　──透视中央电视台的广告　◆ 　　　　　　　　　　　　　　　　　　　　　　　　　　　　　·洪佳山· 　　一家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酒厂以３．２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为１９９７年占据 中央电视台黄金广告时段的“标王”，国内媒介对此轰动事件大都持不以为然的 态度，甚至大泼冷水。但是从学者的角度，却从这个事件看到后面隐藏的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在一家中央级电视媒体垄断的局面下，秦池要想从无名之辈到家 喻户晓，夺标不仅别无选择，而且是理性的，是值得的。如同秦池的老板所说： “获得了标王，就占领了全国广告宣传的制高点，企业就走向了全国市场。”如 果说这种恶性竞争有问题的话，问题也应该主要在中央电视台一方。既然中央台 以垄断地位搞寻租，广告主与广告商除了洗干净了脖子等着挨宰，还能怎么办？ 中央台几年的招标会，己然让不少企业把投标当成了赌博和投机，从而掉进了广 告迷信的陷井，中央电视台则趁此大发了一笔横财。有数字为证：１９９０年， 中央台的广告营业额仅有１亿元；１９９４年近１０亿，占全国电视广告营业额 的１／５；１９９５年一路上杨到１６亿，占全国电视广告营业额的１／４；１ ９９６年更是财源滚滚挡不住，达到３５个亿，占全国电视广告营业额的１／３ 强。１９９７年呢？行内人说４０亿挡不住！一位酒厂老板说得直白：“其实我 们都是给电视台打工呢！” 　　也有人认为，中央电视合进行广告招标，实际也属无奈之举。中国拥有受众 最多，覆盖面最广，最具权威性的电视媒体，只有中央电视台一家，别无分号。 如果不用招标方式而以行政手段分配广告时间，每个广告主都想从有限的电视时 段中分得一杯羹，中央电视台该怎么办？其中可能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会更多。 　　然而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是没有竞争的， 也不允许竞争；二是作为一个公有电视台，是否应该播放广告？ 　　首先如果允许中央电视台进入市场，它作为中国唯一一家覆盖全国的电视媒 介，必然占尽市场先机。但其在前提上就已经出现了不公平──中央电视台的地 位是以其政治优势保证的信息垄断奠定的，如何体现公平地参与经济活动？只要 某一地区的电视台是唯一的，它的时间区段的划分也是唯一的，其排他性就决定 了它在接受某种产品的营销发布时，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客观公正。而由于行政垄 断产生的腐败，就有大量机会出现于电视台节目制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存在于大 媒体的极强权威性与垄断性，相对于广告公司形成充分的卖方市场，这样一种极 不平等的地位，导致了许多不正之风的盛行、广告公司为能买到所需的广告时段 和版面，纷纷采取对紧俏媒介经营人员给回扣、巨额贿赂，免费旅游等拉拢手段。 北京的一位广告人就把与大媒体的合作称之为“伺候大爷”。某学校校长曾主持 过一个新闻发布会，按规定这个会议新闻是可以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中露面的。但 是，为了保险起见，她仍然塞给了电视摄制组（３人）１０００元。“记者很轻 松地就把钱收下了，一如完成他们工作中的某个程序，这样的会议新闻他们一天 可以跑好几个，这笔帐到底怎么算？”她如是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说：“市场经济是有规则的经济，中央台以行政权力掺和进 来，自己既当运动员教练员又当裁判员，经济规则从何谈起。这简直是国家职能 的错位。” 　　这位研究员认为，只有两类新闻能唤起人们对信息的占有欲和传播欲，一类 是政治新闻，一类是娱乐新闻。由于垄断，人们对于政治信息没有多少发言权， 因而没有参与感。这也就是为什么讲吃、讲穿、讲玩的娱乐信息在我国大行其道、 异常发达的原因。每年中央电视台的３．１５文艺晚会都有亿万观众。他们在观 看晚会的时候，不是打热线电话就是拿起笔来记下诸如“某某品牌的奶粉大肠杆 菌超过卫生部的标准”之类的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讲，目前中央电视台已是全国 最大的一张产品行销网。但是由于其做为没有竞争的单一媒体，对消费者缺乏责 任心，因此导致它对消费者（包括广告主和广告商）几乎是无助的。大量无用的、 重复的、过时的信息，只要肯花钱，都可以堂皇地占据观众的宝贵时间。 　　