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二　十　七　期　　　　　　　　　　　【】 　【】　　　　　　　　　　　　　　　　　　　　　　　　　　　　　　【】 　【】【】【】【】【】【】【】【】【】【】【】【】【】【】【】【】【】 　　　　　　1997.9.29　　　　　　　　　　　　　　（sd9709g） 　÷÷÷÷÷÷÷÷÷÷÷÷　本　期　目　录　÷÷÷÷÷÷÷÷÷÷÷÷ 　⒈　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遥远　　　　　　　　　　　　　　　　　暂无名 　⒉　股份制改造能否使中国消除金融危机隐患　　　　　　　　　　暂无名 　⒊　透视亚洲神话　　　　　　　　　　　　　　　　　美国《商业周刊》 　⒋　海外媒体谈十五大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由于可知原因，凡大陆人士未在大陆公 　开发表过的稿件，作者皆署“暂无名”，待无须顾虑时再公布他们的真名。在 　此谨表对他们的深挚敬意与感谢。我们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有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编者按】　日前在香港展开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对中国经 济和亚洲经济的前景都做出了相当乐观的估计。中国现任总理李鹏和据传将成为 下一届总理的朱熔基在大会上的所做的发言，也对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进行了鼓 舞人心的描述。这种前景当然是我们共同期望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事情的另 一方面。从居安思危的角度出发，这一期刊登几篇对中国和亚洲经济前景不那么 表示乐观的文章，作为对世银年会的补充。 　　　　　　　　　　　◆　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遥远　◆ 　　　　　　　　　　　　　　　　　　　　　　　　　　　　　·暂无名· 　　　　　　　　　　　　　◆　中泰经济的相似之处 　　这次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对东南亚“经济奇迹”的挑战，也是对中 国的一次挑战。因为泰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总背景，与中国颇多相似之处： 　　①　房地产业积压资金过多。 　　过去１０多年。泰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贸金，政府未 能制定相应的政策，将资金引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是放任让资金流向价格暴 涨的房地产业。据法国《解放报》的统计，泰国的金融机构近几年在房地产业的 投资己达２３００亿法郎，无力偿还的贷款总额达７００亿法郎。而另一份资料 表明，泰国银行的呆帐目前已达４００亿美元。金融业运作困难使得许多金融机 构濒临破产，这本身就孕育着不稳定因素。在投资导向上，中国与泰国有类似之 处：至１９９６年底止，中国商品房的积压己超过６８００万平方米，由此发生 的资余沉淀达１２００万亿元。这些沉淀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对商品房积 压的痛苦，不少投资者（主要是“公”字号投资者）似乎没有感受到，就在存量 还未消化之时，又有大量新增商品房积压，１９９６年房地产开发投入３８２ ５．２９亿元资金，而销售额却只有１３４０．３８亿元。 　　②　在金融体制调控机制不健全时过分依赖外资，埋下金融风险隐患。 　　１９９２年，泰国政府取消了延用几十年的保护资本市场的管制，成立了曼 谷国际银行，使得泰国公司较易吸收海外资金，从此开始肆意借贷外资。然而就 在放宽管制的同时，泰国政府将泰铢的汇率与美元挂钩。为了保持这两种货币之 间的汇率稳定，泰国不得不让泰铢的贷款保持高利率，其结果是大量的套利短期 资金流入，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到金融危机爆发时为止，泰国外债已高 达９００亿美元。与此同时，泰国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下降，市场份额正 在缩小。泰国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５日公布一项到１９９８年９月这一财政年度的 预算披露，１９９６年泰国经常性的项目逆差是１４．３亿美元。这一切成为金 融危机的隐患，一有风吹草动，大量外来短期资金就会抽走，导致金融动荡。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的机率大大增长：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年８月止，利用外贸直接投资达１６１０．７亿美元，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 通过备种方式利用外资共２２９１亿美元，近３年来，中国已成为第三世界的头 号引资大国，是世界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引资大国。 　　下列这组数字值得关注： 　　中国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的比例为６１．７％，国际警戒线为８０％； 　　中国外汇储备支持进口时间为７个月，国际警戒线为３－４个月； 　　中国外债与ＧＤＰ的比例为１５．５％，国际警戒线为５０％； 　　中国经常项目逆差与ＧＤＰ的比例为－２．５％，经验表明０．５时最利于 经济增长；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经常项目逆差与ＧＤＰ的比例为５．７％，国际警戒线 为－２．５％。 　　虽然中国总是强调中国国情特殊，不能仅以国际通行标准来判定中国外汇储 备是否过多，但上述指标严重偏离常态至少说明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快速应该放缓。 因为过量外汇储备首先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使政府抑制通货膨胀的各种努力 的效果降低。同时在中国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只要有外汇流入，央行就得拿出 人民币资金收购——根据近两年深圳等地银行透露出来的信息，已发现有国际短 期资金大规模流入“恶意”套取利息。对于国际间的这种短期投机，国际金融投 机专家索罗斯曾“谆谆告诫”各国政府：“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政府的错误”， 因为只要政府在市场里留下了市场投机机会，就会有人来投机——为了抵消外汇 占款的增加，信贷规模不得不相应收缩，从而使得没有外汇收入（流入）的部门 很难得到贷款，被迫限产甚至停产。而过多外汇储备，又使得本可以利用的大量 外汇资产闲置不用，在客观上限制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国际上通常用 将储备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所能增加的产出来表示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考察中国 的实际情况，尽管企业经营效率、投资配置效率，甚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很不理想， 但这种低效率还不应该低到投入产出比例比外汇存款和购买国外债券的收益还要 低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相当高昂。 　　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１９９６年我国出口贸易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头６ 个月的出口贸易更是严重滑坡，后半年则稍有回升。有人分析这是因为出口贸易 退税率下调引致。但我国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有下降趋势 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上述种种，正如法国储蓄及信托银行负责新兴国家的经济 学家法迪勒·拉库阿所分析的那样：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工业投资过多， 房地产危机，进口增加、经济增长放缓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而且同时，这些国 家的货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美元挂钩，使得其货币的市值高估，无法反映其国 际竞争力与经常项目收支。 　　　　　　　　　　◆　大量资本外逃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还有一个必须提到的问题，即中国的资本外逃与金融危机生成的关系，这一 问题一旦是官方讳莫如深的话题。据研究者指出，近１０年（１９８５年－１９ ９４年）中国资本外逃数额为４０２．８７亿美元，而同期中国的资本外逃占外 债增长比例达到了５２．３％、超过了８０年代世界上１５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 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而且在进入９０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 外债额。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 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 顾问沃尔先生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１９８９年至 １９９５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其中约有５ ００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不是所有长期资本外流都经过政府批准。大部 分长期资本是通过非法转移的形式流到国外的。这从国际收支资本帐户中出现的 大量‘误差和漏洞’中反映出来。这种资本的数额从１９８９年的３．３亿美元 上升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７８亿美元（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沃尔还指出， 到１９９４年为止，中国在海外共建立了将近１万家企业，遍布全世界各地，但 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事实证明，中国非法的资本外 流是香港等地的重要资金来源，据估计，到１９９５年为止，中国企业和个人在 香港投入３００亿～４００亿美元的资本。大量资本外逃毫无疑问对中国经济产 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国家付出高额的机会成本借贷外资，这边却不断有巨额资 金流出并消失在国外。可以肯定这种资本外逃是构成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 　　　　　　　　　　　◆　国企负债与国有银行的困境 　　中国国有独资银行所面临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和国有企业那种扯不 断、理还乱的关系引起的。近两年，各种传媒有时露出的一些不完整的数据却足 以让人看到这一问题足以引起金融危机的现实性。 　　自从中国对国有企业实行“拨改贷”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 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国企差不多等于白手起家，无本经营。这就 造成了国有企业高达７５％以上的负债率及利息成本（１９９７年中的数据表明 负债率平均高达８０％），而且这些债务来源单一，主要来自银行贷款，由于企 业和银行的历史关系如此，两者之间的这种借贷关系一方面使银行不堪重负，另 一方面也使企业啧有烦言，认为不少利润转移成融资成本，利息与利润的变化加 重了企业的负担：１９８０年利息与利润比率是１：０．０３３；１９９０年是 １：１；１９９６年是１：１·７３。这样就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 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如信贷员的“回扣”， 银行负责审批者的“好处费”以及借贷关系建立过程中的大量“交际费用”等等）， 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不断增多，信贷资 金过多沉淀，金融风险不容忽视。据统计，到１９９６年底，死账及呆账累计达 ６０００亿元以上，再加上企业赖帐及拖欠等，银行的不良债务比率已高达２５ ％左右。自“拨改贷”以来，国有银行自有资产的比率就一直处于下降地位。据 资料，在“拨改贷”前夕，国有银行自有资产比率占７０％左右，以后随着国有 企业债台高筑，银行自有资产比率一直处于下降地位，到１９９６年国有银行自 有资金比率下降到只有３％应右。而美国银行的负债率为５０％，亚洲国家除日 本之外都比我国要低。其实只要平时留心读取各种信息，就会发现金融危机早已 在局部地区露出蛛丝马迹，广东揭阳市一家银行下属的城市信用社，自１９９５ 年起拖欠大批存户近两亿元人民币的欠款，有关人员被政府当局于１９９７年７ 月扣留调查。据传媒透露，这种地方银行分支机构发生问题己有不少。１９９６ 年８月，广东某市体改部门对辖内的金融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各家国有商 业银行资产流通延缓，风险上升。该次调查涉及的金融机构（含网点）共有８７ ０个，总的存款余额（帐内外）６４．３７亿多元，总的贷款余额（帐内外）７ １亿多元。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６４．３７亿元存款，该市可用的信贷资 金只有４８．