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位老师认为，“现代广告不仅是经济现象，同时也在传播 一种意识形态，没有一条广告不含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念，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媒介播出广告应有极强的倾向性，根本不可能不加选择或给 钱就播。在７０年代，为帕寇香水制作的性感广告‘床上的男人’曾红极美国， 但《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都不为重金所动，拒绝刊播。 澳大利亚也曾掀起过一场国货运动，所有的公营和私营电视台都拒绝播出有关国 外产品的广告。可见即使是充分商业化的西方国家传媒也并非个个见钱眼开，在 这方面，我们的国家电视台表现的实在不怎么样。”他举例说，中央台曾有过一 则关于国产幸福摩托车的广告，主题句居然是“哇，一定是进口车”。真不知道 堂堂国家电视台，要潜移默化地灌输给观众什么。”另一位研究者认为，由于大 媒体广告价格的攀升，使国内的广告公司难于应付，国外广告界乘虚而入，凭其 雄厚实力抢购媒介。比如中央台体育频道就被加拿大公司以每年上亿元的价格买 断６年，文艺频道、电影频道也将部分时段卖给了新加坡和法国广告公司。“强 传媒、弱广告公司”的现状，让中国广告业面临严峻考验。 　　迄今为止，中国从国家角度对电视媒介发布广告没有任何限制政策。而同类 国外的媒体，如英国广播公司和日本放送协会，它们没有政府拨款，全部收入来 自接收它们节目的受众所缴纳的执照费（如英国广播公司每合电视每年收取９５ 英镑的收视费），所以它们所属的电台、电视台都不播广告。另外，许多国家在 几个公营台中间规定有的允许播广告，有的不允许播广告，理由其一是缓解反对 电视广告的公众的不满情绪，让他们能收看到不播广告的频道；其二是让某些不 能吸引广告商的节目得到播放的机会，不致于遭到商业化体制的排斥。另外广告 播送的时间也有区别性的规定。许多国家规定教育节目、儿童节目中不播广告， 以免耽误教学或分散学生注意力，有些国家禁止在黄金时间做广告，以保证受众 在这段最为宝贵的时间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或娱乐服务，德国就是这么做的。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为保证受众得到满意的娱乐消遣，愉快度过节假日，不少国 家禁止在星期天或国家节日播放广告。“星期天无广告”这些规定，着实令国人 羡慕。反观中国的电视台，广告不仅无孔不入，而且还要把黄金时段拿去拍卖， 越是逢年过节，广告播得越起劲儿。 　　另外一方面，中央台１９９５年增办了体育、电影、文艺等频道。这些频道 一概加密播映，观众缴费收看。中央台属国有，政府已用纳税人的钱作了相当的 投资，仅就加密本身而言，观众也缴纳了解码设备费和收视费，由有线电视网统 一收取。这就是说观众既要缴有线网的费用又要缴解码费用。双重收费后，中央 电视台还要用大量的时间来播广告，搞竞标。所有的广告费最终由谁“报销”， 还不是要从做广告的产品转嫁到广大消费者身上。电视台倒是财源兴旺了，可是 普通观众缴钱看电视的消费权受到了侵犯和损失。同时，如果各省台不转播《新 闻联播》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到《焦点访谈》之间的广告，中央台该 广告时段的含金量就不会这么高，投标的价格也不会这么高。但是这两段电视时 间却是由行政规定必播不可的。这样，广告收入进了中央台一家的腰包，代价却 要各省台来承担，行政垄断带来经济垄断，公平何在？ 　　类似的不公平还有许多，例如，当一部精彩的电影无故被接二连三的广告打 断，一台文艺晚会因为加播广告而拖后播出的时候；当“某某牌卡士炉安全性能 百分之百”一句话从主持人的嘴里蹦出来，另一边１７岁少女却因其爆炸而花季 不再时；当招人喜爱的体育节目主持人在转播完一场比赛后，忙不迭地加上一句： 某某联赛即将开始，某某广告公司承揽广告，把亿万观众出卖给广告商的时候…… 同样是消费的权益受到侵犯，可当你在商店里买了一件伪劣产品的时候，却可以 凭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到消协去说理，而你受了电视台的气，你除了来两句 国骂，却实在不能把它怎么样。因为目前，中国尚没有一部完整的公共事业法， 也没有一部完整的广播电视法。除了业务方面，国家几乎没有一个部门或一部法 规或一部条例来对中央电视台的其他方面予以监督和约束，保护电视消费者的权 益。 　　垄断加上无法可依，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现在大陆的有识之士已经发出呼 声，要么制定严格的法规来约束中央电视台，要么引入竞争机制解决垄断所带来 的媒介市场扭曲的局面。但在中共当局把电视台视为“党的喉舌”之最重要的部 分之前提下，这种呼吁的前景十分渺茫。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