３亿元，而实际贷款余额为７１亿元，存贷比例失调，各家银行为 弥补逆差，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平衡，超负荷经营十分严重。 　　这次调查对“三项贷款”的分析表明，“三项贷款”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实 际上能按时、安全还回来的贷款所剩无几。整个银行系统的经营效益并不比国有 企业好多少，调查显示，该市银行１９％年亏损３．５亿元，１９９６年上半年 的数字是２．８６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亏损２．４４亿亢，占８５．３５％。 １９９５年，５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年收息率为２８．６９％，１９９６年上 半年下降到１８．６４％，银行的经营举步维艰。贷款回流率和信贷资金周转率 下降，无形中减少了可用资金，使银行的资金运作更加困难。大量银行信贷资金 的沉淀，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提存款风潮，就会由于难以确 保提现而触发支付危机，进而导致金融风波。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广东除广州、 深圳之外，大多数地方的银行经营不尽如人意，潜在的金融危险是存在的。广东 在全国的银行中还算是实力雄厚者，其它省的银行状况只会比广东更差。据《中 华工商时报》登载的一条消息，某省人民银行一项调查结果使人怵目惊心，该省 三年累计破产企业４７９家，破产时资产总额２２．７亿元，而积欠银行贷款本 息高达２６．６亿元，银行信贷资产面临极大风险，而另一份调查也指出企业“破” 银行“产”的潜在可能性：某地到１９９６年６月末，正式破产了５４户企业， 资产总额达２．２１２亿元，而负债总额却高达４．９４１３亿冗，资产负债率 高达２２３％，已严重资不抵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破产企业积欠银行贷款本 息３．８８１５亿元，是破产企业资产总额的１．７３倍。在已清偿完毕的４２ 户企业中，银行所得微乎其微，清偿率只有３．３％。照此推算，全部企业清偿 完毕的话，银行也只能得到１２６５万元的清偿，将有３．７０５亿元的信贷资 产付诸东流。总而言之，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令人担忧：国有企业资产损失和资 金挂帐问题突出，空壳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１／４，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 家财政难以步入良性循环。而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这一事实，已使人们预感到： 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国有企业的深层次问题，任其将危机转嫁，最终的结果是拖垮 银行，导致金融危机。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负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其实早已是大家 心知肚明的事情，这一点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看法为证：“对中国来说， 比人民币自由兑换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直接影 响到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发育，而宏观调控的好坏和资本市场发育的程度 是一个国家能否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决定因素，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 鉴。” 【】　　　　　　　　　　　　　　【】　　　　　　　　　　　　　　【】 　　　　　　　　◆　股份制改造能否使中国消除金融危机隐患　◆ 　　　　　　　　　　　　　　　　　　　　　　　　　　　　　·暂无名· 　　中国国有银行受国家的控制程度比大多数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受国 家的控制程度要高出许多。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曾发表一组数字，以国有银行 资产占银行资产比率这一指标来反映银行受国家控制程度，中国的这一比率接近 １００％，印度为７０％，台湾接近６０％，俄罗斯为２５％左右，韩国为１８ ％左右。这一数据表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对金融问题的调控能力特别强，正因 如此，在各项有关金融的经济指标严重偏离常态时，中国还能使金融危机处于蛰 伏状态；二是表明中国银行系统确实存在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一俟时机 成熟，就会成为现实性风险，其势头绝不会小于墨西哥与泰国。 　　世界上摆脱金融危机的办法通常有几个，如让货币贬值，降低利率以提高本 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等，但中国由于种种政治经济严肃的限制，采用这些办法风 险大且难以奏效（利率其实已经于１９９６年连续两次降低，银行存款利息相对 于通胀率来说其实己是负利率）。所以大家只能将目光对准一点，那就是近几年 来朝野关注的中国城乡屠民储蓄。１９９７年７月，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金融统 计资料表明，中国银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４２７７１．２亿元。另一份同样是中 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到１９９５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约占５万 多亿银行贷款的６０％。近几年不少奏折派经济学家都在琢磨如何将这只“虎” 引出来，以转移危机，从１９９６年动员老百姓买车买房相继失败以后（主要是 没有这两样“消费品”的老百姓购买力不行，有购买力的则大部有了车和房）， 于是又将“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提到了日程上，各大传媒都在恶炒“用股份 制重组国有资产”这一”政治题材（绝非经济题材）。其目的已有部分经济学家 说得非常直白：“目前财政已背着巨大的财政赤字，而且财政支出中能用于经济 建设，尤其是能用于国有企业投资的资金，已非常之少，因而财政与国有企业相 互依存的因果链条正在发生断裂，财政无力再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源泉，”他们 列举各种数据说明金融危机确实存在，而股份制则是一条摆脱危机的现成路子。 　　由此可见，这次股份制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的目的和前几年股份制改造显 然有根大的不同。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改制的主要动机不同。当年的股份制改造目 标在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有不少国有企业虽经改制却未达到这一目标）， 股份制本来的集资功能倒被放在次要地位。而今年的主要动机却是筹集资金，目 的是为了缓解银行危机。那么运用这种办法能否成功呢？ 　　从居民储蓄存款的总量和国有资产的总量来看，是有可能成功的。在这４２ ７７１．２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除了４０％集中于不到１０％的高收入者 手中，有相当部分分散在中小储户手中。根据对全国４万余户居民家庭记帐调查 和相关资料测算，１９９６年全国城镇“万元户”已达到６６４２万户，占全部 城镇居民家庭的７６％。国有资产管理局则公布，截至１９９６年底，国有资产 总量５７１０６．４亿元，１９９７年６月又公布说，国有资产评估后净值达３ ２４１１．８１亿元。这两组数据表明：对国有企业鼓行股份制改造，确实有民 间资金作为支撑。而且老百姓对公司内部股票确实也有不太强烈的购买意愿，笔 者与一些微盈企业或减亏企业——盈利企业己基本“改造”完毕——的职工交谈 后发现，尽管职工们不太愿意购买本企业的内部股票，但因现在就业艰难，出于 与企业休戚与共的考虑，再加之每人份额由本单位工会出资４０％补贴这一诱惑 （如出资６０００元即可得面值１万元的股票，各企业补贴比例不同），一般都 表示可购买一定额度的公司内部股票以支持改革。 　　现在的问题倒不在于讨论这个“药方”的合理与否。凭心而论，企业改制从 利改税、放权让利到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从单项改革到多项改革，进而到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风风雨雨十几年，什么药方都用过了，根本找不到包医国有 企业顽症的灵丹。时至今日，换谁去进行诊断，也开不出什么更好的药方。有人 将股份制改造比作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最后一张王牌”，确实恰如其份。对于 经济学家们来说，现在要做的事是将经济决策的事后反应（包括不良反应）说清 楚，对前些年股份制改造流于形式的种种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否则将会导致 这次大规模企业改革流产。 　　以往股份制改造结果不理想的原因在于： 　　一、没有建立有效约束经营者的外部机制。前几年“股份制”这张王牌失灵 的原因，主要在于没有解决“企业无上级”的问题。在正统的股东主权模式中， 经理层的无能、怠惰以及道德风险都是通过外部股东来校正的，外部股东要发挥 作用，则要通过一个有效率的、具有评定公司价值和转移公司控制权的的功能的 资本市场。除此之外，还要通过一些其它的制度安排，如竞争性的“买卖”经理 人员和职工的劳动市场。但我国目前的转轨经济中，竞争性的资本市场与劳务市 场都是缺少的。改制后的企业经理层基本上还是通过上级行政命令措派，一些地 区搞所谓“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受委托人其实也还是由政府按任命干部的方式 挑选，并且基本上是委托给原来的经营班子。这一点和国有企业并无差别，可以 说现阶段中国股份制企业经营层的任命机制，决定了这些股份制企业的经营层和 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一样，“经营领导”（即维系好自己与上级部门的关系） 比“经营企业”更重要。面对现行任用、考察股份制企业经营者和董事会成员的 方式与标准，这些经营者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他们必须 在“眼睛朝上”还是“眼睛朝下”之间作出选择。在厂长，经理们还是“官员”、 政企还未分开的利益机制牵引下，“经营领导”和领导还会被“经营”，不仅是 中国国有企业，还是所有换上股份制招牌的“翻牌公司”顽症的根源。因为被“经 营”的领导往往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来选拔企业经营者，不幸的是企业的利益 和往往和官员们的私人利益相背离，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内部人控制失控”的“代 理危机”，企业资产处于不断流失之中。 　　二，在董事会成员兼经理人员与企业财产之间，并没有经理起一种将财产权 利和财产责任结合起来的机制，经理层还照样享有支配财产的权利却不用承担资 产责任和财产损失，他们所要对之负责的事实上仍然是上级而不是股东。 　　总之，股份制经济不仅仅只是一种企业资产组织方式，而是市场经济体制的 一种产物。它需要一整套完整的制度才能有效运作。该照国际惯例，股份制企业 通过终极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离而形成的独立法人资产，以及股份公司的法人 地位等权利，都必须由法律赋予并加以保证。其它诸如股权的分散化、终极所有 权、法人所有仅、经营权的分离，股票的上市发行与自由转让等等，均牵涉到非 常复杂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需要相当完备的经济立法， 诸如证券交易法、公平竞争法、证券投资保护法等。如没有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 和配套法规，必然导致混乱。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情况还不在于立法的艰难 性，而在于执法的随意性。 　　综上所述可以做出结论：上述这些企业在用股份制重组企业资产后，实际上 并未形成所有者在位的产权关系。国有企业那种财产权利的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的 公开化弊病在这些国有股占大头的股份制企业里一如其旧：经理层对股东的资产 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经理层 均可不负责任。股东大会不可能因经营层的经营表现不佳或有贪污腐败等道德风 险行为而将他们解职，因为任免经理层以及董事会成员的决定权不在股东们手中， 而在里大股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手中。在这类股份公司里面，股东的身份由 国家变为企业法人或者个人，只意味着将资产风险从国家那里转移给其他的法人 或个人股东。而这一张牌打出去以后如未收到期望的效果，其后果之严重可预想 而知。 　　经过１８年改革，所有深谙中国国情的学者其实都应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发达国家出台一项法规极不容易，但一 旦出台，执行起来则相当严格；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则都遇到相同的困扰：出台 法规政策并不难，难就难在执行过程中的严重变形走样。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 不在于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不等于“法治”的建立。 懂得了这一点，介入决策的学者们就应该在制度设计时，提出种种限制变形的有 力措施，以免“淮桔成枳”的局面再次出现。而这一次希望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 产来减轻银行压力的政策如未收到预期效果，有可能引起危机共振。 【】　　　　　　　　　　　　　　【】　　　　　　　　　　　　　　【】 　　　　　　　　　　　　　　◆　透视亚洲神话　◆ 　　　　　　　　　　　　　　　　　　　　　　　　　美国《商业周刊》 　　几十年来，东亚一批国家以“雁行”方式展翅冲天。日本作为其中的领头雁， 不但开创了一条新路，而已向紧随其后创造新的“经济奇迹”的东亚国家传送财 富、工业品和经验。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韩国和台湾，它们起先生产鞋类和成衣， 进而发展重工业和电子工业。随后，泰国、马来西亚、中国以及该地区的其它国 家接踵而至。看来，东亚似乎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它们通过重点发展制造业产 品出口、动员大量的储蓄与廉价劳动力来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 　　今天，这一简单的模式并非无懈可击。日本正艰难地努力摆脱４年的停滞局 面。韩国受到主要出口产品滑坡的困扰，以致有人怀疑它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 家的日子已经消逝。在新加坡和泰国，股票市场一跌再跌，增长预测不容乐观， 计划者们怀疑在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迈进的过程中是否有合格的工人和管理人员。 几乎每一个国家的贸易盈余都在减少，预期增长率的下降多达２个百分点。在中 国，人们甚至讨论年均１０％的增长率是不是定得过高了。 　　在经历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次长达２０年的经济繁荣之后，这一地区的人 们开始正视现实。被持续的经济增长长期掩盖的问题像一记记耳光打在每个人的 脸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高于生产率的提高，许多声名显赫的私营公司销售 额很大，但盈利甚微或者完全没有。争夺制造业主导地位的竞争几乎导致所有的 主要产业（包括汽车和半导体）的过度建设。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有创 造力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但学校却培养不出来。成熟的中产阶级对环境污染、 恶劣的居住条件、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腐败现象变得越来越不可忍受。 　　　　　　　　　　　　　◆　棘手的问题 　　几年前，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曾认为，东亚国家长于利 用廉价劳动力和外国资本，但缺乏高生产率和创新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克鲁格 曼预测，随着该地区将这些“投入”耗尽，经济增长将撞到南墙上，亚洲的奇迹 就会消失。当时，这些唱反调的人被正面的声音所压倒，但是现在一些知名的亚 洲人开始表达同样的忧虑，决策者也开始着手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其结果是， 人们开始反思亚洲国家的许多政策、战略乃至作为东亚崛起内核的价值观念。在 这些国家，学校强调的是死记硬背、僵化的课程和服从权威，这一切培养出了守 纪律、政治上驯良的工人队伍。而且，现在看来还远远不止这些。金融体系把储 蓄引向有权势的大公司，而不是有活力的新兴企业家，这也需要彻底地加以反思。 　　各个东亚国家迎接新挑战的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们是下一发展阶段 的胜者还是败者。胜者成功的标准将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还应包括人 力资源的开发。败者则继续追逐眼前利益，困囿于发展前景黯淡的低技术产业。 　　亚洲以外的跨国公司也感觉到了这一振荡。许多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一直把未 来收益的宝押在亚洲国家对汽车、电讯设备和电站设施无底洞般的需求上。经济 增长缓慢意味着竞争更激烈，利润更微薄。后来进入亚洲市场的企业将发现赚取 高额利润的机会更少了。 　　亚洲国家的政府确实有时间发起改革，以便从它们日趋成熟的经济中挤榨出 更多的财富。由于具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和庞大的新兴消费者阶层，东亚国家 可能在下一个１０年将经济增长率保持在５～８％，比西方国家的增长率高出一 倍。有迹象表明，１９９６年夏天整个东亚地区出口增长的大滑坡已出现反弹。 这一滑坡由于全球电子工业的不景气与汇率的波动而恶化。 　　没有人会料到，仅仅３年以前还存在的对亚洲无边无际的乐观主义情绪会发 生逆转。那时，无人不为繁荣的景象而欢欣鼓舞。沿着中国的海岸线，整座整座 的城市从稻田里拔地面起；粗俗莽撞的华人“大款”争先恐后地营造着一个个无 序扩张的企业帝国。而越南等国的大市场才刚刚对外开放。 　　而对投资者来说，几乎有太多的机会可供选择，通用电气公司（ＧＥ）、美 国电报电话公司（ＡＴ＆Ｔ）、皇家荷兰壳牌集团都规划了几十亿美元的项目， 准备敲开对任何商品都有无尽需求的市场。从曼谷到雅加达的牛市都有外国资本 流入。当时，设在香港，曾给许多跨国公司提供过咨询的环太平洋咨询有限公司 的总裁乔治·巴德（Ｇｅ０ｒｇｅＢａｅｄｅｒ）回忆说，“无论你在哪儿插手， 都可以获得３０％的增长。” 　　　　　　　　　　　　　　◆　主要的难题 　　如今，除了香港等少数的例外，大多数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量只是接近甚至远 远低于它们１９９３年的水平，而同期纽约证券交易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 涨了５０％以上，当然，投资率仍然居高不下，然而，如果漫步在上海、曼谷和 广州郊外无序扩张的新城区，你会清楚地看到许多新发掘出来的财富被浪费在几 乎是闲置的光亮照人的写字楼、工业区和高高矗立的公寓上。在北京、香港、汉 城、新加坡和台北，许多外国公司也感觉到了压力，目前在这些城市经商的开销 比在纽约还要大。 　　对普通的亚洲人来说，收入的提高理所当然是一种进步。毕竟，他们的利益 在一心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被长期地忽视了。但是对创造了大部分亚洲出口财 富的企业来说，所发生的变化引出了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 　　　　　　　　　　　　　　◆　劳动成本 　　泰国工人工资高昂使它的竞争能力下降。 　　硬磁盘驱动器的制造商西盖特（Ｓｅａｇａｔｅ）技术公司的经历活生生他 说明了现实的状况。１０年前，马来西亚槟榔屿工业区成了西盖特和其它高技术 巨型企业进行生产的乐园，其原因在于，地方官员亲切关怀，税收减免无可比拟， 培训基地得到政府的补贴以及学习能力强，小时工资低于１美元的工人较为充裕。 今天，成千上万的马来西亚人什么都可以装配，从英特尔（Ｉｎｔｅｌ）的微处 理器到德尔（Ｄｅｌｌ）计算机。 　　目前，马来西亚的失业率接近２％，整体工资水平的增长是生产率增长的两 倍。为了给它的７家超前的工厂配备人员，西盖特公司每天有１００辆巴士从有 两个小时路程远的乡村接送年轻女工。管理人员还不得不到印度尼西亚的乡村地 区寻找要雇佣的人员。为了在不增加人手的情况下提高生产率，西盖恃公司实际 上把它的每天挣１０美元的马来西亚人万里迢迢用飞机送到明尼苏达州的伯明顿 学习怎样使用最新的机器人。槟榔屿西盖特工业公司总经理蒂默西·哈里斯（Ｔ ｉｍｏｔｈｙＨａｒｒｉｓ）说，“我们在劳动力市场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 发展壮大，但那还不够。” 　　在拼命发展工业的同时，这些国家出现了其它问题。在石油化工、家用电器、 乘用汽车和半导体芯片等主要领域，生产能力明显过剩。该地区制订发展战略是 依据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验，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成衣、鞋类、玩具等方面失去 竞争力后，巧妙地利用市场保护和补贴等手段，实现了向高附加值产业的升级。 东亚并不需要所有这些炼油厂和汽车厂，但决策者仿佛忘了其邻国也在这么大干 快上。 　　　　　　　　　　　◆　汽车制造商的“血腥拼杀” 　　印度尼西亚、泰国、中国、韩国以及台湾，为发展石化工业，都投入了几十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建设无序扩张的石化基地。１９９６年，化学产品供过于求， 其价格下跌了３６％，给亚洲生产企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建筑工地依然热 火朝天。已被邻国指责倾销产品的韩国，还在建设３座大型的石化工厂，另有３ 座在规划中，其中包括现代和三星这样巨型企业的工厂。“一旦现代和三星跻身 于石化工业，它们也会像在汽车业那样大干快上，”Ｍ＆Ｃ公司的化工咨询专家 斯蒂夫·塔特梅尔（ＳｔｅｖｅＴａｇｔｍｅｉｅｒ）认为，“它们将把国际市 场搅得天翻地覆。”然而，三星化工集团战略规划部经理金泰汉却不为所动。他 说，“为了与欧洲和美国的公司竞争，我们需要扩大生产能力。” 　　汽车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一行业对渴盼发展的亚洲“小虎”来说， 是其出口地位的另一个象征。马来西亚已有一家受保护的国产汽车企业，其目标 是到２０００年生产５０万辆自己的波尔顿（Ｐｒｏｔｏｎ）牌汽车。泰国的汽 车生产能力预计在５年内要翻一番以上，达到１５０万辆。印度尼西亚最近宣布 了自己的“国产汽车”计划，该项目是由韩国起亚汽车公司和苏哈托总统的一个 儿子合作进行的，将享有特别的关税和各种费用减免。 　　中国国内轿车市场的规模是３７万辆，现已有５家主要的汽车生产企业，北 京可能还要开发一种完全国产的“人民轿车”。即使国内轿车市场规模不到１万 辆的越南，也批准了１１家装配厂。印度已批准了１５家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 克莱斯勒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怕特·伊顿（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ａｔｏｎ）预 测这将是一场“血腥拼杀”。在上海成功地经营一家大众汽车合资企业的大众亚 洲公司总经理马丁·波士（ＭａｒｔｉｎＰｏｓｔｈ）说，“我不相信所有这些 项目都会一飞冲天。”合理的布局应该是，不同的亚洲国家对某种车型和零部件 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相互开展贸易。但大多数邻国要保护本国的产业，在市场 准入方面裹足不前。 　　一种不甘人后的狂热心态使亚洲的半导体业饱经沧桑，生产企业为争夺人才 忙得不亦乐乎。韩国逐渐成为记忆芯片方面的巨人，台湾和新加坡长于硅晶片铸 造，而马来西亚则为英特尔、摩托罗拉、德克萨斯仪器以及西部数字公司这一类 企业封装半导体器件。尽管动态随机进入的存储器芯片（ＤＲＡＭｓ）１９９６ 年的价格暴跌了８２％，台湾仍在建设十多家投资在１０亿新台市以上的硅晶片 厂。许多刚进入市场的都是一些诸如台湾塑料集团、华仑（Ｎｕａｌｏｎ）纺织 这样的现金充裕的大企业，它们斥资几十亿，发展的却是夕阳产业。新加坡想要 吸引２０家晶片厂，马来西亚甚至在遥远的波尼欧（ＢＯｍｅｏ）岛开伐丛林建 设晶片厂。 　　　　　　　　　　　　　◆　低工资避风港 　　世界不能完全消化这许多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一些公司缺乏操作技能。 “许多公司增长很快，但似乎它们为实现合理化管理而付出的努力还不够，”来 自台湾的半导体咨询专家罗·琼斯（ＲｏｎＪｏｎｅｓ）认为，“即使把所有‘旧 金山区’（即‘圭谷’）的所有工程技术人员都招至麾下，你也很难完全满足建 设中的亚洲晶片厂对人才的需求。”琼斯预测不久将出现一场震荡，台湾半导体 制造公司、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制造公司以及韩国的巨型企业——安南（Ａｎａｍ） 工业公司等芯片封装企业将吞并竞争中的败者。 　　技能缺乏问题愈发严重将进一步拉大本地区不同经济之间的差距。东南亚学 校的教育水平远远低于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这些第一拨“小虎”的水准。 过去３０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泰国已感受到这种影响。１９９６年泰国 出口增长急剧下滑，预计只有可怜的３％，而１９９５年为２３％，其原因是成 衣、鞋类、玩具的加工厂转移到了中国、越南、缅甸等低工资的避风港。但是， 泰国工程技术人员匮乏的问题不断恶化。为了保持电子、机械和特种钢行业的竞 争力，需要有更多的人才。泰国发展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威沙伦·普哈瓦萨说：“我 们没有为产业的进一步升级打下坚实的基础。” 　　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曼谷有许许多多的购物街和豪 华公寓，然而在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小学却十分破烂。只有６０％的泰 国工人受过６年制的义务教育，大学资金也极度匮乏。 　　　　　　　　　　　　◆　官僚主义和任人唯亲 　　其它东南亚国家甚至更不容易接受高技术产业。在印度尼西亚，不但教育水 准比泰国差，投资者还面临着普遍的腐败成风、官僚主义和领导人家族任人唯亲 等更令人头疼的问题。尽管穷困的越南民众识字率和基础教育较好，但现在大多 数办事认真的投资者仍旧不愿去投资，因为其大学教育太差，并且未能推行根本 的法律、金融和行政制度改革，以致吓跑了投资者。 　　并非只有政府机构需要改革。亚洲的公司也面临一项可怕的挑战去对付日益 剧烈的阵痛。在日本和韩国以外的几乎每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少数华人企业巨子 牢牢掌握了商业的主控权，在他们控制下的联合大企业中，管理阶层的关系最为 紧张。９０年代初，亚洲是这些大亨们纵横驰骋的疆场。靠着他们四通八达的关 系网和几个电话就能投入或筹集百万美金的实力，像香港的吴光正、李嘉诚和胡 应湘，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和泰国的谢国民这样的企业巨头穿梭往返于该地区，在 房地产、通讯、基础设施和广播领域进行了巨额投资。其他人则抓住了中国对外 开放，吸引外商投资于从啤酒、纸张到电机等一切商品的良机。 　　　　　　　　　　　　　　　◆　揭开面纱 　　今天，根据资本市值和增长率来衡量，许多这样的企业已经跻身于世界最大 的商业集团之列。但揭开面纱一看，企业管理常常是一团糟。“一方面，他们具 有企业家的精神和动力，”麦金赛（Ｍｃｋｉｎｓｅｖ）香港分公司董事特弗尔·麦 克玛雷（Ｔｒｅｖｏｒ　ＭａｃＭｕｒｒａｙ）说，“但他们走得太远大快了， 没有真正对理解业务所要求的管理系统进行投资。”许多第一批的先驱者似乎已 被跨国公司挤到一边。１０月份，在被泰国和中国的公路、大规模运输（ｍａｓ ｓ－ｔｒａｎｓｉｔ）项目搞得焦头烂额之时，香港的吴光正宣布了一项计划， 将其亚洲电站８０％的业务卖给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南部公司。 　　管理技能的缺乏也给东亚的公司国际化的企图设置了障碍。台湾总价值６０ 亿美元的计算机、半导体生产巨人宏基公司，能够毫不费力地为本土的工厂找到 合适的经理人员；但是，本上的人才却不足以对付３５家海外工厂和产品多样化 的潮流，即把目光瞄准国际互联网电视、密码箱（ｓｅｔ－ｔｏｐｂｏｘ）和数 字摄像机等“信息工具”（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ｌａｎｃｅ）。宏 基公司信息产品部的首席执行官西蒙·林认为，“台湾生产家用电器的公司没有 能力进行国际化经营。”因此，宏基公司把国外单位的管理、财务、市场营销自 主权更多地下放给当地人。 　　没有哪一个地方面临的管理危机会比中国１０万家国有企业的更严重。尽管 进行过许多改革，并且过去４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１０％，但国有企业 亏损和呆账的水平仍逐渐达到了新的高度。大约４０％的企业亏损，不管它们是 生产纸张、化工产品、钢铁还是电视机。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都与重复建设 和企业效率低下有关。即使９０年代初人们对幼稚的股票市场的狂热也帮不上什 么忙，因为几十家上市公司将新筹集的资金用于无规划的房地产和金融投资。上 海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李家镐院长说：“我们已经浪费了１０年的机会。” 　　同时，生产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却大口大口地吞掉了７０％的银行贷款。中国 的经济增长大多应归功于更灵巧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以及新的私营企业，但它 们只能被迫从地方政府、朋友或外国人那里筹集资金。 　　整个亚洲地区的金融市场都迫切要改革，因为外国资本的流入可能会放慢。 以往的投资浪潮先是受美元升值、然后是日元升值的推动，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制 造业企业匆匆忙忙地挤入中国和东南亚成本较低廉的出口基地。１９９５年日本 对亚洲１１７亿美元的投资中，大约有７０％流向了制造业。 　　尽管亚洲在日元坚挺的情况下可能吸引到更多的日本投资，但据在曼谷的日 本对外贸易关系组织副会长林哲三郎预测，这一次“与出口相关的产业投资将小 得多”。成本因素不再像过去那么有吸引力，现在许多日本工厂在１１０日元兑 换１美元的汇率下也能盈利。“制造业的海外投资可能会暂停，”东芝公司总裁 西室大造认为，“这次日本放慢扩张的步伐将对亚洲产生很大的影响。” 　　像西室这样的警告正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因为这一见解正逐步深入人心， 即亚洲不能永久地靠扮演世界的加工厂的角色来推动其经济增长。目前经济学家 认为，更为合理的做法是，东亚不再只专注于出口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制造业在 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为２８％，而该比重印度尼西亚达到４３％，韩国和马来 西亚为４５％，中国的最高，为５５％。如果这些国家放开私营企业参与过去很 少涉足的个人保健、大众传媒和消费者信贷等领域，就等于打开了促进增长的新 宝藏。 　　　　　　　　　　　　　◆　“思维”务虚会 　　经济的转向要求对教育和培训体制作全面的检查。在槟榔屿，政府加强了对 工人的技术培训，其内容包括从工厂自动化到计算机自动设计的每一项。这是别 无选择的做法。槟榔屿技能开发中心的执行董事布温勒·颂差特（ＢＯｏｎｌ　ｅ ｒＳｏｍｃｈｉｔ）说：“跨国公司在生活上并不欠我们什么。”在新加坡，高 层官员发誓要改革教育体制，以推动对关键课题的研讨并培养个人的主动性。政 府甚至要在１９９７年６月主持召开一次有２０００名学者、官员和发明创造的 精英参加的讨论“思维方式”的务虚会。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 宣称，未来“起作用的是进行创造性思维和产生新观点的能力。”但他也承认， 问题是新加坡人“并不擅长创造性思维”。 　　最开明的政府也正准备面对自由贸易对该地区造成的影响。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和泰国有大量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的支持者，该组织的目标是在２０２０年之 前消除环太平洋国家间的贸易壁垒。新加坡是世界贸易组织下一次会议的东道国。 真正的自由贸易通过促使制造业企业开放市场来遏制汽车、半导体以及其它产业 的过度扩张。 　　放弃产业政策必然要经历一次痛苦的选择。东亚人还在估量自由贸易可能带 来的后果，国内的产业界就向北京、雅加达和曼谷的领导人施加压力，不要过早 地开启竞争的闸门。“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单个社会的成本和收益，” 曼谷萨马萨特（Ｔｈａｍｍａｓａｔ）大学的经济学家赤拉·洪拉达隆（Ｃｈｉ ｒａＨｏｎｇｌａｄａｒｏｍ）认为，“如果每个产业都有很硬的政治关系，你 如何判别哪个产业能留存下来？” 　　直到现在，牢牢掌握着东亚的执政者还无需作出这些棘手的决定，通过发展 低成本的制造业和严格控制国内的市场和金融体制，他们既能创造引人注目的经 济统计数字，又可保证大权不致旁落。同时，中国共产党、马来西亚的马来人联 合国民组织、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以及泰国和韩国的历届政府都是根据关系 和权力向当地企业发放特许权和订货合同。这不利于生机勃勃的新型企业家的出 现。 　　在经常项目赤字增加、人民感到更为焦虑的情况下推行改革尤为困难。但亚 洲已经表现出发展经济的巨大活力。亚洲的决策者们也应该从日本的发展历程中 汲取经验教训，日本从未正确地处理类似的结构性问题，现在正为此付出代价。 尽管亚洲的经济规模仍在扩张，但持续的增长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是东亚开辟 一条新道路的时候了。 【】　　　　　　　　　　　　　　【】　　　　　　　　　　　　　　【】 　　　　　　　　　　　◆　海外媒体谈十五大　◆ 　　●　《华尔街日报》记者观察说，在中国20年的改革进程中，世界最后一个 共产党大国所召开的五年一次的代表大会，总是跑步追赶经济现实。报道说，1982 年，在邓小平把土地归还农民3年之后，中共的12大确认了“承包制”。1987年， 在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家开创了自己的生意之后，13大才通过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路线。1992年，在邓小平推动股票市场之后，14大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作为主体思想。《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词组将糊涂升华为 艺术。 　　报道接着说，可以想像，党的领导人在秘密会议地点抽了一颗又一颗香烟、 喝一杯又一杯茶之后，为当前的15大又确定了新的口头禅。江泽民重新提出了被 罢黜的前任赵紫阳的说法，如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了新的主体意识。报 道认为，这个词组虽然空洞，却带有革命性。它强烈地暗示，在经历了50年的共 产党领导，经过了「大跃进」中狂热的集体化、「文化大革命」中激进的大平均 主义之后，党宣布中国为社会主义国家也许是为时过早了。 　　有人也许会说，中国50年前开始伟大的共产主义试验之际，还处在封建阶段， 没有机会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因此党的领导人需要让地主剥削农民，工厂主剥削 工人，为社会主义培养条件，导致真正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江泽民告诉全国说， 这个过程需要1百年的时间。《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说，这就好像罗马教皇为天 主教没有征服全世界的灵魂而感到茫然，宣布教会要首先推行100年的无神论。 　　报道还注意到，江泽民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党的词汇里还禁止“私有化” 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出售国有企业股份，但是这是“公有制”。一 家公司把股份在中国股市出售，产权转移到广大群众手中，实现“公有制”，这 真是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不过，报道提醒说，如此说来，岂不是美国比中国还 要社会主义? 　　报道总结说，和前 3届代表大会一样，15大是追赶经济现实，与其说大会建 立了新秩序，倒不如说是接受现存秩序。到目前为止，党的这套方法居然十分有 效，可以确保16大召开的时候，共产党依然存在。16大的召开是2002年，那时离 实现社会主义就只有95年了。 　　●　《纽约时报》 9月17号的一篇报道也注意到，中共领导人理论和实践的 矛盾。在15大上，江泽民一方面盛赞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一方面又宣布了卸下国 有企业包袱的方案。中国一方面努力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改革，另一方面却 坚持说，这是通向更完美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篇报道也提到了一个在北京广为流传的笑话。据说，克林顿、叶利钦和江 泽民分别在同一条路上开车，车到了一个大路口的时候，克林顿没有打信号灯， 就拐向右边，叶利钦也同样右转，但是江泽民却犹豫起来，他问身边的邓小平说， “小平同志，我们应该朝哪个方向走？”邓小平回答说，“打左灯，向右转”。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江泽民也许向右转了，但是他的车远远落在了别人的后 面，而且他的道路布满了陷坑。 　　●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在15大召开之际描写说，76年间，中国共产 党由60人发展成为5千8百多万人，由一小群造反者演变成庞大官僚机构的领导， 由闹革命转为捍卫稳定。第一次党代会是秘密地在一间小屋内举行，而15大则是 在世界媒体的瞩目下隆重开幕。但是，高居台上的中国共产党如今深深陷入困境。 　　报道说，中共已经抛弃了多数的社会主义政策，却抓住社会主义宣传词汇不 放。党内腐败泛滥，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缺乏共识。高层领袖大约都是70高龄，与 人口半数以上不到30岁的中国民众脱节。即使是过去20年的经济成功也产生了贫 富不均、能源缺乏、污染严重等问题，而人们越来越脱离国营工作单位，而共产 党正是通过国营单位得以对人民生活行使控制。 　　●　中共「15大」新领导层的特色看来是色彩更少，而且更向中间靠拢。在 中共举行「15大」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不少观察人士不断猜测中共高级领导层内 可能出现的变动，究竟是偏左、还是偏右。但是「15大」之后的领导班子除了没 有了第三号人物乔石以外，另一个吸引观察人士注意的现象是中共领导层看来既 没有偏左、也没有偏右，而是更靠中间，更谨慎，更没有色彩。在北京的西方人 士认为，这个以深受前苏联影响的技术官僚组成的新领导班子将会注重经济改革， 而对政治改革采取更谨慎的态度。也就是说，新的领导层将把现代化放在民主化 之前。 　　●　人民解放军将进军股票市场。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国人民解放 军很有可能响应中共十五大关于国有企业股份化的号召，进入证券市场，出售军 工企业的股票。军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很重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出售 股票的领域是解放军拥有主要份额的合资企业或是军队独资经营的企业，比如饭 店、餐馆等。外界不大了解的一件事就是中共军方经营着中国一些最好的企业。 　　华盛顿智囊团加图研究所的副所长吉姆-多姆认为，中国军队企业如果真的上 市，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他说，「军队企业上市会把军队的利益 直接跟市场改革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样一来，他们的收入就成了商业成功的结果。 而且会对法治起推动作用。在消极的方面，军队企业上市将使外界更难估计中国 军事预算的大小。而且会在军队内部导致更多的腐败。」 　　●　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目标是造就自由的企业。但是推动这个改革的专制者 应该想得到，有自由的企业，就有自由的经济；有自由的经济，就一定会有自由 的国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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